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权论文
① 求一篇关于劳动监察的文章，3000字左右！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建立劳动关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了解决劳动者在发生劳动纠纷时举证难，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问题，劳动合同法作出了两项规定，第一，规定在招工时，“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在确认是否建立劳动关系时，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出证明。政府的劳动监察机构在实施劳动监察时，应当对用人单位是否建立职工名册进行检查。第二，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书面的形式记载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劳动者来说，书面劳动合同既是对劳动者通过劳动履行自己义务的约束，又是劳动者自己维权的凭证。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就是法定义务。为了能够实际操作，劳动合同法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二、关于劳动合同的种类、必备条款、约定事项以及劳动合同的生效与无效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劳动合同的种类、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和双方可以约定的事项、劳动合同的生效与无效。这些规定体现了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行使劳动权利的双向自主选择，特别强调，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规定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订立的劳动合同，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还规定劳动合同除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以及服务期和竞业限制等其他事项。如果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
三、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在贯彻劳动法的过程中，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呈现短期化趋势，劳动合同法从保护劳动者长期利益出发，作出了一系列规定。第一，重新确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定义，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第二，劳动合同法规定了三种情况下必须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改变了劳动法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福利合同的性质。第三，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一年内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对完善劳动合同制度的思考
《劳动法》实施后，劳动合同制度纳入了法制轨道。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对加强劳动管理，减少劳动纠纷，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和发展，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多样，劳动合同制度出现一些新情况。怎样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劳动合同制度是当前政府和劳动保障部门应当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
充分认识劳动合同制度的作用
劳动合同法律制度，是通过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确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稳定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是通过劳动合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从源头上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劳动合同制度是劳动社会保障工作的基础工作。通过劳动合同制度，来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调整好劳动关系，加强企业管理，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事实越来越被人们肯定。为此，各级政府要重视劳动合同工作，把它纳入政府工作的重要工作议程。劳动保障部门更应对劳动合同工作引起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劳动合同制度在整个劳动社会保障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统一思想，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实施劳动合同制度。
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劳动合同管理体制
随着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劳动用工制度的确立，劳动保障部门对劳动用工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的迅速发展，劳动用工管理的面和量都有明显的增多。为此，要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必须加强、完善劳动合同管理体制。
首先，要建立劳动管理的专门部门或科室。随着企业用工自主权的扩大，一些地方在机构改革中将劳动保障部门中劳动管理的科室撤销或合并，致使劳动管理的功能削弱。笔者认为企业自主用工，不等于劳动保障部门不需要劳动管理，而是要求劳动保障部门按照企业自主用工来进行劳动管理，也就是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因此，必须要加强劳动管理的部门或科室的建设。由其全面组织、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对劳动合同的签订、备案、管理的全过程进行管理。
其次，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劳动合同管理程序。按照《劳动法》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合同制度的要求，从劳动者择业、企业用工，到签订劳动合同、录用备案，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等劳动合同管理的全过程进行梳理，对每个环节的时间、条件、要求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使用工单位、劳动者、劳动管理部门都能按规定的程序进行运行。还要建立劳动合同签订登记、变更、解除、终止预报制度，存档管理制度，履行检查制度，统计分析制度，确保劳动合同制度规范有序地实施。
最后，要加强劳动用工录用备案、劳动合同备案工作。劳动保障部门应配合专职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录用备案工作，同时，还要发挥社区（镇乡、街道）劳动保障管理站的作用，由其负责做好本区域的合同签订台帐，个人劳动合同签订台帐，并及时将每年劳动合同、录用资料装订归档。要充分运用计算机来管理劳动合同，建立企业和个人劳动合同数据库，及时将录用备案的企业和个人情况输入数据库中，并要实现社区（镇乡、街道）劳动保障管理站的计算机与劳动保障部门的计算机联网，为加强劳动合同管理提供方便。
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
应针对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现状，依照《劳动法》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
加强宣传，在社会上形成自觉签订劳动合同的氛围。先要在各级领导中进行宣传，使其认识到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再要对企业进行宣传，使其认识到用工签订劳动合同是企业最起码的职责;还要对劳动者进行宣传，使他们认识到签订劳动合同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教育他们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还可在公共场所、车站、码头张贴大型宣传广告，使全社会都认识到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
加强、完善已签订劳动合同的管理。要把已签订的劳动合同整理归档，并进行全面清理、核对，然后输入劳动合同数据库。同时，要对劳动者的基本情况、实际工作年限、劳动合同期限进行动态管理，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劳动管理中的作用。
制定切实可行的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工作计划。根据各地劳动用工情况，以及已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制定劳动合同制度实施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应突出重点，采取分类排队等方法。
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制。根据工作计划，由政府召开会议，进行部署，按照企业属地管理原则抓落实。要发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劳动合同签订工作落实到实处。
科学地做好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统计。劳动合同签订统计必须要数据真实，按照录用备案数进行统计，及时正确地反映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依法进行处罚。运用劳动监察的职能对各类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按《劳动法》和各省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促进企业自觉签订劳动合同。对劳动合同制度运行中的关键环节和难点问题，劳动监察部门应主动出击，及时检查，通过劳动年检、日常巡视和专项整治活动，及时发现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劳动合同制度实施工作顺利进行。
为企业和劳动者
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各有关部门应根据这个依据，为企业、劳动者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首先，免费为劳动者、企业提供劳动合同规范文本;免费为企业、劳动者提供录用备案服务;免费为企业、劳动者提供劳动合同鉴证服务;免费为企业、劳动者提供《劳动法》等有关宣传资料。其次，按照劳动合同数据库中企业和劳动者的名单，提供人事、劳动保障部门的各项服务。包括企业工效总挂人数、技术职称的评定、工伤认定、工资调整、劳动纠纷处理等项目，凡是需要行政部门服务的，劳动合同数据库中必须应有其基本信息。通过政府各部门开展以劳动合同为依据的服务，促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保证劳动合同制度得到全面实施。
加强调查研究
完善劳动合同制度
应本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审视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现状。要对劳动合同管理部门的劳动合同管理情况进行调研，及时了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劳动合同管理的办法，使劳动合同制度不断完善。同时，还应深入基层，到问题多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进行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通过下基层调研，提出一些完善劳动合同制度的方法和建议，使劳动合同制度不断得到完善。
检察机关是宪法定位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法律监督工作的好与坏,关涉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实践看,由于法律规定、职权配置、人员素质等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还存在监督不广、监督不深、监督不够、监督无力等现象。如何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完善法律规定,使法律监督更具操作性
一是对法律监督的规定应尽可能细化。从目前看,宪法和法律虽然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是在哪些方面可以监督、如何监督、可以采取哪些监督手段等方面规定得较为模糊,在实际工作中不易操作。如: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见于《宪法》的第129条、《刑事诉讼法》的第8条和第87条、《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7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的第164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第372条到379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等,但这些大都为原则性规定,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规定(试行)》。然而上述规定多为程序方面的规定,又只是规定互相通报、建议、通知、送达、报请等,这种软性监督的方式对于被监督对象拖延不执行或拒不执行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实际操作性差。二是监督门槛设置不宜过高。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修订)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意见,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的时候,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工作实践中,对于那些“情节较轻”的,只能进行口头纠正,缺乏效力,监督效果不明显。三是应强化法律监督的手段。刑诉法、民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手段较为单一,除抗诉外,主要是发书面通知、检察建议等,一旦被监督单位或个人不予执行或拖延不办,没有后续措施,这就造成了监督不力的现象。如,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方面只有调查权,而没有侦查权。调查手段有限并缺乏强制保障措施,加之被监督机关对立案监督在案情认识上及证据收集上会有差别,必然会影响立案监督效果。四是应促进对等监督。应制定相应规定,在重点乡镇设置派驻乡镇检察室,强化对乡镇一级的法庭、公安派出所以及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另外,在民事诉讼监督方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8条和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和执行检察建议,应当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但是,同级法院接到再审检察建议后,不用经过审委会,就可以直接由副庭长进行回复,甚至敷衍、不回复。再如,在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提请抗诉后,法院发还重审时虽然另行组成合议庭,但有时负责签字审批的主管院长还是同一个人,对再审案件的公正办理有影响。
二、强化内部分工配合,使法律监督更加专业化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侧重于刑事检察和自侦工作,对法律监督重视不够。造成这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检察机关承担着较重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以我院为例,近三年来,侦监部门的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70件案件,人均2天1件;公诉部门的检察员、助理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公诉案件85件,每人平均2.5天办理1件。这些固定的工作量占据他们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了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成为了“副业”。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以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契机,将法律监督单独抽出,设立诉讼监督局,或者成立诉讼监督组,专门从事刑事、民行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变副业为主业,变被动为主动。同时,独立出来的法律监督部门或办案组应与院内其他业务部门紧密合作,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一是与案管部门合作,强化对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监督;二是与批捕、起诉等刑检部门合作,刑检部门在审查案件中发现侦查机关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和诉讼监督部门或办案组联系,避免监督部门的二次阅卷和重复劳动,既提供了监督案源,又确保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完善证据链条、促进公正审判,为刑检部门扫清障碍;三是与自侦部门合作,对于在诉讼监督中发现侦查人员或者审判人员有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渎职失职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可以与反贪、反渎部门配合,既强化了法律监督手段,提高了法律监督效果,又为反贪反渎部门提供了案源;四是与监所检察部门合作,强化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对侦查人员是否存在暴力取证等进行监督调查,更好地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创新完善工作机制,使法律监督更加扎实有效
一是应完善执法考核机制,促进法律监督。在工作实践中,有时候出现的监督难、难监督现象,与执法考核有关。比如立案监督,在检察机关这边有考核指标,而且上不封顶、多多益善,但在公安那边,受迫于破案率,往往采取不破不立的做法,被立案监督还有扣分项,所以不愿意配合,即使不积极、不主动。有的检察院甚至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与公安沟通协调,做假监督、纸面监督和数字监督,只为应付上级考核。个别基层院甚至出现批捕100件,立案监督80件的造假现象。所以,应当树立正确的思想,理清工作和考核的关系,考核是为了工作,而非工作是为了考核。因此,考核宜粗,抓大放小,尽量不要设指标;监督宜细,要规范明确,尽量具体。二是应完善公检法配合与制约机制。做好法律监督,需要公检法三家单位的配合协作,减少分歧,特别在统一执法尺度方面。应在立案标准、羁押必要性认识、批捕、起诉标准和法院审理标准上做到相统一、相一致。同时,重点还要相互制约。从实践看,相互配合有利于案件进展,相互制约才有利于公平公正。检察机关更要在案件事实、证据方面严把关、把好关,做到事实证据统一、程序实体兼顾,以法为是、秉公监督。三是应探索政法机关案件通报和信息共享机制。公开和共享是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手段。例如,笔者所在的武安市检察院,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2670余起,其中报捕案件218件,直诉案件110余件,在立案监督方面大有空间,但是仅仅依靠当事人申请、举报,渠道太窄,案源不多。如果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就可以从报案、受案开始进行监督,也可以扩展到对治安管理案件的监督,防止刑事案件的“降格处理”,真正做到“源头监督”。同时,信息共享也有利于加强对法院的审判监督。
四、加强自我监督和检务公开,使法律监督更具公信力
法律监督是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对检察机关自侦、捕诉部门的监督。因此,还要将监督触角向内延伸,结合案管部门,对本院受理的批捕、起诉案件的进行程序监督和反馈调查,杜绝错案和执法瑕疵,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公正办理;结合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对办案人的监督,杜绝执法过错和违法办案,确保每一名干警都能公正、廉洁执法。在强化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应加强检务公开,通过多种方式,搭建阳光检务平台,提升法律监督公信力。通过整合“检察开放日”、举报宣传周、涉农检察宣传、设立乡镇检察室等多种传统的检务公开方式,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会公众集中汇报和宣传检察机关履职尽责情况;通过升级检务大厅,设置律师会见、律师阅卷、综合查询、案件受理等功能区,开展法律咨询、案件查询、律师接待和阅卷、行贿档案查询等多项业务,实现“一站式”公开;通过纸质媒体、电视、广告大屏等媒介,定期公开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办案规程、立案范围、立案标准等内容,定期更新一些检察动态和有较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通过借力微博、微信、网络展馆等新兴媒体和方式,介绍检察职能,公开案件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公信力。
五、抓好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法律监督工作,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自身素质。我们的监督对象有对法律非常谙熟的经验丰富的老法官,有身经百战的老办案民警,而且执法环境越来越严、越来越规范,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必然要具备更高的素质。一是要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对同属一个战壕的兄弟政法机关进行监督,必然面临方方面面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克服畏难情绪,坚持以法为是、唯法是从,以维护法律公正实施为己任,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做一个称职乃至优秀的法律“挑错人”。二是要善于学习,提升法律修养。要凸显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检察文化,建设学习型检察院,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干警文化品味和法律修养。三是要紧贴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法律监督点多面广,需要培养知识全、业务专的的法律监督实践者。可以通过实施全员轮训,让干警到各个业务部门去“兼职”和“实习”,这样有利于干警尽快熟悉和掌握刑事诉讼环节的各个程序,同时,也可以在轮训中发现和培养一专多能的法律监督人才。对年轻干警可以实施跟案培训,从案管受案开始,安排有经验的业务能手做其“导师”,领办某个案件的全流程,促进年轻干警尽快熟悉各项业务,迅速成长、成熟起来。四是要强化队伍的管理监督。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约,作为法律监督者,也不例外。必须坚持理想信念时时讲、职业道德时时抓、工作纪律时时记,同时,还要定期开展警示教育、执法检查、检务督察等活动,促进干警公正、廉洁地行使法律监督权。
河北省武安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③ 关于反腐倡廉的论文，急！！！！！！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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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④ 一篇关于“论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利弊”的小论文，1000字左右，急需！高手们，谢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复具有以下主要特制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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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http://www.bgy.net.cn/archiver/?tid-13.html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⑥ 中国古代的官员考核与监察制度的3000字论文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⑦ 反腐倡廉的论文 急！！！
国有企业反腐败问题探析
[摘要]在最近的“审计风暴”中查出来的不少案件都牵涉到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是相当
严重的,它严重地败坏了党风,危及到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大业,对此不能掉以轻心,任其泛滥。我们必须
认清造成国有企业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并对症下药,搞好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工作。
[关键词]国有企业;腐败;反腐倡廉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不正之风屡禁不止,腐败
现象时有发生,并且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包括国
有企业。在最近的“审计风暴”中查出来的不少案
件都牵涉到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腐败现象的严重程
度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2005年1月25日,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李毅中在中
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大查处国有
企业腐败案件的力度,坚决惩处腐败,遏制腐败现
象的滋生蔓延。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工作是我党
反腐倡廉工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加大力
度,搞好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工作。
一、加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意义
重大
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严重地败坏了党风,危及
到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大业,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任其泛滥。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是保证
党健康发展的需要
有什么样的党风就表明党是什么性质的党,廉
洁是我们党的性质的要求,任何腐败行为都有悖于
党的性质和党章的规定,党内不正之风的存在,就
是对党的性质的背离。国有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在
党的全部基层组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国有企业
的党风是全党党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让腐败行
为在国有企业内发展和蔓延而不加以纠正,则势必
会影响到全党党风,从而影响到党的性质,危及党
的生存,使党丧失执政的基础,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而且,国有企业中的腐败现象同党政机关中的腐败
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内在联系的,发生在国有企
业的腐败现象,往往与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纠缠在
一起,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是权钱交易的两个方
面。在国有企业中开展反腐倡廉,有助于促进一些
党政部门所存在的腐败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促进党
政机关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二)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是保证
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和重要
支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它把
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让腐败现象在国有企业
蔓延,则势必造成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紊乱和低
效,削弱、阻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妨碍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大业。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
社会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体
现,如果让腐败现象肆意侵蚀、瓦解和破坏国有企
业,则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将遭到动摇,我国
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就将会改变。国
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和重要组
成部分,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必将导致不正常经营
和不正当竞争,使企业很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现代企业制度很难建立起来,这一切又会加剧企业
的腐败行为,造成恶性循环,妨碍规范、和谐、有序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破坏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三)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是保证
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国有企业不单纯是经济组织,它还具有社会主
义政治属性。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坚持企业利益、社会
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
必须服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服从我们党建设社
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任何违法经营、不道德经营行为都是
与国有企业性质相悖的。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目
的之一就是要从内部预防和抵制违法经营及不道
德经营行为的发生,防止企业行为偏离社会主义经
营方向,保证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另外,我国国有
资产流失严重,在流失的国有资产中因腐败问题而
造成的占很大比例。不加强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
就难以制止国有资产的“大出血”,就不能保证国
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反腐倡廉工
作是防止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当前国有企业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
原因是复杂多样的
只有认清国有企业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才能
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施反腐倡廉。腐败现象在国
有企业中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是:
(一)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
义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长期存在,并通过各种形
式表现出来,旧的文化思想和意识观念长期地存在
于新社会,并发挥着强大的腐蚀作用。在实行对外
开放政策,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一
些腐朽的东西也会随之进入我国,并与我国旧的文
化思想、意识观念相互交汇,形成一股腐蚀力量,成
为国有企业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
(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转换的过程,新旧体制并存,计划行为与市场行为
并行,旧的体制已被打破,失去约束力,新的体制还
未建立起来或还不完善,这就给腐败现象以可乘之
机,从而诱发了化公为私、权力商品化、权钱交易、
假公济私等腐败现象的产生、蔓延甚至泛滥。新旧
体制的转换,必然有一个过程,只要这个过程没有
完成,诱发国有企业腐败现象的因素就会存在。
(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国有企业是一个从事生产、经营和销售的经济
实体,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自主钱”,许多部门
和个人具有人事、财力和物资的处置权。而国有企
业的主要负责人在班子中处于关键地位,在企业领
导层中处于统帅地位,在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在
实施决策中处于指挥地位,不少国有企业都是法定
代表人一个人说了算,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党组织、
工会、职代会很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难以形成有
效的监督。而且企业的各级干部大都是企业主要
负责人提拔任命的,加上企业小团体利益驱动,使
得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这种局面很容易诱
发腐败现象。
(四)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
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
历史转折时期,有些国有企业错误地把工作重点片
面地放在物质文明建设上,而忽略了精神文明建
设,造成政工队伍人员严重流失,削弱了党的思想
政治工作,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紧,造成
一些错误的腐朽没落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有力的抵
制和批判,一些糊涂认识和陈旧观念得不到疏导和
澄清,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
不正之风在国有企业中滋生蔓延。
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国有企业
反腐倡廉工作
腐败现象是社会历史现象,是多方面因素综合
作用的产物,因此,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应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打好阶
段性战役。
(一)深化体制改革,从体制上铲除国有企业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首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尽快转换,尽早结束“双轨制”,尽快建
立和完善新体制,从经济体制方面铲除滋生腐败现
象的土壤。其次,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尽早建立
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从政治体制方面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最后,
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步伐,使国有企业真正
成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使国有企业
具有权力相互协作与相互制约的功能,使国有企业
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同时又能避免权力的滥用,
对腐败行为有较强的免疫力。此外,还要深化分配
制度改革,要贯彻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国有企业中的分配体现报
酬,待遇同责任、贡献挂钩,改变目前国有企业经营
者和管理者的收入同其所担负的责任、所付出的劳
动不相称的现状,以减少一部分人因心理不平衡而
诱发的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上清除国有
企业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源
首先,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党
员、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干部进行共产主义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
防腐能力。其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澄清混乱
思想,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清除“腐败难免论”的
影响,防止和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
义的侵蚀。最后,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艰苦奋斗、
廉洁奉公精神,带头清正廉洁,抵制腐败思想的侵
蚀。党员要发扬优良作风,勇于抵制不正之风,以
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此外,思想政治工作要
常抓不懈,因为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和因素是很难
清除的,我们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深入持久开
展下去。
(三)搞好组织建设,从组织上防止国有企业
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首先,要建设好一个廉洁的领导班子。要按照
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选准配备
好领导班子,尤其是法定代表人。因为一个企业的
腐败现象往往与企业的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存
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如果领导班子有一股廉洁
的正气,则腐败现象很难滋生蔓延,更说不上泛滥。
反之,则腐败现象很容易在企业里滋生蔓延,甚至
泛滥。其次,要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建设,优化
企业党委班子,把党支部、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队
伍、党员队伍建设好。党组织要积极参与企业的重
大问题决策,并做到政策上明确、制度上保证、程序
上规范。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切实加强对企业
干部的教育、培养和管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保证
监督作用。最后,要提高纪检监察人员的素质,搞
好纪检监察队伍的建设,下大力气彻底解决纪检监
察机关在企业中的位置和作用这个大问题,纪检监
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应有权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切实做到企业重
大问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防止某些个人或小
团体把国有企业引到邪路上,防止拜金主义、小团
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败现象的出现。
(四)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从监督上预防国有
企业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把企业干部的行为置于制度的约束和监督之
下,是防止国有企业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有效措
施,所以必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形成系统、配套的
监督制度体系。一要健全企业干部参加民主生活
会的制度。要按制度规定定期召开党的生活会,使
民主生活会制度化,使企业干部得到经常性的组织
监督。二要健全干部谈话制度和诫勉制度。凡群
众反映或发现什么问题时,应由分管领导或组织监
察部门的负责同志及时找其进行谈话。对有问题
的要认真进行调查;对有问题但又不够纪律处分
的,要批评教育,限期改正;对问题比较严重或在规
定期限内没有改正错误的,要及时进行职务调整。
三要健全财务审批制度。重大财务开支必须经过
科学的决策程序,集体讨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
对干部批准权限要有明确规定,防止个人滥用财
权。四要健全个人收入申报制度。要在适当的范
围内公布各级干部收入、财产的申报结果,接受职
工的监督。五要实行离任审计制度。要在企业干
部离任时,对其在任期间的财务账目、财务收支的
真实、合法等情况进行审计检查,及时揭露查处各
种违法违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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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经济出版社, 1997.
⑧ 如何开展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论文
根据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要求，怎样结合企业实际并与时俱进地开展好纪检监察工作，是摆在各级纪检监察组织面前急需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组织把深入开展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认真履职尽责，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工作“教育、监督、惩处、保护”四项职能作用，积极研究新思路、探索新途径、解决新问题，努力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一、健全组织、加强队伍建设是开展好纪检监察工作的基础从我局的实际来说，由于局党委、纪委对各级纪检监察人员的配备没有严格规定，对各级纪检监察人员的待遇也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加之各子、分公司领导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一致，普遍存在人员配置少、缺员现象严重、工资待遇不合理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积极性的发挥、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导致工作思路不新、创新不够、视野不开阔。为了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工作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的作用，建议局党委、纪委下文对各子、分公司纪检监察人员的配置及待遇进行统一规定，特别是对子、分公司纪委办公室主任的待遇应该与其他部门正职一样，而不能总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准来看待现行的纪委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否则，将难以调动积极性，也不利于队伍的稳定和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找准问题、强化教育是抓好纪检监察工作的前提近年来，在局纪委、监察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党、政组织的支持下，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也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因此，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与党组织其它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坚持把教育作为搞好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来抓，采取多种形式，深入、扎实地开展党风教育进机关、进项目、进班组、进工点、进家庭的活动，努力创建学习型、廉洁型机关和项目；大力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努力形成廉洁经营、廉洁从业的氛围；要选取近年来发生在家庭成员中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积极倡导家庭廉内助、贤内助活动，努力在企业和家庭形成一个廉洁、和谐的氛围；要完善奖优罚劣制度，对党风教育工作开展认真，领导干部队伍和员工队伍稳定并自觉遵章守纪、遵纪守法，没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单位党组织和党、政负责人，给予表彰奖励；反之，对工作不认真、教育不深入，单位发生不廉洁现象和行为的，对主要领导和当事人要给予相应党纪或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三、领导重视、齐抓共管是搞好纪检监察工作的基本要求纪检监察工作并不仅仅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必须依靠各单位、各部门的参与和配合，尤其是要得到党、政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以便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因为企业纪检监察组织都是在上级纪检监察组织和企业党组织以及行政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如果没有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有的工作根本就无从下手，更不要说出成绩了。因此，各级领导特别是党、政正职负责人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为纪检监察部门有效开展工作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生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做到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让全体纪检监察人员有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安心并自觉做好本职工作；其次，各级领导特别是党、政正职负责人必须带头执行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组织有关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方面的规章制度，自觉遵章守纪、廉洁自律，以实际行动支持纪检监察组织的工作。四、坚定信心、忠于职守是搞好纪检监察工作的保证纪检监察工作者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能够胜任本职工作，并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成绩，就必须从严要求，工作严谨，执纪严格，执法严肃，严查违法乱纪案件，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审视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要有大局意识，一切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开展工作，自觉地服从服务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促进企业发展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技能的学习，认真构建源头防腐的有效机制，坚持从制度上防范，从源头上治理。紧紧抓住权、钱、人等容易发生问题的关键部位和环节，建立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认真抓好制度执行和有效监督检查，保证权力在阳光下操作、制度在规范下运作，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工作失察，杜绝违纪违法现象发生。五、 搞好纪检监察工作要坚持与时俱进工作上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实践品质。纪检监察工作不仅要坚持发扬优良传统，而且应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因此，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应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要求，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努力探索干好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要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以治本为主，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监督为主，将监督的关口前移。要改变以往就纪检而纪检的陈规做法，提高工作效率，突出重点，努力探索将纪检工作与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相结合的有效方法，体现纪检监察工作在企业健康发展上的良性作用。六、 以人为本、务实创新完善制度建设、执行有效的监督检查是抓好纪检监察工作的关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重在从源头抓起，这是切实转变党员干部工作作风，防止各种腐败现象发生的关键。实践表明，滋生违法违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不完善或各项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因此，必须从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入手，使各项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促进源头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要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技能的学习，认真构建源头防腐的有效机制，坚持从制度上防范，从源头上治理。紧紧抓住权、钱、人等容易发生问题的关键部位和环节，建立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认真抓好制度执行和有效监督检查，杜绝违纪违法现象发生。要做到纪检工作与业务工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化“责任意识”。还要正确处理好“有为、有位、有威”的关系，强化“干事意识”，只有工作干好了，才能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和肯定，做到立足本职求发展。此外，在新的形势下，纪检监察干部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还要结合施工企业工点多、管理跨度大等实际情况，加强与基层领导和员工群众的沟通、联系，通过加强联系、沟通、交流，在员工队伍中树立起纪检监察干部可亲、可信、可敬的形象，为促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迈上新台阶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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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警惕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上仍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而且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同时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这些因素都使得当前的社会仍是腐败现象易发的社会，对于腐败的控制和高度关注，仍然是很长时间内的重要工作。通过对我党反腐经验的总结，可以发现制度建设在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中具有关键作用。
一、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
著名政治家卡尔·波普曾经说过，与人相比，社会制度更为重要，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优秀的统治者，但是更多的，是需要一种有效的制度，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找不到足够优秀的治理腐败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建立起抵抗腐败的社会制度。这说明，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预防和根除腐败问题才是反腐败斗争的根本途径。实践也表明，制度建设是遏制腐败现象的根本，强有力的制度才能保证社会的优良风气。在完善的规章制度勉强，反腐败工作能够得以顺利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才能得到切实保障。
事实上，我党从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制度的建立，也重视党内反腐工作的开展。1922年4月，我党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内最早的几率检查机关，更是党内反腐工作的重要机关。到了1926年，《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一文，更是成为党内反腐工作的重要文件。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的制度建设在逐步的完善，所涉领域也在逐渐的拓宽，因此，党内的反腐工作的成效逐渐显现，这是党风连增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成绩。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反腐倡廉工作中仍然有问题需要解决。
二、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是党内廉政建设的重要指导，在此方针的指引下，党内的反腐工作力度在不断增强，同时，体制机制制度的完善，更是为腐败的发生降低了可能，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发展，越来越顺利。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一定的成绩之上，我们并没有完全实现绝对的法治化，没有完全摆脱党内腐败的现象。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社会形式，反腐倡廉工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内容不够科学：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
内容不够科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首先表现在一些早就出现、长期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监督，致使腐败难以根除、廉洁难以倡导。30多年过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制度仍没有出台，导致目前“一把手”腐败现象十分严重。
其次，制度建设跟不上改革的步伐。通常情况下，腐败现象和不良之风可能集中出现在新制度或新的改革措施施行之后，比如“官倒”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价格双轨制的推行。此外，土地改革制度推定之后，审批部门的很多问题也就都显现出来了，包括金融、房地产、期货等犯罪想象，多是社会制度改革下发生的。所以说，社会的变化，腐败形式也跟着变化，正是由于在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或缺陷，使得改革的关键领域已然成为腐败的多发领域。
（二）体系不够完善：制度结构不够合理，程序不够严密
体系不够完善是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目的是最低限度的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而不是为了多抓几个腐败分子。所以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中，预防腐败的产生，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得到有效监督才是关键。然而在我国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却存在着重惩治、轻预防的问题。近年来，在反腐工作高压之下，腐败现象仍层出不穷，这除了同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体制快速转型的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主要还是因为我国的党内监督无力。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无数事实都证明了的结论，反腐倡廉制度结构的不合理造成很多干部游离于监督之外，也为贪腐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外，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程序设计也不够严密。由于过去在制度建设上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致使我国的反腐法规制度当中，有些原则过于宽泛，缺少具体实施措施，存在重目的、轻过程的现象。一些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规定成效之所以不明显，除了是因为有的在实质内容上确实存在可行性不强的问题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可操作性。程序不够严密的结果必然导致某些制度规定的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
（三）执行不够有力：不少制度存在执行软、落实难的问题
不少制度执行软、落实难成为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执行不够有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不能得到及时发现和处理腐败犯罪。当前我国查处腐败的情形如“隔墙砸砖头”，不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向所有的腐败分子展开攻击，而是采取隔墙抛砖的办法，砸着哪个腐败分子就是哪个腐败分子倒霉。而且隔墙抛砖也不是完全随机的，只有那些迹象非常明显的才会被砸，并且有后台有背景的被砖头砸着的可能性会很小。
第二，对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惩处不严。近几年来，我国查处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仍然在一些地方，查处标准被不断地放宽。这种对腐败犯罪的从宽处理实际上是对腐败的纵容、支持和鼓励，必然使腐败分子更加有恃无恐。在我国一些地区，部分反贪、监察部门行同虚设，工作消极，明知某人消费情况与收入水平明显不符，但就是不去主动调查，非等有人举报或上级安排才去立案查处。有的腐败分子由于背景雄厚或花钱打通关节，就是受到调查，也得不到严惩，反而不了了之。这不仅会削弱制度的权威性，导致制度推动不力，而且还可能助长腐败，最终使整个制度形同虚设。
事实表明，制度缺失、制度存在漏洞，是社会转型期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如果反腐倡廉制度本身存在着问题，那么势必影响到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而放任制度中的问题，不能采取优秀的手段完善制度，反腐工作的大局就可能受到影响。所以说，反腐倡廉工作，仍然需要制度的完善，需要制度的创新，只有建立起一个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才能更有保证。
三、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主要措施
反腐倡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所以说，要做好足够的规划工作，要从全局出发，整体布局和推进。在制度的推行过程中，要兼顾眼前利益和长久利益，既要保证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同时也要保证国家长久稳定发展。面对反腐工作的艰险，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要以社会新环境为背景，在改革的同时，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措施。
（一）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内容科学
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内容科学是制度建设的根本要求，对于制度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科学包括：第一，以民为本，制度建设应注重进一步提高执政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权力来自于人民，行使权力必须要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二，与时俱进，要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同重大改革措施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第三，重点突出，要紧紧围绕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部门及关键环节推进制度创新，从制度上堵塞滋生腐败的漏洞。
（二）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体系完善
在制度内容科学性的前提下，还要注重制度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一次梳理，有明显缺陷的要及时完善，过于宽泛的要尽可能细化，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程序的严密性。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制度、预防制度、监督制度和惩治制度建设。推进教育工作制度化，建立定期学习和集中教育制度，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推动预防制度创新，把事后监督变为事前和事中监督，使问题在未产生不良后果之前及时解决。要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加强对重点部门和关键环节的监督，把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作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关键来抓。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三）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执行有力
明代张居正曾讲到，“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的确，制定法律规章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反腐倡廉的实践也表明，建章立制仅仅是制度建设的一半，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制度得到严格执行落实。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贯彻落实就等于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因此，必须坚持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恶意规避、随意变通等严重破坏制度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只要触犯了制度，都必须依纪依法处理，决不姑息迁就，越是领导干部违反制度，越是要依纪依法从严处理。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本身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就更加决定了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因此我们必须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坚定不移的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坚持与时俱进，紧贴党政工作，着力提高制度内容的科学性、体系的完善性、执行的有效性，努力使制度建设适应时势的新变化和实践的新要求，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新突破、新成效，不断取得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进展，切实实现根除腐败的目标。
⑩ 环境监察方面的毕业论文
新《水污染防治法》打破环境监察执法瓶颈
口李丹／文
新水污染防治法对“行政代履行制度”的规定部分解决了长期制约环境监察执法的行政强制权缺位问题，有利于督促违法者尽快改正环境违法行为。而“行政拘留”和“双罚制”作为环境执法手段在新法中的适用，则既是对现行环境保护立法的突破，又是对我国现行环境执法手段的创新。然而，这些有利于环境监察执法的规定也从队伍、装备、执法程序、处罚保障等方面，对环境监察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和实施在我国环境保护立法体系中具有标本价值，不仅折射出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发展的方向，也必将从各个方面影响我国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建设，促进环境监察执法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解决制约环境监察执法工作的各种束缚。
一、建立了许多利于环境执法的新制度
加大了政府对水环境负责的力度，规定了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也就是说，水污染防治不再仅是环保部门的工作，而且是政府的工作，水环境保护对政府工作具有一票否决权。这也是“十一五”规划和党的十七大关于环保工作的精神在法律修改中的具体体现。为了完成减排任务，各地出现了很多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的 河长”、“段长”。这些变化对环境监察执法工作而言既是机遇，也意味着责任。一方面，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不断创新执法方式，加大执法力度，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也应当认清身上肩负的历史使命，严格执法，用足法律授予的职权。
规定了全面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实行排污许可制度，需要对每一个被许可对象的排污种类和数量进行连续准确的监测，以确定其排污数量是否符合排污许可证的规定。从必要性和可行性考虑，其适用对象应是排污量较大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数量庞大，但排污量所占比例较小，主要应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监督检查；将其纳入排污许可范围，由环保部门逐一核定并蓝续监测其排污数量，实际中难以做到。此外，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未经消毒处理的含病原体的污水以及含高放射性或者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等，禁止向水体排放，不属于许可的问题。因此新法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是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现场执法的重要依据，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在现场检查时就应当注意区别哪些企业需要许可，哪些企业不需要许可，并将企业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排污作为检查的重点内容。
明确了区域限批制度。以前，区域限批只是作为一种行政措施予以运用，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使区域限批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利于遏制区域性的严重环境违法行为。根据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有关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今后，环境监察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排污的日常监管，督促其落实排污总量控制和区域限批的各项要求，并对限批地区的建设项目进行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移送未批先建的违法案件。
按照“超标即违法”的原则，明确了违法的界限。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对超标排污的罚款数额，按照排污者应缴纳排污费的倍数确定。对限期治理期间，通过限制生产、限制排放不能消除对环境的严重危害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由有关人民政府责令关闭。对环境监察执法部门而言，以后排污超标不能再收超标排污费了，而是应当责令限期治理，并处以罚款。
严格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对暗管偷排严厉禁止。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应当对其所排放的工业废水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对于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水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以及未按照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对违反排污口规范化管理要求的违法行为的处罚额度，同时法律还禁止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也就是说无论企业排放水污染物是否超标，只要用暗管排放，均可以进行处罚。
无须超标，不正常使用或者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即可处罚。原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排污单位故意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未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责令恢复正常使用或者限期重新安装使用，并处罚款。按照这一规定，只有不正常使用或者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和超标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对违法者进行处罚。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改变了这一做法，规定：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2008年6月1日后，无须超标，不正常使用或者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即为违法行为，可以进行处罚。
二、扩大了环境监察执法部门的权力
限期治理权。新法强化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执法权力，将责令限期治理权赋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行为，可以由环保部门决定限期治理，同时还可以罚款。
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治权。新法规定，限期治理期间，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治。限期治理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环境应急监管权。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赋予了环保部门环境应急监管权，新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是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的；二是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
有限度的行政强制权。新法对行政代履行制度做出了规定，赋予环保部门有限度的行政强制权。行政代履行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是指行政主体自行或者雇人代替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而强制义务人缴付劳务费用的行政强制方式。新法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三条确立了行政代履行制度，即对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权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新法对行政代履行制度的规定部分解决了长期制约环境监察执法的行政强制权缺位的问题，有利于督促违法者尽快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履行法定义务。但需要说明的是，新法对于环保部门行政强制权的规定还是有限度的，对于及时制止环境违法行为所迫切需要的查封扣押等即时强制权，并没有做出规定。
三、创新了环境监察执法手段
规定可以适用行政拘留等措施。行政拘留是指公安机关限制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人短期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新法第九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根据这一规定，行政拘留在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中已经可以作为一种环境执法手段予以适用了，这是对我国现行环境执法手段的创新。也就是说，对于严重的水环境违法行为，不仅可以适用财产罚，还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适用人身罚，即可以进行行政拘留。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发现水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相关规定的，可以将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对负责人或责任人进行行政拘留。
对于某些严重违法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行为规定了“双罚制”。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是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如果只处罚单位，不处罚责任人，就不能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对单位适用“单罚制”难以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企事业单位造成水污染事故的，除应对该单位给予罚款等处罚外，还应规定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企事业单位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人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这就意味着今后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可以直接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将环境违法行为与其个人经济利益结合起来。新法确立的“双罚制”既是对现行环境保护立法的突破，又是对现行环境执法手段的创新。
四、加大了环境违法责任的追究力度
主要体现在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上。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按照应缴纳排污费的倍数来计算罚款额度，体现了“过罚相当”的原则。对于某些不宜按排污费来确定罚款数额的行为，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也普遍加大了处罚力度。对水污染违法者，新法在原有基础上普遍提高了罚款的数额。例如，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二十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上不封顶。
规定了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代表人诉讼、环境监测机构义务和环境损害法律援助等方面的规则，这些规则一旦落实将会大大增加环境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例如，按照原水污染防治法，污染者接受的行政罚款数额不会超过一百万，而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者还可以按照民事损害赔偿的规则从污染者处获得赔偿，获得的赔偿数额是根据受害者受到的实际损失来计算的，上不封顶。这就意味着，环境违法者可能不仅要面临严厉的行政处罚，还会面临来自污染受害者的巨额民事赔偿。因此，新法对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详细规定也可以起到加大污染者的违法成本、预防环境违法行为的作用。
五、对环境监察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对各级环保部门将产生重大影响，现行的许多做法都需要改革，其中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影响尤为重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体现在：
第一，强化队伍建设和装备建设。越来越严格的法律制度需要高素质的执法人员才能保证执行。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了许多新的法律制度，对环境执法规定了许多新的执法手段，这就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队伍建设和装备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环境监察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要正确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需要对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对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在人员和装备上予以保证。
第二，加强法制学习。执法的前提是熟悉和理解现行法律，因此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还应当加强法律和现场执法等业务知识的学习。目前许多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水污染防治法的条文不是很熟悉，对于新法颁布和实施的背景、对于立法者的本意、对于如何正确适用新法还存在模糊的认识，对与之配套的法规、标准和相关法律解释还比较陌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及时组织环境监察执法人员进行法制培训，领会水污染防治法的实质内涵，熟悉新的法律制度，按照新法的要求规范环境监察执法行为。
第三，按照法律规定，完善执法程序和方式。随着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许多原先属于政府的权力，例如限期治理权，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治权，都归口到各级环境保护部门，那么这些权力究竟按照何种程序来行使?如何保证权力能够行使到位，不被滥用呢?这些均是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需要面临的新课题。此外，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双罚制”的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除了可以对单位进行处罚外，还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要核算“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就需要环保部门对事故单位的财务账目进行核实，那么按照何种程序和规程对事故单位的财务账目进行核实?又如何保证环保部门核实的账目的真实有效性呢?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国家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规章，另一方面也需要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积极探索，积累经验。
第四，加强行政处罚保障能力建设。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许多行政处罚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新法规定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为基数计算罚款额度，那么，在应缴纳排污费的证据效力问题上，就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现行的排污费一般不作为证据来对待，也很少有机会到法庭上质证，而排污费一旦和行政处罚挂钩，就会影响受处罚人的切身利益，受到((行政处罚法》的调整，也就意味着排污费的核定、收取程序都要经得起受处罚人的质证，符合法定的要求。此外，环境监察执法机构还要经常面临瞬时超标排污、无组织排放、间歇性排污的排污费确定问题，加大了排污费核定的难度。再如，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禁止暗管排污，那么如何发现暗管呢?这就需要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配备专门的暗管探测设备，以保证这条禁止性规定的落实。当然，要保证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的执行，还需要国家加强经费保证和人员编制保证。
六、疑点难点：新法仍有待完善之处
立法是各种利益博弈妥协的产物，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也不例外。而由于利益妥协的原因，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在加强环境监察执法方面还有待完善之处：
第一，新法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执法地位定位不明确，环境监察执法机构还是委托执法。也就是说，环境监察执法队伍不能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定位没有法律依据，就容易使环境监察队伍的性质、机构设置、发展方向等具有随意性，以领导人意志和注意力为转移。从促进环境监察队伍的长期发展角度而言，我们认为，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定位应当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第二，新法对于何谓拒绝监督检查界定不清，拒绝检查后可以采取的法律措施有限。虽然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拒绝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是新法对何谓拒绝检查界定不清，没有回答拖延检查算不算拒绝检查、如果拒绝检查现场有何强制措施等问题。
第三，按日计罚制度还是未能在立法中确认。按日计罚制度能够有效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已经为许多发达国家的环境立法所采纳。而在新修改的水}亏染防治法中并没有规定按日计罚制度，笔者认为，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还是应当有所规定。依据新法的规定，对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和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应当按照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倍数进行罚款，这就需要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出具相应的数据做支撑。而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目前的能力很难随时掌握违法企业排污的情况，也难以准确界定罚款数额。这些都可能导致新法中按照应缴纳排污费的倍数进行罚款的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最终流于形式。
第四，没有授予环保部门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现场强制权。所谓行政强制措施，又称行政即时强制，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或在紧急、危险情况下，根据法律、新涪实施后．环境监察执法机构要经常面临瞬时超标排污、无组织排放、间歇性排污的排污费确定问题，加大了排污费核定的难度。法规规定，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措施。在现场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和水污染事故，对这些违法行为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及时有效的制止，是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开展工作的迫切需要。但是新法并没有授予环保部门对违法行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国家应当明确规定，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水环境污染以及可能导致重要证据灭失或者被转移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对有关设施、场所、物品予以查封、扣押。
第五，对向水体排放有毒物质的行为没有规定行政拘留的处罚方式。污染企业向水体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含放射性的废水，其人身危害性不亚于投毒，因此我们认为，向水体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应当由公安机关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行政拘留，严重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新法对此未作规定。如果在水污染防治法中不能对此做出规定的话，我们建议国家在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 时，将向水体排放有毒物质的行为明确为适用行政拘留的情形之一。
第六，还是未能解决“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的问题。按照现行环境法的规定，对一定规模或者具有特定违法行为的企业进行处罚的权限在环境保护部或者省级环保局，而对这些企业的日常监管任务又由县级或者市级环保部门承担，即使发现违法行为，基层环保部门也难以处理。我们认为，国家可以授予基层环保部门先期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然后再由基层环保部门按照管理权限报有权的环保部门批准进行行政处罚。
■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