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监督

A. 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

第三十四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模范地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版洁，勤政为民，以身作权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十二条第三款：公务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第七条第7款：法官应当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第八条第6款：检察官应当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察法》
第三条：人**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五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B. 史实史论史识的区别

1、定义上的区别：史论，原指作史者在“本纪”“列传”之后评述所记史事和人物的文字。后来凡是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论文，也都称为“史论”；“史识”，它是指在史观指导下对历史资料的理解，对历史现象的辨识、对历史规律的感悟和对历史与现实联系的认识；史实意为历史事实。

2、侧重点的区别：史识偏重于影响（联系现实或后世的）；史论着重强调作用（对当时的），史实侧重于强调事实。

3、立足点的区别：史实即历史事实，史论即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史识即是以科学的史观作为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2)史论监督扩展阅读

“史实”“史论”“史识”是构成史学的三大要素。史实即历史事实：史论即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史识即是以科学的史观作指导，分析大量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

举例应用

史识

鲁迅 《集外集·编校后记四》：“以为中世纪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滞，以为罗丹的出现，是再兴戈谛克的精神：都可以见作者的史识。”

白话：个人认为在中世纪的文化，不能算是黑暗也不能算是停滞不前的，罗丹的出现，是再次星期戈谛克的精神，这都是可以看得出作者的历史见识，

史论

在南朝，梁人萧统编纂《文选》一书，于卷49、卷50设立“史论”上下两卷。

史实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史实在不断的证明着它只是一种‘并无其事。”

白话：史实在不断的证明着史实是有没有这一回事的产生。

C. 马克思，恩格斯论权力制约监督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 国家政权回：国家政权是指掌握国家答主权的政治组织及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以维护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通常都是通过国家政权来理解国家的。国家政权具有相对自主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自主性程度也不同。对自主性的影响包括了社会危机，社会结构，行政权力。对政权本质的探讨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古典问题。早期的政治学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政权的本质是至善。到了中世纪，奥古斯丁将政权视为“世俗之城”，认为世俗世界没有善。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了马基雅维里，而从洛克到潘恩，国家政权蜕变为“必要的恶”。马克思主义则从阶级的观点探讨政权的本质，认为国家的本质就是阶级的本质，国家政权是阶级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政权与社会的互相影响，造成了通过公民权来限制国家权力。又通过政党、利益集团等影响政府决策。而社会管理的复杂与专业化，形成了精英集团对政府决策的驾驭；公民则通过大众传媒等公共舆论对政府政策进行自由公开的讨论，以此监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并使政府政策契合民意。

D. 概括中国古代史官主导舆论监督的特点

主要是内部监督，群众监督很少的，那时候信息不通畅，没办法，还望采纳，助人为乐不容易，谢谢。

E. 中国古代史官主导舆论监督特点

古代中国，史官制度是仅有的几种可以对皇权进行制约的力量。包括史官在内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是比较严谨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秉笔直书，客观如实地记述各种历史事件。

F. 古代史历朝历代的监察制度

战国时期
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
秦
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
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代
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G. 史论的关于史论

从史学发展趋势看，中国古代史家对史论的自觉意识要早于对史评的自觉意识。这里说的“自觉意识”的标准，是指他们明确地使用这两个概念而言，而不是就他们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一般说来，对于概念的运用，都要晚于针对某个事物所发表的具体的评论。
《后汉书》作者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对其所撰史论着墨甚多，充分表明了他对史论的重视。他写道：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在这一段文字中，范哗有五处讲到史论问题：涉及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评价，即“杂传论”；对同类历史人物的评价，即类传论并兼及民族传论；对典章制度的评价，即有关“志”的论等；其所论之参照物则是贾谊《过秦论》，并认为班固《汉书》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概括说来，范晔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于他本人史论的评价，二是说明了史论在史书中的重要位置。这里，我们不评论范晔对自己的史论的评价是否中肯的问题，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范晔对史论在历史撰述中的重要地位作了明确的表述。可以认为，对于史论的重视，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明确地提出来，范晔确已超过了以往的史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范晔所处的时代即南北朝时期，史论已开始受到更多的人们的关注。例如：
在南朝，梁人萧统编纂《文选》一书，于卷49、卷50设立“史论”上下两卷。它们分别收录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以上为卷49，“史论上”)；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论、《宦者列传》论、《逸民列传》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恩幸传》论(以上为卷50，“史论下”)。两卷共收录史论9首，而范晔《后汉书》的史论占了4首。
《文选》是文学总集，编纂者为什么要收入史书的评论，并名之为“史论”呢?萧统在《文选》序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至于纪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
由此可见，编纂者十分清楚，尽管史家之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不同于文章家的作品，而其之所以要收录“史论”，是因为“史论”和文章家的作品毕竟还是有其共同之处的，那就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萧统的这几句话，不仅揭示了文章家的文章之本质特点，而且在思想渊源上也隐约地包含了孔子、孟子所讲的关于史书的事、文、义等几个重要元素(即事、义、翰藻)。此外，《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著录“《后汉书赞论》四卷，范晔撰”，显然是他人所编，可见时人对范晔史论的重视，同时亦可见范晔自评其史论高妙、深沉并非虚言。
在北朝，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合一百三十卷，“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从中可以看出魏收对史论的重视。《北齐书》为唐初李百药所撰，他在《魏收传》中明确地列举这些数字，也表明唐初史家对史论的重视。《魏书》因有“秽史”之诬称，故对其史论则少有研究者。通观《魏书》，其史论之作，确有特点，如其《前上十志启》在简述了“志”的历史后，扼要地概括了《魏书》志的特点，作者写道：
窃谓志之为用，纲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之众篇之后，一统天人之迹。偏心未识，辄在于此。是以晚始撰碌，弥历炎凉，采旧增新，今乃断笔。时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阁含毫，论叙殊致。《河沟》往时之切，《释老》当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
所谓“事重尤应标著”，是强调志的内容的重要性；所谓“一统天人之迹”，是揭示志在史书中的重要位置。至于《释老》、《官氏》二志，更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两大特点。又如《地形志》序，概述了自《禹贡》以下至西晋的地理建置及其演变，反映了历史与制度的认同思想，魏收写道：“《夏书·禹贡》、周氏《职方》中画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盖王者之规摹也。战国分并，秦吞海内，割裂都邑，混一华夷。汉兴，即其郡县，因而增广。班固考地理，马彪志郡国，魏世三分，晋又一统，《地道》所载，又其次也。”这一段话，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脉络和史学传统的认同。初读似为常理，细察乃可见其深刻思想。
关于唐初史家、政治家重视史论，还可以举出一些有力的证据。第一，是魏徵为《隋书》纪传作论，史载：“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值得重视的是，魏徵作为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决策人物之一，他的史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初统治集团中的主流见解，而这一见解在“贞观之治”中成为政治决策的思想基础之一。魏徵本是政治人物，他因史论之作而被誉为“良史”。第二，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初史家新修《晋书》告竣，唐太宗为《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了四篇后论，因此《晋书》一度被称作“御撰”。第三，李百药的《封建论》、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等，皆为名篇。唐人重史论，于此可见一斑。
宋人编纂《文苑英华》，包含“史论”四卷(卷754—757)，汇集前人史论专文29篇，又有《唐鉴》、《唐史论断》等史论专书的问世，中国古代史论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里，要特别指出，章学诚对于初学者学习史论的重要性有很好的分析，可以认真研究，看看从中能够得到怎样的启发。
章学诚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学问大端，不外经史，童蒙初启，当令试为经解、史论。经解须读宋人制义，先以一二百言小篇，使之略知开合反正，兼参之以贴墨大义，发问置对，由浅入深，他日读书具解亦易入也。史论须读《四史》论赞，晋宋以后，姑缓待之，史家论赞本于《诗》教，……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设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形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蒙幼初开，得其调达，正如春草初生，郁葱气象，妙于青碧有无之间，较之夏器高粗，尤为美含不尽；而且其体本于风人，其事关乎学识，其体参乎记述，其流达乎辞章，他日变化无穷之业，尽于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务也。又且短篇易于结构，浅近易于仿摩，俾与经解相间为之，即使欲为举业文字，亦自灿然可观，又何惮而不与习邪！
章学诚的这一段话，至少说了三层意思：第一，是交待史论的渊源，即渊源于《诗》教，其后受到《春秋》之教学的滋养。按我的理解，《诗》有讽喻的功能，而与“论”的作用较近，《春秋》则寓褒贬于史文之中，且同“史论”有关。第二，是阐明马、班史论在意境和表述上的特点。第三，是强调学习和研究史论的必要性，即对于学识、辞章、寓义都有关系。这几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史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史论都很有启发。

H. 舆论监督的种类

它可能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的传播媒体和新兴的互联网，也可能专是某些讲坛、沙龙和属公开的会议，传单和张贴物，也可能表现为街谈巷议和集会游行示威。我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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