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权力

A. 什么是权力监督

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行政权力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管理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其依法正确行使，是党治国理政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为此，就要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防止行政权力运行中的腐败，预防和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在全社会树立法治权威。

其中，重点是强化行政机关对执法活动的自我监督，贯彻实施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促进政府权力运行更加规范透明。按照中央部署，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有效减少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

提高对行政执法过程的监督管理水平，督促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不断提高执法为民思想、依法办案能力和执法文书质量。

(1)监督权力扩展阅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构建监督体系，意味着各种监督方式相互联系、有效结合、有机运转，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形成强大监督合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种监督方式之间要相互贯通，包括信息畅通、体制机制有效衔接。

B. 权力监督的意义

长期以来，在有关监督的许多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和做法，使我们陷入误区。为了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监督体制和机制，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和讨论。

误区之一:
无视分权而谈监督

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其前提是合理分权。没有合理分权，就无所谓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三权分立”的过分警惕甚至恐惧而往往讳言“分权”，使有的人脑海里产生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党和国家政权只能集权而不能分权。其实，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它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相违背，也不符合我们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实际。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笼统地反对过分权，更没有反对过合理分权。西方的“三权分立”弊病主要在于:一是它局限于国家机关自身内部的“三权”制约，而根本缺乏“社会”和“国家”的制约；二是在原则上是机械的相互平行、“鼎立”。这是它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对于我们来说不可取。然而，其中蕴含或贯穿的“分权制衡”原则本身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值得我们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汲取和借鉴。事实上，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此也是有所汲取和借鉴的。

在我国的人大制度下，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来都是分设或分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大体上也是分得比较清楚的，只不过是我国的这种“分权”排除了西方那种三权的相互“鼎立”，而最终统一于人大这一权力机关。通常所说的我国人大制度实行“议行合一”，并不符合实际，应该予以澄清。在我们党内，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以及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是分设的，“分立”的，其权力和职能也是大体上有所区分的，而并不完全是决策、执行和监督“合一”的，只不过是在实际运行上发生了“三合一”或“三位一体”(实际上是“三权集于党委一身”)的问题，而深陷误区难以自拔罢了。

误区之二:
离开权力授受关系谈监督

监督，归根结底，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约关系，是权力授受关系的重要体现，也就是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督和督促。这是监督的实质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往往离开这个实质问题来谈监督，来抓监督。结果，虽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力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然而总的来说实际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要从根本上改变监督不力的状况，必须牢牢抓住监督的实质，调整和理顺权力授受关系，在党内建立起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党员(选举、授权)→代表大会(选举、授权)→全委会(选举、授权)→常委会”这样依次选举的授权链。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实际存在的“书记办公会→常委会→全委会→代表大会→党员”这种颠倒着的授权链，其中包括取消于党章无据的“书记办公会”。这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深层基础。在这里，首要的、也是最为基础性的，是党员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选举对党代表和党的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实施授权；其次是党代会对全委会、全委会对常委会实施授权。只有处理好这种权力授受关系，才能谈得上强有力的监督。

误区之三:
过分强调支持和配合，忽视监督的相对独立性

长期以来，谈到监督问题时，往往强调监督与被监督的统一性或相互支持和“合作”，而忽视监督者及其监督的相对独立性，甚至讳言监督与被监督的“异体性”。受此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的专门监督机关常常被置于被监督者的控制之下，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受制于、依附于被监督者，使监督者实际上没有多少独立性。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专门监督机关难以独立行使监督权，使“铁面无私的监督”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监督，实际上是某种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对象实施的一种督促性或限制性的活动，因而监督对于被监督者来说，总是一种来自“异体”的行为，也就是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监督与被监督必然是“异体”的，而绝不是“同体”的。通常所谓“自我监督”或“内部监督”，那也是指同一个组织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监督，而不是指同一部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我们的“党内监督”，是指庞大的党组织系统内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监督，如上级对下级、纪委对有关党组织和党员、党员对领导机关、党委内各成员间等等的监督，无一不是这部分对那部分的监督。任何部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那都是“自我克制”或“自省”、“自律”，而根本不是什么“监督”。

误区之四:
依赖于被监督者的“自觉”，而忽视监督的强制性

由于监督主体之行为缺乏独立性，必然导致把加强监督寄希望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或主动。而理论和经验都证明，被监督者由于手中所拥有的权力的本性使然，几乎都不愿意接受监督，甚至竭力逃避监督。把加强监督寄托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或主动，是不现实的，靠不住的。正因为被监督者一般来说没有这种自觉性或主动性，才需要监督；反过来，如果被监督者能够自觉或主动接受监督，那监督也就没有必要而成为多余的了。

监督本身具有强制性或被迫性。这是监督不同于其他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不管被监督者是否愿意，监督必须强制性地实施。通常号召被监督者“自觉接受监督”，那只不过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或思想教育的配合，而并不是监督本身必然具有的规定性。

误区之五:
把加强监督过多地寄希望于所谓“一把手”

监督的关键在“一把手”，这似乎已成为共识。就监督的重点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行体制下，不同层次的“一把手”都在不同范围内拥有最大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对他们的监督之重要和监督之难也正在于此。这里有一个难解的悖论:一方面，“一把手”由于处在关键地位而最需要受到监督；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这种地位而对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或决定性的作用，监督要靠他们的“贤明”来推动，而“一把手”与其他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一样，往往又不愿意接受监督，因而在客观上对“一把手”也就最难监督。这样一来，真正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几乎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何在“最需要”而又“最难”的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呢？关键在于紧紧抓住监督问题的实质，从体制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集中于“一把手”的问题。这是治本之道。此外，还需要澄清和纠正一个长期流行的观念和提法，即把党委书记称为(当作)“一把手”，或把党政主要领导人合称为“党政一把手”的错误观念和提法。

误区之六:
大多停留在口头上“责备”而忽视从行动上“纠正”

监督，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对违规行为给予口头上的责备，二是对违规行为从行动上加以纠正。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监督’不单单是在口头上加以责备，而是要在行动上加以纠正。”(《列宁全集》第8卷第197页)只有二者并重，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才能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监督时，往往过多地寄希望于批评、提醒、警示，也就是大多停留在“口头的责备”上，而忽视从行动上加以“纠正”(包括对违规者及时实施撤职、罢免等处罚)，以致当其滥用权力或权力不作为时不能及时得到中止或改变。正因为如此，对于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及失职渎职的现象，尽管怨声载道，谴责多多，甚至“权威”文件也接连发布，但却总是成效不大。

误区之七:
模糊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而忽视“权利监督”以及“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配合和互动

监督，按其实质来说，就在于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察和控制，使权力的受托者能够按照委托者的意志行使被赋予的权力:既不得滥用权力，以至以权谋私；也不得把被赋予的权力不当回事儿而“不作为”，以至失职、渎职。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监督。通常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所说的监督，实际上是这种监督的引申和转义。宽泛意义上的监督，如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及领导人进行举报这样的监督，其本身并非直接的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督，但它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里涉及到了“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关系问题。

“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是行为主体的性质不同。在党内，“权利监督”的行为主体是党员、党代表以及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而“权力监督”的行为主体是党的领导机关的“组织行为”。二是所依靠和凭借的手段和力量不同。“权利监督”所依靠和凭借的是分散的个人享有的“权利”，而“权力监督”所依靠和凭借的则是有组织的“权力”。三是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作为个人行为的“权利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仅仅具有“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功能和作用，其本身并没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软监督”；而作为组织行为的“权力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不仅具有“在口头上责备”的功能和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硬监督”。从权力授受关系上说，“权利监督”是民主监督之“源”，具有基础性、根本性。而“权力监督”则是民主监督之“流”，具有非基础性和派生性。后者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前者。但是，就其监督功能和作用来说，对任何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最终只有依靠“权力监督”，才能不仅给予强有力的口头责备，而且可以从行动上加以纠正，使违规行为及时中止或改变，以至给予适当的处罚，包括通过免职、撤职等手段收回授权。而“权利监督”本身发挥得再充分，再强有力，也只能限于对违规者的口头责备，包括批评、揭发、检举、控告等等，作为向违规者的授权机关或专门监督机关的一种“诉求”。这种“诉求”本身并不能纠正对象的违规行为，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压力，引起有关权力机关的关注和重视。“权利监督”，最终必须也只能通过“权力监督”功能的充分发挥，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就表明，要从根本上强化监督特别是党内监督，只有“权利监督”和“权力监督”各自都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并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良性互动的监督体制和机制，才有可能实现。

误区之八:
模糊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性”的性质和功能

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异常重要而又特殊的监督。在西方国家，有所谓“第四种权力”之说，即把新闻舆论看成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并列的“第四种权力”。这种说法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即把作为“权利监督”之一的新闻舆论监督误解成了“权力监督”的一种具体表现。诚然，由于新闻舆论传播广而快，影响又大，因而它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确实具有巨大的威力，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与某种强大的权力相比拟。但是，只要仔细分析其性质和功能，就不难看出，新闻舆论监督，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权力监督”的范畴，而应该归属于“权利监督”的范畴。因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和作用再大，再强有力，它本身始终只能发挥“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功能和作用，而不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它的“口头责备”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最终要取决于有关权力机关的态度和作为，取决于“权力监督”能否及时跟进。

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反映和表达民意的、特殊的“权利监督”，可以及时暴露权力的问题，为实施“权力监督”的机关提供广泛的信息，并造成某种社会舆论的压力，从而引起有关权力机关的关注和重视，及时调查处理，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这就是说，新闻舆论监督是任何其他监督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监督形式。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如果孤军无援，没有“权力监督”作后盾，那么，新闻舆论监督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反而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遭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报复，完全被扼杀。

C. 如何监督权力

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

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询问、质询、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等行使监督职权；司法机关通过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防止和查处领导干部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等行为；将行政监察渗透到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层面，深人开展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发挥审计机关熟悉财政财务、精通查账等专业优势，加强领导干部在经济决策、经济管理等经济责任方面的审计监督。

各级党组织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完善知情、沟通、反馈、落实等机制。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公开是最有效的监督，通过实行政务公开，公开权力运行的过程和结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一种直接方式，具有其他监督手段无可替代的作用，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按照相关规定加强舆论监督。

D. 为什么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

1、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要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专利益，就必须对属权力进行制约监督。

2、权力是把双刃剑。政府权力运用得好，可以指挥得法、令行禁止、造福于民；权力一旦被少数人滥用，超越了法律的界限，就可能滋生腐败，贻害无穷。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需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3、根本原因：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须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E. 权力监督的定义

监督，按其实质来说，就在于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察和控制，使权力的受托者能够按照委托者的意志行使被赋予的权力:既不得滥用权力，以至以权谋私；也不得把被赋予的权力不当回事儿而“不作为”，以至失职、渎职。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监督。通常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所说的监督，实际上是这种监督的引申和转义。宽泛意义上的监督，如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及领导人进行举报这样的监督，其本身并非直接的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督，但它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里涉及到了“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关系问题。

“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是行为主体的性质不同。在党内，“权利监督”的行为主体是党员、党代表以及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而“权力监督”的行为主体是党的领导机关的“组织行为”。二是所依靠和凭借的手段和力量不同。“权利监督”所依靠和凭借的是分散的个人享有的“权利”，而“权力监督”所依靠和凭借的则是有组织的“权力”。三是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作为个人行为的“权利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仅仅具有“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功能和作用，其本身并没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软监督”；而作为组织行为的“权力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不仅具有“在口头上责备”的功能和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硬监督”。从权力授受关系上说，“权利监督”是民主监督之“源”，具有基础性、根本性。而“权力监督”则是民主监督之“流”，具有非基础性和派生性。后者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前者。但是，就其监督功能和作用来说，对任何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最终只有依靠“权力监督”，才能不仅给予强有力的口头责备，而且可以从行动上加以纠正，使违规行为及时中止或改变，以至给予适当的处罚，包括通过免职、撤职等手段收回授权。而“权利监督”本身发挥得再充分，再强有力，也只能限于对违规者的口头责备，包括批评、揭发、检举、控告等等，作为向违规者的授权机关或专门监督机关的一种“诉求”。这种“诉求”本身并不能纠正对象的违规行为，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压力，引起有关权力机关的关注和重视。“权利监督”，最终必须也只能通过“权力监督”功能的充分发挥，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F. 如何监督政府的权力

最近两会在召开，提案议案不少，也不乏有社会责任心的人士提出合理的建议。其中一个热点就是“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本人对此非常赞同，但我在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政府权力如何在阳光下运行，其实现过程是怎么样的。我想途径无非有三：一是政府主动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二是上级领导的指示，让权力受监督；三是通过老百姓的努力逼迫政府公开权力运作。 途径一：政府主动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大家都清楚这一途径是不可能出现的，自己主动公布权力运作，等于“自首”。试想，某个官员通过与房地产商勾结，贪污500万土地出让金，没有外部压力，他会主动公布土地出让金的运作，而暴露贪污吗？答案是不会。没有人在无外部压力下公开自己的污点，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途径一根本不可能。 途径二：上级领导的指示，让权力受监督。我不否认会有少数英明的领导，将下级政府的权力运作置于阳光下，但大多数会考虑自己的脸面，而不去动作。现在部门、各级政府多数考虑自己的位子受不受影响，下级政府的腐败现象暴露等同于给自己抹黑。况且如果只要求下级政府公布权力运作而自己不去执行，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知道现在政府大面积腐败，公布权力运作定会暴露大批贪污腐败现象，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引起社会不满，进而社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也是政府在实施此途径要考量的问题。途径二实施的可能性极小。 途径三：通过老百姓的努力逼迫政府公开权力运作，这是现阶段唯一可以实现的途径，政府不会自己主动，上级政府指示也没有积极性，剩下的途径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不是个别领导的意愿，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从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得知，2009年行政诉讼案件大幅上升，说明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意识提高，给政府权力寻租造成不少的阻力。但现阶段老百姓的力量还没有形成震慑的效应，政府权力运作还处在阴暗中，政府官员对公开权力运作讳莫如深，极力阻止此进程的发展，因为他们明白只要权力公开运作，权力就没有寻租的空间，灰色收入必然减少，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老百姓的努力，不能光靠几个人的力量，而是要靠大家齐心协力。当你的权益受侵害时，就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就去打官司，就去找领导，可能现阶段十个案件有一个得到公正的判决，那九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事件，社会需要有志之仕，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虽然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不能因为此丧失信念。民众要有奉献精神，因为你在维护自己权益时对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我常说一句话，“当你的权益受侵害时，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为人申冤，给你争取权益，除了你自己别无他人”，你通过法律途径争取权益，可能有10%的可能性，你不去争取，没有可能，为了这10%的可能，我们值得去努力。有些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就不去争取，是可悲的，他是在放弃自己的利益。 只要我们的利益受到侵害，就要通过法律途径极力争取，不要因为可能性小而失去信心，也不要因为事件太小觉得不值得努力。每个人都争取自己合法的权益，当这些事成为社会舆论时，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时，政府也要考量民众的声音。从小的事件做起，让政府权力不仅受到法律的监督，更要受到老百姓的监督，社会才会向前发展，才会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

G. 为什么权力需要监督与制约

1、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要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

2、权力是把双刃剑。政府权力运用得好，可以指挥得法、令行禁止、造福于民；权力一旦被少数人滥用，超越了法律的界限，就可能滋生腐败，贻害无穷。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需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3、根本原因：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须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H. 权力监督和制约原则既包括了什么的监督也包括什么的监督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最关键的就是建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主监督，二是法制监督。

I. 监督权力的必要性

行政监督必要性理论分析
论述行政监督，就要回答为什么要对政府进行监督？既然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监督就是对公共权力运用的监督。权力本身并不会腐败，而且权力离开了一定的机构和人员也不能运行，而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态度、道德品质都会对权力的使用产生影响。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要想对它进行监督，必须有一定的制度和体制作保障。下面将从权力、人性、政府利益和社会主义民主等方面对行政监督的必要性做一理论分析。
（一）权力与行政监督。权力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影响力，即对人们的意志和行为能够施加影响的能力。权力具有腐蚀性，这种腐蚀性根源于权力的下述特征。
第一，权力的强制性。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对那些资源的需求者发号施令。两者形成命令——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强制性关系的表现。
第二，权力的工具性。权力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某种利益和需求，这种利益和需求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既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人们追求权力、掌握权力和使用权力，不是为了权力而权力，而是把权力当作满足自己的需求，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或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工具。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权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第三，权力的商品性。就是说权力具有商品的某些属性，如价值、使用价值、能够用来交换等。现代社会，大多人的权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奋斗获得的，人们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都要付出一定的、甚至是巨大的代价，这就使得权力具有价值。权力的使用价值指权力对人的有用性，能给人带来利益，既有价值又有使用价值，这就使得权力可以用来交换。
第四，公共权力的内在矛盾性。公共权力除了具有上述权力的一般特性外，还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因为公共权力来自于社会，社会民众是公共权力真正的主人和所有者；然而，公共权力又超脱于社会，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代表社会掌握和使用它的机构和人员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使得实际掌握权力的机构和人员有可能为了集团或自身的利益去损害或剥夺社会的利益。
正因为权力具有强制性、工具性和商品性，在运用过程中能给掌权者带来地位荣誉和各种利益，才使得人们竞相追逐和争夺。同时，权力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权力意志植根于统治和控制他人的欲望之中。这决定了它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一旦超出了一定的界限，就会侵犯其他权力。权力对掌权者具有本能的和自发的腐蚀作用，导致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损害。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权力与腐败的内在联系。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但是，权力只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权力是否导致腐败，离不开对权力载体的人的分析。
（二）人性与行政监督。促使权力发生异化的因素不是别的，正是权力主体的私欲。如果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行使者没有任何自利的动机或自利的倾向，行政监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事实上，人性并不总是善的。麦迪逊曾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可以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人性假设上，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人性本恶”或“经济人”、“人性本善”或“道德人（社会人）”。人性中具有两种潜在的倾向，即自利倾向和利他倾向，这种人我们称之为“利益人”。“利益人”既关心自己的利益，也关心别人的利益。当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相一致时他会成为利己和利他的统一体；当别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不一致时，他会权衡利弊，根据现实条件做出理性的选择。因此，在存在可能引起公共权力变异的情况下，在进行制度设计、考虑到人性假设时，应做到“道德人”和“经济人”并重：把“道德人”的实现看作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同时立足于“经济人”的假设。
（三）政府利益与行政监督。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是否有自身的利益即政府利益?是否总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存在自利性，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一旦形成其内部的官僚集团，便会有自身的利益，这可能导致政府失灵。我国也有很多学者承认政府利益的存在。“政府也是‘经济人’，有其自己的利益追求，只不过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要求政府利益和公共利益保持同一方向。”但作为国家体现者的政府和政府官员，则是具体的，并且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因而必然会代表和追求多重利益。
政府利益的存在对公共利益的影响有多种情形。
（1）如果政府利益的方向与公共利益的方向保持一致，则政府利益的追求和公共利益的追求就会相互促进；
（2）如果政府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方向不完全一致，由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府可能放弃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最佳选择，而做出对政府更有利的选择，这会部分地减损公共利益，但仍不失为一种总体最优无法实现时的一种次优选择，而且“适度合理的政府利益能够转化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具有积极效应。”
（3）如果政府利益突破必要的约束和界限，沿着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方向进行，这必然会从根本上损害公共利益，这主要表现为政府机构的自我扩张和膨胀、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扩张、大量的政府“设租”和“寻租”行为及官员腐败等。
正因为政府利益的客观存在，而且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有可能滥用公共权力，从而使得政府行为有可能偏离公共利益的方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对政府进行监督也是非常必要的。
（四）社会主义民主与行政监督。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应该动员人民对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都是有效的行政监督形式；各种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也对政府权力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作用。
三、加强行政监督理论措施
预防和抑制公共权力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从物质化、精神化和制度化三个视角进行思考。从物质化的视角来看，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公职人员，他们首先是人，需要生活甚至体面地生活。如果长期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全，连基本的生活水准都难以维持，怎么能够指望他们节制“经济人”欲望而保持廉洁。有不少人十分欣赏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和西方一些国家“高薪养廉”的成功经验。从我国现实条件出发，相对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实行适薪养廉，抬高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这是反对权力腐败的物质基础。
从精神化的视角来看，人的精神世界具有相对对立性，世界观和人生观、正义感和责任感、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不是虚无缥缈的，它们附着在公共权力人身上，融入政府官员的思想，培育着公职人员的免疫能力，这是反对权力腐败的内在力量。人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正义感或正义感不强、缺乏良知或道德感低下、没有廉耻心或漠视荣誉的人，能够守住公共权力行使的道德底线。从理论上讲，上述物质化视角应属行政激励的范畴，精神化视角应属行政伦理的范畴，这里暂不作深入讨论。
从制度化的视角进行探讨。关于制度，邓小平有两个著名论断，一个是“教育很重要，但法制更靠得住”。另一个是“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做不成好事，制度好可以使坏人做不成坏事”。这两个论断深刻揭示了制度在防腐反腐中的有效性。通过制度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明智选择。在制度层面上探讨如何防止和抑制公共权力腐败的问题，其实质可转化表述为：如何通过制度化安排，对公共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人类政治社会恒久的努力，现行各种行政监督制度正是人类长期历史实践的沉淀所凝聚的制度力量。
近年来的各种组织、机构进行的调查都显示腐败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最受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人性的某些缺陷和权力的腐蚀性是腐败的可能诱因，制度和体制的不健全使腐败由可能变为现实，而监督的缺失和乏力则使腐败呈愈演愈烈之势。就我国目前的反腐败形势而言，最要紧的是加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