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創新的價值理念

❶ 如何發揮社會組織功能，促進社會治理創新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十五個方面的改革中，明確提出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這兩個方面改革的內容都與重視和發揮社會組織作用，承接政府職能轉變，創新社會治理體系直接相關。事實上，「十二五規劃」就明確提出了改進社會組織管理，建立健全統一登記、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分級負責、依法監管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這已經為社會組織發揮作用提供了制度環境。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導向是，要求政府立足民本，下放權力，提高效率，建立多元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多元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必須努力發揮社會組織的自主、自治、自我管理和服務便利功能，通過構建社會組織的運作平台，拓展社會組織的活動空間，來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
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組織服務社會治理有較長的歷史和成熟的經驗，已經成為西方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支柱。在西方小政府、大社會的基本構建下，政府權力有限，政府職能也專注於安全、外交、經濟等核心領域，諸多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職能基本靠市場和社會來承接和完成。作為非政府性的社會自治體，社會組織在承接政府轉移出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方面有獨特的優勢，通過職能轉移對接與政府委託或者購買服務，社會組織在文化教育、福利救濟、養老助殘、醫療互助、社區團結、環境保護，抗災扶貧、預防犯罪、弱勢群體幫扶等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作用。社會組織因其形成和運作的志願性、自主性、非營利性、公益性、平等性和社區成員公共參與的特徵，使得它相對於政府，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有獨特優勢，更容易獲得認同和歸屬、更能細致入微、也更符合社區文化與傳統，為此，社會組織承擔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更有效率，也更有利於社會凝聚。
社會管理的高度自治化與組織化是西方國家的顯著特徵。各類協會、民間團體、互助組織、教會、基金會、慈善機構等大量的社會組織生長和活躍於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之中，發揮滿足社會成員多元化需求，監督政府與市場等方面的功能。如美國社會，在基層社區和微觀社會管理領域，政府除了社會安全與基礎設施建設外，很少有其他方面的職能，整個社會的自我管理能力非常高。幾乎居民生活領域的所有管理和服務均由市場和基層社區的各類社會組織承擔，為此，民眾的社會參與與公益行動非常積極。與此對應的是美國基層政府的人員規模也非常小，政府的有限權力和有限管理，事實上也養成了民眾少找和不找政府，自我管理和通過社會組織互助解決生活問題的行為邏輯。
西方國家的這種全社會動員參與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社會治理體制，不僅簡化了政府職能，減少了政府管理負擔，還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促進了社會和諧，還增強了西方社會居民的主體意識和責任精神，大大降低了社會管理的成本。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對我們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代表著社會治理發展的方向和規律，也是我國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方向。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了新的階段，扶持和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體現了我們國家社會治理轉型的趨勢和要求。當前我們以政府為社會治理的核心主體，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標的社會治理模式普遍存在社會管理效率不高，服務不到位，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適應居民對社會治理多元化、具體化和細微化的需求，我們必須在主體、手段、方式等方面做出改革。同時，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國家在經濟水平有長足發展、居民的自我意識、自主能力也都有了很大進步，這也為我們大力發展社會組織提供了條件。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從頂層設計上對整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做出了部署，為社會組織的成長與發揮作用提供了新制度的空間。結合我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基礎，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發展和發揮社會組織職能：
第一，轉變觀念，創新社會政策體系。我們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樹立依靠多元社會主體和社會力量管理社會事務的理念。在此基礎上，加強政策創新設計，為各類社會組織的成長、發展提供寬松的制度環境和法律保障。同時，通過政策引導與資金扶持，快速培育一批有資質、有影響能承接政府部分社會服務職能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培育他們成長為社會治理的新主體力量。
第二，以市場化改革為契機，加快各級政府職能轉變與簡政放權，逐步擴大政府職能轉移的范圍和領域。十八屆三中全會定下來的改革基調就是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為此，政府要明晰定位，管好市場和社會不能管得，而將市場機制能調節，社會能自我管理的職能轉移出去，既要轉移職能也要下放權力。新一屆政府推行改革時明確提出減少行政審批事項。以提高效率和服務質量為導向，伴隨著職能減少，同時也將部分資源分配和權力向市場和社會主體轉移和下放，由市場和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轉移出來的職能，政府集中精力做好頂層設計與規劃、政策的宏觀調控與著力履行政府的監督職能。
第三，探索政府職能轉變與社會組織承接的內容和方式。雖然我們明確了改革的方向和任務，確立了向社會組織轉移職能的目標，可是，在現有國情條件下，轉移什麼內容，以什麼樣的方式、在何種程度上轉移，是落實的關鍵。從西方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來看，主要是在微觀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領域，政府要積極放權社會組織，將服務性、技術性、社會性、認證性等事務交給社會組織承擔。可以通過購買社會組織的服務和專門委託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等方式，吸納社會組織發揮其靈活結構、服務便捷的優勢，提高社會服務的質量和競爭力，降低行政成本。

❷ 創新社會治理的理念有哪些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是為了進一步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
一是傳統治理主體單一化到多樣化。傳統的社會治理主體比較單一化，強調國家或政府從上至下的靜態的行政管理，亟需過渡到綜合運用法律、道德和社會信用體系為基礎的綜合治理方式。要堅持依法治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保護群眾的根本利益，積極化解社會矛盾;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同時，我們還要加強社會誠信體制建設、信息化管理、輿論引導、心理疏導、人民調解、基層社會自治等多種方式進行有效的社會治理。
二是轉變政府職能，注重從源頭上治理。社會管理不等於「維穩」。「維穩」只是社會運行出現失序狀態之後的應急管理。創新社會治理強調常規性的、基礎性的服務和管理。這就需要政府要盡快轉變職能，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需要我們樹立「寓管理於服務之中，在管理中體現服務，在服務中實施管理」的理念。切實轉變政府的工作作風，徹底改變過去政府部門存在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
三是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發揮其協同作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不斷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過程。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協同作用，積極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意義重大。政府在轉變職能和簡政放權過程中，將一些民生服務項目打包向社會組織招標，購買社會組織的公共服務，改革有關社會組織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激發了社會組織活力。同時，社會組織也要加強自身服務能力建設和自律誠信機制的建設，積極主動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
四是強化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是通過「單位」對社會成員進行服務和管理。但是當前普遍由「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社區成為新時期社會治理的新載體。要健全社區服務體系，包括政府的服務體系建設、市場的服務體系和社區公益服務體系。在當前，特別要加強以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和志願者組成的社區公益服務體系建設，來滿足社區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興趣居民的多元化多層次的需求。
五是積極動員公民的廣泛參與。社會治理的理念是「善治」。「善治」強調賦予公民更多機會和權利參與政府公共政策，通過溝通、協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政府要堅持科學民主決策，提高決策水平，必須建立和完善相應的體制和機制，問政於民，問需於民，讓公眾參與社會公共政策的討論，保證民意能夠進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六是健全治理的體制和機制。中國的社會轉型目前進入到社會矛盾多發時期，矛盾多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建立化解矛盾的體制和機制。社會治理創新，需要我們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事先預防社會矛盾的發生。需要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使群眾問題能及時反映、矛盾能及時化解;同時，改革行政復議體制和改革信訪工作制度，糾正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有效地解決群眾合理訴求，保護群眾的合法權益。

❸ 你是如何認識當前國家重新倡導「地攤經濟」的政策行為3000字論文

前半部分用了一些人物的引言，後面大多是政策的解讀和未來的預估，請自行斟酌和刪減。

如何看待地攤經濟?
地攤經濟是穩定就業、保住民生
劉尚希：今年財政特點是圍繞人來做文章。最近很火的地攤經濟，就是促進就業，同時也是保證基本民生，穩定基本生活。
地攤經濟屬於靈活就業，數字平台現在也有很多靈活就業機會，這些方面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做了特別的強調，要鼓勵這些靈活就業，盡可能創造條件，為靈活就業和所謂的非正規就業提供一些方便。
韓永文：李克強總理專門到山東對地攤經濟進行了考察，韓正副總理在湖南也對這方面進行了考察。這對提振信心、穩定就業、保障民生是非常扎實、非常有用的。
地攤經濟
今年基礎設施投資有什麼變化?
重視新基建與傳統基建協同發展，擴大有效投資
韓永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孕育新機遇，帶動產業升級潛力大。數字基建投資溢出效應較高，可以達到1：5的比例，所以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是數字經濟發展從消費互聯網拓展至產業互聯網的重要抓手，帶動產業升級的潛力無限。
傳統的基礎設施建設仍有很大的投資空間，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所以傳統基建仍然是基礎。
傳統基建和新型基礎設施基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將在增加新動能、調結構、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和提升先進製造業水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將會在穩增長、補短板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兩者融合才能顯著提升我國基礎設施的水平，才能助推我國高質量發展。
新基建帶動產業升級
從長期來看，經濟是需要靠消費來拉動，但是在特殊情況下，許多消費模式和消費方式還無法放開啟動，因此投資拉動對穩定經濟、保就業、保民生是非常重要的。投資增長速度上可能會比去年要慢，但總的規模不會小。
投資實際上也是拉動消費，在傳統的概念當中，在投入當中30%—40%是轉化為消費基金的，因此在特殊情況下，投資不僅僅是投資拉動的問題，同時也是拉動消費、穩定經濟、保證就業。
如何理解將赤字率安排在「3.6%以上」?
更多考慮的是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
劉尚希：「3.6%以上」這個提法以前是沒有的，今年提出了一個有彈性的說法，就是說赤字率有可能高於3.6%。
為什麼作出這樣一個富有彈性的政策安排呢?
這里可能更多考慮的是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經濟增長的這種不確定性也是非常大的，這也就是今年的經濟增長具體目標沒有提出來的重要原因。
經濟增長的規模是赤字率的分母，因為不確定性很大，所以赤字率就有可能變化。如果說能達到預期的經濟增長率，那麼這個赤字率可能比較穩定。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的經濟增長目標，那麼在分母不變的情況下赤字率會上升。
圍繞人來做文章
以財政風險對沖公共風險
劉尚希：過去財政政策的特點是圍繞「物」做文章，主要在「鐵公基」方面力度比較大。今年改變了以往傳統的做法，更多的是圍繞「人」來做文章。
首先突出就是要保就業，在中央提出的「六穩」，首先就是穩就業。這次提出「六保」首先也是保就業。財政政策的特點更多是體現在救助、救急，就是以財政風險去對沖經濟社會領域的公共風險。從而為經濟社會的恢復注入更大的確定性，降低、對沖不確定性。
穩就業、保就業
當前的財政政策既是一個經濟政策，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政策。
作為經濟政策，就是要促進經濟的循環，就是要落實好「六保」的任務，尤其是市場主體，產業鏈、供應鏈，作為一個社會政策就是要給社會托底，要保基本民生，要促進就業，要保證居民的基本生活不受疫情的影響，保證基層政府的運轉。
如何看待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關系?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信貸政策誰也離不開誰
劉尚希：以財政風險去對沖公共風險，好比用葯去治病。
是葯三分毒，吃葯實際就是以毒攻毒，從這點來看，財政風險適當的提升，相當於一味葯，用這味葯去治公共風險這個更大的病，但是光靠一味葯不行，還要靠貨幣政策這味葯，這就是中醫的思維，葯要形成一種配伍、組合，這樣才能使葯效達到最大的效果。
這就是為什麼財政、貨幣政策要配合，以及其他宏觀政策也要配合。
韓永文：有個現象需要引起重視，就在5月28日「兩會」結束以後，央行三次進行了逆回購，向市場大概投放了3700億的流動性。
為什麼這么做?有分析認為，貨幣政策出去了但傳導機制還有不暢的問題，資金在銀行體系內部流動還比較多，這還是一個需要下決心解決的問題，
如果把這個問題解決好，那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會得到很好的配合。
劉尚希：在當前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實際上出現了貨幣政策固有的一個弱點，也就是當經濟越不確定的時候，甚至經濟處於下行的時候，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就越受到限制，因為這個時候銀行貸款的風險會擴大。市場主體出於防風險本能，對於貸款會更加謹慎。
我們在微觀政策上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貼息+貸款，政策性融資擔保+貸款，政府性基金+貸款，微觀上，這些政策組合分擔了商業銀行的一些風險，確保了貸款投入。
今年前四個月，貸款增量達到八萬多億，也是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金融政策的配合分不開的，如果沒有這些貼息、融資擔保，銀行可能面臨很大的風險，可能會退縮。
貨幣政策、金融政策的配合分不開
從這點來看，要使資金真正注入實體經濟當中，貨幣政策必須要和財政政策配合。
另一方面，財政政策也需要貨幣政策配合，總計8.51萬億政府債券的發行，會對市場產生擠出效應。
在一定的時間之內市場上可用的資金是一定的，政府通過發債把資金拿走了，市場可用的資金就少了，就會出現利率上升，企業融資的成本也會上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就要對這個擠出效應進行對沖，就是要增加基礎貨幣，或者說通過降准、通過其他的貨幣政策工具來增加流動性，這樣才能避免在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產生擠出效應。
無論從宏觀來看還是從微觀來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信貸政策都必須彼此配合，誰也離不開誰。

給予以「地攤經濟」為標志的草根經濟一片成長的空間，不僅是當前疫情沖擊下應對經濟下行、就業形勢嚴峻的一個權宜之計，也應該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大背景下促進經濟復甦，創新社會治理的一種有效形式。
「地攤經濟」如何實現長遠發展，如何成為紓解民生難題、培育創新經濟模式、激發人民群眾幹事創業奮斗熱情的重要載體，除了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勵、支持和引導外，還需要給予足夠的成長空間，營造多元包容的社會氛圍。
近期，「地攤經濟」突然火起來了。這個彰顯民生底色的草根經濟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結束後政府經濟社會管理中的一大亮點。李克強總理指出，「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
曾幾何時，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以「地攤經濟」為標志的個體經濟揭開了中國波瀾壯闊的市場經濟改革時代大潮的序幕，個體工商業的發展為活躍市場，繁榮城鄉經濟、解決就業、豐富百姓生活、增加國家稅收、促進體制機制創新等發揮了重要作用，扮演了獨特角色。在今年的新冠疫情對經濟帶來重大沖擊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倡導的發展「地攤經濟」作為一種政策導向，體現的是政府經濟、社會治理理念的轉變，在實踐中需要理性看待，防止過猶不及把一部「好經」念歪了，把一個好的政策用濫了。
一要全面准確理解「地攤經濟」的科學內涵及其現實意義。新時代倡導發展的「地攤經濟」，不是過去小、散、亂無序經營的個體小商販走街串巷吆喝叫賣的簡單復制和翻版，而是繁榮城鄉市場，激發民間創新活力，發展民生經濟，探索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商業模式的客觀需要。地攤經濟中孕育著創新的生機與活力。今天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許多著名民營企業家，得益於黨的改革創新政策，在創業初期大多經歷過這樣的發展階段。當前，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國經濟遭受嚴重沖擊，疫情防控形勢仍然嚴峻，復工復產還沒有恢復到應有的水平，經濟下行與就業壓力雙重疊加，黨中央提出了「六保」「六穩」的戰略舉措，紓解民生發展困境。鼓勵發展「地攤經濟」，釋放社會活力成為必然，彰顯了黨和政府堅持民生為重、實事求是的執政理念和工作作風。
二要防止政策落實中的形式主義。從過去個體攤販像「過街老鼠」一樣遭遇工商、城管執法人員的圍追堵截，到如今政策放寬後政府管理和執法部門的噓寒問暖，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出於政績考核的需要，層層定指標、壓任務，硬性攤派，都是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體現，是不可取的。管理部門要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回應群眾關切，解決「地攤經濟」發展主體的實際困難，提高服務意識和管理水平。此外，還要防止輿論宣傳中的過度概念炒作，將「地攤經濟」演變成庸俗化的作秀與跟風炒作的「眼球經濟」。
三要堅持放管結合，提高經濟社會管理質量和效能。「地攤經濟」對城市工商、衛生、城管、交通、社會治安等城市各部門的綜合執法和精細化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長期以來，由於「地攤經濟」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短期逐利性等特徵，往往與城市管理發生沖突，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管得過死不行，放任不管也不行。如何破解「地攤經濟」與城市管理之間「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難題，關鍵是政府部門要創新管理模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不能一刀切，搞運動式執法。從事「地攤經濟」的大多數是為生計奔波的普通老百姓，只要從民生角度著想，堅持放管結合的原則，規范有序管理，給予「地攤經濟」公平發展機會，才是利國利民之舉。
四要探索助推「地攤經濟」健康有序和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地攤經濟」不應該僅僅成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權宜之計和曇花一現的經濟現象，而應該從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宏觀視角，從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果的政治高度，積極探索扶持「地攤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培育草根創業成長發展的內生動力。要在制定統一的「地攤經濟」准入許可標准、從業資格條件和商品入市手續，統一頒發資格證、許可證等政策制定落實方面，給予「地攤經濟」與從業者合法地位和長期穩定的發展預期。
給予以「地攤經濟」為標志的草根經濟一片成長的空間，不僅是當前疫情沖擊下應對經濟下行、就業形勢嚴峻的一個權宜之計，也應該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大背景下促進經濟復甦，創新社會治理的一種有效形式。「地攤經濟」如何實現長遠發展，如何成為紓解民生難題、培育創新經濟模式、激發人民群眾幹事創業奮斗熱情的重要載體，除了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勵、支持和引導外，還需要給予足夠的成長空間，營造多元包容的社會氛圍。助推「地攤經濟」行穩致遠，仍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❹ 如何實現大數據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

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各領域的數據量都在爆發式增長，尤其在雲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it技術得到廣泛應用之後，數據的增長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型，大數據如浪潮般席捲而來，人類社會進入大數據時代。大數據不僅僅只是一次顛覆性的技術革命，更是一場思維方式、行為模式與治理理念的全方位變革，尤其在政府治理領域，大數據帶來了巨大的變革潛力和創新空間。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應充分重視大數據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價值，牢牢抓住大數據為政府治理提供的創新機遇，切實提高各級政府部門的治理能力。
一、大數據為政府治理理念轉型帶來新機遇
治理理念的轉型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前提，理念的轉型需要新文化、新思維的融入，大數據所蘊含的數據文化與數據思維恰好可以為治理理念轉型提供突破口，基於大數據探索政府治理的多元、多層、多角度特徵，最終實現以政府為主體的政府管制理念向以協同共治、公共服務為導向的政府治理理念的轉型。在大數據時代，政府治理的依據不再是個人經驗和長官意志，而是實實在在的數據，在過去深入群眾、實地調研考察的基礎上，系統採集的客觀數據和實證分析的科學結果將成為最為重要的政府決策依據。「尊重事實、推崇理性、強調精確」的特徵和「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理念將成為政府治理理念轉型的核心要義。
二、大數據為政府治理模式創新帶來新機遇
大數據通過把數學演算法運用於海量數據，從數據中尋找相關關系，通過這種相關性預測事情發生的可能性，這是大數據方法論的核心思想。此外，依託於大數據技術和平台，通過外包、眾包等靈活的組織方式，可以推動政府治理的組織架構從科層、分割、封閉向開放、協同、合作轉型，因此把大數據的方法和手段引入到政府治理領域，是實現政府治理模式創新的有效路徑。基於上述方法論，大數據為政府治理模式創新帶來的新機遇主要包括：從粗放式管理到精細化治理、從單兵作戰型管理到協作共享型治理、從被動響應型管理到主動預見型治理、從電子政務管理到政府2.0治理、從風險隱蔽型管理到風險防範型治理，最終實現全面數據驅動的治理模式創新。
三、大數據為政府決策科學化帶來新機遇
隨著公共事務的日益復雜，僅憑個人感知已經很難全面了解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並做出正確判斷，政府部門想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就需要把大數據思維與技術運用到政府治理與決策中，依靠大規模數據的收集來直觀呈現經濟社會運行規律，通過相應的數據挖掘來輔助政府部門進行科學決策。大數據為政府決策科學化帶來的機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決策的制定階段，大數據背景下，政府決策不再是個別領導幹部「拍腦袋」做出的，而是通過「用數據說話」，讓聽得見炮火的人（數據）做出決策，這樣的政府決策是在對客觀數據進行科學分析、充分了解客觀現實的基礎上做出的，這樣大大提高了決策的精準性、適用性和科學化水平；其次，在決策實施效果的跟蹤反饋階段，通過物聯網和社交網路的普及，大量的客觀數據能夠快速匯集給決策者，通過這些數據對決策的實施過程和效果進行實時監控，能夠更全面地掌握決策的實施效果和下一步的改進方向。
四、大數據為政府服務效能提升帶來新機遇
提升政府服務效能是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撐，也是大數據背景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關鍵所在，在政府治理的范疇下，提升政府服務效能主要包括政府部門行政審批的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務產品的質量提高兩個方面。在提升行政審批效率方面，大數據可以打通各個政府部門的信息孤島，打破各部門數據的條塊分割，通過構建統一的政府行政審批雲平台，讓數據為老百姓「跑腿辦事」，省去了「跑斷腿、磨破嘴，辦事跑十幾個部門，蓋幾十個公章」的苦惱和無奈，這樣既提高了行政審批效率，又節約了政府開支。在提高公共服務產品質量方面，大數據通過對公共服務產品數據和服務對象數據的挖掘、分析，提升公共服務產品供給的精準化、分層化、個性化；通過公共數據的開放和兼容，讓公眾參與到公共服務產品設計、提供和監督等各個環節，實現公共服務產品質量的提高。

❺ 如何把法治思維貫穿城市治理創新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促進社會公平與穩定，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具有重大意義。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關鍵是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把社會治理「誰來治理」「治理什麼」「怎樣治理」三大內容納入法治軌道。
一、創新社會治理要靠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各級領導幹部作為運用法治方式治國理政的執政主體，必須具有較高的法治思維水平和能力。各級領導幹部要自覺學法、尊法、守法，努力提高法治思維水平和能力，注重發揮法治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善於運用法治方式治理社會、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要大力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要加強對公民人身、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保障。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確保領導幹部依法正確行使權力，在發揮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同時，發揮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各類社會組織和企事業單位的協同作用，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公民依法參與社會管治理，健全多主體構成的社會治理機制，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
二、創新社會治理要靠依法行政，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維護社會安定有序。政府在社會治理中起主導作用，強化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過程就是社會治理的過程。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就是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簡政放權，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公正廉潔執法。要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要著力解決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問題，加強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建設有限政府、服務政府、陽光政府、高效政府、廉潔政府、責任政府。要進一步推進政企分開，防止政府職能「越位」、「錯位」和「缺位」。要推進綜合行政執法，改變多頭執法、重復執法問題，糾正執法就是收費的現象。要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全面推行政務公開，接受人民監督。加強行政執法監督，推進行政問責的制度化、規范化，加大問責力度，增強行政問責的針對性、操作性和時效性。
三、創新社會治理要靠公正司法，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公平正義。社會治理就是在解決矛盾糾紛中進步的。要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使群眾問題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權益有保障。要加強源頭治理，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要注重民生和制度建設，盡可能防止和減少社會問題的產生。要加強動態協調，注重平等溝通和協商，及時化解社會矛盾。要加強應急管理，有效應對和妥善處置突發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化解消極因素，激發社會活力。要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建立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綜合機制。要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通過推動省級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的統一管理，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要以司法獨立促司法公正，讓審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四、創新社會治理要靠推進全民守法，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識。創新社會治理的基礎在全民守法。要認真組織實施「六五」普法規劃，針對領導幹部、農民、學生等不同群體開展不同要求、不同內涵的法治理念教育，使之樹立作為制度支撐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社會主義法治價值觀；樹立規則意識，消除公民違法的機會主義和僥幸心理，形成人人學法守法的良好社會氛圍。要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從具體行為習慣做起，做到凡是法律禁止的，都不去做；凡是法律提倡的，積極對待；凡是法律保護的，依法遵守。尊重和保障人權是國家的責任，維護自身權益是公民的權利。在任何情況下，公民都應做到維權與守法的統一，維護自身權益的努力必須合法、合情、合理，決不允許以違法犯罪的方式、破壞法治和秩序的方式、侵害他人權益的方式進行。

❻ 我國公共政策體制應該怎樣改革和創新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
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
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
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
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
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❼ 如何全面深化改革視野下的社區治理方式創新

社區是社會的根基，社區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推動實現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於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目標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黨的十八大明確將社會管理與民生並列為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提出「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推進「城鄉社區治理」等改革任務，形成了從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到社區治理一體貫通、一脈相承的治理體系，為推進社區治理創新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江蘇積極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需求，按照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框架指引，加快轉變治理方式，推動社區建設和發展從「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從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社區居民和社會組織多元主體轉變，從政府管理、控制社會向政府調控、引導、服務和整合社會轉變，逐步構建起政府、社區居民、社會組織多元參與的社區治理模式。
優化政府治理結構，增強政府服務能力。積極推動基層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規范鄉鎮（街道）職能，明晰基層政府與自治組織的權責，回收政府行政性事務，為社區「松綁」。南京玄武、秦淮等地推行「街道中心制」和社區公共服務「整體外包」改革，推動大中城市城區街道去「經濟化」，強化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深化社區去「行政化」改革，聚焦自治和服務。無錫、鎮江等地通過社區「扁平化」、「網格化」服務管理，最大限度整合社區內外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政策資源，推動公共資源向社區下沉，強化服務管理責任，切實增強社區綜合服務功能。
推行「政社互動」模式，改進社區治理方式。太倉市自2008年起，率先開展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簡稱「政社互動」）的創新探索，實現了基層政府轉職能、基層自治組織增活力、居民群眾廣受益多方共贏的效果，被專家譽為繼審批制度改革後行政體制改革「第二次革命」，得到中央領導和民政部等有關部委的充分肯定。自去年下半年，我省全面部署和推廣「政社互動」，通過編制《村（居）民委員會依法履行職責事項》和《村（居）民委員會協助政府工作事項》「兩份清單」，明晰責任主體和權責邊界，變「上下級關系」為「平等對話關系」；鄉鎮（街道）與村（居）民委員會協商簽訂「協議書」，實行「契約化」管理，變「行政命令」為「依法協助」；改進考核方式，變「單向考核」為「雙向評估」。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已有337個鄉鎮推行了「政社互動」，占總數的26.6%。
建立「三社聯動」機制，創新服務管理模式。以社區為平台，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建立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三社聯動」機制。南京玄武區、建鄴區、鼓樓區等通過「三社聯動」機制建設，增強社會組織承接功能，促進專職社工活力釋放，形成公益創投、購買專業服務的典型經驗。無錫崇安區通過「夯實平台、提升品質、強化參與、放大效應」，構建「四聯治理」工作體系。南通崇川區將公益創投理念應用於社區服務領域，積極探索政府購買、社會資助等資金來源渠道，賦予「三社聯動」新的內涵。
推動社區減負增效，完善社區服務體系。通過推動社區減負增效，完善社區服務體系，不斷加強社區治理主體之間的平等合作與協商，為社區治理與和諧善治奠定基礎，讓基層政府回歸公共服務本份、自治組織回歸自治管理本位、居民群眾回歸自我服務本元。省級出台政策性文件，規范社區考核評比，從行政層面為社區減負、「松綁」。省財政從2011年起每年預算1億元社區建設專項資金，採取「以獎代補」引導方式，推動和實施城鄉社區「兩大平台」建設，為促進社區「減負增效」創設載體。南京市出台社區減負七項規定，取消25項工作任務，48類評比，42個機構，72項台賬，整合20條社區網路，增加自治服務、便民服務，改進考核方式，較好解決了社區負擔重的問題，為全省乃至全國提供了鮮活經驗。
發展基層協商民主，推進社區民主自治。強化以黨的領導為核心，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最大限度激發自治活力，推動實現從「為民做主」到「讓民做主」，由「社區管治」到「社區善治」的轉變。太倉、邳州、連雲港、泰州、江陰等地積極探索，形成了「政社互動」、村級「四權」建設、「三會村治」、「直評村官」、「以民主促民生」等基層協商民主的有效形式，促進了基層和諧穩定。
近年來，我省各地以改革創新為著力點，積極培育社區治理主體、創新社區治理方式、明晰社區治理目標、豐富社區治理內容，不斷提高社區治理成效，推動社區治理不斷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但是，對照省委、省政府《關於加強新形勢下城鄉社區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要求，我省社區治理的發展還不平衡，比如在社區經費保障問題上，《意見》明確要求，將社區建設「五項資金」納入同級財政預算，但不少地方還沒有完全落實。社區人員待遇較低、工作經費較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區工作人員工作的積極性和社區建設工作的深入推進。在社區服務設施建設上，《意見》明確了縣（市、區）、街道（鄉鎮）、社區三級社區服務中心的建設標准和提供方式，但目前一些地方仍有一定數量的城鄉社區「硬體」不達標，甚至還有少數空白點。在社區准入上，《意見》要求大力壓縮針對社區的各種會議、台賬、材料、報表，規范面向社區的各類檢查評比和創建達標活動，但落實效果不是很好，社區負擔依然很重。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省社區治理必須邁出新的步伐。一是深入開展社區創建，不斷提高村（居）務公開民主管理水平。以「創建考核」為抓手積極推進社區治理創新，深入開展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範單位和省級和諧社區建設示範單位創建活動。二是全面推行「政社互動」，積極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方式。按照省委、省政府推行「政社互動」的總體部署和安排，全面推進「政社互動」工作。釐清行政事務和社區自治事務，明晰「行政權力」與「自治權利」界限，促進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管理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推動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力爭到今年底，蘇南50%、蘇中30%、蘇北20%的縣（市、區）實行「政社互動」模式，至2017年全省實現全覆蓋。三是加快實現社區減負增能，大力提升社區服務管理效能。按照「能刪則刪、能調則調、能並則並、能壓則壓」的原則，大力壓縮影響社區工作、增加社區負擔的各種會議、台賬、材料、報表，進一步規范面向社區的各類檢查評比和創建達標活動，嚴格社區工作準入，讓社區工作者騰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服務居民、搞好自治，切實提高基層社會管理服務效能。積極推廣南京市社區減負經驗和模式，省級層面出台社區減負相關文件。同時，加快社區信息化平台建設，運用現代化手段，真正提升社區服務功能，減輕社區負擔。四是深化拓展「四個民主」，穩步推進基層民主法治建設。提升村（居）委會成員能力素質，完善基層協商民主機制。建立健全「三社聯動」機制，努力提升基層社區的專業化服務水平。按照「政府扶持、社會運營、專業發展、項目合作」的原則，建立健全「三社聯動」機制，大力培育發展貼近城鄉社區居民需求的公益慈善、文體娛樂和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引導社會組織有效承接政府及相關部門面向社區的公共服務事項。今年，省民政廳將制定出台促進「三社聯動」機制建設的扶持政策，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稅收減免、政策支持等有效途徑，為推動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持續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條件和制度環境。

❽ 政府治理創新的價值理念是什麼

這個理念並不是特別復雜。
一般來說它的價值主要是政府相關部門不斷的進行創新，實現出它根本上的價值。這樣不斷可以讓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幸福，也可以讓國家有越來越好的發展。它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創新，更在於改善人民的生活，進一步提升綜合國力和世界的影響力。

❾ 如何實現大數據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

1、在政府系統進一步確立大數據的理念，研究制定大數據施政發展規劃

2、夯實大數據產業基礎，提供大數據施政平台技術支撐。

3、打通各部門各層級之間信息孤島，實現大數據信息資源互聯共享。

4、發揮第三方力量的作用，政府積極購買大數據相關技術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