官吏监督

『壹』 中国古代官职负责监察百官有哪些,如宋真宗

宋代真宗时期以御史为御史台长官，下设三院，其中通判监州事，路一级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也可作为临时执行监督职责。
战国
御史官
战国时期，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官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

秦汉时期
御史大夫
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在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相对独立的监察制度。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一级的行政长官，失去了监督地方的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的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
御史（中尉、中丞）
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
御史大夫
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
御史，通判，转运使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
御史大夫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
左右都御史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
御史
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
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贰』 我国有哪些机构对官员监督

行政监督面临的难题及其对策 从行政监督领域中存在的难题看，我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奋斗目标还有相当艰难的 路要走。 1.抽象行政行为的产生过程和产生结果是司法监督的死角。 依法行政指的是国家政府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管 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责。依法行政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要依据法律符 合法律；二是政府一旦作出违法的行政行为能依法予以纠正；三是应该由政府负责做而政府 不做的失职行为，法律能及时的制裁并给予责任追究。依法行政，强调的是法律在约束行政 行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法的严肃性和法的权威性既体现在政府的行为依据上，又体现在纠 正偏差行政行为的能力上。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要受到法律的监督，政府违 法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既然抽象行政行为是政府的行政行为，那么，其产生的过程和结果都 有个法律认定的问题。比如，是否遵守了法定的权限和办事程序，是否经过了论证、规划、 起草、协商、讨论、协调、审查、审批、备案、公布等等，都应该受到法律监督。 2.司法权和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滞后。 依法行政的"法"指的是由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所形成的全社会都必须普遍遵循的行为准 则。值得研究的是，行政机关自己制定规范，自己执行规范，自己裁决因执行规范而发生的 争议，这种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方式，决定了权力拥有者可以以国家名义强制 被管理者服从，政府官员所从事的行政管理行为拥有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而"一切有权力 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3.公众监督权力没有被置于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公众监督权力是民间的个体的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具备国家强制力，在监督效 果上无法直接对监督对象的违法后果实行惩治。由于政府的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和不可控制性 ，以及司法和执法部门受利益驱使容易产生腐败，使公众的监督权力非常容易流于形式。另 外，公众监督权力在行使的时间上，都是在公共权行使违规后对其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在权 力行使前的预防阶段，行使中的控制阶段，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不愿受到监督，公民个人不知 道情况不能监督，知情者看到监督风险太大不敢监督，社会其它监督机构形不成合力无法监 督。 4.行政权力过分集中给政府官员腐败埋下祸根。 行政权的运行采取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机制，在权力运行中"家长制"的现象 十分严重。这种权力运行的异化问题出在权力运用的过程之中：一是在权力的授予环节上， 存在着暗箱政务；二是在权力的使用环节上，信息错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积极介入社会资源分配的做法，导致了企业行为的扭曲。当政府 掌握着资源配置生杀大权时，试图谋取某种私利或特权的企业或者个人，其首要任务就不再 是通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到市场上争取，而是以各种手段去拉拢收买控制资源的政府官员和 部门，通过走捷径去获取利益。 5.行政监察机关的权力行为不受人民司法的监督。 我国的行政监察机关设在政府系统内部，隶属于各级人民政府，独立行使行政监察权，其监 督的功能是：保障功能，从权力运行机制内部去规范和制约被监督者的行为；防范功能，防 止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发生；控制功能，对偏离正轨的行为给予及时制止；揭露惩戒功能， 对违法行为按法律规定予以制裁；威慑护善功能，维护、保护、弘扬廉洁奉公行为。但是， 监察权的行使不受人民法院司法监督的独立性却弱化了这些功能，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 条第4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法》第41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规定，即使由此 引起了行政纠纷，也只能由上一级监察机关或者监察部以复核决定的方式予以最终解决，而 不能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监督的方式解决。这就是说，行政监察机关永远不能成为行政诉讼 的被告。行政权的相对人即使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最终裁决"，也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6.行政权运行的监督机制不健全。 我国的《行政监察法》虽然对监察机关的职责权限、监察程序、法律责任等作了严 格的法律 规定，但是，其规定并没有解决一级政府组织权力的主要行使者受到监督的问题。《行政监 察法》对监察机关的职能规定是只能对本级政府任命的公务员实施监督，本级政府的领导成 员由上级政府的监察机关实施监察，这就形成了权力行使单位的主要领导在本级监察机关眼 里是垂直上级，对其无权行使监察权，他们只能由上级监察部门对其监察。而他们的上级对 其知情的程度和监察的力度却没有硬性规定，这种监督的后果是给行政权滥用留下了空间。 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由行政组织外部的异体监督和行政组织内部的同体监督两部分组成 。外部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内部有群众的监督、社会舆论 的监督。这些监督打折扣的原因：一是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缺乏相对独立的权力 和能够与同级或上级组织抗衡的权威；二是监督权处于事后行使，没有进入到权力行使的过 程之中；三是监督主体自身的评价机制不健全，上级行政监督机关对下级行政监督机关缺少 工作政绩的评价机制，一级行政机关发生非法行政的现象，该级的行政监督机关应该受到何 种失职追究不明确。 7.行政权缺乏责任追究的法律规定。 就我国权力运行过程而言，一个比较突出的弊端是权力和责任相分离，对于权力界 限范围， 权力行使主体如何对自己的权力行为承担责任、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邓小平指出："各 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 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 。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0.)缺乏责任制的权力运行机制，极易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化。在廉政建设中，对腐败 行为的追究基本上只追究当事人，而几乎从不追究当事人的领导责任，只强调领导干部要自 身廉洁自律，而忽视对该组织领导者的责任追究。在用人方面，对违反干部政策，不按规定 行事造成失误的，缺少追究责任的法律依据。对推荐失误，考查失误，任用失误的，难以按 法律处罚。在项目投资方面，资金批出去收不回来却难以依法追究审批者的责任。 8.行政权行使程序违法的现象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国行政程序建设的一大特征就是制度化与法治化特色不明朗，随意行政和恣意 行政现象 严重。"(张正钊，韩大元.比较行政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99-600.) 行政程序，指的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开展行政活动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定方式、步骤 、顺序以及时限的规则。行政机关和行政权相对人双方对行政程序的认同和遵守是衡量一个 国家行政法治的基本尺度，严格按照程序办事是依法行政的起码要求。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用 权，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其行为给权力滥用留下空间。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 法典，办事程序五花八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人民法院判决撤消或者部分撤消，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是目前立法形 式明确地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认定行政程序违法的标准和依据。但是，《行政诉讼法》颁布 至今14年来的相关资料表明，司法审判实践中未出现过一起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消行 政行为的审判。没有这种案例并不能说明各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都符合程序规则，相 反，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现象并不鲜见。既然违法，又得不到纠正，原因就在于对行政程序 违法缺乏实质的认定标准，没有法定的标准。 9.透明行政的法规建设滞后。 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经 常保持同 人民的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宪法的规定，为行政公开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人 民把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交给了政府，当然有权了解政府行使权力的质量和过程。 行政监督面临的问题很多，决不仅仅表现在这九个方面，要实现依法行政，这九个方面至少 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深入思考，并研究相关对策

『叁』 中国古代是如何对官吏进行监察的

战国时期以治吏为本的监察体制的开始建立
早在战国时期，作为显学的法家便强调“明主治吏不治民”，形成了一整套以法治吏的主张。
这一时期，御史一职已经出现，职责包括：随侍君主左右，负责记言记事、掌管法令图籍；负责监督将士作战是否奋勇，并以之作为奖惩的依据。但总的说来，监察立法还处于发轫阶段。
至汉代，形成了多元化的监察体制，既有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的御史府监察系统，又有丞相司直负责的行政监察系统，还有以司隶校尉为首的京师和近畿的监察系统。各个系统之间互不统属，各有一定的独立性，既分体运行，又互相制衡，以维护专制主义的国家统治。
唐宋时期中央和地方监察体制的形成以及监察法的不断完善
唐朝的监察制度，经过众多思想家的引导，并在总结汉以来监察制度的经验基础上，建立了比较成熟和定型的“一台三院”（御史台和台院、殿院、察院）的监察体制。在地方监察体制上，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后改为十五道，监察御史亦增至十五人。御史不仅是察吏之官，也是“掌律令”之官，无论治吏与明法都与御史密切相关。
宋朝君臣都非常重视发挥监察官在维护国家纲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利用监察官加强对宰相的监督，成为宋朝监察的一个要点。在中央监察体制上宋承唐制，仍为一台三院制。
明清时期监察体制的重大变革和完善
明朝的监察制度为贯彻加强专制主义而发生了重大改革。明初，监察体制沿循宋元旧制，中央设置御史台，与中书省（行政）、都督府（军事）地位并重。洪武年间，设置六科给事中，以加强对六部的监察。后设都察院取代御史台，将台察合并为一个机关。由御史台的三院制发展至都察院的一院制，使监察权力一体化，是明朝监察体制的重大改革。
此外，明朝地方监察体制中的御史巡按制度是汉唐以来御史出巡的重大发展。
清朝建立以后，统治者深知“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历史教训，一直把惩治贪官、澄清吏治作为国家纲纪的重要支撑点。清世祖提出“国家纪纲，首重廉吏”的监察思想，同时强调监察官风闻言事之时当有实据，不得“摭拾风影，挟仇妄讦”。这一思想指导了清朝监察法制的发展与完善。

『肆』 中国古代是如何对官吏进行监察的都是用什么办法

在我国的历朝历代中，不仅仅只是在文学方面、经济方面是比较出色，在监察系统方面也是做得是比较好的，我国有很多的监察方式是针对于不同的场景之外。有人就会问中国古代是如何对官吏进行监察的？都是用什么办法？答案是一般来说是派遣人在身边及逆行观察或是由民众举报，又或是乡明朝设立的两厂，也有皇帝的微服私访，反正方法是比较多的。另一种监察方式就就是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皇帝微服私访，微服私访是存在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是比较少的，皇帝每天那么忙是很少有时间微服私访的。

『伍』 古代每个朝代对官吏进行监察都是什么机构怎样做的

明清时期的都察院，可以监察所有的官员，包括地方和京城的，而且左都御史的权力，甚至可以监察一些皇族的行为。明清时期，由于朱元璋废丞相、权分六部的行为，使得他对全国所有的官员和皇族都不相信，因此进一步加大了都察院的权力，让监察御史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所有官员的行为，到后期，这样的职能逐渐由锦衣卫和东厂的人担任。但权力比其他官员还要高。

综上所述，古代每个超导进行监察职能的，主要由御史大夫。到御史台，到后来的都察院，他们可以监察全国所有的官员，官职虽小，权力却大。

『陆』 唐代官吏监督机制包括哪些内容

唐代官抄吏的监督制度已经相当健全和成熟,唐代官吏监督机制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考核,二是御史台,三是谏议制度?

唐代“考课”制度起到了对百官进行监督的作用?通过定期对官吏的考核,评定其功过,保证官员依法行政,使国家政绩得以保障?

唐代设有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御史台是独立于其他机构之外的专门的监察机关,其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以及最高统治者执行政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意见,或批评,甚至可直接对皇帝本人进行规谏?

通过对一切官僚进行全面监督的作用,保证了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和质量,巩固中央统治?

『柒』 概括中国古代是如何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的

对皇帝的决定可以提出批评，这一条在某种程度上孕含着言论自由的原则，每每令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人倍感兴趣。这条原则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贯彻执行，尽管有时难免流于形式。各个时代向皇帝进谏的奏折和奏折摘要，大量地以奏议形式保存在官修的史书和国家档案中，流传至今。这些奏折都是实行谏议制度的明证。谏又称谏诤、谏议、直谏、规谏。汉语中谏字的独特含义是对皇帝的绝对权威提出异议。就此而言，谏有别于监察，监察是对官员的权威提出异议。然而，谏议和监察都是国家机器运作的监督机制，就此而言，两者又有共同之处。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天子——皇帝独领一切权力，因而孟德斯鸠式的分权制在中国的国家机构中无踪可觅；不过，为了行使皇权，仍需建立一套机构和制度。这套机构和制度在漫长的中国政治史上不断得到完善，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员虽然难以从政治角度区分类别，但就技术角度而言，却是各司其职的。中国的政治机构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协助皇帝制定决策的机构，其二是执行皇帝决策的机构。国家机器内部这两类功能明显不同的机构之间的区别，从技术上来说，类同于现代国家中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然而从政治上来说，它用以作为依据的皇权观念，性质与经典的立法机构观念不同，所以我把它称作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的区别。基于这一区别，检察的职能就是监督行政机关是否正常运作，因而属于执行机构；而谏议的职能则是监督皇权是否能作出良好的决策，因而属于指示机构。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
(二)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南朝建立了专门负责规谏的集---书省。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
(五)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
(六)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这时期，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二、中国古代谏议制度
谏议史可分为两大阶段：自汉至宋为建立和发展阶段，元朝为搁置阶段，至明清则败坏变质。不过，由于谏议制度本身的复杂性，根难将其演变过程说得一清二楚。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作谏官，又形象地被称作言官，但言官亦指监察官员。监察官员统属都察院，而谏官从未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谏的职责通常由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共同承担；按字面理解，给事中的意思是负责宫廷事务，但实际上给事中也负有进谏使命。谏议包括奏议和封驳。上文已经谈及的奏议是指向皇帝提出批评性的意见，通常取书面形式，如果上奏的谏官是政府议事机构的成员，也可采取口头形式。封驳是指月一种程序：当谏官认为敕令或其它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加封后退回，以示异议。
（一）秦汉时期，谏官初为加官，皇帝将谏议之职委于领有侍中、常侍、散骑常侍等职衔的私人顾问，此类谏官在秦代多为武将。汉代任源官者身份各异，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公元前87年)曾任命并无官职的孔安国为谏议大夫。谏官数量由皇帝任意确定，多时可达数十名。东汉时，谏官成为定官。
（二）六朝时期，中央机构进一步改善，逐渐分为三大部分：尚书省负执行之责，中书省(又称内书省)和门下省负指示之责。中书省代皇帝草拟敕令，门下省联络中书省和尚书省，即沟通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它一方面将皇帝的旨意传达给执行机构，另一方面将执行机构呈递的奏折等文件转呈皇帝。进谏的使命由门下省承担。此时，封驳已渐成定规，给事中既可驳回官员向皇帝呈递的奏折，亦可将皇帝的命令退回中书省。
（三）唐承前制，并大大加以改进。唐太宗(公元626—649年)极为重视谏议制度，此时的进谏使命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于，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中书省则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唐代还创设了补阙和拾遗两个官职，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补阐和拾遗均为谏官，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四）宋朝诸帝对谏议制度继续给以重视，宋真宗(公元997—1022年)下令修编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收入了从古到五代的379件著名的谏书。宋朝对唐朝的中央机构作了改造，以中书省主民事，枢密院主军事，两者共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置于禁中；门下省则作为政府的办事机构置于宫外。门下省从此由指示机构变为执行机构。谏官集于新设的谏院，谏院下设鼓院，负责管理承袭唐代传统的谏书匣。此外尚有一个检院，负责审阅谏书。谏院的职责不限于监督皇帝的文书，亦可对各级官员的文书进行监督，尤其可对宰相的政务活动进行监督，因为宰相是为皇帝出谋划策的人。这样一来，谏议与监督就不再分得那样清了。宋朝普遍设置偶见于五代的言事御史官职，担任此职者多为受命取代因失职而夺官的检察官员。宋朝诸帝采取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各个机构之间的互相牵制。散骑常侍归属门下后省，门下后省主封驳，由六房组成，六房与门下省的六科相对应。
（五）契丹人的辽代，女真人的金代以及蒙古人的元代，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谏议制度，但实际上已完全废弃。这几个朝代都各有其以汗为中心的贵族参政制度。汉人谏官的职责或仅限于典仪(辽代南面官系中的谏官仅对汉人官员进行检察)，或名存实亡(元代废给事中，仅留御史管理宫中杂务)。不过，金代建立的地方监察机构在元朝得到了加强，蒙古统治者不允许汉人担任监察官。
（六）明太祖(公元1368一1398年)于1368年灭元建明后，承袭元制，不但没有恢复被金代所废的门下省，而且又废除中书省，将指示机构紧缩为内阁，皇帝直辖六部大臣，不设宰相。给事中被废，御史改隶六科，归属通政使司，负责处理往来于指示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的敕令和其它文书；六科与六部相对应。然而，原本负责向皇帝进谏的谏官，此时的职责已变为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与御史相似。继明之后统治中国的清朝，进一步加强皇帝的自主决策，于1723年将六科并入都察院，负责监察各省的十五道科。
以上是中国谏议制度的简史。应该指出，谏议制度对于过于集中的皇权，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这一点在谏议制度的黄金时代唐朝尤为明显。众所周知，魏征、房玄龄、王珪等谏官均对唐太宗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他皇帝在位期间也不乏此类事例。据顾炎武统计，鲁驳回皇帝敕令的谏官不少于十人：
唐中宗(公元683—684，705—7l0年)在位期间的韦温；
唐德宗(公元779—805年)在位期间的袁高、薛存诚、李藩；
唐宪宗(公元805—820年)在位期间的韦宏景；
唐穆宗(公元820一824年)在位期间的崔植；
唐文宗(公元826—840年)在位期间的狄兼漠；
唐武宗(公元840一846年)在位期间的郑肃、韩亻次；
唐宣宗(公元846—859年)在位期间的郑公舆、萧亻放。
当代历史学家谢元鲁据《唐会要》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卷统记，自唐初至唐懿宗(公元859—873年)初年：16次封驳，11次有效；14次进谏，11次有效；16次补阙或拾遗，6次有效。
宋朝为后人留下了两件著名的谏书，一是范仲淹于1043年在谏官欧阳修推动下写成的《答手沼条陈十事》，一是提点江东刑狱王安石1058年所写《万言书》。范仲淹的谏书标志着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改革的开始，而王安石的谏书则揭开了熙宁(公元（1068—1077年)年间改革的序幕。此后，皇帝虽然依旧重视谏议，但官僚机构相互掣肘谏议的政治影响大为减弱.
其实，谏议的纠偏作用只发生在开明皇帝身上。换言之，皇帝的意愿决定着谏议的命运。因而，当元朝强化帝制后，谏议制度就急剧衰落。由此可见，谏议制度并非民主制度。那么，谏议制度何以能在某些朝代得到发展呢?原因在于：帝制建立在一些政治和社会的价值观念之上，当这些价值观念受到弊政威胁时，谏议制度有助于在政权的最高层面上表述这些价值观念。皇帝之所以能在符合谏议原则的前提下接受谏臣的异议，是因为皇权承认这些早已为儒家经典所阐明的原则。《孝经》第15章的篇名正是“谏诤”：“曾子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事君”章又对此作了补充：“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由此可见，谏议基本上是义务，是孝所要求的一种严格的义务。在中国的谏议传统中，这种义务并非空话，许多忠义之士为进谏而不怕惩罚，置坐牢杀头于度外。明朝镇压进谏者尤为残酷，谏官的舍身精神也最为突出。今人谢渠源在对明代著名谏臣的研究中指出，死于进谏的大臣多达40余人。海瑞的故事广为人知，他向明世宗(公元1521—1566年)进谏前，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谏议既是义务，就不是权利。谏议之所以被视为正当，因为这是一种受到尊重，尤其受到开明皇帝尊重的义务，并非由于这是一种具有民主性质的提出异议的权利。谏议是一种道德权威，是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最佳体现者并准备为捍卫这些价值观念而献身的人的道德权威。因此，中国谏议制度所体现的精神，其基础是承认士为培植善而表现的高尚品德，这一点连皇帝也不否认。换言之，谏议制度与民主无涉，它是一种有别于官僚政治的“士治”，就是说，它是文人学子中的精英以其道德操守所发挥的影响。
从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中不难看出，中国的谏议制度的性质就是“士治”。黄宗羲主张在全国广建书院式的学校。对于他来说，书院不只是教育机构，书院既然培养士，自然也培养传统的死谏精神。他认为，所有书院的山长都应具备这种皇帝也必须敬重的精神，他写道：“大学祭酒，当推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这段话所包含的对于东林党人的政治遗产，对于明末禁书院，清朗拒不开禁一事所表示的看法，此处不予讨论。我只想请大家注意，黄宗羲的幻想清晰地反映在他对谏议机构的设想中。在他的眼中，谏议机构是一个文人学子治国的场所。 帝制覆亡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观念。然而，他们懂得民主的真谛吗?人们不禁要问，在那些自五四运动以来曾为民主而奋斗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是否混淆了争取自由和争取谏议权利这两个目标，致使斗争的意义受到了损害。因此，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儒教国家一样，反对独裁的结果是助长了权威主义。

『捌』 中国负责监督各级官员的部门是什么

党内机构：纪检委
行政机构：监察部门（监察部、监察局）
司法机关：检察院反贪局。

同时，审计等部门也负有部分反贪职能。纪检委监察局一般是一套人马，反贪局是检察院的内设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