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漕运

『壹』 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文化内涵体现在哪些方面

漕运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运河是活着的文化遗产，漕运文化是运河文化的内涵之一。

漕运兴于秦而亡于清。漕运对我国历代政权的存在和延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发展漕运历来被为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

宋代人承认，漕运为“立国之本”，明代学者将运河与漕运喻之为人之咽喉，清代思想家康有为说：“古代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

京城是封建王朝的国都，这里人口密集，经济繁荣，如何保证京城皇宗和显贵，以及社会上不同人们的生活需求供应，是国家的一件大事。

唐代初期，每年漕运粮食只有20万石左右，至天宝时期，每年漕运增至400万石。安史之乱以后，因地方割据势力劫取漕粮，岁运漕粮不过40万石，能进陕渭粮仓的十三四万石。

唐德宗建中年间，淮南节度使李希烈攻陷汴州，使唐朝朝廷失去了汴渠漕运的控制权，因物资供应不上，使得京城陷入绝境，唐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789年，有一次长安城发生粮荒时，恰好江淮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晃把3000石米运到关中，皇帝大喜，对太子说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生矣！”

这个典型事例，生动地说明了漕运与国家命运的密切关系。

至宋朝，对漕运非常重视，宋太祖曾对向他献宝的大臣说过：“朕有三件宝带与此不同……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明清两代除了重视京杭大运河的整治和运河航运工程建设外，也非常重视漕运的管理工作。

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为了保证把漕粮如数运达北京，明朝朝廷设置了专门的军管和政府管两套班子，制定了许多漕运管理制度和保障措施。

漕运总兵和总督一职的官员级别一般是正二品或三品，朝廷还派5名户部主持官充任监总官，往返巡查，以监督兑运。地方衙门还设置趱运官和押运官，负责漕粮进京准时到达。

为了及时处理漕运途中出现的刑事案件，明朝朝廷又设置了巡漕御史，理刑主事等官职。在基层漕官中还设置卫守备，统管本卫各帮人船。卫守备之下有千总，千总之下设把总和外委等下级军官，协助千总管理本帮漕务。

漕运沿途还有各种役夫，分为闸夫、溜夫，即挽船、坝夫，即挽船过坝、浅夫，即护堤、泉夫、湖夫、塘夫，即供水、捞沙夫、挑港夫等，从北京通州至江苏瓜州的京杭运河，共设各种役夫47004人。

清代京杭运河管理机构及漕务管理办法沿袭明制。漕运总督官衔为二品，参将为正三品，均属于位高权重的大吏。

各代封建王朝，在繁盛时期，一靠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二靠庞大的漕运管理组织，把全国各地的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维护着封建王朝的繁华局面。

当王朝统治者出现腐败无能，地方出现割据，诸侯各霸一方的时候，国家的漕运也就难以维持了。

『贰』 漕运的历代漕运

春秋前期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下令从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用庞大船队通过渭河、黄河、汾河运送几千吨粮食到晋国都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是为泛舟之役。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发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从扬州引入长江水经过樊梁湖、博芝湖、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从水路调兵运粮。三年后吴王夫差扩展邗沟，开荷水运河，接通泗水。 中国古代政府将所征收财物（主要为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组织和管理。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辇”。
秦汉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每年运量为几十万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万石，以后又增到四百万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据桑弘羊的建议，令民纳粟补吏、赎罪，各农官又多增产，政府掌握的粮食大增，漕运一度增到每年六百万石，一般则仍保持在每年四百万石左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长也有兼领漕事的。漕粮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此外，在武帝连年用兵和开发西南时，对军队所需的粮食也都进行了费用浩大的转漕运输，甚至漕转一石，沿途要耗费十余钟粮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漕转关中，费用浩大，需时很长，动员人力很多，特别是漕船要经过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粮食损耗很大。为此，西汉政府曾先后采取过多种改进办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开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据大农郑当时的建议，用三年时间，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路程和时间大大缩短，运输费用从而减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这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时耿寿昌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之粟以供京师，这种做法，对缩短漕运路线，减少漕运压力，避开砥柱之险，起了良好的作用。
东汉建都洛阳，从山东、河北、江淮等地转漕粮食到京师，路程较近，又不需经过砥柱之险，改善了漕运困难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罢了护漕都尉。但此时漕运事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阳南修阳渠引洛水以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荥阳（今荥阳县东北）到千乘（今山东高青高苑镇北）海口，筑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徙道后混流的黄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来的漕粮自淮河入汴，北来的漕粮循河、洛而西，使京师粮食供应不忧匮乏。这是东汉漕运事业的最大成就。此外，如光武帝时王霸击匈奴，曾从温水（即漯余水，流经今北京北）漕运军粮，安帝时虞诩为武都太守，在沮（今陕西略阳东）、下辩（今甘肃成县西）间数十里烧石剪木开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各该地区粮食运输紧张的状况。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转漕问题就是运东方的粮食以实长安，从全局来看，最重要的转运中心在中原，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于成皋（今河南荥阳西五里）。西汉时东方的粮谷多从此西运，东汉时置敖仓官，属河南尹管辖。 淮河、长江流域是南北对峙政权的前沿，各方均以通漕积谷为要务。孙吴都京口（今江苏镇江），曾疏凿杜野（今镇江市东十五里）至小辛（今江苏丹阳市北十余里）的徒阳运河。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后，又开凿小其（今江苏句容东南十七里许）至云阳西城（今句容县南唐庄）间三十余里的破冈渎，立仓储粮，以避长江漕路风涛之险。曹魏多次于淮河上游偏西之地，利用汝、颍、洧、渠四水，开贾侯渠、讨虏渠、淮阳渠与百丈渠，这一运河网东南沟通江淮，便于运兵运粮、屯田积谷。西晋末，鉴于徒阳运河位于地势高仰的镇江丘陵地段、河水南倾北泻的状况，于京口之南修建了江南运河上的第一座堰埭（丁卯埭），节制了河水的流失。东晋时，为改善江淮间的运输条件，曾对邗沟进行多次整治。邗沟与鸿沟、汴水等运河开通以来，淮北地区的泗水成了南方沟通中原和黄河下游的主干。谢玄北上伐前秦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遇泗水洪流，军粮运输受阻，便建造七座堰埭，分段控制彭城东南六十里的吕梁河等泗水支流。东晋时还于彭城之北开人工渠，使汶、济、泗诸水相通，泗水过彭城西，入汴通黄河。北魏经略江淮，于水道之沿立仓十二处，储漕粮以供军需。
这一时期，针对各航段水位高下不一的状况，还建造了许多堰埭，漕河人工化、渠化的水平提高，运载能力增强。 隋代先后修通四段运道：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达扬子（今江苏仪征县治东南）入长江；通济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阳西）引谷、洛水达黄河，又从板渚（今河南汜县治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实际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广济渠）；永济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黄河；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运河纵向沟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先后在河南、陕西运渠所在沿岸置黎阳、河阴、常平和广通等仓。召募运丁，运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粮食。灭陈后，长安粮大部由江淮输送。炀帝又置洛口、回洛仓；储粮二千六百万石。
唐初，水陆运抵关中之粮仅一二十万石左右。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关中运道艰险，东南运路长年失修，故唐廷常驻东都（洛阳），“就食”太原、洛口仓（分别在河南陕州与巩县）的巨量积粮。开元中期，官府机构膨胀，特别是府兵制的瓦解，使粮物需求剧增。天下漕粮，愈益以江淮为重，唐廷组织数千漕船，年运百余万石江淮租粮北上。裴耀卿主持漕政后，改“长运法”为转般法，按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的原则，于沿河就势设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仓以待。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费三十万贯。天宝元年（742），李齐物于三门峡附近凿开元新河；不久后，韦坚又开挖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最终避开了运道下段的车载陆运。这期间最高运额达四百万石。安史之乱，东南漕路曾一度中断，转以长江入汉水，由陆路抵扶风（今陕西凤翔）。广德元年（763），刘晏主漕政，针对时弊作全面改革：开决汴河、疏浚河道；以盐利为漕佣，雇人运输；于河沿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以保安全；创纲运法，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武官押运；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黄河），河船不入渭（渭水）”的原则，改进转般法；据各航段水情分造运船，训练漕卒。改革成效甚著，但因政局动荡，年运江淮米多为百余万石，少则五十万石。德宗时中原藩镇割据，扼断运路，韩■从镇海军（驻江苏镇江）载江南粮，武装押运，直抵中原、关中，转般法中止。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因李巽、王播等人的努力，曾一度恢复刘晏时的漕运水平。唐末漕政大乱，年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至关中仅十余万石。
贞观六年（632）设“舟楫署”管理漕政，后因不敷需要而废罢。中期以来，因漕运日重，唐廷常令宰臣兼转运使等职，主管漕政。纲运制度形成后，制定相应奖惩制，责成地方长官分负其责，后进一步明确由沿河县令主持所在地段漕运事宜。 北宋漕粮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集运：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中央三司使总领漕政，各路转运司（漕司）负责征集，发运司负责运输。北宋对运河进行一系列整治，恢复与完善坝闸制，并创建复式船闸。加之北宋漕线较隋唐缩短近半，故运输能力大增。
汴渠的水源黄河仅有半年左右充沛期。为有效利用半年可航期，北宋仍承唐转般法，并以“平籴”为其基础，江湖、两浙，宿亳（淮南路）米麦，分别籴于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和泗州。发运使一员驻真州，督江浙等路粮运，一员驻泗州，负责真州至京师粮运。所在粮仓称转般仓，丰则增籴，饥则罢籴，将当纳粮额折交斛钱（额斛），另从本地仓储中代支起运（代发）；诸路运转司所征漕粮交发运司。若耽误可航期，发运司则以一百万贯的“粜籴之本”，就近趁粮价贱而籴粮起运。此法自熙宁变法以来更趋完善，发运司的本钱从一百万贯渐升，最高达三百五十万贯，除保证六百万石的年运量外，真、泗二仓还有数年储备。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仓后，还可装官盐返航，增加了效益。发运司掌六千只左右漕船，纲运制进一步完善，熙宁二年（1069）又招募客舟与官舟分运，征召一批商船直运至京。宋初东南六路漕米数目不定。太平兴国六年（981）始定岁运江淮税米三百万石，至道初（至道始于995）五百六十万石，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始于1008）七百万石，其后渐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因运河设施改善，年运量达八百万石。漕运常额，自景德三年（1006）定为六百万石，自天圣五年（1027）起暂减为五百五十万石。金帛盐茶布等“东南杂运”均由运河运送。另如徐州冶铁，年运数达三十万斤。徽宗、钦宗时政治昏暗，漕政败坏。蔡京废转般法，改直运法；“花石纲”等危害漕运事件屡有发生，故运量渐减。钦宗时汴京被围，汴渠溃决，所入不及常数百一。
南宋漕运体系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中心作重大调整。建炎年间，江浙、湖广、四川粮大多运往沿江重镇及抗金前线，后改运临安，运数大致仍六百万石。诸路中，江西独居三分之一，长江及江南河为运输主干，采取官运为主、商运为辅的方式。 元都大都（今北京），汴渠也因北宋末年战乱及黄河“夺淮入海”而失效，故大运河中段改南北取直，东移山东；海运兴通，漕运进入新阶段（见元代海运）。
元初漕运大致循唐宋大运河旧道入大都，但因旧运河失修，只能采取水陆联运形式。至元十八年（1218）修凿济州河，引汶、泗水经济州（今山东济宁）西北至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南来运舟由徐州经济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属今山东）入海，海运至直沽，再水陆联运至大都。二十六和二十八年会通河（须城安山至临清）与通惠河（通州至大都）凿成，元代大运河全线沟通。此外，至元十八年凿成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联运路线：运舟从江苏淮安顺黄河（黄河“夺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东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胶莱河，再经海道至直沽。
内河漕政的管理于至元十九年始趋完善，江淮都漕司负责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苏六合）段，京畿都漕运司接收前司漕粮，负责中滦（今河南封丘南，黄河北岸）至大都粮运。二司各于其关键地设行司、分司，以求上下衔接，年运粮三十万石。元代纲运划为两大组进行：短运（军般、短般），其中又分两段：南段由吕城（属今江苏丹阳）驻军运至瓜州，北段由汉军与新附军由瓜州运至淮安；长运，募民船承运，从瓜州起运至淮安，由淮安分司开闸放船入淮，再由中滦、济州分司派员分领纲船。官府另于运河北段地域掌握一批官船，大致是负责各所在地屯田粮的运输。
海运的最高管理机构是中书省，其“左司”下辖“粮房六科”中的“海运科”为具体办事机构，主要则由分处南北的两大组织系统承办。南方的“承运”系统最终定名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治平江，今江苏苏州）；北方的“接运”系统为“都漕运使司”（驻直沽河西务）与“京畿都漕运使司”（驻大都），前者主要负责接纳海道粮，兼及其他各路南来物资，后者将南来粮物运入大都各仓。南北两大系统各拥有布局合理的粮仓。 明代漕运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漕粮又按供应地区的不同区分为南粮和北粮。其数额，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成化八年（1472）始规定岁运四百万石的常额。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后，连漕粮改折（约一百至二百万石）在内才勉强达到此数。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粮为京、边（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漕运的组织与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另遮洋总（海军）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一由江入海，经直沽口至通州，或径往辽东；一由江入淮、黄河，自阳武县陆运至卫辉府，再由卫河运至蓟州（今河北蓟县）。江南漕运，则由江、淮运至京师南京。以承运者而言，海运为军运，余皆民运。雇运权是一种辅助形式。永乐年间因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艰阻，遂整治大运河，即从杭州湾通往北京的漕河。其办法：一是疏浚会通河，造漕船三千余只，以资转运。二是在运河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建置漕粮仓库，亦称水次仓。
漕运方法历经改革，在明代趋于完善，计有：
①支运法（即转运法）。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推行。规定各地漕粮就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一年转运四次。农民参加运粮即免纳当年税粮，纳当年税粮则免除运粮，其运费计算在支运粮内。民运的比重约占支运的四五成。
②兑运法。宣德五年陈■等推行。各地漕粮运至淮安和瓜州，兑与运军转运；河南于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总海运；山东则于济宁兑与军运。军运的费用由农民承担。
次年，始定漕粮“加耗则例”，即按地区的远近计算运费，随正粮加耗征收，于兑粮时交给官军。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其后兑运渐居优势。
③改兑法（即长运法或直达法）。成化七年漕运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兑运的军官过江，径赴江南各州县水次交兑。免除农民运粮，但要增纳一项过江费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自此，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
为维持漕运，国家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严格限制漕粮改折。只许在重灾、缺船或漕运受阻等严重情况下才实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时正、耗各项合计在内。漕运的费用由粮户承担，包括运费、运军行粮及修船费等，均按正粮加耗派征。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为苛重，通常为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运者无论民运或军运，都是繁重的徭役。农民被金点应役，荒时废业，艰苦万状，又遭风涛漂没，官吏勒索，势必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纷纷逃亡和反抗斗争。一般运军下层，亦遭受同样的苦累及长官的克扣，不断出现逃亡现象。
明朝各省规定的漕粮份额
浙江：630000石
江西：570000石
河南：380000石
山东：375000石
湖广：250000石
南直隶：1794400石
苏州府：697000石
松江府：232950石
常州府：175000石
应天府：128000石
淮安府：104000石
镇江府：102000石
扬州府：97000石
安庆府：60000石
凤阳府：60000石
徐州：48000石
宁国府：30000石
池州府：25000石
太平府：17000石
庐州府：10000石
广德州：8000石 清代开凿中运河，彻底结束借黄河行运时代，并建成黄、淮、运交汇枢纽，缓和河面比降，减轻浊流灌运，改善了漕运条件。漕运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称漕粮本、折三大纲）：正兑米，运京仓粮，定额三百三十万石；改兑米，运通州仓粮，定额七十万石；改征，将漕粮改征为其他品种；折征，将漕粮折算成银，价银统归地丁项内，上报户部。此外又实行截漕（各地漕粮起运后，地方遇灾，截留部分作为赈济，或截一地漕粮运往另一地）和拨运（主要指截留山东、河南所运蓟州漕粮，拨充陵寝及驻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数与编制稍异明代，一般以府、州为单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帮，十船互保。总数由一万零四百五十五只升为一万四千五百只，而实际运于漕运的仅七千只左右。每船装运量不得超过五百石，另可装土产往返各口岸行销（后因运道淤塞而禁止）。清代最终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卫所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运丁）。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十万名左右。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押运，原为粮道之责，后选管粮通判一人，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后因官卑职微，仍由粮道押运。领运官，由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人一名随帮效力。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
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次年正月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分二批载运北上。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四千余里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清廷特准商船载运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调动了商船积极性。海运粮占全部漕粮总数之半，节银米各十万。道光以来河漕在十二三万石之间，海运粮则达一百二十万石左右。
晚清时期发生了一系列与漕运有关的事件，最终导致漕运的衰落：
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不惜付出重大代价，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成为整个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战争极其惨烈，期间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包括扬州、清江浦、临清、苏州和杭州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焚毁。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
1901年，停止运河漕运。
1904年，撤废漕运总督。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叁』 漕运中官职的布置是怎样的

漕运最高长官复为漕运总督制，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押运，原为粮道之责，后选管粮通判一人，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后因官卑职微，仍由粮道押运。领运官，由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人一名随帮效力。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人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

『肆』 漕运总督的漕运

“漕”？水运也。明清之际，由沿海省份征收米石，沿水路运河直达北京，故称“漕粮”。因其重要，故自明代起，设漕运总督官职，专司职掌漕运。清朝入主中原，亦靠漕运。亦沿明制设漕运总督。该官品秩为正二品，如兼兵部侍郎（类今国防部副部长）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类今监察部副部长）衔，则为从一品。乾隆十年后，都察院不设专员，御史规定由巡抚、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兼衔。
漕运总督权威重，有亲辖武装部队，还有水师营。仿地方总督、巡抚之“督标”、“抚标”，而称之为“漕标”。今据《光绪会典》载：漕运总督所亲辖“漕标”共分本标左、中、右、城守、水师七营，兵额3400余人。辖制武职官佐，最高为从二品的副将。并节制鲁、豫、苏、徽、赣、浙、鄂、湘八省漕粮卫、所（因上述八省漕粮归漕运总督管辖，其余省份粮务归地方总督、巡抚）。
漕运总督设衙门，非今人所想象称“总督衙门”，而称“总漕部院衙门”，衙址设于江苏淮安。总督按清代官场规矩，尊称“漕台”。因其领兵，故又尊称为“漕帅”。又因兼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故出行仪仗、官衔灯笼署“总漕部院”。沿海收粮起运、漕船北进、视察调度、弹压运送等，均需总督亲稽。每年漕船北上过津后，循例要入觐皇帝，汇报漕粮完成诸事。咸丰年间因战事频仍，咸丰皇帝特令漕运总督节制江北镇、道，咸丰十年裁撤江南河道总督，其河工调遣、督护及守汛、防险事务，均由漕标部队兼管，这是漕运总督权威最重之际。漕运总督不受部院节制，向皇帝负责，可专折奏事。直到光绪三十年河运全停，漕运总督才被裁撤。
漕运总督节制八省漕粮，于每省设负责漕运的督粮道（又称“粮储道”），正四品。督粮道职责是监稽收粮、督押粮船，直驰山东临清，待山东粮道盘验结束回任。山东粮道须待最后一次粮船抵通州才告回任。最后一次粮船按规定由漕运总督亲押至通州，并向皇帝述职后才可回任。
为监督漕运，明代还专设巡漕御史，负监察之责，权力极大，不受漕运总督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有权弹劾总督。清代亦仿明制，设巡漕御史四人，分赴稽查，襄办漕务。品秩不高，但职权令人忌惮，可风闻专折密奏。相比较费力不讨好的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在明、清两代可属肥差，又因与绅粮大户、漕帮（青帮）密切，故内幕甚多
另外，漕粮装运、征收、行船次序、期限管理及至运送时间、航行里数都有繁杂的制度，各省有船帮，胥吏勾结，正粮之外“耗米”、“耗费”横收暴敛，苦的是承担漕粮、漕运的老百姓！

『伍』 漕运总督的相关头衔

明代的漕运总督的全衔一般情况下是“都察院囗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地方”。 也就是说他兼任一个巡抚，像一个普通巡抚那样管理一块地方。是因为在明代凤阳是皇帝的老家，虽然明明开府淮安，却不称淮安而称凤阳。但是，有时人们还是称他为“淮抚”，而不称“凤抚”。“等处”是指哪些“处”呢？是：淮安府、扬州府、凤阳府、庐州府，和州、滁州、徐州，总称四府三州。凤阳府、庐州府、和州、滁州在今安徽，庐州府即今之合肥。它包括了长江以北整个淮河中下游地区。虽然辖地与南直隶交叉着，但他仍然要对他所辖范围内的事务负责，明末张献忠烧了凤阳，漕督杨一鹏不就因此掉了脑袋了吗？所以淮安俨然是一个行省，漕运总督不光是一个专业官员，也是一个方面大吏，而淮安则是一个准省级城市。漕运总督要像其他督抚那样，总理全省军政事务，包括督理钱粮、操练兵马、修理城池、抚安军民、禁革奸弊等事项。如有战事发生，可以选将调兵，组织备战。对于才能不济或是不听命令的官员，文职五品以下，武职四品以下，都可以参究、拿问乃至以军法从事。至于上书弹劾，致某一下级官员被贬被杀，更是小菜一碟了。
其实，淮安有巡抚在前，有漕运总督在后。也就是说，在未漕运总督时，淮安就曾有巡抚了。《明史纪事本末》卷24“河漕转运”载：耿九畴，景泰元年（1450）10月由刑部右侍郎任巡抚凤阳。敕曰：“往者命尔巡治盐法，今特命尔兼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抚安兵民。”其范围与后来漕运总督所兼巡抚的范围一样。
漕运总督的事务本来就够已忙的了，还要巡抚这么大一块地方，经常忙不过来，所以经常单独另设一巡抚。如成化八年分设过，第二年就裁并了，正德十三年又分，十六年又合。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骚扰，又单设巡抚，以李遂充任。倭寇平息后，四十年又裁并。崇祯十四年又分设，直至明亡。 这个职衔在明代，大约始于杨一鹏。崇祯六年（1633）他任漕运总督时，头衔最后就是多了“兼理海防”四个字。八年（1635），他被逮治后，继任者朱大典亦有之。十七年（1644），田仰任漕运总督时也有这一职衔。但是在清代，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职责了。
在清代，漕运总督的职责情况有所不同。顺治元年（1644），仅设漕运御史，次年5月年即设漕运总督，仍驻淮安，但不兼凤阳巡抚了。顺治六年（1647），仍仿照明朝办法，由漕运总督兼凤庐巡抚事。十六年复单设江北巡抚，漕运总督则专管漕运，不再兼巡抚职。后又裁省江北巡抚，仍由漕运总督兼任，但不名“凤阳”、“江北”，而曰“淮扬”，提督军务如故，外加兼理海防、粮饷职衔。咸丰十年（1860），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紧张，又授权漕运总督节制江北镇、道各官。光绪三十年（1904），即改设为江北巡抚，正式成立一个新的行省，曰江淮省，但第二年即撤销了。
清初虽仿明制设立漕运总督，因为用的是汉臣，鼎革之际，新统治者实在有点不放心，因而又于顺治三年（1646），添设理漕部堂。由满洲侍郎一员出任总理，与漕运总督同督漕运，名为“襄治漕务”。实际上是一个监督漕运总督的机构，权势煊赫，远过漕抚。据吴玉搢《山阳志遗》记载，初莅是官者为库礼，“初入中国，言语不通，性情各异，不治吏事，事皆其妻主之。有梁通事者，剽悍残忍，勾结内外，从中阴阳其说，以残贼良民。”因为此是一个多余的机构，且做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顺治八年（1651）即裁省。十三年（1656）复置，十八年（1661）永裁其缺，漕务仍专归漕督管理。漕运部堂的衙门在淮安新城。明末刘泽清封东平伯，利用大河卫官衙改建为藩府。明亡，刘泽清被腰斩，遂以藩府为部堂公署。漕运部堂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只存在了十几年时间。

『陆』 漕运总督在清朝时，官职高吗

何为漕运？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利用水路将从各省征集的粮草运送至京师。漕运兴盛于明清两代，主要是因为利用水利运输比陆路运输更加方便快捷经济。漕运的兴起，直接影响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要原因在于从事漕运工作的人当中，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帮派的雏形，后来盘踞在上海滩称霸一方的青帮即脱胎于此。

按照记载，理漕部堂刚刚设立时，由于手中权力极大，利用手中的职权贪赃枉法，干了很多不得民心的事情，理漕部堂这个机构遭到了朝野上下恶评如潮，因这个机构仅仅在清朝入关的前十几年存在，到了形式稍微稳固一点，顺治就永久性的裁撤了这个机构，漕运大权尽归于漕运总督名下。

『柒』 清代淮安府海防分府是什么级别主官是不叫同知

明清两代，国家开始设立专门漕运和河道机构，管理着天下漕运事务和大运河的畅通。在这两个朝代中，京杭大运河紧张有序地脉动了500多年的历史，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每年给中央政府和北方戍边的军队，以及整个社会，运送了大量的给养，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府两总督，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陆续开府于大运河最古老的中心点淮安，给淮安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本文即拟对漕运总督与淮安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诸如漕运总督、漕运武臣的历史功绩，以及他们与淮安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慈善事业等方面的关系，作一些简略的勾稽和叙述。
漕运总督的设置
漕运自古有之，管理漕运的官府、官员亦自古有之。漕务开始是不单独设官的，因为它是相关官府的本职业务范围内的正常工作，由他们按照规定去完成。即便是有特殊需要，临时设官提调，亦是即设即撤，不为常设机构。自唐以后，始设专官管理，然亦多以他官兼领之，专职官员很少。明代设立的漕运总督，则完全相反，不但设专职的漕运官员，并且以漕务官兼他官。所兼任的其他职衔，则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漕运任务而兼领的。
明初不是一开始即设漕运总督的，而是沿袭元代的办法，最初时设置京畿都漕运司。洪武元年（1368）置漕运使，仅正四品官。因为天下财富粮食多出在南方，而京城在南京，漕务不忙，故至十四年即罢废了。朱棣做了皇帝，拟迁都北京，自永乐二年（1404），始设漕运总兵官，专门负责治理漕务。当时还设有副总兵、漕运参将，与总兵官一起统领官军海运。后来海运罢废了，便专门督理内河漕运。因为漕运离不开河道，天顺元年（1457）又令漕运总兵官兼理河道管理。漕河运粮是有一整套人马的，各省设把总，天顺元年设把总12：南京2，江南直隶2，江北直隶2，中都1，浙江2，山东1，湖广1，江西1。由漕运总兵官、漕运参将统领12把总都指挥，分统各卫所漕运。这12总统领127600人，运船11700只。另有遮洋一总，有7000人，海船350只，专司漕粮海道运输。这13总统称为运军。这些把总由各卫指挥使(清代称守备)和千户担任，他们是具体押解漕船运粮的官儿。
第一任漕运总兵官是平江伯陈瑄(1365—1433)，他负责整个漕运的全部职责，包括海运、河运和陆运。海运由海路进行，河运则循元人初道，由南运河向西北，过黄河水陆并用达北京。自永乐九年会通河成，京杭大运河修复，废止海运、陆运，单用河运。此后陈瑄在沿运各处，特别是在淮安，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循宋代乔维岳故沙河故道，修通了清江浦，避免了五坝盘驳和淮河沉溺的风险。
在这其间，陈瑄到处奔波，基本上无固定官所。淮安是大运河的中段，是黄淮交汇的地方，是整个漕运的关键。后来，运河治理就绪，陈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淮安。因此，宣德二年（1427），朝廷命漕运总兵官开府淮安，并加“镇守淮安”的职衔，所以又称镇守淮安总兵官。陈瑄总管漕运30年，为明清漕运奠定了基础，于宣德八年（1433）卒于淮安任所。接任漕运总兵官者，多为开国功臣的后裔，他们世袭侯爵或者伯爵。陈瑄一家就有4人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他们是陈瑄自己和他的曾孙陈锐、玄孙陈熊、六代孙陈王谟。他的孙子陈豫虽未任过漕运总兵官，但曾于景泰五年（1454）与江渊抚循江北及鲁豫水灾，曾请求朝廷筑淮安月城以护常盈仓。他也是为漕运出了力的。淮安人民非常感激陈瑄，在清江浦为他立了一座陈公祠。
宣德年间，漕运事务逐渐繁忙，而漕运又广泛牵涉到各省行政、军务，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不是一个武臣所能办得了的，所以朝廷经常临时派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文职官员参与督运。至景泰二年(1451)，朝廷认为文官的参与必须常态化，始命“素有才望”的王竑，以副都御史为漕运总督，常驻淮安，与武臣一同治理漕运，俗称“文武二院”。他们的分工是文臣负责与各省粮道，共同按规定将应征的漕粮征集起来，由武臣负责押运进京，即所谓“文督催，武督运”。
漕运总督的头衔和职责
明代的漕运总督的全衔一般情况下是“都察院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地方”。
第一个头衔是“都察院都御史”。他们多数是带“右”字都御史，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左都御史在京主持都察院正常事务，所以“左”字是不能给他们作加衔的。有时是佥都御史，佥都御史则级别低一些，大约是新任者资历浅的缘故。都御史这个职衔虽有点虚，不能参与都察院正常事务，但他可以像其他都御史那样，弹劾惩治他所辖范围内的文武百官。因为漕运总督是个跨省跨行的官，这个职衔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头衔是“总督漕运”，这是他的核心本职。漕运总督驻节山阳，总督天下漕运事务。凡湖广、江西、安徽、浙江、南直隶(清代称江南)各省设立粮道，由漕运总督节制，负责征集应征调的漕粮。这些省之粮艘衔尾至淮安，悉经漕运总督查验，方能由运河北上。山东、河南两省的粮船虽不经此地，但亦必须按漕督的统一要求，由其下属官员督查，准时办好漕粮差事。
第三个头衔“提督军务”，他和其他各省总督一样，拥有一定的兵权。明代漕运总督统领颍州兵备道、徐州兵备道、淮扬海防道，中都留守司之凤阳等7个卫，洪塘守御所，南直隶之庐州卫、扬州卫、高邮卫、仪征卫、滁州卫、徐州卫、淮安卫、大河卫、邳州卫、沂州卫、泗州卫、寿州卫、宿州卫，海州中守御所。所以漕运总督人称为帅、大帅、漕帅，他设有军门，有中军，左营、右营、城守营。他所在的淮安城的守卫，不须地方政府如山阳县、淮安府的来管，而是由漕运总督署城守营负责，地方官府只是协助而已。有战事还可调动所辖范围内的军队，如扬州营、徐州营等。有时，朝廷还因需要而扩大其军权，《明世实录》卷21记载，嘉靖元年（1522）12月丙戌，因为山东农民起义，皇帝命令总督漕运都御史俞谏，“不妨原务，与总兵官都督鲁纲，一同提督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处军务，以便宜节制镇巡等官，设法抚剿，选团营惯战官军三百人，人给银二两，随纲听征。”
第四个头衔是“巡抚凤阳等处地方”。也就是说他兼任一个巡抚，像一个普通巡抚那样管理一块地方。因为在明代凤阳是皇帝的老家，虽然明明开府淮安，却不称淮安而称凤阳。但是，有时人们还是称他为“淮抚”，而不称“凤抚”。“等处”是指淮安府、扬州府、凤阳府、庐州府，和州、滁州、徐州，总称四府三州。庐州府、和州、滁州在今安徽，庐州府即今之合肥。它包括了长江以北整个淮河中下游地区。虽然辖地与南直隶交叉着，但他仍然要对他所辖范围内的事务负责，明末张献忠烧了凤阳，漕督杨一鹏不就因此掉了脑袋了吗？所以淮安俨然是一个行省，漕运总督不光是一个专业官员，也是一个方面大吏，而淮安则是一个准省级城市。漕运总督要像其他督抚那样，总理全省军政事务，包括督理钱粮、操练兵马、修理城池、抚安军民、禁革奸弊等事项。如有战事发生，可以选将调兵，组织备战。对于才能不济或是不听命令的官员，文职五品以下，武职四品以下，都可以参究、拿问乃至以军法从事。至于上书弹劾，致某一下级官员被贬被杀，更是小菜一碟了。
其实，淮安有巡抚在前，有漕运总督在后。在未漕运总督时，淮安就曾有巡抚了。《明史纪事本末》卷24“河漕转运”载：耿九畴，景泰元年（1450）10月由刑部右侍郎任巡抚凤阳。敕曰：“往者命尔巡治盐法，今特命尔兼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抚安兵民。”其范围与后来漕运总督所兼巡抚的范围一样。
漕运总督的事务本来就够忙的了，还要巡抚这么大一块地方，经常忙不过来，所以经常单独另设一巡抚。如成化八年分设过，第二年就裁并了，正德十三年又分，十六年又合。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骚扰，又单设巡抚，以李遂充任。倭寇平息后，四十年又裁并。崇祯十四年又分设，直至明亡。
还一些曾经有过的或者时不时兼任的头衔：
兼管河道。明初刚设漕运总督时，还“兼管河道”，即兼管运河、黄河等河道的治理。后来有了专管河道的总督，就不再兼了，但是遇到河漕有了争执，还是经常由漕督兼管河道。清代也是这样，凡河道总督缺裁时，常由漕运总督兼任。
兼理海防。这个职衔在明代，大约始于杨一鹏。崇祯六年（1633）他任漕运总督时，头衔最后就是多了“兼理海防”四个字。八年（1635），他被逮治后，继任者朱大典亦有之。十七年（1644），田仰任漕运总督时也有这一职衔。但是在清代，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职责了。
在清代，漕运总督的职责情况有所不同。顺治元年（1644），仅设漕运御史，次年5月年即设漕运总督，仍驻淮安，但不兼凤阳巡抚了。顺治六年（1647），仍仿照明朝办法，由漕运总督兼凤庐巡抚事。十六年复单设江北巡抚，漕运总督则专管漕运，不再兼巡抚职。后又裁省江北巡抚，仍由漕运总督兼任，但不名“凤阳”、“江北”，而曰“淮扬”，提督军务如故，外加兼理海防、粮饷职衔。咸丰十年（1860），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紧张，又授权漕运总督节制江北镇、道各官。光绪三十年（1904），即改设为江北巡抚，正式成立一个新的行省，曰江淮省，但第二年即撤销了。
清初虽仿明制设立漕运总督，因为用的是汉臣，鼎革之际，新统治者实在有点不放心，因而又于顺治三年（1646），添设理漕部堂。由满洲侍郎一员出任总理，与漕运总督同督漕运，名为“襄治漕务”。实际上是一个监督漕运总督的机构，权势煊赫，远过漕抚。据吴玉搢《山阳志遗》记载，初莅是官者为库礼，“初入中国，言语不通，性情各异，不治吏事，事皆其妻主之。有梁通事者，剽悍残忍，勾结内外，从中阴阳其说，以残贼良民。”因为此是一个多余的机构，且做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顺治八年（1651）即裁省。十三年（1656）复置，十八年（1661）永裁其缺，漕务仍专归漕督管理。漕运部堂的衙门在淮安新城。明末刘泽清封东平伯，利用大河卫官衙改建为藩府。明亡，刘泽清被腰斩，遂以藩府为部堂公署。漕运部堂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只存在了十几年时间。
漕运总督署下设机构
常盈仓。为了适应兑运的需求，永乐年间开始，在运河沿线建立若干仓库，便于随时储存和转运漕粮，这主要是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四大水次仓。由户部每年派出主事4人，分驻上述4仓。在淮者名常盈仓，永乐十三年（1415）建于清江浦。莅是官者多为文人，常聚结一班墨客骚人吟咏唱和。其中有个叫林洙的，就与吴承恩有过诗文交往。仓内还建有一座寄寄亭，程敏政作过一篇《寄寄亭记》，抒发他人生如寄的感慨。吴汝奇等还编过一本《常盈仓志》。万历《淮安府志》卷3载，当年有官厅3间，仓房6间，经历厅3间，天字等厫百余间，周遭墙围，岁储70万余石。后以漕粮停止兑运，俱用军丁长运，而转运之制遂罢，常盈仓遂岁久倾圮。《明穆宗实录》卷64载，隆庆五年（1571）12月，漕运总督王宗沐建议复行海漕，将淮安府属州县漕粮储于常盈仓，来年由淮安出海运京，因命官重建常盈仓仓厫80余间。然海运实行年余即停，仓又空置无用，仓官无事可做。万历八年（1580），朝廷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交由该仓征收，于是管仓开始兼管抽税。康熙九年（1670），征税业务全部归并淮关，常盈仓遂彻底废止。
抽分厂。明初于清江浦设清江、卫河二厂，督造运船，差工部都水司一员督理。当时用于运河漕运的船只，船厂大都设在淮安府的山阳县，船厂鳞次栉比，每年造船560多只，花费白银5万两。当时船厂附近有很多经营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的商店，以淮安河下为最多。河下的粉章巷、竹巷、绳巷、打铜巷、钉铁巷等也因此而得名。造船厂的隶属关系是经常变化的。开始时，永乐皇帝命令陈瑄直接管理。后来，分设南京、山东、凤阳、直隶四个总厂。各总厂分厂由各卫所官吏负责，上面统管于工部的都水郎中。嘉靖年间，撤销卫河提举司，全部工程均由清江提举司负责。清江提举司就设在板闸与移凤闸之间。嗣后，又将此权交给漕运总督，由他选择有能力的卫所指挥二人公理船政，并以千户、百户、镇抚等卫所官为各厂头目。万历四十年（1612），漕运总督陈荐建议设立东河、西河两船政厅，由这两个船政厅管理全部船厂事务。东河船政厅由淮安府的一名同知负责，西河厅则由扬州府的一名同知负责。(《国榷》卷82记此事在万历四十一年3月乙酉) 东河厅管理南京、山东二总厂，西河厅管理凤阳、直隶二总厂。这两个船政厅都设在清江浦。到了清朝，情况又有变化。顺治二年（1645）南京厂改为江宁厂，直隶厂改为江南厂。江宁厂的造船业务转给龙江造船厂，剩下的船厂时设时停。康熙七年（1668），又将西河厅并入东河厅。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彻底关闭了这里的所有船厂，终止了这里近300年的官办造船业。但它的船坞码头存在了很长时间，乾隆皇帝下江南过淮时，他的龙舟就多驻泊在直隶厂。当年这个工部厂还兼收税，凡造船用的竹木等物，应于船料者，三十税一。视货物之多寡为盈缩，初无定额，每岁约12000两为准。后来抽及货物，其有涉漕造者，为抽分，为余羡，为船钞。有兼济河工者，为由闸，为石价，为梁头，为扣利，为折夫诸名色，共抽分银51225.1两。康熙九年（1670），该厂归并淮关后即废止。
管河二人，由工部郎中二人，一驻安平镇，分理济宁以北，一驻高邮，分理济宁以南。济宁是个分界点，后来设置河道总督，开始时即驻节于此。
管洪。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驻徐州洪，一驻吕梁洪。徐、吕二洪是河漕的咽喉，陈瑄凿石疏渠而成。虽正统间曾有令“总督漕运官不得委武弁分管闸坝”，漕运总兵、参将每年押粮北上，也还是经常关注此二淮洪的维修的管理。漕运参将汤节以二洪流速过快，极易损坏漕舟，於上流筑堰，逼水归月河，河南建闸以蓄水势。并以大石筑两堤，锢以铁锭，以资牵挽。
管闸。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驻沛县，一驻济宁。
管泉。由工部派出主事一人，驻宁阳。
后来有了河道总督，以上这些管厂、管洪、管闸、管泉的河务官员，就逐步划归河道总督管辖了。
理刑主事。由刑部派出一人，驻淮安，正德《淮安府志》卷6记载，“在府治西南隅。正堂3间，后堂3间，厢房东西共6间，茶房3间，书房3间，卷库3间，碑亭一座，在大门内东。神祠3间，在大门内西。仪门3间，大门3间，照壁一座。”淮安城内过去有一条刑部街，大约就是其所在。淮安今无此街名，其地大约在今大鱼市西街西端，当年此地接近运河边，出入方便。漕运方面的案件，别的部门是无权过问的，都得由此衙门来处理。
提举二人，一驻清江浦，一驻临清。清江提举司设于正统元年9月，其地在移风闸以后，督造运船。
以上由户部、工部或者刑部派出的官员，基本上是一年一轮换，也有三年一轮换的。他们仍属于原来的部门，并由原来的部门任命和罢免，但同时归漕运总督管理节制，协助漕运总督处理各有关事务，就类似今之临时综合治理工作组、办公室一样。
淮徐道，正德六年设，有时在淮安，有时驻徐州。
淮扬道、淮海道等，其公署原为明漕运总兵府，见后漕运总兵府一节。
漕储道参政，隆庆末实行海运，将热衷海运的山东布政使王宗沐升任漕运总督，隆庆六年（1572）正月，复从王宗沐言，运务烦重，宜添设一官专理。于是将山东参政潘允端移驻淮安，专理漕务，负责协理漕储、催趱重运。此为第一任漕储道参政。此缺于康熙初裁，前后共有49人任过此职。此次变革的同时，奏准裁革了漕运协同参将。此举为文官单独督漕向前迈进了一步，也为后来撤销淮安漕运总兵官打下了基础。（《明穆宗实录》卷65）漕储道署在府治以南，山阳县学以北，隆庆六年建。（万历《淮安府志》卷3）
淮海兵备道，天启二年（1622）设。分管山阳、清河、桃源、海州、赣榆、盐城8州县营卫钱粮，驻扎淮安府城。（光绪《淮安府志》卷10）兵备道署在府治西南，山阳县学西百步许。（万历《淮安府志》卷3）
武臣退出，漕运总督独立管漕
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级别特高，多是由明代开国勋爵大臣的后裔担任的，他们承袭了父祖的勋爵，为伯为侯。《清史稿》称之为“超品”，即在九品十八级之上，远远高于同理漕政的文臣。他们的工作与漕运总督虽互不隶属，只是相互协调配合，但在会议与互相拜见时，武臣一直处于文臣之上。这与他们的职级、政治地位有关，另外漕政是先由武臣管理的，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先进山门为大嘛！
明清时代的督抚品级问题，两朝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相同之处是管一省或数省军政司法，或者某一专项事务的省部官员；不同之处，明代督抚是中央派出的官员，虽在地方工作，但仍算是都察院的官员。《明史·职官志》说，“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提督、巡抚、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这明显是承认督抚的“都察院都御史”的职衔为加衔，但督抚一职的性质、职责范围，仍是与都察院其他属官一样，放在“都察院”一节里叙述的。《清史稿·职官志》则不一样，督抚是以“外官”来叙述的。《明史》没有单独讲督抚的品级，只讲了都御史及副、佥都御史的品级，是正二品到从三品。大约是督抚可以参照的意思。《清史稿》则讲“总督从一品”，与中央六部尚书同级；巡抚则未明言。其实这些品级都只是一个相似的规定。实际上不是固定的，不一定当上总督或巡抚就是这个级别了。还要看资历深浅，主要是看他提任前的职级，原来是几品就是几品，以后逐渐再提升级别。因此，明清时代漕运总督，高的可到从一品，低的是二品、三品，甚至从三品。大体上来说，一般与六部侍郎相当，有的漕运总督则带有工部或兵部侍郎头衔。但他们与六部尚书文移及会见，则处于同一地位。
文臣虽然比武臣品级低，但他们的政治管理和协调能力的优先，而且后来漕运事务基本都是漕运总督负责的，武臣作用逐渐减弱。特别是设立漕储道以后，押运事务也由文臣与把总直接负责，使得武臣显得可有可无，因而政治地位下降，必然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万历年间有一位漕运总督叫李三才，在明清漕运总督中是任职最长的人，自明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运总督长达12年之久。他办事治尚威严，雷厉风行，打击了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他是当时思想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因而成为地方官吏中声名最响，是入阁为相呼声最高的人。当时的漕运总兵官是王守仁的孙子王承勋，虽是万历二十年（1592）8月就充漕运总兵官镇守淮安，但资历浅，才力懦，李三才“以气凌驾之”，王不敢与之抗礼，只好“移坐其下”，改变了文卑武尊的传统。(乾隆《淮安府志·历代漕运》)。不久，因为海运已停，河运的事文臣都可完成，武臣督运实属多余。万历四十年（1612），王承勋请告回家，朝廷便撤销了漕运总兵官一缺，不再派官。（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兵卫志”）崇祯末，曾派抚宁侯朱国弼来淮安镇守，那主要是出于对付农民起义军而设的，与漕运无关。从那以后，便结束了文武两院的局面，漕运总督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漕运总督。
漕运总兵官与漕运总督的官衙
淮安总兵府署在淮安南门大街西侧，是当时淮安知府彭远，利用宋元时期的三皇庙旧址改建的。大约周围还有不少驻军，故明代称之为永安营。当时陈瑄的府第就在这里，西边为私第，东边为官宅，即总兵官府。此地今已改建为楚州宾馆。当年总兵府有正堂5间，中间有一扁额，题曰“总制漕运之堂”。后堂亦5间，匾曰“不欺”。另有厢房、库房数十间，还有仪门、大门、照壁之类。（正德《淮安府志》卷6）因为此府的主人不是侯爷，便是伯爵，自然就应当有侯门深似海的派头嘛。
但后来又有了一个新的总兵府，地点在淮安府署的东边。当时人称原有的府为南府，新建的府为北府。明万历《淮安府志》卷3云，“漕运总兵府二，一在旧城南门内迤西，与督抚都察院并，乃陈恭襄镇守时，知府彭远因三皇庙废基创，成化五年，知府杨昶修，今称南府。一在淮安府治东，称北府，多居之。万历元年灵璧侯汤公世隆重修。”
后来漕运总兵裁撤，总兵府便成为各种道署。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云：“漕运镇守总兵府公署二：一在郡城南门内，一在郡治东。今在东者改为淮海道。”同治《山阳县志》卷2记载：“淮扬道署在城东，本明总兵府，后为海运、淮海、淮扬各道署。”又《跰*余话》卷5记载：“淮扬道旧驻府城，乾隆五十八年始移至清江浦。嘉庆九年，废署改为孚佑帝君庙，俗称吕祖殿。局势宏敞。初自北至道署，例由小坝换乘城河船，入北水关，至吕祖社上岸。两岸皆旗亭酒馆，生意极盛。由北门东转为豆腐巷，向东城隍一带，为蜡烛街、台山寺。左右称‘道后’，向东则称‘道东’。自道署废后，瓜畦菜圃，弥望皆是矣。
为什么又有新的总兵府署呢？可能是有了漕运总督以后，漕运总督的官衙就建在总兵府西侧。大约因为总督府扩张需地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兵府就被挤出去了，此地逐渐成为漕运总督府的一统天下。新的府署的位置，在淮安府署所在的东门大街东端，后改为淮扬道署，清代又改为孚佑帝君庙，俗称吕祖社，解放后又被改为工厂，今已无遗迹可寻了。乾隆《淮安府志》卷11云：“淮扬道署，先为总兵府，后驻海运道，改驻淮海道，今为淮扬道公署。乾隆十二年重修。鼓亭2座，仪门大门3间，大堂3间，穿堂3间，后厅7间，寝堂7间，宝敕堂5间，厅堂厢房各6间，七星楼7间，宾馆3间。”
陈瑄为漕运总兵官时，他住在原总兵府西侧。正德五年漕运总兵陈熊得罪了刘瑾，这座宅院被籍没充公，以14400两的价格拍卖掉了。陈瑄以后的总兵官的住宅就不在这里了。因为那座房子即使不被抄没，也是陈氏私第，当然得另找地方住了。正德《淮安府志》卷6称：“总兵宅，在府东四望亭”。四望亭今不知所在，有人说新总兵府就是明漕运总兵官的官宅。则今之淮扬道署遗址当为四望亭的所在了。
漕运参将的官署在何处，只有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有一条记载：“漕运参将府在郡城中察院西。隆庆六年革止。”隆庆六年以前淮安城内察院只有一处，即漕运总督府。在此之西，当在今察院街的西端。正德《淮安府志》卷6也有一条，说“参将宅，旧在揆文坊，正德十一年改□馆为之。”参将宅与参将府是否在一起，揆文坊是否就在察院西街，现已无法查考了。
漕运总督在淮安城内，先后有三处遗址。第一个总督府便设在总兵府的西侧，与总兵府并排面南。据说漕运总督署与漕运总兵署“两署中通，一堂治事，统称帅府”。其地原是陈瑄的旧居。因为漕运总督有都察院都御史的头衔，所以漕运总督府一称都察院，所以称这条街为察院街。后来漕运总督府迁走了，这里仍为察院，是巡按御史、提学御史、学政来淮时驻节的地方。因为北面有新建的漕运总督府亦称察院，这儿便称为南察院。清代在这里增设考棚，考童生、秀才的县试府试和院试，都在这里举行。
嘉靖十六年，漕运总督周金，将总督府迁到城隍庙东（今楚州广电局），此为漕运总督府的第二个遗址。
万历初，漕运总督凌云翼又将总督府迁到淮安城的正中央，即今天所保存的漕运总督署遗址。其地原为元代淮安路总管府，本是唐宋时代楚州的官衙，万历《淮安府志》称，乾道六年，录事陈敏兴修过。明初建为淮安府署，随即为淮安卫指挥使华云龙夺为淮安卫署，万历中复为漕运总督所夺，成为漕运总督府的衙署，一直使用到清末。乾隆《淮安府志》卷11记载，当年有“大照壁1座，鼓亭2座，大门5间，角门3间，仪门3间，大堂5间，中厅5间，东西耳房4间，大楼5间，后厅5间……寅宾馆3间，司道府县厅9间，中军旗鼓卫官厅共20间。”此外还有笔帖式番译处，牌坊3座。光绪末，曾于此创办江北陆军学堂，培养过一批军事人才。民国起为体育运动场，今经发掘，作为重要文化遗址保护，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捌』 请问，古代的“御使”是几品官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官职谢谢！

御史应为来记录和管理历史、档案一类源的官员。御史台监察百官的职能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委。

御史，在秦以前是史官，秦以御史监郡县并执法。汉代御史因职务不同，有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符玺御史、监军御史，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查疑狱。魏晋南北朝有督军粮御史、禁防御史、监察御史等，随事立名。

唐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三种。宋同。元有治书而无殿中。明、清以监察御史分道纠察，此外尚有分任各种任务之御史，如巡按御史（清顺治后不设）、巡漕御史等。所以要知道是几品，要看他具体官名和所处朝代。唐代的监察御史比较出名韩愈、皇甫湜、牛僧孺、李宗敏、杜牧都当过。

(8)监督漕运扩展阅读

1、御史是一个绕不开的官职，官员们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不过权力也要受到监督才行，御史就是专门负责监察工作的官员。

2、它是在隋唐时期出现的官职，最早是由检校御史发展出来的，监察御史自然就与它的名称有关，主要是负责察，不过监察御史的官职并不高，在唐朝的时候只有八品，后来才慢慢升上来。

『玖』 《三言二拍》给大唐续命一百多年的生命通道是什么

在《三言二拍》小说中，“二拍”之首《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二卷，讲了一个有趣的荒唐故事。唐僖宗年间，江陵一个叫郭七郎的当地恶霸，有一次去京城长安收账，收了一大笔钱后他就有点飘，动了“花钱买官做”的歪主意。他一门心思认为，只要当了官，随便捞一捞就能千万百万、富甲一方，于是带着这个坚定的想法去尝试。

没想到这一买还真买到了，七郎摇身一变成了郭大刺史。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上任不久，先是赶上黄巢起义，江陵老家的财产被洗劫一空；然后他想着去刺史任上捞一把，却落得官职凭证丢失的下场，花钱买官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为了生存，只能在路上当了个艄公，苦哈哈撑船度日，成了当地笑话。

乍一看，这就是一个明朝小说家写的“唐朝买官”故事，实际上深究这个故事，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郭大刺史去上任的遥远路程的“交通”问题，所透露出来的本质，是个关乎唐代国运的大事儿。

一、“江淮漕运”的重要作用

郭大刺史的家乡在江陵，他上任的地方也就是广西横州。或许很多读者细心阅读会疑惑：从长安到广西横州路途遥远，这郭大刺史怎么去上任啊，就算今天有高铁这样现代化的便利交通方式，这段也是不算近的行程。而唐朝年间的郭大刺史，又该怎么去呢？

这事儿是值得深究的。故事中描述郭七郎上任出发的行程，是先“无船上马，有路登舟”，然后是“一路行去，过了长沙，入湘江，次永州”。也就是从长安出发，坐船走，先回了江陵老家；然后又从江陵老家出发，还是坐船，一路进入湖南境内。虽然表面看似两地距离遥远，但通过水路，也就大大缩短行程时间。实际上，唐朝时期贯穿南北的这条“水路”，是唐代交通的真实写照，也和当时至关重要的“江淮漕运”有着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