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講元朝

① 關於元朝行省制度

行省一詞，源於金。金因地方上戰爭的需要，設行尚書省以分任軍民之事，非定製。元世祖時，開始設置中書省。中統、至元年間，在各地分置行中書省，作為中書省的派出機構。後逐漸成為固定的地方行政機構，掌管轄內軍政要務。行省制，就是在中央設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樞密院掌管軍事，御史台負責監察；在地方設行中書省，行省設丞相一人，掌管全省軍政大事。行省下設路、府、州、縣。元朝在全國共設10個行省，即嶺北、遼陽、河南江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省、江西、湖廣。而山東、山西、河北和內蒙古等地則稱為「腹里」，由中書省直轄。
行省制的確立，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統一，使中央集權在行政體制方面得到保證。這是中國行政制度的一大變革，對後世影響巨大。省作為地方一級行政區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行省制 源於魏晉時的行台，當時為中央政權處理軍國大事時的臨時派出機構。金朝曾在邊境廣置行台尚書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時仿金制，設行尚書省統轄一個大區的路府州縣，演變成地方最高政治機構。元世祖中 統年間，尚書省並入中書省，地方機構也改稱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從此，地方政治制度進入劃省而治的階段。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參知政事，其行政機構名稱和官吏品秩與中樞相等，凡一省軍國大事無 所不領。行省轄區不僅地域遼闊，且省界犬牙交錯，使 其無山川險阻可依，北向門戶洞開，形成以北制南的軍 事控制局面。因這一措施有助於防止地方割據，故為明、清所繼承。元行省所轄路府州縣無固定統屬關系，隨意性很大。有些行省與路之間還設道，屬監察性質。為加強控制,元在路府州縣均設蒙古事務官「達魯花赤」,監 督各級官吏，執掌最高權力。縣以下設村社和里甲，常由蒙軍駐村社實行軍事統治。里長通常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應，成為當地的最高主宰。由 此使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更加激化，導致元末農民大起義
1、行省的二元化特點有利於中央集權。元朝行省最初只是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後期，始基本定型，轉變為常設的地方大行政區。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並地方化之後，它仍然帶有中央派出機構、或者說是中書省分支機構的性質。「行省演化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質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後，行省仍長期保留著朝廷派出機構的某些原有性質，……並非純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點，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區關系所不具備的，這種特點使得行省既要服從中書省的制約又共同為元代統治服務。
2、中央政府對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於中央集權。行省雖然「軍國重事，無不領之」，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無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牽制與制約，故 「有諸侯之鎮，而無諸侯之權」（《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三「理財」門引趙天麟奏議）。如在人事權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選用主要由中書省和吏部負責，行省幾無任官和詮調權，在這方面遠不如漢唐地方大員；在財政方面，行省只是充當了朝廷集中財賦的工具，所收取的財賦行省必須執行上供中央與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懸殊比例規定，行省還有義務遵照朝廷的命令，額外提供錢谷，以彌補中央財賦支出的不足；在軍事方面，行省不能獨立行使軍權，軍權掌握在中央的樞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對行省制定了嚴格的規則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內部權力的相互牽制有利於中央集權。元代行省內部實行的是群官負責和圓署會議制，即通過行省官員集體開會共同負責，各官員之間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牽制，每個行省官員都不可能獨立行使權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協助或制約。同時中央在行省也構制了監察行省、防範其擅權坐大的特殊機制。如江南、陝西行御史台的設置及其與二十二道廉訪使司所構成的地方監察網路，是元代地方監察的創舉。終元一代，行省與行御史台及廉訪司大多處於某種程度的彼此對立、相互攻擊的狀態，從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
4、行省大權的歸屬有利於中央集權。作為民族統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員掌握權力，以最關鍵、最敏感的統軍權為例，行省官員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軍權，而平章以上又不準漢人擔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貴族擔任，「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傳》），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權統治的忠實維護者，很難成為地方割據勢力的代表。因為作為一個異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長官，即使大權在握，也很難想像他會策動漢族或者能夠策動漢族搞分裂。總之，元朝統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會走向中央的對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時候，不能完全從漢族社會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去解釋，而更要從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從蒙古統治集團特有的統治意識當中尋找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鞏固統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將其權力一分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劃分特點有利於中央集權。秦漢以來，地力行政區劃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歷史傳統等因素來確定，政區的自然屬性與經濟、文化一體化趨勢較強，容易產生割據局面。從元代開始，行省區劃主要以中央軍事控制為目的，採取「犬牙交錯」的原則，任意將自然環境差異極大的地區拼成一個省級行政區，削弱地方的經濟、文化認同感，人為地造成犬牙交錯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從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險而守、割據稱雄的地理條件，朝廷就比較容易控制了。如：秦嶺以南的漢中地區被劃歸陝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門戶洞開，無險可守。這種劃分行政區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強了中央集權，客觀上也促進了各族人民之間在經濟、政治與文化方面的交流。
綜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雖然與唐宋以來漢族社會日益強化的中央集權觀念確實有很大的抵觸，但它作為元代社會發展的產物，還是起到了它在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的目的，同時也對後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區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② 來本寫元朝時期的小說 要歷史的.

其實我一開始想到的就是明朝人宋濂、王韋主編的《元史》，但是看到網上有個哥們兒說元史成書久遠，有謬誤，就把他的答案粘貼給你吧，還不錯：小說我看得比較少，關於蒙古史的小說，我知道的有朱耀廷寫的《忽必烈》和《大元帝師八思巴》。另外，《元朝那些事》也可以，不過好像只出了成吉思汗一卷。
歷史書籍我看過的多一些，但是不建議直接去看《元史》，還有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這些書的年代比較久遠，有些地方有謬誤。推薦你幾本：
1.《成吉思汗傳》，朱耀廷，人民出版社
2.《蒙元帝國》，朱耀廷，人民出版社
3.《忽必烈傳》，李治安，人民出版社
4.《蒙古秘史》，卓越有賣的，不過很貴，好像是60多塊錢，是窩闊台汗時期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寫的，是研究元史的基本資料。
還有，就是要說一下外國人寫的關於蒙古史的作品，我看過儒勒.格魯塞的《成吉思汗》和《草原帝國》，感覺明顯不如朱耀廷老師的書，而且翻譯很差，建議不要看。（ps：不知道《劍橋中國史》和《世界通史》里關於元朝時期的資料多不多，沒看完，此做補充。）

③ 東方早報：元朝不是中國的王朝嗎

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戰》中一再強調元朝並不是一個中國的王朝，可是回到忽必烈本人的歷史認識中，我們看看，他在三代至宋金的歷史之外尋找任何歷史認同了嗎？他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續宋金的歷史嗎？
最近聽到的有關蒙古的消息，是烏蘭巴托市中心的蘇赫巴托爾廣場即將改名成吉思汗廣場。過去該市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重要地標主要是一家高檔飯店和郊區的國際機場，現在最具象徵意義的中心廣場也要改名了。革命領袖和現代蒙古國締造人的名字，正從蒙古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要象徵符號中淡出，而遙遠過去的蒙古英雄已然孤峰獨峙，顯示後社會主義時代蒙古的國家認同建構是多麼依賴對歷史資源的發掘。如果把視野擴大到中國的內蒙古，你輕易就會發現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城市中心廣場竟遠遠多於蒙古國——呼和浩特、呼倫貝爾、鄂爾多斯、錫林浩特、烏蘭浩特、烏海……
最偉大的蒙古英雄沒有第二人。不僅蒙古人這樣看，在世界范圍內，成吉思汗不僅足以當作蒙古的代名詞，而且，他甚至比蒙古更有名。
這是八百年來種種歷史發展的結果。內亞史地研究的先驅之一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說過，如果不是因為恰好生在一個適當的時候，以及剛好活動在一個的適當的地理區域，僅僅以成吉思汗的天生稟賦，他本來成不了這么大的氣候。這當然比那些一味沉迷在偉人的克里斯瑪中尋求神秘歷史解釋的研究者高明，但其實拉鐵摩爾自己也浸潤在成吉思汗孤獨的偉大傳統中：成吉思汗如此偉大，以致於他在蒙古人的歷史中成為一個孤獨的英雄，一座突兀的高山。
成吉思汗的這種孤獨地位，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特別在元朝不是如此。在《馬可·波羅游記》里，忽必烈才是蒙古英雄的天字第一號：「大可汗（忽必烈），是一個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來，都是一個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國最好的君主。他是一個最賢明的人，韃靼民族從來所未有的。」雖然馬可·波羅沒有趕上成吉思汗的時代，但他對忽必烈的贊頌，至少反映了那時元朝宮廷和官僚輿論中，存在著把忽必烈描述為蒙古歷史第一人的傾向。這種傾向或史學實踐，在忽必烈後裔失去汗位以後，勢必發生重大逆轉。成吉思汗歷史地位的變遷過程，無疑也是蒙古史的一個有趣的課題，那種把今日成吉思汗獨特地位視作理所當然的觀念，當然是非歷史的。

專業的蒙元史研究者當然不會花心思去給歷史人物排座次，但許多學者還是明確表示忽必烈與成吉思汗同等重要。著有《忽必烈傳》的李治安教授說：「與祖父成吉思汗一樣，忽必烈堪稱蒙元一代的偉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則以文治著稱於天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繼承者中最傑出的政治家。」蔡美彪先生說，撰寫《忽必烈傳》實際上相當於寫半部元史。李治安教授的《忽必烈傳》的確可以當作半部元史來讀。不過，以挑剔的眼光來看，元史是傳統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這部傳記所寫的，也還是中國歷史脈絡中的忽必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同樣高度評價忽必烈歷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史的大轉向》中，描摹出一個世界史視野中的忽必烈，迥然有異於我們所熟悉的那個元世祖。杉山這部書當然沒有寫成半部元史，但可以當作十三世紀後半葉世界史的半部概論來讀。

學界說起杉山正明，一般都會首先提起他的語文能力，他自己也喜歡強調學習和掌握多種語文對於研究蒙元歷史的重要性，特別是波斯文，用杉山的話說，對研究蒙元史而言，波斯語文獻與漢語文獻同樣重要。他如此高看非漢文特別是波斯文史料，當然與過去研究者偏多信賴漢文文獻有關。Morris Rossabi在1989年出版的《忽必烈汗》中，就已經批評研究者對於漢文以外的史料利用不足。杉山把這一批評推向了極致，而且他自己也似乎努力學習了盡可能多的語言。他說：「有關蒙古時代應該使用的史料經典就多達二十多國語言，並且重要的是，東西方專門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繪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圖像。」他認為，以漢文為中心的東方史料與以波斯文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兩個集群，由於「兩個文獻群各自背負著的巨大文化傳統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牆與語言之牆」更困難的，就是跨越「說不定遠較前兩者為大的意識之牆」。據說杉山的辦公室就是蒙元史研究的最佳圖書館，參觀者通常會驚駭於如此豐富、如此稀見的多語文史料竟會匯聚在此，也難怪杉山會在書中對哈佛的圖書館頗有微詞。
多語文史料的掌握，當然是杉山蒙元史研究的一大特點，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成功就在於他使用了不為他人所知的材料。他的著作里的確有很多出自波斯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非漢文的材料，但這些材料本身並不是由他發掘出來第一次使用的。他的確在不少地方巧妙地利用了多語文史料駁斥舊說或建立新論，但這些材料對於其他研究者來說並不是那麼陌生。在我看來，杉山是在武裝了炫人耳目的多語文工具的同時，和許多成功的歷史學家一樣，也具備極為開闊的知識視野和求新求變的理論勇氣，事實上正是後者使他寫出了一系列有著獨特視角的歷史論著。
以《忽必烈的挑戰》為例，決定了此書一炮打響的，並不是杉山使用了多少條稀見的多語文史料，而是他在書中以習見史料論述了蒙古時代所開創的世界體系這個亞洲史乃至世界史的命題。他所談的忽必烈，不僅是蒙古的大可汗，也不僅是元朝的創建者，而是塑造了從地中海到西太平洋巨大范圍內新型政治經濟體系的關鍵人物，而這就是世界歷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義的「世界體系」，蒙古帝國為這個世界體系提供了結構骨架和運轉動力。忽必烈不僅繼續並完成了成吉思汗所啟動的帝國進程，他還重新設計和編織了這個帝國的網路，使得東西世界之間的聯系不再是偶發的、隨機的和間隔斷續的，擺脫了古典絲綢之路情懷的東西交流，第一次具有了整體的、持續的和息息相關的意義。這就是本書副標題「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的真意所在。因此，這本書超越了傳統蒙元史的范疇，而成為一種亞洲本位的世界史論述。
讀者不難發現，作者為了建立這個亞洲本位的世界體系論述，不得不專辟章節批判歐洲本位的世界體系說，這便是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會學家所創建的近代世界體系理論。華勒斯坦認為，自十六世紀開始，世界經濟存在著以西歐為中心，以西歐以外為層級遞減的邊緣的結構。中心區域有國與國的區別，國家內部有地區與階層的區別，某地區內有城鄉的區別。中心與邊緣涉及不平等的交換關系、地理關系及壟斷與自由競爭的關系。近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歷程，就是主導世界體系，把全世界各邊遠地區都吸納進這個世界體系的過程。世界體系的發端可追溯至十五世紀末的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從那以來的歷史可以說就是這個世界體系實現和展開的過程。杉山在書中批評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是「不確切的體系論」，但他並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辯駁，而只是指出華勒斯坦理論對亞洲歷史的關照過於薄弱，過於「圖式主義」，在史料和具體論證上不具有說服力，「特別是連東亞與中亞，甚至是中東伊斯蘭世界及俄羅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歷史知識與認識」。因此，給出一個充分考察了亞洲歷史經驗的世界史論述就變得必要。在浮皮潦草地批評了流行的世界體系論之後，杉山就可以開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體系論了。

有趣的是，杉山對華勒斯坦的批評，不但在學理上無多新意，而且也部分地掩蓋了他自己的世界體系的來源。在我看來，杉山本人深受華勒斯坦世界體系論的影響，這本《忽必烈的挑戰》不僅寫作靈感來自華勒斯坦，而且其具體論述也有賴於世界體系論原有的海上通商、中心邊緣、金融網路和分工物流等重要概念。當然杉山並沒有掩飾華勒斯坦學說給他的沖擊，「這真是一套波瀾壯闊的歷史論述，……對讀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壓倒性魅力」，而他的回應則是以華勒斯坦的概念與方法，本著「以全球的視野來總括亞洲全體」的目的，建立一套新的世界體系論述。這個新的世界體系，就是蒙古時代以忽必烈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其基本杠桿是蒙古人的軍事力、中華社會的生產力及中東和中亞穆斯林商團的營商力。
受到華勒斯坦世界體系論沖擊的杉山，把這一套分析方法和論述模式應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就誕生了本書所表述的蒙古時代世界體系觀。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是以歐洲特別是西歐為基點的，是一種歐洲本位的世界體系；杉山的蒙古時代世界體系，以蒙古帝國為核心展開，是一種亞洲本位的世界體系。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開啟於十五世紀末的大航海時代，勃發於十六世紀，前波後浪連綿不絕以至於今；杉山的世界體系則提前至十三世紀後半葉，雖然維持的時間不太長，但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歷史，至少間接地影響了十四世紀以後東西方歷史的進程，特別是近代世界體系重構的進程。

杉山一方面贊賞華勒斯坦的「（歷史）書寫真的是可怖的」，另一方面指出由於「他不了解蒙古」，所以不知道「國家在其和緩的主導下，擁有組織力主動掌控物流，自身也憑藉通商利潤而存立的這個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國家恐怕是第一個」。杉山從多角度論證忽必烈的通商帝國「以世界規模而展開」，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全新的歷史論述，這一論述足以藉助世界體系這樣時髦的理論解說，把忽必烈時代蒙元史的意義充分放大，空間上不僅超越中國史，還超越亞洲史，時間上則不僅超越忽必烈個人的統治時期，還超越蒙元時代，與近代的全球史直接連接。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寫作計劃。還不得不說，杉山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計劃。

《忽必烈的挑戰》與杉山其他廣受好評的著作一樣，可讀性、知識性與思想性，堪稱圓融完滿。杉山著作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視野開闊和知識豐富，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南北之間跳躍來去毫無窒礙，細節敘述妙趣橫生。姚大力先生說：「就我記憶所及，他前後寫過近十種性質類似、話題或聚焦點略有不同的歷史讀物，每本都顯示出一定程度的獨特視角與新鮮見解。」（姚大力：《一段與「唐宋變革」相並行的故事》，見2013年1月6日《上海書評》）姚先生所說的「獨特視角與新鮮見解」，正是杉山最成功的地方。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他的著作都有或明或暗的理論來歷，都受到國際學界某種流行議題的影響或啟發，而且都是對這些議題某種程度的回應。在蒙元史領域的學者中，不僅日本，即使世界范圍內，他這個類型的也相當罕見。對後輩特別是年輕學者來說，注意到杉山正明這樣無時不在標榜語文和語言重要性的成功者，其實在多大程度上關注著包括社會科學理論在內的國際學術新說，並且在自己的寫作中接受其影響的同時又積極予以回應，也許會是更有啟發的。

當然這不是贊賞或提倡理論先行、以論帶史，杉山的著作之所以成功，恰恰在於他處理好了理論與實證的關系，他的某些著作甚至表面上並沒有理論追求，或沒有受理論影響的明顯痕跡，他挑選的細節才是抓住讀者的第一因素。但他能成為如此一個風格獨特個性鮮明的歷史學家，理論關懷與理論勇氣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我不是蒙元史專家，本沒有資格判斷杉山的世界體系論是否在史學上成立。從一個讀者的閱讀體驗說，我覺得有點浪漫，把機會主義的財富追求說成深思熟慮的經濟規劃，把溝壑縱橫彼此對立的蒙古政治說成共享帝國成果的太平世界，多多少少，是證成並拔高了他自己批評過的Pax Mongolic。杉山筆下的忽必烈，對西起地中海東至太平洋的廣大世界都有相當深入的了解，能夠製作超越時空局限的經濟與政治的戰略安排，總給人一種不可思議的驚訝。那樣的歷史人物是難以理解的。當然，《忽必烈的挑戰》所論述的蒙古時代的世界體系，多大程度上是杉山發現的，又在多大程度是他發明的，這是另外一個話題。能夠挑起這個話題，這本書就已經成功了。

我對忽必烈的興趣當然與我自己的知識局限直接相關。接著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問題，即忽必烈與成吉思汗的歷史地位的比較，我想，先不管當時及後世的評價（那必是各執一詞、言人人殊的），我們應該看看忽必烈自己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或者說，他對自己的歷史地位是如何預期的。

忽必烈對中國歷史很有興趣，在漠北時已然。徐世隆說：「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跡。」由於完全依靠翻譯和聽講，他的歷史理解能到什麼程度，當然不可估計太高，但哪怕有限的知識也大有助於他日後進入中原後的施政與統治。雖然有材料說他尤為欽佩唐太宗，對唐代歷史特有興趣，對《資治通鑒》情有獨鍾，但研究者都同意，對他施政影響最大的主要是金代歷史知識，《大定政要》的重要性由此可見。而元朝是由草原南下的征服者所建立的這個事實，不可能在忽必烈的歷史興趣中無所反映。那麼，他對遼金之前情形類似的北魏的歷史有多少了解，或有多少興趣呢？

許衡建議忽必烈推行漢法時，就是從北族政權統治華夏這個角度說的：「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漢法，可以久長。」中國歷史上，這種以草原征服者的身份「奄有中夏」的前代王朝，有哪些是成功的呢？就是拓跋魏、契丹遼和女真金。許衡說：「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使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顯然，北魏成功的歷史經驗早已進入忽必烈的知識視野。郝經對忽必烈說：「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

我在這里討論忽必烈對北魏歷史的了解，或他對北魏歷史的興趣，目的是想解釋他具體從北魏歷史里學習了什麼。他以「元」為國號，或許真的如他自己的解釋直接出自《周易》彖辭的「大哉乾元」，其靈感並不來自北魏孝文帝為拓跋皇室改姓為「元」的故事，但另外一個看似巧合的一致，就值得深思了。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初定太廟七室之制」，尊皇祖成吉思汗為太祖。五年後又定太廟為八室，加上皇曾祖也速該·把阿禿兒，尊為烈祖，並給太祖成吉思汗上謚號為聖武帝，給烈祖也速該·把阿禿兒上謚號為神元帝。這種謚號在以前王朝的帝王謚號里並無重復，除了北魏。北魏始祖拓跋力微的謚號是神元帝，力微之父詰汾的謚號是聖武帝，這些都是北魏開國君主太武帝拓跋珪於天興元年（398年）追贈的謚號。力微與其父被謚為神元帝、聖武帝，成吉思汗與其父被謚為聖武帝、神元帝，看起來似是一種巧合，但一個難以抗拒的聯想，就是忽必烈和他的謀士從北魏史獲得了靈感。

這個聯想最大的史學價值，即忽必烈怎麼看成吉思汗。他是否把成吉思汗看成完成建國大業的人呢？元代文士奏疏文字里，說起「國朝奄有天下」的具體年數，多是從滅金算起的，而那時成吉思汗已經不在，實現滅金大業的蒙古大汗是窩闊台。這種演算法一定反映了忽必烈本人對蒙元歷史的認識。在忽必烈的蒙元歷史觀里，成吉思汗大致相當於北魏歷史上的拓跋力微，創立了草原時代的偉業；窩闊台至蒙哥等，大致上相當於北魏道武帝以下平城諸帝；而他自己，應該就是要以孝文帝的氣概，創造遠超孝文帝的事業。在這個歷史觀里，忽必烈本人是把自己看作蒙元歷史第一人的。

杉山在《忽必烈的挑戰》中一再強調元朝並不是一個中國的王朝，可是回到忽必烈本人的歷史認識中，我們看看，他在三代至宋金的歷史之外尋找任何歷史認同了嗎？他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續宋金的歷史嗎？他並沒有企圖否定或遮掩元朝的草原起源，但他顯然把草原時代的歷史與滅金以後入主中原的歷史分成了截然不同的階段。成吉思汗只是草原創業時代的英雄，而蒙古最偉大的事業還有待元朝的建立與傳承，這在以往的歷史中已有很多先例可循，其中拓跋鮮卑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個榜樣。正因為這樣，他才把拓跋力微父子的謚號同樣施用於成吉思汗父子，透露出他對成吉思汗及他自己歷史地位的認識或期待。

據說忽必烈特別推崇唐太宗。唐太宗不是唐朝的開國君主，卻最終獲得了唐朝歷史第一人的地位。這或許是忽必烈喜歡提到他的原因之一。如果他那時已經具有「世界體系」的眼光，給出一個類似《忽必烈的挑戰》的宏大敘事，那他實在不必為自己的歷史地位懷有任何疑慮了，因為這種疑慮本身，說明他還是置身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那在杉山的歐亞歷史觀里當然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局限，可是，從草原帝國的成功轉型來說卻是一個不小的超越。

④ 元朝時人們分為幾個等級

元朝建國以後,把中國人分成了四類: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實行等級管理制度,文化,風俗,在一開始都互相區別,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蒙古人和漢族人的文化開始互相融合,漢族的喪葬習俗也更多的被蒙古族所使用,尤其是皇族.在已經發現的元代墓葬中,很多貴族的隨葬品很多就是一個例證.近兩年在內蒙的赤峰一代曾出土了幾座元代墓葬,經考證就是蒙古人未進關前的墓葬,隨葬品有金銀及瓷器,其中有大半是宋代時期的漢族工藝品,說明在進關之前,漢蒙文化的交流就已經很多. 政治。謝詠梅《札剌亦兒部顯貴「國王」爵位封授與承襲》（《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指出，札剌亦兒部木華黎是最早受封國王位號的功臣。自1217年木華黎受封國王訖元終，子孫承襲，世世無絕。但嗣封者往往受蒙、漢禮制的雙重影響以及對蒙廷的親疏等因素的作用。國王最初代表朝廷全權經營中原，隨著大汗親歷戎行及蒙古重心的南移，尤其是中原統治機構的構建，國王的軍權、政權漸被削弱，其職權也轉為充當畿輔藩屏或充任「藩大臣」。元中後期，由於駙馬及部分異姓功臣頻繁封王拜爵而勢力日漲，國王在異姓功臣中的地位也日漸暗淡了。船田善之（日）《色目人與元代制度、社會------重新探討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劃分的位置》（《蒙古學信息》第2期）指出：（l）在同時代的非漢語史料中，是找不到相當於「色目人」的詞彙或概念的。色目人的詞源是漢語，這個概念也只存在於漢語中。色目人一詞及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劃分只是存在漢語世界即通用在漢族之中。總之，色目人就是漢族的認知世界的產物。（2）直到元朝中期連執法官吏也不清楚對色目人的明確界定。色目人的范疇由法律規定、社會習俗和文化背景的差異而產生。漢族和非漢族之間的制度區別是由漢人官員提議的。（3）在戶籍制度上沒有劃分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四個並列的分類方式。在元代戶籍，收攏外來的戶（僑寓戶、北人戶）是為了確保賦稅及處理糾紛、犯罪等問題，與「約會」有很大關系。這種戶籍制度是「集團主義」的表現。（4）元代許多高級官吏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當，這不是四等而是「根腳」的反映，史料記述元朝的長官應由蒙古人擔任，但都不能說明色目人的地位比漢人、南人更高。（5）為官上，史料中各處看到「參用」，其目的不是牽制漢人、南人，而是對廣闊的版圖和不同民族的統治有利。（6）「參用」與元代科舉定員同數制應有關系，程矩夫期待科舉制度能實現「參用」。總之，不能只由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劃分了解元代政治、社會。元朝統治的特點是「集團主義」，即統轄每個集團的方式。可以說在為官方面重視「根腳」和「參用」之平衡。周志鋒《試論蒙元時期皇後的政治活動及其影響》（《黑龍江民族叢刊》第1期）一文，論述了蒙元時期皇後攝國稱制、垂簾聽政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以及皇後干政的歷史根源。包勝利《<蒙古秘史>中的汗權思想》（《內蒙古大學學報》第1期）探討了汗權的屬性、作用方式等問題。穆鴻利《論13世紀蒙元帝國在再造中華大一統偉業中的貢獻》（《黑龍江民族叢刊》第1期），指出了以往的片面看法，從開拓疆域、促進民族融合、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建樹、促進中西交流等方面，論證了蒙元帝國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的貢獻。任洪生《13世紀蒙古霸權的另一種視角--亞歐大陸腹地地緣經濟與政治分析》（《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認為，冷兵器時代游牧民族擁有亞歐大陸霸權的原因在於其生產方式，游牧民族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他們對外部的取向，他們軍事上的優勢也來自其生產方式。龔陰《元朝民族等級政治述略》（《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對元朝的四等人制進行了論述。 制度。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一書，匯集了作者二十年來在元代政治制度領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全書60萬字，分為四章：一、中央政治制度;二、地方行政與監察制度；三、投下與蒙古諸王制度；四、中央與地方關系及其他。內容涉及御前奏聞、上都分省、怯薛預政、質子軍、行省制、宣慰司、路總管府、巡檢司、肅政廉訪司、奉使宣撫等等。作者注重將國家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形式與政策法令及政權機構的運作和政策法令的執行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是一部具有較高科學性與系統性的研究著作。治元史者大多認為，元代的中書省基本上是一漢式宰相機構。屈文軍《論元代中書省的本質》（《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對此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圍繞制度設計和實際運作兩項內容，從元代宰相制度與唐宋等朝代宰相制度的比較、元代尚書省和門下省設置風波、中書省與行省關系、中書省與怯薛關系等方面，論證了元代的中書省盡管擁有漢式官署名稱和官職稱號，但本質上並不是傳統宰相制度的自然發展，而是大蒙古國時期大斷事官機構的延續。同氏《元代怯薛新論》（《南京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怯薛是蒙元王朝政治體制中的特殊組織，元代高級官員多出身怯薛，怯薛出仕後仍保留原先職務，而且怯薛世職是他們的真正身份和地位標志，外廷官稱只相當於一種臨時差遣；怯薛是鞏固其成員同君主間主奴關系的工具，且怯薛的中樞地位使得蒙古權貴同大汗或皇帝間的主奴觀念在整個官僚體制中泛化；所謂的怯薛預政並不屬於非常行為，而是其成員參決政務的合法形式和途徑，將這種參政方式看作近侍篡奪中書省權力是在拿中原王朝的政治模式去套其實不一樣的蒙元王朝政治結構。金瀅坤《從黑城文書看元代的養濟院制度--兼論元代的亦集乃路》(《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指出，《俄藏敦煌文獻》中的 《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檢司為收養郭張驢等孤老狀本路總管府及指揮使判》為黑城文書，是目前所見的唯一一件有關元代養濟院的出土官文書。該文書證實了元代鰥寡孤獨廢疾收養制度曾有效地實行，並一直實行到元末。元代養濟院制度受宋代的養濟院和福田院等社會救助制度影響，並與其有直接的淵源關系。元朝還建立了與養濟相關的法律，以確保鰥寡孤獨老弱殘疾者得到收養。默書民《大蒙古國驛傳探源》（《內蒙古社會科學》第1期）探討了蒙元時期驛傳制度的建立等問題。認為大蒙古國的驛傳制度在成吉思汗時期便得到廣泛的應用，但並非完全承襲前朝舊制，而是在草原游牧民族生活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並且在窩闊台時期得到規范。元朝政府比較重視西北地區驛站的管理，逐步建立起一套驛站管理制度。陳廣恩《元代西北地區驛站管理初探》（《集刊十六》）一文，從驛站的首思供應、符牌配置、站戶簽補、驛站整治、驛站賑濟等方面，對元代西北地區驛站的管理情況作了探討。元代沿用宋金制度，建置架閣庫以收藏和管理檔案。張金銑《元代檔案的管理與利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對元代的檔案管理人員及檔案管理制度等問題進行了考察。探討架閣庫的文章還有張會超《解讀元代中書省架閣庫文獻》（《柳州師專學報》第3期）一文。參考資料： http://..com/question/15883226.html?si=1

⑤ 論述元代政治制度做了哪些調整

元朝建國以後,把中國人分成了四類: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實行等級管理制度,文化,風俗,在一開始都互相區別,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蒙古人和漢族人的文化開始互相融合,漢族的喪葬習俗也更多的被蒙古族所使用,尤其是皇族.在已經發現的元代墓葬中,很多貴族的隨葬品很多就是一個例證.近兩年在內蒙的赤峰一代曾出土了幾座元代墓葬,經考證就是蒙古人未進關前的墓葬,隨葬品有金銀及瓷器,其中有大半是宋代時期的漢族工藝品,說明在進關之前,漢蒙文化的交流就已經很多.

政治。謝詠梅《札剌亦兒部顯貴「國王」爵位封授與承襲》（《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指出，札剌亦兒部木華黎是最早受封國王位號的功臣。自1217年木華黎受封國王訖元終，子孫承襲，世世無絕。但嗣封者往往受蒙、漢禮制的雙重影響以及對蒙廷的親疏等因素的作用。國王最初代表朝廷全權經營中原，隨著大汗親歷戎行及蒙古重心的南移，尤其是中原統治機構的構建，國王的軍權、政權漸被削弱，其職權也轉為充當畿輔藩屏或充任「藩大臣」。元中後期，由於駙馬及部分異姓功臣頻繁封王拜爵而勢力日漲，國王在異姓功臣中的地位也日漸暗淡了。船田善之（日）《色目人與元代制度、社會------重新探討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劃分的位置》（《蒙古學信息》第2期）指出：（l）在同時代的非漢語史料中，是找不到相當於「色目人」的詞彙或概念的。色目人的詞源是漢語，這個概念也只存在於漢語中。色目人一詞及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劃分只是存在漢語世界即通用在漢族之中。總之，色目人就是漢族的認知世界的產物。（2）直到元朝中期連執法官吏也不清楚對色目人的明確界定。色目人的范疇由法律規定、社會習俗和文化背景的差異而產生。漢族和非漢族之間的制度區別是由漢人官員提議的。（3）在戶籍制度上沒有劃分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四個並列的分類方式。在元代戶籍，收攏外來的戶（僑寓戶、北人戶）是為了確保賦稅及處理糾紛、犯罪等問題，與「約會」有很大關系。這種戶籍制度是「集團主義」的表現。（4）元代許多高級官吏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當，這不是四等而是「根腳」的反映，史料記述元朝的長官應由蒙古人擔任，但都不能說明色目人的地位比漢人、南人更高。（5）為官上，史料中各處看到「參用」，其目的不是牽制漢人、南人，而是對廣闊的版圖和不同民族的統治有利。（6）「參用」與元代科舉定員同數制應有關系，程矩夫期待科舉制度能實現「參用」。總之，不能只由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劃分了解元代政治、社會。元朝統治的特點是「集團主義」，即統轄每個集團的方式。可以說在為官方面重視「根腳」和「參用」之平衡。周志鋒《試論蒙元時期皇後的政治活動及其影響》（《黑龍江民族叢刊》第1期）一文，論述了蒙元時期皇後攝國稱制、垂簾聽政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以及皇後干政的歷史根源。包勝利《<蒙古秘史>中的汗權思想》（《內蒙古大學學報》第1期）探討了汗權的屬性、作用方式等問題。穆鴻利《論13世紀蒙元帝國在再造中華大一統偉業中的貢獻》（《黑龍江民族叢刊》第1期），指出了以往的片面看法，從開拓疆域、促進民族融合、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建樹、促進中西交流等方面，論證了蒙元帝國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的貢獻。任洪生《13世紀蒙古霸權的另一種視角--亞歐大陸腹地地緣經濟與政治分析》（《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認為，冷兵器時代游牧民族擁有亞歐大陸霸權的原因在於其生產方式，游牧民族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他們對外部的取向，他們軍事上的優勢也來自其生產方式。龔陰《元朝民族等級政治述略》（《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對元朝的四等人制進行了論述。
制度。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一書，匯集了作者二十年來在元代政治制度領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全書60萬字，分為四章：一、中央政治制度;二、地方行政與監察制度；三、投下與蒙古諸王制度；四、中央與地方關系及其他。內容涉及御前奏聞、上都分省、怯薛預政、質子軍、行省制、宣慰司、路總管府、巡檢司、肅政廉訪司、奉使宣撫等等。作者注重將國家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形式與政策法令及政權機構的運作和政策法令的執行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是一部具有較高科學性與系統性的研究著作。治元史者大多認為，元代的中書省基本上是一漢式宰相機構。屈文軍《論元代中書省的本質》（《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對此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圍繞制度設計和實際運作兩項內容，從元代宰相制度與唐宋等朝代宰相制度的比較、元代尚書省和門下省設置風波、中書省與行省關系、中書省與怯薛關系等方面，論證了元代的中書省盡管擁有漢式官署名稱和官職稱號，但本質上並不是傳統宰相制度的自然發展，而是大蒙古國時期大斷事官機構的延續。同氏《元代怯薛新論》（《南京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怯薛是蒙元王朝政治體制中的特殊組織，元代高級官員多出身怯薛，怯薛出仕後仍保留原先職務，而且怯薛世職是他們的真正身份和地位標志，外廷官稱只相當於一種臨時差遣；怯薛是鞏固其成員同君主間主奴關系的工具，且怯薛的中樞地位使得蒙古權貴同大汗或皇帝間的主奴觀念在整個官僚體制中泛化；所謂的怯薛預政並不屬於非常行為，而是其成員參決政務的合法形式和途徑，將這種參政方式看作近侍篡奪中書省權力是在拿中原王朝的政治模式去套其實不一樣的蒙元王朝政治結構。金瀅坤《從黑城文書看元代的養濟院制度--兼論元代的亦集乃路》(《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指出，《俄藏敦煌文獻》中的 《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檢司為收養郭張驢等孤老狀本路總管府及指揮使判》為黑城文書，是目前所見的唯一一件有關元代養濟院的出土官文書。該文書證實了元代鰥寡孤獨廢疾收養制度曾有效地實行，並一直實行到元末。元代養濟院制度受宋代的養濟院和福田院等社會救助制度影響，並與其有直接的淵源關系。元朝還建立了與養濟相關的法律，以確保鰥寡孤獨老弱殘疾者得到收養。默書民《大蒙古國驛傳探源》（《內蒙古社會科學》第1期）探討了蒙元時期驛傳制度的建立等問題。認為大蒙古國的驛傳制度在成吉思汗時期便得到廣泛的應用，但並非完全承襲前朝舊制，而是在草原游牧民族生活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並且在窩闊台時期得到規范。元朝政府比較重視西北地區驛站的管理，逐步建立起一套驛站管理制度。陳廣恩《元代西北地區驛站管理初探》（《集刊十六》）一文，從驛站的首思供應、符牌配置、站戶簽補、驛站整治、驛站賑濟等方面，對元代西北地區驛站的管理情況作了探討。元代沿用宋金制度，建置架閣庫以收藏和管理檔案。張金銑《元代檔案的管理與利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對元代的檔案管理人員及檔案管理制度等問題進行了考察。探討架閣庫的文章還有張會超《解讀元代中書省架閣庫文獻》（《柳州師專學報》第3期）一文。

⑥ 想了解關於元朝行省制度的知識，請介紹一些專著或文章。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行省一詞，源於金。金因地方上戰爭的需要，設行尚書省以分任軍民之事，非定製。元世祖時，開始設置中書省。中統、至元年間，在各地分置行中書省，作為中書省的派出機構。後逐漸成為固定的地方行政機構，掌管轄內軍政要務。行省制，就是在中央設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樞密院掌管軍事，御史台負責監察；在地方設行中書省，行省設丞相一人，掌管全省軍政大事。行省下設路、府、州、縣。元朝在全國共設10個行省，即嶺北、遼陽、河南江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省、江西、湖廣。而山東、山西、河北和內蒙古等地則稱為「腹里」，由中書省直轄。
行省制的確立，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統一，使中央集權在行政體制方面得到保證。這是中國行政制度的一大變革，對後世影響巨大。省作為地方一級行政區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行省制 源於魏晉時的行台，當時為中央政權處理軍國大事時的臨時派出機構。金朝曾在邊境廣置行台尚書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時仿金制，設行尚書省統轄一個大區的路府州縣，演變成地方最高政治機構。元世祖中 統年間，尚書省並入中書省，地方機構也改稱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從此，地方政治制度進入劃省而治的階段。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參知政事，其行政機構名稱和官吏品秩與中樞相等，凡一省軍國大事無 所不領。行省轄區不僅地域遼闊，且省界犬牙交錯，使 其無山川險阻可依，北向門戶洞開，形成以北制南的軍 事控制局面。因這一措施有助於防止地方割據，故為明、清所繼承。元行省所轄路府州縣無固定統屬關系，隨意性很大。有些行省與路之間還設道，屬監察性質。為加強控制,元在路府州縣均設蒙古事務官「達魯花赤」,監 督各級官吏，執掌最高權力。縣以下設村社和里甲，常由蒙軍駐村社實行軍事統治。里長通常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應，成為當地的最高主宰。由 此使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更加激化，導致元末農民大起義
1、行省的二元化特點有利於中央集權。元朝行省最初只是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後期，始基本定型，轉變為常設的地方大行政區。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並地方化之後，它仍然帶有中央派出機構、或者說是中書省分支機構的性質。「行省演化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質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後，行省仍長期保留著朝廷派出機構的某些原有性質，……並非純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點，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區關系所不具備的，這種特點使得行省既要服從中書省的制約又共同為元代統治服務。
2、中央政府對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於中央集權。行省雖然「軍國重事，無不領之」，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無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牽制與制約，故 「有諸侯之鎮，而無諸侯之權」（《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三「理財」門引趙天麟奏議）。如在人事權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選用主要由中書省和吏部負責，行省幾無任官和詮調權，在這方面遠不如漢唐地方大員；在財政方面，行省只是充當了朝廷集中財賦的工具，所收取的財賦行省必須執行上供中央與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懸殊比例規定，行省還有義務遵照朝廷的命令，額外提供錢谷，以彌補中央財賦支出的不足；在軍事方面，行省不能獨立行使軍權，軍權掌握在中央的樞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對行省制定了嚴格的規則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內部權力的相互牽制有利於中央集權。元代行省內部實行的是群官負責和圓署會議制，即通過行省官員集體開會共同負責，各官員之間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牽制，每個行省官員都不可能獨立行使權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協助或制約。同時中央在行省也構制了監察行省、防範其擅權坐大的特殊機制。如江南、陝西行御史台的設置及其與二十二道廉訪使司所構成的地方監察網路，是元代地方監察的創舉。終元一代，行省與行御史台及廉訪司大多處於某種程度的彼此對立、相互攻擊的狀態，從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
4、行省大權的歸屬有利於中央集權。作為民族統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員掌握權力，以最關鍵、最敏感的統軍權為例，行省官員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軍權，而平章以上又不準漢人擔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貴族擔任，「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傳》），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權統治的忠實維護者，很難成為地方割據勢力的代表。因為作為一個異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長官，即使大權在握，也很難想像他會策動漢族或者能夠策動漢族搞分裂。總之，元朝統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會走向中央的對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時候，不能完全從漢族社會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去解釋，而更要從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從蒙古統治集團特有的統治意識當中尋找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鞏固統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將其權力一分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劃分特點有利於中央集權。秦漢以來，地力行政區劃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歷史傳統等因素來確定，政區的自然屬性與經濟、文化一體化趨勢較強，容易產生割據局面。從元代開始，行省區劃主要以中央軍事控制為目的，採取「犬牙交錯」的原則，任意將自然環境差異極大的地區拼成一個省級行政區，削弱地方的經濟、文化認同感，人為地造成犬牙交錯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從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險而守、割據稱雄的地理條件，朝廷就比較容易控制了。如：秦嶺以南的漢中地區被劃歸陝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門戶洞開，無險可守。這種劃分行政區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強了中央集權，客觀上也促進了各族人民之間在經濟、政治與文化方面的交流。

⑦ 請問關於元朝的書 生動一點的

小說：

歷史文獻的話，除了樓上說的《蒙古秘史》，還有《史集》、《多桑蒙古史》、《元朝名臣事略》、《聖武親征錄》這些。。。其實《元史》《新元史》作為紀傳體通史故事性本來就是很強的，樓主看不慣古文的話，可以找白話文版的。。。

如果是正規歷史小說的話，樓主可以看姜寶才的《耶律楚材》、李治安的《忽必烈傳》、門巋的《帝國之夢》、朱耀庭、俞智先的《成吉思汗》。。。這些都是查史料比較多業內好評比較多的的。。。

如果要以元為背景的網文的話，而且沒有架空，還外加史料和穿插歷史人物較多，又算是思維正常一點的小說，貌似起點文學網目前正在連載的《半世滄海》符合一點。。。

有關於元代的影視作品：

月圓涼州（講闊端收西藏的）
馬可波羅（有義大利和好萊塢兩個版本）
蒼狼（日本片，拍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中國片，有電視劇和電影兩個版本，還有數不盡的紀錄片）
關漢卿（電視劇，中央台拍的，於榮光主演）
大都名伶（講珠簾秀，河北梆子）
關漢卿（豫劇）
關漢卿（田漢的話劇）
孔雀膽（講段功和阿蓋公主，郭沫若劇本）
金庸射鵰三部曲
賽典赤在雲南，八集電視劇
電視劇《神醫朱丹溪》，似為浙江台拍攝。
電視劇《新再生緣》，香港無線攝
話劇《八思巴》
於榮光參演的韓國影片《武士》，以元代背景。
韓國電影《飛天舞》電視劇《飛天舞》
韓國電視劇《辛旽》
韓國電影《霜花店》
大陸電視劇《魂斷釣魚台（城）》
電視劇《建元風雲》
電影《一言止殺》
電視劇《朱元璋》胡軍版
電視劇《傳奇皇帝朱元璋》
電視劇《乞丐皇帝》
等等

樓主要是對這方面感興趣，可以去網路元代吧看看，那裡高人多，也可以給你很多建議的

⑧ 元朝歷史問題

行省的二元化特點有利於中央集權。元朝行省最初只是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後期，始基本定型，轉變為常設的地方大行政區。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並地方化之後，它仍然帶有中央派出機構、或者說是中書省分支機構的性質。「行省演化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質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後，行省仍長期保留著朝廷派出機構的某些原有性質，……並非純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點，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區關系所不具備的，這種特點使得行省既要服從中書省的制約又共同為元代統治服務。
2、中央政府對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於中央集權。行省雖然「軍國重事，無不領之」，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無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牽制與制約，故 「有諸侯之鎮，而無諸侯之權」（《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三「理財」門引趙天麟奏議）。如在人事權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選用主要由中書省和吏部負責，行省幾無任官和詮調權，在這方面遠不如漢唐地方大員；在財政方面，行省只是充當了朝廷集中財賦的工具，所收取的財賦行省必須執行上供中央與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懸殊比例規定，行省還有義務遵照朝廷的命令，額外提供錢谷，以彌補中央財賦支出的不足；在軍事方面，行省不能獨立行使軍權，軍權掌握在中央的樞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對行省制定了嚴格的規則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內部權力的相互牽制有利於中央集權。元代行省內部實行的是群官負責和圓署會議制，即通過行省官員集體開會共同負責，各官員之間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牽制，每個行省官員都不可能獨立行使權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協助或制約。同時中央在行省也構制了監察行省、防範其擅權坐大的特殊機制。如江南、陝西行御史台的設置及其與二十二道廉訪使司所構成的地方監察網路，是元代地方監察的創舉。終元一代，行省與行御史台及廉訪司大多處於某種程度的彼此對立、相互攻擊的狀態，從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
4、行省大權的歸屬有利於中央集權。作為民族統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員掌握權力，以最關鍵、最敏感的統軍權為例，行省官員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軍權，而平章以上又不準漢人擔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貴族擔任，「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傳》），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權統治的忠實維護者，很難成為地方割據勢力的代表。因為作為一個異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長官，即使大權在握，也很難想像他會策動漢族或者能夠策動漢族搞分裂。總之，元朝統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會走向中央的對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時候，不能完全從漢族社會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去解釋，而更要從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從蒙古統治集團特有的統治意識當中尋找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鞏固統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將其權力一分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劃分特點有利於中央集權。秦漢以來，地力行政區劃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歷史傳統等因素來確定，政區的自然屬性與經濟、文化一體化趨勢較強，容易產生割據局面。從元代開始，行省區劃主要以中央軍事控制為目的，採取「犬牙交錯」的原則，任意將自然環境差異極大的地區拼成一個省級行政區，削弱地方的經濟、文化認同感，人為地造成犬牙交錯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從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險而守、割據稱雄的地理條件，朝廷就比較容易控制了。如：秦嶺以南的漢中地區被劃歸陝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門戶洞開，無險可守。這種劃分行政區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強了中央集權，客觀上也促進了各族人民之間在經濟、政治與文化方面的交流。
綜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雖然與唐宋以來漢族社會日益強化的中央集權觀念確實有很大的抵觸，但它作為元代社會發展的產物，還是起到了它在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的目的，同時也對後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區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⑨ 為什麼沒有元朝的電視劇

有元朝的電視復劇，元朝的制電視劇有《大元王朝》《成吉思汗》等。

1，《大元王朝》

《大元王朝》是蕭鋒執導，斯琴高娃等主演的電視劇。該劇是一部描寫元世祖忽必烈開疆辟壤，以其雄才偉略與極目四海的豪邁胸襟，創建元朝歷史的宏篇巨制。

2，《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是梁展基，羅庭執導的電視劇，劉永、黎燕珊主演該劇根據歷史的記載，同時增添野史及傳說，故事高潮迭起，引人入勝。

(9)李治安講元朝擴展閱讀

《大元王朝》劇情介紹：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駕崩，由第三子窩闊台繼任蒙古大汗，第四子拖雷率大軍征討金國。拖雷帶領兒子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以寡敵眾，英勇奮戰，在決定性戰役中擊潰由完顏合達帶領的十五萬金兵，一舉滅金。

而此時窩闊台大汗病重，汗大妃脫列哥那擔心拖雷戰功卓越，會被各方王公推舉為大汗，於是定下毒計，召拖雷回朝，欲置他於死地。拖雷為了家族後代免遭滅門之禍，毅然飲下毒酒，並妥善安排三個兒子。

拖雷毒發身亡後，蒙哥率軍西征，阿里不哥回鄉守灶，面對窩闊台之子貴由與脫列哥那等守舊王公的迫害，忽必烈站到了歷史的風口浪尖，與守舊派王公明爭暗鬥的同時，與蒙哥等兄弟聯合，最終蒙哥當上大汗，忽必烈也迎來了屬於自己的時代。

⑩ 大夥推薦幾本關於元朝的歷史書和關於詳細介紹忽必烈的歷史書籍。

關於蒙古史的小說，我知道的有朱耀廷寫的《忽必烈》和《大元帝師八思巴》。另外，《元朝那些事》也可以，不過好像只出了成吉思汗一卷。 歷史書籍我看過的多一些，但是不建議直接去看《元史》，還有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這些書的年代比較久遠，有些地方有謬誤。推薦你幾本： 1.《成吉思汗傳》，朱耀廷，人民出版社 2.《蒙元帝國》，朱耀廷，人民出版社 3.《忽必烈傳》，李治安，人民出版社 4.《蒙古秘史》，卓越有賣的，不過很貴，好像是60多塊錢，是窩闊台汗時期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寫的，是研究元史的基本資料。 還有，就是要說一下外國人寫的關於蒙古史的作品，我看過儒勒.格魯塞的《成吉思汗》和《草原帝國》，感覺明顯不如朱耀廷老師的書，而且翻譯很差，建議不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