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太祖重文轻武，以文驭武，削夺武将的权力，派文臣出任州郡长官；秦回始皇设御史大答夫负责监察百官（或答：西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专职监察地方官员）。（4分）
（2）共同点：分割相权，加强皇权。（4分）
（3）君主专制；中央集权。（4分）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有利于政局的长期相对稳定。（4分）
C. 中国和英国强化地方行政监察体系的共同影响
监察制度作为对行政权力实行监督、制约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缺少监察制度设计的政治体系，均谈不上是一种成熟的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民族国家的监察制度也是有其共同点的。比较中西古代的监察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共同作用：
1、在中西古代的政治制度中，从总体上说，都有关于监察制度的设计，而且都有悠久的历史。
尽管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条件的不同，中西方古代监察制度各自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如希腊、古罗马表现为民众大会，监察院，而中国表现为御史台、都察院，但从总体上看，都有关于监察制度的设计。而且都有悠久的历史，西方古代监察制度于奴隶制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产生，中世纪前期尽管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但在中期又孕育出了封建的监察制度。中国监察制度在封建制开始确立的秦代即已确立，而且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由于存在和发展的时间较长，应该说中西古代监察制度均形成了各自的传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共同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
2、在中西古代的政治制度中，监察制度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通典》称大唐“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元世祖忽必烈曾经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为朕医左右手。”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说：“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台察之任尤为清要。”说明统治阶级多么重视监察权的作用，也说明监察机关地位之重要性。西方古代的监察权多由权力机关执掌，即使是独立的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如古希腊斯巴达的监察院、古罗马的监察官，也在其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监察制度的地位非常突出，这是中西古代国家的共性。
3、中西古代的监察制度，都以不同的形式和手段突出对行政权和行政官员的监察制约。
韩非子强调“圣人治吏不治民”，管子强调“有道之君……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其实都是在强调对行政权的监督。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中期以后的国会都强调对于国王或执政官的制约，因为行政权往往属国王或执政官所掌，故必须突出对其的监督制约。中西古代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性，即都把监察机关对于任命罢免官吏权、调查权、财务税收监督、询问和质询权的监控放于重要地位，乃是出于监察制度的本旨使然。
4、在中西古代的监察制度中，都存在职权庞杂，职能分工不明确的现象。
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承担了许多非监察任务和工作，而许多非监察机关又承担了不少监察任务，中国古代的监察官员在君主专制之下自不待言，西方古代的监察官员也难免此点，如古罗马的监察官员就还要对社会风气、道路桥梁等社会生活进行监督。如此种种，造成了监察活动混乱、监察力度不强的局面。体现出古代的特点和历史的局限性。
D. 中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为监督政府官员，为国家利益和皇帝利益而服务，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一项专门的“准司法”性质的国家监督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和法制（当然，这里是指封建法制）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在古代，司法从属于行政，因此，在古代，司法和行政是同义词）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员的主要职责。
中文名：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形成日期：战国
来源：中国古代
性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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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战国
战国时期，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官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
秦
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在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相对独立的监察制度。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一级的行政长官，失去了监督地方的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的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
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
E. 中国古代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古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中央集权—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拥有统帅权，地方听命于中央。
我国古代中央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始终是封建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惮思竭虑地
设计并推行了多种监察地方的方案和措施，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也不乏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本文试就古
代对地方监察的几种主要形式，分别进行考察，并比较其利弊，以期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一、任用行政长官监察地方官吏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六年，秦国南郡的郡守腾给本郡各县、颁发了一部文告——《语书》，其中说：“今
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
丞闻。”〔1〕课为考核；闻即上报。 说明当时秦国对县一级长官令、丞的监察由郡守负责，郡守所遣之人，
当是身边行政官员无疑。他们可能是最早有史料记载的监察地方的行政官员。由于当时只在局部地区实行，影
响不大。
西晋王朝建立不久，晋武帝即全面推行以行政长官监察地方官吏的制度。秦始四年（268年）六月，晋武帝
颁布诏书， 内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
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2〕。由于武帝重视，
监察活动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西晋历史不长，到了东晋，地方监察制度逐渐遭到破坏。泰宁二年（324
年）十月， 江州刺史应詹上疏说：“汉朝使刺史行部，乘传奏事，犹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复有绣
衣直指。今之艰弊，过于往昔。”〔3〕寥寥数语，披露了地方监察失灵的状况。
宋代加强了对地方官的监督，实行以监司为主、通判为辅的监察系统。
北宋初设立十五路，每路设转运司，对地方财政进行监督。转运使无固定任期，一般以朝臣充任，“岁行
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4〕。 此时的转运使还是监察
官，但随着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一路之事无所不
总〔5〕， 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后来又在各路设立提点刑狱司，除掌管一路司法外，兼管“举刺官吏之事
”〔6〕。此外还有掌管赈灾、盐铁茶酒， 兼察吏治的提举常平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统称监
司，其长官都属于路一级的监察官。通判是北宋初年设置的州（郡）一级行政区的监察官。通判不是知州的副
职和属官，而是具有与知州共同处理政务，并且负有监督知州职责的监察官。至南宋绍兴年间，通判的权力加
重，“入则贰政，出则按县”〔7〕，监察对象扩展到属县官吏。 监司和通判一身数职，与行政长官无异，却
又都兼管地方的监察工作。他们互相侵越权限，关系混乱。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便于皇帝控制驾御，而于实
际工作弊多利少。因此，监司与通判的监察效果不会理想。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无需过多地论述。
明代地方的督抚曾负责监察工作。督抚是总督与巡抚的概称，两者先有巡抚后有总督。
巡抚之制形成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8〕。 巡抚由行政长官担任，最初不握有监察权，但在宣德七
年（1432年）八月，明帝正式命各处巡抚侍郎，同巡按御史与按察使一同考察州县官吏〔9〕。 这是巡抚拥有
监察权的开端。景泰四年（1453年），巡抚兼领都御史头衔，更具有监察官的性质〔10〕。巡抚任期一年，任
满回京奏事。至弘治十三年（1500年），有人指出：“若巡抚不久任，与巡按无异，何复用巡抚为哉？”要求
巡抚久任，内地省分任期三年，边防省分任期五年〔11〕，遂形成正式制度。巡抚驻节省城，巡按及分巡道员
成为其直接下属。明代的总督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基础上产生的，出任总督的绝大多数为朝官。尽管督抚
制度已经形成，但终明一代，督抚都处在向地方大臣过渡阶段。这个过渡的最终完成是在清代。需要说明的是
，无论是明还是清，监察权只是督抚权限中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的比重愈往后愈下降。换言之，明清时期中
央对地方的监察主要并不是通过督抚进行的。
综上所述，似可得出这样的认识：以行政官员监察地方官吏，在晋代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宋代的监司、
通判与明清的督抚都是兼职的监察官（清代的督抚后已演变为纯粹意义上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们对地方官的
监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作用，也应是可以肯定的事实。用行政长官监察地方何以收效甚微？早在两千三百多
年前的战国时代，商鞅就从官吏之间的利害关系入手，阐明了其中的原委。他说：“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
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
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同者也。若使
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
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12〕
按照商鞅的理论，行政官员之间利害一致，不可相监；只有确立职务相联系而利益相异的钳制关系，才能
使监察发挥作用。
二、设定固定的、专职的地方监察机构
到元代，正式出现固定的地方监察机构。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忽必烈在扬州路（治今扬州）置江
南行御史台，后几经迁徙，最终定署于建康路（后改集庆路，治今南京）〔13〕。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
，元廷在撤销畏兀儿提刑按察司的基础上，建立河西行御史台，但次年罢除〔14〕。七年后，改云南道提刑按
察司为云南诸路行御史台，治于中庆路（治今昆明）〔15〕。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四月，经御史中丞崔y
ù＠①建议，移云南行台于京兆，更名陕西行御史台，定署于奉元路（治今西安）〔16〕。元朝先后设立了四
个行御史台，最后只剩下江南行台和陕西行台。行台的基本建制和官员编制与中央御史台相仿。行台之下，在
各地还设有诸道肃政廉访司，这是元代地方上的基层监察组织。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首先建立了山东
东西等四道提刑按察司（道即监察区）〔17〕，此后逐年增设，并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18〕。至元三
十年（1293年），定为二十二道，分别隶属于御史台和江南、陕西两个行台。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三台，
其中两台又隶于中央御史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央御史台为中心、地方行御史台为重点向全国覆盖，各道
肃政廉访司为经纬的严密的监察网，使封建社会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完备。
明代借鉴元代的方法，在各道设置提刑按察司，主管地方监察。按察司设有按察使、副使、佥事等职。朱
元璋在委任按察使监察地方的同时，又经常派遣监察御史出巡，称巡按御史。《明会典》指出：“国初，监察
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巡历所属各府州县，颉颃行事。”〔19〕所谓“颉顽行事”，是指双方共同行事，在地位
上不相上下，而且还有两者可以互相举纠的含义。可知这时按察使和监察御史共同执行监察地方的任务，即在
地方上实行一种双重的监察体制。
朱元璋为什么在按察司之外另遣监察御史监临地方？因为他发现单靠按察司难以完成监察地方的重任。这
种看法在他晚年的一次谈话中彻底流露出来，他感叹说：“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夙夜孜孜，而鲜有能
副朕望。任风宪者（即监察官——引者按）无激扬之风，为民牧者无抚宇之实。”〔20〕这成为后来巡按御史
取代按察司的根据。
洪武朝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加重，获得了对布政司、按察司的举劾权。弘治九年（1496年），明廷宣布
：“在外布、按二司府州县等官及教官有政绩才行者，并许（督）抚、（巡）按奏举。”〔21〕这样，就赋予
了巡按御史对布政司、按察司官员的举荐权，巡按御史地位随之上升。因此，《明会典》称：“迨后按察司官
听御史举劾，而御史始专出巡之事。”〔22〕这并不是说按察司官员不再出巡，而是说他们仅为承行之官了。
自明中叶以后，巡按御史权力不断加大，按察司官员职权日渐缩小，原来并重的监察体制遭到破坏。
地方固定监察机构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明、清三代王朝，都是版图辽阔的
大一统国家。由于疆域广袤，民族众多，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以及中央与地方监察机构之间联系的问题，就
显得尤为突出。在地方上设置固定、专门的监察机构，有利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因此，在省一级的行政区
设立监察机构成为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并对举刺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监察官久任一地在工作中的利弊都是明显的。明末学者王夫之指出，监察官“任之久而官于其地，其利也，
久任则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尔风闻、瞥然乍见之得失而急施奖抑；其害也，与郡邑习处而相狎，
不肖之吏，可徐图欣合以避纠劾。”〔23〕所以从负面看，监察官常驻一方，“人情久则熟，熟则慢，慢则事
不立矣”〔24〕。永乐初年，河南连续数年发生灾害，当地官员不顾百姓死活，依然贪得无厌，“而按察司未
尝有一人言者，坐视民病而不留意”〔25〕，即为明证。
在地方设置监察机构的必要性勿需赘言，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监察官与地方行政官员日久易于形成的千丝
万缕的联系，即利与弊之间怎样取舍。如果这个问题具有先天的两重性因而在实践中难以找到满意答案的话，
那么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地方监察机构设在哪一级更为合适？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朱元璋因“言者
多陈守令贪鄙不法”，又在府、州、县一级设立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佥事，规定每人
按治两县，“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这在当时不失为一支庞大的监察队伍，朱元璋想通过
他们去监察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吏。但事与愿违，这些试佥事“既受命而往，政无所闻，未知果能设施与否及污
洁何如”，有些人行为还多有违戾〔26〕。所以半年后，朱元璋即将试佥事统统撤回，府州县按察分司尽数罢
除。这件事足以令人深思。朱元璋为什么撤回了试佥事？因为他们没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朱元璋为什么
在撤人的同时又罢去了按察分司，即没有再改派一批人而是废止了府州县的监察机构？因为他觉得问题的根本
不是出在五百三十一个试佥事身上，而是在于按察分司的本身。朱元璋并不一定有多么成熟的理性认识，但他
在实践中看到此法是行不通的。他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州县设立监察机构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按照商鞅的监察原理，监察者与被监察者必须要做到“利异而害不同”。相对来说，中央的监察官与省一级
的行政官员利害相异，中央监察官在省里是超然的，易于行使其监察权；省一级的监察官与同级的行政官员虽
然藕丝难断，但对于下一级的行政官吏却也超然些，也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但作为地方行政建制中最低一级州
县的监察官来说，他们没有超然的余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如果一个监察
官不是自上而下地行使职权，即没有摆脱与其监察对象的利害关系，就不可能指望他会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
明初在府州县设立按察分司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这里。
三、以“乘传周流”为特征的刺史出巡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27〕。“监”即“监御史”，也叫“监
郡御史”，负责对地方官的监督。汉初曾一度废除。汉惠帝三年（前192年）， 又恢复了秦的御史监郡制度，
派遣御史监察京师三辅。汉武帝即位后，对地方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元封元年（前110年），废除御史监
郡制〔28〕。 元封五年（前106年），建立了新的监察制度。他把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部（州
）。每部置一刺史，共十三刺史，假印绶，秩六百石，任期九年，期满可升任郡守〔29〕。刺史每年八月起巡
行所部郡国，巡察时“乘传（乘坐公家驿站马车——引者按）周流”〔30〕，年底回京奏报。十三部刺史的出
现标志着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正式确立。虽然刺史的地位较低，但职责很大，其监察任务为六条：“一条，强
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
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
崩石裂，袄祥论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31〕监察的对象，除第一条是强宗豪右外，其
余五条都是二千石的郡守。即以中级人员（六百石）巡行考察大吏（二千石），随时向中央汇报。这种方法被
后世学者所称道，说：“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32〕。刺史隶属
于中央的御史中丞，职权仅限于六条，六条之外不察〔33〕，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由于刺史秩卑而权重赏
厚，所以担任刺史的人多能恪尽职守，大胆工作。昭帝时，魏相“迁扬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
34〕。翟方进“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苟，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35〕。这类记载，史不乏例。十三部
刺史制度对于整顿地方吏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刺史工作的特点是流动式的，即所谓“乘传周流”，巡察各地。这种做法可以防止刺史与地方官吏串通一
气，割断他们在利害关系上的联系，保证监察工作收到实效。基于这种考虑，武帝设立十三部刺史之初，很可
能有意不安排刺史在其监察区内有固定的治所。
西汉初置刺史时有无治所，历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说法是无固定治所的。《后汉书·百官五》刘昭注：“
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唐人沿袭了这种说法〔36〕。到了清代，
有人提出异议。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指出：“刺史行部必以秋分，则秋分以前当居何所，岂群萃于京师乎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十六“刺史治所”条，进一步举出《汉旧议》和《汉书·朱博传》的例子〔37〕
，证明西汉刺史有治所。《汉旧仪》的作者卫宏是东汉初人，当熟知西汉制度，但他只是笼统地说刺史“有常
治所”，没有指明时间，因而并不排出他是指后来之事；朱博为西汉末年成帝时人，他讲的刺史治所，是指他
赴冀州上任时的事。这里要把西汉设置刺史之初有无固定治所与西汉末年出现固定治所的两个问题区别开来。
因此，类似的例证似不足以说明刺史设置初即在行部内有固定治所。因为，毕竟《后汉书·郡国志》于刺史治
所之地均注明“刺史治”，而《汉书·地理志》却于刺史治所无一提及。这是《汉书》作者的疏漏吗？问题好
像并不这么简单。《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汉官仪》载：“孝武元封四年始御史、丞相之迁部刺史十三人乘
驿奏事。”此处“御史”当指御史中丞而非御史大夫〔38〕。这是一条重要的史料，说明十三部刺史最初可能
是由武帝责成御史中丞和丞相共同派遣的，即当时刺史的来源是在朝的监察官和行政官员。那么他们在秋分行
部以前的时间不是可以仍居原来在京的官署吗？这虽然只是一种推测，却不宜令人忽视。而且从当时十三部刺
史还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行部之后即回京奏报这一性质来看，他们在行部内是不应有固定或者说正式的
治所的。
从西汉末期开始，刺史的地位上升，并逐渐干预地方行政事务。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改刺史为州牧，
秩二千石〔39〕， 加重了刺史的权力和地位，结果造成刺史本身性质的变化。至东汉末年，原来的地方监察官
终于逐步演变成地方行政长官。
唐代监察御史对尚书省六部实行监察，还负责巡按郡县，检查地方官吏。监察御史定员十人，正八品上〔
40〕。品秩虽低，但权限很大。唐朝初年，中央还随时派遣其他御史或行政官员出使地方。贞观初，殿中侍御
史崔仁师奉命出使青州〔41〕；贞观二十年（646年）正月， 唐太宗派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
十二人，沿用汉代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42〕。到了中宗神龙二年（706年）， 唐朝又设置了十道
巡按使，以十道巡按的方式监察地方。《新唐书·百官志》载：“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
使”，任期两年。十道巡按与监察御史共同担负监察地方的职责，但两者也有所区别：十道巡按是一种经常性
的地方巡按制度，担任十道巡按的官员可以是监察御史，也可以是其他御史甚至行政官员〔43〕；监察御史出
巡时间不定，一般是地方出了大案要案，需要中央监察官前往处理时才出巡，带有皇帝敕命，具有特使色彩。
唐朝前期，政治开明，中央主要通过十道巡按以及监察御史的方式，对地方行使有效的监察，巡按也能够
较好地发挥作用。后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监察制度是成熟的。十道巡按是这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玄宗开元
年间，十道巡按使改为采访处置使。这绝不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在此之前，十道巡按使只是中央派出监察
州县官吏的使臣，在地方上没有固定的治所，并不是一级机构组织。改称采访处置使后，开始有治所，常驻地
方，并带有印信，成为地方一级的监察机构。后来，采访处置使又更名观察处置使，权力加大。“安史之乱”
以后，节度使多兼观察使一职，观察使遂成为道一级的最高行政官员。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十分注意地方吏治问题，不时遣派要员出巡〔44〕，但更多的时候是以监察御史巡按
。当时监察御史的出巡还属于临时派遣，尚未形成制度。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下诏：“遣御史分巡天下
，为定制。”〔45〕从这时起，明代御史巡按制度正式确立。巡按御史是从十三道监察御史中选派的。从十三
道监察御史中选派巡按御史的规定十分严格，对选择的标准、巡按的地区、职责、时间以及回京考察等都有明
确的要求。选派出巡御史的工作十分慎重。史称“御史巡按一方……责任甚重，非有司可比。故凡御史差遣分
巡追问等项，本院官遵守成宪，必引于御前，请旨点选。”〔46〕即由都察院官员选出两名候选人，引至皇帝
面前，请旨点差其中一人，以示慎重，并表示是由皇上亲自选派的钦差。巡按的地区，为“北直隶二人，南直
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47〕。如某省难治，也有一地派两名御史巡按的
。巡按的职责，《明史·职官二》载：“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
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察劾的范围，上自藩王、总
督、巡抚，下至地方州县长官及其僚佐。所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落实到人， 可以用永乐十三年（14
15年）成祖对即将分行各地的巡按御史讲的一番话作为标准。他说：“凡朝廷所差人及郡县官有贪刻不律者，
执之；郡县官有tà＠②茸不职及老病者，悉送京师；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状来闻。”〔48〕对郡县官
吏的违法可以“立断”，对布、按二司方岳重臣的案子只能奏请上裁。巡按的时限，一般是一年〔49〕。 出巡
的时间， 洪熙元年（1425年）“定巡按以八月出巡”〔50〕，称为行部或按部，次年四月回京。后来也不限于
此时。巡按御史期满后先要回京，接受都察院对其一年工作的考核。嘉靖十三年（1534年），颁布了考核巡按
御史的表格——“巡按御史满日造报册式”，将考核工作具体分为二十八项〔51〕，巡按御史回京时必须逐项
填写上报，由都察院长官考察，称职者仍回十三道管事，不称职者奏请罢黜。御史巡按期间贪赃枉法，处罚较
普通官吏为重〔52〕。
明代巡按御史在澄清地方吏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宣德年间，黄润玉擢为交趾道御史，他“出按湖广，
斥两司以下不职者至百有二十人”〔53〕。成化时郑已巡按山西，“时勋贵出镇，纨绔子弟怙势凌下，监司（
按察司——引者按）莫敢问。已捕而杖之滨死，实勋贵亲弟也”。无怪当时吏部尚书王恕感慨地说：“天下贪
官污吏强军豪民所忌惮者，惟御史耳。”〔54〕
后来，巡按御史获得了考察举劾布政司、按察司的大权。于是，开启了巡按御史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的局面
。由于布、按二司以及府州县官员的仕途在很大程度上已在巡按御史的掌握之中，所以这些地方官吏唯巡按之
命是从，一些巡按趁机越俎代庖，包办地方政务，使巡按御史的职能迅速向行政方面转化。监察官员一旦行政
化，而且权力急剧膨胀，又无约束，就不可避免地和行政官吏一样产生自身的腐败。结果，巡按御史从整体上
逐渐失去原有的监察作用，有些人甚至成为本应由其纠举弹劾的对象。
清初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实行巡按制度〔55〕，至顺治十八年五月止，中经几度停复，最后省罢〔
56〕。雍正三年（1725年），因“巡按御史久经裁汰，自不可复”，乃选满、汉御史并部员“巡察盗案、驿站
”〔57〕。于是，设置巡察各省御史〔58〕。无论巡按还是巡察都是以一年为期，在选派、履行职能和考核等
方面均有严格规定〔59〕。
中国古代对地方的监察，以这种周行巡察的方式实行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它发韧于西汉武帝时的十三
部（州）刺史出巡制，每部（州）为一个监察区，以专职官员刺史巡行监察部属郡国。唐代在地方上依山川形
势划分十道（监察区），由中央派遣十道巡按使在各自的监察区内行使职权，同时辅之以监察御史，不定期的
巡按郡县。明代略有变化，在地方设十三道（按省划分），置十三道监察御史，再从他们中间选派巡按御史出
巡地方。此外，还有常驻地方的按察司和督抚，但作为地方监察主干的还是借鉴汉代刺史经验的巡按御史制度
〔60〕。汉、唐、明三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强盛与辉煌时期，典章制度多有建树、并趋于完备，因而这些王朝所
实行的一脉相承的地方监察方式，显然有其合理的内涵。
我们以为，汉、唐、明所实行的这套地方监察方式的成功之处，就是在实践中把监察官与行政官的利害关
系割裂开来，从而达到使监察官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目的。具体的做法就是监察官周行流动，不常驻一地。
行政官员之间自无有效的监察可言；监察官员长驻于某一地方，久而久之，也会与当地形成各种关系网络，导
致事实上的利益相通而官官相护。只有采用流动的方法，经常对监察官进行更换，才能做到监察者与被监察者
“水火相济，盐梅相承”〔61〕。汉、唐、明诸王朝监察地方措施的实质正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特
色。汉代刺史“乘传周流”，但任职时间较长，一般“居部九岁举为守相”〔62〕。唐代十道巡按使任期缩短
为两年〔63〕。明代巡按御史“岁一更代，正以防上下稔情之故”〔64〕，变为一年一轮换。明末清初的大学
者顾炎武对此十分赞赏，说：“又其善者在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察之任不可久也。久则情
亲而弊生，望轻而玩法。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65〕顾
氏是深得监察原理的精髓的。
乘传周流还是刺史以小监大，以卑督尊的先决条件。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在这个体
系内有的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监察，而且妨于人情及利害关系，这种监察也容易流于形式。刺史受命于中
央，乘传周行，不与行政官员发生利益上的联系，因此才能够不受官场尊卑秩序的制约履行职责。汉代刺史秩
仅六百石，只相当于一个中下等县令的品秩，却“奉诏条察州”，监察秩二千石的郡国守相，权力极重。唐代
监察御史的品秩为正八品上，明代巡按御史为正七品。中国古代监察官的品秩从总的情况或发展的趋势看，是
愈来愈高〔66〕，但监察御史和巡按御史的品秩却相对不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承袭汉代刺史以小制大、以
卑督尊的体制。因为“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67〕。虽然监察御史、巡按御史
的起点不高，但升迁较快〔68〕。这是因为他们责在纠察、带有风险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地方监察官
秩低位卑也含有对其约束的意思，以防止他们干预地方行政，背离监察的初衷。西汉末年的刺史、唐后期的十
道巡按使以及明弘治以后的巡按御史，在权力超出监察职能后，都开始干预政务，使其本身发生异化，并不同
程度地产生了自身的腐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中国古代监察地方的风宪官何以最终向行政官员转化，并使有效的监察方式遭到破坏呢？究其原由，问题
出在封建制度本身。西汉成帝绥和元年，丞相翟方进和大司空何武上奏说：“《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
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69〕
“用贵治贱”四个字，道破了其中的奥秘。这个观点代表了当时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态。刺史以卑督尊，
自然为封建制度所不容。所以说，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制扼杀了这种行之有效的监察方法。从深层次考察，唐朝
以及明朝的情况也都与此有关，而这又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F.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有四个特征：
一、同级监察力度弱。古代监察，对权力的监督是一种单向度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即只能是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实行监督，同级别的权力主体之间的监督关系一般不很明显，更不存在普通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
二、是上级对下级的“全方位”监察。古代监督方式是一种整全的监督，即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完全取代下位权力的运作。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职能分工，只有权力行使范围的大小。
三、制约功能较弱。在古代权力监督机制下，垂直纵向的权力层级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因为权力没有分化，不能实现相互制衡的功能，但权力又不能过度集中，因此只有在纵向上设立众多不同级别的权力机构，使每一个级别的权力逐级缩小，达到以上御下的目的。下级权力需要上级权力来监督，后者又需要更高级别的监督，如此上推级别不断增加。中国古代的行政级别繁多复杂，与这种权力监督模式有直接的关联。
四、人治影响力强。在皇权强大，且皇帝开明的日子里，言官可以通过对地方的控制、对大臣的弹劾和对皇帝的直谏，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然而，在秦朝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这样的“治世”实在是太少了。无论是皇帝昏庸还是权臣当道，都足以让整个监察体系无处使力。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初创于秦朝。秦朝还设置了具有监督职能的专门机构。根据《史记》的记载，秦朝在中央设置御史大夫，作为主管监察的最高官吏，其位上卿，“掌副丞相”。御史大夫的属吏有两丞，一为中丞，二是御史丞。御史丞主要是在府内协助大夫处理日常公务；中丞则在殿中掌图书秘籍，并外领监御史以督郡县，内领侍御史以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在御史中丞之下，设有15名侍御史，为临时性的派遣监官。在郡一级地方机构，则设置了监御史，负责监督郡守和其他官员，即“秦有监御史，监诸郡”。关于秦朝的监察机构设置，尽管尚未出土直接的文物证据，但后世的这些史料已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秦朝时已经完成初创。
G. 求中国古代历代监察机构名称
御史府、少府衙门、御史台、都察院。
1、秦统一以后，建立了御史府，或称御史大夫府，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官位居丞相之后，与丞相、太尉一起，并称“三公”。御史大夫参议国之大政，主要职掌察举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行为，纠举和弹劾违法犯罪，维护朝纲，整饬吏治，还兼有讨捕奸猾、治理大狱等司法权力。
2、西汉建立以后，御史府仍设在少府衙门，御史大夫位尊权重，朝议时，御史大夫与丞相及司隶校尉，享受“三独坐”的尊崇。
3、在总结前朝监察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唐朝建立了稳定的一台三院制的监察体制。监察机关的体制建构，体现了独立、制衡的分权理念。御史台下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诸御史，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
4、一台三院制的监察体制对后世具有极大的影响。宋朝沿袭了唐朝监察机构的建制，但是扩大了言谏机构的职权行使对象，将原来谏官谏诤的对象皇帝，变成了文武百官，其职权扩展到御史的职权范围，出现台谏合一的趋势，为明清科道合一开了先河。
5、提高监察机关的地位是元朝的“重台之旨”：中书是元朝最高行政机关，枢密是元朝最高军事机关，御史台与这两大中枢机构鼎足而三，一直为后世所遵循。元朝最具代表性的监察机构的改革是行御史台的创制。
6、明朝的监察机构同样与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军事机关鼎足而立。为了巩固皇权，明朝于洪武年间对监察机构进行重大改制，废除了御史台三院制，变为都察院一院制，以都御史为长官，使监察权力更加集中。
7、清袭明制，都察院仍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六科成为都察院的下属，从制度上改变了过去科道分设的体制，从组织上实现了科道合一。
(7)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扩展阅读：
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从中央（皇帝、君主）到地方的各级监察机构形成单线垂直（单线联系、单线领导）的相对独立体系。
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监察体制确定了监察与行政（包括中央、地方、甚至是基层）的相对独立与分离，中央、地方的监察机构与政府机构的相对分离，监察官员与政府官僚的分离。从而确保了监察权力的独立运作，监察机构的上下一体，监察官员的高效行使权力。
世界公认的中华法系，就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原生态法系。由于汉唐以来中国立法、司法的先进性与法律文化的繁荣，使得周边国家，如高丽、安南、日本等，都取法中国法律，以唐律、大明律为范本，因而成为中华法系文化圈内的成员。
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社会风气乃至生活习惯在一定时期内都带有中华法系的烙印。近代以来，我国法律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传统中华法系渐行渐远的过程。但是，晚清法制改革取法西方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历史经验证明，我们睁眼看世界、借鉴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回头看，检索中华民族宝库中具有超越时空的法律文明要素。当然，我们传承的不是僵化的古代法律制度条文，而是发源于中华民族本土上的，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理性思维的法律成果。
“惩贪之法历代相承，成为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H. 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是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是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纠举不法官员，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等。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纲纪，保持官员廉洁性，精心制定了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我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在职能上类似于现今的检察制度，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中的某些制度和规定，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很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发展沿革
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阶段是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七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帝国之后，就在中央政权内部设置了与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并列的监察机构。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第四阶段是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第五阶段是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第六阶段是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监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二、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特点
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作为一种以权制权、纠举不法的政治调节和制衡机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步完备并不遗余力地推行，在维护君主专制的大前提下发挥了整饬吏治、肃政惩贪的积极作用。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能有效地发挥权力制衡功能与作用的若干特点：
第一监察权地位崇高，监察体制健全。在专制制度下，最高监察权归于皇帝，整个监察过程，从纠参到议复，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最后由皇帝裁决。监察体制比较完备，监察系统呈纵向放射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形成了严密的监督网络。
第二监察机构独立，自上而下垂直监察。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兰台寺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的监察开始从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机关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之一。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
第三强化中央对地方行政监察。为防止地方的离心倾向以及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重视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其操作方式以常驻为其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如汉初设置的“十三州部”即为地方常驻监察机关，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奉皇帝之命，形式上受制于中央御史中丞，对二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员行使监督权，手中握“便宜从事”大权，特殊情况下，对地方官的处置可以先斩后奏，待事毕再报知皇帝。而唐朝时的监察御史以及明代的“代天巡狩”，由于“衔命出使”，因而具有极大的权威，正所谓“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撼州县，为不任职”。
第四重视御使监察官的选任。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御使监察官的遴选。在选任方式上，针对历代“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的弊端，自宋朝以后，中央一级监察官多为“帝王亲擢”；而地方监察官则实行“台官自选制”，从而使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行政长官置身于御史监察之下。
第五御使监察官任职资格限制很严。不仅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和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宋代就曾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充任御史，明代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御史必得科举出身，否则不选。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利于保证监察官员的既有较高文化素质，又有较丰富的治民从政经验。
第六强调回避制。早在汉代就已实行地域回避制度，规定刺史均不应为本籍人，后又实行“三互法”，规定自身本籍，婚姻之家的对方之籍以及两州人士的对方之籍相互换籍为官，不得相互异地从监。宋代的宰相不仅没有举荐御史的权利，而且凡是宰相的亲戚故友，以及被宰相举荐为官者均不得出任监察御史一职。明代的回避有两种：一是故地回避，凡巡回监察之处如系原籍，或曾为任官、寓居处所，并须回避。二是仇嫌回避，凡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处理公事，中间如有仇嫌之人，准许提出回避。若挟私审讯，敢有枉违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于反坐上加二等判罪。所问虽有事实，被审讯之人亦以不应判罪。明代还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事实证明，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了避免监察官籍权行私、袒护包庇，从而巩固了皇权的统治。
第七凭实绩黜陟，严格考核监察官。中国封建统治者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
第八注重监察系统内部监督。监察御使及按察司官在行使监察职权之时，也受到上级、相互之间和其他机构的监督，形成了多重的监督制度。在明朝，凡监察御史所办文卷，由都察院复查；按察分司所办文卷，听总司复查。如有迟错，即便举正。如中间确有错误、枉法之事，应向皇帝请示如实汇报。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巡察之处，所问公事处理措施不当的，都察院、按察总司随即改正，经办吏典依法处理。将原问御史及分司官处理措施不当的事由，请示皇帝处理。都察院、按察司主管官员及事务官员，各道监察御史、吏典，如有不公不法及失职，贪淫暴横者，许互相纠举。不得徇私容蔽。其所纠举，并要明其实迹，向皇帝请示审讯，审讯后再请示处理。御史弹劾按察司官失职，按察司官亦得纠巡按失职。按察司文卷从监察御史每年一次，或二年三年一次审察。都察院主管官员及各道文卷俱照例审察。御史巡察归来，都察院负责官员依例考察，称职者，向皇帝请示照旧管事。若有不称，向皇帝请示罢黜。御使回道之日，详细开列已完未完数目，造册呈院，以凭考察。
三、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对现今检察制度的借鉴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检察机关性质继承了许多传统的东西，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检察机关是引入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结果。古今中外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政体，在目的与手段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保持官员廉洁性、对官员实行监督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和现今检察制度职能上的相似性，使得在检察改革中借鉴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某些合理内核，无疑是必要的。
（一）中国古代御使监察权都是依附于皇权，官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充分的身份保障，而我国现今检察体制下的检察官的地位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一样，没有特殊的保障措施，这就使得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顾虑重重。因此有必要加强检察职业保障。首先可探索实行检察官终身制，检察官一经任用，一般不得违反检察官个人的意愿将其罢免、转职、停职、减薪或调换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解除检察官的后顾之忧，使其免受外部干扰而依法行使职权。检察官无须担心因依法办案，严格执法而得罪他人，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从而能够保持公正独立的地位，并依法处理案件。其次是保障检察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赋予检察官与其特殊责任相适应的某些特权，增强检察官的社会威望，增强社会对检察官执法的认同感。再次完善检察官等级制度，逐步实现检察官待遇与检察官等级相配套，强化检察官的身份保障。第四考虑到检察官工作的特殊性，为了保障检察官的正常生活，保证检察官公正执法，检察官的薪金和其他待遇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建立检察机关独立的财政拨款系统，自上而下的在全国检察系统进行分配，将财权收归检察院，免受行政部门通过财权来施加影响。
（二）古代御使监察机构都是垂直管理，有效排除了上级、同级行政长官的干扰。而现今检察机关实行的是与司法规律格格不入的双重领导体制，而且在实践中更偏重受制于横向的权力体系，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应改革双重领导体制为垂直管理体制。应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将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权交由中央统一行使，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检察院党委成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主管，基层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省检察院党委主管。地方各级党委对同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实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建立自成一体，完全独立的检察机构。全部检察官属于国家系统中的官员，实行自上而下的负责制，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首席大检察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长向上一级检察院负责。改变目前检察官以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将地方检察机关的检察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改为由国家元首或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赋予检察机关独立录用人员的权利，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录用人员、任免检察官和领导干部的管理。这样就使检察机构完全摆脱了地方当局的控制和影响，改变现行的组织人事管理制度和检察官的产生方式，使检察官的任免、晋级、奖惩与地方脱钩。
（三）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比较重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御使监察机构的设置也往往与行政机构的设置不一致。这就对加强中央集权，制约地方权力起到了有效作用。现行检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检察机关，为地方保护主义滋生制造了条件。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检察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检察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改革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域设置的现状，重新划分司法管辖区，不与行政辖区重合一致。打破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设立不与行政辖区重合的检察机关，创制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可使检察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设置体系。这样不但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而且有利于整合现有司法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检察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削弱检察官的地方意识。
（四）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御使监察制度，御使监察官的选任有一套极其严格和完备的制度，监察官员必须具备很高执法能力和综合素质。而现今检察机关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不能很好地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很有必要参酌这一制度，建立一套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进一步提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虽然 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检察官法进行修改，提高了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条件，规定从2002年开始，我国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本科毕业以上。但这一规定还是极大忽视了检察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再次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进一步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规范检察官选任程序，统一检察官选任标准。改变检察官的选任的行政化，按照检察工作规律要求，从传统行政模式向新型司法模式转变。建立从律师或法学教师中选任检察官的制度。逐步实行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主要从下级检察院检察官中择优选任，形成检察官自下而上有序流动的机制。
（五）古代御使监察官有着广泛的监督权，甚至还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实践中，由于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有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现行检察机关管理体制不科学，致使检察监督职能不能很好发挥，与宪法定位要求极不相称。检察机关的监督基本局限在诉讼监督狭窄领域内，并且基本上事后的监督，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笔者认为在强化检察权，加强法律监督方面，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最值得借鉴的有两项制度。一是明代的刷卷制，凡在京大小有印信的机关，直隶卫所、府、州、县等机关，在外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文卷，除有关军机重事不刷外，其余卷宗监察御史每年一次，或二年三年一次审察。都察院负责官员及各道文卷俱照例审察。其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所属卫所府州县等衙门文卷从本处按察分司审察。参酌该项制度，建立法院生效判决检察院审查制度。就是指法院的生效判决都应交同级检察院审查，通过审查决定是否提起抗诉。因为现有法律已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向人大常委会备案制度的规定，但法律法规对法院生效判决向社会公开未作硬性规定，一些当事人未提出疑义的错误案件只能将错就错。将法院的生效判决都交同级检察院审查，可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同时也可充分发挥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二是古代御使监察拥有广泛的审计权，对国家财政预算的执行和决策编制的审核，并稽查财政上的不法行为。唐时，监察御史巡按郡县，即有检查屯田、铸钱等内容；宋代的转运使司，既是掌管财赋的长官，又是监察官，其职权中有“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到明清尤其是清代，凡封建衙门机构的收支帐目和会计报告，都要送呈都察院检查。可参酌该项制度，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监督的措施，赋予预防职务犯罪机构的“审查权” ，并对“审查权”程序化、规范化，使预防工作依法行之有效地开展。法律还应当 强化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方面应有的强制力。如对检察建议中预防措施落实不力，存在漏洞的单位检察机关有权令其整改，否则一旦发生因未整改或整改不力而导致职务犯罪，除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单位领导的法律责任。
（六）古代御使监察机构内部监督相对比较完善，而现今检察体制，上下级之间的业务领导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工作机制。因此有必要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逐步建成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协调的工作机制。检察院内部，可在索检委会工作新机制强化检委会的监督制约作用，设立案件督察部门，建立办案质量督察机制，加强各相关内设机构之间的诉讼程序的监督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I. 归纳中国古代监察机构
我国古代中央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始终是封建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惮思竭虑地
设计并推行了多种监察地方的方案和措施，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也不乏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本文试就古
代对地方监察的几种主要形式，分别进行考察，并比较其利弊，以期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一、任用行政长官监察地方官吏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六年，秦国南郡的郡守腾给本郡各县、颁发了一部文告——《语书》，其中说：“今
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
丞闻。”〔1〕课为考核；闻即上报。 说明当时秦国对县一级长官令、丞的监察由郡守负责，郡守所遣之人，
当是身边行政官员无疑。他们可能是最早有史料记载的监察地方的行政官员。由于当时只在局部地区实行，影
响不大。
西晋王朝建立不久，晋武帝即全面推行以行政长官监察地方官吏的制度。秦始四年（268年）六月，晋武帝
颁布诏书， 内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
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2〕。由于武帝重视，
监察活动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西晋历史不长，到了东晋，地方监察制度逐渐遭到破坏。泰宁二年（324
年）十月， 江州刺史应詹上疏说：“汉朝使刺史行部，乘传奏事，犹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复有绣
衣直指。今之艰弊，过于往昔。”〔3〕寥寥数语，披露了地方监察失灵的状况。
宋代加强了对地方官的监督，实行以监司为主、通判为辅的监察系统。
北宋初设立十五路，每路设转运司，对地方财政进行监督。转运使无固定任期，一般以朝臣充任，“岁行
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4〕。 此时的转运使还是监察
官，但随着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一路之事无所不
总〔5〕， 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后来又在各路设立提点刑狱司，除掌管一路司法外，兼管“举刺官吏之事
”〔6〕。此外还有掌管赈灾、盐铁茶酒， 兼察吏治的提举常平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统称监
司，其长官都属于路一级的监察官。通判是北宋初年设置的州（郡）一级行政区的监察官。通判不是知州的副
职和属官，而是具有与知州共同处理政务，并且负有监督知州职责的监察官。至南宋绍兴年间，通判的权力加
重，“入则贰政，出则按县”〔7〕，监察对象扩展到属县官吏。 监司和通判一身数职，与行政长官无异，却
又都兼管地方的监察工作。他们互相侵越权限，关系混乱。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便于皇帝控制驾御，而于实
际工作弊多利少。因此，监司与通判的监察效果不会理想。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无需过多地论述。
明代地方的督抚曾负责监察工作。督抚是总督与巡抚的概称，两者先有巡抚后有总督。
巡抚之制形成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8〕。 巡抚由行政长官担任，最初不握有监察权，但在宣德七
年（1432年）八月，明帝正式命各处巡抚侍郎，同巡按御史与按察使一同考察州县官吏〔9〕。 这是巡抚拥有
监察权的开端。景泰四年（1453年），巡抚兼领都御史头衔，更具有监察官的性质〔10〕。巡抚任期一年，任满回京奏事。至弘治十三年（1500年），有人指出：“若巡抚不久任，与巡按无异，何复用巡抚为哉？”要求
巡抚久任，内地省分任期三年，边防省分任期五年〔11〕，遂形成正式制度。巡抚驻节省城，巡按及分巡道员
成为其直接下属。明代的总督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基础上产生的，出任总督的绝大多数为朝官。尽管督抚
制度已经形成，但终明一代，督抚都处在向地方大臣过渡阶段。这个过渡的最终完成是在清代。需要说明的是
，无论是明还是清，监察权只是督抚权限中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的比重愈往后愈下降。换言之，明清时期中
央对地方的监察主要并不是通过督抚进行的。
综上所述，似可得出这样的认识：以行政官员监察地方官吏，在晋代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宋代的监司、
通判与明清的督抚都是兼职的监察官（清代的督抚后已演变为纯粹意义上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们对地方官的
监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作用，也应是可以肯定的事实。用行政长官监察地方何以收效甚微？早在两千三百多
年前的战国时代，商鞅就从官吏之间的利害关系入手，阐明了其中的原委。他说：“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
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
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同者也。若使
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
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12〕
按照商鞅的理论，行政官员之间利害一致，不可相监；只有确立职务相联系而利益相异的钳制关系，才能
使监察发挥作用。
二、设定固定的、专职的地方监察机构
到元代，正式出现固定的地方监察机构。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忽必烈在扬州路（治今扬州）置江
南行御史台，后几经迁徙，最终定署于建康路（后改集庆路，治今南京）〔13〕。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
，元廷在撤销畏兀儿提刑按察司的基础上，建立河西行御史台，但次年罢除〔14〕。七年后，改云南道提刑按
察司为云南诸路行御史台，治于中庆路（治今昆明）〔15〕。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四月，经御史中丞崔y
ù＠①建议，移云南行台于京兆，更名陕西行御史台，定署于奉元路（治今西安）〔16〕。元朝先后设立了四
个行御史台，最后只剩下江南行台和陕西行台。行台的基本建制和官员编制与中央御史台相仿。行台之下，在
各地还设有诸道肃政廉访司，这是元代地方上的基层监察组织。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首先建立了山东
东西等四道提刑按察司（道即监察区）〔17〕，此后逐年增设，并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18〕。至元三
十年（1293年），定为二十二道，分别隶属于御史台和江南、陕西两个行台。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三台，
其中两台又隶于中央御史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央御史台为中心、地方行御史台为重点向全国覆盖，各道
肃政廉访司为经纬的严密的监察网，使封建社会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完备。
明代借鉴元代的方法，在各道设置提刑按察司，主管地方监察。按察司设有按察使、副使、佥事等职。朱
元璋在委任按察使监察地方的同时，又经常派遣监察御史出巡，称巡按御史。《明会典》指出：“国初，监察
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巡历所属各府州县，颉颃行事。”〔19〕所谓“颉顽行事”，是指双方共同行事，在地位
上不相上下，而且还有两者可以互相举纠的含义。可知这时按察使和监察御史共同执行监察地方的任务，即在
地方上实行一种双重的监察体制。
朱元璋为什么在按察司之外另遣监察御史监临地方？因为他发现单靠按察司难以完成监察地方的重任。这
种看法在他晚年的一次谈话中彻底流露出来，他感叹说：“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夙夜孜孜，而鲜有能
副朕望。任风宪者（即监察官——引者按）无激扬之风，为民牧者无抚宇之实。”〔20〕这成为后来巡按御史
取代按察司的根据。
洪武朝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加重，获得了对布政司、按察司的举劾权。弘治九年（1496年），明廷宣布
：“在外布、按二司府州县等官及教官有政绩才行者，并许（督）抚、（巡）按奏举。”〔21〕这样，就赋予
了巡按御史对布政司、按察司官员的举荐权，巡按御史地位随之上升。因此，《明会典》称：“迨后按察司官
听御史举劾，而御史始专出巡之事。”〔22〕这并不是说按察司官员不再出巡，而是说他们仅为承行之官了。
自明中叶以后，巡按御史权力不断加大，按察司官员职权日渐缩小，原来并重的监察体制遭到破坏。
地方固定监察机构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明、清三代王朝，都是版图辽阔的
大一统国家。由于疆域广袤，民族众多，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以及中央与地方监察机构之间联系的问题，就
显得尤为突出。在地方上设置固定、专门的监察机构，有利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因此，在省一级的行政区
设立监察机构成为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并对举刺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监察官久任一地在工作中的利弊都是明显的。明末学者王夫之指出，监察官“任之久而官于其地，其利也，
久任则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尔风闻、瞥然乍见之得失而急施奖抑；其害也，与郡邑习处而相狎，
不肖之吏，可徐图欣合以避纠劾。”〔23〕所以从负面看，监察官常驻一方，“人情久则熟，熟则慢，慢则事
不立矣”〔24〕。永乐初年，河南连续数年发生灾害，当地官员不顾百姓死活，依然贪得无厌，“而按察司未
尝有一人言者，坐视民病而不留意”〔25〕，即为明证。
在地方设置监察机构的必要性勿需赘言，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监察官与地方行政官员日久易于形成的千丝
万缕的联系，即利与弊之间怎样取舍。如果这个问题具有先天的两重性因而在实践中难以找到满意答案的话，
那么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地方监察机构设在哪一级更为合适？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朱元璋因“言者
多陈守令贪鄙不法”，又在府、州、县一级设立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佥事，规定每人
按治两县，“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这在当时不失为一支庞大的监察队伍，朱元璋想通过
他们去监察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吏。但事与愿违，这些试佥事“既受命而往，政无所闻，未知果能设施与否及污
洁何如”，有些人行为还多有违戾〔26〕。所以半年后，朱元璋即将试佥事统统撤回，府州县按察分司尽数罢
除。这件事足以令人深思。朱元璋为什么撤回了试佥事？因为他们没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朱元璋为什么
在撤人的同时又罢去了按察分司，即没有再改派一批人而是废止了府州县的监察机构？因为他觉得问题的根本
不是出在五百三十一个试佥事身上，而是在于按察分司的本身。朱元璋并不一定有多么成熟的理性认识，但他
在实践中看到此法是行不通的。他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州县设立监察机构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按照商鞅的监察原理，监察者与被监察者必须要做到“利异而害不同”。相对来说，中央的监察官与省一级
的行政官员利害相异，中央监察官在省里是超然的，易于行使其监察权；省一级的监察官与同级的行政官员虽
然藕丝难断，但对于下一级的行政官吏却也超然些，也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但作为地方行政建制中最低一级州
县的监察官来说，他们没有超然的余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如果一个监察
官不是自上而下地行使职权，即没有摆脱与其监察对象的利害关系，就不可能指望他会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
明初在府州县设立按察分司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这里。
三、以“乘传周流”为特征的刺史出巡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27〕。“监”即“监御史”，也叫“监
郡御史”，负责对地方官的监督。汉初曾一度废除。汉惠帝三年（前192年）， 又恢复了秦的御史监郡制度，
派遣御史监察京师三辅。汉武帝即位后，对地方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元封元年（前110年），废除御史监
郡制〔28〕。 元封五年（前106年），建立了新的监察制度。他把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部（州
）。每部置一刺史，共十三刺史，假印绶，秩六百石，任期九年，期满可升任郡守〔29〕。刺史每年八月起巡
行所部郡国，巡察时“乘传（乘坐公家驿站马车——引者按）周流”〔30〕，年底回京奏报。十三部刺史的出
现标志着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正式确立。虽然刺史的地位较低，但职责很大，其监察任务为六条：“一条，强
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
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
崩石裂，袄祥论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31〕监察的对象，除第一条是强宗豪右外，其
余五条都是二千石的郡守。即以中级人员（六百石）巡行考察大吏（二千石），随时向中央汇报。这种方法被
后世学者所称道，说：“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32〕。刺史隶属
于中央的御史中丞，职权仅限于六条，六条之外不察〔33〕，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由于刺史秩卑而权重赏
厚，所以担任刺史的人多能恪尽职守，大胆工作。昭帝时，魏相“迁扬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
34〕。翟方进“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苟，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35〕。这类记载，史不乏例。十三部
刺史制度对于整顿地方吏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刺史工作的特点是流动式的，即所谓“乘传周流”，巡察各地。这种做法可以防止刺史与地方官吏串通一
气，割断他们在利害关系上的联系，保证监察工作收到实效。基于这种考虑，武帝设立十三部刺史之初，很可
能有意不安排刺史在其监察区内有固定的治所。
西汉初置刺史时有无治所，历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说法是无固定治所的。《后汉书·百官五》刘昭注：“
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唐人沿袭了这种说法〔36〕。到了清代，
有人提出异议。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指出：“刺史行部必以秋分，则秋分以前当居何所，岂群萃于京师乎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十六“刺史治所”条，进一步举出《汉旧议》和《汉书·朱博传》的例子〔37〕
，证明西汉刺史有治所。《汉旧仪》的作者卫宏是东汉初人，当熟知西汉制度，但他只是笼统地说刺史“有常
治所”，没有指明时间，因而并不排出他是指后来之事；朱博为西汉末年成帝时人，他讲的刺史治所，是指他
赴冀州上任时的事。这里要把西汉设置刺史之初有无固定治所与西汉末年出现固定治所的两个问题区别开来。
因此，类似的例证似不足以说明刺史设置初即在行部内有固定治所。因为，毕竟《后汉书·郡国志》于刺史治
所之地均注明“刺史治”，而《汉书·地理志》却于刺史治所无一提及。这是《汉书》作者的疏漏吗？问题好
像并不这么简单。《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汉官仪》载：“孝武元封四年始御史、丞相之迁部刺史十三人乘
驿奏事。”此处“御史”当指御史中丞而非御史大夫〔38〕。这是一条重要的史料，说明十三部刺史最初可能
是由武帝责成御史中丞和丞相共同派遣的，即当时刺史的来源是在朝的监察官和行政官员。那么他们在秋分行
部以前的时间不是可以仍居原来在京的官署吗？这虽然只是一种推测，却不宜令人忽视。而且从当时十三部刺
史还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行部之后即回京奏报这一性质来看，他们在行部内是不应有固定或者说正式的
治所的。
J. 中国古代人事行政制度的演变
一、中国古代中央官制
1．秦朝：中央设三公九卿制，“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秘书和监察；“九卿”是虚指，是中央各部门的专职官员。
2．隋唐：三省六部制由隋文帝确立，唐太宗完善，中书省草拟政令（中书发令），门下省审核批驳（门下审令），尚书省颁发执行（尚书行令），三省集权于皇帝；六部分吏、户、礼、兵、刑、工。三省六部制削弱了相权，提高了行政效率，是封建社会官制的重大变革。
3．宋元：（1）北宋：按“分化事权”原则设三个副宰相，参知政事管行政，枢密使管军事，三司使管财政。（2）辽：实行“蕃汉分治”，中央设北面官，由契丹人担任，管理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又设南面官，由契丹人或汉人担任，管理汉人和渤海人。（3）西夏：实行党项官职和汉族官职分开的制度。（4）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相当于秦朝丞相和唐朝尚书省），设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设宣政院专管西藏和宗教事务。
4．明清：（1）明初：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2）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限制了皇权；康熙帝设南书房；雍正帝设军机处；乾隆帝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央设理藩院专管民族和外交事务。
规律小结
1．各部门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是中国古代中央官制的一个基本特点。
2．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中国古代中央官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皇权的强化和相权的弱化是一个基本趋势。
3．历代中央官制之间有继承和发展关系，如秦与汉、隋与唐等。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1．秦汉：秦朝在中央设御史大夫，主管秘书兼管监察；西汉武帝时开始实行刺史制度，刺史“位卑权重”，可以监督诸侯王和地方高官。
2．隋唐：吏部分管监察事务。
3．宋元：北宋在地方上设通判，用以牵制监督知州；元朝在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
4．明清：明初在中央设都察院管监察；在地方设提刑按察司，分管监察和司法。
规律小结
1．中国古代监察机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下的职能部门。
2．中国古代监察部门的设立实现了中央或地方各部门的分权、制约，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1．先秦：从夏朝到春秋，选官主要按爵位；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等地主阶级改革才重视按军功授爵。（标准从爵位到军功）
2．秦汉：西汉武帝时开始实行察举制，分察举（自下向上推荐）和皇帝征召（自上向下招聘）等，先重“孝廉”，德才皆备，到东汉时注重门第族望，世家大族形成。（标准从才能到门第）
3．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按照“中正”所评品级决定官员奖惩，反映了世家大族（士族地主）的垄断地位。（标准为门第）
4．隋唐：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产生了科举制。隋文帝时分科考试，隋炀帝时设进士科，唐太宗时以进士明经为主，武则天时设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科举制意义：打击门阀势力；扩大官吏来源；提高文化素质；加强中央集权。（积极作用为主）
5．宋元：北宋科举制进一步发展，分乡试、省试、殿试三级，实行糊名法，录取名额大增；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不考诗赋，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考试成绩好的可直接授官。（特点：更严密；人数增；更实用）
6．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限制，为君主专制培养了忠顺奴才，但严重制约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发展。（消极作用为主）
规律小结
1．中国古代选官标准经历了爵位—军功—才能—品第—才能—忠顺的变化，其核心是为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统治者选拔维护统治的人才。
2．应以发展变化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看待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化。如察举制在西汉和东汉时的不同情况；科举制由隋朝产生直到明清，其内容与作用都有很大的变化。
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
1．先秦：西周—分封制（分封制是西周分封建诸侯的制度，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封建给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诸侯要服从命令，按期纳贡，随从作战。作用：初期巩固了统治，扩大了疆域；后期造成了割据，削弱了奴隶制）；战国—商鞅变法建立县制。
2．秦汉：秦朝—郡县制（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县以下设乡、里等基层行政组织，郡守和县令都由皇帝任免）；两汉：刺史制度的演变（监察—地方行政：汉武帝时实行刺史制度，刺史级别不高，但可监察诸侯王和地方高官；东汉末年，刺史改为州牧，执掌州的军政大权；东汉末年地方行政区划变为州、郡、县三级制）；郡国并行与王国问题的解决（汉初郡国并行；其中，王国与割据无异，侯国受所在郡监督；汉武帝颁布“推恩令”、“附益法”、“左官律”，逐步解决了王国问题）；编户齐民制度（既是赋税制度，也是户籍管理制度）。
3．宋元：北宋—知州与通判相牵制；辽—蕃汉分治（辽实行“蕃汉分治”，南面官任汉契人，统治汉人渤海人；北面官是契丹人，统治契丹少民人；北面大于南面官）；金—猛安谋克制（兵农合一，加深了女真族的封建化）；元—行省制度（元朝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中书省直辖河北、山西、山东；蒙古地区为岭北行省；东北地区为辽阳行省）。
4．明清：明—废行省设三司（布政司管民政财政；按察司管监察司法，都司管军政）；明朝在西藏实行僧官制度（最高僧官是法王）；土司制度（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宣慰司、土知府长官）与“改土归流”（取消土司衙门、改由朝廷派遣有任期、不世袭、可调动的流动官员直接统治的变革，称为“改土归流”。但明朝时西南大部分地区仍实行土司制度 。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雍正帝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改土归流的意义：加强中央统治→→改变落后纷争→→促进民族交流→→国家巩固发展）；清—十八行省五将军辖区（黑龙江、吉林、盛京、乌里雅苏台、伊犁）两个办事大臣辖区（青海、西藏）一个盟旗（蒙古）。
规律小结
1．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矛盾。
2．中央是否能采取措施有效地控制地方，成为中央集权国家是否巩固的关键点。
3．很多地方行政制度都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如分封制、刺史制度和“改土归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