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监察

㈠ 初二上册历史复习提纲

第三单元
第十课 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巴黎和会传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一场以学生斗争为先到的爱国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
导火线：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外交失败
中国提出的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
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性质（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
1919.6.3.新阶段：①主力军：学生→工人 ②斗争中心：北京→上海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6月3日以后，无私爱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
19世纪是五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产生。六七十年代后，民族资产阶级
产业工人从1914年的100万人增加到1919年的200万左右
三罢斗争：上海许多工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
成果：①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②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的职务。③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队的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发挥主力军作用。
其他原因：运动波及全国广大地区，且广泛群众性形成对北洋军阀政府强大压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五四运动性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
最主要依据：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历史作用：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出尽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标志着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族主义的信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区别：①领导阶级不同 ②指导思想不同 ③发展前途不同
作用：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统治，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阶级观念深入民心。
五四：取得了初步胜利。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发挥主力军作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性质：
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就民族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领导的新革命。

第十一课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先进青年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开始筹建共产党
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传播极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干部条件：一批先进中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国际条件：共产国际的阻力
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核心）
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同年秋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旅居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相继建立。
上海共产党早期住址骑着核心和纽带作用（陈独秀号召力、影响力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1年7月23日
中共一大是秘密召开的，会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 7月31日，会议代表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党的奋斗目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中心任务：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陈独秀当上书记的原因：1.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很大，名望高。2.他领导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党的成立做了大量工作。
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区别：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新型的政党，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中共二大认为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革命的敌人，工人、农民、小资产劫机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

㈡ 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出现较为显著和重大的变化。
第一，实力地位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提前12年实现“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
第二，除经济实力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美国国防部认为，20多年来中国的军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么大的投入，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军事活动范围扩大。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第三，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实力没有受到根本的伤害，国际地位不降反升。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复苏。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银行系统的充足资本，使中国成为危机中世界少数的中坚力量。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海外收购非常活跃。

中国是主张多级世界的，希望成为世界的一级。现实的情况是：美国一国独大，处于第一级，中国，俄罗斯，欧盟，小日本等成为第二级。
1经济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综合来讲：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一，中国是独立自主的政治大国，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拥有较强军事防御力量的国家。
第二，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且是发展中国家中惟一的常任理事国。积极利用联合国讲坛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成为世界上极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国家。
第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政治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崛起对于整个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其一，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和世界格局的转换；其二，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其三，深刻地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使这一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四，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并推动国际秩序的除旧布新。

㈢ 雅典最初的四个部落

雅典国家的产生
作者 恩格斯

国家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同时受这些国家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关于这一切，至少是它的初始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所要补充的，多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以外，还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Volksrecht]；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但这样一来就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许不属于全阿提卡任何部落并且始终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民的第一步。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Eupatriden即贵族、Geomoren即农民和Demiurgen即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没有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权利上的差别。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新的、悄悄发展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赛勒斯一职已经废除；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而旧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此，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专偶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么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民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暂且回转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上而他们可以说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们意志的状况，在易洛魁人中间是不能想象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们能起作用的自然界限以内，他们是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们的小小园圃的歉收，他们的河流湖伯内的鱼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绝迹以外，他们知道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生活资料，尽管有时少，有时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争的对立阶级。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是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联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于是产品有那么一天被用来反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论哪一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效果的控制。

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春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旧的美好时光的虔诚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开了一系列其他的次要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内，特别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员相互杂居，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奴隶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那个时候肯定就已经远远超过自由的雅典人的数量；氏族制度最初并没有奴隶制，因而也就没有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是为了易于赚钱而定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

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公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在操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间，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区，每个部落设十二个；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骑士。这个设拖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公元前594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大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未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2500年来私有财产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

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而做到的，例如禁止缔结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地产的最大数额，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一下。然后又对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议事会规定由400人组成，每一部落为100人；因此在这里，部落依然是基础。不过这是新的国家组织从旧制度中接受下来的唯一方面。至于其他方面，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阶级；500、300及150袋谷物（1袋约等于41公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一切公职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公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第四阶级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都要在这里报告自己的工作；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阶级在这里占多数。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得到更新；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此外，四个阶级都是新的军队组织的基础。前两个阶级提供骑兵，第三阶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阶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在海军中服务，大概还领薪饷。

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

然而，按照财产来规定政治权利，并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办法。虽然这种办法在国家制度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许多国家，而且恰好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雅典，它也只起了暂时的作用；从亚里斯泰迪兹的时候起，一切公职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

其后80年间，雅典社会就逐渐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司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形成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而另一方面，也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井没有被接纳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被保护的外来的移民。

这时，帮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公元前509年）最终把他们推翻，但与之同时也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代替它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以曾经用诺克拉里试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

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区域，即所谓德莫，分别实行自治。居住在每个德莫内的公民（德莫特），选举出自己的区长（德马赫）和司库、以及审理轻微案件的30个法官。各个德莫同样也有自己的神庙及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侍奉他们的祭司。德莫的最高权力，属于德莫特大会。摩尔根说得对，这是实行自治的美洲市镇区的一种原型。当时在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借以开始的单位，正好和现代国家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上借以完结的单位相同。

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作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出一个菲拉尔赫①即部落长，指挥骑兵；一个塔克色阿赫，指挥步兵；一个将军，统率在部落境内征召的全体军人。其次，它提供5艘配有船员和船长的战船；并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英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称。最后，它选举50名代表参加雅典议事会。

结果组成了雅典国家，它是由10个部落所选出的500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和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

由于实施这个新制度和容纳大量被保护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释奴隶，——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便受到排挤而不再过问公事；它们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社团。不过，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传统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很久，只是逐渐才消亡下去。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个国家设施中可以看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作为警察而存在，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所以18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就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nations policees）①。这样，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兵队，或者如德国南部和瑞士所说的Landjager②。不过，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让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工作。这仍是旧的氏族观念。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贱的行业受到尊敬。

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奴隶为45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奴隶和2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许多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手工工场，在大房间内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成效；或者就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82，——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

㈣ 常氏来源 常氏名人

一、姓氏源流
中华-- 常（áng）姓源出有五：
1、出自姬姓，为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少弟卫国康叔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为西州时卫康叔支庶子孙。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周文王幼子）于康邑，世称康叔封。卫康叔姓姬，名封，是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少弟，卫国的始祖。所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说：“常氏出自姬姓。卫康叔支孙食采常邑，因以为氏。”后周公（武王之弟）又将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康叔，建立了卫国。卫国于前254年沦为魏的附庸，又于前209年为秦所灭。周初，周公大肆分封诸侯，诸侯又分封采邑。卫康叔把他的一个儿子封邑在常（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卫国灭亡后，其后裔有以国为氏姓卫，也有以邑为氏姓常的，史称常姓正宗。同时，也不能排除殷商后裔有改姓卫或常的。是为山东常姓。
2、出自黄帝大臣常仪和大司空常先之后，相传祖姓常氏。《姓氏考略》载：“黄帝大臣常仪和大司空常先，常姓当此出。”相传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以常为氏的古人相当多。相传周族与商族的首领高辛氏次妃为常仪，以善占月之晦、朔、弦、望著名。《帝王纪》说她是帝喾之次妃，生帝挚。因古代“仪”与“娥”同声通用，故后世的嫦娥奔月故事有可能是由常仪占月附会而成。《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的记载，常先曾被黄帝任命为大司空（掌管工程的官）这是见于史载的最早的常姓。清人张满《姓氏寻源》说：“黄帝使常仪占月，又有常先为大司空，常姓宜出于此。”黄帝所居之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帝喾的都城在今河南省偃师市，故中国最早的常姓出于河南。因此，常姓应该说五千年前就有了，是为河南常氏。
3、出自姬姓，为春秋时吴王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姓氏考略》所载，春秋时吴王封其支庶于常（今江苏省常州一带），其后以封邑名为氏，是为江苏常姓。另一支“常”姓出自战国时吴国公族之后裔，也源于姬姓，即南宋罗泌《路史》所云“吴后有常氏”。又据《姓氏考略》所载：“吴后有常姓”。吴国始祖是周文王姬昌的伯父大伯和仲雍，建都于吴（今江苏省苏州），但吴国公族后代何人何时因何而得为常氏，未见古籍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
4、出自恒姓，为避讳改姓而来。据《通志·氏族略》载，古代“恒”、“常”同义，北宋真宗名赵恒，因避名讳之故，恒姓改姓常。恒姓本是楚国公族恒思公之后，此即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所云“又有恒氏避宋讳亦改为常”，主要繁衍于今江苏省东海沿岸一带。
5、出自少数民族中有常姓：
① 裕固族常曼氏、柯尔克孜族额齐克氏、土族常鲜氏，汉姓为常。
② 水、蒙、满、回等族均有常姓。回族中的常姓，据《回回姓氏考》载：“金吉堂称：常志美字蕴华，其先撒马耳汗人……后至济宁，与当地常姓联宗遂姓常。”另据江苏六合《常氏谱序》载：“先世（常）遇春公出自安徽怀远永平岗，明永乐年间，祖泰云，为都督总兵，因年老赐第江北养老，为迁棠始祖。”今北京牛街、花市等处的常姓回族也称是常遇春后裔。现在安徽省怀远县常坟镇常氏多为常遇春后裔和本族。常姓回族主要分布在北京、山东和江苏。
得姓始祖：康叔。康叔为周武王少弟，因其封地为康邑，故人称康叔封，亦称康叔。周初，商纣之子武庚发动叛乱，后被镇压，康叔由此又受封原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并建立卫国（今沿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一带），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后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时诸侯有分封采邑之制，康叔有一子受封于卫国分封出来的一个采邑——常（今山东省滕县东南）。秦统一天下，卫国被灭，其后有人以邑为氏，称为常姓，尊康叔为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山东、江苏为早期常姓发源地，此种发源格局，使得常姓很早就散居于大江南北，据载，战国时代，北方河南、河北南部地区以及南方吴、楚等国，均有常姓。西汉有太原（今属山西省）人常惠，曾随苏武出使匈奴，被拘十余年后返汉，官至右将军，封长罗侯，其后又有数人封侯，太原常姓由此显赫。与此同时，常姓在起源地山东亦形成一大望族，遂有平原郡望。汉末三国之际，“蜀之江原（今四川省崇庆县东）常氏多显者。”时有名人常播、常骞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甘肃常姓繁衍茂盛，遂成望族。曹魏时，河内温（今河南省温县）人常林，封高阳乡侯，官拜光禄大夫，其后人多入朝为官，家族荣耀显贵，在河内形成望族。常林四世孙常珍，携家眷徙凉州（今属甘肃省），后人亦多官宦，遂形成常姓的武威郡望。隋唐时期，常姓名人多出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和陕西新丰（今临潼东北）两地。新丰常姓职仕朝廷者多人，甚为显赫。时有新丰人常衮徙居闽（今福建省）地，后人遂在闽、粤一带繁衍，故闽、粤常姓多以新丰为宗，以常衮为开基祖。宋代因避真宗名讳，恒姓被迫改为常姓，这为常姓家族注入一股新泉。此期常姓迁徙足迹自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地往福建、广东一带，后入云南、贵州等地。明代有山西常姓被迫迁周边省份之人烟稀疏之地。清代常姓有入台，定居新加坡等地者。今日常姓以河南、山西、黑龙江、吉林、河北等省居多，上述五省常姓约占全国汉族常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三。常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九十四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八。
三、历史名人
常 惠，西汉太原人，武帝时随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10余年始放还，后代替苏武为典属国，通晓西域情事，昭帝拜为光禄大夫，封长罗侯，官至右将军。常惠之后又有数人封侯，太原常氏由此显赫。班固所作的《汉书》也曾特别为他列传。他为汉朝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很 大贡献。
常 璩：东晋时史学家，曾在成汉任散骑常待等职，入晋后居建康（今江苏省南京），所著《华阳国志》记述了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期间的巴蜀史事。
常 播：江原（今四川省崇庆县东）人，汉末三国时名士，以孝著称。常骞：汉末三国时江原人，学识渊博，为人清尚，名噪一时。
常 林，三国时魏国温（今河南省温县）人，官至大司农，封高阳乡侯，其后累世官宦。其后代历魏晋南北朝，有多人入朝为官。
常 璩：蜀郡江原人，东晋史学家。曾任成汉散骑常侍等职，入晋后居建康（今江苏省南京）。著有《华阳国志》、《汉之书》等。
常 善：北周高阳（今属河北省）人，累有战功，封永阳郡公，历任刺史，政绩卓然。
常 景：北魏河内温（今河南省温县）人，封濮阳县子，官终仪同三司。有才思，雅好文章，曾撰门下诏书凡四十卷，著述凡数百篇。
常 爽：字仕明，北魏河内温（今河南省温县）人，不受礼命，后为宣威将军，徙避凉州。少已深研五经百家，曾授门徒七百余人。著有《六经略注》等。
常 何：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人，是隋末唐初的一个重要人物。唐代贞观时任中郎将，曾将贤臣马周推荐于太宗。
常 建：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人，唐代诗人，开元中进士第。大雨中，为盱眙尉。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沦于一尉，士论悲之。作品多五言，题材多山林、寺观。后人辑其作为《常建集》。
常 粲、唐代画家。与常重胤父子二人均为长安人，道释人物为二人擅长所在，善为上古衣冠。咸通中路岩镇蜀，颇加礼遇。有《孔子问礼》、《山阳七贤》等图，并立释迦、女娲、伏羲、神农、燧人等像传于世。
常 伦：字明卿（1492-1525），号楼居子，其先曲沃人，后徙居山西省沁水，明代散曲家。官至大理寺评事。作品有《常评事集》、《写情集》等。
常得志：京兆（今陕西省西安）人。博学善属文，官至秦王记室。及王薨，过故宫，为五言诗，辞理悲壮，甚为时人所重。复为《兄弟论》，义理可称。
常重胤：唐僖宗朝为翰林供奉。其父常粲，善画人物、故实画。重胤师范其父，亦善写貌，其人物画尤得其父传神之法。唐末政治失轨，乱事四起，常重胤亦避难入蜀。当僖宗皇帝幸蜀，回銮之日，蜀民奏请重胤留写御容于成都大圣慈寺。内外官属，咸谓其为南朝道释人物画之圣手张僧繇之后身。常重胤亦尝写文武臣僚真像于壁，毫发不失，极得神采。又于宝历寺画请塔天王像，亦极为佳妙。贯休赞之曰：“贫道观画多矣，如吾子所画，前无来人，后无继者。”益州名画录列为妙品。唐张彦远于宣宗朝所著之历代名画记，于论画六法一篇中，申论谢赫人物画之六法论，并标示人物画须神气与形似并重，形似为表现神气之要素，须形神兼顾方能逼肖。其论说对唐代人物画之影响颇钜。常重胤之人物画，今虽不存，仅见于著录，然由著录之记载，亦可想见其画形似、神采兼备之貌。
常遇春：字伯仁，安徽怀远人，明代名将。臂长善射，勇力绝人。元末从刘聚起事，至正十五年（1355年）投朱元璋，历官总管府先锋、都督、统军大元帅、中翼大元帅。攻宁国，中流矢，裹创再战。升行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二十三年大败陈友谅于康郎山，转战三日，纵火焚汉舟，湖水皆赤。次年进平章政事，率军包围武昌，逼降陈理。从攻张士诚，以奇兵出其后。论功封鄂国公。吴元年（1367年）与徐达兴师北伐，为副将，兼太子少保。相继取山东、河南、河北诸郡县。洪武元年（1368年）攻克元大都（今北京），转攻太原。二年与李文忠率师北征，攻克开平。师还病卒，追封开平王，谥忠武。一生为将未曾败北。自言能将十万军横行天下，军中有“常十万”之称，人每称他为“天下奇男子”。
常大淳：湖南衡阳人，清代道光进士。曾与徐继畲一同筹办防务，阻止英军进犯浙江海口，任浙江巡抚时，整顿盐务，奏免折漕、拨款赈灾。后太平军攻陷武昌时，投井自尽。
常志美：清代山东伊斯兰教学者。其教义发展为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中的山东学派。因其在伊斯兰教传播中所作的贡献。
常连安：相声演员。原名常安（1899-1966），北京人，满族。常连安说相声活路较宽，捧逗皆能，尤其擅长说单口相声和唱太平歌词。他与二蘑菇合说的相声及他唱的太平歌词，曾长时间在北京的电台播放，家喻户晓。他和长子常宝堃、次子常宝霖、三子常宝霆、四子常宝华、五子常宝庆、六子常宝丰及其孙常贵田（常宝堃之子）等都说相声，代有传人，人称“常氏相声世家”。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常连安任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团长，继续致力于相声的创作和表演。
常香玉：豫剧女演员，工青衣、花旦。原名张妙玲，河南省巩县人。她在艺术上勤奋好学，勇于革新，曾广泛吸收京剧、评剧、秦腔、河南曲剧以及坠子、大鼓等艺术之长，以丰富自己的唱腔和表演，同时把风格不同的各种豫剧唱腔——豫东调、祥符调、沙河调等，融会于豫西调中，独创新腔，成为豫剧中的一支主要流派。她的演唱热情奔放,有刚有柔,挥洒自如；做功刚健清新，优美大方。代表剧目有《拷红》、《白蛇传》、《花木兰》、《战洪州》、《大祭桩》和现代戏《人欢马叫》、《红灯记》等，戏路宽广。曾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同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荣誉奖。1956年，河南豫剧院成立,任院长。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
常仁贵:作家,鄱阳县人,擅长写有关地域风情的文章,<<饶河风>>的作者之一.
四、郡望堂号

㈤ 云南的名人有哪些

1、聂耳

聂耳(公元1912～1935年)原名守信，字子艺，一作紫艺。祖籍玉溪，生于昆明。中学时代即加入共青团，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到上海，次年考入"日月歌舞社"任小提琴师。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进步音乐、戏剧、电影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并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艺术评论。1935年取道日本赴苏联，不幸于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逝世。

(5)印度监察扩展阅读

云南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是发现的中国和亚洲最早人类。战国时期，这里是滇族部落的生息之地。云南即彩云之南、七彩云南，另一说法是因位于“云岭之南”而得名。

云南国土总面积39.41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4.1%，居全国第8位，总人口4770.5万人（2016年） ，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下辖8个市、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㈥ 三权分立的名词解释

三权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政治上的三权分立指：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相对独立。在美国，行政权指政府，立法权指国会的上下议院制度，司法权指法院。三权分立很好的实行了“宪政”的主旨思想。实现了依宪治国的目的，也是法治国家的根本面貌。

实现模式

三权分立的实现模式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而真实的情况是只有美国（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而其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议会制（国会制）。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显著特点是，立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立。议会不但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且是国家的权力中心。行使行政权的人来自议会(下院)，包括总理也是由议会推举的(一般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他们既属于立法部门，又属于行政部门。也就是说，立法权与行政权在实质上是合一的。两种权力不但共生，即产生议会成员的选举也间接是产生总理(首相)的选举；而且共灭，即总理(首相)必须保持议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否则要么下台，要么解散议会而重新举行大选。不但如此，一般而言，议会制是没有任期限制的，只要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总理(首相)就可以永远干下去。在议会制下，政府(内阁)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执政联盟)组成，并对议会负责。英国是典型的议会制国家。在议会制下，政党政治实质上是主宰议会政治的幕后之手，“议会至上”实质是“执政党至上”。日本在二战后快速发展时期是自民党长期执政。亚洲成为四小龙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政治模式：韩国成为四小龙是军人统治时期、中国的台湾地区则是蒋介石蒋经国戒严时期,新加坡则是家族长期统治,1997年前的中国香港地区则是英国殖民总督统治。

㈦ 初中一年级历史知识要点

管仲、商鞅、孝文帝三次改革内容、意义
秦汉三国唐元明清统治者事迹
两次经济重心版南移的时代权、原因、表现（包括开元盛世的表现）
两晋、唐朝、宋元时期的民族融合
大唐西域记、四大发明
明清思想专制内容及恶果（分条，总体）
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局限性
闭关锁国原因、发展、恶果
西藏、台湾自古是我国领土一部分及其与中央关系变化
宋朝人衣食住行及春节、瓦子、勾栏的意义
新疆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丝绸之路的意义、路线、西域都护府和丝绸之路的关系
历朝历代管辖新疆、西藏、蒙古、台湾的机构及努尔干都司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意义
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原因、经过、影响、不同结果分析
靺和到满族的发展
评价唐太宗
孔子
隋朝、元朝有关京杭大运河的知识点
平定大小和卓
黄帝的功绩
科举制度的发展及意义（一半在唐朝，一半在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