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治安處罰

㈠ 關於英國治安

英國治安由南向北越來抄越差 ，小城市治安比大城市好。

最簡單的辦法 上你想去的那個城市所在郡的警察局網站查詢Local Crime Mapping（犯罪地圖）就能得到詳細結果 比如 你想去brighton, 而brighton屬於east sussex 郡的 那你就先查一下sussex郡警方網站 然後網站上就能找到Local Crime Mapping一項。

第2個問題

酒吧一般都沒問題 club嗑葯的多一點。。不過別想那麼多。。。跟你沒關系 沒你想想那麼亂。。

㈡ 英國的懲罰性賠償適用於什麼范圍

在英國，第一個關於懲罰性賠償的重要案例是1763年結案的Wilkes訴Wood案。懲罰性賠償被施加於一個出版商。大法官解釋到，懲罰性賠償滿足了受害者，懲罰有過錯的一方，防止該行為在將來的發生，並且體現了陪審團對不當行為的厭惡。在當時，法官一般對侵權案件施以懲罰性賠償，包括襲擊、錯誤囚禁、誹謗、引誘、惡意訴訟、以及過失。當時，這時候的懲罰性賠償並沒有在合同違約案件中適用。
在1964年，英國上議院在Rookes訴Barnard案件中大大地限制了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在該案件中，原告聲稱一個貿易委員會的錯誤地導致了他被僱主解僱。陪審團判決了7500英鎊的懲罰性賠償給予原告，當時上訴法院改變了判決，認為該委員會沒有進行任何的侵權行為。英國上議院認為該判決關於責任的內容是合適的，但對於賠償的問題另外進行了審批。
對於懲罰性賠償的問題，Devlin大法官認為，只有在三大類的案件中，懲罰性賠償才是適當的：
（1）政府工作人員而為的壓制性的、武斷的、或者不合憲的行為導致的案件；
（2）被告的行為經計算可以盈利，從而超過了對原告的補償；
（3）法律明確規定的懲罰性賠償。
為了符合第一大類的要求，一個案件必須滿足兩個條件。首先，必須存在壓制性的、武斷的、或者不合憲的行為。上訴法院認為，這些詞應該被分離地來理解。即時一項行為既不是壓制性的，也不是武斷的，但如果是不合憲的，仍然可以滿足第一大類案件的要求。其次，該行為必須是由正在行使的政府權力所為。上訴法院詳細地解釋了這個要求，其認為第一大類的行為可以被解釋為包括警察、地方政府官員及其他官員的行為。
至於第二大類的案件，行為計算的結果是盈利。Devlin大法官解釋到，該類並不是限定在嚴格的賺錢的意義上。它擴展至任何被告試圖以原告之物為成本獲取利益的行為，而不管實際上他是否能夠得到。如果僅依據侵權進行補救不充分，懲罰性賠償可以在任何必要的時候對錯誤行為者進行教育。
第三大類指的是懲罰性賠償在法律授權的情況下是被允許的。由於很少有法律包括這樣的授權，所以這樣的懲罰性賠償主張是極少見的。
在1993年，AB訴South West Water Services案件中，上訴法院極大地限制了懲罰性賠償的案件類型。他們認為公共損害行為不能支持懲罰性損害賠償。他們分析，一項侵權行為為了滿足Rookes案件中要求的前兩項條件，必須是在Rookes案件之前，便可以施加懲罰性賠償。而公共損害在1964年以前並沒有被施以懲罰性賠償，所以不能提出這樣的主張。
AB案把第一大類的案件限製成僅包括惡意追訴、非法監禁、襲擊和毆打。此外，把第二大類的案件限制為僅包括誹謗、侵入土地、對業務的侵權性干擾。因此，懲罰性賠償在一些案件中便不能適用，比如疏忽、公共損害、欺詐、專利侵權，以及基於性別、種族、能力的非法歧視。
2001年，英國上議院在Kuds案件中否認了這些限制。該案件中，原告控告一治安巡警，理由是不當的職務行為，並且提出了懲罰性賠償的要求。初審法院認為，該不當職務行為並不是1964年以前可以施加懲罰性賠償的行為，所以拒絕了原告的訴求。上訴法院維持原判。原告於是上訴到上議院。
英國上議院認為，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並不應該僅限制在1964年以前便存在的行為種類之內。上議院認為這樣的要求是非理性的。Slynn大法官解釋，在舊的制度下，一項懲罰性賠償的請求能否被支持，並不是基於一定的原則，而是基於訴訟的具體情況。他還補充到，這樣一項嚴格的規則會限製法律將來的發展。上議院的結論是，決定一個案子是否可以支持懲罰性賠償，其重點不是行為的原因，而是侵權行為當時的情況是否符合懲罰性賠償的三大類要求。
Kuds案件的決定很大程度上擴展了懲罰性賠償可能適用的范圍。一般而言，原告可以在任何侵權案件中要求懲罰性賠償，只要當時的事實顯示該案件符合三類要求的任何一種。這些侵權案件包括疏忽、以及因性別、種族、能力引起的不法歧視。但是，合同違約案件仍然排除了懲罰性賠償的適用。
在英國，關於懲罰性賠償還存在六項限制性規定。第一項是「當且僅當」測試。法官可以在「當且僅當」補償性賠償不能完全懲罰被告方、阻止他人類似行為、以及表現法庭對該行為的厭惡時，判決懲罰性賠償。第二，原告必須是被告不當行為的受害者。第三，如果被告方已經因其錯誤行為受到處罰，則再施加懲罰性賠償便不再適當。這項原則建立在一個人不應因同一行為受兩次處罰的理念之上。第四，共同原告人的存在可能會限制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規定這項限制是因為，在存在共同原告的情況下，可能有些原告不知情，或者他們沒有到法院起訴，或者他們不是壓制性、武斷或不合憲行為的受害者，所以，法庭無法在他們當中進行一個合適的賠償金的劃分。第五，如果被告是依誠信而行使，則再施加懲罰性賠償便不正當。第六，如果原告的行為導致了或者部分導致了不當行為的發生，則他的行為可能排除懲罰性賠償的適用。
至於懲罰性賠償的額度，法院曾考慮過各種因素來決定賠償數額，包括被告的財產狀況、是否有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參與、是否原告的行為加劇了行為的發生，等等。在英國，陪審團評估懲罰性賠償的數額時，傳統的做法是，僅提供一個合適的賠償數額的一般原則。但在1997年，上訴法院在Thompson案中，指導法官在幫助陪審團決定懲罰性賠償數額時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上訴法院認為，審理法官應該向陪審團解釋：
（1）原告已經就其所受損害得到了補償，而且任何補償性的或者額外的賠償都是對被告的一種懲罰方法。
（2）陪審團應當僅在基本的或者額外的賠償不足以懲罰被告壓制性、武斷或違憲行為的情況下，才處以懲罰性賠償。
（3）懲罰性賠償對於原告方是一筆額外之財，而且應該考慮到該數額將無法再由警方用於公共利益。
（4）懲罰性賠償的數額應該不比對被告行為處以刑罰的數額更大。
上訴法院同時列出一些框架，指導陪審團用以決定損害賠償和懲罰性賠償的合適數額。法院認為懲罰性賠償在這些案件中的數額不應少於5000英鎊。事實上，法院注意到如果數額小於這個數的話，懲罰性賠償便不恰當了。它補充到被告的行為尤其應受到譴責，可以施以多大25,000英鎊的懲罰性賠償金，同時50,000英鎊是該賠償金的上限。此外，上訴法院認為如果懲罰性賠償超過了基本損害賠償的三倍，則不太適當，除非損害賠償的數額相當有限。
在英國，極端的懲罰性賠償金是被禁止的。因為英國法院傳統上對陪審團的決定表現出極大的尊重，他們極少會因過分的懲罰性賠償金而取消陪審團的決定。一項懲罰性賠償一般不能被撤銷，除非它的數額過於巨大，以致12個理性的人不應該合理做出這樣的決定，或者在該數額和案件的事實之間無法實現合理的比例。但是，在1990年的法院和法律服務法案中，上訴法院被賦予一項權力，可以撤銷陪審團決定的數額，並另外決定一個數額，只要上訴法院發現陪審團的數額過於巨大。在這項變化之後，在大量和不適當高額賠償金有關的案件中，上訴法院對賠償數額進行了細致的檢查，在很多案件中大大減少了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
總的來說，應該體現出一種趨勢，即擴大懲罰性賠償適用的范圍，但對其數額進行限制。為了減少決定數額的任意性，法院也在努力指導評估賠償金數額的陪審團和法官。

㈢ 治安管理處罰法對外國人的違法行為有哪些規定

和中國人的一樣。

㈣ 對違反治安管理的外國人可以附加適用哪些處罰

第一，要及時向主管部門接到報告，要及時派人趕赴現場，查清當事人的國籍、姓名(中、外文)和身份，開展調查詢問，搞清事實，分清責任，依法處理。

第二，要取證。查處外國人違反治安管理的案件尤其要注意取證。

第三，要依法。定性裁決處罰要准確，要有法律依據。

㈤ 關於英國等外國治安問題

在英國呆了7年。

個人感覺英國的治安不算很亂。治安問題主要來自於問題青年，很多內是10來歲的小孩容子。相信很多出國的人都有類似的體會，就是他們的TEENAGERS（10來歲的孩子）太討厭了！

這些孩子和青年人造成的治安問題主要有去PUB以後喝多了砸電話亭，在街上大吵大鬧，搞點破壞什麼的（比如私家車什麼的）。

但社會上真正的惡性案件也不是很多。

至於持槍，是需要經過審核批準的。

反正，我因為圖便宜，還住在一個英國人一提起來就皺眉頭的區域，他們認為那裡的人比較窮教育程度不好感覺危險。。。每次我去買東西要送貨，問我住哪，我就說我住XXX，英國人就說我好勇敢什麼的（到底是有多差啊）

但是我在那裡也沒有遇見過危險。鄰居還都挺好的。

唯一的一次就是萬聖節，被小孩子往窗戶上扔雞蛋了。（國外萬聖節小孩子出門要玩TREATS OR TRICKS，意思是「不給糖就搗蛋」），梆的一聲巨響，給我嚇夠嗆。還有一次2個13,4歲的小孩子在我窗根下停的一輛汽車里，汽車好像沒鎖門，不知道誰的，他們就進去搗鼓，可能想偷點東西吧，之後我報警了就沒然後了。

所以感覺，他們和LZ說的那種的「治安不好」，不是一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