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监察制度

Ⅰ 什么是土地监察巡回检查制度

土地监察巡回检查制度 指组织专门人员、队伍在本行政辖区内，对建设用地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巡回检查的规定。一般采用分片、定人、定职、定范围的方法来落实。

Ⅱ 秦朝实行的检查制度及其职能是什么

秦朝在皇帝之下，设中央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并处理庶政。此中央机构采用“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朝设左、右丞相，以右为尊；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监察。

九卿有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殿警卫；卫尉，掌宫门屯卫；太仆，掌御用车马；廷尉，掌刑法；典客，掌外交和民族事务；宗正，掌皇族、宗室谱系、名籍；治粟内史，掌财政；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及皇帝的生活供应。九卿之外，还有列卿，如中尉，掌京师治安，将作少府，掌修治宫室等。

三公和九卿以及列卿等，都各有自己的府寺，以处理日常事务。大事总汇于丞相，或最后请皇帝裁决。

大夫大（da)夫：古代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因此为一般官员的通称。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备顾问者有谏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至唐宋尚有御史大夫及谏议大夫之官，至明清废。又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之称号。清朝高级文职官阶称大夫，武职则称将军。宋徽宗政和年间重订官阶时，在医官中别置“大夫”以下官阶，故今仍沿称医生为大夫。

官大夫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六级。《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加官、公者（接第七级为公大夫），示稍尊也。”汉时，第八级公乘以下仍须服役。汉代《田律》和《户律》规定官大夫受田数额为7顷（700亩），宅地的标准是7宅（30步见方的土地为一“宅”）

公大夫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七级，又名七大夫。高于大夫、官大夫。秦时，民爵公大夫以上者，见县令、丞揖而不拜。汉高祖令七大夫以上均有食邑，文帝后，第九级五大夫始为高爵，仅得免役，公大夫仍须服役。

以上的为低级爵位，军士在战场上打仗都可获得。汉朝也将这几级的爵位，常封赏与百姓（又叫大赦天下），不可传至与子孙。

以下的封爵者，可不服役，可传之于后世。

公乘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八级。以得乘公家之车，故称公乘。秦与汉初，从第七级的公大夫（七大夫）起，即为高爵，汉高祖规定：七大夫以上均有食邑，文帝后，第九级五大夫以上始为高爵，五大夫的侍遇不过免役，公乘以下仍须服役，东汉明帝规定：赐民爵不得超过公乘。

五大夫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九等。汉初以第七级公大夫以上为高爵，都有食邑。汉文帝以后，改五大夫以上为高爵，仅得免役。

左庶长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十级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大庶长赞襄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右庶长为王族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官制仿效中原变革，行开府丞相总摄政务，各庶长便虚化为军功爵位，不再有实职权力。

大庶长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十八级，仅次于列侯、关内侯。据《史记•；秦本纪》，宁公（前716－704年在位）时已有此官。商鞅变法之前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大庶长赞襄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关内侯关内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有其号，无国邑。一般系对立有军功之将的奖励，封有食邑多少户，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可世袭。南北朝时沿用，仅成为爵位的一种品级。

彻侯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最高级。汉武帝时，以避帝名讳（武帝名彻），改名通侯，亦称列侯。汉初列侯封邑，大者万户，小者五六百户。封邑一般为县，东汉初有封四县者，小者为乡或亭。汉初户口稀少，历年既久，人口增加，萧何、曹参、周勃、灌婴等的封地，户数最多者达四万户。列侯得征收封地租税，地方行政由中央政府所派官吏治理，列侯不得预闻。后又有仅赐名号不给封邑者，加霍去病封冠军侯，另行指定地方为封邑。列侯多居京师，与所封之地关系淡薄，奉命“就国”（回到封邑居住）者，反似贬逐。

Ⅲ 劳动监督检查的主要形式和制度是什么

两种监抄督检查主要形式有袭两个:
一是书面检查。 即有权查阅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有关的材料。
二是劳动场所实地检查。
目前, 我国在劳动执法领域实行劳动监察员制度。
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
重点监察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劳动者的招用、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者工资的支付、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及社会保险金的支付、职工福利待遇、职业技能鉴定、持证上岗、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职业介绍以及培训和技能鉴定机构遵守有关规定的情况；运用监察执法手段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调整劳动关系。

Ⅳ 古代中国检查制度历代王朝检查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
(二)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南朝建立了专门负责规谏的集---书省。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
(五)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
(六)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这时期，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体内容，它表现出了如下一些特点：
(一)皇帝握有最高监察权。在专制制度下，最高监察权归于皇帝，整个监察过程，从纠参到议复，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最后由皇帝裁决。监察效果有赖于皇帝的贤明，监察官有赖于皇帝的保护。
(二)监察机构独立，自上而下垂直监察。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和监察机关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
(三)重视监察官的选任。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官的遴选。即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四)凭实绩黜陟，严格考核监察官。中国封建统治者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
(五)允许风闻言事。监察官可以风闻言事，是中古代监察制度中非常有益的一项规定。它可以使监察官大胆广泛地行使监察权，以利于提高监察效率，加强君主对群臣的控制。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同构性”——监察机构设置的大同小异
不管世时苍桑怎样变化，王朝怎样被推翻重建，亦不论是汉民族或少数民族执政，历代王朝总的监察机构、整个监察机构的设置无多大变化，连机构名称、官名和品位都大同小异。中央一级官高位显，拥有大权。但担任对地方监察的官员，职衔却较低，大多为七品官。这是一种以小制大的方法，迫使执行监察任务的官员兢兢业业努力勤政。

监察机构设置反映了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超稳定性。亦折射出封建统治集团的共同的阶级属性。当然，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各王朝建立时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其它原因，其监察制度的监察机制，运作方式等必然有所变化。
（二）差异性——强化皇权政治的需要
推动历朝历代监察制度在“度”的范围内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为了加强皇权。一部封建监察制度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可说是一部维护皇权独裁史。历代统治者在弱化对自己监督的同时，必然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监察，历代监察制度的变化，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的总原则就是有利于皇权的强化。西汉武帝时创立的“刺史制度”，便是证明。汉武帝时，疆域不断扩大，行政机构，郡国数亦大为增加，原有监察系统已不适应统治的需要。汉初，对地方的监督一是派员常驻，二是不定期派监察御史巡察各郡。这种方法很快显现出它的弱点：一是管理较为混乱，头绪纷然难理，二是中央常年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员时与诸侯王或地方长官相互勾结、屡生叛乱，御史监察已不可信。武帝元封五年始下决心“初置部刺史”。

汉武帝设计建立的刺史监察体制和它的运转模式，确有独到之处。首先，刺史由皇帝直接委派出刺地方，垂直向下延伸皇权，无任何官吏可敢与之抗衡。第二，职权明确，任务单一，刺史只管监察，对象主要州一级的地方长官。第三，刺史虽说权力很大，但所受限制亦大，他只能以“六条”问事，超出六条范围问事即为违法，对官吏只有“劾奏”权，没有罢免权处罚权。另外，刺史官阶不高，奉禄只有六百石，在职九年后，才可望升迁。这就迫使刺史竭尽全力去“纠劾”。第四，刺史本人受到双重监督，它的活动直接受御史中丞和丞相司直的指挥和监督，刺史轻易不敢有越轨之举。这种职权分明的监察制度对汉朝加强地方的控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异化性——统治者手中的“双刃剑”
历朝统治者为加大监察力度，使用的手段大致有二，一是提高中央监察官员的级别，使其机构和长官具有权威性。二是在具体操作上，历代的作法可归结为二句话：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即负责巡查地方的监察御史官职很低，一般为七品，官（监察官）属中央机构官员，代表皇帝和朝廷外出视事。这种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办法，既可以提高执行监察的权威性，便于对地方的控制，又可以抑制他们飞扬拔扈滥用权力。统治者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而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在加大监察机构的权力的同时，也隐伏着监察权力的异化。因此当监察者一旦失去或摆脱了被监察的时候，就成为封建王朝的对立面，成为加速王朝崩溃的催化剂。然而当监察者一旦失去或摆脱了被监察的时候，便开始异化，而成为封建王朝的对立面，成为加速王朝崩溃的催化剂。
统治者手中的这把监察之剑，弄不好会割伤自己的。
（四）脆弱性——“强干弱枝”最终与己愿违
中国历代监察制度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对京师百官的监察重于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这无论从官职高低的设置，赋予权力的大小，或是从组织系统上来看，均是如此。监察京师的官员，官高位显，巡查地方的监御史则官低位末。在组织机构上，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御史往往只设于省级，将机构设到府一级的朝代很少，府以下的县乃至县以下的行政组织，则几乎没有。专司监察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府县长官或副手兼领，或“自纠”。为什么呢？大概他们认为最直接危及王朝存亡的威胁主要来自朝廷中的显贵大臣。史实也确实如此，很多王朝皇位的更迭往往是官廷政变所致，对那些手握各种大权的“三公九卿”们自然是放心不下，于是察监的重点便放到他们身上，而形成“强干弱枝”的监察模式。

将这种模式再作分析，便可发现，此种作法归根结底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说穿了，是为了他们自己能坐稳皇位。他们最关心也最耽心的是官廷政变。因为，一旦大权旁落，那些忠于主子的臣下们，包括监察员们每每看风使舵，另随新的权势者，皇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封建王朝监察制度的脆弱性，还表现在他的制约机制上。无论何朝的监察手段怎样严密如何周全，监察的组织路线却是始终不变的：用官吏监察官吏。纵观历朝历代还没有发现有发动庶民对官吏进行监察的记载。
将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加以归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代封建王朝的监察制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纪检监察制度的建设，仍可供借鉴。然而，不论封建王朝的监察制度如何完善。如何严密周全，都无法解决封建王朝固有的内在矛盾，挽救不了封建剥削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Ⅳ 简述行政执法监察制度

行政执法监察是关于监察的一个特定概念，是指执法监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法律关系主体执行和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活动。
执法监察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①对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即通常所说的巡查监察；②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法律制裁，即通常所说的执法处罚。
 
由于行政执法监察制度的创制与发展源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实践探索过程，且各行业的执法监察实践长期领先于该领域的理论研究，缺乏对执法监察二重性的正确认识，造成了在执法监察实践及队伍名称中，长期将执法监察与行政执法、行政处罚、监察执法以及监察长期混用（如城市管理执法监察队伍就有城管监察大队、城管监察执法大队、城管执法大队、城管执法监察大队等多种名称），甚至将执法监察与纪检监察、行政监察错误混淆，产生执法监察是行政监察的分支等错误认识（当然行政监察领域的执法监察确实是行政监察的一个组成部分）。
 
《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与监察》一文以城管执法监察制度为例，介绍了从城建管理监察、到城市管理监察、到城市管理监察综合执法、到城市管理执法监察的发展脉络，指出执法监察的二重性（Duality of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即执法监察的一体两面。执法具有监察的意涵，监察具有执法的属性。执法是指行政执法，主要强调行政处罚；监察是监督和检察的简称，也是广义执法的一部分，强调督促政府、市场、社会各方主体依法履责，其中的监督是指察看并督促，检察是指制约与纠察。
执法监察既包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环境行政执法监察、土地执法监察、民政执法监察、劳动执法监察、海洋执法监察、规划执法监察等行政管理领域的执法监察，也包括纪检监察、行政监察等国家监察领域的执法监察。
 
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执法监察，通过执法巡查监察和行政处罚的实施，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各方主体依法行事，达到社会共治。
 
行政监察领域的执法监察，主要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纪违法进行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以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在行政活动中得以贯彻执行。
 
把握执法监察二重性有助于纠正执法监察实践中存在的以罚代管、执法与监督错位等问题，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监察制度，实现执法监察驱动的法治视野下社会各方参与共治理。

Ⅵ 企业监察工作内容有哪些

监察内容
1.监察工程、内部人员管理方面现有管理制度建设的充分性，检查内容包括：业务决策、执行、监督的岗位与职责设置、业务管理目标、业务过程标准、业务廉洁标准、业务过程相关岗位设置与岗位能力要求、业务风险评审与管理、业务执行制度规定、执行全过程的各环节、业务权限设置、业务复核、业务过程记录标准格式、业务检查监督、非相容岗位规定、业务记录档案管理要求、业务定期统计报告制度、公司对业务行为和业务制度的内部监督与纠偏、奖励、处罚标准等方面，分析是否在公司现有制度中均有制度规定，监察企业现有制度建设的充分程度。
2.监察工程、内部人员管理方面执行过程的符合性，检查内容是：抽取一定数量的工程、内部人员管理方面业务样本，检查业务实际执行过程是否符合企业工程、内部人员管理方面现有制度各项要求，分析判断业务过程按照制度要求执行的符合程度。
3.监察工程、内部人员管理方面执行结果有效性，检查内容为：业务执行后实际达到的工作效果是否有效实现企业预期的管理目标，分析认证业务执行结果实际达到业务绩效管理目标的有效程度。具体包括：工程、内部人员管理方面业务绩效的管理目标的实现情况。
4.监察工程、内部人员管理方面业务流程制度设计的适宜性，检查内容是：企业现有制度规定的业务流程制度在：（1）工程、内部人员管理方面流程的管理目标；（2）工程、内部人员管理方面执行过程的工作步骤；（3）每个步骤的责任部门与责任岗位；（4）每个步骤的工作内容；（5）每个步骤的工作记录；（6）每个步骤的工作标准（工作时效标准、工作内容完成后应达到的质量标准、验收标准）；（7）每个步骤的工作方法（工作依据、组织方式、业务方法技巧）等七个方面的制度规定是否合理适宜，合理适宜的要求包括：内控、清楚、简洁、直观、可操作、管用。
以上使用的方法为“四性测试法”。

Ⅶ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法院监察部门怎么改

一、关于实行垂直管理的领导体制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领导体制在我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古代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中央的监察官员由中央任命，有事直接向皇帝奏报，地方的监察官员由皇帝指派或者由中央监察首长任命，有事可向监察首长汇报也可直接向皇帝奏报，基本上是与各级行政机构相分离的。如唐代的御史由御史台长官或皇帝直接任免，不归吏部管理。宋代的通判与知州平坐，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地位独立，同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和考试院等四院，地位同等，相互制约。列宁针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为防止腐败，在党中央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关建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基层建立了工人监察组织。并强调监察机关的地位要相对独立和具有高度权威性[④]。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曾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平行设置。
现行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深圳市除外）。《党章》和《监察法》均规定，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接受服从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还要接受和服从上一级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纪检机关作为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机构，它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被监督的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开展，并对同级党委政府负责。与此同时，纪检监察干部的配备、考核、任免、调动及经费开支等自身利益也掌握在被监督对象即同级党委政府手中，明显造成了监督制约机制应具备的相对独立性和实际隶属关系上非独立性的矛盾，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从现实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对党政“一把手”和同级党委的监督往往处于“虚监”、“弱监”甚至“禁监”的境地。特别是在一些党风不正的地方，纪检工作往往得不到党委的支持，少数领导干部对坚持原则的纪检干部故意刁难、设置障碍，或直接插手干预，严重影响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正常开展。近年来查处的大量各级党政“一把手”腐败大要案件证明，纪检监察机关的“任重权轻”必然造成监督的薄弱环节甚至留下监督的“真空”。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监督体制应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一是必须对其监督对象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是监督制约的力度必须与监督对象的职位和权力相适应；三是监督制约过程必须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⑤]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对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办公经费完全由上级部门统一拨付，领导班子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选派，工资，福利等与地方脱钩，干部的人事编制、考核管理均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纪检监察机关不再承担与反腐倡廉无关的其他工作任务。同时，实行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革，各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人员编制、干部管理与经费保障等由原派出纪检监察机关统一管理。由于中央纪委、监察部仍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时还接受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约，以及政协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与系统内部监督等方面的监督制约，避免了反腐败机构自身腐败以及“谁来监督制约纪委”的问题。在积极稳妥推进垂直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可以先对现行双重领导体制予以进一步完善，如将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机构设置、干部管理和经费管理等重大权力上收到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纪检监察机关自行处理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的权限，将同级党委管理干部的立案决定权和重处分决定权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等，实行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管理为主、同级党委政府管理为辅”的新双重管理模式，增强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制度、新加坡的贪污贿赂调查局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等。因此，打破双重领导体制的框架，革除制约反腐败深入进行的体制弊端，全面实施某种程度的垂直领导，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路径选择。对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模式，
二、关于组建专门反腐败机构问题
当前我国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众多，在惩治腐败上主要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三驾马车”形成的三元反腐模式，其中，纪检监察机关主要履行党员干部、政府官员违纪违法腐败行为前期调查职能，检察机关的反贪局专门从事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打击工作，公安部门经济侦查部门负责管辖经济方面犯罪案件。在预防腐败方面则主要由2007年成立的预防腐败局以及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承担。另外，审计、海关等单位和部门也具有一定的打击腐败的职能。反腐败机构众多、职能分散，各反腐组织之间协调性不足，是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打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当说，当前反腐败协调小组在协调查办案件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各自地位、性质不同，办案对象、办案手段也大相径庭，反腐败协调小组应有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难以形成查办案件的合力。而且反腐败协调小组主要是一种松散型协调议事机构，不具有最终决定权，其决议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法律地位也未予明确，因此其作用有限。
根据美国学者约翰·海尔布鲁恩的归纳，当今世界各国的反贪机构可以划分为4种模式：第一种是全能模式，反贪机构具有侦查、预防和教育功能，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第二种是侦查模式，反贪机构规模小但侦查权高度集中，如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第三种是议会模式，反贪机构独立于行政和司法机构，只向议会报告工作，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廉政公署；第四种是多部门模式，一些部门相互独立，共同承担反腐败职责，如美国联邦政府道德规范局的腐败预防功能与司法部侦查、起诉职能相互补充，共同减少腐败[⑥]。从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廉洁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大多数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模式，即成立高度独立、高度综合、充分授权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如香港1973年成立的廉政公署，仅用了4年时间，清除了香港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绝大多数腐败，不到十年时间就实现反腐败成功；新加坡成立贪污调查局专门从事反腐败工作，仅用了五六年时间便实现了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本好转。
鉴于当前我国反腐败机构众多、法律规定零散、职能重合甚至冲突的现状，建议对当前各个反腐败机构进行重新整合，最终的目标是整合为只有一个反腐败机构，即把目前分布于党、政、司法系统的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院的反贪局、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等都逐步纳入整合改革范围，以纪检监察机关为主体，在此基础上整合成立高度独立、权限高度集中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即预防和惩治腐败局，与纪检监察三块牌子，合署办公。预防和惩治腐败局内按预防教育、调查侦查、查办惩处等职能设置内设机构。并制定《反腐败法》，参照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的设置，赋予专门反腐败机构有权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嫌疑人；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检查和冻结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账目；入屋搜查、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提供调查人员认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内部资料。甚至有权对所有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跟踪等特殊侦查活动等。专门反腐败机构同时拥有党政纪律调查权与腐败犯罪调查权，二者彻底整合而无需加以区分。专门反腐败机构既可调查腐败犯罪案件，也可调查党员违纪案件，而无需在机构和执法过程中进行区分。[⑦]专门反腐败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实行机构独立、成员独立、经济独立，不受地方各级政府机关领导、制约，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负责，保证其应有的独立性。其理由在于：第一，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渎侦部门受各自办案手段、查处范围及对象的限制，且独立性与权威性不强，难以形成反腐败合力，不利于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成立专门机构有利于提高反腐败工作权威性，有利于有效整合现有资源，不但可以继续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优势，而且有利于打击与预防、教育相结合，从源头上打击腐败行为。第二，由于纪检部门不是执法主体，无法律赋予的侦查权与司法强制权，办案手段受到限制。成立专门反腐机构并立法后可以较好解决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手段法律依据不足的缺陷，实现反腐败主体、工作程序的法定化。第三，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更加合理。按照刑事案件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原则，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检察机关并不合适，由于其作为侦查主体行使特定侦查权，同时其又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必然形成自我监督的情况，与现代法治精神与原则相违背。第四，从世界反腐败趋势来看，成立高度独立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已成为各国治理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
三、关于提升纪检监察机关地位问题
监督是对掌握和应用权力者实施的行为，因此，对监督者来说，需要有比被监督者更高的权威，才能有效对其实施检查督促甚至剥夺权力。当前纪检监察机关权威性不够强，特别是在监督同级党委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其一，从纪检监察机关的职级地位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对较低，纪检监察机关职级地位低于同级党委政府，也不及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正是由于纪检监察机关与被监督对象在地位上的不对等性，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功能受到掣肘，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其二从纪委书记的地位来看，目前纪委书记仅作为地方同级党委的常委，其地位有限。在2006年初开始的地方党委换届中，党委副书记这一层级被大量削减，新任命的纪委书记不再像过去通常所安排的那样由党委副书记兼任，而是仅作为同级党委的一名常委。虽然2009年中央纪委、中组部等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县级纪委书记的常委职务排序按任同级领导职务的时间，排在资历相同的常委前面。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县一级，其他层级并未明确。导致地方各级纪委书记在同级党委中的地位被削弱，对于履行《党章》所赋予的协助同级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在现行格局下既不便于协调，也无法协调。
监督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监察、督促和处置。如果监督一方的权力过小，不能对被监督一方行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与抑制，这种监督必然是无力的，其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地位，提升纪委书记与监察局长的职级地位与在领导班子中的话语权，并授予纪检监察机关与其所承担的职责任务相适应的权力，以实现监督这一权力博弈天平上的平衡。一是纪委升格。将地方纪委级别升格为与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相同，这样，就能够使监督方的权威性更高，监督威慑力更强，从而对被监督方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从理论上讲，实行纪检监察机关与同级党委政府级别地位相同并非没有法理依据。《党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因此，纪检监察机关与同级党委都是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向党代会报告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已不再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而是一个与其平行的机构。[⑧]因此，提升纪委的政治地位与机构级别在法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碍。二是提升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的职级地位与话语权。建议对地方纪委书记仍按照2006年换届之前的格局，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同时，对监察局长实行高配一级，并赋予纪委书记、监察局长在领导班子中更多的话语权，如对“三重一大”事项安排的监督权，对违法决策或违反法定程序决策的否决权等。
四、关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是专门履行党内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职能的机关，其工作性质与工作任务决定了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管理，干部考核管理机制与晋升激励机制与其他公务员并无不同。由于工作任务的特殊性，纪检监察干部往往被孤立、排挤，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在干部选拔推荐投票中，秉公执纪的纪检监察干部往往因为得票率较低而难以得到提拔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纪检监察干部干事的积极性。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香港《廉政公署条例》规定，“廉政专员及其管辖职员不受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之职权管辖，故不是公务员”。廉署成员体系与政府公务员体系相互分离，自成一体，廉政公署在任用人员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依循香港政府法例和香港公务员任用制度，但又不同于其他政府部门的管理。借鉴香港关于廉政公署的管理体制，建议对纪检监察干部任用选拔与其他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相互分离，出台单独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规定，明确规定纪检监察干部提拔任用的标准、条件、程序，从而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干部晋升渠道。
纪检监察工作是一项纪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腐败犯罪现象不断趋于“高智能化”，高科技、高智商腐败手段层出不穷，纪检监察工作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越来越强，对纪检监察干部办案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是适应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任务、提高反腐败斗争有效性的迫切需要。当前，在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上，主要存在着专职不专、准入机制不完善、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要着重完善四项机制。一是职责界定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既要履行好本职工作，又要从与性质、职权不相符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搞越俎代疱，大包统揽。二是干部准入机制。参照法官、检察官的管理模式,对纪检监察干部实行资格准入制。三是干部职业化机制。着重建立一支以纪检监察为专门职业和终身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地位和职业保障的干部队伍。四是教育培训机制。

Ⅷ 归纳唐代检查制度的主要特点

监察制度来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自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

Ⅸ 中国历代的检查制度

古代监察制度是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继往开来，精心制定了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政治的相对清明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历史上曾出现的汉武帝“大一统”、“光武中兴”、贞观之治等所谓“太平盛世”与监察制度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因此新版教材增加古代监察制度的内容，让学生多了解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败得失，以古鉴今，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然而囿于教材内容的限制，许多教师、学生无法较为全面地了解古代监察制度完整的线索，监察官的地位如何、他们拥有多少权力、监察官在封建社会的任何时期都起到什么作用。为能更好地为课堂教学服务，搞好监察制度乃至中国古代政治史内容的教授。对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沿革、权力和作用进行全面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包括御史纠弹制度和谏官言谏制度。不过作为监察官员主干的是御史系统。御史最初为史官，至战国时期始有监察职能。秦汉时以御史制度为主体的监察制度已经建立，秦时在中央设御史府，长官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秦官……掌副丞相”，但其本职责是“典正法度”，监察百官；在地方各郡设监郡御史。汉武帝时，为实现大一统，加强监察制度，一方面在中央御史府之外设丞相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又创置司隶校尉，“捕巫蛊，督大奸滑”三者互不统属，但可互相监督，使中央和地方百官处于多重监察之下，另一方面在地方废监郡御史，始创刺史制度，“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即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为一个监察区，各设一刺史。

魏晋南北朝时，谏官系统初步规范化，并有了自己独立的领导机构——门下省或集书省，改变了秦汉以来谏官不成系统和职权不明确的局面。隋唐时期监察官制十分完备，御史系统在中央仍设御史台，下设三院，“御史台有三院，一曰台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地方则分十道监察区，形成严密的监察网。与此同时，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负责规谏皇帝。这样形成了台谏并立的格局，促进了唐的繁荣。

宋元是谏官系统发展的顶峰时期，宋时谏官自成系统，设立谏院，但谏官“往往并行御史之职”，而台官也“监察兼言事”，这样台谏官职权相混，开启了台谏合一的先声。至元时，取消谏院，谏官职能归御史台，台谏合一。明改中央御史台为都察院，地方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它与六科给事中（明在六部各设行政业务监察官员——给事中）合称“科道之官”监察百官。清雍正元年将六科并入都察院，科道合一，封建监察机构达到空前统一。

纵观秦以后历代沿置的监察机构，尽管其名称和内部组织机构不断变化，但封建帝王都将监察奉为治国治吏的圭臬，努力使监察体系自成系统、独立行使纠察弹劾职权，从而使监察官不受或少受其他部门的干扰，更加有效地行使职权。

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对百官的威慑制约作用，赋予了监察官广泛而充分的权力：

1．弹劾权。它是指弹劾群僚结党营私，贪污渎职等非法行为。汉代御史中丞，“佐天子，专掌纠劾”；而晋南朝时为激发监察官纠劾精神，竟允许“风闻奏事”即可据传言奏事，弹者不必署名，即使弹劾有误，也不负任何责任。唐宋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明清也大致相同。监察官的弹劾对象可以说除皇帝之外的文武百官。监察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征求上司如御史台长官的同意，最后裁决由皇帝决定。

2．谏净权。这是古代谏官的主要职权，古代谏官主要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如教材中提到的唐谏官魏征是给事中。他们常常谏诤政事之得失，唐时唐太宗下令，凡讨论军国大事“必使谏官随入，预闻奏事”就是说凡遇朝廷决策，谏官有权闻政事，并对政策得失发表意见。正是因为唐太宗从谏如流，才有“贞观之治”的局面。

3．司法权。这里的司法权，包括司法监察权和司法审判权，前者自秦汉御史就有这种权力，而后者到南朝陈时始有之，陈时建立朝廷重官会审制度，御史中丞也参与司法审判。后为唐所继承，唐时建立三司会审制，即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者共同审理案件，称“三司推事”，到清时，除沿用“三司”制外，如遇重大案件，则实行九卿会审制，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会同吏、户、礼、兵、工部和通政司的官员共同审理。可以说古代御史既是监察官又是司法官。

4．审计权。它是对国家财政预算的执行和决策编制的审核，井稽查财政上的不法行为。唐时，监察御史巡按郡县，即有检查屯田、铸钱等内容；宋代的转运使司，既是掌管财赋的长官，又是监察官，其职权中有“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到明清尤其是清代，凡封建衙门机构的收支帐目和会计报告，都要送呈都察院检查。
上述所举，为古代监察官的主要职权，此外，监察官还有处置权，即允许御史在特殊情况下从事先行后奏，“随事处置”，如明清御史纠劾文武百官，凡六品以下贫酷显著者就便拿问；还有监试权、监军权、调查权。其权力广泛，为世界监察史所罕有。
可以说，封建帝王为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的监控，有效防范、制止官吏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都给予监察官很大的权力，从而有利于监察功效的发挥。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官在打击贪官污吏、澄清吏治，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中央集权；谏正皇帝过失，防止决策失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历史上出现的封建盛世大都与帝王加强监察有关，如：汉武帝时创立刺史制度，增司隶校尉，助其实现“大一统”；唐太宗大力提高谏官地位，对谏官之言，“虚己纳之”从而实现贞观之治。唐玄宗前期亦重视监察官，开元十四年建立了“一台三院”，完善了唐的监察体制，因此当时吏治清明。而元世祖非常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的，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多次支持监察官对权臣不法行为的纠举，实现了“大一统”。
然而，古代监察官的作用也有局限性，特别是当一个封建王朝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或一个王朝进入中后期，出现统治危机，监察官就难以发挥正常作用，甚至会催化吏治的腐败。如：东汉中后期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操纵监察官的任免，监察机关逐渐成为不法官吏胡作非为的工具，汉灵帝时，监察官竟把与宦官没有关系的26名勤政为公的地方官纠举弹劾。唐玄宗后期，由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御史直言弹劾的事例就很少见了。而明代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在监察机关内安插党羽，当时的监察院实际上成为宦官专权的工具了。
总之，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尽管监察制度严密，但由于它以皇权为依托，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也不相同。这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结果，也是古代监察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