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缺乏协调

1. 保险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2、尽快完善金融法规体系，具体有以下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尽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与其他企业相比。具有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特点，因而在关闭中遇到了诸多的法律问题。因此，应当研究制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框架，如《金融机构破产条例》、《金融机构撤销办法》和《金融机构合并办法》等。其次，是加入WTO后，需要对我国金融政策和金融立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凡与WTO基本原则相矛盾的法规和政策都应及时废止或修改。最后，是尽快制定网络银行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

（四）不断提高监人员素质。巴塞尔委员会认为，一个国家金融监管人员的水平决定监管的水平，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我们的监管人员能够不断扩大知识面，更新知识结构，同时还要严格约束监管人员的行为，防止玩忽职守、循私舞弊现象，树立清正廉洁、秉公办事的形象和作风。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

1、对现有人员加强培训。通过培训，优化现有监管人员的知识结构，使之逐渐符合现代金融监管的需要，这是一条主要途径。

2、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商业银行和其他部门引进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充实到金融监管的队伍中，促进监管人员监管水平的提高，达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

3、切实履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责任制》（暂行），努力做到监管行为的客观、公正，监管人员尽职尽责。

（五）加强当前各金融监管当局的协调配合，防止监管真实或重复发管。由于我国实行混业经营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在当前分业经营的情况下，采取分业监管模式自然有它的优势。但为了避免分业监管带来的弊端，我国各金融监管当局之间要尽快建立有效的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同时，加强监管当局高层定期会晤制度，对业务交叉领域和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实施联合监管。在以后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实行功能型监管。

（六）扩大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在当前金融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越来越快，影响面越来越大。实践证明，要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有关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必须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磋商，进行广泛的监管信息交流。我国金融业正在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加强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和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的监管，督促它们防范风险、稳健经营，是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应该加以关注的一个问题。同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是我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要使我们的金融监管达到国际认可的水准，就必须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全面了解、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和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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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为主管领导，因缺乏日常监管，是否会因下属违纪问题被追责

因下属违纪问题主管领导被追责，是合情合理的。
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其本职工作之一就是严格监管下属，防止下属违纪，维护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声誉。领导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管理好自己的下属是每个领导应尽的职责，领导没能管住自己的下属，就是不尽职尽责，就是有福人民所托，所以下属违法违纪，领导被追究主体责任，是领导不作为付出的代价。
这个问题在新修订的《条例》中得到了许多肯定的答案。《条例》中有29处条款出现了“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的表述。其中政治纪律中有 3处，主要集中在为公开发表并造成后果的不当言论提供方便等方面；组织纪律中有6处，主要集中在违规选人用人、发展党员等方面；廉洁纪律中有8处，主要集中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相关行为；群众纪律中有5处，主要集中在加重群众负担、干涉群众生产经营自主权、搞政绩工程、侵犯群众知情权等方面；工作纪律中有7处，主要集中在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如实汇报工作情况、管理不力致使干部叛逃出走、擅自变更出国路线等。
凡是出现上述表述的条款，均可能存在涉及集体违纪的情形。涉及相关问题时，不论领导干部是主观故意触犯纪律，还是因履职不力导致下属触犯纪律，都要根据情况划分违纪责任，并给予纪律处分。

3. 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统筹协调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撰文表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跨界经营迅猛发展，金融业乱象丛生，金融风险高发频发，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和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之间矛盾突出，金融监管协调不力，宏观审慎政策缺乏把总，亟须加强各单位横向政策协调来完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对于未来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方向，专家认为，“双峰模式”或是最优方向。黄益平指出，“研究显示，‘双峰模式’的稳定性更高一些，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适当区分，可能是比较有利的。”

澳大利亚、荷兰、英国等国家实行“双峰监管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监管效果。“双峰监管”的核心内容是把监管职能划分为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前者主要是防范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欺诈和不公正交易，监管机构通过现场检查、评估、披露和处置，保证金融市场公开透明，保护消费者权益；后者主要是以维护金融稳定、实现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为目标，监管部门通过遵照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率、资本质量和流动性等方面的审慎监管指标，控制主要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4. 我国公共管理的外部监督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应该采取哪些对策

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新认识

国有资产，蔽没顾名思义，就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和财产权利的总称，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存在于各个经济领域当中，虽然其表现的形态不一样，但涉及的却都是国有资产管理的问题。具体地讲国有资产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1、经营性国有资产。经营性国有资产指国家作为出资者在企业中依法拥有的资本及其权益。具体地说，经营性国有资产，指存在于产品生产、流通、经营服务等领域，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其产权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根据经营活动的不同性质，经营性国有资产可以划分为金融性国有资产和非金融性国有资产两大类。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广泛存在于基础设施、环码并高境卫生、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国防产业等公共领域。随着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深入，以公共事业为主的国有资产投入将迅速增长，发展空间和活力很大，是国有资产拓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3、资源性国有资产。资源性国有资产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知识、科技水平条件下，对某种资源的开发，能带来一定经济价值的国有资源。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国家拥有的土地、森林、矿藏、文物等。这一形态的国有资产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国家可以支配的资产；另一方面这种支配对于生态、环境等又存在较大影响，因此需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统筹规划、科学利用。

二、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国有资产进行规范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立法滞后，适应新体制要求的法律法规短缺，没有相关的国有资产管理法规来调整国有资产关系、规范国有资产运行，使国有资产的监管与经营缺少必要的依据。

（二）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尚未健全

目前的情况是资产形成上渠道多头、来源复杂，资产管理分散，相关部门工作缺乏有效协调，甚至严重影响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因此，必须认真研究谁在实际上履行出资人代表的职责，更好地建立出资人制度。

（三）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过于单一，管理目标不明确

目前 在国有资产管理上，单纯以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目标来衡量所有资产，没有针对不同类型国有资产进行差异化管理和建立不同的管理体系、评价体系，从而导致了不同类型的国资管理与其目标职能发生扭曲和错位，在制度的基本层面上为国有资产管理的低效率现象提供了容留的空间。另外，在各类国有资产的管理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1、对国资委缺乏有效监督。按照十六大精神设立的国资委集管资产、管人、管事于一身，如果缺乏有力监督，国资委的权力就无限大，由少数人专权和操纵，极易形成内部人控制，各种规章制度等都可能成为牟利的工具。

2、政企分开仍未彻底解决。目前， 国国资改革一些先行地区在国资管理体制上采取“三个层次”构架模式，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出于保证社会稳定的考虑，或多或少超越出资人职责范围，干预国资管理机构及其下属营运机构的经营活动，干涉国有企业的人权、事权和资产处置权。

3、金融性国有资产等的出资人缺位问题依然存在。新成立的国资委仅管理非金融类的国有经营性资产。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没能解决金融性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资源性资产的出资人缺位问题，特别是多龙治水的局面仍存在于金融领域，无人对金融业经营的盈亏负责。

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一）逐步完善国有资产法体系，立法规范国资管理

1、国有资产法体系应当反映国有资产运行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始终把保障国有资产运行符合全民利益，作为国有资产法体系的结构据以定型和变动的宗旨。

2、国有资产法体系应当符合市场经济对国有资产运行的基本要求。在制定统一适用于各种国有资产的法规的同时，分别制定经营迟尺性国有资产法规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法规，并且把经营性国有资产法规作为国有资产法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将确立国有资产所有者、投资者和占用者的市场主体地位的法规和保障国有资产实现价值化、货币化、证券化的法规，置于国有资产法体系中的突出地位。

3、国有资产法体系应当与国有资产运行系统的结构相吻合。国有资产法体系的结构，在具有一定超前性的同时还要适当兼顾国有资产运行的过渡模式的某些要求；把关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资源性国有资产作为国有资产法体系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

（二）国有资产有进有退，逐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

政府作为公共机构，主要职责应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应是经营国有资产或收取企业利润而应是税收，并将收入用于公共建设和服务，其目的在于为整个社会提供基础性服务，促进社会的平等和整体发展。因此，规范的国有资产布局应逐步向公共领域和基础性产业倾斜。但在目前国有企业依然在竞争性领域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对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就成了重中之重。

国有企业是 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因此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除极少数与国家战略和安全息息相关的企业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促进竞争性国有企业产权的多元化和流动化。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深化集体企业改革，继续支持和帮助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的发展。

（三）预防国有资产流失，治理企业腐败。

1、搞好资产评估，准确量化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定价应以市场为基础，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即在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下，由中介机构根据当时的市场供需情况来评估确定。在交易过程中严格审查参与交易各方的资质，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服务、监督作用，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公正性。

2、规范产权交易行为。进一步落实产权责任主体，建立规范的交易决策和运作制度，防止少数人权力过分集中，搞暗箱操作。有效发挥产权交易所和技术产权交易所的作用，加强产权交易的监督力度，指导产权市场有序发展，为国有资产的交易提供透明的平台。

3、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长效机制。明确上市公司对经营者实施股票激励制度的股票来源渠道，应允许经营者将股权通过指定的产权交易进行交易，交易价格由市场决定。

4、完善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运作的相关政策。对进行资产运作前存在的不实资产，可以按规定进行核销；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国有资本退出企业过程中进行的资产评估，使评估价值更接近市场价值；对在资产置换过程中，债权债务同时转移给受让方的，有关因转让资产行为应缴纳的增值税中的地方收入部分，准予先征后返；对资产运作中企业直接支付的税收和费用，也作适当的降低和调整等。

5、加强对无形资产的管理。（四）建立科学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1、纵向上，以国家所有为前提，以出资人为根据，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产范围，并赋予其完整而统一的权力与责任。坚持以国家所有为前提，已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管理，这里的国家所有，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而非单纯由中央政府来履行。

2、横向上，要区分国有资产的不同类型，确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分别确定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角色之后，需要进一步落实专门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机构。政府应研究出台相应政策，对业已成立的国资委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防止其权力过大。

按照上述原则，应逐步完善金融性、行政事业性和资源性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在进行金融性国有资产管理改革时，不应将其归入国资委管理，因为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有企业的债权人，如果都由国资委行使所有者权益，就会存在利益冲突，国资委甚至有可能安排金融机构为国有企业发放定向贷款，最终延误企业改革。

3、一步健全非金融竞争性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对于非金融性国有资产，可以参照先行地区的成功经验，构建三层管理体制：第一层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出资人主体，对政府负责，主要职责是管资产、管产权；第二层是控股公司，是资本运营主体，在国有资产调控的范围内决定具体投资行为，选派国有资产产权代表；第三层是国有资产所投资的具体公司，为经营实体，是国有资产能够增值与否的决定性环节。

管理的分层级授权，强化了不同层级的相对独立性。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条件下，事实上存在双重授权，即国务院授权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国资委对授权代理的资产也可采取授权方式，选择有条件的资产经营公司代理经营。在授权的范围内，每一个层级可以独立运作，并拥有不受干预的权力。由于中间层是代表政府对企业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以股东身份对企业进行控制并对控股企业行使股东权利。因此，中间层离企业距离更近，控制更直接，利益关系更明显，因此应逐步制定相应规范，规定其不可行使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能，防止其对企业的管理控制与公司治理规则发生冲突.

5. 加强监管和支持创新怎样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关键点：公司集权指导和最大化的个人自治的共存。
即：一方面严格管理，另一方面又允许自治、创业和来自普通员工的创新。关键点有四。
1、 在员工中提倡企业家精神，对员工充分授权，把权力下方到生产第一线。如宝洁公司的“品牌经理”制度和3M公司的“创新小组”很多公司也就是8到10个人的一群发明狂热者，在“简陋车间”开发出来的产品，常常比公司有几百人的正式开发部门还多。

2、 采用极端的分散化结构和分权模式，放弃了规范的公司结构。机构重叠、边界模糊、缺乏协调、内部竞争和有些混乱的局面，目的是培养员工的创新精神。使员工“变得有创造力”的各公司的做法：“工作交火“IBM、实施前至少三次否定原计划（3M公司）、支持失败（3M、强生和爱默生）、鼓励挑剔者和持异见者（IBM）。

3、 有创新过程的支持系统

创建开放的沟通环境，上司与下属、同事之间，开诚布公，互相沟通交换意见；对失败的容忍；鼓励培养创新斗士等。
4、优秀公司的软的方面有俱乐部式和校园式的环境，灵活的组织结构、疯狂的斗士，最大化的个人自治、工作小组、规律性大范围试验、强调肯定行反馈等都表现了公司的略微混乱和松散的方式。同时也有非常严格的特性，公司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等高压线坚决不能触碰。比如，在IBM提供空间让员工自治，敞开大门让员工参与公司事务，但违反最高信条“IBM意味着服务”就会失业。

6. 如何减少因多重监管机构，职能重叠导致低效率带来的监管成本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的以提高效率、促进竞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为目的的公用事业市场化（或者说民营化、私有化）运动至今已成为世界的潮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并逐步推进本国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我国的公用事业市场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近几年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法规的鼓励、支持和规范，在进入新世纪后开始加速，上海、南京、深圳、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目前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其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合同外包、特许经营、公私合作（合资）经营、股份出让、直接并购、民间独资等。其中特许经营制由于其形式多样，灵活而倍受我国青睐，各大中城市特许经营项目日益增多，因此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许多地方政府如北京、深圳等为了规范特许经营开始颁布了一些管理办法，建设部也于2004年2月24日发布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使特许经营开始进入“有法可依”的轨道，标志着我国的特许经营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如此，由于其对制度环境如法律制度、监督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要求很高，在发达国家有着良好绩效的特许经营权制度，却在我国的实践中表现出许多问题，这既有理论认识层面的，又有制度层面的、操作层面的。本文试对这些问题的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为推动我国特许经营项目顺利进行提供参考。

一、我国特许经营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监管职能交叉甚至矛盾冲突

特许经营并不是放任企业不管，而是政府由原来直接经营的角色转变成行业监管者，实行政企分离，政资分离，政事分离，因此政府职能应尽快从传统的体制转变过来，重塑政府监管体制，是当务之急。我国现行的监管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从横向来看，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界定不清晰，分工不明确，职能重叠，多重监管并且随时可以调整，这不但增加了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降低了行政效率，增加了企业负担，而且在谈判、签定合同时企业无法确定哪个部门具有合法的代表资格，在出现违约时，又无法确认哪个部门能承担法律责任，增大了企业风险。
从纵向看，条块之间监管分工不尽合理，纵向监管权力配置与横向权力配置之间缺乏协调机制，条块发生冲突时，又缺乏相应的裁决机制，这比较普遍地发生在具有跨地区性公用事业监管上，如电信、电力等，如表l所示。

表1：信息产业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监管矛盾 监管利益冲突环节 信息产业部 地方政府 解决争端机制
信息管道产业性质 基础电信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 自发协调，无正式解决机制
项目规划 最大限度占有城市空间资源 充分利用城市空间，减少重复掘路 无
市场准入 谋求垄断，维护既得利益 引入竞争，打破垄断，实现互联互通 目前正在制定反垄断法
定价与质量服务 以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让市民普遍能享受高质量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福利 价格、质量监管部门
普遍服务 尽量向客户最集中地区，回避人口稀少地区 满足城市普遍服务要求 依非正式的协调与谈判来解决

（2）政府监管方式单一，监管水平落后，没有形成一个多方位、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当前我国主要监管内容是经济性的价格监管和进入监管，而对于社会性监管还刚刚起步；对于价格监管，使用的是“企业成本+税费+合理利润”监管模式，无法产生足够的激励；对于进入监管，特许经营者的选择，往往竞争不足，难于显示市场真实成本；普遍服务的监管，还没有使用交叉补贴、设立普遍服务基金等手段来履行政府义务；在企业外部监管上，还没有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力量，听证制度还不健全。
（3）政府角色转变不到位，公用事业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与监管职能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在传统的公用事业管理体制下，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既是企业资产直接运营和管理者，又是行业的监管者，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而在新的体制下，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通过管人、管事、管资产来完成的，希望以最高的价格出售国有资产，以实现所有者的最大利益。行业主管部门成为行业的独立监管者，代表的是社会公众利益，希望最大限度的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使消费者获得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依法律、法规、经营合同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这里由于政府部门之间对于特许经营者选择的标准不同，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期望资产保值、增值与行业监管部门期望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产品和服务的矛盾。往往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中的意中人，而监管部门却并不中意。对于这对矛盾的协调，关系到公用事业市场化过程中特许经营者顺利选择。

（二）政府承诺和保证屡屡失信，承诺缺失现象普遍存在

政府的承诺和保证是特许经营中的国际惯例，它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风险，保障投资者合法的权益，吸引投资者投资公用事业项目。但在我国由于特许经营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对它的理解还不很深，政府往往急功近利，引资心急，重承诺轻践诺，结果政府承诺和保证屡屡失信，承诺缺失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许多项目中途夭折。
其一，政府承诺对未来的政策风险估计不足。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政策处于不停的变化和调整中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但在特许经营中政府往往对这个特征的风险评估不足，盲目承诺，政策变化后，导致承诺无法兑现，同时由于合同设计的缺陷，没有对可能的风险作出相应的制度保障按排，结果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项目被迫终止。2002年1月18日，四川邛崃市政府同四川瑞云集团签定了《邛崃市新区开发建设项目协议书》，规定新城整体以BOT、形式建设经营50年。其间，瑞云集团享有新城区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权，经营性土地的增值收益作为投资回报，50年后，企业将城市无偿还给邛崃市政府。但之后不久，国土资源部出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规定各类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必须通过拍卖或招标方式出让，土地政策的变化，又由于政府与私人投资者在合同中没有对违约风险、赔偿责任、处罚办法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使这个轰动一时CBOT（城市－建设－经营－移交）项目顿时陷入困境，无法收场。
其二，政府承诺和保证违反国家已有的法律、法规，导致合同无效。闹的沸沸扬扬的“固定回报”清理问题，已使许多特许经营项目被迫终止。不但政府为此付出了经济代价，而且政府声誉由此遭受巨大的损害。2002年9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认为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不符合中外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违反了已有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要求采取改、购、转、撤四种方法对设定固定回报率的项目更正。于是出现许多BOT项目被提前收回国有，如英国泰晤士水务的大场水厂BOT项目由于协议已有明确规定，回购还算顺利，而长春汇津污水处理BOT项目，却因此与长春市政对簿公堂。
其三，政府承诺与保证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缺乏前期的项目充分论证，盲目上马，合同设计违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最终使政府履约成本高昂，项目难以持续。法国威利雅成都第六水厂B厂BOT项目，合同规定成都市自来水公司保证每日采购B厂的净水40万吨，当B厂建成投产时，由于市场形势的变化，供水市场严重过剩，只好让其它两个水厂停产来消耗这40万吨的产能，成都市自来水公司由此从盈利突转为巨亏，市财政每年因此补贴自来水公司一亿多元，财政不堪重负。政府缺乏风险意识，任意承诺，之后要么失信于投资者，要么履约成本高昂，政府声誉遭受损失，投资丧失信心，近期出现“洋水务”退出中国市场的趋势，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三）特许经营合同性质存在争议、合同设计还不完善

对于特许合同的性质是受私法管辖的民事合同还是受公法管辖的行政合同，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合同性质不确定的风险是合同争议的解决途径不确定，发生争议后，能不能进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政府、企业都无所适从，如果将特许合同看作是民事合同，适应私法，但实际上又难于执行，因为政府授予企业特许经营权，实际上是行使公权力的表现，与司法是分权制衡的关系。而我国现行的体制，决定了司法判决难以实际约束政府的民事行为，尤其是在政府不配合的情况下或者公共利益攸关的情况下，政府更有足够的理由来抗衡司法判决。但如果根据200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的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那么我国的特许经营合同的性质就是行政合同。如果经营企业的权益受到侵害，企业的救济途径是较为充分的，它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如果政府无正当的理由提前终止合同，那么企业可以请求法院判决政府要么撤消决议或者给出相当补偿。从我国现有的案例来看，长春汇津污水处理厂与长春市政府之间的关于污水处理专营权的纠纷，当事人提起的是行政诉讼；而鑫远公司与福州市政府道路专营权的纠纷，则是通过民事仲裁解决的。
在特许经营中，合同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监管的主要依据。根据合同理论，由于个人有限理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交易费用，使得缔约当事人或契约仲裁者无法观察或证实一切，故合同总是不完全的，缔约双方都可以机会主义的行事，违约一方可以很容易声称所做的没有违背合同，或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再谈判。特许经营合同由于期限一般都很长，技术、需求、政策等经济技术环境变化都很大，合同的不完备性不可避免。而我国目前，合同双方完往往忽视合同的不完备性，特别是政府一方，由于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片面强调引资的现象严重；同时也由于自己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的储备不足，在合同签定前，又不聘请专业咨询机构，对合同项目的各种风险进行详细评估；在合同文本中，有意回避关键问题，盲目求同存异。其结果是一旦合同出现争议，由于合同缺乏必要的风险保障制度安排和缔约双方往往又缺乏长期合作的精神，均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项目中途夭折。

（四）有效、公平、合理的良性公用事业定价机制远未形成

公用事业价格规制问题是特许经营是否能顺利运行的一个极为关键问题，在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行业，价格的制定必须同时满足三维的目标：促进社会公平，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保护企业的发展潜力，政府如何进行有效的价格规制，以调节政府、消费者、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定同时符合三个目标的价格，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呈现出许多的问题，甚至导致特许经营项目无法顺利地合作下去。（1）各省市均明确特许经营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按照“企业成本+税费+合理利润”的原则来确定，利用这种方式，消费者承当了成本提高的风险和降低成本的收益，虽然有利于刺激投资，但却不能有效地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的成本增加可以通过价格转嫁给消费者，也不能区分运营者的优劣，同时对企业成本的审核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增加了行政成本。（2）政府缺乏透明、制度化的定价机制。在特许经营中，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权仍然被政府控制，不透明的，任意的定价过程，使投资者、经营者承受极大的风险。由于特许经营的合同期限一般较长，其间技术、需求、成本的变化再所难免，价格的调整也就成了必然。但特许经营者不知在市场成本上涨的情况下的，是否可以合理的上调价格。特别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共服务和产品价格的调价必须举行听证会的条件下，使提价变的更加困难、耗时和不确定，如南京、上海、北京出现因听证反对涨价而使提价搁浅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低于市场真实成本的差异，政府是否有义务提供经济补贴，也没有明确规定。（3）由于对公共服务和产品价格构成要素及监管范围缺乏明确规定，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使搭便车收费现象严重，混淆了公众视听，结果是即使合理的提价也遭到公众的反对。同时公用事业价格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还不尽合理，总体价格水平偏低，收缴率不高，这些也都阻碍了我国公用事业难以进入良性的市场化机制。以水价为例，水价调整一直是改革的重点，为了节水和吸引投资者，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水价，但我国水价构成不够合理，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标准低，收缴率不高，总体水价仍然偏低，不能真实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使水务企业面临水价收入无法满足他们获得合理投资收益的目标，水务市场的良性运作机制无法形成。

（五）我国还缺乏一个完整、严谨的有关特许经营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

我国有关特许经营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相互之间还不协调、不配套、甚至不合理、前后不相衔接；法律条文内容含糊不清，甚至前后矛盾，造成私人合作者感到困惑、无所适成，增大了合作者的风险。就拿特许经营者的选择来说，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行政许可必须通过招标和拍卖的方式授予，作为行政许可的特许经营，理应适应本条规定。建设部的《办法》第八条也规定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应向社会公开招标，而属于政府采购法范畴的特许经营，还理应遵循《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可以采用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一些地方性的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也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规定，深圳规定可以采取招标、招募和法律、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北京规定可以通过招标或直接委托等等。这些法律条文的不一致，使特许经营者风险成本加大，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取得特许经营权的合法性，依据哪部法律条文来保护自己。而实际在选择特许经营者时，由于公用事业项目的复杂性，仅仅看价格的高低来确定特许经营者是远远不够的，特许经营者的选择、特许经营权的授予一般都是要经过与投标人谈判与协商之后，这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很普遍的。这反映出《办法》规定不够合理，虽然其本意是为了保护公平、公正、透明，避免暗箱操作，权钱交易，但却没有使法律条文有足够的灵活来处理复杂且具有巨大差异性的现实问题，导致法律条文在现实中无法执行，或者由于没有足够多的投标人参与竟标而使特许经营项目流产。类似的问题还有，如有关开展特许经营业务的法定依据，有的规定是特许经营协议、有的规定是特许经营授权书，有的规定是特许经营权证和特许经营合同。法律法规框架体系的不完善，不统一已经成了在推进我国特许经营事业中的障碍之一。

二、对策建议

（一）整合政府各部门监管职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

虽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不同，各国都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国国情的监管体制，但监管的程序化和公开化，监管机构独立性，拥有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相对完整的权力，通过法律的充分授权和限定来明确界定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却是世界的发展趋势。独立性意味着监管机构与任何企业没有任何关系，也独立于其他政府机关，以保证监管机构在依法实施和执行监管中的公平、公正。我国目前监管机构的改革应逐步理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能界限，按照谁最易获得信息，谁负责监管的原则，尽量把各部门分散的监管职能集中到一个监管机构，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使被监管企业面临一个或少数几个监管部门，避免多头监管，企业无所适从。如对于价格的监管，由于行业主管部门，最易掌握企业成本信息，理应把公用事业的价格决定权从发改委或物价部门集中到行业主管部门行使。建立各政府部门和中央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确立主协调机构以迅速解决监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提高行政效率。

（二）完善公用事业的定价方式以形成有效、公平、合理的良性定价机制

完善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方式，建立规范化、程序化的定价机制，同时规范公用事业会计准则，为成本的核算提供科学的依据。针对我国定价利用企业个别成本，激励强度低，企业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现状，对于外部条件相同或类似，具有区域性垄断特点的公用事业如水务、煤气等，尽快参照国际经验引入标尺竞争体系（Benchmark Compet.ition）。它是一种以经营成本较低的企业为基础建立统一的标尺体系，然后再考虑各地区环境差异因素，利用这些因数对企业成本进行调整，进而决定价格的监管工具。这个工具，实际上是利用同类企业的平均成本代替个别成本，刺激企业提高效率为降低成本而展开间接竞争。明确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价格构成，严禁借此搭便车乱收费，混淆视听。理顺各价格构成之间的关系，逐步提高总体价格水平和收缴率，这是公用事业市场化的基础。健全价格听证制度，既要防止监管机构被监管者俘获，又要明确价格的听证范围，听证范围应该是运营企业的成本，是企业可控部分，而对税收、资源费用则属于法定的，不属听证范围。同时建立政府的补贴制度，对于政府为了社会公众福利，履行普遍服务或其他政策性措施，所导致的政府定价低于市场真实成本，企业无法获得合理回报，甚至亏损的，应由政府提供相应的经济补贴，以形成良性的市场化机制。

（三）完善特许经营合同设计，加强基于合同的监管

在我国正式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和投资者应注重通过对可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政治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完善合同的设计，尽量减少合同的不完备性，预设纠纷解决机制和风险保障机制，加强基于合同的监管。在国外，监管者的监管是基于法律和合同的双重约束下的监管，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签定一份严谨而详细的合同是一件在特许经营项目中极其重要的事，当问及法国人，在特许经营中出现纠纷怎办时，他们会理所当然的说，“合同上有规定”。因此针对现有部分地方政府在特许经营项目中不签定合同只颁发授权书的现象，应严格按照建设部2002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意见》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政府一律要和特许经营中标企业签定具有法律效率的公用事业特许合同，合同应对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作出具体的明确规定，对违约风险、赔偿责任和处罚办法等也要有详细的约定，否则一旦出现纠纷，就难于解决。

（四）努力建立一个正式的法律制度体系

特许经营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一个包括宪政制度，法律法规体系、监管制度等在内的一个正式的法律制度体系。它是被大家认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它使社会各行为主体：政府、私人投资者等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私人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同时对政府承诺和保障进行约束，使政府实现自己的承诺。正式的制度也是有效合同的外在保障，是解决合同纠纷的最终方式。在当前，新的规则的制定要把注意力重点放在与现有的法律法规相配套方面，同时修改、补充包括我国政府管制的规定、促进外国投资的立法、担保法、证券法、合同法、公司法、劳动法、社会责任法和其他方面规定中有关特许经营制度的相关条款，以适应特许经营制度在我国发展的新需要，努力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法制框架。
总之，公用事业市场化是加快我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它对于弥补建设资金不足，缓解财政压力，改变传统的政企不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公用事业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保护好、培育好非国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政府的应有责任。当前在特许经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归纳到完善法制、加强监管，特别是政府的监管来解决，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别就在于此，也许到此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西方有着悠久历史的和良好业绩的特许经营制度，而在我国目前却有点“水土不服”。

7. 在加强我国金融机构监管协调方面有何对策

美国在1999年签署了《现代银行法案》结束了长达60多年之久的银行分业经营的版法律限制，允许商业银行权混业经营。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在强调竞争和效率时，这种制度更合理，目前整个世界的趋势是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因此对于我们们对于我国的混业经营不能再严格限制，金融监管反而应该转向提高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上，如果我们现在继续限制混业，只能使得我们的商业银行在世界上更加不具备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如今商业银行很难再通过传统业务维持收益，特别是共同货币市场基金的成立。
金融监管方面：1.鼓励银行向积极利用和管理风险方面创新，使得银行风险内控制度能够加强和完善。2.严格执行《巴塞尔协议》的条例3.对银行进行股份改造，引入外资和先进管理经验。

8. 税务部门 专职监督和日常监管如何形成合力

国有企业的税收监管必须形成合力

国有企业存在的上述问题，看似与税收好不相关，事实上却恰恰紧密相关。我们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税收监管，防止税收流失是一个基础性的目的，确保其不断减少源自税务因素的阻力，不断实现做大做强，促使其具有在世界范围内博弈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在维护企业自身利益的同时维护国家的利益，才是必须要考虑的战略性目的。关于这一点，我在《两小时了解税务风险》一书中已经做过阐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的？
企业的税务风险实际上并不是仅仅来源于税务因素本身，多数税务风险均来自非税因素。前文所述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八个问题中，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税务风险。比如，从大的方面说，国有企业的管理基础部牢靠，必然出现各个业务部门彼此沟通不畅和协调性不强的问题，一些重要的税务风险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出现却不能被及时发现，甚至已经出现了相关的人员却视而不见，由此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将是很大的。再比如，从小的方面说，部分国有企业对现金流不重视，对资金的占用成本也不重视，我相信对通过加强税收管理带来的资金节约更看不到眼里。其松散的，不能体现税收思想和力度的管理，必定存在很多的税收漏洞。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认为利润与税收都是国家的，是国家左兜里的钱和右兜里的钱，因此本身对税收管理就不是非常重视，也不存在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但这恰恰是国有企业税收管理水平普遍比不了外企和民企的重要原因。而国资委在这方面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力度也不大，导致国有企业的税收监管力度很不够。
基于此，再考虑到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税收监管方面，税务部门应该和国资委、国有企业共同协商，建立起企业自我监管，税务机关日常监管和重大事项国资委协助监管的全新的税收监管体系，并且保证这三条“平行监管线”都要切实发挥作用。
企业自我监管，关键是企业首先自身对税收管理的重要性要认识到位，特别是对税务风险的认识要到位，继而将税务风险管理的理念贯穿到企业日常决策和管理的所有环节当中。要充分调动企业内部的资源建立制度化的自查制度体系，或者定期请中介机构开展健康体检，及时发现风险，排除风险。
税务机关的日常监管，就是税务机关要整合现有的税收管理资源，对国有企业实施有计划、有步骤、有协调的税收日常监管。特别是对于那些分支机构分布在不同省份的国有企业，税务机关既要尽可能做到执法标准的统一，又要充分加强内部的协调与沟通，使单位税收管理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率
重大事项国资委协助监管，就是国资委在了解到国有企业有重大事项时，一定要及时和税务机关沟通，通报重大事项有关情况的同时，深入了解其中的税务问题和风险，并督促企业改进，最好将此工作纳入到对企业领导人的考核体系。尽管现有的税收法规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将重大事项向税务机关报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真正报告的企业并不多，尤其是国有企业。但是，作为国资委的直管企业，这些重大事项国有企业必须要向国资委汇报，否则这些重大事项将缺乏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授权或者前提条件。如果这个时候国资委能够协助进行税收方面的监管，国有企业的税务风险将会减少很多。
到目前为止，国资委和税务机关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基本上是各自进行的，两者之间既缺乏有效沟通，也缺乏有效的协调，三者基于控制风险的共同愿望而采取的制度化应对措施的，我至今未有耳闻。因此，在帮助国有企业应对税务风险，完善监管体系方面，仍旧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9. 银行监管体制不完善怎么具体描述

我国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的权利和权威性还远远不够,相应的监管权力被回分割到各个党政部门答,并且因为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利益冲突而使得监管准则落后和不配套,商业银行的经营缺陷难以得到及时纠正,监管最后变得表面上严格而实际上十分宽容.

10. 是什么导致了缺乏监管

监管制度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