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监察处

Ⅰ 古代监察机构是如何发展的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
(二)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南朝建立了专门负责规谏的集---书省。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
(五)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
(六)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这时期，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二、中国古代谏议制度
谏议史可分为两大阶段：自汉至宋为建立和发展阶段，元朝为搁置阶段，至明清则败坏变质。不过，由于谏议制度本身的复杂性，根难将其演变过程说得一清二楚。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作谏官，又形象地被称作言官，但言官亦指监察官员。监察官员统属都察院，而谏官从未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谏的职责通常由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共同承担；按字面理解，给事中的意思是负责宫廷事务，但实际上给事中也负有进谏使命。谏议包括奏议和封驳。上文已经谈及的奏议是指向皇帝提出批评性的意见，通常取书面形式，如果上奏的谏官是政府议事机构的成员，也可采取口头形式。封驳是指月一种程序：当谏官认为敕令或其它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加封后退回，以示异议。
（一）秦汉时期，谏官初为加官，皇帝将谏议之职委于领有侍中、常侍、散骑常侍等职衔的私人顾问，此类谏官在秦代多为武将。汉代任源官者身份各异，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公元前87年)曾任命并无官职的孔安国为谏议大夫。谏官数量由皇帝任意确定，多时可达数十名。东汉时，谏官成为定官。
（二）六朝时期，中央机构进一步改善，逐渐分为三大部分：尚书省负执行之责，中书省(又称内书省)和门下省负指示之责。中书省代皇帝草拟敕令，门下省联络中书省和尚书省，即沟通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它一方面将皇帝的旨意传达给执行机构，另一方面将执行机构呈递的奏折等文件转呈皇帝。进谏的使命由门下省承担。此时，封驳已渐成定规，给事中既可驳回官员向皇帝呈递的奏折，亦可将皇帝的命令退回中书省。
（三）唐承前制，并大大加以改进。唐太宗(公元626—649年)极为重视谏议制度，此时的进谏使命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于，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中书省则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唐代还创设了补阙和拾遗两个官职，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补阐和拾遗均为谏官，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四）宋朝诸帝对谏议制度继续给以重视，宋真宗(公元997—1022年)下令修编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收入了从古到五代的379件著名的谏书。宋朝对唐朝的中央机构作了改造，以中书省主民事，枢密院主军事，两者共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置于禁中；门下省则作为政府的办事机构置于宫外。门下省从此由指示机构变为执行机构。谏官集于新设的谏院，谏院下设鼓院，负责管理承袭唐代传统的谏书匣。此外尚有一个检院，负责审阅谏书。谏院的职责不限于监督皇帝的文书，亦可对各级官员的文书进行监督，尤其可对宰相的政务活动进行监督，因为宰相是为皇帝出谋划策的人。这样一来，谏议与监督就不再分得那样清了。宋朝普遍设置偶见于五代的言事御史官职，担任此职者多为受命取代因失职而夺官的检察官员。宋朝诸帝采取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各个机构之间的互相牵制。散骑常侍归属门下后省，门下后省主封驳，由六房组成，六房与门下省的六科相对应。
（五）契丹人的辽代，女真人的金代以及蒙古人的元代，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谏议制度，但实际上已完全废弃。这几个朝代都各有其以汗为中心的贵族参政制度。汉人谏官的职责或仅限于典仪(辽代南面官系中的谏官仅对汉人官员进行检察)，或名存实亡(元代废给事中，仅留御史管理宫中杂务)。不过，金代建立的地方监察机构在元朝得到了加强，蒙古统治者不允许汉人担任监察官。
（六）明太祖(公元1368一1398年)于1368年灭元建明后，承袭元制，不但没有恢复被金代所废的门下省，而且又废除中书省，将指示机构紧缩为内阁，皇帝直辖六部大臣，不设宰相。给事中被废，御史改隶六科，归属通政使司，负责处理往来于指示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的敕令和其它文书；六科与六部相对应。然而，原本负责向皇帝进谏的谏官，此时的职责已变为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与御史相似。继明之后统治中国的清朝，进一步加强皇帝的自主决策，于1723年将六科并入都察院，负责监察各省的十五道科。
以上是中国谏议制度的简史。应该指出，谏议制度对于过于集中的皇权，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这一点在谏议制度的黄金时代唐朝尤为明显。众所周知，魏征、房玄龄、王珪等谏官均对唐太宗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他皇帝在位期间也不乏此类事例。据顾炎武统计，鲁驳回皇帝敕令的谏官不少于十人：

Ⅱ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机构和监察机构

秦朝设立郡县制作为地方的基本建制，在以后的2000多年里，县级组织相对稳定，县以上地方政权变化多多，先后经历了郡县制（秦汉），州制（魏晋南北朝），道路制（唐宋），行省制（元明清）。地方行政长官的称谓更是复杂多变，以下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秦朝（郡县制）
秦统一后，除京师以外，将全国分为36郡，即：陇西、北地、上郡、汉中、蜀郡、巴郡、邯郸、巨鹿、太原、上党、雁门、代郡、云中、河东、东郡、砀郡、三川、颍川、南郡、黔中、南阳、长沙、楚郡、九江、泗水、薛郡、东海、会稽、齐郡、琅邪、广阳、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后又增设4郡：南海、桂林、九原和象郡。
京师长官称内史。
郡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各郡设守、尉、监各1人。郡守主管行政及其他事务；郡尉（都尉）主管军事；郡监是中央派出的地方监察机构。
县为国家地方政权的基层组织，主官是县令或县长（“万户以上为令，不及万户为长”），县令以下设有县尉、县丞。县下有乡、里。
二、汉朝（郡县制）
（一）地方政权主体——郡县制。
汉初各郡主官称郡守，后改为太守，负责户口、耕地、财政、治安、学校、风俗等；太守以下设都尉，负责军事。
西汉时有县1587 ，东汉有县1180。县主官称县令，下设丞、尉。县以下有乡、亭、里。
（二）诸侯国
西汉分封诸侯国，形成郡国并行体制。诸侯国君称“王”，设有相、中尉、御史大夫等官职，可管辖郡县。
（三）州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置13州，即冀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幽州（今北京附近）、并州（治所现太原）、益州（四川）、凉州（治所现武威）、青州（治所临淄）、交趾州（汉所番禺）、朔方州（治所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州设刺史；京都都地区设司隶州（治所洛阳）。
东汉时废朔方归入并州，改交趾为交州，刺史改为州牧。东汉中平五年（188年），“州”开始成为一级行政区实体。东汉末年，刺史大多演化成割据一方的诸侯。
三、三国时期（州制）
地方行政区分州、郡、县三级（至隋朝相同）。州为最高的行政区划单位。三国时共有州17（其中荆、扬各有二州），郡167，县1206。
曹魏置有司隶、豫、兖、青、徐、雍、凉、冀、并、幽、荆（汉荆州北部）、扬（汉扬州北部）12州，领郡101、县731。
孙吴占有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置有荆、扬、交、广4州，领郡44、县337。
蜀汉占有今四川和陕西汉中盆地，仅置益州一州，领郡22、县138。
四、西晋（州制）
为州制最完善的阶段，共有21州。由原益州分出今陕西西南部和四川东部置梁州，分出今云南为宁州，从荆、扬两州分出今福建、江西为江州，自荆、广两州分出今湖南东部、东南部和广东东北部置湘州，从雍州分出秦州，再由幽州分出平州。
五、东晋南北朝（州制）
全国乱置州、郡，州郡县三级制，相当一部分名存实亡。
六、隋朝（州县制）
隋初，仍沿用州郡县三级制，共有州241，郡680，县1524。
公元583年，罢郡为州，以州统县，建起了州县两级建制，共有190州，1255县。县下为乡、里。
从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沿革史看，隋朝是处于从州制时期到道制时期的过渡阶段。
七、唐朝（道制）
唐代行政区划基本上为三级制，主要是道—府（州）—县，后期的道—节度使—府（州）—县制，由于道为虚设，实际上还是三级制。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依山川形势划全国为10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岭南；每道置采访使，监督地方政务，属监察区。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由10道变15道，山南分置为东、西二道，关内道长安附近增置京畿道，河南道洛阳附近增置都畿道，江南分置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道逐渐演化成州（府）以上的地方行政机构。唐中后期，采访使改为观察使（或节度使），节度使又称“藩镇”，节度使的属官有行军司马、判官、支使等，节度使在唐朝后期实际取代了道。
道（节度使）辖府、州。州为唐初李渊统一中国后，沿袭隋朝而来，州、郡两名曾经迭相改用；州的主官称刺史，置别驾、长史、司马为上佐，并有司录、功、仓、户、兵、法、士等诸曹参军事。唐朝还设有京都府、都督府和都护府三类府。京都府有京兆府（原雍州）、兴德府（原华州）、凤翔府（原歧州）、河南府（原洛州）、兴唐府（原陕州）、河中府（原蒲州）、兴元府（原梁州）、成都府（原益州）、太原府（原并州）、江陵府 (原荆州)，府设府尹、少尹等官。内地重要地区置都督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安西（管辖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安北（辖外蒙古和俄罗斯境）、单于（辖内蒙）、安东（辖东北）、安南（治所现越南河内）、北庭（管辖天山以北）六个都护府，都护府以本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可世袭。
府、州下领县。贞观十三年（639年），10道统领府、州358，县1551；开元末年（740年），15道统领府、州328，县1573。县分京（赤）

Ⅲ 求中国古代历代监察机构名称

御史府、少府衙门、御史台、都察院。

1、秦统一以后，建立了御史府，或称御史大夫府，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官位居丞相之后，与丞相、太尉一起，并称“三公”。御史大夫参议国之大政，主要职掌察举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行为，纠举和弹劾违法犯罪，维护朝纲，整饬吏治，还兼有讨捕奸猾、治理大狱等司法权力。

2、西汉建立以后，御史府仍设在少府衙门，御史大夫位尊权重，朝议时，御史大夫与丞相及司隶校尉，享受“三独坐”的尊崇。

3、在总结前朝监察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唐朝建立了稳定的一台三院制的监察体制。监察机关的体制建构，体现了独立、制衡的分权理念。御史台下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诸御史，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

4、一台三院制的监察体制对后世具有极大的影响。宋朝沿袭了唐朝监察机构的建制，但是扩大了言谏机构的职权行使对象，将原来谏官谏诤的对象皇帝，变成了文武百官，其职权扩展到御史的职权范围，出现台谏合一的趋势，为明清科道合一开了先河。

5、提高监察机关的地位是元朝的“重台之旨”：中书是元朝最高行政机关，枢密是元朝最高军事机关，御史台与这两大中枢机构鼎足而三，一直为后世所遵循。元朝最具代表性的监察机构的改革是行御史台的创制。

6、明朝的监察机构同样与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军事机关鼎足而立。为了巩固皇权，明朝于洪武年间对监察机构进行重大改制，废除了御史台三院制，变为都察院一院制，以都御史为长官，使监察权力更加集中。

7、清袭明制，都察院仍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六科成为都察院的下属，从制度上改变了过去科道分设的体制，从组织上实现了科道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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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从中央（皇帝、君主）到地方的各级监察机构形成单线垂直（单线联系、单线领导）的相对独立体系。

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监察体制确定了监察与行政（包括中央、地方、甚至是基层）的相对独立与分离，中央、地方的监察机构与政府机构的相对分离，监察官员与政府官僚的分离。从而确保了监察权力的独立运作，监察机构的上下一体，监察官员的高效行使权力。

世界公认的中华法系，就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原生态法系。由于汉唐以来中国立法、司法的先进性与法律文化的繁荣，使得周边国家，如高丽、安南、日本等，都取法中国法律，以唐律、大明律为范本，因而成为中华法系文化圈内的成员。

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社会风气乃至生活习惯在一定时期内都带有中华法系的烙印。近代以来，我国法律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传统中华法系渐行渐远的过程。但是，晚清法制改革取法西方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历史经验证明，我们睁眼看世界、借鉴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回头看，检索中华民族宝库中具有超越时空的法律文明要素。当然，我们传承的不是僵化的古代法律制度条文，而是发源于中华民族本土上的，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理性思维的法律成果。

“惩贪之法历代相承，成为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Ⅳ 中国古代监察官的名称各是什么

秦朝监御史：秦代开始形成制度，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朝刺史：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

隋朝御史大夫：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

明代都御史：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

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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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征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历程, 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监察机构逐步独立化，中国古代的监察机构亦由最初的监察行政合议到逐步走向独立。

秦汉时期, 由于封建监察制度尚处于创建和形成过程中, 监察机构及其职权的行使只是相对独立, 由位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一身二任, 在隶属关系上多少受到丞相统制。

东汉设立了专门的监督建构,但监察机构只具有相对独立的监察权。至唐代, 监察机构不仅独立, 而且更加健全。

中央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 分工监察, 自成系统。元代的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三权分制, 地位并重, 鼎足而立。

明代建立了只对皇上负责的、不附属于任何机关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官员。

Ⅳ 中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

1、春秋战国：设御史一职，兼著纠察功用，但这个时期还没有专职的监察机构。
2、秦：中央设御史大夫，监察百官，执掌群臣奏章，其下设御史中丞，辅助皇帝执行弹劾之权；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监察郡内。（正式出现完善的监察制度）
3、汉：中央设御史府，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长吏。（古代监察制度系统建立）
4、魏晋南北朝：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地方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
5、隋：中央设御史台；地方设司隶台，专掌州县监察，并建谒者台，持节察授。
6、唐：中央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地方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
7、宋：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
8、元：中央设御史台；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
9、明：中央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
10、清：中央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清朝还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

Ⅵ 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职权

中国古代监察复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制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Ⅶ 中国古代监察机构有哪些

秦：御史府 西汉：御史府（后为御史台），地方设刺史 东汉：宪台 魏晋南北朝与东汉相似，却也不尽相同。 隋唐宋元：御史台 明清：督察院

Ⅷ 古代监察天下异象的部门

钦天监

Ⅸ 古代每个朝代对官吏进行监察都是什么机构怎样做的

明清时期的都察院，可以监察所有的官员，包括地方和京城的，而且左都御史的权力，甚至可以监察一些皇族的行为。明清时期，由于朱元璋废丞相、权分六部的行为，使得他对全国所有的官员和皇族都不相信，因此进一步加大了都察院的权力，让监察御史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所有官员的行为，到后期，这样的职能逐渐由锦衣卫和东厂的人担任。但权力比其他官员还要高。

综上所述，古代每个超导进行监察职能的，主要由御史大夫。到御史台，到后来的都察院，他们可以监察全国所有的官员，官职虽小，权力却大。

Ⅹ 归纳中国古代监察机构

我国古代中央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始终是封建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惮思竭虑地
设计并推行了多种监察地方的方案和措施，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也不乏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本文试就古
代对地方监察的几种主要形式，分别进行考察，并比较其利弊，以期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一、任用行政长官监察地方官吏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六年，秦国南郡的郡守腾给本郡各县、颁发了一部文告——《语书》，其中说：“今
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
丞闻。”〔1〕课为考核；闻即上报。 说明当时秦国对县一级长官令、丞的监察由郡守负责，郡守所遣之人，
当是身边行政官员无疑。他们可能是最早有史料记载的监察地方的行政官员。由于当时只在局部地区实行，影
响不大。
西晋王朝建立不久，晋武帝即全面推行以行政长官监察地方官吏的制度。秦始四年（268年）六月，晋武帝
颁布诏书， 内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
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2〕。由于武帝重视，
监察活动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西晋历史不长，到了东晋，地方监察制度逐渐遭到破坏。泰宁二年（324
年）十月， 江州刺史应詹上疏说：“汉朝使刺史行部，乘传奏事，犹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复有绣
衣直指。今之艰弊，过于往昔。”〔3〕寥寥数语，披露了地方监察失灵的状况。
宋代加强了对地方官的监督，实行以监司为主、通判为辅的监察系统。
北宋初设立十五路，每路设转运司，对地方财政进行监督。转运使无固定任期，一般以朝臣充任，“岁行
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4〕。 此时的转运使还是监察
官，但随着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一路之事无所不
总〔5〕， 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后来又在各路设立提点刑狱司，除掌管一路司法外，兼管“举刺官吏之事
”〔6〕。此外还有掌管赈灾、盐铁茶酒， 兼察吏治的提举常平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统称监
司，其长官都属于路一级的监察官。通判是北宋初年设置的州（郡）一级行政区的监察官。通判不是知州的副
职和属官，而是具有与知州共同处理政务，并且负有监督知州职责的监察官。至南宋绍兴年间，通判的权力加
重，“入则贰政，出则按县”〔7〕，监察对象扩展到属县官吏。 监司和通判一身数职，与行政长官无异，却
又都兼管地方的监察工作。他们互相侵越权限，关系混乱。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便于皇帝控制驾御，而于实
际工作弊多利少。因此，监司与通判的监察效果不会理想。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无需过多地论述。
明代地方的督抚曾负责监察工作。督抚是总督与巡抚的概称，两者先有巡抚后有总督。
巡抚之制形成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8〕。 巡抚由行政长官担任，最初不握有监察权，但在宣德七
年（1432年）八月，明帝正式命各处巡抚侍郎，同巡按御史与按察使一同考察州县官吏〔9〕。 这是巡抚拥有
监察权的开端。景泰四年（1453年），巡抚兼领都御史头衔，更具有监察官的性质〔10〕。巡抚任期一年，任满回京奏事。至弘治十三年（1500年），有人指出：“若巡抚不久任，与巡按无异，何复用巡抚为哉？”要求
巡抚久任，内地省分任期三年，边防省分任期五年〔11〕，遂形成正式制度。巡抚驻节省城，巡按及分巡道员
成为其直接下属。明代的总督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基础上产生的，出任总督的绝大多数为朝官。尽管督抚
制度已经形成，但终明一代，督抚都处在向地方大臣过渡阶段。这个过渡的最终完成是在清代。需要说明的是
，无论是明还是清，监察权只是督抚权限中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的比重愈往后愈下降。换言之，明清时期中
央对地方的监察主要并不是通过督抚进行的。
综上所述，似可得出这样的认识：以行政官员监察地方官吏，在晋代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宋代的监司、
通判与明清的督抚都是兼职的监察官（清代的督抚后已演变为纯粹意义上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们对地方官的
监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作用，也应是可以肯定的事实。用行政长官监察地方何以收效甚微？早在两千三百多
年前的战国时代，商鞅就从官吏之间的利害关系入手，阐明了其中的原委。他说：“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
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
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同者也。若使
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
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12〕
按照商鞅的理论，行政官员之间利害一致，不可相监；只有确立职务相联系而利益相异的钳制关系，才能
使监察发挥作用。
二、设定固定的、专职的地方监察机构
到元代，正式出现固定的地方监察机构。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忽必烈在扬州路（治今扬州）置江
南行御史台，后几经迁徙，最终定署于建康路（后改集庆路，治今南京）〔13〕。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
，元廷在撤销畏兀儿提刑按察司的基础上，建立河西行御史台，但次年罢除〔14〕。七年后，改云南道提刑按
察司为云南诸路行御史台，治于中庆路（治今昆明）〔15〕。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四月，经御史中丞崔y
ù＠①建议，移云南行台于京兆，更名陕西行御史台，定署于奉元路（治今西安）〔16〕。元朝先后设立了四
个行御史台，最后只剩下江南行台和陕西行台。行台的基本建制和官员编制与中央御史台相仿。行台之下，在
各地还设有诸道肃政廉访司，这是元代地方上的基层监察组织。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首先建立了山东
东西等四道提刑按察司（道即监察区）〔17〕，此后逐年增设，并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18〕。至元三
十年（1293年），定为二十二道，分别隶属于御史台和江南、陕西两个行台。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三台，
其中两台又隶于中央御史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央御史台为中心、地方行御史台为重点向全国覆盖，各道
肃政廉访司为经纬的严密的监察网，使封建社会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完备。
明代借鉴元代的方法，在各道设置提刑按察司，主管地方监察。按察司设有按察使、副使、佥事等职。朱
元璋在委任按察使监察地方的同时，又经常派遣监察御史出巡，称巡按御史。《明会典》指出：“国初，监察
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巡历所属各府州县，颉颃行事。”〔19〕所谓“颉顽行事”，是指双方共同行事，在地位
上不相上下，而且还有两者可以互相举纠的含义。可知这时按察使和监察御史共同执行监察地方的任务，即在
地方上实行一种双重的监察体制。
朱元璋为什么在按察司之外另遣监察御史监临地方？因为他发现单靠按察司难以完成监察地方的重任。这
种看法在他晚年的一次谈话中彻底流露出来，他感叹说：“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夙夜孜孜，而鲜有能
副朕望。任风宪者（即监察官——引者按）无激扬之风，为民牧者无抚宇之实。”〔20〕这成为后来巡按御史
取代按察司的根据。
洪武朝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加重，获得了对布政司、按察司的举劾权。弘治九年（1496年），明廷宣布
：“在外布、按二司府州县等官及教官有政绩才行者，并许（督）抚、（巡）按奏举。”〔21〕这样，就赋予
了巡按御史对布政司、按察司官员的举荐权，巡按御史地位随之上升。因此，《明会典》称：“迨后按察司官
听御史举劾，而御史始专出巡之事。”〔22〕这并不是说按察司官员不再出巡，而是说他们仅为承行之官了。
自明中叶以后，巡按御史权力不断加大，按察司官员职权日渐缩小，原来并重的监察体制遭到破坏。
地方固定监察机构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明、清三代王朝，都是版图辽阔的
大一统国家。由于疆域广袤，民族众多，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以及中央与地方监察机构之间联系的问题，就
显得尤为突出。在地方上设置固定、专门的监察机构，有利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因此，在省一级的行政区
设立监察机构成为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并对举刺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监察官久任一地在工作中的利弊都是明显的。明末学者王夫之指出，监察官“任之久而官于其地，其利也，
久任则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尔风闻、瞥然乍见之得失而急施奖抑；其害也，与郡邑习处而相狎，
不肖之吏，可徐图欣合以避纠劾。”〔23〕所以从负面看，监察官常驻一方，“人情久则熟，熟则慢，慢则事
不立矣”〔24〕。永乐初年，河南连续数年发生灾害，当地官员不顾百姓死活，依然贪得无厌，“而按察司未
尝有一人言者，坐视民病而不留意”〔25〕，即为明证。
在地方设置监察机构的必要性勿需赘言，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监察官与地方行政官员日久易于形成的千丝
万缕的联系，即利与弊之间怎样取舍。如果这个问题具有先天的两重性因而在实践中难以找到满意答案的话，
那么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地方监察机构设在哪一级更为合适？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朱元璋因“言者
多陈守令贪鄙不法”，又在府、州、县一级设立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佥事，规定每人
按治两县，“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这在当时不失为一支庞大的监察队伍，朱元璋想通过
他们去监察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吏。但事与愿违，这些试佥事“既受命而往，政无所闻，未知果能设施与否及污
洁何如”，有些人行为还多有违戾〔26〕。所以半年后，朱元璋即将试佥事统统撤回，府州县按察分司尽数罢
除。这件事足以令人深思。朱元璋为什么撤回了试佥事？因为他们没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朱元璋为什么
在撤人的同时又罢去了按察分司，即没有再改派一批人而是废止了府州县的监察机构？因为他觉得问题的根本
不是出在五百三十一个试佥事身上，而是在于按察分司的本身。朱元璋并不一定有多么成熟的理性认识，但他
在实践中看到此法是行不通的。他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州县设立监察机构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按照商鞅的监察原理，监察者与被监察者必须要做到“利异而害不同”。相对来说，中央的监察官与省一级
的行政官员利害相异，中央监察官在省里是超然的，易于行使其监察权；省一级的监察官与同级的行政官员虽
然藕丝难断，但对于下一级的行政官吏却也超然些，也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但作为地方行政建制中最低一级州
县的监察官来说，他们没有超然的余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如果一个监察
官不是自上而下地行使职权，即没有摆脱与其监察对象的利害关系，就不可能指望他会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
明初在府州县设立按察分司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这里。
三、以“乘传周流”为特征的刺史出巡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27〕。“监”即“监御史”，也叫“监
郡御史”，负责对地方官的监督。汉初曾一度废除。汉惠帝三年（前192年）， 又恢复了秦的御史监郡制度，
派遣御史监察京师三辅。汉武帝即位后，对地方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元封元年（前110年），废除御史监
郡制〔28〕。 元封五年（前106年），建立了新的监察制度。他把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部（州
）。每部置一刺史，共十三刺史，假印绶，秩六百石，任期九年，期满可升任郡守〔29〕。刺史每年八月起巡
行所部郡国，巡察时“乘传（乘坐公家驿站马车——引者按）周流”〔30〕，年底回京奏报。十三部刺史的出
现标志着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正式确立。虽然刺史的地位较低，但职责很大，其监察任务为六条：“一条，强
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
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
崩石裂，袄祥论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31〕监察的对象，除第一条是强宗豪右外，其
余五条都是二千石的郡守。即以中级人员（六百石）巡行考察大吏（二千石），随时向中央汇报。这种方法被
后世学者所称道，说：“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32〕。刺史隶属
于中央的御史中丞，职权仅限于六条，六条之外不察〔33〕，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由于刺史秩卑而权重赏
厚，所以担任刺史的人多能恪尽职守，大胆工作。昭帝时，魏相“迁扬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
34〕。翟方进“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苟，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35〕。这类记载，史不乏例。十三部
刺史制度对于整顿地方吏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刺史工作的特点是流动式的，即所谓“乘传周流”，巡察各地。这种做法可以防止刺史与地方官吏串通一
气，割断他们在利害关系上的联系，保证监察工作收到实效。基于这种考虑，武帝设立十三部刺史之初，很可
能有意不安排刺史在其监察区内有固定的治所。
西汉初置刺史时有无治所，历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说法是无固定治所的。《后汉书·百官五》刘昭注：“
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唐人沿袭了这种说法〔36〕。到了清代，
有人提出异议。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指出：“刺史行部必以秋分，则秋分以前当居何所，岂群萃于京师乎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十六“刺史治所”条，进一步举出《汉旧议》和《汉书·朱博传》的例子〔37〕
，证明西汉刺史有治所。《汉旧仪》的作者卫宏是东汉初人，当熟知西汉制度，但他只是笼统地说刺史“有常
治所”，没有指明时间，因而并不排出他是指后来之事；朱博为西汉末年成帝时人，他讲的刺史治所，是指他
赴冀州上任时的事。这里要把西汉设置刺史之初有无固定治所与西汉末年出现固定治所的两个问题区别开来。
因此，类似的例证似不足以说明刺史设置初即在行部内有固定治所。因为，毕竟《后汉书·郡国志》于刺史治
所之地均注明“刺史治”，而《汉书·地理志》却于刺史治所无一提及。这是《汉书》作者的疏漏吗？问题好
像并不这么简单。《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汉官仪》载：“孝武元封四年始御史、丞相之迁部刺史十三人乘
驿奏事。”此处“御史”当指御史中丞而非御史大夫〔38〕。这是一条重要的史料，说明十三部刺史最初可能
是由武帝责成御史中丞和丞相共同派遣的，即当时刺史的来源是在朝的监察官和行政官员。那么他们在秋分行
部以前的时间不是可以仍居原来在京的官署吗？这虽然只是一种推测，却不宜令人忽视。而且从当时十三部刺
史还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行部之后即回京奏报这一性质来看，他们在行部内是不应有固定或者说正式的
治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