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金融监管

❶ 中国财政部为什么在次级债的问题上批评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确实是这三家公司的错吗

国际三大信用评级公司透视（转贴）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深入，对信用的要求就越高。为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信用评级应运而生。所谓信用评级，是指专业机构对债务人就某一特定债务能否准时还本付息的能力及意愿加以评估，分为资本市场、商业市场及消费者等三类评级，其中资本市场评级居核心地位。长期以来，穆迪（Moody′s，美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美资）和惠誉国际（Fitch Rating，原为美资，现为法资控股）位列国际资本评级市场“三甲”，不过惠誉在市场份额、赢利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远逊于前两者，国际资本评级市场的话语权实际是“两强垄断”。三大评级公司在一定程度与一定范围内增加了市场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了管理依据与参考资料，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西方某些势力持续推行美国价值观与强权，进而威胁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新工具。
三大评级公司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性受到广泛质疑
美国信用评级制度运作已近一个世纪。美国商法规定，评级公司属于一般股份公司，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为保证评级的公正与客观，评级公司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主要是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评级公司虽对股东负责，但当股东与大众利益冲突时，必须置大众利益于优先的地位。因此，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但正是在这方面三大评级公司受到了广泛质疑。
令人质疑的独立性。一是政府给予特权。1975年SEC认可穆迪、标普与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NRSRO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公司的垄断地位。今年3月，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在参议院就评级公司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指出，穆迪和标普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其所以财源滚滚，主要是得益于“受控特许”。二是长期受到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评级，SEC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发生后，SE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一家评级公司为NRSRO。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公司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
令人质疑的公正性。首先是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国家因发行国债而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鉴于国家的巨大清偿能力以及主权的敏感性，一般的评级公司都不涉及主权国家信誉评级，但三大评级公司的一个重要评估标的却是主权国家信誉，而且把市场自由化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为稳定经济，采取关闭外汇市场的断然措施，受到三大公司的一致声讨，然而事后证明马来西亚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其次是长期奉行双重标准。三大公司在美国本土评级时，主要依据被评估公司自身或经美国会计公司发布的报告，但对于美国以外的企业，除少数进行“自愿评估”（需要付费）外，大多数则是所谓的“独立评估”。问题在于，三大公司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对他国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金融市场动态则往往“明察秋毫”。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当时美国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高达23万亿美元，但三大公司都不曾降低美国银行的信誉等级。从“9·11”事件到安然等巨型企业财务丑闻，摩根大通等知名银行金融欺诈，再到伊拉克战争与持续恐怖袭击威胁等，美国金融市场遭遇连续的冲击，国际资本一度纷纷逃离美国，三大公司同样不曾也不打算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令人质疑的客观性。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因而在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2002年，三大公司将日本政府债券的评级列在工业七国最末，其信贷级别排在博茨瓦纳之后，与拉脱维亚和波兰同等。日本国际金融中心（JCIF）认为，外国评级公司未能反映日本独特的商业惯例，评级结果并不能表达真实情况。时任财务省国际事务次官黑田东彦要求三大公司出具详细的评定标准，认为日本拥有很高的个人储蓄率及庞大的海外资产，对国内投资者能完全清偿债务，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调低日本政府债券评级。中国经济多年来的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发展预期令全球瞩目，但直到2003年底，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华尔街日报》评论，标普将中国大陆银行全部定为垃圾等级。众多国际著名的投资机构都认为标普的这一评级“保守得有些可笑”。这不仅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而且造成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因为中资机构与企业在境外融资时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令人质疑的科学性。法国《世界报》2003年5月6日载文指出，评级公司缺乏信息发布工作的规则，发布信息的无规律性使人们对其预测能力产生怀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黄京志认为，三大公司使用的方法与模型已经过时，模型使用的数据对于美国本土公司一般一季度才更新一次，而境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公司的数据更新周期往往超过一年甚至更长，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的需要。长期以来，三大公司收集和发布信息的活动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严重问题。英国《金融时报》今年3月13日就此发表评论：按照大多数标准衡量，信用评级行业都是全世界最缺乏竞争性和透明度的市场。当为安然公司评级的评级师被质问为什么对安然财务报告的重大疑点视而不见时，该评级师承认他没有能力把握安然的业务和财务结构，也没有认真读过这些财务报告。此外，三大公司利用其垄断地位，在向客户主动提供信用评级时往往变相要求购买其他服务。1996年穆迪曾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原因就是被怀疑对客户变相进行了捆绑销售，迫使客户购买其全套服务。
不仅难以发挥预警功能，反而时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三大公司因为已经存在而合理，因为美国政府而获得垄断地位并具有强大影响力。但由于缺乏应有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性，它们不仅难以及时、准确地发挥预警功能，相反时常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
难以发挥预警功能，在美国本土备受质疑。三大公司或根据被评估企业公布的信息资料进行评估，或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所谓独立评估。但实际表明，这两种评估的科学性都存在疑问。1992年，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普及穆迪先前给予倒闭的Executive Life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标普未能对该郡所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以致扩大举债终至破产。自2001年底，一连串巨型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美国金融市场由此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评级公司反应滞后，未能发挥所期望的预警作用，自身信誉备受质疑：要么有意隐瞒不报，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与公正性；要么真的没有发觉，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连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人员都指责评级公司的失职，没有在“大厦将倾”之前发出警告。在内外压力下，SEC出具的报告罗列了信用评级业存在的12种问题与缺陷，使三大公司陷入了空前的尴尬境地。
常步市场后尘，在国际领域屡屡失信。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酝酿之时，三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机爆发后，慌张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1996年9月，穆迪与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的长期债信评级为“A1”及“A+”，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急速降至为“Ba1”及“B+”，已属垃圾等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穆迪与标普仍给泰国政府公债“A”级，直到10月才加以调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与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三大公司都未能预测危机的到来，直到危机已经成型，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因此，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评级公司经常步市场的后尘”。
加剧国际金融动荡，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三大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俨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调节者，往往一个业务声明就能引发金融市场的震荡。1997年以前，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外汇储备、外贸顺差、制造业竞争力、居民储蓄等项指标都好于美国等诸多发达国家。但由于话语权掌握在三大公司手中，东南亚国家所获得的评级均低于美欧国家，由此引发相关国家的资本外逃，恶化了地区的金融局势。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将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从原来的A1急速调降到“Baa2”，导致韩元对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业接二连三倒闭，从而引发韩国全面金融危机。德国《经济周刊》1998年2月5日载文评论，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对亚洲危机毫无预感，它们知道的并不比金融市场多，根本就不起作用，而现在却火上浇油。法国《世界报》2003年5月6日的文章认为，信用评级公司提供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可能出现危机形势的信息）毫无作用。人们责备信用评级公司，认为它们要么没有提前预测危机，直到危机已经到来，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如在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0年土耳其危机问题上），要么相反，过早地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加快了危机形势的到来（如在1999年巴西危机、2001年阿根廷危机问题上）。
“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另一新强权
评级公司的“魔力”形成路径是“建立信誉——确立地位——产生依赖——实施影响”。穆迪与标普“两强”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充分利用其垄断利润，通过暗中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开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学术合作等各种途径，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获取不正当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纽约时报》曾在社论中指称：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的另一个新强权。
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穆迪与标普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东亚金融危机使日本金融业陷入动荡，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成为金融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1994—1996年，山一股票价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间波动。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评级后，山一股价一路下滑，8月滑落到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级后，美国证券公司立即抛售其股票，不仅造成山一股价狂泻，最后跌到1日元，还断绝其从短期资金市场筹资以起死回生的后路。山一倒闭后，美国最大券商美林公司乘机接管山一证券，原本属于山一的50间店面、2000名精干员工及经营技术，全都归属美林。
扰乱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评级公司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穆迪与标普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了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银行业累积了巨额不良债权。按传统习惯，日本官方、民间机构与传媒，不会轻易触及国内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的银行与金融公司，而是依照日本独有方式由银行与金融公司悄然渐进处理，以期不出现重大金融风波。但是，穆迪与标普“毫无保留地”重估日本企业的投资安全度，打破了日本的传统游戏规则，使日本金融陷入持续动荡。日本媒体将穆迪与标普给日本企业、经济带来的冲击描述为：不单像历史上用大炮打开日本锁国大门的“黑船”，还像最终全面占领日本的赫尔“最后通牒”，具有强大无比的破坏力，以致在工商界普遍出现“评级恐惧症”。
直接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有研究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是美国对东盟吸纳缅甸加入表示不满的一次政治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1997年4月中旬，穆迪将泰国政府的长期借贷级别从A2下降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国大城、京都和泰军人三家主要银行的信用等级，从而加剧市场恐慌，诱发资本外逃，导致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词批评穆迪和标普缺乏客观性，助纣为虐。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反对，两国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德国社民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温德称，“近期的降级引起我们高度关注，我不排除德美紧张的外交关系间接地影响了评级结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反击，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德国财政部表示，将对标普和穆迪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并宣称德国要通过立法以“保证评级的公正性”。
三大公司尤其是“两强”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因此，纷纷采取措施，消除对三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限制与三大公司的联系，加强对三大公司的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公司的依赖，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
（转贴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同题文章）

❷ 如何处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不实的情况

根据《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

第十三条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

（二）漏报、少报的；

（三）隐瞒不报的;

（四）查核发现有其他违规违纪问题的。

《规定》对违反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责任追究作出明确：

一是规定领导干部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漏报少报、隐瞒不报或者查核发现有其他违规违纪问题的，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

二是规定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把查核结果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忠诚老实、清正廉洁的重要参考，充分运用到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等干部工作中。

三是规定组织（人事）部门和查核联系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保密纪律。对违反工作纪律、保密纪律或者在查核工作中徇私舞弊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2)批评金融监管扩展阅读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

第三条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本人婚姻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一）本人的婚姻情况;

（二）本人持有普通护照以及因私出国的情况;

（三）本人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因私持有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以及因私往来港澳、台湾的情况;

（四）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通婚的情况;

（五）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

（六）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或者虽未移居国（境）外，但连续在国（境）外工作、生活一年以上的情况;

（七）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从业情况，含受聘担任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务，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中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以及在国（境）外的从业情况和职务情况;

（八）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本规定所称“子女”，包括领导干部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规定所称“移居国（境）外”，是指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

第四条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

（一）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

（二）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

（三）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的房产情况，含有单独产权证书的车库、车位、储藏间等（已登记的房产，面积以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为准，未登记的房产，面积以经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的为准）;

（四）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股票、基金、投资型保险等的情况;

（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情况，包括投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以及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等的情况；

（六）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国（境）外的存款和投资情况。

本规定所称“共同生活的子女”，是指领导干部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本规定所称“股票”，是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发行、交易或者转让的股票。所称“基金”，是指在我国境内发行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所称“投资型保险”，是指具有保障和投资双重功能的保险产品，包括人身保险投资型保险和财产保险投资型保险。

参考资料：网络-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

❸ 为何欧洲金融市场崩溃

华尔街爆发次贷危机以来，不少欧洲国家批评美国金融监管不力导致危机专爆发，如今却难以置身事属外。

虽然与华尔街次贷危机有关，但大部分欧洲金融机构当前的问题源于欧洲境内的不良债务。

富通集团陷入困境就是去年举债收购荷兰银行所致。冰岛是遭受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金融业不成比例的快速发展导致这个只有32万人口的国家陷入困境。冰岛如今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但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报道认为，金融危机袭来时，欧洲银行要比美国金融机构脆弱得多。文章指出，美国银行每放贷96美分需有1美元存款为基础，而不少欧洲银行每放贷1.4欧元往往只有1欧元存款支持，其余差额由金融市场借贷补齐。

正因如此，当信贷市场随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收紧时，不少欧洲银行资金严重不足。在英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这一局势因为国内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更加恶化。此外，由于先前大笔购进的美国次贷金融产品贬值以及欧洲经济增长减速等原因，欧洲难逃金融危机。

谈及面临金融危机的欧洲，比利时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说："这就好像站在铁轨上看着一列火车朝自己驶来。"

❹ 如何看待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金融来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自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并认为金融创新大致可归为三类：（1）金融制度创新；（2）金融业务创新；（3）金融组织创新。
规范监管又称准则监管，是指国家对金融业的经营制定一定的准则，要求其遵守的一种监管方式。在规范监管下，政府对金融企业经营的若干重大事项，如金融企业最低资本金、资产负债表的审核、资本金的运用，违反法律的处罚等，都有明确的规范，但对金融企业的业务经营、财务管理、人事等方面不加干预。这种监管方式强调金融企业经营形式上的合法性，比公告监管方式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但由于未触及金融企业经营的实体，仅一些基本准则，故难以起到严格有效的监管作用

❺ 如何区分批评建议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两个内容

反宣币。 反宣币就是邪教组织在人民币上印上了一些反动宣传标语的人民币，借助人民币为载体，传播具有反动政治内容的宣传品。

违反法规

利用人民币进行反动宣传煽动，侵犯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1、《刑法》第105条第2款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300条第1款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7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会道门活动或者利用邪教、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

3、《人民银行法》第19条规定：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

4、《人民银行管理条例》第43条，故意毁损人民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采取措施

“反宣币”是不能流通的，发现持有“反宣币”，可去银行直接等额兑换。

人民银行高度重视防范和打击邪教分子利用人民币进行反动宣传活动工作。人民银行加大对各金融机构人民币收付的监管力度，要求金融机构严把人民币收付业务窗口这道关，杜绝反宣币从银行流出。金融机构按照内紧外松的原则，各营业网点利用自身优势向广大客户宣传正确使用人民币、爱护人民币知识，提醒客户尤其是企业事业单位客户如遇到反宣币应主动到银行进行兑换。

❻ 马云在最近在发布会说的哪些观点引发了媒体的点名批评

2020年10月25日，有相关媒体部门报道说，在10月24日的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马云发表的演讲引发社会各方关注。

必须承认的是，这次马云先生演讲的话题确实引人注目，他大胆批评了“巴塞尔协议”，并表示态度“我们这代人必须有所担当”，不要再用“一个错误消灭一个创新”等话语吸引了多数人的关注。

❼ 金融监管的监管体系

宏观审慎的一项重要目标是防止风险在不同地域、国家、市场和机构之间传递。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区域经济体，欧盟建立的泛欧金融监管框架可以说是超主权范围内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实践范本。
欧盟财长们于2010年9月7日通过了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随后，欧洲议会在2010年9月22日通过了欧盟金融这个法案，建立了“一会三局”来监管各类金融机构。
所谓“一会三局”是指：宏观层面上建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负责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并预警欧洲经济中的各种风险。其成员由欧盟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微观层面上，则主要金融行业又分别成立三大监管局——欧洲银行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局以及欧洲证券与市场局。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六在每周例行广播讲话中指责共和党阻挠和拖延金融监管改革，誓言会继续推动改革。奥巴马推动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已从根本上改革了华盛顿的华尔街法规，不但对美国金融体系带来强力约束，也对全球金融监管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令奥巴马自豪的执政成绩应是2010年7月21日签署的新版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了，它拉开了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金融监管改革的序幕。该法案决定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协调包括美联储、财政部、SEC、FDIC等机构的金融监管权力；在美联储内部成立消费者保护机构，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限制商业银行的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并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通过美联储贴现窗口融资的大型商业银行需分离衍生品业务，部分场外衍生品将进入交易所交易；美联储还将监督企业高管的薪酬，确保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针对倒闭金融机构建立清算机制，防止类似雷曼破产事件对市场产生的巨大冲击等。
美国财政部不久前发布的统计报告称，新版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实施已两年多来，主要参与和执行机构在执行法案方面已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截至2010年7月18日，该法案需要制定的243项规则中已有91%被提议或完成。数据显示，该法案实施以来，美国银行机构的资本增加了逾4200亿美元，构筑了应对不可预期损失的缓冲器；同时，美国企业获得的信贷上升了15%，企业增加了38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银行机构还有效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增长。就金融监管而言，联邦监管的范围已从此前的传统银行扩大至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掉期、衍生市场、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票据交换所和交易所等。联邦存款保险覆盖了55%的消费者与企业存款，高出2008年初的52%。2010年9月17日正式运作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迄今已比较成功地扮演了“负责实施美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金融保护措施，成为金融机构的监视器”的角色。
尽管如此，相继爆出的摩根大通巨亏、汇丰银行参与洗钱以及花旗集团涉嫌参与Libor操纵案成为被调查的对象等事件，还是令人对法案的改革成效表示了一连串的质疑：为什么一边是更严格的监管改革，一边却仍有违规行为不断发生？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新规则依然存在漏洞？而尚未完成的改革最终会走向何方？仔细分析，这些违规事件的发生，既有内部监管缺失的原因，比如摩根大通对其首席投资办公室缺乏有效监督；同时也有外部监管不到位的原因，比如美国参议院指出，美国财政部下属的货币监理局存在系统性监管漏洞，因为其早就发现汇丰银行的可疑行为，但一直拖到2010年才下发禁令，美国货币监理局因此受到严厉指责，被指对其监管的银行过于迁就。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伯恩因此评价说：就对汇丰银行的执法力度，货币监理局与其说是监督者，更像是宠物。
也正因为此，两年多来，反对人士一直在严厉抨击该法案运行中暴露出来的缺章。他们提出了超过50个议案以及无数的修正案要求拖延法案、甚至完全废除法案。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反对这些改革，他们在金融行业游说团体的支持下，猛烈批评该法案因为少数银行的过错而惩罚整个银行业，竭尽全力试图拖延和废除这些新监管规定。部分共和党人已声称，如果他们在华盛顿重新执政，将废除该法案。凡此种种，都预示着美国未来金融监管改革之路依然艰难。
不过，奥巴马继续改革的决心毅然坚定。他深知通过金融监管法案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得不克服一系列强大的利益团体的游说活动，以及决心阻碍改革的少数党派人士的反对意见。眼下，在美国总统大选已进入最后冲刺，最大难关在于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因金融监管法案而使奥巴马树敌过多进而造成在大选中的被动局面，进而能争取到更多的摇摆选票。下一步，金融监管改革将继续向纵深推进，奥巴马或在游说演讲中表明，将着力解决法案运行两年多来所暴露出的监管漏洞和缺陷，同时，还要辩证对待反对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从中汲取对改革有用的东西，然后融入法案中，从而使法案改革更加完善，以确保美国的金融体系稳健安全。
从根本上说，在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下，金融合作往往是跨行业、跨国界的，而行业监管部门抑或一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往往从本行业、本国国家利益出发，并没有真正的监管动力，因此，金融监管应超越国家利益，唯有依*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才有可能真正实施有效监管。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两党的争斗能朝这个方向跨出一步。

❽ 某行政机关对下属机关通报批评责令整改 是行政处罚吗

1、.某行政机关对下属机关通报批评责令整改不是行政处罚，是行政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六十条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政府交通管理部门关于在某一时期对某条街实行禁止通行的公告是行政管理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三条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行政机关采取金融业审慎监管措施、进出境货物强制性技术监控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❾ 美国金融危机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存在多方面问题

本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通过各类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渠道，迅速在全世界蔓延。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有力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危机的快速蔓延暴露出了部分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理念、体制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问题。

1.监管理念上过分相信市场的作用

在监管理念方面，部分发达国家过分相信市场，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事实上，无论是几年前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涉及到的问题，还是这次危机前期的部分金融机构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提醒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但多数监管当局并未采取系统性措施加以改正。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忽视了在资本逐利动机下隐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这次危机的演变过程显示，微观主体存在逐利本性，仅仅依靠市场本身力量，要么容易导致资产泡沫，要么就是以金融危机这种破坏性方式清理市场，给全球金融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2.监管体制须不断更新,以免落后于金融创新

近年来，金融创新使得金融系统性风险有了新的来源，其中包括各类场外金融产品以及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特殊目的实体等类银行金融机构(near-bank entities)以及资本流动的跨市场投机。上述类银行金融机构内部存在多重问题，与传统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一些大型传统金融机构大规模拓展非传统金融产品和业务，规避监管，成为系统性风险的另类来源。

本次危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现行金融监管模式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实践。在现行监管模式下，吸引公众存款的商业银行等具有明显外部性的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金融产品接受较为严格的监管，而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金融产品受到的监管较为松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即使从事同类业务，也因为监管机构不同，受到监管的标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不足，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各类监管套利使得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产品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金融机构和产品，也是对冲基金乐于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重要原因。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主要发达国家错误地认为现行的监管模式和体制是有效的，没有根据金融市场、机构和产品的发展，采取措施提高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减少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摩擦、内耗和推诿。有案例表明，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部分发达国家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之间的沟通障碍已经给金融救助和金融稳定工作带来被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管体系的失效。

3.国际监管合作体系尚未形成

在国际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监管者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这是一个全球性普遍问题。相关国际组织一直以来只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监测，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问题，但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作用强差人意。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厘清跨境资金的流动渠道和流动机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渠道和机制，而且也还没有充分了解在经济不景气时，这些资金流动是如何逆转的。

为加强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金融稳定论坛(FSF)近来选定了30家大型国际性金融机构，并为它们分别成立了由其母国监管机构为主、主要东道国监管机构参加的联合监管机制(supervisory college)。在运作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应该及时评估这些联合监管机制在加强跨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方面的有效性与充分性，并提出改进建议。同时，作为全球风险预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和监测。

二、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1.改进金融监管的第一步是监管的自我批评

中国古代先哲的教诲是：“吾日三省吾身” ，这句话浓缩了东方哲学对自我批评的重视。在分析当前危机并从中吸取教训的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不断反省，吸取教训，只有这样，才能启动深远的改革。近来，我们却不断听到一些对本次金融危机缺乏自我反省，试图寻求借口、推卸责任的言辞。这种缺乏自省的做法将会妨碍对当前金融监管系统性缺陷的客观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