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委改革

1. 中纪委官媒：我们到底该怎样认识监察体制改革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国家监察法，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书记高度重视，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每次都发表重要讲话，彰显出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自我革命的勇气。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刻把握中央的政治、中央的大局，真正把向核心看齐贯穿到监察体制改革全过程。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作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重要判断，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到新高度，正风肃纪反腐，深得党心民心。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再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党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意志不可动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分散的反腐败力量，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成立国家、省级、市级、县级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就是组织创新；制定国家监察法，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就是制度创新。监察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反腐败工作机构，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这必将有力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根本保证。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归其根本在于党中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要通过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根本目的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涉及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是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国家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的监督，监察全覆盖和监督的严肃性实效性，直接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科学化水平。监察体制改革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行政监察覆盖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纪律与法律衔接不畅等问题，实现国家监察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与时俱进，将有效提升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能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国家监察法，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积极稳妥推进各项工作，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彰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 机构改革后省监察委是否可以监管省税务局

监察委员会有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责，对象是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包括税务局人员。省监察委员会可以监督省税务局。

3. 如何看待我国监察委员会的改革

打个比方吧，国际上环保的汽油标准有欧标、美标的，但是它们不用，然后搞出来国几、京几。

4. 国家监察委员会会在什么时候成立组成部门有哪些

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指依据2016年11月7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设立的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出台
2016年11月7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确定了上述监察体制改革思路。方案提出，三省市的监察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方案明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中央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试点地区党组织对试点工作负总责，也要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
《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

意义
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接受新京报采访表示，此举有利于强化监察职能的独立性，破解“一把手监督”以及“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等难题。
范围
《方案》强调：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

《方案》提出“全覆盖”，意味着所有“吃财政饭”的行使公权力的人员，都是监察对象，“不仅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一些行使公权力的群团机构，以及一些学校、公立医院等，都在监察范围之内。”

要点
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试点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制度设计来看，要点有几个：监察委员会是在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三地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将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

5. 监察体制改革12项调查措施都有啥

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监督检查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

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出处置决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为履行上述职权，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

(5)监察委改革扩展阅读

留置的实施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二十二条 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

(一)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

(二)可能逃跑、自杀的；

(三)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

留置场所的设置、管理和监督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6. 为什么说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
《方案》要求，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试点地区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对试点工作负总责，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担当精神，密切联系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试点地区纪委要细致谋划、扎实推进，做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试点地区要加强调查研究，审慎稳妥推进改革，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实现内涵发展，使改革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7. 为什么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改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腐败官场，以霹雳手段重拳出击，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记录。看到反腐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应当清醒认识到，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形成不敢腐只是反腐第一步，要实现不能腐、不愿腐尚需长远的战略谋划、严密的制度体系和完备的法治保障。实践证明，惩治是最好的预防，制度是最大的保障。只有集中全党力量，形成高压态势，通过严厉惩治，才能形成巨大的震慑效果，有效预防腐败；也只有加快建立制度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重建政治生态，建设廉洁政治。
为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称《条例》）。《条例》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有机结合的需要。十八大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有效的反腐败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特别是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是加强党对反腐败统一领导，形成制度化、法制化成果的需要，有利于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有机结合。
十八大之后，党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下级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提名考察，落实双重领导体制的同时强化了垂直监督，增强了对地方反腐败的领导。重大反腐败线索须上报上级纪委，有利于腐败案件的查处。纪检组派驻实现了全覆盖。中央派驻的45个纪检组，覆盖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社会团体等139个单位。巡视制度也不断完善，探索实行“三个不固定”，组长不固定、巡视对象不固定、巡视组和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巡视组长不搞铁帽子，一次一授权，建立和完善组长库。2014年在完成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巡视全覆盖的同时，又探索开展了专项巡视。由此可见，纪检机关在人事管理和案件查处程序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实际上在十八大之后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也提上议事日程。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我们是一党长期执政，制度优势已经充分显现，但也面临风险和挑战，最大挑战就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破解自我监督这个难题，要以党内监督带动和促进其他监督，健全完善科学管用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毋庸讳言，随着党内监督的加强，已经实现了监督全覆盖，覆盖了所有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的党员；而行政监察机关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只负责监察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不可能覆盖到政府以外的机构和人员，由此便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
为此，必须“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强化党内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使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保证我们的监督力量能够覆盖延伸到所有的公职人员，使得我们的监督体制和监督机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战略举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求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层次清晰、运行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使管党治党建设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就国家法治监督体系而言，虽然政府内部有行政监察和审计，政府外部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检察院还有专门的反贪污、反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等力量，但这些反腐败资源力量过于分散，很难发挥作用。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有利于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没有厉行法治的决心，没有健全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没有实施法治的能力和水平，很难称得上是现代化国家。可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一套完备的、成熟的、定型的制度，通过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说到底就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法治化。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形成高效权威的国家监察体系，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要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经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国监察制度起源于周朝，兴于秦汉，隋唐时期臻于完备，一直延续至明清。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监察机构几经变革，不仅名称有所变化，而且机构设置与地位也有所变化。最早的时候，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合称二府，后来又增加了太尉，形成了所谓的三台。监察这个词是从唐代开始出现的，在具体的官职名称中变化不是太大，明清时代改为都察，无论称为御史、监察，还是都察，职能一直延续下来。监察官的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即纠举弹劾百官，其官职品位不高，但是权力很大，所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监察范围覆盖财政、军事、人事管理、司法、教育以及民风民情等诸方面。监察法规也十分完善，从汉代的“监御史九条”“刺史六条”，到清代的“钦定台规”“都察院则例”“十察法”等不一而足。中国近代的监察制度是对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孙中山先生主张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的监察权，就是对百官弹劾纠举、实施监督的权力，这一思想对我们改革监察体制具有启发意义。北欧等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对我们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域外监察制度表明，无论采取议会监察专员制，还是在行政系统内设监察机关，均通过立法保障监察权独立行使，明确监察对象的广覆盖。如1810年瑞典的《监察专员法》规定监察的对象包括法官、检察官、公立学校老师、公立医院医生、护士及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监察手段也比较多样，如埃及的行政监督署拥有公开或秘密调查、调档、侦查、搜查、逮捕、建议、越级报告等权力，瑞士赋予监察机关拘捕权、搜查权，直至公诉权。
可以说，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吸收了古今中外有益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的表现，体现了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任务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该机构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司法机关，而是一个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平行的执法监督机关。简而言之，就是要建立集中统一的反腐败机构，形成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把握以下改革任务。
（一）人大决定，地方试点
十八大之后，在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上，我们一直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法治和改革要同步进行。具体而言，改革缺乏法律依据的，要获得全国人大授权；有法律依据，但需要修改法律的，要及时报请全国人大修改法律；涉及废止法律的，要报请全国人大予以废止。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试点方案虽然已经公布，试点省市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工作。但是，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涉及现行诸多法律法规的变动，必须获得全国人大的授权，并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授权决定是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也是保证改革合法性的重要制度基础。十八大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进行过多次改革试点授权，如2014年授权国务院在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及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又如2015年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包括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决定等等。
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之后，试点地区就要筹备设立监察委员会。中央选择北京、山西和浙江三个省市作为试点地区有很多考虑。我个人的理解是，选择北京试点，是因为北京是首都，是政治权力中心，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方面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开展事关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具有风向标意义。选择山西试点，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腐败重灾区，也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重镇，可以作为廉洁政治、廉洁政府建设的试验田。选择浙江试点，是因为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遏制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风险高、压力大。在这种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试点，可以对其他经济发达地区起到示范作用。上述地区各具代表性，试点后形成和积累的经验，可为全国范围推开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也可为后续制定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积累实践经验。
（二）设置机构，与纪委合署办公
按照试点方案，监察委员会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监察局、监察厅、监察部，而是与政府、司法机关平行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由各级人大依法产生，并与纪委合署办公。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具体名称，有待试点过程中予以明确。
回顾党史，历史上曾经有过监察委员会。1927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8年召开的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其取消，代之以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1945年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恢复设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决定，由朱德等11人组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名称几经变化，但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机构。现在，各级党的监察机构的名称均改为纪律检查委员会。因此，如果将拟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定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容易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称相混淆。因此，我建议定名各级国家监察委员会时，中央层面称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为宜，以示与历史上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现在的中央纪委有别；地方层面以“行政区划+监察委员会”的定名方式为宜，如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河北省监察委员会等。
按照现行《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由对应的人大产生。那么，国家监察委员会如何产生呢？这就需要全国人大的授权，赋予人大设立监察委员会的职权。需要强调的是，监察委员会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而不是由人大常委会产生。监察委员会产生之后，应当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至于监察委员会要不要以报告工作的方式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为采取报告工作的方式，存在报告通过或不通过的问题，法律并未规定报告不通过的法律后果。所以，我个人认为，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但不一定要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设置之后，它就成为与政府、法院、检察院平行的国家机构，国家机构体制也将由“一府两院”变为“一府一委两院”，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中央明确提出，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党的机构和国家机关合署办公的体制具有中国特色，但具体如何合署办公，值得深入研究。1993年之前，中纪委和监察部是分开办公的。为了整合反腐败力量，强化监察工作，中纪委和监察部于1993年开始合署办公。今后纪委和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监督对象仍有区别。纪委以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约束党的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监察委员会依法监督国家公职人员，包括是党员的公职人员。因此，纪委无权以党的纪律约束非党员的国家公职人员，而监察委员会可以依法监督非党员的国家公职人员。因此，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实现了对党员身份的国家公职人员和非党员身份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全覆盖。从这个意义上说，合署办公后，原来纪委职能达不到的地方，或者无法实施的地方，现在可以通过监察委员会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依法实施。这样既扩大了监察的覆盖面，为监察委员会办案提供了法律依据，也确保了纪委实施党内监督各项措施的合法性。
（三）整合职能，集中反腐败资源力量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所有反腐败的力量和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反腐败体制。新建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除了保留有原来监察部和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职能之外，还应吸纳行政系统内哪些职能呢？目前看来，审计职能被整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审计机关除了反腐败作用之外，它在财政资金的合理有效利用方面承担着很重的任务。审计的体制机制已经比较健全了，若把审计职能整合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可能还有难度。
行政系统以外，国家监察委员会还需要整合哪些职能呢？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检察院的反贪、反渎和预防职务犯罪部门转隶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即整建制改变隶属关系，成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内部职能部门，这将有助于对国家公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实施调查。监察委员会职能大体上分为监督、调查和处置三个方面，由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负责。调查部门既有对违纪违法行为的调查，也有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从国家反腐败力量资源的整合以及强化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的角度讲，检察院部分职能的转隶，可以形成统一集中、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更好地发挥国家监察委员会反腐败的作用。
（四）丰富监察手段，完善监察程序
监察委员会设置后，随着相关职能的变化，相应的监察手段、监察程序也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现行的《行政监察法》《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赋予监察机关检查、调查、建议和行政处分等权力，但是并未赋予监察机关行使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以及强制执行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监察效用的发挥。制定《国家监察法》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考虑增加行之有效且符合法治精神的监察手段。如将监察巡视制度作为一种法定监督方式予以规定，实行巡视人员、巡视对象、巡视单位的流动制，一次巡视一次授权；打破主要以检查、调查、处理等事后监督为主的监督方式格局，综合、灵活运用事前、事中监督，加强文件廉洁性、合法性审查，重点工作环节现场监督等方式；授予监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的权力，可以对涉案财产和账户实施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实行监察对象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包括财产收入、出国出境情况、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及其他的需要报告的事项，同时要向社会公开。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监察程序。比如，可以借鉴法院、检察院办案全程录音录像的做法，规定监察委员会采取调查措施时应当全程录音录像。这样既有据可查，又便于接受监督。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对监察权的监督制约。

8.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法院监察部门怎么改

一、关于实行垂直管理的领导体制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领导体制在我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古代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中央的监察官员由中央任命，有事直接向皇帝奏报，地方的监察官员由皇帝指派或者由中央监察首长任命，有事可向监察首长汇报也可直接向皇帝奏报，基本上是与各级行政机构相分离的。如唐代的御史由御史台长官或皇帝直接任免，不归吏部管理。宋代的通判与知州平坐，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地位独立，同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和考试院等四院，地位同等，相互制约。列宁针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为防止腐败，在党中央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关建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基层建立了工人监察组织。并强调监察机关的地位要相对独立和具有高度权威性[④]。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曾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平行设置。
现行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深圳市除外）。《党章》和《监察法》均规定，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接受服从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还要接受和服从上一级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纪检机关作为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机构，它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被监督的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开展，并对同级党委政府负责。与此同时，纪检监察干部的配备、考核、任免、调动及经费开支等自身利益也掌握在被监督对象即同级党委政府手中，明显造成了监督制约机制应具备的相对独立性和实际隶属关系上非独立性的矛盾，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从现实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对党政“一把手”和同级党委的监督往往处于“虚监”、“弱监”甚至“禁监”的境地。特别是在一些党风不正的地方，纪检工作往往得不到党委的支持，少数领导干部对坚持原则的纪检干部故意刁难、设置障碍，或直接插手干预，严重影响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正常开展。近年来查处的大量各级党政“一把手”腐败大要案件证明，纪检监察机关的“任重权轻”必然造成监督的薄弱环节甚至留下监督的“真空”。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监督体制应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一是必须对其监督对象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是监督制约的力度必须与监督对象的职位和权力相适应；三是监督制约过程必须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⑤]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对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办公经费完全由上级部门统一拨付，领导班子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选派，工资，福利等与地方脱钩，干部的人事编制、考核管理均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纪检监察机关不再承担与反腐倡廉无关的其他工作任务。同时，实行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革，各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人员编制、干部管理与经费保障等由原派出纪检监察机关统一管理。由于中央纪委、监察部仍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时还接受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约，以及政协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与系统内部监督等方面的监督制约，避免了反腐败机构自身腐败以及“谁来监督制约纪委”的问题。在积极稳妥推进垂直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可以先对现行双重领导体制予以进一步完善，如将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机构设置、干部管理和经费管理等重大权力上收到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纪检监察机关自行处理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的权限，将同级党委管理干部的立案决定权和重处分决定权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等，实行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管理为主、同级党委政府管理为辅”的新双重管理模式，增强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制度、新加坡的贪污贿赂调查局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等。因此，打破双重领导体制的框架，革除制约反腐败深入进行的体制弊端，全面实施某种程度的垂直领导，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路径选择。对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模式，
二、关于组建专门反腐败机构问题
当前我国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众多，在惩治腐败上主要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三驾马车”形成的三元反腐模式，其中，纪检监察机关主要履行党员干部、政府官员违纪违法腐败行为前期调查职能，检察机关的反贪局专门从事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打击工作，公安部门经济侦查部门负责管辖经济方面犯罪案件。在预防腐败方面则主要由2007年成立的预防腐败局以及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承担。另外，审计、海关等单位和部门也具有一定的打击腐败的职能。反腐败机构众多、职能分散，各反腐组织之间协调性不足，是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打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当说，当前反腐败协调小组在协调查办案件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各自地位、性质不同，办案对象、办案手段也大相径庭，反腐败协调小组应有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难以形成查办案件的合力。而且反腐败协调小组主要是一种松散型协调议事机构，不具有最终决定权，其决议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法律地位也未予明确，因此其作用有限。
根据美国学者约翰·海尔布鲁恩的归纳，当今世界各国的反贪机构可以划分为4种模式：第一种是全能模式，反贪机构具有侦查、预防和教育功能，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第二种是侦查模式，反贪机构规模小但侦查权高度集中，如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第三种是议会模式，反贪机构独立于行政和司法机构，只向议会报告工作，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廉政公署；第四种是多部门模式，一些部门相互独立，共同承担反腐败职责，如美国联邦政府道德规范局的腐败预防功能与司法部侦查、起诉职能相互补充，共同减少腐败[⑥]。从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廉洁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大多数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模式，即成立高度独立、高度综合、充分授权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如香港1973年成立的廉政公署，仅用了4年时间，清除了香港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绝大多数腐败，不到十年时间就实现反腐败成功；新加坡成立贪污调查局专门从事反腐败工作，仅用了五六年时间便实现了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本好转。
鉴于当前我国反腐败机构众多、法律规定零散、职能重合甚至冲突的现状，建议对当前各个反腐败机构进行重新整合，最终的目标是整合为只有一个反腐败机构，即把目前分布于党、政、司法系统的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院的反贪局、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等都逐步纳入整合改革范围，以纪检监察机关为主体，在此基础上整合成立高度独立、权限高度集中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即预防和惩治腐败局，与纪检监察三块牌子，合署办公。预防和惩治腐败局内按预防教育、调查侦查、查办惩处等职能设置内设机构。并制定《反腐败法》，参照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的设置，赋予专门反腐败机构有权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嫌疑人；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检查和冻结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账目；入屋搜查、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提供调查人员认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内部资料。甚至有权对所有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跟踪等特殊侦查活动等。专门反腐败机构同时拥有党政纪律调查权与腐败犯罪调查权，二者彻底整合而无需加以区分。专门反腐败机构既可调查腐败犯罪案件，也可调查党员违纪案件，而无需在机构和执法过程中进行区分。[⑦]专门反腐败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实行机构独立、成员独立、经济独立，不受地方各级政府机关领导、制约，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负责，保证其应有的独立性。其理由在于：第一，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渎侦部门受各自办案手段、查处范围及对象的限制，且独立性与权威性不强，难以形成反腐败合力，不利于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成立专门机构有利于提高反腐败工作权威性，有利于有效整合现有资源，不但可以继续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优势，而且有利于打击与预防、教育相结合，从源头上打击腐败行为。第二，由于纪检部门不是执法主体，无法律赋予的侦查权与司法强制权，办案手段受到限制。成立专门反腐机构并立法后可以较好解决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手段法律依据不足的缺陷，实现反腐败主体、工作程序的法定化。第三，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更加合理。按照刑事案件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原则，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检察机关并不合适，由于其作为侦查主体行使特定侦查权，同时其又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必然形成自我监督的情况，与现代法治精神与原则相违背。第四，从世界反腐败趋势来看，成立高度独立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已成为各国治理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
三、关于提升纪检监察机关地位问题
监督是对掌握和应用权力者实施的行为，因此，对监督者来说，需要有比被监督者更高的权威，才能有效对其实施检查督促甚至剥夺权力。当前纪检监察机关权威性不够强，特别是在监督同级党委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其一，从纪检监察机关的职级地位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对较低，纪检监察机关职级地位低于同级党委政府，也不及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正是由于纪检监察机关与被监督对象在地位上的不对等性，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功能受到掣肘，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其二从纪委书记的地位来看，目前纪委书记仅作为地方同级党委的常委，其地位有限。在2006年初开始的地方党委换届中，党委副书记这一层级被大量削减，新任命的纪委书记不再像过去通常所安排的那样由党委副书记兼任，而是仅作为同级党委的一名常委。虽然2009年中央纪委、中组部等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县级纪委书记的常委职务排序按任同级领导职务的时间，排在资历相同的常委前面。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县一级，其他层级并未明确。导致地方各级纪委书记在同级党委中的地位被削弱，对于履行《党章》所赋予的协助同级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在现行格局下既不便于协调，也无法协调。
监督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监察、督促和处置。如果监督一方的权力过小，不能对被监督一方行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与抑制，这种监督必然是无力的，其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地位，提升纪委书记与监察局长的职级地位与在领导班子中的话语权，并授予纪检监察机关与其所承担的职责任务相适应的权力，以实现监督这一权力博弈天平上的平衡。一是纪委升格。将地方纪委级别升格为与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相同，这样，就能够使监督方的权威性更高，监督威慑力更强，从而对被监督方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从理论上讲，实行纪检监察机关与同级党委政府级别地位相同并非没有法理依据。《党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因此，纪检监察机关与同级党委都是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向党代会报告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已不再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而是一个与其平行的机构。[⑧]因此，提升纪委的政治地位与机构级别在法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碍。二是提升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的职级地位与话语权。建议对地方纪委书记仍按照2006年换届之前的格局，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同时，对监察局长实行高配一级，并赋予纪委书记、监察局长在领导班子中更多的话语权，如对“三重一大”事项安排的监督权，对违法决策或违反法定程序决策的否决权等。
四、关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是专门履行党内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职能的机关，其工作性质与工作任务决定了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管理，干部考核管理机制与晋升激励机制与其他公务员并无不同。由于工作任务的特殊性，纪检监察干部往往被孤立、排挤，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在干部选拔推荐投票中，秉公执纪的纪检监察干部往往因为得票率较低而难以得到提拔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纪检监察干部干事的积极性。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香港《廉政公署条例》规定，“廉政专员及其管辖职员不受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之职权管辖，故不是公务员”。廉署成员体系与政府公务员体系相互分离，自成一体，廉政公署在任用人员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依循香港政府法例和香港公务员任用制度，但又不同于其他政府部门的管理。借鉴香港关于廉政公署的管理体制，建议对纪检监察干部任用选拔与其他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相互分离，出台单独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规定，明确规定纪检监察干部提拔任用的标准、条件、程序，从而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干部晋升渠道。
纪检监察工作是一项纪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腐败犯罪现象不断趋于“高智能化”，高科技、高智商腐败手段层出不穷，纪检监察工作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越来越强，对纪检监察干部办案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是适应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任务、提高反腐败斗争有效性的迫切需要。当前，在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上，主要存在着专职不专、准入机制不完善、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要着重完善四项机制。一是职责界定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既要履行好本职工作，又要从与性质、职权不相符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搞越俎代疱，大包统揽。二是干部准入机制。参照法官、检察官的管理模式,对纪检监察干部实行资格准入制。三是干部职业化机制。着重建立一支以纪检监察为专门职业和终身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地位和职业保障的干部队伍。四是教育培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