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司法

① 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思考

新闻舆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确立的。它确定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政府等公共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宪法赋予全体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而新闻舆论监督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
法治状态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它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权利，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新闻舆论监督也不是“办案”。新闻媒介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监督具有强制性，却常常追惩于事后；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却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同是法治状态下制约监督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新闻媒介和新闻人必须把自由和自律（守法）结合起来。言论自由是新闻舆论监督对权力的要求，而新闻媒介自律，则是权利对义务的承诺。法治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使监督的主客体双方处于一种规范化的生存方式中。因此，就新闻舆论监督一方的要求来说，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新闻从业队伍，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更是社会法治化状态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还需要以程序化为基础。合理正当的程序，既是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前提，也是政治制度安排的基础。目前新闻舆论监督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行政权力的运作程序等信息不够公开，这就造成公共权力同监督客体间形成距离和真空，因而造成新闻舆论监督的“盲区”。新闻舆论监督只有在获得足够信息的基础上，公众才能做出合理的评价，也才能形成舆论，达到监督的目的。因此，按照程序化原则，推进包括立法、执法和行政管理在内的国家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范围，这既是政治生活秩序化的基本要求，也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使命。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就必须完备的新闻法体系。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当然不仅是一个单项法，而是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闻法，以及其它单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新闻法体系。这个体系赋予新闻媒介以基本权利，也相应规定了新闻媒介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而言，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但存在体系不够完善、不够具体的问题，可操作性自然较差。新闻舆论监督需要立法。因而，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好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对于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② 舆论监督的法律权力

中共中央在1950年4月19日，专门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其中规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再次强调：“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
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和内在要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舆论监督”的新概念，并明确表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关于《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长篇讲话中指出：“新闻舆论的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不应仅仅看成是新闻工作者个人或是新闻单位的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不仅依然将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强调，而且中央领导也曾多次对新闻舆论监督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其实，重视新闻批评不仅是执政党的一项方针政策，而且是中国公民的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4条涉及新闻：第22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社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发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该条文承认公民有言论自由的。但承认言论自由，与承认针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批评性言论的自由，毕竟不是一回事。公民可能享有批评其他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不一定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在专制社会里，没有人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除了谏官以及某些级别的官员可以在随时可能撤销的恩准之下批评最高统治者的不当行为之外，其他人是必须沉默的，或在忍无可忍之时诉诸于暴力的反抗。在中国君主专制时期，一般人批评朝廷及其命官构成“诽讪”、“谤讪”或“诽谤”等罪。在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批评政府及其官员曾被称为煽动性诽谤（seditiouslibel），也是一种犯罪，言论属实不是抗辩事由。一个按民主原则安排制度的国家，是否承认公民享有揭露以及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不当行为的言论自由？在法律规定上，多数国家只规定言论自由权，并未提及揭露和批评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由可以从宪法解释中引申出来，在实践上则由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中发展而得。但是在历史上，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从宪法承认言论自由发展到明确承认揭露及批评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言论自由，这之间可能有一个过程。

③ 请阐述媒介审判和媒体监督司法两者的区别

想要知道媒介审判和媒体监督的区别，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做媒体审判和媒体监督。
媒体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而西方人认为任何民事、刑事案件在普通法院审判前或审判后，由一般性或法律性报纸所刊载的消息或意见，不论其是以文字、图片、漫画及其他方式，不论其目的是在讨论、分析、攻击、侮辱与案件有关的法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或案件内容及其胜负得失，凡足以影响审判者都称为媒体审判。
请看案例：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另外一个案例是郭美美事件。
媒体监督定义有三：1、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在我国，传统上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近年来，随着进行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由于媒体报道是舆论的主导，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因此媒体监督已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
2、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支持和监督国家机关的方式，其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为其提供必要的保障。
3、媒体监督，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为我国的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是一面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另一侧面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
所以，根据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媒介审判和媒体监督司法的区别就在于媒介审判是依靠公众的舆论和想象来破解案件，根本不管事情真相如何，就可以判断。而媒体监督司法不仅有媒体的舆论，媒体的炒作，还有司法机关会根据这些痕迹还有很多别人想不到的方法来处理案件，致使案件明朗化。

④ 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权力

中共中央在1950年4月19日，专门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其中规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再次强调：“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
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和内在要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舆论监督”的新概念，并明确表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关于《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长篇讲话中指出：“新闻舆论的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不应仅仅看成是新闻工作者个人或是新闻单位的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不仅依然将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强调，而且中央领导也曾多次对新闻舆论监督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其实，重视新闻批评不仅是执政党的一项方针政策，而且是中国公民的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4条涉及新闻：第22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社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发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该条文承认公民有言论自由的。但承认言论自由，与承认针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批评性言论的自由，毕竟不是一回事。公民可能享有批评其他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不一定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在专制社会里，没有人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除了谏官以及某些级别的官员可以在随时可能撤销的恩准之下批评最高统治者的不当行为之外，其他人是必须沉默的，或在忍无可忍之时诉诸于暴力的反抗。在中国君主专制时期，一般人批评朝廷及其命官构成“诽讪”、“谤讪”或“诽谤”等罪。在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批评政府及其官员曾被称为煽动性诽谤（seditiouslibel），也是一种犯罪，言论属实不是抗辩事由。一个按民主原则安排制度的国家，是否承认公民享有揭露以及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不当行为的言论自由？在法律规定上，多数国家只规定言论自由权，并未提及揭露和批评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由可以从宪法解释中引申出来，在实践上则由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中发展而得。但是在历史上，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从宪法承认言论自由发展到明确承认揭露及批评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言论自由，这之间可能有一个过程。

⑤ 十万火急！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有利的案例有哪些 越多越好

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吴英案

⑥ 怎样实现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平衡

先说一件对新闻监督具有重要意义的张金柱事件。
1997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即现在的《大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消息大意为：
晚9时40分许，夜幕下的郑州市街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着了各自骑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飞，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义愤之下，发现此情的行人、出租车等一起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将其逼停。 送院后，内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的小苏磊死亡。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摩擦殆尽。近凌晨1时，记者在事故处理部门被告知，肇事车司机已经接受讯问。
大河报是国内首先对此事进行报道的媒体，8月26日，它接着报道了郑州市民对此事的强烈反应，但没有点出肇事者的姓名，只说“此人身份待核实”。27日，肇事者张金柱被刑拘的消息登上了大河报的显著位置。此人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直至次年二月份，大河报对张金柱案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得知撞人、拖人的竟然是一个公安人员、还曾经是位领导，群众情绪更加激愤。大河报前副总编辑马云龙回忆说，舆情的愤怒并不是单冲着张金柱的，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群众对公安的情绪都很大，张金柱肇事逃逸成了点燃舆情的导火索。
大河报的报道迅速被全国媒体转载。不久，在知识分子中具有深刻影响力的《南方周末》对此事进行报道，随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播出对此案的调查。张金柱案从中原进向全国，成为全国人民愤怒情绪的发泄点。正如张金柱的律师所说，张金柱已经超过了交通肇事案被告人的身份，变成了公安队伍中违法乱纪的典型代表，成了公安队伍中反面人物的化身。
正是在全民声讨的强大舆论中，张金柱案走向法庭。当年12月3日，郑州市中院公开审理此案，郑州市民奔走相告，法庭外支起了音箱“直播”庭审过程，大量市民聚集收听。
1998年1月12日，张金柱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张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院维持原判。 1998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执行死刑。之后数年，“张金柱”成为驾车肇事逃逸者的代名词。
近几年来, 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报道的活跃与频繁, 一个名词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 那就是’‘媒体审判” ,往往提出的佐证是张金柱临死前说过的那句话“ 我是死在记者手上的”。似乎是媒体左右了审判，但这只是媒体造成的错觉。
传媒与司法作为两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彼此间有着密切地联系。新闻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司法原则之一，二者都包含着宪法的原则，均同等重要。但由于双方缺少规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样性，并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
（一）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活动的积极促进
1.正确的媒体报道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媒体的介入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助于司法机关抵制行政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干预，尤其是那些关涉权力机关或强权人物的案件。
2.传媒的介入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对于某些案件审理过程的报道为受众知晓和评价司法行为提供了平台，从而可以降低司法专横和武断的可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
3.媒体的报道有助于普法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媒体的报道将法律知识传达给受众，使受众的法律意识得以提高，同时也使受众深深意识到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护公众正义的途径。
（二）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过犹不及
1.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和评论不当，冲击了司法独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媒体审判”。典型的事例是《焦点访谈》播出的四川夹江县的“造假者状告打假者”。在记者眼中，打假者永远是正当的，即使在打假过程中违反法定权限也是正当的。堂堂记者硬是把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变成了一个是非分明的道德问题，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问题到底应该由谁来解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2.传媒对司法审判的抨击使司法权威受到影响。表现一：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此时记者便动用自己的“特权”，英雄般地将对法院的不满搬上媒体，充当起当事人（原告）与法院（被告）的“法官”。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本来就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将二者等同，法院公正司法形象何存？表现二：舆论监督范围无限制。我们时常会看到记者逼问法官，法官无奈地回答这样的镜头。其实法官有其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审判纪律，记者则认为一切都应该公开，这无形中又构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记者往往抓住这矛盾大做文章，此时法官的中立公正的形象又受到质疑。此外，一些涉及机密隐私的案件被报道出去，也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表现三：舆论监督就是批评报道。有的记者紧盯着法院，稍有差池便大做文章。有的还无中生有，这或多或少也会降低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批评报道是一种手段，但不是惟一手段，更不是目的。在实际报道过程中应视情节而决定报道方式，这样才能取得更多的实效性。
司法机关为避免报道不利于公平审判而采取了种种措施限制媒体采访，从而引起双方冲突。一方面记者带着不纯的动机（寻求利益和卖点）对案件大肆报道，另一方面，法院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隐私等问题限制新闻媒体对庭审内容进行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公众的知情权和记者的采访权受到挑战。
对于怎样实现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平衡，我认为首先有详细全面的法律规定，明确记者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设定合理的惩罚制度。其次，对于做新闻监督记者的素质有所要求，其要有一定的法律素养，而并非法律白痴。

⑦ 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

第三十四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模范地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版洁，勤政为民，以身作权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十二条第三款：公务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第七条第7款：法官应当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第八条第6款：检察官应当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察法》
第三条：人**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五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⑧ 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有没有起到监督作用

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积极影响
在我国，新闻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形式，最主要的监督方式便是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其通过对典型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结合公众讨论，得出一种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意见，利于对公众价值观的引导，在新闻自由得到普遍认可的现代社会，舆论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更需要看清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正面作用，那些在舆论压力下，推翻原判、发回重审并得到公正判决的事实足以证明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大有益处。
（一）监督司法活动公正进行
司法程序不公正现象发生时，受害的当事人这一弱者可以向媒体请求援助，
媒体起到了舆论救济的作用。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进行独立合法的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独立，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司法外因素对判决公正的影响。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既需要法律的监督，也需要社会舆论的监督。既能向公众说明情况，也能为司法审理提供更多的线索。社会舆论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对司法活动进行讨论、抨击，给司法机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鞭策，这样有助于防范司法腐败行为，迫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
（二）人民监督权利的实现
社会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群众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
文化、教育、行政等各项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的行为过程。传媒代表公众，成为公众的代言人，传媒的言论反映公众的观点和意见。我国传统媒体一直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到了网络时代，公民舆论监督这项权利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相比，网络呈现出了的低门槛性和匿名性，从而就决定网络社会是拒绝权威的。在网络初建时就确定了网络就是要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空间，使大众在这里平等地传播信息、发表意见。而网民们只需经过简单的注册，便可以在网络媒体的论坛、留言板等互动平台上自由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这种自由的环境更便于人们无拘束地发言，真实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这些意见在网络中集合，从而形成无法忽视的舆论压力，对事态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网络舆论的优势在于，网络传播空前快捷、信息传播交互性强、灵活多样的监督方式，增强了社会舆论监督的力度。在全民大众参与下，网络舆论已经形成一种重要的舆论压力，使人民的监督权利得到了充分实现，人民的监督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⑨ 如何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相对独立的关系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关系辩证统一，舆论监督可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也可以反过来有利于舆论监督更好的实现，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舆论监督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上。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二者的关系是对立又统一的，舆论监督如果离开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的意义便荡然无存；而司法独立如果无舆论监督，司法独立肯定是很难实现的，或者说司法独立的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妄想统治者自己设计一套程序将自己关起来，那简直是痴心妄想，这一点，在很早的时候已经由霍布斯论证过了。所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独立，必须依赖于一定限度的合理的舆论监督。社会舆论反映的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对于司法判决的观点，代表一定的公意性，也体现了人民心中对于公平正义的评价标准，对于中国的司法领域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如果社会舆论过多干涉司法活动，又会太过于限制司法活动的灵活性和专业性，而丧失司法独立性，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也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在于舆论监督的程度，司法领域中，法官、检察官等司法工作人员有其自身的专业素养，处理案件时需要依靠法律的专业性知识，而不是盲目地凭借道德规范来断案，人民即便是对基本的大是大非拥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是却并不能代替法律上的正义，因此司法独立是法律必须保证的，舆论监督只能起辅助作用，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辅助作用，法官在断案时只能够参考社会舆论的意见，而不能被舆论的观点所完全束缚，以社会舆论的意见来断案更是大错特错，其实社会舆论的目的只是为了监督法律的实施，其本身并不能代替法律，所以法官判案只能主要依据法律，社会舆论只能起参考作用。从具体层面上讲，社会舆论主要对案件的事实层面加评判，应该尽量少的去干涉法官的判案和定罪量刑，只有保证法官充分地自由去判案和定罪量刑，才算得上司法独立，法官的判案和定罪量刑的过错应当主要交由检察院来进行监督。唯有如此才能够将人民思想中的普遍的正义和法律上的正义有机结合，控制好舆论监督的范围和幅度，才能够化解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二者是可以共存的，只是必须把握好一个尺度，让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达到一个动态合理的平衡状态，舆论监督不断约束司法活动中不好的地方，积极促进司法独立；反过来，司法独立又保障合理有效的舆论监督，使人民心中的正义能够更好的在司法领域有所体现，最终实现一个在合理舆论监督下的司法独立的法律体系。

⑩ 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药加，鑫案就是最好例子，
受害人的代理律师张显充分Li用YU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