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教授評論元朝

❶ 元朝在制度上有什麼創新

元朝在制度上推行了行省制度。

行省制，就是在中央設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內，樞密院掌容管軍事，御史台負責監察；在地方設行中書省，行省設丞相一人，掌管全省軍政大事。行省下設路、府、州、縣。元朝在全國共設10個行省，即嶺北行省、遼陽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陝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肅行省、雲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廣行省。而山東、山西、河北和內蒙古等地則稱為「腹里」，由中書省直轄。

(1)李治安教授評論元朝擴展閱讀：

元朝行省最初只是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後期，始基本定型，轉變為常設的地方大行政區。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並地方化之後，它仍然帶有中央派出機構、或者說是中書省分支機構的性質。

「行省演化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質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後，行省仍長期保留著朝廷派出機構的某些原有性質，……並非純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點，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區關系所不具備的，這種特點使得行省既要服從中書省的制約又共同為元代統治服務。

❷ 元朝行省制對今天有什麼影響

奠定了今日我國地方的省，地，縣。三級行政區域制。明代沿襲了元代的行省制度，地方建立布政使，所轄也就是現在各省的前身，清代沿襲各地省名，直到今天。

❸ 忽必烈會不會說漢語，在史書上有沒有類似的記載

忽必烈到底會不會漢語？這是一個小事情，但背後折射的卻是蒙元漢化，和元朝短命的大問題。有趣的是，這個小事情卻讓蒙元歷史研究者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然而“風過留痕，雁過留聲”，史書上留下的一番話，或許已經解開了真相，只是專家過度解讀了！

需要說明的是，“會不會漢語”應該包含三個層面，即說話、理解、寫作。會用漢語對話，不代表懂漢語。真正的會漢語，代表能稍微讀懂一定的經典著作，會寫一些漢語文章。就猶如今天的英語，會說英語之人，未必會寫、未必理解。

❹ 「專業戶」與職業的代際傳承有何特點

高考結束了，對於剛剛鬆了口氣的考生們來說，還將面臨報考院校和專業的選擇。有些學生學習成績好，又有特長，報志願的時候，自然是「直奔」心儀的學校和專業；而絕大多數學生則可能會有選擇「障礙」，成績不高不低，興趣愛好模糊不清的，再加上自己本身又沒什麼主見，於是只能聽從父母安排或隨大流，填報一些「公認的」熱門或易就業、收入高的專業，盲目地做出一生中這個比較關鍵的選擇。至於選擇的對錯，只能交給遙遠的未來進行檢驗。

歷史上，元朝是一個很注重職業世襲的朝代。在李治安教授的《元史十八講》中，就講到了按職業劃分的各種「戶」，最普通的當屬種地務農的農戶，再就是充軍役的軍戶，在驛站服役的站戶，煮鹽的灶戶或鹽戶，充工匠之役的匠戶，專管皇家和貴族的捕鷹、喂鷹事務的打捕鷹房戶，而比較有意思的是元朝還特別將「學儒」的儒戶固定化，即凡是祖先父輩中有名儒身份或是從事儒業的，皆可定為儒戶，可世襲充任，還享有免除徭役、差役的優待。當然儒戶因為世襲，即便有子弟不願或不能讀書的，也不能隨便更改，而非儒戶子弟學儒就有一定的困難，而在非儒戶子弟學儒和科舉方面有所變通，則已是後話了。

元朝之所以如此「諸色戶計」，主要是國家通過統計戶口和戶籍制度，向所轄的民眾征發賦役，藉以養官養兵，實現社會控制。不過，它在客觀上也使各種「戶」內臣民在職業上，尤其是在工匠的培養上實現了較低層次的「專業化」，雖然在元朝後期這種「戶」的職業世襲已流於形式，徒有其表，比如著名的雜劇作家關漢卿，其祖上是醫戶，所以他的戶計仍舊屬於太醫院戶，盡管他本人的職業實際上早已和醫生無關。

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多元、人的自主性提高、行業劃分越來越精細的時代，自然沒有職業按戶世襲的必要和可能。只要盡可能做到機會平等，無論是受教於社會，還是得自家族真傳，將下一代鍛造成才，於其個人與社會就都是有益而無害的。所以在考生填報志願的糾結與躊躇中，父母們的從業經驗或可有助於子女們做出正確的選擇。

來源：北京青年報

❺ 評述漢唐的決策機制

《漢唐外交制度史》評介

張金龍
2003-12-23 00:02:49 閱讀 1887 次
作者提供，原載《北魏政治與制度論稿》（甘肅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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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中國史學，無論廣度和深度都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研究層次日益深化，研究領域不斷開拓，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就歷史上中國與外國的交往關系而言，先後出現了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關系史等學科領域。但對於歷代王朝是以什麼樣的制度來管理對外關系的，學術界幾乎無人問津。就中國政治制度史而言，各類專史、斷代史、通史亦層出不窮，成果甚豐。但所有論著幾乎全是研究內政方面的制度的，而對於與外交關系相關的制度則無專門研究，偶一涉及也是語焉不詳。那麼，中國古代是否存在著管理對外關系的 「外交制度」？黎虎教授所著《漢唐外交制度史》（506千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便很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中國古代不僅有管理對外關系的外交制度，而且這一制度隨著歷史進程特別是中國古代對外關系的發展而不斷健全完善，及至唐代，已經確立起一套系統完備的古典外交制度。《漢唐外交制度史》是學術界第一部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外交制度的著作，是中國古代外交制度史領域的開拓奠基之作。本書的學術價值突出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茲略作評述。

（一）《漢唐外交制度史》首次在學術界明確提出了「中國古典外交制度」的概念，並架構了中國古典外交制度史的結構與體系。
近代國際關系中有外交制度，這在學術界早已成為共識。中國古代是否存在外交以及規范外交活動的外交制度，對此學術界並無明確的認識。本書認為：「外交是國與國之間以和平方式進行交涉、交往的政治行為。它作為政治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內政的延伸，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實現國家對外政策的方式和手段。」「外交與人類文明歷史同樣古老，它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前言，第1、3頁）先秦時期，外交層次較低，主要是配合中原王朝內部各諸侯國兼並戰爭的一種權宜之計，外交制度僅具雛型，零散而不成系統，處於萌芽和孕育階段。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對外關系逐漸發展，特別是漢武帝開疆拓土，張騫鑿空以後，中外關系空前活躍，外交制度也隨之發生變化。經過漢—唐時期一千餘年的發展演變，確立起一套系統完備的古典外交制度。
本書明確提出了中國「古典外交制度」的概念，認為中國古代存在一套管理對外交往、交涉事務的外交制度，這一制度隨著歷史進程特別是對外關系的發展而處於變化之中，總的來看是不斷健全和完善的。中國古代外交制度和近代國際關系中的外交制度是有區別的，因此將其稱為古典外交制度更為恰當。這與古典外交和近代外交的區別是相適應的。
為了證明古典外交制度的存在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作者積十餘年研究之功，以大量的歷史事實為根據，以漢唐外交制度為中心，架構了中國古典外交制度的結構和體系。本書將漢唐時期的外交制度分為決策制度和管理制度兩個層面加以研究，這樣的劃分對於整個中國古代外交制度史也具有普遍意義。作者認為：「外交決策是外交制度中最首要和核心的問題。」外交決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機器的運作過程，並由此而決定其外交方針政策的成敗得失」。「本書所要闡述的是這一歷史時期外交方針政策的制訂過程，即決策的方式、層次、程序、參與決策的成員、決策依據等。」（第12—13頁）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本書三編中首列決策章，依次對漢代、魏晉南北朝、唐代三個歷史時期的外交決策制度進行了考察。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對象不僅應該包括政府機構及其沿革、職能，而且還應該包括政治決策。在這一點上，日本學者近年的有關研究亦可資借鑒。
外交管理制度是外交制度的主體，也是本書的重心所在。本書從專職（主管）機構和關涉機構兩個層面研究了漢唐時期的外交管理制度。所謂專職機構，就是以外交事務的管理（外交政令的制訂和執行）為其主要職責的機構，主要是中央行政機構。所謂關涉機構，就是以外交事務的管理為其輔助職能或與外事活動有所關聯的一些機構，既有中央機構，也有地方機構。本書用大量篇幅對漢唐千餘年間外交管理制度的方方面面作了詳盡的考察，其結構和體系對於認識整個中國古代外交制度史也具有普遍意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不僅架構了漢唐外交制度史的結構和體系，而且也架構了中國古典外交制度史的結構和體系；不僅是中國古典外交制度史的開拓之作，而且也是奠基之作。也就是說，本書不僅明確提出了中國古典外交制度史的概念，而且還架構了一套系統完備的結構和體系，並通過內容翔實的研究為這一新興學科領域的繼續深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漢唐以外其他朝代外交制度史的研究提供了路徑。
根據本書的研究，其所架構的以漢唐為中心的中國古典外交制度史的結構和體系可圖示為：

┌—皇帝決策·御前決策
┌—外交決策制度—┤
│ └—公卿百官決策
│ （宰相·百官大會決策）
中國古典—┤
外交制度 │
│ ┌—中央外交專職（主管）機構

❻ 東方早報：元朝不是中國的王朝嗎

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戰》中一再強調元朝並不是一個中國的王朝，可是回到忽必烈本人的歷史認識中，我們看看，他在三代至宋金的歷史之外尋找任何歷史認同了嗎？他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續宋金的歷史嗎？
最近聽到的有關蒙古的消息，是烏蘭巴托市中心的蘇赫巴托爾廣場即將改名成吉思汗廣場。過去該市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重要地標主要是一家高檔飯店和郊區的國際機場，現在最具象徵意義的中心廣場也要改名了。革命領袖和現代蒙古國締造人的名字，正從蒙古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要象徵符號中淡出，而遙遠過去的蒙古英雄已然孤峰獨峙，顯示後社會主義時代蒙古的國家認同建構是多麼依賴對歷史資源的發掘。如果把視野擴大到中國的內蒙古，你輕易就會發現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城市中心廣場竟遠遠多於蒙古國——呼和浩特、呼倫貝爾、鄂爾多斯、錫林浩特、烏蘭浩特、烏海……
最偉大的蒙古英雄沒有第二人。不僅蒙古人這樣看，在世界范圍內，成吉思汗不僅足以當作蒙古的代名詞，而且，他甚至比蒙古更有名。
這是八百年來種種歷史發展的結果。內亞史地研究的先驅之一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說過，如果不是因為恰好生在一個適當的時候，以及剛好活動在一個的適當的地理區域，僅僅以成吉思汗的天生稟賦，他本來成不了這么大的氣候。這當然比那些一味沉迷在偉人的克里斯瑪中尋求神秘歷史解釋的研究者高明，但其實拉鐵摩爾自己也浸潤在成吉思汗孤獨的偉大傳統中：成吉思汗如此偉大，以致於他在蒙古人的歷史中成為一個孤獨的英雄，一座突兀的高山。
成吉思汗的這種孤獨地位，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特別在元朝不是如此。在《馬可·波羅游記》里，忽必烈才是蒙古英雄的天字第一號：「大可汗（忽必烈），是一個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來，都是一個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國最好的君主。他是一個最賢明的人，韃靼民族從來所未有的。」雖然馬可·波羅沒有趕上成吉思汗的時代，但他對忽必烈的贊頌，至少反映了那時元朝宮廷和官僚輿論中，存在著把忽必烈描述為蒙古歷史第一人的傾向。這種傾向或史學實踐，在忽必烈後裔失去汗位以後，勢必發生重大逆轉。成吉思汗歷史地位的變遷過程，無疑也是蒙古史的一個有趣的課題，那種把今日成吉思汗獨特地位視作理所當然的觀念，當然是非歷史的。

專業的蒙元史研究者當然不會花心思去給歷史人物排座次，但許多學者還是明確表示忽必烈與成吉思汗同等重要。著有《忽必烈傳》的李治安教授說：「與祖父成吉思汗一樣，忽必烈堪稱蒙元一代的偉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則以文治著稱於天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繼承者中最傑出的政治家。」蔡美彪先生說，撰寫《忽必烈傳》實際上相當於寫半部元史。李治安教授的《忽必烈傳》的確可以當作半部元史來讀。不過，以挑剔的眼光來看，元史是傳統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這部傳記所寫的，也還是中國歷史脈絡中的忽必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同樣高度評價忽必烈歷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史的大轉向》中，描摹出一個世界史視野中的忽必烈，迥然有異於我們所熟悉的那個元世祖。杉山這部書當然沒有寫成半部元史，但可以當作十三世紀後半葉世界史的半部概論來讀。

學界說起杉山正明，一般都會首先提起他的語文能力，他自己也喜歡強調學習和掌握多種語文對於研究蒙元歷史的重要性，特別是波斯文，用杉山的話說，對研究蒙元史而言，波斯語文獻與漢語文獻同樣重要。他如此高看非漢文特別是波斯文史料，當然與過去研究者偏多信賴漢文文獻有關。Morris Rossabi在1989年出版的《忽必烈汗》中，就已經批評研究者對於漢文以外的史料利用不足。杉山把這一批評推向了極致，而且他自己也似乎努力學習了盡可能多的語言。他說：「有關蒙古時代應該使用的史料經典就多達二十多國語言，並且重要的是，東西方專門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繪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圖像。」他認為，以漢文為中心的東方史料與以波斯文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兩個集群，由於「兩個文獻群各自背負著的巨大文化傳統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牆與語言之牆」更困難的，就是跨越「說不定遠較前兩者為大的意識之牆」。據說杉山的辦公室就是蒙元史研究的最佳圖書館，參觀者通常會驚駭於如此豐富、如此稀見的多語文史料竟會匯聚在此，也難怪杉山會在書中對哈佛的圖書館頗有微詞。
多語文史料的掌握，當然是杉山蒙元史研究的一大特點，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成功就在於他使用了不為他人所知的材料。他的著作里的確有很多出自波斯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非漢文的材料，但這些材料本身並不是由他發掘出來第一次使用的。他的確在不少地方巧妙地利用了多語文史料駁斥舊說或建立新論，但這些材料對於其他研究者來說並不是那麼陌生。在我看來，杉山是在武裝了炫人耳目的多語文工具的同時，和許多成功的歷史學家一樣，也具備極為開闊的知識視野和求新求變的理論勇氣，事實上正是後者使他寫出了一系列有著獨特視角的歷史論著。
以《忽必烈的挑戰》為例，決定了此書一炮打響的，並不是杉山使用了多少條稀見的多語文史料，而是他在書中以習見史料論述了蒙古時代所開創的世界體系這個亞洲史乃至世界史的命題。他所談的忽必烈，不僅是蒙古的大可汗，也不僅是元朝的創建者，而是塑造了從地中海到西太平洋巨大范圍內新型政治經濟體系的關鍵人物，而這就是世界歷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義的「世界體系」，蒙古帝國為這個世界體系提供了結構骨架和運轉動力。忽必烈不僅繼續並完成了成吉思汗所啟動的帝國進程，他還重新設計和編織了這個帝國的網路，使得東西世界之間的聯系不再是偶發的、隨機的和間隔斷續的，擺脫了古典絲綢之路情懷的東西交流，第一次具有了整體的、持續的和息息相關的意義。這就是本書副標題「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的真意所在。因此，這本書超越了傳統蒙元史的范疇，而成為一種亞洲本位的世界史論述。
讀者不難發現，作者為了建立這個亞洲本位的世界體系論述，不得不專辟章節批判歐洲本位的世界體系說，這便是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會學家所創建的近代世界體系理論。華勒斯坦認為，自十六世紀開始，世界經濟存在著以西歐為中心，以西歐以外為層級遞減的邊緣的結構。中心區域有國與國的區別，國家內部有地區與階層的區別，某地區內有城鄉的區別。中心與邊緣涉及不平等的交換關系、地理關系及壟斷與自由競爭的關系。近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歷程，就是主導世界體系，把全世界各邊遠地區都吸納進這個世界體系的過程。世界體系的發端可追溯至十五世紀末的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從那以來的歷史可以說就是這個世界體系實現和展開的過程。杉山在書中批評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是「不確切的體系論」，但他並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辯駁，而只是指出華勒斯坦理論對亞洲歷史的關照過於薄弱，過於「圖式主義」，在史料和具體論證上不具有說服力，「特別是連東亞與中亞，甚至是中東伊斯蘭世界及俄羅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歷史知識與認識」。因此，給出一個充分考察了亞洲歷史經驗的世界史論述就變得必要。在浮皮潦草地批評了流行的世界體系論之後，杉山就可以開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體系論了。

有趣的是，杉山對華勒斯坦的批評，不但在學理上無多新意，而且也部分地掩蓋了他自己的世界體系的來源。在我看來，杉山本人深受華勒斯坦世界體系論的影響，這本《忽必烈的挑戰》不僅寫作靈感來自華勒斯坦，而且其具體論述也有賴於世界體系論原有的海上通商、中心邊緣、金融網路和分工物流等重要概念。當然杉山並沒有掩飾華勒斯坦學說給他的沖擊，「這真是一套波瀾壯闊的歷史論述，……對讀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壓倒性魅力」，而他的回應則是以華勒斯坦的概念與方法，本著「以全球的視野來總括亞洲全體」的目的，建立一套新的世界體系論述。這個新的世界體系，就是蒙古時代以忽必烈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其基本杠桿是蒙古人的軍事力、中華社會的生產力及中東和中亞穆斯林商團的營商力。
受到華勒斯坦世界體系論沖擊的杉山，把這一套分析方法和論述模式應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就誕生了本書所表述的蒙古時代世界體系觀。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是以歐洲特別是西歐為基點的，是一種歐洲本位的世界體系；杉山的蒙古時代世界體系，以蒙古帝國為核心展開，是一種亞洲本位的世界體系。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開啟於十五世紀末的大航海時代，勃發於十六世紀，前波後浪連綿不絕以至於今；杉山的世界體系則提前至十三世紀後半葉，雖然維持的時間不太長，但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歷史，至少間接地影響了十四世紀以後東西方歷史的進程，特別是近代世界體系重構的進程。

杉山一方面贊賞華勒斯坦的「（歷史）書寫真的是可怖的」，另一方面指出由於「他不了解蒙古」，所以不知道「國家在其和緩的主導下，擁有組織力主動掌控物流，自身也憑藉通商利潤而存立的這個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國家恐怕是第一個」。杉山從多角度論證忽必烈的通商帝國「以世界規模而展開」，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全新的歷史論述，這一論述足以藉助世界體系這樣時髦的理論解說，把忽必烈時代蒙元史的意義充分放大，空間上不僅超越中國史，還超越亞洲史，時間上則不僅超越忽必烈個人的統治時期，還超越蒙元時代，與近代的全球史直接連接。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寫作計劃。還不得不說，杉山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計劃。

《忽必烈的挑戰》與杉山其他廣受好評的著作一樣，可讀性、知識性與思想性，堪稱圓融完滿。杉山著作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視野開闊和知識豐富，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南北之間跳躍來去毫無窒礙，細節敘述妙趣橫生。姚大力先生說：「就我記憶所及，他前後寫過近十種性質類似、話題或聚焦點略有不同的歷史讀物，每本都顯示出一定程度的獨特視角與新鮮見解。」（姚大力：《一段與「唐宋變革」相並行的故事》，見2013年1月6日《上海書評》）姚先生所說的「獨特視角與新鮮見解」，正是杉山最成功的地方。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他的著作都有或明或暗的理論來歷，都受到國際學界某種流行議題的影響或啟發，而且都是對這些議題某種程度的回應。在蒙元史領域的學者中，不僅日本，即使世界范圍內，他這個類型的也相當罕見。對後輩特別是年輕學者來說，注意到杉山正明這樣無時不在標榜語文和語言重要性的成功者，其實在多大程度上關注著包括社會科學理論在內的國際學術新說，並且在自己的寫作中接受其影響的同時又積極予以回應，也許會是更有啟發的。

當然這不是贊賞或提倡理論先行、以論帶史，杉山的著作之所以成功，恰恰在於他處理好了理論與實證的關系，他的某些著作甚至表面上並沒有理論追求，或沒有受理論影響的明顯痕跡，他挑選的細節才是抓住讀者的第一因素。但他能成為如此一個風格獨特個性鮮明的歷史學家，理論關懷與理論勇氣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我不是蒙元史專家，本沒有資格判斷杉山的世界體系論是否在史學上成立。從一個讀者的閱讀體驗說，我覺得有點浪漫，把機會主義的財富追求說成深思熟慮的經濟規劃，把溝壑縱橫彼此對立的蒙古政治說成共享帝國成果的太平世界，多多少少，是證成並拔高了他自己批評過的Pax Mongolic。杉山筆下的忽必烈，對西起地中海東至太平洋的廣大世界都有相當深入的了解，能夠製作超越時空局限的經濟與政治的戰略安排，總給人一種不可思議的驚訝。那樣的歷史人物是難以理解的。當然，《忽必烈的挑戰》所論述的蒙古時代的世界體系，多大程度上是杉山發現的，又在多大程度是他發明的，這是另外一個話題。能夠挑起這個話題，這本書就已經成功了。

我對忽必烈的興趣當然與我自己的知識局限直接相關。接著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問題，即忽必烈與成吉思汗的歷史地位的比較，我想，先不管當時及後世的評價（那必是各執一詞、言人人殊的），我們應該看看忽必烈自己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或者說，他對自己的歷史地位是如何預期的。

忽必烈對中國歷史很有興趣，在漠北時已然。徐世隆說：「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跡。」由於完全依靠翻譯和聽講，他的歷史理解能到什麼程度，當然不可估計太高，但哪怕有限的知識也大有助於他日後進入中原後的施政與統治。雖然有材料說他尤為欽佩唐太宗，對唐代歷史特有興趣，對《資治通鑒》情有獨鍾，但研究者都同意，對他施政影響最大的主要是金代歷史知識，《大定政要》的重要性由此可見。而元朝是由草原南下的征服者所建立的這個事實，不可能在忽必烈的歷史興趣中無所反映。那麼，他對遼金之前情形類似的北魏的歷史有多少了解，或有多少興趣呢？

許衡建議忽必烈推行漢法時，就是從北族政權統治華夏這個角度說的：「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漢法，可以久長。」中國歷史上，這種以草原征服者的身份「奄有中夏」的前代王朝，有哪些是成功的呢？就是拓跋魏、契丹遼和女真金。許衡說：「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使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顯然，北魏成功的歷史經驗早已進入忽必烈的知識視野。郝經對忽必烈說：「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

我在這里討論忽必烈對北魏歷史的了解，或他對北魏歷史的興趣，目的是想解釋他具體從北魏歷史里學習了什麼。他以「元」為國號，或許真的如他自己的解釋直接出自《周易》彖辭的「大哉乾元」，其靈感並不來自北魏孝文帝為拓跋皇室改姓為「元」的故事，但另外一個看似巧合的一致，就值得深思了。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初定太廟七室之制」，尊皇祖成吉思汗為太祖。五年後又定太廟為八室，加上皇曾祖也速該·把阿禿兒，尊為烈祖，並給太祖成吉思汗上謚號為聖武帝，給烈祖也速該·把阿禿兒上謚號為神元帝。這種謚號在以前王朝的帝王謚號里並無重復，除了北魏。北魏始祖拓跋力微的謚號是神元帝，力微之父詰汾的謚號是聖武帝，這些都是北魏開國君主太武帝拓跋珪於天興元年（398年）追贈的謚號。力微與其父被謚為神元帝、聖武帝，成吉思汗與其父被謚為聖武帝、神元帝，看起來似是一種巧合，但一個難以抗拒的聯想，就是忽必烈和他的謀士從北魏史獲得了靈感。

這個聯想最大的史學價值，即忽必烈怎麼看成吉思汗。他是否把成吉思汗看成完成建國大業的人呢？元代文士奏疏文字里，說起「國朝奄有天下」的具體年數，多是從滅金算起的，而那時成吉思汗已經不在，實現滅金大業的蒙古大汗是窩闊台。這種演算法一定反映了忽必烈本人對蒙元歷史的認識。在忽必烈的蒙元歷史觀里，成吉思汗大致相當於北魏歷史上的拓跋力微，創立了草原時代的偉業；窩闊台至蒙哥等，大致上相當於北魏道武帝以下平城諸帝；而他自己，應該就是要以孝文帝的氣概，創造遠超孝文帝的事業。在這個歷史觀里，忽必烈本人是把自己看作蒙元歷史第一人的。

杉山在《忽必烈的挑戰》中一再強調元朝並不是一個中國的王朝，可是回到忽必烈本人的歷史認識中，我們看看，他在三代至宋金的歷史之外尋找任何歷史認同了嗎？他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續宋金的歷史嗎？他並沒有企圖否定或遮掩元朝的草原起源，但他顯然把草原時代的歷史與滅金以後入主中原的歷史分成了截然不同的階段。成吉思汗只是草原創業時代的英雄，而蒙古最偉大的事業還有待元朝的建立與傳承，這在以往的歷史中已有很多先例可循，其中拓跋鮮卑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個榜樣。正因為這樣，他才把拓跋力微父子的謚號同樣施用於成吉思汗父子，透露出他對成吉思汗及他自己歷史地位的認識或期待。

據說忽必烈特別推崇唐太宗。唐太宗不是唐朝的開國君主，卻最終獲得了唐朝歷史第一人的地位。這或許是忽必烈喜歡提到他的原因之一。如果他那時已經具有「世界體系」的眼光，給出一個類似《忽必烈的挑戰》的宏大敘事，那他實在不必為自己的歷史地位懷有任何疑慮了，因為這種疑慮本身，說明他還是置身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那在杉山的歐亞歷史觀里當然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局限，可是，從草原帝國的成功轉型來說卻是一個不小的超越。

❼ 自隋朝始的三個「正—反—合」階段（概括清楚）

南開大學教授李治安認為：元朝行省制中央集權是秦漢以來郡縣制中央集權模式的較高級演化形態，也是兩宋否定唐後期藩鎮分權的繼續，相當於自隋朝始第三個「正一反一合」階段的「合」。

❽ 元朝歷史問題

行省的二元化特點有利於中央集權。元朝行省最初只是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後期，始基本定型，轉變為常設的地方大行政區。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並地方化之後，它仍然帶有中央派出機構、或者說是中書省分支機構的性質。「行省演化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質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後，行省仍長期保留著朝廷派出機構的某些原有性質，……並非純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點，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區關系所不具備的，這種特點使得行省既要服從中書省的制約又共同為元代統治服務。
2、中央政府對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於中央集權。行省雖然「軍國重事，無不領之」，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無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牽制與制約，故 「有諸侯之鎮，而無諸侯之權」（《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三「理財」門引趙天麟奏議）。如在人事權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選用主要由中書省和吏部負責，行省幾無任官和詮調權，在這方面遠不如漢唐地方大員；在財政方面，行省只是充當了朝廷集中財賦的工具，所收取的財賦行省必須執行上供中央與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懸殊比例規定，行省還有義務遵照朝廷的命令，額外提供錢谷，以彌補中央財賦支出的不足；在軍事方面，行省不能獨立行使軍權，軍權掌握在中央的樞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對行省制定了嚴格的規則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內部權力的相互牽制有利於中央集權。元代行省內部實行的是群官負責和圓署會議制，即通過行省官員集體開會共同負責，各官員之間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牽制，每個行省官員都不可能獨立行使權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協助或制約。同時中央在行省也構制了監察行省、防範其擅權坐大的特殊機制。如江南、陝西行御史台的設置及其與二十二道廉訪使司所構成的地方監察網路，是元代地方監察的創舉。終元一代，行省與行御史台及廉訪司大多處於某種程度的彼此對立、相互攻擊的狀態，從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
4、行省大權的歸屬有利於中央集權。作為民族統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員掌握權力，以最關鍵、最敏感的統軍權為例，行省官員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軍權，而平章以上又不準漢人擔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貴族擔任，「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傳》），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權統治的忠實維護者，很難成為地方割據勢力的代表。因為作為一個異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長官，即使大權在握，也很難想像他會策動漢族或者能夠策動漢族搞分裂。總之，元朝統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會走向中央的對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時候，不能完全從漢族社會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去解釋，而更要從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從蒙古統治集團特有的統治意識當中尋找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鞏固統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將其權力一分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劃分特點有利於中央集權。秦漢以來，地力行政區劃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歷史傳統等因素來確定，政區的自然屬性與經濟、文化一體化趨勢較強，容易產生割據局面。從元代開始，行省區劃主要以中央軍事控制為目的，採取「犬牙交錯」的原則，任意將自然環境差異極大的地區拼成一個省級行政區，削弱地方的經濟、文化認同感，人為地造成犬牙交錯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從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險而守、割據稱雄的地理條件，朝廷就比較容易控制了。如：秦嶺以南的漢中地區被劃歸陝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門戶洞開，無險可守。這種劃分行政區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強了中央集權，客觀上也促進了各族人民之間在經濟、政治與文化方面的交流。
綜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雖然與唐宋以來漢族社會日益強化的中央集權觀念確實有很大的抵觸，但它作為元代社會發展的產物，還是起到了它在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的目的，同時也對後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區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❾ 忽必烈究竟會不會漢語史書上是怎麼樣記載的

需要說明的是，“會不會漢語”應該包含三個層面，即說話、理解、寫作。會用漢語對話，不代表懂漢語。真正的會漢語，代表能稍微讀懂一定的經典著作，會寫一些漢語文章。就猶如今天的英語，會說英語之人，未必會寫、未必理解。

❿ 李治安的介紹

李治安，1949年生，歷史學博士，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元史研究會會長，代表性為《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元代行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