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数据铁笼

⑴ 大数据与云数据时代下，供应链管理会发生哪些改变

【定义】国务院2015年8月31日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这样定义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纲要还指出，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表示，大数据的两个特性使其具备划时代意义。在认知层面，大数据让人们孜孜以求的“真相”浮出水面；在决策层面，大数据让判断更“智能”。
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认为，运用大数据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应用】大数据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应用的重点领域集中于金融、通信、零售、医疗、旅游、政府管理等。作为产业，大数据已经形成初步的产业链条，可细分为数据资源型、技术型、应用型三大类别。代表企业有网络、阿里巴巴、腾讯等，同时也诞生了一批创业型公司，如已登陆新三板的迪派无线、多牛传媒等。
易观国际数据显示，2015年这一产业规模已达到102亿元。据申万宏源测算，10年后大数据技术可撬动万亿元级的GDP。
大数据之于政府，是提升效能新手段
大数据可提高政府效率，也可有效监督政府的权力。
【定义】纲要指出，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将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逐步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解读】有了大数据的支持，政府管理工作将会更高效、精准、科学，并能有效约束公职人员、监督公共资源的使用。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7月发布的《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指出，大数据“有利于政府充分获取和运用信息，更加准确地了解市场主体需求，提高服务和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
【应用】政府管理部门如何运用大数据？道路是否拥堵？景区是否拥挤？哪一笔资金有异动……
列席今年全国两会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一组组税收大数据分析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变化，“税收大数据显示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持续向好，也印证了消费结构的积极变化。”
国家工商总局与网络合作，开展大数据监管，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北京市工商局联手互联网公司，把大数据运用到对电商的监管，利用搜索引擎和大数据技术查处违规行为。
天津建成全天候紧盯、全员运用大数据的智慧型“审计监督一张网”管理系统，实现对财政资金和公共资金等的实时监督。
贵阳市交管部门从技术上推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出“数据铁笼”，监督交警执法，实现办案“件件有对象、处处留痕迹”。
旅游景区与电信运营商合作，通过手机信号监测预告景区人气……
大数据之于经济，成驱动增长新动力
大数据正在创新经济运行模式，将对经济转型升级产生重要意义。
【定义】纲要明确指出，大数据持续激发商业模式创新，不断催生新业态，已成为互联网等新兴领域促进业务创新增值、提升企业核心价值的重要驱动力。大数据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解读】大数据促进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与优化，推动企业从粗放式生产转向“以用户为中心”，激发创业创新热潮。易观智库高级分析师任伟表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将更加激励国内企业利用大数据挖掘增长潜力。
【应用】三一重工建起自己的大数据储存分析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配件周转率，在保证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库存大幅下降近50％，配件需求预测准确率提升25个百分点，从而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与其他传统家电生产企业先设计产品，再生产、销售不同，海尔是先销售产品，再根据大数据反馈进行产品改进、设计、生产。
在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的同时，金融机构也面临“放贷难”。有关机构借助阿里、京东等电商平台积累的商户进货、销售流水、信用等数据，为小微商户放贷，“捡”到了不少机会。
大数据之于百姓，将改变传统生活模式
大数据已渗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柴米油盐、吃穿住行、学阅娱赏……传统的生活模式正被深刻影响。
【定义】纲要指出，要利用大数据洞察民生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渠道，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城市辐射能力，推动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形成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民生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解读】大数据已经“润物细无声”地渗入百姓生活，正改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韩亦舜认为，许多人都在无意识当中已经使用数据做决策了，出行前查路况、在手机软件上找附近餐馆……同时，每个人也成为大数据的数据源，我们使用互联网的行为，都会产生数据。
【应用】当你打开曾经浏览过的网页，都会自动弹出“猜你喜欢”，而“喜欢”的东西都是平台根据你以往看过、买过留下的“痕迹”，经数据分析筛选后推送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会让商家更快更高效地实现以用户为中心，提供各种服务。
大数据让百姓生活更智能更健康。广东、上海、重庆等地智能公交站牌已经“上岗”，它通过汇集道路、公交实时信息的大数据终端，及时发布公交车什么时候到站，所去方向是否拥堵，车上的人多不多……
另外，还可通过穿戴设备将相关数据传至连接的后台，经过数据终端分析，告诉你运动及健康状况。

⑵ 什么导致中国法院迎来“智慧执行”曙光

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No.2（2018）》（《法院信息化蓝皮书》）发布暨2018年中国法院信息化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其次，继续优化执行查控系统。2017年全国3500余家法院上线使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覆盖面达到99.66%。2017年，全国3746家地方性银行中，3660家上线查询功能，3203家上线冻结功能，2058家上线扣划功能；湖南、福建、江苏、吉林、甘肃、江西、内蒙古等地本省地方性商业银行基本全部实现了网络查询、冻结、扣划功能；46个“点对总”不动产查询重点推进城市中已有40个城市上线查询功能。

再次，终本案件系统自动筛查。终本制度应用中出现问题，除了程序标准未作统一严格规范之外，还因为这类案件未进入流程管理系统而在体外循环导致监督不到位。为强化对终本案件的监管，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终本案件管理系统，对终本案件实行集中管理、分类管理、动态管理和关联案件筛查。该系统每6个月自动对涉案被执行人进行集中财产调查，一旦发现财产立即在系统提示执行法院恢复执行，并对恢复情况进行实时监督。

最后，事项委托纳入系统监管。作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委托执行制度对于解决跨辖区案件的执行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委托执行在实践中落实较差，许多法院接到委托执行事项后怠于执行，不进行反馈，甚至原封不动退回。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并在执行办案系统上开发人民法院执行事项委托系统，将事项委托纳入系统统一管理，有助于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的功能优势，进而严格规范委托事项管理。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法院执行实现阳光化。阳光执行是指执行案件的办理过程和办理结果要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做到过程和结果的双重透明。2017年，依托信息化平台，执行案件实现了执行流程节点定向推送、网络司法拍卖全民围观、信用惩戒信息社会共享和执行裁判文书网上公开。2017年3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2017年，全国法院通过司法网拍共计拍卖29.42万次，拍卖标的物20.52万余件，成交额2021.04亿元，节约佣金61.72亿元，大大提高了财产变现率，取得积极社会效果。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法院执行实现智能化。

执行信息化为执行法官、当事人、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技术标准》明确要求，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数据挖掘及智能分析决策等系统有机整合为一个整体，实现辖区法院信息共享、联动配合和规范管理。为了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执行信息的大数据分析平台，2017年，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为目的，自行成功研发并使用“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大数据分析系统”。

在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往往拒收文书甚至下落不明，因此送达难是困挠执行案件的一大难题。2017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使用现有的OCR文字识别技术，开发E键送达平台，实现“一键生成、一键到达”。E键送达平台可实现自动提取案件基本信息、自动生成送达文书、专有物流网络送达、物流信息实时反馈等功能，实现司法送达与外包服务公司无障碍互通。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还指出，未来应提升意识，坚持需求导向，注重系统兼容性和友好性，最终实现执行领域的人工智能。

虽然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压力，但是信息化的开发与应用，同样也受制于案多人少的矛盾，从而表现出办案系统使用不足、查控系统反馈迟缓以及数据不准确、司法网拍在一些地区落实较差、执行指挥中心运行空心化等问题。执行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在法院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具有共性，随着信息化建设的纵深发展，要最终实现智慧执行，需要提升对信息化的认识，理解信息化的本质属性，并且要统筹布局，避免因为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以及系统平台的分散而形成新的数据割据。

第一，拥抱新科技，避免沦为时代弃儿。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无论是工作业态还是生活方式，都不可避免接受信息化的洗礼，信息化正在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各个行业乃至社会形态进行深层次、全方位重塑。借助信息化，人们拥有了更加敏锐的感官、超乎寻常的手段和最强大脑，相反，一味拒绝甚至抵制信息化，最终沦为时代的弃儿。

第二，正确认识信息化内涵，警惕“伪信息化”。信息化最本质的要求是智能，信息化建设应以需求为导向，防止为信息化而信息化。任何背离便捷、高效、简单、智能而进行的系统平台研发都是“伪信息化”，信息化的使用者反而成了技术的奴隶。真正的信息化无论建立在多么复杂的计算和逻辑之上，最终呈现给用户的也必须是最简单的甚至一键式操作。

第三，加强统筹谋划布局，避免重复建设。信息化的研发成本非常高，如果不进行整体谋划和布局，会造成重复建设，甚至推倒重来，形成极大的浪费，并且分散建设的平台将会导致数据的割裂与孤立，对于数据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

法院也要与时俱进。

⑶ 贵州司改大考是如何抬高晋升“天花板”

2014年7月，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召开后，贵州省主动申请、全力争取，成为了全国第一批试点省份。三年来，贵州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实现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司法能力和公信力、法官检察官尊荣感和责任感、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四个双提升”。

省公安厅依托大数据搭建了涵盖执法办案、纪律作风、目标考评等重点领域，拥有2520个数据监测点的内部监督管理“数据铁笼”，对民警执法执勤和日常行为实施监督痕迹管理，切实做到了“人在干”“云在算”“数在转”。

⑷ 有关部门进单位宣传严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十项措施怎么写

第四季度是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关键时期，雨雪雾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不利因素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要求各地要紧紧围绕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这个中心，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严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十项措施”。
一、严管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持续开展降速行动，综合采取定点测速、移动测速、区间测速等手段，严查高速公路超速违法行为。大力规范通行秩序，强化视频监控和路面巡逻，增设大型车辆靠右行驶提示标志，严格依法落实“按车型、限车速、分车道”通行规定，及时发现并严厉查处大型客货车辆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占用应急车道通行等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夜间通行秩序管理，依托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启动所有高速公路入口、省际过境口的交警执法站，加强对客运车辆的检查，严查客运车辆超员载客、凌晨2时至5时违规运行。强化恶劣天气安全提示，提醒驾驶人保持安全车速车距，全力防范多车相撞事故发生。
二、严治重型货车野蛮驾驶行为。加大16时至次日8时特别是午夜、凌晨等事故多发时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大力整治重型货车违法装载问题以及车辆在国省道超速行驶、逆向行驶、强超强会，在高速公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疲劳驾驶、违法停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会同交通运输、工信等部门，加大对商品车运输车的执法管理力度，严查严重超宽、超长违法车辆。继续推动液体危险货物罐车安装和规范使用紧急切断装置，加强源头和路面检查，确保紧急切断阀除装卸外始终处于关闭状态。

三、严查农村面包车和接送学生车辆超员违法。集中整治农村面包车、接送学生车辆超员载客、货车违法载人等交通安全“风险点”。全面启动农村劝导站，增设执勤站点，严把农村的村口、山区公路要道口，严把农村学校门前及周边道路。组织流动执法小分队，重点检查农村面包车、接送学生车辆，依法查处、纠正超员、无证驾驶、“黑校车”和货车违法载人等严重违法行为。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校、幼儿园的检查，督促校方加强校车安全内部管理，把好学生上车关、校车出门关，坚决杜绝超员车辆驶出校门，坚决抵制“黑校车”。

四、严密公路交通安全防控网络。按照《全国主干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三年规划》的要求，加快推进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交警执法站建设和缉查布控卡口设备联网接入，年底前，力争实现“两个100%、一个全覆盖”的目标。坚持示范引领、以用促建，推广贵州“数据铁笼”和“三大工作法”（违法信息四类推送、动态干预五步消除、重点车辆精确管控），强力推进大数据研判应用，建立勤务部署与缉查布控系统相结合、发现报警与跟进查处相衔接的高效警务运行模式，实现执法管理的精细化、精准化、信息化。

五、严格清理重点车辆和驾驶人隐患。继续狠抓“营转非”大客车、危化品运输车、长途客车、旅游包车、校车等五类重点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认真梳理五个波次统一行动期间尚未治理到位的隐患，列出清单，逐一落实责任单位，明确完成时限，坚决消除存量。每周筛查新出现的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车辆以及交通违法未处理违法记录超过3起、违法记分超过12分的重点车辆和驾驶人，通报重点车辆检验率、报废率和违法未处理情况，强力督促整改到位，全力压降增量。对工作进展缓慢、监管责任落实不力的采取挂牌督办、视频调度、约谈问责、现场督导等措施，确保重点车辆检验率和报废率达到100%，交通违法及时“清零”。

六、严格清理重点企业隐患。每月对辖区运输企业开展一次全面排查，对存在逾期未检验、未报废车辆，未处理交通违法记录超过3起、违法记分超过12分的，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通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坚决防止不合格车辆、不安全的驾驶人上路运营。对交通违法多、交通事故多、客车夜间违规运行问题多的运输企业，要会同相关部门集中约谈企业负责人，责令加强内部管理，严格落实动态监控制度、内部安全教育制度和“五不两确保”安全承诺制度，从源头防范重点安全隐患。对隐患突出、问题严重的，综合运用法律手段，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责任，并建议相关部门责令企业停业整顿，同时通过媒体进行曝光。

七、严格清理重点道路隐患。以高速公路为重点，全面排查团雾多发路段，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布，并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和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在隐患路段前端增设团雾多发以及限速等标志，加强预警提示。以农村公路为重点，全力推进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对排查列入生命防护工程治理的路段，要落实“两公布一提示”的要求，每月开展一次安全巡查，及时排查和发现新增的安全隐患路段，及时报告政府、通报道路主管部门加强治理。要大力排查整治施工路段隐患，建立和落实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访查制度，特别是对未中断交通的施工作业路段，要依法严格加强交通安全监督检查。

八、严厉惩处危险驾驶犯罪行为。严格执行《刑法修正案（九）》，充分做好各项准备，组织开展执法办案培训，提高民警办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能力，加大对旅客运输车辆、校车严重超员、超速和违反危化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化品等行为的查处力度，依法严肃追究违法人员法律责任。广泛宣传《刑法修正案（九）》，10月底前对公路客运企业、旅游客运企业、校车企业、危化品运输企业进行一次全覆盖宣讲活动，对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驾驶人、随车照管人员和押运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开展一次面对面的宣传教育。11月份，集中发布、曝光一批危险驾驶犯罪案例，警示全社会，加大震慑力度，进一步提高重点驾驶人守法的自觉性。12月份，结合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大力开展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宣传行动，调动全社会力量，倡导文明交通，形成宣传新高潮。

九、严肃曝光突出隐患问题。进一步强化警示曝光，总队要梳理今年以来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情况，每月至少两次集中曝光典型案例。进一步发动群众和媒体力量，紧盯重点运输企业、重点车辆、重点路段等源头安全问题，鼓励群众举报违法行为，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双微平台曝光隐患，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倒逼，推动问题解决。

十、严格落实各级工作责任。总队要成立由总队领导任组长的督导工作专班，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开展明查暗访，及时发现和解决基层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每周要对本地风险点和隐患进行研判，及时发现苗头性和趋势性问题，迅速采取针对性防范措施。要对重点任务、关键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办调度，确保落实到位，对工作滞后、拖全省后腿的地市，总队要强力督办督导。对安全隐患突出、问题严重、相关部门履职不力等需要党委、政府推动解决的，要主动向党委、政府报告，提请安委会或联席会议挂牌督办，督促限期整改，扭转被动局面。

⑸ 大数据时代，治国理政方式将如何改变

一、大数据技术应用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可能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领域都可以和必须使用大数据技术, 在行政审批制度领域是否需要和适宜使用大数据技术也有不同的观点, 本文认为行政审批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纵向历时数据和横向分类数据, 使大数据技术应用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可能。

二、大数据技术应用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限度

大数据技术运用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对于推动改革攻坚克难正在且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将改革所有矛盾的化解都寄期望于技术, 显然是不理性的。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面临的如下问题是仅依靠技术难以突破的:

第一, 人的素质应匹配大数据技术。

第二,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应匹配大数据技术。

三、大数据技术驱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是指有行政审批权的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行政相对人依法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 决定授予其进行某一活动的资格和权利, 并对其进行后续监管所形成的制度 。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审批制度改革的优势非常明显。 (见表2) 基于理论定义和实践操作, 本文将大数据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应用, 分解为申请———审批 (受理、审查、决定) ———监管三个环节。在申请环节, 大数据可以实现统一电子化以及个性化推送;在审批环节, 大数据可以实现流程再造和有效监督;在监管环节, 大数据可以实现全方位监管以及审批与监管的无缝衔接。

表2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分析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数据概念普及阶段。

第二阶段是大数据改变审批流程。

第三个阶段是大数据倒逼制度改革的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大数据技术与制度高度融合阶段,。

⑹ 数据铁笼计划如何规范政府权力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 计划和市场哪一个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具体讲：
计划经济： 是一种以权力集中为供给导向的经济，一切依照计划进行，对资源进行强制分配，讲求公平，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 ：是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一切依据需求来进行生产，生产目的是满足需求，资源是依据市场具体实际情况进行分配的，讲求效率，相对来说公平不够。”

区别：

一是经济运行的机制不同.计划经济是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即价格供求竞争利率等.

二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同.前者主要是行政手段,后者主要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三是调节经济的方式不同.前者是国家直接调控企业,后者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四是所有制结构不同.前者的所有制结构单一,后者所有制结构多元.

五是利益分配不同.前着平均主义严重,后者注重效率.

计划经济

利

1、所有的人都有工作。

2、不象市场经济那样严重消耗自然资源的，是一种环保经济。

3、贫富差距不象市场经济那样严重，身份等级差别也较小

弊

虽然计划经济尚未摸索出形成价格的最佳机制，但随着计算机技术(如MIS，ERP，网络投票）等的发展，计划经济很可能得以成功运行，迄今人类在这方面的实践不仅不不足以否定其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相反为其更好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计划经济是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由国家按照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统一计划来管理国民经济的社会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实行计划经济，必须从国民经济实际情况和自然资源特点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发展比例关系，合理地分布生产力，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搞好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国从1990年初期开始，就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实行公有制就要强制地剥夺一切人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经济，就要求人们有高度的纪律性和螺丝钉精神，服从分配按计划完成工作；基本人群要终其一生在一个单位工作和生活，以便于安排工作计划和生活物资的供应计划。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要按照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项目进行生产和科学研究，必须按计划使用资金。在前后两个五年计划中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发现和新发明，要在制订下一个五年计划时考虑是否纳入计划安排资金。

适应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必须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有庞大官僚机构来制定和执行经济计划、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来镇压一切反抗言行的国家。这样的政治体制与人类追求自由和人权的本性相矛盾，就要求人们长期进行思想改造，要求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一生交给党安排’。这样就使人们长期生活在极端压抑之中；国家机构越庞大，关系越复杂，办事效率越低。关系人民的事情经年累月得不到解决。这样就使人们生活在层层累积的不满之中。生活在压抑和不满中的人们的积极性是可想而知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官吏必然是选拔的，因此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越演越烈在所难免。权力的高度集中极易产生刚愎自用、昏庸无道、为所欲为、乱杀无辜的独裁者。这些都在这些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

市场经济利与弊

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成为中国深层次改革热点问题的企业问题。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价格的理论，不是关于企业的理论。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产权、所有权和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现代的企业理论以激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的分析，而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律。这些现代经济学中正在蓬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对于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改革方向是同发达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模式接轨，所以现代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发现中国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具有远见的政策性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转轨中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自身特性和所处环境上的重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易在短期内消除，已有企业理论中的现成结论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为它们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业问题的本质。运用这些工具，对已有的模型做出修改，加入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业所有者不全是私人，产权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无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执行），就会得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有分析深度的结果。这样就可把对转轨中的企业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症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建议。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关于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国的改革或可被直接应用，或可被修改和发展后运用。
第三个例子是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及对经济影响的问题。这是较前两例――市场和企业――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因为政府的行为对市场功能的发挥和企业活力的展现都有着基本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不同于前两例的是，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的研究相对有限，远不如对市场的资源分配和企业问题的研究那样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任意行为受到法律约束，使得它不易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而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而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情况非常不同：通过建立法治来约束政府行为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还不在于提供传统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对待本地新兴非国有企业的行为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这往往决定了某地经济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并进而决定地方经济的衰盛无疑是转轨经济提出的新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现代经济学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即地方政府官员同其他经济人一样其行为与所提供的激励紧密相关。同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中的集权、分权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来研究政府组织内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评估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并进而解释在转轨过程中各地甚至各国经济表现的不同。
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在80年代实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权和财政包干制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它们所管辖的地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众所周知，财政包干制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伴随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它给予地方政府很高的边际财政留成率。实证研究发现，在实行财政包干制期间，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留成率越高，其财政激励就越高，它们的自身利益与本地的经济繁荣就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表现出更愿意帮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杀本地有活力的非国有经济，结果本地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这与90年代俄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俄国的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几乎不挂钩，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发展本地区经济，相反却不断骚扰、掠夺新兴的私有经济。俄国地方政府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阻碍新兴私有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4]
这一例子说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国改革中特有的问题，也可以借用现代经济学中为研究其他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反过来，不仅转轨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状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经验数据，而且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转轨和中国改革还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由于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转轨经济中最突出的和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近年来转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内容。而转轨经济学的这一研究也影响和刺激了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它对发展经济学有直接的影响——毕竟在制度环境方面发展中经济与转轨经济有相似之处——比如推动了研究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它还引发了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经济学（包括金融）的研究热点，比如比较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并分析它们对政府行为、企业融资和经济表现的影响，而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焦点。由此看出，对转轨经济和对中国改革的研究的确也会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