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风险
㈠ 互联网监管风险与商业银行监管风险有什么区别
浅析我国网络银行的监管
网上银行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银行业务流程的再造，优化了经营过程，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活动参与各方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为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有效的支持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银行业务的虚拟化，突破了传统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价值观念和管理，改变了现有银行业的竞争格局，形成了新的银行业组织形式。使银行机构的传统角色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也使金融风险更具复杂性和蔓延性，对银行经营管理和外部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一是网上银行将改变传统银行的竞争格局。以往金融业的竞争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网点数、从业人员数等方面，而在网络经济，无论金融机构规模的大小，在网络上都是平等的，大、中、小金融机构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传统商业银行的分支行网络和雇员逐渐成为银行拓展业务的沉重负担，金融业的竞争将主要是金融产品的功能和金融服务的质量的竞争，许多金融机构将有机会在网络上利用其优秀的服务重建自己的地位，中小金融机构可凭借技术优势掌握商业先机，赢得传统金融时代难以得到的客户资源和竞争优势。
二是网上银行将改变传统银行业的经营模式。网络信息技术在银行业的应用，打破了传统银行业务的地域、时间限制，上，银行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运行，可吸纳本地区、本国乃至国外客户，可以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使金融机构能在更广的地域和范围开发新的客户群，开辟新的利润来源。这样，银行的业务战略不能再局限于某一个市场，竞争对手不再限于某几家银行，任何一家银行，即使是很遥远的金融机构都可以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与传统银行业相比，网上银行经营成本下降，利差大大降低。银行无法再靠资金规模、网点优势或其他垄断优势盈利，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定价策略。
三是网上银行增加了银行业风险管理的难度。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网，亡银行的风险具有了跨行业性和外牛性。跨行业性就是其风险超出了传统意义上金融风险的概念。风险不仅产生于市场价格的波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产生于软硬件配置和技术设备的可靠程度，技术性风险成为网上银行业务风险的重要特征。网上银行业务的外生性是技术性风险本身的主要特征。由于以上风险问题的存在，前几年，在一些国家，客户顾虑安全、服务质量等问题，接受网络金融服务的趋势并不明显。许多银行只把开发网上银行业务当作保留客户和提高银行形象的手段，并没有视为一个利润中心来对待。
四是网上银行的兴起，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仅从网上银行本身业务的内涵和属性看，网上银行已经具备了新的风险特征，改变了传统银行业务的提供方式和银行运作的存在形式，要求银行监管当局在监管内容、手段、方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首先是监管当局将不得不在评价银行机构业务风险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银行运行的技术性风险，也就是安全性的评估；其次，银行向客户提供的产品进一步走向综合化，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交叉程度加深，分业管理的难度加大，监管的边界更加模糊；再次，大量交易由有形走向无形，纸质凭证逐渐被凭证取代，交易频率增加，交易量随之增加，传统的监管方式将难以对交易的风险、合法性和合规性进行评估。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因特网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打破了银行业务经营的地域界限和行业界限。一方面，跨地区、跨国境经营将变得更加便捷，任何一个地方的客户都可以选择在传统情况下无法选择的异地银行，任何一家银行都有可能给在传统条件下无法接触的客户提供银行服务；另一方面，非金融机构，如网络公司或商贸集团，完全可以借助自身的技术优势或业务与客户优势，为其客户提供银行服务。这将直接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结构的内容，对一些地区或小国家来说，存在着不需要拥有自己的金融体系的可能性，完全可以依靠选择大型国际性金融机构跨境提供服务。
此外，网上银行也为业混业经营提供了载体，促成了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新型合作方式，对分业经营模式和现有法规框架体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切均增加了金融业和监管的难度。
对我国来说，网上银行的发展还面临以下挑战。首先，我国银行体系还不够完善，还有较多尚待解决。在传统银行的管理经验尚未充分积累的基础上发展网上银行，存在一定的风险。其次，我国缺乏网上银行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信用制度也不够完善，缺乏信用评估机构，人们的信用意识比较薄弱，支付方式仍然以现金为主。再次，我国缺乏保障网上银行和商务活动有效开展的法律框架体系，一些基础性法规如（电子商务法）尚未出台，电子凭证的有效性、数字签名的合法性问题尚未解决。最后，占我国银行业主体的中资银行的综合性管理人才和监管当局的电子银行监管人才非常缺乏，业务人员和监管人员对网上银行的认识并不充分，现有的业务经验和管理制度不能满足发展网上银行业务的需要。目前，大部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中资银行，普遍强调业务的发展，忽视了对网上银行业务安全性的评估和管理，这是中资银行发展网上银行的极大隐患。
银行监管当局发展和监管网上银行的对策
有挑战就意味着有机遇。发展网上银行，是对我国银行业传统的相对低效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再造、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整体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机遇；发展网上银行，将有助于我国银行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向国际水平靠拢。
银行监管当局充分认识到网上银行发展对银行业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银行业体系存在的问题。考虑到网上银行是一个新事物，在未完全掌握网上银行发展的性之前，重要的是先发展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银行监管当局对我国网上银行的发展与监管，近年来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策略。
（一）依据积极审慎的监管原则对网上银行实施市场准入监管
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监管当局对“鼠标+水泥”型的网上银行，即已经持有银行营业执照的传统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一般经过市场准入审核程序，只对纯虚拟银行进行市场准入审核。经过认真，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将现有银行新开网上银行业务纳入市场准入体系。主要是考虑网上银行业务具有独特的风险内涵和表现形式，对网上银行业务进行市场准入监管，对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将有利于提高银行对网上银行业务风险的管理能力，促进网上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在具体审核过程中，监管当局遵循了积极审慎的审核原则。一方面，鼓励商业银行进行机制再造，发展网上银行业务；另一方面，对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能力进行严格审核，严格评估银行网上银行业务运作系统的安全性。
（二）加强网上银行发展与监管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
依据积极审慎的原则，2001年6月，银行监管当局制定和发布了《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商业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和风险管理要求； 2002年4月又发布贯彻该办法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了对商业银行经营网上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2002年4月，银行监管当局组织成立了“网上银行发展与监管工作组”，以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专家的力量，为发展和监管网上银行研究和制定政策。目前，监管部门正在研究制定“网上银行安全性评估指引”，对商业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在安全性方面提出更系统、更具体的要求；对网上银行业务的跨境银行业监管、网上银行业务的电子化凭证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同时，成立课题小组，充分借鉴国际最佳做法和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研究和设计对网上银行的监管框架。
（三）强化对银行监管人员和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的培训
人才缺乏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网上银行业务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培养一批掌握网上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和的综合性专业人才是推进我国网上银行稳健发展的关键。针对银行监管人员普遍对网上银行认识不足的特点，银行监管当局没有急于对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进行现场检查，而是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系统的网上银行风险监管培训。同时，通过不同形式要求商业银行注重对业务人员的培训。为配合培训的需要，银行监管部门还组织人力编写了《网上银行风险监管原理与实务》和《金融干部网上银行知识读本》，充分借鉴国内外关于网上银行发展和监管的研究成果和有益经验，介绍网上银行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风险特征和经营管理要求，介绍对网上银行的监管方法和监管工具，以普及网上银行以及电子商务知识，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能力和商业银行业务人员的风险管理能力。
当然，要实现对网上银行的有效监管，促进我国网上银行的稳健发展，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仅仅是基础性的。下一步，需要将对网上银行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纳入人民银行正规化监管计划和之中，并推进对网上银行业务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制度化和系统化，进一步加快对网上银行的法规建设进程。
银行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要认识到网上银行是银行业发展历程的新事物，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方向，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和研究网上银行，了解网上银行的特性和规律性。通过发展网上银行改造我国银行业的现有运作方式，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推动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
一、网络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网络银行的发展如火如荼，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尚缺乏相应的制度加以规范，由此产生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之一：如何对网络银行实施有效监管?
随着网络银行的普及，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改变监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例如设立网络银行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如何保证在网上推出金融业务的机构有充分的信誉担保和服务实力，采纳何种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机制，如何在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之间作出选择，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解决。
网络银行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提供三A服务(Anytime任何时间、Anywhere任何地方、Anyway任何方式)。依托无边界的因特网*网络银行无须设立任何分支机构，就可将其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其获准注册的地区以外经营业务，世界各地的居民都是其潜在客户。然而公众并不知晓网络背后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不知晓其物理形态。
如果大家都可以在因特网上设立网页，而注册地又缺乏足够的监管制度，一旦该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资金实力或业务实力，便会引起保障存款人利益以及保密措施等各种监管问题，扩大金融风险。由于网络的普遍性与连动性，金融风险一旦现实地发生，还将波及到世界其他角落，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传统的监管方式必须改革。
现行银行业是一种实行许可证制度的特殊行业，尽管竞争十分激烈，但各种方式的管制无形中为银行业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垄断环境。然而到了以金融自由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网上金融时代，银行业生存的环境将大大改变。根据一项调查显示，传统银行的服务成本占其收入的60%左右，而网络银行的服务成本只占收入的15%—20%。由于网络金融降低了市场进入成本，削弱了现有商业银行所享有的竞争优势，扩大了竞争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可能会吸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高科技公司分享这片市场，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
事实上，国外有些机构已经有所行动。例如美国安全服务联邦信用协会等机构已开办了网络银行业务，微软公司也正积极发展网络银行业务，推出有关的软件和规格标准。银行业不仅要应对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而且被迫与通用资本(GECapital)、美国在线(A0L)、雅虎(Yahool)等展开竞争。
另外，网络银行能够融合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业务，减少各类金融机构针对相同客户的重复劳动，提供全能型的金融服务。由于网络银行从事的金融业务日益多样化、混业化，而当前多数国家提倡的又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制度，这一体制在网络时代也将受到严峻挑战。
问题之二：如何规范网络银行的业务运作程序?
传统金融业务通常只有银行和客户的参与，而网络银行则需要计算机、因特网等高科技产品的介入。银行与客户的面对面操作通过计算机演化为不受时空限制的人机无纸化操作，使得调整传统商业银行的规范不再适用，亟需制定新的规范来调整网络银行关系。
以电子支付(E1ectronic Fund Transfer，简称EFT)为例。无论是Intemet Banking还是Internet Bank，电子支付都是其主要的服务方式。金融电子化之后，大量的现金、票据交易被电子资金划拨所取代。有资料表明，美国80%以上的美元通过电子方式进行，每天约有2万亿美元通过联储电划系统万edwire以及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CHIPs划拨。
虽然这种支付方式具有快捷、低价等优点，但由于电子划拨涉及多方当事人，经济责任较难划分确认，若无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保障，则可能带来某些始料未及的后果。1973年美国发生的埃弗拉案(Evra诉瑞士银行案)就是佐证。一笔2.7万美元的资金末及时划拨到位，却引起210万美元的损失，进而引发了一场银行是否应对间接损失承担责任的争论。由于类似的案件难以杜绝，电子资金划拨的无序状态令金融界和广大客户为之不安。
推而广之，网络银行的其他业务也处于缺乏规范制约的状态。网络的公开性势必威胁到其安全性，而安全机制的缺位将进一步扩大网络金融的风险。加之目前世界上各主要信息技术公司和软件开发商都分别推出各自不同的网络银行运行模式，它们分别基于不同的技术平台和环境，遵循不同的业务处理流程。如果不对之加以统一规范，放任自流，则会影响到金融秩序的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
问题之三：如何应对日益猖撅的网络金融犯罪?
计算机犯罪是利用电子数据处理设备作为犯罪工具、或将数据处理设备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行为，而网络金融犯罪则是计算机犯罪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随着金融业务的处理日益依赖于因特网，金融机密和财富也日益集中于因特网。为了金钱，不法分子可以铤而走险，利用网络的强大功能实施网络犯罪。近几年，网络金融犯罪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预防和惩治网络金融犯罪的有效手段却未能出台。
网络金融犯罪之所以难以应对，是因为其具有下列特征：第一，犯罪主体智能化。犯罪主体往往受过网络方面的良好培训，不仅能避开网络安全系统的保护和稽查，而且还能消除作案痕迹。第二，犯罪方式抽象化。网络犯罪持续时间短，地理跨度大，而且犯罪行为是在虚拟化的网络空间进行的，也许惟一的记载就是一闪即逝的电子脉冲。第三，社会危害严重化。网络系统的任何故障、非法入侵和破坏、信息泄露等，都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损失，甚至造成金融业的瘫痪。
借助全球庞大的金融电子网，洗钱的丑行可以销声匿迹；编造、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若借助网络技术，则其传播面更广，影响后果更大；在金融业务网内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结果不单是危害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更可怕的是公众存款安全受到威胁。
就种类而言，利用电脑对网络银行等金融机构实施犯罪行为的种类繁多，主要有：截取传递过程中的资料，篡改或不法复制资料内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的相关设施，加载不实记录或信息进入网络银行系统；改变或破坏存储在网络银行的信息或档案；通过电脑打人网络银行客户的账户，窃取他人金钱。
例如，1997年德国汉堡的黑客在国家电视台表演如何使用控制器在无需提供身份识别号码的情况下，把钱从一个账户移到另一账户；又如，2000年3月法兰西银行的信用卡解密号码被黑客在网上公布，使得其3700万信用卡用户的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网络金融犯罪日益猖撅。据统计，金融领域的电脑犯罪占电脑犯罪总额的40%以上，居各行业之首。在我国，其比例更是高达60%以上。基于网络金融犯罪的特殊性及其多样性，各国都难以克服其相关立法的滞后性。尤其是我国，现有刑法制度只有四条有关网络电脑犯罪的法律条文，难以适应网络银行日益发展的需要。
同时，由于因特网不受时空限制，在电子空间传播的网络世界是模糊和不确定的，犯罪分子可以来自全球各个角落，因此在网络金融犯罪中还存在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如何确定、有罪判决任何执行等问题。
二、发展网络银行应采取的对策
金融电子化是经济腾飞的保证。网络银行属于金融高科技产物，是银行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尽管围绕网络银行尚存在不少问题，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相伴而生的，只不过各种方法有待于我们去发掘而已。
网络银行的相关问题也是如此。在即将到来的国际信息商业社会，一个统一、协调、简明、宽松的法律框架，对消除网络发展中的法律障碍，规范网络金融的发展极其重要。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银行，我们的总方针是：根据网络银行发展状况，不断完善技术，适时修订法律，以确保网络银行高效安全运行，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信息化发展。
对策之一：加强金融监管电子化的步伐，采取电子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对网络银行实施有效监管。
金融监管当局应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改革监管方式，建立一套完整的网络银行业务审批和监管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应密切关注网上银行的最新发展及科技创新对国际银行业及其监管所造成的影响，对网上银行在国内的发展及前景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预测，在“保护竞争、促进效率”的前提下，就市场准入、通讯安全、控制权的法律责任、存款保险等保护措施和争端解决的适用程序等问题加以立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配合银行业结构因科技发展而出现的转变。
就我国而言，我们应结合国情，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成立专门机构对网络银行的设立、管理、具体业务功能的实现及硬件和软件系统的应用等进行研究，为网络银行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和指导，并利用网络等先进技术进行非现场监管。
至于银证分离和银证合一的选择问题，已有不少国家开始修订他们的金融法，以便为实施银证合一扫除法律障碍。典型的如1999年11月美国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废除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1ass—Steagall Act)，允许银行、保险、证券三者跨界经营，在银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国银行业尚不成熟，在必要的法律规范建立前，如允许非银行机构进入网络银行市场，可能会对金融秩序的稳定带来冲击，容易形成不利局面，影响我国网络银行发展的整体进程。因此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随着网络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监管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也应扩大网络银行的业务范围，适当放松或解除银行兼营证券、保险业务的限制，逐步实现银行的全能化。
对策之二：制定网络银行业务运作的统一规范。
各国应当尽快建立或完善各类有关网络银行和在线支付的法律法规。必须根据网络银行的实际情况，建立安全认证机制，统一技术标准，制定或修改适用于网络银行操作运行的法律规范。
安全认证机制如有关安全技术(保密性、真空性、数据完整性、进网控制等)、安全服务设施(公共码认证机构)等的规定。目前，由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科技司牵头，联合工行、农行、建行、交行、光大银行等11家商业银行共建金融权威认证中心(CA)已进入实施阶段，在线支付的标准性、安全性将更有保障。
技术标准如有关电子支付、高速网络技术和数码资料交换等的标准。这些标准应可靠、统一、易用、相互兼容、并能随技术进步而改进。
网络银行业务运行的法律规范，包括对网络银行服务工具、网络银行服务方式等的法律规范。例如电子货币的发行、电子票据的产生、电子货币和电子票据的流通、电子货币和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支付网络的建立、网络银行服务的体制和基本模式、网络银行服务结果的法律效力等，都需要确立统一的规范，以便明确网络银行业务操作规则及风险责任的划分确认。
仍以电子支付为例。国外对此已作出反应，纷纷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则。小额电子资金划拨(POS、ATM、Homebanking、ACH等)的法律规则，例如美国联邦《1978年电子资金划拨法》及联邦储备系统颁布的实施条例。大额电子资金划拨(Fedwire、CHIPS、SWIPT、CNAPS等)的法律规则，例如联储J条例、CHIPS规则、SWIFT规则、美国《统一商法典》第4A编中的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或条例，明确了电子资金划拨中的当事人、适用范围、权利义务、责任承担等。
我国目前尚缺乏全国性的有关电子资金划拨的专门立法。1996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确立的是以纸票据为基础的结算支付制度，没有针对电子资金划拨进行立法，而不少银行各自推出的章程却含有许多维护银行自身利益、削弱消费者地位的条款。
为了保障电子资金划拨的安全正常运行，我们应当借鉴美国《1978年电子资金划拨法》和《统一商法典》第4A篇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等的规定，适时地制定新的支付体系和制度，以便明确电子资金划拨或使用电子货币实现在线支付时的风险责任负担。
对策之三：加强安全防范，健全法律法规，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网络金融犯罪。
应当明确，打击网络金融犯罪仅靠立法尚不够，完善技术，使得不法之徒的犯罪成本提高是首选途径。我们应当不断采用新的安全技术来确保网络银行的信息流通和操作安全，如防火墙、乱码和加密技术等，及时准确地在客户和银行之间传递正确的信息，同时防止非授权用户(如黑客)对网络银行所存储的信息进行非法访问和干扰，营造一个可以信赖的网络金融环境。
同时，我们应当制定有关法律，完善相关条文，从而确保网络安全，惩治网络犯罪。1997年8月德国的《联邦多元媒体法》，第一次对因特网进行立法管理。我国法律法规对网络安全与网络犯罪也有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公安部关于对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份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和计算机信息网络的管理使用作出了规定，有关金融从业人员应严格依照国家法律规定进行操作并完善管理，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责任感。
我们还应扩大现行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将以网络为传播媒介的各种行为包括在内：针对网络特殊性，尽快进行与网络管理相关的单行立法，以便及时准确地界定各种以网络为对象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实施网络银行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进行严惩，从而加大打击力度，促进网络银行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现有刑法制定的四条有关网络计算机犯罪的条文难以适应网络银行日益发展的需要，应当通过实践和比较，借鉴发达国家关于网络犯罪的立法经验，不断补充我国刑法关于网络金融犯罪的种类或制定我国单独的惩罚网络金融犯罪的法规条例。
由于因特网不受时空限制，犯罪分子可以来自不同国家乃至全球各个角落，因此我国还应加强与世界刑警组织以及其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联系和磋商，共同制定打击网络银行犯罪和确定网络银行风险责任的国际条款，开展国际合作，以确保网络银行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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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政府监管层面应采取哪些措施合理防控融资融券风险
合理防控融抄资融券风险，政府监管层面应采取的措施有：
1．加强对投资者的审查力度。融资融券交易能在短时期内大规模增加交易额度，券商可以获取更多的交易费用，有较强的杠杆效应，但由于投资者水平很难测量，这便增大了证券公司发放融资融券的风险。所以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时，证券公司要根据投资者的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风险偏好等因素，将客户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和层次，确定每一类别和层次客户获得授信的额度。利率或费率，是建立第 一道有效的防火墙。
2．建立健全预警补仓和强制平仓制度。证 券公司应该有专人实时监控客户担保物价值与客户债务价值及其比例的变动情况，当该比例低于合同约定的最低维持担保比例时，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及时通知客户补足担保物。当客户不能及时按约定补足担保物，维持担保比例触及平仓维持担保比例时，及 时向客户发送平仓通知，并启动强制平仓。
㈢ 政府应该怎样应对风险管理
建立公共应急响应机制
利用各种媒体教育市民
利用保险解决突发事件再来的损失。
平时监管好
㈣ 监管体制的特点、利弊分析.
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体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
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21~23）。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滥用职权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滥用职权，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或捕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如果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容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赌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
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二）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管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
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机构）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意的回报。如果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管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如果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蒂米奇•威塔斯，《金融监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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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道许，《现代金融监管体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5. 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㈤ 政府机关有没有什么风险管理的制度规范
政府风险管理的流程是主体管理对象用以达成目标的运行机制。通过风险管理流程，要达到三方面的成效：
1、风险识别，客观评估，确定风险所有权；
2、风险内部控制，通过标准化运维等方式实现损失最小化；
3、风险外部公关，培育风险文化，全社会共同治理，争取群众的满意度最大化。
一、风险的全面评估：评估风险，定所有权。
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在实践中包括全面评估风险和确定风险所有权两项关键。
1、复杂环境中的社会风险评估，需科学识别风险和设定容忍度。
风险评估是管理流程的首要步骤，现阶段的风险评估具有一定普适性。例如政府风险管理所面临的国家层面风险源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重要基础设施、国内犯罪和国外恐怖袭击。在我国，政府风险管理的主要风险是四类突发公共事件，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英国，国家风险包括自然事件、主要事故和恶意袭击三类;在美国，政府风险管理的重点是国土安全风险管理，主要风险源是18类重要基础设施和关键资源;在加拿大，国家所面临的全部风险被划分为蓄意性风险和非蓄意性风险两类;在澳大利亚，国家风险涉及国家机构内外两方面共17个风险领域;在德国，国家风险被分为自然灾害、技术故障/人为错误、基础设施和恐怖主义四类。
在明确容忍度的基础上，更加细化的风险评估，普遍应用“可能性”和“影响”两个维度来操作，通常用P(Possibility或Likelihood)R(Risk或Consequence)矩阵予以可视化的评估定级。
在实践中，风险评估的要务是设定风险容忍度，它是主体愿意承担、可以容忍的风险数量和类型。风险容忍度的确定和改变受到文化、社会、政治、法律、技术、经济、自然环境等外部环境以及主体的目标、资源、实际风险管理能力等内部环境的影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主体的风险容忍度也将随之变化，从而风险管理的识别、分析、评价及应对等的标准及策略也将改变。因此，政府应根据社会心态，科学设定风险容忍度，并与时俱进，及时调整。
2、确定风险所有权，构建风险责任体系。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风险管理的风险所有权明确是通过风险责任的合理分配来实现的，使得各级各类主体既各担其责，又能统筹协调，全面做好风险管理。
首先，针对管理项庞杂、边界模糊、责任递增的特征，政府风险管理通常的做法：
①明确风险管理的总体职责及各部门的角色和职责;
②积极开展协作，通过风险管理组织化实现风险责任共担。
例如，英国政府首先明确主要风险责任在政府部门，在此基础上，这些政府部门再根据风险性质与规模，一是将部分责任传递到其下级机构承担，二是与其它相关单位签订风险共担合同，分担风险。
其次，针对管理主体条块分割的特征，政府风险管理的主要做法：
①确立风险管理主导机构；
②设置相应机构进行分类管理和分级管理。
例如：英国政府把保障公众安全作为政府的核心工作之一，为此政府在风险管理方面承担制定规章、服务照顾、实施管理等三方面的职责。据此，英国政府明确划分了政府风险管理的三类单位：组织实施单位、实施支持单位、具体执行的业务部门。
我国在应急管理中的实践，采取的也是在明确风险责任的基础上，确定风险责任承担主体，采取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和属地管理相结合，并依靠统一领导、综合协调，从而构建责任体系。
二、风险的内部控制：标准运维，法制固化。
政府风险管理的风险内控，是管理主体在内部运行过程中，开展风险最小化的运行设计，主要依靠的是标准化的运维和制定法律法规予以固化。
1、制定风险管理标准，规范化开展风险内控。
制定管理标准，有利于规避常见风险和规范组织行为，是风险内控的典型做法。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西方国家纷纷制订全国性风险管理标准，指导和推动风险管理的发展。影响较大且被ISO认可的国家性标准有澳新风险管理标准(AS/NZS4360：1995)、加拿大风险管理标准(CAN/CSA-Q850-97)、英国风险管理标准(BS-6079-3：2000)和日本风险管理标准(JISQ2001：200l)。标准的具体内容可视国情而定，以澳新风险标准为例，风险管理标准主要包括：应用范围与概念、风险管理要求、风险管理概论、风险管理步骤、风险管理记录和档案;附件则为实际操作提供了一套适合于各类组织风险管理的方法和程序，满足了综合风险管理的需求。
2、实施系统的风险内控，通过法制予以固化。
系统内控是关键，只有构建起统一领导、各司其职、运转高效的政府风险管理网络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风险内控的价值。以英国为例，其政府风险管理机构包括主导机构、支持单位和具体执行部门三类，它们在英国国家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中有不同的定位。
第一类，主导机构主要负责制定风险管理政策，主要包括内阁办公室和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国民紧急事务秘书处会同财政部预算执行小组、财政部风险支持小组等部门，制定政府内部风险管理的相关政策，总体设计和把握评估政府风险管理建设的进程，解决整体风险管理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第二类，支持单位主要为风险管理决策提供支持，支持单位包括全国水平检测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公务员管理委员会等，针对所属部门的风险管理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提供相应的研究咨询报告，为行政部门负责人和高级官员提供风险管理的建议，并为风险管理提供信息和技术等方面的保障。
第三类，具体执行部门主要负责风险管理政策的落实。各职能部门在本部门职能范围内落实风险管理工作。英国政府共设有24个内阁部门，除去首相办公室等10个办公室外，还包括商业、创新及技能部，社区和地方政府部，文化传媒体育部，教育部，环境、食物及乡村事务部，国际发展部等14个部门。
法制建设是保障，政府风险内控必要用法制予以固化，才能规范化和可持续。德国2009年9月修订的《公民保护和灾难救助法》，第18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与各州的共同努力下，联邦政府要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风险分析”。澳大利亚政府风险管理的法律体系完善详细。维多利亚州指导并规范风险管理的文件主要包括《维多利亚所属保险部门法案》《财政管理法》《维多利亚政府管理革新项目》。《维多利亚所属保险部门法案》更多关注的是国家级保险, 并为相关部门提供风险管理的咨询与培训。由财政部监管的《财政管理法》制约着300多个政府部门、权威机构和公共部门，该法案要求这些部门发展并执行风险管理战略, 并保持对这些过程的监管。健全的法律使得澳大利亚政府管理面临的很多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风险的外部公关：培育文化，社会共治。
政府风险管理的外部公关，一方面是由于群众作为外部评委，有权评价政府风险管理的绩效;另一方面，政府风险管理也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才能长治久安。
1、培育风险文化，可持续发展。
政府风险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政府培育风险管理的文化;用风险文化构成政府风险管理的良性环境，有利于改革的动员、管理的落实和执行、措施的创新等等。
在实践中，加拿大和英国等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开展了风险文化的培育和应用;提出建立学习型和弹性化的风险管理文化。促使公务员形成对风险的正确理解和认知，提高其风险意识和责任感，培育有利于规避和处理风险的组织环境，支持能够有效承担风险和变革的组织文化发展。
2、倡导社会协同、全员参与的风险治理。
政府开展风险管理是主角和主力，但风险社会的风险治理需全社会的合力。群众既是社会风险的治理主体之一，同时也可能是最直接的社会风险源。因此，政府风险管理需要社会协同和全员参与，既是为了全方位的风险治理，同时也有利于风险的最小化。
①政府积极形成风险社会的社会秩序，倡导群众自觉抵制社会风险，不从事或参与可能导致公共安全问题的活动；
②引导群众鉴于自身利益的相关性，自觉开展风险排查和隐患清理；
③用好群众的数量优势，组织群众和社会组织开展有序的社会监督，及时预警和处置；
④培养群众当好“第一反应人”，在技能合格的前提下，开展自救和互助工作，增加社会安全的广泛保障；
⑤组织协调，鼓励群众开展邻里互助，形成利于公共安全的社会氛围。
㈥ 政府实施金融监管的一般理由是什么
政府监管金融市场的理由是：金融是经济的晴雨表，监管金融市场是为了影响经济；金融业出现问题往往影响面大，监管金融是为了控制风险金融机构客户群体广大，监管金融是为了保护投资人利益政府放松管制金融业会出现更多问题，因为：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不完善，放松过度市场会失控我们目前金融法规不完善，放松后金融违法现象会更严重我国目前投资人对风险的认识还不足，放松后不利于投资人保护
㈦ 如何处理行政监管与企业并存之间的风险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控制和化解证券公司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证券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制定本条例。第二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处置证券公司风险工作进行组织、协调和监督。第三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以及省级人民政府建立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协调配合与快速反应机制。第四条处置证券公司风险过程中，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社会稳定。第五条处置证券公司风险过程中，应当保障证券经纪业务正常进行。第二章停业整顿、托管、接管、行政重组第六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发现证券公司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可以派出风险监控现场工作组对证券公司进行专项检查，对证券公司划拨资金、处置资产、调配人员、使用印章、订立以及履行合同等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监控，并及时向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通报情况。第七条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有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完成整改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责令证券公司停止部分或者全部业务进行整顿。停业整顿的期限不超过3个月。证券经纪业务被责令停业整顿的，证券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可以将其证券经纪业务委托给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证券公司管理，或者将客户转移到其他证券公司。证券公司逾期未按照要求委托证券经纪业务或者未转移客户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将客户转移到其他证券公司。第八条证券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其证券经纪等涉及客户的业务进行托管；情节严重的，可以对该证券公司进行接管：（一）治理混乱，管理失控；（二）挪用客户资产并且不能自行弥补；（三）在证券交易结算中多次发生交收违约或者交收违约数额较大；（四）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发生重大财务危机；（五）其他可能影响证券公司持续经营的情形。第九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对证券公司证券经纪等涉及客户的业务进行托管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选择证券公司等专业机构成立托管组，行使被托管证券公司的证券经纪等涉及客户的业务的经营管理权。托管组自托管之日起履行下列职责：（一）保障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正常合规运行，必要时依照规定垫付营运资金和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二）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托管期间客户资产的安全；（三）核查证券公司存在的风险，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业务运行中出现的紧急情况，并提出解决方案；（四）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托管期限一般不超过12个月。满12个月，确需继续托管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决定延长托管期限，但延长托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第十条被托管证券公司应当承担托管费用和托管期间的营运费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托管费用和托管期间的营运费用进行审核。托管组不承担被托管证券公司的亏损。第十一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对证券公司进行接管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组织专业人员成立接管组，行使被接管证券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接管组负责人行使被接管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被接管证券公司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副经理停止履行职责。接管组自接管之日起履行下列职责：（一）接管证券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决定证券公司的管理事务；（三）保障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正常合规运行，完善内控制度；（四）清查证券公司财产，依法保全、追收资产；（五）控制证券公司风险，提出风险化解方案；（六）核查证券公司有关人员的违法行为；（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接管期限一般不超过12个月。满12个月，确需继续接管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决定延长接管期限，但延长接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第十二条证券公司出现重大风险，但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直接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申请进行行政重组：（一）财务信息真实、完整；（二）省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方面予以支持；（三）整改措施具体，有可行的重组计划。被停业整顿、托管、接管的证券公司，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也可以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申请进行行政重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行政重组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第十三条证券公司进行行政重组，可以采取注资、股权重组、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合并或者其他方式。行政重组期限一般不超过12个月。满12个月，行政重组未完成的，证券公司可以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延长行政重组期限，但延长行政重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公司的行政重组进行协调和指导。第十四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公司做出责令停业整顿、托管、接管、行政重组的处置决定，应当予以公告，并将公告张贴于被处置证券公司的营业场所。处置决定包括被处置证券公司的名称、处置措施、事由以及范围等有关事项。处置决定的公告日期为处置日，处置决定自公告之时生效。第十五条证券公司被责令停业整顿、托管、接管、行政重组的，其债权债务关系不因处置决定而变化。第十六条证券公司经停业整顿、托管、接管或者行政重组在规定期限内达到正常经营条件的，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以恢复正常经营。第十七条证券公司经停业整顿、托管、接管或者行政重组在规定期限内仍达不到正常经营条件，但能够清偿到期债务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撤销其证券业务许可。第十八条被撤销证券业务许可的证券公司应当停止经营证券业务，按照客户自愿的原则将客户安置到其他证券公司，安置过程中相关各方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客户证券交易的正常进行。被撤销证券业务许可的证券公司有未安置客户等情形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比照本条例第三章的规定，成立行政清理组，清理账户、安置客户、转让证券类资产。第三章撤销第十九条证券公司同时有下列情形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直接撤销该证券公司：（一）违法经营情节特别严重、存在巨大经营风险；（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三）需要动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第二十条证券公司经停业整顿、托管、接管或者行政重组在规定期限内仍达不到正常经营条件，并且有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撤销该证券公司。第二十一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撤销证券公司，应当做出撤销决定，并按照规定程序选择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成立行政清理组，对该证券公司进行行政清理。撤销决定应当予以公告，撤销决定的公告日期为处置日，撤销决定自公告之时生效。本条例施行前，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已经对证券公司进行行政清理的，行政清理的公告日期为处置日。第二十二条行政清理期间，行政清理组负责人行使被撤销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行政清理组履行下列职责：（一）管理证券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清理账户，核实资产负债有关情况，对符合国家规定的债权进行登记；（三）协助甄别确认、收购符合国家规定的债权；（四）协助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机构弥补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五）按照客户自愿的原则安置客户；（六）转让证券类资产；（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前款所称证券类资产，是指证券公司为维持证券经纪业务正常进行所必需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交易系统、通信网络系统、交易席位等资产。第二十三条被撤销证券公司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副经理停止履行职责。行政清理期间，被撤销证券公司的股东不得自行组织清算，不得参与行政清理工作。第二十四条行政清理期间，被撤销证券公司的证券经纪等涉及客户的业务，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规定程序选择证券公司等专业机构进行托管。第二十五条证券公司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其资产、人员、财务或者业务与被撤销证券公司混合的，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纳入行政清理范围。第二十六条证券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其被撤销而变化。自证券公司被撤销之日起，证券公司的债务停止计算利息。第二十七条行政清理组清理被撤销证券公司账户的结果，应当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行政清理组根据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账户清理结果，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机构申请弥补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的资金。第二十八条行政清理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将债权人需要登记的相关事项予以公告。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向行政清理组申报债权，行政清理组按照规定登记。无正当理由逾期申报的，不予登记。已登记债权经甄别确认符合国家收购规定的，行政清理组应当及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收购资金并协助收购；经甄别确认不符合国家收购规定的，行政清理组应当告知申报的债权人。第二十九条行政清理组应当在具备证券业务经营资格的机构中，采用招标、公开询价等公开方式转让证券类资产。证券类资产转让方案应当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第三十条行政清理组不得转让证券类资产以外的资产，但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易贬损并可能遭受损失的资产或者确为保护客户和债权人利益的其他情形除外。第三十一条行政清理组不得对债务进行个别清偿，但为保护客户和债权人利益的下列情形除外：（一）因行政清理组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二）为维持业务正常进行而应当支付的职工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等正常支出；（三）行政清理组履行职责所产生的其他费用。第三十二条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行政清理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处置前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证券类资产以及其他资产进行变现处置，变现后的资金应当予以冻结。第三十三条行政清理费用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从被处置证券公司财产中随时清偿。前款所称行政清理费用，是指行政清理组管理、转让证券公司财产所需的费用，行政清理组履行职务和聘用专业机构的费用等。第三十四条行政清理期限一般不超过12个月。满12个月，行政清理未完成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决定延长行政清理期限，但延长行政清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第三十五条行政清理期间，被处置证券公司免缴行政性收费和增值税、营业税等行政法规规定的税收。第三十六条证券公司被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责令关闭，需要进行行政清理的，比照本章的有关规定执行。第四章破产清算和重整第三十七条证券公司被依法撤销、关闭时，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行政清理工作完成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委托的行政清理组依照《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被撤销、关闭证券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第三十八条证券公司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证券公司进行重整。证券公司或者其债权人依照《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证券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申请，但应当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第三十九条对不需要动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证券公司，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批准破产清算前撤销其证券业务许可。证券公司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停止经营证券业务，安置客户。对需要动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证券公司，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该证券公司或者其债权人的破产清算申请不予批准，并依照本条例第三章的规定撤销该证券公司，进行行政清理。第四十条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证券公司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申请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推荐管理人人选。第四十一条证券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行政清理时已登记的不符合国家收购规定的债权，管理人可以直接予以登记。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裁定证券公司重整的，证券公司或者管理人应当同时向债权人会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人民法院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第四十三条自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10日内，证券公司或者管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重整计划涉及《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相关事项的，证券公司或者管理人应当同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出批准相关事项的申请，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第四十四条债权人会议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条件的，证券公司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草案涉及《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相关事项的，证券公司或者管理人应当同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出批准相关事项的申请，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第四十五条经批准的重整计划由证券公司执行，管理人负责监督。监督期届满，管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交监督报告。第四十六条重整计划的相关事项未获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或者重整计划未获人民法院批准的，人民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证券公司破产。第四十七条重整程序终止，人民法院宣告证券公司破产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证券公司做出撤销决定，人民法院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组织破产清算。涉及税收事项，依照《企业破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执行。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对证券公司进行行政清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比照本条例第三章的规定成立行政清理组，负责清理账户，协助甄别确认、收购符合国家规定的债权，协助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机构弥补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转让证券类资产等。第五章监督协调第四十八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处置证券公司风险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一）制订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方案并组织实施；（二）派驻风险处置现场工作组，对被处置证券公司、托管组、接管组、行政清理组、管理人以及参与风险处置的其他机构和人员进行监督和指导；（三）协调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机构，保障被处置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正常进行；（四）对证券公司的违法行为立案稽查并予以处罚；（五）及时向公安机关等通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六）向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通报证券公司风险状况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七）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第四十九条处置证券公司风险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属公安机关管辖的，应当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组织依法查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风险处置现场工作组、行政清理组和管理人需要从公安机关扣押资料中查询、复制与其工作有关资料的，公安机关应当支持和配合。证券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将冻结的涉案资产移送给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并留存必需的相关证据材料。第五十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第三章对证券公司进行处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中止以该证券公司以及其分支机构为被告、第三人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证券公司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其资产、人员、财务或者业务与被处置证券公司混合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中止以该关联公司为被告、第三人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采取前两款规定措施期间，除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对被处置证券公司债务进行个别清偿。第五十一条被处置证券公司或者其关联客户可能转移、隐匿违法资金、证券，或者证券公司违反本条例规定可能对债务进行个别清偿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禁止相关资金账户、证券账户的资金和证券转出。第五十二条被处置证券公司以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合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制订维护社会稳定的预案，排查、预防和化解不稳定因素，维护被处置证券公司正常的营业秩序。被处置证券公司以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单位的人员成立个人债权甄别确认小组，按照国家规定对已登记的个人债权进行甄别确认。第五十三条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收购债权、弥补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对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第五十四条被处置证券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债权人以及与被处置证券公司有关的机构和人员，应当配合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第五十五条被处置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当妥善保管其使用和管理的证券公司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以及其他物品，按照要求向托管组、接管组、行政清理组或者管理人移交，并配合风险处置现场工作组、托管组、接管组、行政清理组的调查工作。第五十六条托管组、接管组、行政清理组以及被责令停业整顿、托管和行政重组的证券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工作情况。第五十七条托管组、接管组、行政清理组以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职责。被处置证券公司的股东以及债权人有证据证明托管组、接管组、行政清理组以及其工作人员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投诉。经调查核实，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托管组、接管组、行政清理组以及其工作人员改正或者对其予以更换。第五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构或者人员，禁止参与处置证券公司风险工作：（一）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犯罪正在被立案侦查、起诉；（二）涉嫌严重违法正在被行政管理部门立案稽查或者曾因严重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未逾3年；（三）仍处于证券市场禁入期；（四）内部控制薄弱、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五）与被处置证券公司处置事项有利害关系；（六）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不宜参与处置证券公司风险工作的其他情形。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五十九条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对该证券公司被处置负有主要责任的，暂停其任职资格1至3年；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任职资格、证券从业资格，并可以按照规定对其采取证券市场禁入的措施。第六十条被处置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其年收入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暂停其任职资格、证券从业资格；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任职资格、证券从业资格，处以其年收入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按照规定对其采取证券市场禁入的措施：（一）拒绝配合现场工作组、托管组、接管组、行政清理组依法履行职责；（二）拒绝向托管组、接管组、行政清理组移交财产、印章或者账簿、文书等资料；（三）隐匿、销毁、伪造有关资料，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四）隐匿财产，擅自转移、转让财产；（五）妨碍证券公司正常经营管理秩序和业务运行，诱发不稳定因素；（六）妨碍处置证券公司风险工作正常进行的其他情形。证券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罚。第七章附则第六十一条证券公司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出解散申请，并附解散理由和转让证券类资产、了结证券业务、安置客户等方案，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依法解散并清算，清算过程接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第六十二条期货公司风险处置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第六十三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㈧ 政府监管与金融危机防范的联系
中国“十三五”规划建议称将“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由此把改革目前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到了战略高度，也引发日益激烈的讨论。
早在三年前，笔者发表文章《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提出现有“一行三会”（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监管体系已不适应混业经营的金融发展新形势，有必要进行深入改革。而在今年7月股灾之后，笔者也明确表示，危机暴露出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缺乏协调，迫切需要改进。
对于现有金融监管框架的调整方式，目前学术界与政府决策层还没有统一意见。归纳下来，大致有以下三种途径：第一是强调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比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第二是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第三是仿效危机后国际上央行改革最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行，采取超级央行模式。
毫无疑问，上述三种途径，均是对现有制度的改进。从三种方案涉及到的利益重新分配、部门调整以及人员调整来看，三种方案依次从简入繁，对应的推进难度亦是从易到难。相比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方案。
原因在于，对于第一种方案，成立更高层面的监管机构，协调“一行三会”，笔者对其效果存疑。要知道，以往并非没有统筹协调监管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会”就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而2013年钱荒发生不久，国务院便批复了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试图使之起到协调各方、防范风险的作用。
然而时至今日，“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仍主要是信息交流平台，意义有限。按此逻辑，如果仅是在机构松散的情况下将“一行三会”合并在大决策机构之下，各自内部利益与各部门目标不改变，激励机制没有形成，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施行又是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期待微观基础分散而决策机构进行专业性判断，帮助多方协调，难度颇大，亦有些理想化色彩。
对于第二种方案，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虽然上述监管可以满足“三会”之间的监管真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但央行与新成立的监管委员会如何协调更是未知，无法改变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困局，一旦危机发生，成本必然较高。
实际上，危机之后英国金融监管的改革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启迪。可以看到，危机之前，英国由金融服务局（FSA）对银行、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实施统一审慎监管，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英国思考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取消了FSA，改为以构建强有力的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架构。FSA前主席特纳勋爵更是在操刀改革时提到“在一个完美世界中，我宁愿希望我们能够在2005年或2006年的时候就完成这项改革”。
对于第三种方案，笔者认为，虽然其利益牵涉更深，部门调整、人员变动更多，但改革更为彻底，与国际化发展方向更为接近。一旦完成，可以深刻改革以往监管框架的弊端，帮助央行获得信息优势，降低最终贷款人的救助成本，并有助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实现。
当然，正如不少有益建议所提到的，“三会”纳入人民银行只是协调监管框架改革的一步。在笔者看来，未来监管协调机制应该遵循立体式改革模式，即从横向、纵向、立向三个方位进行协调改革，方能发挥作用。
具体来看，所谓横向，意味着集中监管权，“三会”并入央行，在现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所谓纵向，即为对现有“三会”投资者保护局合并，成立金融行为监管局，进行微观监管与投资者保护；所谓立向，即为修改中央、地方金融监管事权划分体制，对不跨省经营的各类准金融机构由省政府进行监管。
更进一步，在笔者看来，金融监管协调不应仅限于金融领域，未来国有企业是否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监管者能否做到“监管”而非“主管”，央行如何做好防止金融风险等，也关系到全国范围内的改革方案落地，如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财税改革，甚至从本质上来讲，涉及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国理念，远非简单机构合并便可万事无忧。
从长远来看，建立现代化的金融协调监管体制挑战重重。全国范围内的相关配套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不断探寻追求更加完善的监管框架基础上，只有多重改革协调推进，才能达到提升金融监管体制，确保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
㈨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对大多数企业实施什么和怎样的严格监管,从而把风险降低
中国对外资的汇入和汇出都严格监管，当有大量人民币兑换美元想要转账转到外国银行时，中国会严格审查！且途径要走中国人民银行审查。避免人民币大量折现，从而使人民币贬值！
美国的做法是他的金融系统同全世界联网，同时还是私人的。想要大量美元转欧元的途径太多且方便。如同网上银行一样，随时都可以打款。所以被人利用。
在企业方面，中国90%的税收是国企提供。金融危机时，各个国企都把分公司的财务支出权力全部收回总公司。避免战术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