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管套利

『壹』 互联网金融监管原则是什么

一、对互联网金融功能和风险特征的基本判断

尽管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可以创造价值，但研究讨论中有三点需要把握。

第一，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和本质。P2P、余额宝等创新的是业务技术、交易渠道和方式，但其功能仍然主要是资金融通、发现价格、支付清算等，并未超越现有金融体系的范畴。就此而言，互联网金融可能并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彻底颠覆现有的金融体系。其发展只是又一次充分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的“金融功能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为稳定。

第二，互联网与金融之间并非没有冲突。互联网强调便捷、强调快，金融业强调规范;互联网强调创新，金融业强调稳健。互联网金融毕竟是在开展金融活动，其运营管理不能没有风险管控这样的金融基因。

第三，未来互联网金融的成长具有不确定性，应当避免过度乐观的预期。有不少意见就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新意，甚至是一个伪命题，只不过是传统金融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延伸，与电报、电话、计算机在金融业的应用相比，并没有革命性变化。

互联网金融能否可持续发展，进而沿着什么样的路径、以多快的方式影响或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还需要边走边看。1975年，美国《商业周刊》基于当时美国电子支付的蓬勃发展就曾经预言，电子支付方式“不久将改变货币的定义”，并将在数年后颠覆货币本身。但38年后的今天，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货币定义和属性的巨大变化。也许等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判断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可持续的业务模式还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概念;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有自生能力的新兴业态还是必须依附传统金融才能生存;抑或是二者最终相互融合，实现了基因重组。

从风险角度看，互联网金融参与者众多，带有明显的公众性，很容易触及法律红线，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链上的部分业态和部分环节受到了监管(如第三方支付)，但从整体上看，还处于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P2P等业务具有民商法的合法性基础，公法未必适合或没有必要介入;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业务同时混集了多种业务属性，难以清晰界定其监管归属。如何一方面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普惠精神，另一方面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选择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

一是各国普遍重视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强化法律规范，强调行业自律。各国都强调，互联网金融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各类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信息保密法、消费信贷法、第三方支付法规等。这是金融交易运行的最重要制度基础。

二是各国针对本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强度不等的外部监管措施。澳大利亚、英国等大多数国家采取轻监管方式，对互联网金融的硬性监管要求少，占用的监管资源也相对有限。而美国证监会面对金融危机中公众对监管不作为的指责，认定Prosper出售的凭证属于证券，须接受其监管。

三是监管手段主要是注册登记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以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为重心。

四是涉及谁的监管职责就由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往往没有统一的主监管机构。美国第一网络银行(SFNB)、贝宝支付(Paypal)等就曾分别由银行和证券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五是少数国家开始尝试评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探讨未来监管方向。如2011年7月，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责任办公室就P2P借贷的发展和不同监管体系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估，强调持续一致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灵活性、有效性等。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个“新事物”，金融监管总体上应当体现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同时坚持鼓励和规范并重、培育和防险并举，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公平竞争，构建包括市场自律、司法干预和外部监管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安全网，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秉承这样的理念，本文初步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12个原则，试图为今后该领域的讨论提供一个基础和出发点。这些原则也大体构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原则1：互联网金融监管应体现适当的风险容忍度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样一类新出现的金融业态，需要留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过早的、过严的监管会抑制创新。美国经济学家斯莱弗认为，任何制度安排都需要在“无序”和“专制”两种社会成本之间权衡。如果P2P和众筹的业务模式能坚持单笔金额小、人数少，就应该用私人秩序和司法来规范。P2P等无区域性、系统性影响地自然退出，是市场的一种自我淘汰机制，对整个互联网金融的长期有序发展未必是坏事。另一方面，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可以在摸索中寻找道路，但不能犯致命性错误，整体风险须在可控范围内。因此，监管的良好目标应是：既避免过度监管，又防范重大风险。

原则2：实行动态比例监管

金融监管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从松到严，金融监管可以分为市场自律、注册、监督、审慎监管四个层次。除此之外，法律本身也具有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督约束作用，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监管。违反法律的，可由司法机关负责处理。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小贷机构的监管就是由警务处负责。

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定期评估不同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产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监管的范围、方式和强度，实行分类监管。对于影响小、风险低的，可以采取市场自律、注册等监管方式;对于影响大、风险高的，则必须纳入监管范围，直至实行最严格的监管，从而构建灵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富有针对性的与有效性的(而不是笼统与无效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评估应定期进行，监管方式需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

原则3：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相结合

在原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对监管对象以引导为主，关注最终监管目标能否实现，一般不对监管对象做过多过细要求，较少介入或干预具体业务。而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主要依据成文法规定，对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内容和程序做出详细规定，强制每个机构严格执行，属于过程控制式监管。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监管必须在明确监管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原则”先行。监管原则应充分体现互联网金融运营模式的特点,给业界提供必要的创新空间，同时指导和约束运营者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在梳理互联网金融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对互联网金融中风险高发的业态和交易制定监管规则，事先予以规范。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的结合，有助于在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活力与做好风险控制之间实现良好平衡，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原则4：防止监管套利，注重监管的一致性

监管套利是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标准的差异或模糊地带，选择按照相对宽松的标准展业，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获取超额收益。互联网金融提供的支付、放贷等服务与传统金融业相仿，如果二者执行不同的监管标准，将易于引起不公平竞争。事实上已经有持牌金融机构提出：为什么同样都提供支付服务或者从事贷款业务，受到的监管却不一样?为确保监管有效性，维护公平竞争，在设计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规则时，应确保两个“一致性”：一是不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的持牌金融机构，只要其从事的金融业务相同，原则上就应该受到同样的监管;二是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线上、线下业务的监管应当具有一致性。

原则5：关注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这应当是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一方面，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也可能会放大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低，可能会使非金融机构短时间内大量介入金融业务，降低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增加金融机构冒险经营的动机。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科技风险突出，其独有的快速处理功能，在快捷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加快了相关风险积聚的速度，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此外某些业务模式存在流动性风险隐患。例如，互联网直销基金1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可以交易，但货币市场基金有固定交易时间，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承担隔夜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类“小概率、大损失”的黑天鹅事件对于此类模式的成败有重要影响。金融监管机构对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化解和干预。

原则6：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

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尤其是数据信息是理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全貌的基础和关键，是避免监管漏洞，防止出现监管“黑洞”的重要手段。客观上，大数据为实施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识别、监测、计量和控制提供了手段。为此，监管机构需要基于行业良好实践，提出数据监测、分析的指标定义、统计范围、频率等技术标准。如对P2P平台设计经营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的定期与实时报送和分析机制。在数据监测、分析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在定期评估的基础上持续完善，以及时捕获新风险。

原则7：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在精心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精神和普惠性的同时，必须及时惩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良莠不齐，少数互联网企业运营中基本没有建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体系，而是披着互联网的外衣不持牌地做传统金融，有些平台甚至挑战了法律底线。如一部分P2P脱离了平台的居间功能，先以平台名义获取资金再进行资金支配甚至挪作他用，投资人与借款人并不直接接触，这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P2P贷款的范畴。为此，必须不断跟踪研究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演变，划清各种商业模式与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依法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在打击金融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考虑与时俱进地修改部分法律条款，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例如，美国《创业企业融资法》就是通过修订法条，将需要向SEC注册并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公司股东人数从499人提高到2000人，鼓励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

原则8：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

信息披露是指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其经营信息、财务信息、风险信息、管理信息等告知客户、股东等。准确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一是有助于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整体和单家企业的运营管理透明度，从而让市场参与者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及其内在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发挥好市场的外部监督作用。二是有助于增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任度，奠定互联网金融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三是有助于避免监管机构因信息缺失、无从了解行业经营和风险状况，而出台过严的监管措施，抑制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披露的落脚点是以行业自律为依托，建立互联网金融各细分行业的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并就信息披露的指标定义、内容、频率、范围等达成共识。当前，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透明度的抓手是实现财务数据和风险信息的公开透明。

原则9：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应保持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

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是增进相互理解、消除误会、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应主动与监管机构沟通，努力使双方就业务模式、产品特性、风险识别等行业发展中难题达成理解。特别是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拿不准的环节，更要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力求避免法律风险。在此过程中，推进行业规则逐步健全。另一方面，建设性的沟通机制有助于推动监管当局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监管规则，充分体认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运营和内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促进监管要求与行业内部风险控制要求的一致性，降低合规成本。

原则10：加强消费者教育和消费者保护

强化消费者保护是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许多国家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点。要引导消费者厘清互联网金融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的区别，促进公众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性质，提升风险意识。在此基础上，切实维护放贷人、借款人、支付人、投资人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前重点是加强客户信息保密，维护消费者信息安全，依法加大对侵害消费者各类权益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例如，针对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面临的交易欺诈、资金被盗、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应针对性地加强风险提示，及时采取强制性监管措施。

原则11：强化行业自律

相比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的优势在于：作用范围和空间更大、效果更明显、自觉性更强。今后一段时期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程度、行业发展的有序或无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监管的态度和强度，从而也影响着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为此，行业领头的企业必须发挥主动性，尽快带头制定自律标准，建立行业内部自我约束机制，不应一味等待政府的强制性干预。近期陆续成立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应当在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尽快发挥影响力。特别是要在全行业树立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强化整个行业对各类风险的管控能力，包括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风险、IT风险、洗钱风险、流动性及兑付风险、法律风险，等等。

原则12：加强监管协调

互联网金融横跨多个行业和市场，交易方式广泛、参与者众多，有效控制风险的传染和扩散，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协调。一是可以通过已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的互联网金融运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共享，沟通和协调监管立场。二是以打击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为重点，加强司法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三是以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目标，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四、积极探索新金融监管范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条原则各有侧重，不同原则之间并非完全一致，这些原则的同时实现并不容易。事实上，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挑战，亦是全球监管者在金融创新领域中面临的永恒难题：如何在改善金融效率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恰当地平衡?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然表明，只注重效率不注重稳定、“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等理念是行不通的。单纯追求稳健而过度抑制创新，也远非良好的监管选择。一个现实问题是，金融监管的格局是基于已有的金融业务并遵从法律规定确立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当新的金融业态出现后，难以找到或客观上并不存在明确的主监管机构，这常常使得只有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相关监管问题才可能会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业态，为探索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模式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应当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把互联网金融作为践行良好金融创新监管理念的试验田，积极探索未来新金融监管的范式。

『贰』 一委一行二会新监管如何结合

3月13日上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统一监管银行业和保险业。与此同时，此次改革方案还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郭田勇对澎湃新闻表示，职责进行重新划分后，央行主要负责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为整个金融业制定发展方向和规划；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监会在机构和市场层面贯彻微观审慎监管，从机构监管到行为监管来统一把控，金融机构可以由此统一地建立金融监管标准，金融监管套利、投机空间出现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降低。

“金融监管将更加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控性，”郭田勇称。

海通证券宏观团队表示，去年以来各项监管政策就在逐步落地实施，当前新的协调、统一监管的框架也已形成，宏观审慎政策在防风险、去杠杆中的作用会更加凸显，有助于为货币政策“减负”，从实际偏紧向中性回归。

『叁』 监管套利的类型

在《监管套利：中国金融套利的主要模式》一文中（沈庆劼，人文杂志，2010，05:80-85） ，将“监管套利”分为了五种类型，分别是：从一个监管主体转到另一个监管主体；从一个时间段转移到另一个时间段；从一种市场主体身份转为另一种市场主体身份；从一种业务形式转换成另一种业务形式；从一种披露方式转入另一种披露方式。 不同的监管主体一般具有不同的监管制度，监管主体的不同，既可能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也可能是同一个国家中的一个部门与另一个部门，也可能是同一个国家中的一个省份与另一个省份。监管套利者通过将业务由一个监管主体的监管转移到另一个监管主体的监管之下，则实现了从一种监管制度向另一种监管制度的转化。典型案例如下：
1. 鲍富莱蒙王妃离婚案
利用转移监管主体来达到监管逃离的目的这一模式，自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对鲍富莱蒙王妃离婚案(Bauffremont’sdivorcecase)作出判决后，开始被人们广泛认知。在该案中，法国王子鲍富莱蒙的王妃原系比利时人，因与法国王子结婚而取得法国国籍，后因夫妻不合而别居。由于1884年以前的法国法禁止离婚，王妃为了达到与鲍富莱蒙王子离婚而与罗马尼亚王子结婚的目的，只身前往允许离婚的德国并归化为德国人，于取得德国国籍的次日，其向德国法院提出与鲍富莱蒙王子离婚的诉讼请求并获得离婚判决，随后在德国柏林与比贝斯柯王子结婚，婚后她以德国人的身份回到法国。
2.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
在经济领域，利用监管主体的转移达到监管套利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我国为加快经济发展，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投资及经营各种经济业务，从1980年开始，先后开办了一些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以及西部大开发等，从税收上予以优惠，其主要内容是降低税率，减少纳税环节，给纳税人更多的好处，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国内不同地区的税收差距，为纳税人利用这种差距进行税收筹划创造了条件。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虚设常设机构进行税收筹划。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的一个场所。为了利用特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名义上将企业设在特区，实际上其业务不在特区进行，这样企业在非特区获得的经营收入或业务收入，就可以享受特区的税收优惠，特区境外的利润所得就可以通过向企业总部转移而减少纳税。
3.设立离岸公司（BVI）
BVI是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VirginIslands)的英文名称缩写。英属维尔京群岛自1984年引进国际商业公司法后，开始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目前已成为世界最著名的离岸管辖区之一，已有29万家公司在此注册，因此，BVI也就成了离岸公司的代名词。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等（多数为岛国）纷纷以法律手段揣摩并培育出一些特别宽松的经济区域，允许国际人士在其领土上成立一种国际业务公司，这些区域一般称为离岸管辖区或称为离岸司法管辖区。而所谓离岸公司就是泛指在离岸管辖区内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国际商业公司。“离岸”的含义是指投资人的公司注册在离岸管辖区，但投资人不用亲临当地，其业务运作可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直接开展。例如在巴哈马群岛注册一家贸易公司，但其贸易业务的往来可以是在欧洲与美洲之间进行的。著名的离岸管辖区有许多是前英属殖民地，如开曼群岛，安圭拉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因此这些地区在很大基础上保留了英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离岸公司与一般有限公司相比，主要区别在税收上。与通常使用的按营业额或利润征收税款的做法不同，离岸管辖区政府只向离岸公司征收年度管理费，除此之外，不再征收任何税款。除了有税务优惠之外，几乎所有的离岸管辖区均明文规定：公司的股东资料，股权比例，收益状况等，享有保密权利，如股东不愿意，可以不对外披露。另一优点是几乎所有的国际大银行都承认这类公司，如美国的大通银行、香港的汇丰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等。“离岸”公司可以在银行开立账号，在财务运作上极其方便。一般这类“离岸”地区和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都有良好的贸易关系。因此，海外离岸公司是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和拥有高额资产的个人经常使用的金融工具。希望在国外上市的公司有许多是通过成立海外离岸公司实现其目的的。
4.企业境外上市
境外上市的方式包括：第一，境外间接上市。由于直接上市程序繁复，成本高、时间长，所以许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了避开国内复杂的审批程序，选择以间接方式在海外上市。即国内企业到境外注册公司，境外公司以收购、股权置换等方式取得国内资产的控股权，然后将境外公司拿到境外交易所上市。间接上市主要有两种形式：买壳上市和造壳上市。其本质都是通过将国内资产注入壳公司的方式，达到拿国内资产上市的目的，壳公司可以是已上市公司，也可以是拟上市公司。第二，境外买壳上市。是指非上市公司通过购买一家境外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来取得上市的地位，然后注入自己的有关业务及资产，实现间接在境外上市的目的。第三，境外造壳上市。境外造壳上市是指公司在香港、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地注册公司(或收购当地已经存续的公司)，用以控股境内资产，而境内则成立相应的外商控股公司，并将相应比例的权益及利润并入境外公司，以达到上市目的。在香港上市的主要有红筹股公司和民营企业，前者是指在境外注册成立并由境内政府机构控制的公司(国资背景)，后者是指在境外注册成立并由境内个人控制的公司。公司采取境外造壳上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为了规避政策监控，使境内企业得以金蝉脱壳，实现境外上市；二是利用避税岛政策，实现合理避税。 不同的时间段，净监管负担也可能不一样。这样的差异可能是源于监管制度的动态变化，例如原有的监管漏洞被发现以后，监管主体改进监管制度；也可能是源于宏观经济的变化导致了在监管制度并未改变的情况下，净监管负担发生变化，例如在市场行情向好的时候，有更多的企业希望通过IPO上市，进而导致净监管负担增加；还可能是源于个体财务结构的时间差异，例如在当期指标已经完成以后，企业市场主体可能产生动机将业务推迟到下一考核期间。典型案例如下：
1.排队融资
有些国家对资本市场融资实施审核制度，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券融资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制度，即使在审核通过以后，上市融资仍需排队，很多企业为了能在需要融资的时候不至于错失良机，于是便早早加入排队的大军，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急需融资的企业A可能不能即时融资，而不太需要融资的企业B反而很容易得到了融资的机会，信息充分的条件下，企业A和企业B完全可以进行一笔交易，交换排队次序，从而促进了双方共赢。
2.累进课税（所得税）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它要按照九级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工资越高，要纳的税也就越多。有效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有种通用的技巧，例如：提高公共福利支出，间接增加职工收入可以采用非货币支付办法，提高职工公共福利支出，例如免费为职工提供宿舍（公寓）；免费提供交通便利；提供职工免费用餐；等等。企业替员工个人支付这些支出，企业可以把这些支出作为费用减少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个人在实际工资水平未下降的情况下，减少了应由个人负担的税款，可谓一举两得。利用工资分摊方法，特定行业（指采掘业、远洋运输业、远洋捕捞业以及财政部确定的其他行业）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可以实行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的方式计征。因此，这些行业的纳税人可以利用这项政策使其税负合理化。其他行业纳税人遇到每月工资变化幅度较大的情况时，也就可以借鉴该项政策的做法。 出于种种目的，政府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往往不是一视同仁，而是采取不同的监管制度。从而导致不同身份的市场主体，即使从事完全相同的经济活动，其净监管负担也可能并不相同。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转化身份，从一种监管制度转变到另一种监管制度。典型案例如下：
1.代持代发债券
各国政府一般会对在本国发行的证券扣税，而对在国外发行的证券则不扣税，本国证券利用这种税收差异的思路是在国外发行证券，但是证券通过互换协议，具有和国内发行的证券同样的支付。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对所有由澳大利亚企业发行的，以澳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征税。而由国外企业发行的，仍是以澳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欧洲澳元证券），则可以免税。这使得外国公司与澳大利亚公司相比，在以澳元进行融资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对于澳大利亚的公司，其可以寻找一家外国企业，用澳元进行融资，然后双方进行一笔外汇互换。
各国政府有时会对外国企业购买的本国证券给予税收抵免，而本国企业购买该种证券则获得不了这种税收抵免。这一政策和出口退税由类似的政策含义。本国企业可以寻找外国企业首先购买这种证券，然后再通过互换交易，从而与外国公司一同分享这一税收优惠政策。例如，CTE是意大利政府发行的欧元债券，意大利政府规定外国企业购买该种债券，可以获得税收抵免，而本国企业则不能享受这种优惠。大量外国企业和意大利银行参与了相应的互换交易，外国企业购买CTE债券，通过互换，将债权的利息以及意大利政府赋予的税收抵免权一同支付给意大利银行，而意大利银行则向其支付美元计价的利息。
与上述的投资限制相类似，有些投资机构希望隐蔽其投资行为，该原则也相当于给其投资行为设置了限制。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资主体，以及具有灰色收入来源的投资主体往往具有隐蔽其投资行为的动机。这一类投资者可以通过其他金融机构代持，以隐藏其身份。
2.利用关联公司转移定价
关联公司主要是指具有直接或间接控制和被控制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为共同获得更多利润而在购销活动中以低于或高于市场正常交易价格进行交易。常用的方法为；关联公司间的压低定价，使企业应纳的流转税变为利润；商品交易采取抬高价格的策略转移收入；采取无偿借款或支付予付款的方式转移利息负担；劳务提供采取不计报酬或不合常规计酬的方法转移收入；有形资产的转让或使用，采用不合常规的价格转移利润；无形资产的转移和使用，采用不计报酬或不合常规的价格转移收入。总之，关联公司采用各种办法控制转让定价以转移利润，就会造成赢利的企业不一定赢利，亏损的企业不一定亏损的情况。
3.利用不同性质的公司之间所得税法的差异进行税收筹划
由于我国的所得税法是按不同企业的性质分别制定的，这就使等量的所得因企业性质不同而负担的税额不等。公司通过联营、租赁、合资、承包等形式，改变纳税人的经济性质，最终就可以达到少交所得税的目的。
4.买壳上市
买壳上市又称“后门上市”或“逆向收购”，是指非上市公司购买一家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来取得上市的地位，然后注入自己有关业务及资产，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一般而言，买壳上市是民营企业的较佳选择。由于受所有制因素困扰，无法直接上市。首先是买壳，即收购或受让股权。收购股权有两种方式，一是收购未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或法人股，这种收购方式的成本较低，但是困难较大。要同时得到股权的原持有人和主管部门的同意。场外收购或称非流通股协议转让是我国买壳上市行为的主要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在二级市场上直接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这种方式在西方流行，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只适合于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较高的公司或者“三无公司”。二级市场的收购成本太高，除非有一套详细的炒作计划，能从二级市场上取得足够的投资收益，来抵消收购成本。其次是换壳，即资产置换。将壳公司原有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卖给关联公司，再将优质资产注入到壳公司，提高壳公司的业绩，从而达到配股资格，实现融资目的。最后是价款支付。目前有六种方式，包括现金支付、资产置换支付、债权支付方式、混合支付方式、零成本收购、股权支付方式。前三种是主要支付方式。但是现金支付对于买壳公司实在是一笔较大的负担，很难一下子拿出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现金。所以目前倾向于采用资产置换支付和债权支付方式或者加上少量现金的混合支付方式。 监管的首要目的就是对于不同的业务活动，鼓励一部分，限制一部分，鼓励的是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业务，限制的是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业务。于是，对于不同的业务形式，就产生了不同的监管制度。然而，由于契约不完全性的存在，监管主体并不能按照业务实质精确划分出不同的业务形式。这给市场主体留出了套利的空间，市场主体可以在不改变业务实质的情况下，改变业务的形式，进而从一种监管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监管制度。典型案例如下：
1.税收套利
美国税法允许零息票债券的发行人以等额偿还利息的方式计算税金，与此同时，在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将零息票债券的利息收入作为资本利得，而不征税。这些规定为税收套利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使得在上世纪80年代，零息票债券成为了最重要的融资工具。融资人由于财务结构不同，所需要的融资模式或许并不是零息票债券，但是其可以使用零息票债券先进行融资，然后通过利息互换，改变债务结构，以适应其自身需求。对于不同形式的收入与支出，政府往往采取不同的税收标准，基于这样的制度差异性，使用期权复制目标证券也是一种常用的税收套利手段。例如，在美国，为了避免被征收资本利得税，投资人使用了股票互换，在税务总署发现以后，其又开始转向了更复杂的，用期权组合策略来复制股票头寸的交易。
2.会计要求转换
会计准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损失的确认具有不同的规定，市场主体出于各种原因，有时希望推迟对于损失的确认时间。通过监管套利，对于本质相同的交易，有时从原有的会计要求转换到其他的会计要求之下。例如，对于银行的不良贷款，如果银行进行剥离和销售，则必须立刻确认损失。一种替代性的模式是建立一个特殊目的载体（SPV），将贷款注入SPV，同时银行承担SPV的追索权，SPV出售证券化的资产，为银行获得了流动性，其经济效果等同于直接剥离不良贷款，但是由于按照各国现行的标准，这种模式并不被算作销售，所以损失不会被立刻确认。
3.日本对外币债券的资本管制
以日本投资者对外汇管制的监管套利为例，在1984-1985年，日本法律规定，日本投资者购买的以外币计价的证券的价值不能超过其资产组合的10%，但是当时的日本投资者普遍希望持有更多的类似证券。日本法律关于10%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国公司发行的以外币计价的证券。日本的银行开始大规模发行以外币计价的证券，并使用货币互换对冲汇率风险。市场需求非常火爆，以至于该种债券的收益率低于了相应货币的主权债券的收益率。同时，日本法律将双币种债券（alcurrencybound）归为了本币债券，双币种债券以日元支付利息，以美元支付本金。投资者通过购买双币种债券，同样实现了购买外币计价债券的目的。
4.国外公司通过咨询公司控股中国国内公司
在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2007年修订后的《外商投资行业指导目录》中,明确列示了限制外商投资和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目录。例如,名优白酒生产、出版物印刷、电网建设和运营、期货公司等行业被列为限制外商投资行业,要求必须由中方控股。再如,稀土开采、邮政、图书出版、新闻网站、互联网文化经营等行业被列为禁止外商投资行业。《外商投资行业指导目录》反映了中国政府有选择地利用外资的原则,体现了政府的行业政策。新闻网站一直被中国政府列为禁止外商投资行业,然而中国的三大新闻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却全部实现了海外上市。中国著名的网络游戏运营商,例如盛大、网易和巨人,也都实现了海外上市。这些公司是如何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协助下规避中国政府行业管制的呢?事实上,这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nternetserviceprovider,ISP)都异曲同工地采用了一种海外上市模式,我们简称为“盛大模式”。
5.中国企业间接海外上市
境内ISP运营商A公司是一个纯内资企业，试图实现海外私募和上市。然而，ISP行业是国家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直接采用红筹模式是行不通的。因此，A公司在境外私募股权基金建议下，采用了本行业内企业海外上市的通行模式。首先由A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境外离岸平台注册一家壳公司C，由C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whollyownedforeignenterprise,WOFE)B。B公司和A公司将签订一份结构性合同，一方面B公司向A公司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咨询和培训等服务，另一方面，作为回报，A公司定期将90%的收入和利润输送给B公司。由于境外壳公司C通过100%控股的WOFE公司B，控制了内资企业A公司90%的收入和利润，C公司就可以此为基础，向境外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私募。私募完成后，由C公司到海外资本市场实施IPO。通过上述融资结构，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内资企业A就间接实现了海外上市。可以看出，盛大模式巧妙地规避了中国政府对于禁止外商投资于ISP行业的规定。无论是海外上市公司C，还是境内外商独资企业B，都与内资企业A没有任何股权关系，因此就没有违反禁止外商投资于ISP行业的规定。这种结构的最大玄机在于A公司和B公司之间签署的结构性协议，正是这份协议确保了A公司向没有任何股权关系的B公司输送收入和利润。不过海外投资者可能存在如下疑虑：一旦C公司在海外IPO成功募集资金之后，如果A公司单方面不履行结构性合同，那么将对C公司股票造成毁灭性打击。为了解除投资者的疑虑，在上述模式中，B公司通常会要求A公司实际控制人将所持有的A公司股份抵押给独立第三方(可能是作为B公司国内代理人的内资信托公司)，作为A公司履行结构性合同的担保。一旦A公司拒绝履行合同，B公司就可以行使抵押权，通过内资身份的第三方会间接获得A公司的控股权。
6.带赎回权的股权投资（名股实债）
境外私募股权基金在投资于中国国内目标企业时,时常遇到以下情况：第一，目标企业具有很高的成长性，它们不愿意接受过多的股权投资，因为这意味着丧失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因此它们往往要求基金在提供股权融资的同时提供配套的债权融资；第二，某些目标企业甚至不愿意接受任何股权投资,而是要求基金提供100%的贷款；第三，某些目标企业规模较小，在较长时间内不能达到上市规模，也很难获得银行信贷，但是企业具有很高的成长性，愿意以高利率获得贷款。在上述情况中。虽然提供贷款的行为偏离了基金的投资方向，但是很高的贷款回报率也让基金欲罢不能。中国政府对非金融企业之间相互提供贷款的行为，存在非常严格的管制，尤其是对贷款利率的管制，要求企业之间的贷款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人民币贷款利率特定的百分比。这就对境外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国目标企业的高息贷款造成了障碍。而基金和企业则采用股权回购方式（假股权真债权）的方法来规避政府对企业间贷款的管制。 监管制度作为一种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的或然状态，诸多监管形式需基于企业的信息披露。信息披露方式本身往往存在多种选择，例如会计准则允许企业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以及存货计价方法，巴塞尔协议允许银行选择相应的风险度量模型，这也为市场主体进行监管套利提高了制度空间。与其他监管套利形式不同，信息披露方式转换并不涉及任何真实的交易策略的转换。典型案例如下：
1.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费的大小会直接影响企业当期损益，进而影响企业所得税负的轻重。按有关规定，在某些行业允许采用加速折旧方法，如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等，虽然固定资产在整个使用期内，采用加速折旧法与采用平均年限法计算企业所得税总的金额相等，但与采用平均年限法相比较，加速折旧法滞后了企业纳税期，得到了递延纳税的好处。
2.选择存货计价方法
会计核算结转每期销售成本的数额受存货计价方法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当期的税负。例如，材料采取实际成本计价的情况下，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中，如果选择后进先出法计算本期材料的耗用成本，企业当期可以少缴所得税；反之，在物价下跌时，则应选择先进先出法计算本期材料的耗用成本；假如物价比较平稳，就应该选择加权平均法。值得注意的是，不管选择哪种计价方法，所选择的计价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如需变更，应在下一纳税年度开始前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3.推迟亏损计提
时间性差异是指企业一定时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纳税所得之间的差额，其发生是由于某些收入和支出项目计人纳税所得的时间与计入税前会计利润的时间不一致所产生的。时间性差异发生于某一时间，但在以后的一期或若干期内可以转回，即时间性差异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直至最终消失。时间性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会计利润和计税所得二者之间确认时间不同，即某些支出或收入计入利润总额与计入计税所得额的时间不同，造成企业在最近几期里多计或少计了支出或收入，在后几期里又少计或多计了支出或收入，但当时间消失后，最终多计或少计的支出或收入额与少计或多计的支出或收入额刚好相等，不多不少，差异消失。时间性差异主要有折旧费差异，无形资产摊销差异、递延资产摊销差异等。就是把本期由于时间性差异而产生的影响纳税金额，保留到这一差异发生相反变化的以后期间予以转销。递延法的基本特点是：当税率变更或开征新税时，不调整由于税率的变更或新税的征收对“递延税款”余额的影响；发生在本期的时间性差异影响的纳税金额，用现行税率计算；以前各期发生的而在本期转销的各项时间性差异影响的纳税金额，按照原发生时的税率计算和转销。

『肆』 中国如何管制外汇流出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资本外流”成为了不少媒体、机构的热点话题，其中不乏对“中国资本外流加剧”的担忧。那么资本外流对经济生活有什么不利影响？
外流的资本在外流之前，在本国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的，比如股票、债券、房地产、实体企业等等，或者干脆存在本国银行吃利息（这种情况是本国的利率必须高于资金来源国的贷款利率）。当大规模资本外流时，必然伴随着对本国资产的抛售，因而就会带来本国资产的暴跌。比如抛售房地产，抛售股票等。
若本国的外汇储备不是足够多，即当外流的资本超过了本国的外汇储备量时，由于本国央行无法按现有的汇率向外逃的资本者兑现外汇，所以只能宣布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贬值，而这会进一步加剧仍然在本国的外资的恐慌，进一步加剧外资的出逃，形成恶性循环.....暴跌的资产价格会引发众多的资产持有者（如银行、企业、个人等）亏损，最终因资不抵债而破产......，本国金融市场、实体市场出现极大的混乱，即，危机。发端于金融市场，由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经济危机。
据今年1月数据显示，中国的外汇储备去年减少了7,000亿美元。这种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不仅使中国的经济转型变得更加复杂化，也增加了其他新兴市场面临的风险，这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外流现象。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资本外流现象造成的影响则更加严重。俄罗斯是近期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的另一个主要国家。2014、2015年俄罗斯资金流出规模为3,300亿美元，相对于俄罗斯经济规模来说，资本流出规模已相当高，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并引发卢布崩盘、经济急剧萎缩和流动性收紧。
而与之相比，中国一直未出现俄罗斯的情况，这显示出中国的经济实力（比如坚实的资本账户盈余），以及政府仍有政策工具可加以利用。蒂尔顿说，中国不需要彻底阻断资本外流，加以控制即可。
自去年12月起中国为控制资本外流所采取的八项管制措施。
1.加强向海外转移资金的监管，检查是否存在分批转移外汇以购买外汇资产的行为，并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2.控制离岸人民币供应，提高做空人民币成本。
3.限制企业购买外汇。
企业只能在实际支付款项前的五天之内购买外汇，之前企业可以自由决定购买外汇的时间。
4.暂停外资银行的部分外汇业务，为防止资本外流进行外汇套利。
5.冻结境外投资额度。
6.推迟开通深港通，中国起初计划去年开通深港通，但由于内地股市大跌，深港通计划一再推迟。
7.打击银联借记卡的非法使用。
8.打击地下钱庄。

『伍』 国家为什么禁止虚拟货币交易

国家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1、价格波动剧烈，消费者保护缺失：

虚拟货币是网络化的产物，在网络内流动的数字化信息是所有人无法控制的。网络空间的代码是虚拟货币运行的基础，投资者只能通过前端界面操作，表面上“控制”着虚拟货币。而虚拟货币服务机构的运营者可能通过控制代码而成为虚拟货币的实际操控者。

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缺乏明确的价值基础，市场投机气氛浓厚，价格波动剧烈，投资者盲目跟风炒作，易造成资金损失。

2、躲避监管，成违法犯罪活动的“帮凶”：

比特币在所谓的“暗网”（DarkWeb）世界作为支付工具大行其道。“暗网”中充斥着各类严重违法犯罪活动。比特币发明的初衷之一就是躲避监管，具有匿名性、跨境流动便利等特征，已成为“地下经济”的首选工具。

比特币及交易所等产业链的存在，构筑了一个法定货币之外进行资产转移、融资的违规金融市场，增加了监管部门对金融安全和稳定的管理难度，滋长了监管套利、金融犯罪。它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和社会安全隐患，已经远高于其创新价值。

(5)国家监管套利扩展阅读

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法律保护：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于2013年12月3日出具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和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虚拟货币不是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从性质上看，虚拟货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公民投资和交易其他虚拟货币这种不合法物的行为虽系个人自由，但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陆』 我国监管方式改革的趋势是什么

统一监管是金融监管体系发展的趋势
相当多的国家已经或将要选择综合监管或统一监管模式。有一项调查表明 截至2002年底，全球范围内，至少有46个国家已采取了统一监管模式，它们或是建立起了一个监管整个金融领域的统一的监管机构，或者是将三大金融行业中的两个以上的金融行业（比如银行与保险，银行与证券或者是证券与保险）的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监管机构。近些年来，迈向金融统一监管的国家数目迅速增加。1986年，挪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对银行、证券、保险统一进行监管的监管机构。1997年，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国也建立了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成为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采取统一监管模式的先锋。此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统一监管体制，最新的例子包括爱沙尼亚、德国、爱尔兰和马耳他（2002）。据报道，目前至少还有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建立类似体制。另外，一些已经建立部分统一监管体制的国家（如墨西哥和南非）则在考虑是否应当提高统一监管程度，建立类似英国FSA的统一监管体制。
走向统一监管模式的原因在于：
1、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跨金融行业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传统金融领域及金融产品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同时，跨国界的金融集团不断涌现和发展壮大，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也日渐明朗。在此形势下，各国金融监管体制需作相应改变，力图通过资源整合、机构调整，以及监管模式的改革来顺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
2、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新的金融子市场，使得各类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整体所面临的风险更复杂、更难以监管。特别是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特征日趋相似，使得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已经从早期单一的银行系统逐步扩展到金融系统全部领域。
3、金融集团（最初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壮大也对现存的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有力挑战，使得分业监管更难以操作。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对金融集团的各类业务分别监管难免出现过度关注某一业务或各子公司的经营状况而忽略金融集团总体经营风险的情况。同时，为了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并购本国或外国的其他机构，逐渐发展成为跨国金融集团，使得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这种发展趋势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国际协作、目标及监管手段的一体化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促使各国加快自身监管体制的改革步伐。
统一监管的主要潜在优势包括：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效应（尤其是对中小国家的金融市场）；简化监管框架、减少监管机构数量后市场投资者及参与主体更容易理解；统一监管是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适应；金融创新不断打破已有的行业界限，统一监管更能适应这一趋势；统一监管有助于减少过度监管或监管缺位，消除监管套利机会；统一监管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监管成本。其中，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带来的监管需求是目前统一监管日渐普遍的重要原因。

『柒』 改革开放40周年金融监管领域将迎来哪些历史性变革

从银监会“三抄三四十”整治袭到大资管新规落地，中国金融监管走过激荡的2017年，针对金融行业的严监管取得初步进展。反思中国金融“乱象”丛生的背后，症结之一在于分业监管与金融混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及由此导致的监管空白、监管规避和监管套利。在当前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与交叉融合不断深化，金融控股平台实质已经形成，混业经营趋势日渐明朗的形势下，打造具备“适应性”的金融监管体制势在必行。恰逢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时间窗口，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前召开，布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势必迎来一场变革和重塑。具体观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