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現代化治理體系

㈠ 什麼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我們黨探索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是領導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和認識結晶,反映了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自覺.
改革目標的科學提升
改革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到政治體制和其他體制改革,從對內改革到對外開放,我們黨始終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不斷在實踐中深化對改革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的認識,不斷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各方面體制機制.十八大科學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經驗,根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明確提出到2020年的改革目標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這個基礎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機聯系起來,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三中全會的一大亮點,既是對各個領域改革目標的科學提煉,又是對改革總目標的根本提升.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力的集中體現.在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各個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是各個領域行使國家權力、治國理政方略的綜合體現.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使之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健全的治理體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國家有序運行、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當代中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轉化為國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有利於統籌謀劃各個領域的改革,保證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個總目標的確立,反映了當代中國發展的要求,是我國改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的根本標志,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自信自覺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社會,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先例可循,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馬克思、恩格斯曾對未來社會的發展過程、發展方向、一般特徵作了科學預測,但沒有遇到全面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並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對國家治理進行了許多有益探索和經驗總結,但他沒來得及深入探索治理社會主義社會就去世了.蘇聯探索這個問題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嚴重錯誤,最終積重難返,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教訓極為深刻.
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並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之路,建立了具有中國特點的國家治理體系,特別是創建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上積累了寶貴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指引下,總結國際國內兩方面經驗教訓,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對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進行新的實踐探索,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從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到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從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繫到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今天,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地區和國家不斷出現亂局形成鮮明對比.實踐表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我們對此要有高度的自信.
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矛盾凸顯.相比形勢任務的變化,相比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比各族人民的期待,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同時也要看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是一個不斷調適的過程.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要進行長期不懈的努力,從各個領域逐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指向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圍繞這個目標指向,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具體安排,強調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這六個"緊緊圍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思路,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路徑.
當今世界,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要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於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要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在全社會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以法治來凝聚改革共識、規范發展行為、促進矛盾化解、保障社會和諧.要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保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以想見,一個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是一個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中國,是一個社會充滿創造活力、人的全面發展得到切實保障的中國,是一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逐步得以實現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得到充分展示的中國.

㈡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哪些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這些構成了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依託。

國家治理能力，就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能力，也就是制度執行力。這種能力體現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治理能力的關鍵是人的素質，特別是幹部素質。提高治理能力關鍵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特別是建設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高素質幹部隊伍。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㈢ 規劃環評如何促進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近年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緊密配合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規劃和工作布局，開展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課題研究，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研究就是其中一個研究重點。我們中心的專家對中國民眾極為關注的自然環境保護、環境污染防治、生態恢復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並從健全制度和完善政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資源和環境問題是中國現階段發展所面臨的重大約束，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的重大約束，還是影響地球上所有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大問題，需要凝聚全人類的智慧和力量來應對。

觀諸人類現在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可以發現這些問題都是與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密切的關聯，具有復雜的成因。環境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了人們在處理環境問題時需要綜合運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知識，需要尋找技術性和制度性的解決方案。其中，自然科學領域里的環境科學是我們認識環境問題、開發環境技術的基礎；對環境問題的科學認知，是我們制定各類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邏輯出發點，對環境政策的科學制定起著不可替代的引領和支撐作用。因此，公共政策研究者需要同環境科學工作者緊密合作，將技術的可能性與政治的可行性結合起來，使環境保護的公共政策建立在堅實的環境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當然，環境保護政策的需求本身，也具有引導環境科學研究方向的重要作用。沒有科學支撐的環境保護行動既浪費資源，又影響政府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會延緩政府保護環境的進程；同時，如果沒有解決現實問題的迫切需求，環境科學研究也可能走向象牙塔內的自娛自樂。英國、德國、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在治理環境污染近半個世紀的歷程中，逐漸建立了以環境科學研究為基礎的環境公共政策研究範式：一方面，通過開展環境科學研究，依靠環境監測，揭示環境質量演變規律，識別污染成因機理，最終提出污染控制措施；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研究基於環境科學研究所提供的技術解決方案，進行經濟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分析，從全社會總收益的角度，制定出最優或者最適合的環境政策。在環境污染問題、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全球化和復雜化的今天，科學研究與公共政策研究的有效互動是完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提高全球環境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徑。

當前，中國在環境治理方面的緊迫性為環境科學研究帶來了重要機遇和嚴峻挑戰，對環境科學研究與公共政策研究的有效互動提出了更高要求。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基本形成了具有一定科技能力的環境科技人才隊伍，環境科技體系逐漸完善，一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基礎性的重大環境科技問題的研究取得明顯進展，突出表現為：相關科學研究深化了人們對污染問題和治污規律的認識；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環境監測網路體系，環境質量評價與預測能力增強；建立了包括環境質量標准、污染物排放標准、環境基礎標准、環境監測方法標准等在內的國家環境標准體系；一批關鍵環境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得到突破。

在看到這些進展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與國內環境治理需求相比、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當前我國的環境科學研究還存在較大差距。眼下，中國所面臨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嚴峻而復雜問題的解決，都有賴於環境科學研究的支撐。比如，針對當前中國嚴重的灰霾污染，我國相關科學研究尚不能對一些基本問題給出定論，在認知上處在「知道一些，但又不全知道」的水平；再比如，環境對人類健康影響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白，環境科學研究的不足增加了環境政策選擇的難度。

與此同時，中國當前的環境科學研究與環境公共政策研究的協同亟待加強。公共政策研究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科學證據基礎之上，只有基於對中國環境污染的形成原因、演化路徑、實際影響等問題的科學研究成果，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能區分出問題的輕重緩急，才能對治理污染的有限資源進行最優配置，進而有效率地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此外，中國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也迫切需要科學認知的支撐。應該看到，中國正處於污染排放高位趨緩期，老百姓「盼環保」、「求生態」的訴求日益高漲，全民環保意識日益增強，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在不斷加快。在這種大趨勢下，向公眾及時完整傳播環境科技知識，可以引導公眾科學認識環境問題，有效凝聚治理污染的社會共識，為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在環境治理問題上，發達國家是先行者。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進入工業化並完成工業化的國家，英國治理污染的經驗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是很寶貴的。英國具有悠久的理性和科學傳統，產生了洛克、斯密等思想巨人，產生了牛頓、達爾文等科學巨匠。觀察當今英國，在環境科學、環境政策以及公眾對環境和氣候變化問題認知上，理性和科學傳統都得到了發揚光大。這一點很是值得我們學習。可喜可賀的是，中國的科學家和公共政策研究人員在環境治理領域已經與英國同行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交流合作，並且取得了積極成效。

長期以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同英國的政府部門和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不少領域開展了交流合作。就在今年1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同英國國際發展部正式建立合作夥伴關系，雙方在北京共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並啟動「發展知識合作夥伴項目」。以務實為鮮明特徵的中英「從環境科學到環境政策」研討會的舉行亦能夠有助於促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同英國相關政府部門和研究部門與英國同行在環境科學和環境政策領域的交流合作

㈣ 怎樣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意味著推進生態治理現代化有兩重戰略意義：
1、有助於改善生態環境狀況，促進經濟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協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2、有利於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樹立綠色發展理念，以綠色創新為發展動力。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治理秉承現代化的生態觀，要求轉變發展動力，改變傳統的依靠資源、資本、勞動擴張來發展經濟的外生發展模式，以創新作為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尤其是發揮綠色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綠色創新需要從理念和路徑等多方位全面著手，樹立創新的綠色理念，堅持「把良好生態環境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綠色創新可以通過開發綠色產品，引進和創造綠色技術，開拓綠色消費市場，採用綠色資源，升級綠色管理制度、構建完善綠色金融體系等方式，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發展。
二、 構建以法律為基礎的生態治理體系。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善的法律體系可以明晰生態治理主體的權責，提高生態治理的認可度，保障生態治理體系的運行。因此，需要以生態環境產權制度為切入點，健全和完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保護、污染防治、能源安全等重要領域的立法，完善循環經濟、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生態協同性法律。同時，還要完善監督管理體制和問責機制，引進企業、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生態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維度的生態治理制度體系。
三、不斷提高生態治理能力。
生態治理現代化，關鍵在於生態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高生態治理能力水平：
1、要加強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充分發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切實做到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齊抓共管，失職追責，並在治理過程中引入監督機制，保證治理行為本身符合相關法律規范。
2、要將地方政府競爭引導至有利於生態文明建設的方向，通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環境的收益支出比，引入生態政績考核，執行地區內統一的環保標准等把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各地經濟發展的真實競爭力，使得生態治理成為地方政府的常規性工作，從應急轉向常態，切實保障治理本身的不斷進行。
3、要不斷加強綠色發展執法保障能力。一系列的生態法律，只有得到切實的執行，才能發揮有效作用，這不僅僅意味著要按照相關法律辦事，而且意味著一旦出現違法行為，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認識得到統一，法律制定完善之後，執行力就決定著治理的實際效果，因此，加強生態執法對於生態治理現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義。
4、要建立綜合完善的生態環境評估指標，對治理結果進行第三方評估。從治理結果來看，生態治理能力的提高必須體現為生態環境的改善，這也是對治理過程的最終檢驗。因此，在生態治理中要堅持結果導向思維，發揮智庫第三方評估的作用。第三方評估在生態治理中具有獨特的作用，他們的參與是推動生態治理過程不斷完善，生態治理能力不斷提高的重要保證。
四、 促進生態治理實踐與科學技術的深度融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術就是改造自然之「器」。生態治理現代化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撐，推進生態治理領域的科學研究，利用被證實的研究成果指導治理實踐，堅持一切治理從實際出發，就能防止盲目治理，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需要重視科學技術與生態治理融合，提升改造自然，進而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能力。能源和通信技術的革新與結合，在人類經濟轉型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當前，我們正處在可再生能源與互聯網信息技術相結合的新時代，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等智能技術，不僅對生態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從長遠來看，也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
五、推進多元化主體協同共治。
西方的經驗和歷史的教訓證明，僅僅依靠政府進行生態治理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多元化主體參與式治理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鼓勵多元主體參與生態治理，重點在於不斷提高公民的生態意識，讓公民正確把握生態治理的方向，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共識的基礎上，促進多元化主體協同共治。
生態治理中的主體包括國家、企業、公民、各類社會組織等，其中國家作為主導，制定治理的政策，保證政策的貫徹落實；同時也要引導企業、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生態治理的決策，對治理過程進行監督，對治理績效進行客觀評價。

㈤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幾點思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將其作為版全面深化改革權的總目標，這充分彰顯了我們黨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高度重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處理好各個方面的關系，譬如黨和政府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和社會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以及城鄉關系、東部中部和西部的關系、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等等。「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新論斷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同時也標志著我黨治國理政的理念達到了一個嶄新的境界。

㈥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的意義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體現提出的意義，是非常對國家的治理和體系相關的發展，建立金山銀山，不如環境影響的這個理念。

㈦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中要處理好哪些關系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中要處理好以下關系：

1、領導核心與人民大眾的關系

領導核心與人民大眾具有不可分離的內在關聯，首先在來源上領導核心產生於人民大眾，其次領導核心在歷史進程中發揮的獨特作用離不開人民大眾的支持，再次領導核心所作出的一切貢獻最終由全體人民共享。

因此，中國的改革得以啟動和順利推進也得益於一個具有強大主觀能動性的命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由引領國家前進的領導核心、擔當歷史重任的傑出人物和億萬人民大眾共同構成。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最本質的特徵和最大優勢。建黨95年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其他政治群體難以替代的作用。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中國的改革從農村起步，農村改革從小崗村起步，這是18戶農民的選擇，也是歷史的選擇。

歷史上的成功改革均有規律可循，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勤勞踏實的勞動人民群體必不可少。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從主體的角度考慮，需要把握兩個方面。

一方面，要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另一方面，要牢牢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努力讓改革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深化改革與政治穩定的關系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深刻革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質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黨和國家的政治原則和政治底線。在堅持這一前提之下，努力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體制性改革，建立更加科學、更加完善的國家治理體系。

政治穩定既是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也是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價值之一。對任何一個轉型國家而言，必須牢固堅持的頭等重要的原則便是保持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主體傳承的有序、規范和穩定，唯此才能夠穩步推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轉型社會的改革進程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甚至可以說是危機四伏的復雜過程，對於後發國家而言尤需警惕。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環境，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確方向。

3、國際經驗與本國實踐的關系

對人類發展文明成果的自覺吸納和本國治理體系的自我革新是有效避免改革危機和治理困境的現實路徑。實踐告訴我們，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

回顧歷史，與世界各族人民和平交往、相互學習、相互促進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展望未來，堅持把有益的國際經驗「請進來」，讓本民族的先進成果「走出去」，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選擇。

中華文明既具有人類發展文明成果的共性，也自帶著根深蒂固的文化DNA。在國際交流日益深入的今天，任何國家的改革都不可能是封閉或孤立的，但我們在對待具體的改革措施時，必須考慮到本國的民族特性、歷史傳統、政治文化、生活習慣和生產力發展水平。

在全球視野內，不少後發國家在改革過程中都產生了持續的政治動盪，乃至陷入轉型危機難以自拔，其根源無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在方式上過於激進，沒有循序漸進、逐步深入；二是在內容上簡單移植西方模式，沒有從本國國情出發。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和行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下一步更加深入、更具實質性的改革創造了重要條件。

(7)環境現代化治理體系擴展閱讀：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內容

1、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概念

學界對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有多個定義，主要是從結構、制度、體制、手段和方式、因素等不同角度進行解讀，如就結構而言，是國家機制、社會機制和市場機制的結合;就制度而言，是治理國家的一系列制度的總和;就體制而言，是指政府管理體制;

就手段方式而言，是對公權力的制度化、規范化、民主化、法治化，等等。在本文中，筆者結合相關理論和實踐，提出了一個開放式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基本要素框架，包括：一是治理主體與客體(對象)，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治理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二是價值觀，即依賴於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人文環境和人們的實踐活動所產生的、用於指導國家治理各種事務的思想理論;三是組織結構，即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是各種組織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規則;五是方式和手段，即治理各種事務的行為方式，採取的具體措施。

2、我國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要素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部署了「五加一」改革。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要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備的黨內法規體系。通過這些要素的實現，最終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3、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主要內容

從不同角度劃分主要包括：一是從治理主體來看，分為政府治理、法人治理、公民自治，其中政府治理，是指以政府為主體，對公共事務的治理;法人治理包括公司法人治理和事業單位法人治理，其中公司法人治理是整個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公司法人治理水平低，政府治理的成本就高;

公民自治，在我國主要是基層群眾自治，包括村民自治、城市社區居民自治等。二是從治理領域來看，包括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生態環境治理。三是從治理層級來看，包括中央治理、地方治理、基層治理。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德治具有悠久的傳統，儒家特別重視德治，孔子就提出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㈧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本次兩會社科界別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以此來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沒有總體規劃，推進就容易走樣
遲福林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的戰略性、歷史性選擇。
不過，遲福林認為，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和政府過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統，比較分散和碎片化，當前，社會方方面面對此有期待。遲福林認為，當務之急就是中央盡快制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相關總體規劃。沒有一個具體的「總體規劃」，難免會把好事辦走樣。
「建議盡快出台總體規劃或總體設想。」遲福林說，提出這條建議，主要基於三方面考慮。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和迫切需求。遲福林表示，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國家治理體系轉型確實到了關鍵點，未來3-5年，如果能夠發揮總體規劃的導向作用，對深化全面改革、對後10年、20年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次，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指導思想，「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下一步的國家治理轉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設為重點，法治為先、法治為重、法治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國的新局面。」
還有一點是回應社會期待。遲福林表示，國家治理的目標是讓人民滿意，國家治理得好不好，讓人民說了算。
在國家治理方面，遲福林認為，經過60多年的摸索，已經找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發展道路的國家治理體系，比如走什麼樣的路，用什麼理論來指導，國家制度等。不過，由於我們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因為各種因素影響，還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這樣一個總體規劃，對於協調各方面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國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響。」
國家治理總體規劃要研究四大問題
那麼如何設計、出台一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規劃？遲福林認為應研究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加快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建設法制化的營商環境。遲福林說，從現在的情況看，需要採取兩個措施：首先，針對現在資本外流、社會資本不穩定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建議盡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財產權、投資收益嚴格保護的法制環境，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場監管的轉型與改革，即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型，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從各個方面看，我國已進入一個消費型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全社會的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將是一個大趨勢。現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資與消費不相適應、市場監管與消費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不相適應。為什麼監管機構越來越多，但監管的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且消費不安全問題很多，主要的問題是把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合為一體。所以，法治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是賦予市場監管的法律地位，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以提高監管的綜合性、統一性、權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開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遲福林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例如，司法體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適應，需要把經濟的審判權歸中央，建立中央巡迴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歸地方。「我認為，這樣一些方面的司法體制改革現實的需求明顯加大，條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創新進程。「綜合各個方面的情況看，社會治理轉型確實到了臨界點，未來的一個時期，這方面的矛盾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遲福林說，未來必須以發展各類社區公益組織和推進社區自治為重點，加快社會治理創新，積極穩妥地推進官辦社會組織的轉型，使其在重要時候起到關鍵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的利益機構調整。而關於利益結構與治理結構的關系。遲福林認為，橄欖形的利益結構和分配結構是我國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並且是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現實情況看，改革開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果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無論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建設，恐怕都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近些年，我們一再呼籲盡快出台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家規劃以及調整相關的政策體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現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這樣，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總體規模達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盡快形成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理論
在遲福林看來，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還需要系統的理論作支撐。為此，他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對國家重大課題的攻關。遲福林認為，如何形成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論的攻關，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關，「建議把它作為國家重大課題。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什麼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依法治國等。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並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課題，應該組織力量進行國家重大課題攻關。」
二是，推進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從我國的情況看，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經濟社會咨詢研究，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差別。」因此，遲福林建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加大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的支持力度，對一些重要的咨詢機構給予支持，並建議把對政策咨詢機構的支持列入國家社會科學資助的重要方面。

㈨ 如何推進中國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更新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與治理雖非截然對立，但至少有如下顯著區別：一是主體不同。管理的主體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個人。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多元共治的理念。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二是權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權來自於權力機關的授權。盡管權力機關授權從根本上說是人民授權，但人民授權畢竟是間接的。而治理權當中的相當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這便是所謂的自治、共治。三是運作不同。管理的運作模式是單向的、強制的、剛性的，因而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常受質疑，其有效性常難保證。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復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視，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從一元單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結構性變化，意味著我們不僅於思想觀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於政治生態上鏟除了人治隱形存在的可能，最終使那種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法治無所依憑。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預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濟性等優勢來凝聚轉型時期的社會共識，使不同利益主體求同存異，依法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廣泛開展依法治理活動，提高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要建立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2、豐富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
秩序穩定作為治理的價值目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級價值，更非唯一價值。第一，治理應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考慮個別，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第二，治理應有助於擴大人民民主。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註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要廣泛發動各類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進行自治。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學聯、青聯、科協、文聯、記協、殘聯、貿促會等人民團體應在引導相應群體的行為、維護其權益、化解矛盾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居委會、村委會應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承擔更多責任；應培育壯大社會中介機構，強化其在維護社會信用體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應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

3、把握國家治理的戰略要點
我國轉型時期國家治理的主要內容，一是維護社會和市場秩序；二是防範、處理天災人禍等社會風險；三是調和、處置社會糾紛和沖突；四是服務和管理流動務工人員、農村留守老婦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導和監管基於互聯網的「虛擬社區」以及類似場域。這些工作紛繁復雜、千頭萬緒，如果就事論事、頭痛醫頭，只會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須分析實現有效治理的戰略路徑，找到國家治理的制高點、切入點、突破點、著力點。第一，治理的制高點是倫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於人的行為，但行為是思想影響的，所以，引導思想觀念、構建先進文化、塑造社會倫理，是更為根本的治理戰略。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力倡導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治理的制高點。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第二，治理的切入點是源頭治理。當前因土地徵用、房屋拆遷、歷史遺留等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多樣多發，除各方面客觀原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幹部在處理政府與群眾利益關繫上，沒有樹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實踐證明，只有讓廣大群眾從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中獲得實惠，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全會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現階段不可能消滅貧富差距，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因違法違規而產生的貧富差距，這就要求反對特權，推動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實現。而對於因身體缺陷、智識水平等合理差別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難群體，則應切實解決好其社會保障問題。第三，治理的突破點是群防群治。國家治理，重點在基層，關鍵靠群眾。要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善於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提高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過群眾自治，讓群眾自己組織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要健全以城鄉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的新型城鄉社區管理服務體系，努力把城鄉社區建成政府社會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託、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要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努力讓群眾更好地行使民主權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水平。要充分發揮人民團體、群眾組織、社會組織的優勢，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進矛盾糾紛化解。第四，治理的著力點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會矛盾預防化解納入法治軌道，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和諧活力的長效機制。各級領導和公職人員須牢固確立憲法至上、法律權威的意識，不斷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實把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穩定這個第一責任和依法辦事這個第一要求有機統一起來，絕不能因「維穩」而突破法律的底線，絕不能因害怕上訪而遷就個人的非法要求，絕不能因個別正義而犧牲規則之治的普遍正義。

4、解決國家治理的協調匹配
目前對於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已經有了共識，但還存在以下三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第一，國家權力在治理主體體系中處於何種地位。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是在社會組織和個人治理不能或無效時才跟進，即政府治理應居於補缺地位；也有人認為政府治理應居於主導地位。筆者認為，不宜簡單地講補缺地位或主導地位。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意味著在經濟建設領域，政府必須讓路。但社會治理與經濟建設有區別，不宜像定位政府調節經濟那樣，把政府治理社會定位於補缺。在維護秩序、化解風險、處理危機等方面，政府必須努力掌握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主動權，而不是等社會力量和個人無法處理時才出面。檢驗治理水平的高低，不僅要看緊急情況下應急處置能力，更要看常態下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效果。實踐證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關鍵在於完善矛盾糾紛排查、預警、化解、處置機制。要把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有機結合起來。與此同時，也要注意發揮基層幹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優勢。十八大以來，中央在闡述社會管理體制時，提的不是「政府主導」而是「政府負責」，這一表述啟發我們，不必糾纏「主導」的問題，而應研究功能和責任問題。第二，多元主體共治如何實現匹配、廉價合作。全會強調，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合作治理並不是新東西，我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執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所謂綜合治理，實質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綜合治理已從「社會治安」擴展到「社會管理」。但在實踐中，合作治理還存在著協調性、匹配性以及運作成本等問題。因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項，會有不同的主體牽頭。如果是政府牽頭，可能比較容易協調，但某些社會組織的匹配性可能存在問題；如果是社會組織牽頭，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同時，合作治理也要考慮成本，既要動員多方力量，又要盡可能做到廉價，合理的成本分攤機制和財務監督機制都需進一步健全。第三，社會組織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沒有效果，會不會「失靈」。失靈的問題，政府存在，社會組織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治理能力建設。首先，社會組織自身要提高水平、嚴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幫助社會組織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個人還要監督社會組織的治理行為。

5、創新國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於創新。可以積極嘗試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對抗性和「軟法」。具體要求是：變整治為疏導，變剛性為柔性。以治理城市佔道經營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採用規范設立「便民經營服務點」的方法，兼顧了市民生活便利、經營者正當權益與市容整潔，達到了多贏的效果。在軟法方面，應更加註重發揮激勵性法律規范和鄉規民約等社會自治規則的作用。第二，契約化和合作規制。具體要求是：變命令為協商，變指揮為指導。例如山東省各級公安機關在平安山東建設中，探索出政法部門與保險公司共同建立社區治安防範與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相結合的「契約式治安保險聯防」治理新機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務或社會福利。具體要求是：變監管為服務，變強制為利導。例如流動人口不願意辦理登記怎麼辦？江蘇省採取的辦法是「登記積分制」，經過一定年限，達到規定積分後，流動人員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學等待遇，最後還能成為當地市民。第四，市場化和競爭機制。具體要求是：變官辦為民營，變壟斷為競爭。以污染治理為例，環境污染行政處罰固然不能丟，但「排污權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與企業間的行政關系變成市場的經濟交易，使得企業自覺提高治污積極性，從而控制一定區域內的排污總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體要求是：變實體為程序，變「人控」為「機控」。注重採取程序化的技巧來處理實體上公正難辨的問題。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拓寬治理邊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強治理精度，排除權力、人情、金錢等因素導致的「搞例外」「走後門」現象。

㈩ 如何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強化國家教育督導，委託社會組織開展教育評估監測。健全政府補貼、政府購買服務、助學貸款、基金獎勵、捐資激勵等制度，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
日前，《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發布，掀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的要求下，在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的具體部署下，《決定》在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部署中，提出要「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其背後的深刻內涵與意義何在？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為何屢推難動，難在哪裡？構建政府、學校和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權責如何明晰？圍繞這些問題，記者近日采訪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曾天山、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楊銀付、北京十一學校校長李希貴。
從「管理」向「治理」轉變傳遞何種內涵
過去，我們也認識到管理能力不足的問題，今天我們更應認識到治理能力不足和不夠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是，不只是從上到下管的能力不足，而且是多元、平等、協調的治理能力不足。
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決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怎樣理解這一總目標下的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怎樣理解「治理」二字傳遞的深刻內涵？
瞿振元：當前的教育管理體制改革，要放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中去理解。《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既是國家的治理學說，也是我們改革的工作目標。長期以來，我們總是提「管理」，這一次《決定》突出了「治理」二字，而且還強調治理體系、治理能力要實現現代化，我認為這是非常先進的理念，可以說是《決定》的最大亮點。
我們應該深刻理解從管理到治理這一變化的深刻內涵。管理是從上而下、一元單向的。而治理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條件下，多元利益主體圍繞共同的目標協調與互動的過程。可以說，隨著市場經濟中行為主體的多元化、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政府與民眾、社會、企業、學校的關系也應是平等的、雙向的、互動的、協同的。
在從管理向治理轉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大背景下，實現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就成了一個緊迫而現實的任務。不僅從高等教育看是這樣，從基礎教育、職業技術教育、終身教育體系建設來看，也基本如此。
楊銀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下，教育領域綜合改革也要努力以教育管理方式創新、教育治理方式創新引領教育發展方式創新。創新教育管理方式的核心要求就是由微觀管理走向宏觀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間接管理，由辦教育向管教育轉變，由管理向服務轉變。而教育治理超越了行政管理的視野，其核心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學校、社會的關系，並建立完整的治理結構。
問：您能否結合我國教育的現實情況，具體分析一下從「管理」到「治理」這一變化的必要性與現實意義？
瞿振元：從高等教育來看，無論是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和高等教育外部環境發生的變化，都對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現實的需求和現實的可能。
在高等教育內部，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並且是中等程度的大眾化階段。1998年，我國共有高等院校1022所，有590多萬名在校學生，而現在，我國高等院校已經有2442所，有3000多萬名在校學生。過去的校均規模為5000人左右，現在為1萬人以上。這些不能只理解為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而應認識到高等教育組織的復雜化、結構的多樣化、水平的差異化、權益的多樣化和民主訴求的不斷增加。
除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復雜變化，高等教育的外部環境也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後，高等教育的利益關聯者顯著增加。過去，高等院校學生人數少，很多人都不了解高等教育，覺得它神秘。而今天，讀大學是平常的事情，利益關聯者顯著增加，更多的人能夠感受高等教育，也更容易看到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整個社會都能評論高等教育的一個原因。其次，市場經濟體制也要求教育體制與之相適應，當前很多高校的經費來源多元化，籌資集資的數量在增加，有的學校總體經費中，國家撥款不足1/5。受教育者走向社會的渠道即就業通道也進一步變化，市場在就業中起決定作用。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等等。這些都說明高等教育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
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情況和高等教育外部環境的變化告訴我們，如果還停留在過去「管理」的概念下來發展教育事業，顯然已經不相適應了。
現實情況要求高等教育管理向高等教育治理轉變，推動中國特色現代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強調由微觀管理走向宏觀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間接管理、由辦教育向管教育轉變、由管理向服務轉變。
過去，我們也認識到管理能力不足的問題，今天我們更應認識到治理能力不足和不夠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是，不只是從上到下管的能力不足，而且是多元、平等、協調的治理能力不足。
還有一點，從高等教育治理體系來看，我們提到的管辦評分離，更准確的理解應該是管辦評分立、分工、互動、協同，根據系統論的理論，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的，管辦評也無法完全分離。
問：為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決定》專門就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進行了具體部署，例如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進一步簡政放權，特別是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系和去行政化等，都成為亮點。這些舉措對深化教育管理體制改革而言，意味著什麼？
楊銀付：《決定》專設一個部分對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進行部署。實際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要求，就是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就把職能轉變作為第一件大事，迄今已取消下放334項行政審批等事項。這就是轉變行政管理方式。在教育方面，我們也要努力以教育管理方式創新、教育治理方式創新引領教育發展方式創新。
曾天山：這就意味著為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創設了有利的制度大環境，是難得的歷史機遇。大環境決定小環境，大氣候影響小氣候。以往推動的一些教育體制改革有的無疾而終，有的不了了之，有的成了「四不像」，就是因為大環境不支持，小環境不配套，局部改革難以推動和持久。這次從綜合改革的角度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著重改變政府是全能政府的觀念，著力改變政府閑不住手的狀況，是對政府自身的徹底改革。
我理解的政府管理職能轉變有三層意思，一是要分權，理順政校關系、政事關系、政社關系，政府應當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住，著重方向把握和戰略管理。二是要放權，政府要抓大放小，要捨得簡政放權，把不該管又管不好的微觀事務向學校放權，向中介放權，向社會放權，要加快現代學校制度建設，要加快事業單位經營型和公益型分類改革，成為真正的社會專業中介組織，要完善社會參與機制。三是要監權，善於運用綜合政策工具（如法律、規劃、經費、標准、監測、評價、督導）進行引導和問責。這三者關系處理好了，就能打破以往存在的「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進入「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支撐」的良性循環。
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難在哪裡
政府長期在放權和收權之間糾結，而事權不匹配，權責不統一，學校和社會也不願接，給人的感覺是教育發展多改革少，簡政放權喊得多做得少。因此，改革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改別人，而是改革自己，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輕裝前進。
問：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後，我國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改革至今，我國教育管理體制的現狀如何？有哪些弊端？「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的重要意義何在？
曾天山：教育行政體制是政府行政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自1985年以來不斷推進，確實有很大的進展，特別是明晰了中央和地方權責，但並沒有徹底改變行政獨大的局面。公辦學校辦學基本聽命於政府，各級教育督導機構絕大部分附屬於教育行政部門，大多數評價活動都是政府自己進行或委託直屬事業單位開展。這樣政府既是辦學的主體，又是管理的主體，還是評價的主體，決策、執行、監督一體化，相當於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還是解說員。這種現狀帶來的結果必然是自說自話，缺乏公信力，缺乏說服力，缺乏相互監督和相互制約，無論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都難以問責和及時改進，長此以往就陷入僵化固化的泥潭，教育發展失去動力和活力。因此，推進管辦評分離是現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必然選擇，是建設現代化教育強國的制度保障。
李希貴：從1985年至今，黨中央、國務院先後召開了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一直在試圖突破教育的計劃經濟色彩，還教育的本來面目，但是我們看到的結果卻依然是管得過死、學校活力不足、社會參與程度不高，創新型人才培養機制基本沒有形成。2010年教育規劃綱要再次發力，提出要重點突破的也是「促進管辦評分離」，快3年了，應該說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市場的主體是企業，教育的主體是學校，辦學是學校的事情，但是長期以來，學校需要的教師要由人事部門招聘，教師工資要由財政部門發放，教師職稱評聘，也要由主管部門來管，學校成了局外人。更有甚者，一些地區連各個學校的學習進度也要按照主管部門統一要求來進行，長期以來，大一統的管理體制讓校長無法施展抱負，學校千校一面，學生沒有選擇的餘地，個性化培養無從談起，這也是長期以來教育備受指責的根本症結所在。
《決定》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只有政府、學校、社會各歸其位、依法盡責，決策、執行、監督相對分離，這種「三角形」的體制才能形成相對獨立、彼此尊重的關系，才能保障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楊銀付：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可以從不同層面來理解，其中最具全局視野的，就是管辦評分離的改革，因為它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它要求轉變全能型政府的職能模式，形成政事分開、權責明確、統籌協調、規范有序的現代公共服務政府教育管理體制，構建「政府管教育、學校辦教育、社會評教育」的教育發展新格局。這一改革必將解放和發展教育生產力，解放和增強教育活力。
問：有人說，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是教改中最難啃也必須啃的硬骨頭，怎樣理解？為什麼1985年就提出放權，但感覺真正的放權很少，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難在哪裡？
曾天山：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也是教育改革的難點，為什麼這么說？我理解，一是因為中國之大，人口之多，教育之復雜，非強有力的政府難以維持運轉和持續發展；二是因為我國學校大多數是政府公辦的，民辦學校歷史短暫，公民辦學校內部治理結構還不完善；三是因為社會組織發育不成熟，獨立的中介組織起步晚，公信力不足；四是因為改革者在切割自身利益方面，難以下決心、出狠手，多放事權，少放人事財物權，多放虛權，少放實權。這種狀況導致了政府管理「不放權不行，放權也不行」的尷尬局面，長期在放權和收權之間糾結，而事權不匹配，權責不統一，學校和社會也不願接，給人的感覺是教育發展多改革少，簡政放權喊得多做得少。因此，改革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改別人，而是改革自己，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輕裝前進。
李希貴：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說白一點，其實就是改革到了需要革掉一些部門的「利益之命」的時候，他們手裡把握這些權力已經成為習慣，甚至，沒有了這些權力，有些部門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有些崗位也沒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們必須充分估計改革之艱難，可以說，沒有政府的強力推動，改革不會自動發生。
但是，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現在的情況已經與1990年以前完全不同了。那個時候的放權，是指教育行政部門放權給學校，而現在，在許多本來學校應該擁有的權力上，不僅學校沒有了決定權，連教育行政部門也沒有多少發言權，大都被人事、財政、發改等部門收去了，所以，在許多方面，教育部門已經無權可放，必須從政府層面認真排查梳理，把真正應該還給學校的權力交出來。
教育體制的弊端大家都很清楚，國外教育發達國家有比較成熟的體制可借鑒，國內也有成功的實踐。2004年，我在濰坊市教育局任局長，濰坊市無論是老師還是校長，長期被行政級別帶來的弊端所困，在濰坊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濰坊一次性取消了全市所有中小學校的行政級別，建立了校長職級制管理新機制，涉及930多名有級別的校長、副校長，他們的檔案全部從組織人事部門轉移到教育部門管理。教育改革的關鍵是黨委主要領導的境界、膽識。雖然說「改革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經過實踐檢驗，濰坊的校長嘗到了改革的甜頭。濰坊的中小學校長不用再去參加不相乾的會議、活動，可以靜下心來一心一意研究辦學，依靠出色的辦學業績贏得比以往更多的尊重。改革難不難，關鍵看誰來推動。
再比如，給學校下放權力，不能靠文件、靠會議，也不能僅靠覺悟，關鍵是要有落實的措施。如果機制不改，即使換了人，往往也只能管一時。改到深處是制度，要把改革落到實處，還是要從制度的變革起步。
新型關系需要怎樣明確權責
政府轉變職能首先要轉變「管」學校的思維，樹立起以學校發展需求為導向的工作機制。學校自主辦學，就是學校獨立承擔起立德樹人的職責，最終實現依法自主管理教師、自主實施課程，按照章程辦學。社會在參與學校辦學中實現對學校的監督。
問：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提出，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大的方向是構建政府、學校和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這個新型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具體權責應該如何明晰？
曾天山：構建政府、學校和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我感覺不能再是「新瓶裝舊酒」，而是扎扎實實改革、實實在在推進。教育領域管辦評分離的內涵，就是政府管教育、學校辦教育、社會評教育。
政府必須依法行政，轉變職能、改進管理方式，加強宏觀管理，變微觀管理為宏觀管理、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堅決實行簡政放權，落實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如招生、人事、財務、教學、學術、對外合作等許可權。同時，注意發揮社會組織在教育評估監測中的作用，進一步調動行業協會、專業學會、基金會等社會組織參與教育公共治理的積極性，鼓勵專門機構和社會中介機構評估監測教育成效，適時將委託社會組織開展教育評估監測納入政府購買服務程序之中，作為完善評估監測制度體系的重要運作方式。
楊銀付：政府在管理教育中，要改變直接管理學校的單一方式，綜合運用立法、撥款、規劃、標准、規則、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措施，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學校是辦學的主體，應依法保障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同時由學校承擔起相應的責任。適應中國國情和時代要求，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是對「如何辦教育」的核心要求。在評教育方面，就是要推進專業評價，鼓勵專門機構和社會中介機構進行評估，形成由政府、學校、家長及社會各方面參與的多元教育質量評價體系。
在管理—辦學—評價的綜合改革中，管理的改革和創新是上游，是基礎性的，是首先需要改革的方面，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管理上的放權，將為辦學和評價上的創新提供空間，牽一發而動全身。辦學的改革和創新是核心，從辦人民滿意教育而言，教育行政部門並不直接提供教育，教育行政部門提供的是教育政策，學校才直接提供教育，辦學的質量直接決定著教育的質量，辦學創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學校是教育的細胞，教育改革只有最終落實到學校層面，體現到教師和學生身上，才真正見到了實效。評價的改革和創新也十分重要，評價往往是指揮棒，下游的評價可以反過來帶動上游的管理和中游的辦學。例如，教育部今年出台了《關於推進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改革的意見》，從品德發展水平、學業發展水平、身心發展水平、興趣特長養成、學業負擔狀況5個方面設立20項指標，這可以看作是教育部在管教育，設立了評價指標和評價規則，具體的評價可交給專業機構按照規則去評，而這一評價將反過來直接引導學校更好辦學，改變片面應試傾向，全面實施素質教育。
李希貴：這些年，我在不同場合多次呼籲要加快制定《學校法》進程，用法律形式確定政府、學校、社會的關系。這個新型關系，我認為應該這樣表述：政府宏觀管理、學校自主辦學、社會參與監督。政府轉變職能首先要轉變「管」學校的思維，樹立起以學校發展需求為導向的工作機制。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學校，教育局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教育局的職責是全心全意為學校發展服務。學校自主辦學，就是學校獨立承擔起立德樹人的職責，最終實現依法自主管理教師、自主實施課程，按照章程辦學。社會承擔起過去政府管理的職能，在參與學校辦學中實現對學校的監督。這三者不再是單純的「管」和「被管」的關系，應該各司其職。否則，教育就會畸形發展。
落實《決定》提出的措施，將給我國教育帶來深刻的變革，使教育真正回歸到教學規律和人的成長規律。政府依法提供必要的保障條件，不再套用行政思維對待學校、管理校長，真正把辦學的權力還給學校，讓學校依法承擔起應該擔負的責任，這些改革必將釋放出學校的巨大的活力。邁出這關鍵的一步，中國教育將煥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