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式治理

⑴ 社區成員參與治理可以有什麼樣的形式進行

社區成員參與治理：
社區主體是居民。居民的利益多元化，居民階層化，需求多樣化是現代新型社區的主要特點。
社區治理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就要把握和適應這個主要特點。社區參與式治理就是突出社區居民的廣泛參與，以居民「需求」為導向，以「共同行動」為基礎，以提高社區居民組織化為目的。參與式治理就是強調社區多元利益群體的互動；通過協商尋求共識，採取共同行動，對問題進行治理。

⑵ 從「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其內涵有何區別

「治理」是一個古老的詞語，中國歷代都講治理，並且積累了大量國家治理的內智慧和經驗，但這個概容念在近二三十年被賦予了許多新的內涵。與傳統意義上的「管理」相比，現代政治學和行政學等研究將「治理」拓展為一個內容豐富、包容性很強的概念，重點是強調多元主體管理，民主、參與式、互動式管理，而不是單一主體管理。我認為，《決定》中指出的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國家治理」，是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維體系、話語體系和制度體系中的一個核心范疇，是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治理」要體現四個統一：黨和政府的領導與多元主體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統一，法治與德治的統一，管理和服務的統一，常規管理與非常規管理（應急管理）的統一。

從傳統「管理」到現代「治理」的跨越，雖只有一字之差，卻是一個「關鍵詞」的變化，是治國理政總模式包括權力配置和行為方式的一種深刻的轉變。這是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必然要求。從「管理」到「治理」的跨越，說明我國將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方面，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方面，採取具有革命性的變革，把中國帶入改革開放的新階段。

⑶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內涵本質
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從實踐上說，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求對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進行突破性的改革。
從理論上說，治理的概念不同於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力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其二，權力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其三，權力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運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後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工具性的政治行為。無論在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下，無論哪個階級行使統治，誰上台執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都希望自己執政的國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但是，歸根到底，治理是實現一定社會政治目標的手段，相對於國家的統治體制而言，治理體制更多體現工具理性。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要實現善治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現代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表徵。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以下五個標准。首先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業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其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其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徵，是區別於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學家通常也將現代國家治理稱為民主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有了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不過，影響國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體的素質，既包括官員的素質，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質。僅以官員的素質來看，縱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官員素質低劣，國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強，社會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員的素質，要對官員進行教育和培訓，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選拔機制，將優秀的公民遴選出來，授予他們權力，並且以制度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制約。
必然要求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對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深刻變革，也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重大變革。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如果按照多黨競爭、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標准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確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那麼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5年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例如，在依法治國、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政府問責、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審批、地方分權和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成功，或者說，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長期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各種利益沖突日益明顯。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僅以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包括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還不健全，公共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公民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相當嚴重，官員的腐敗和特權屢見不鮮，政府的公共服務還相當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對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自治的程度相當低，主要公共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還不夠協調，等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明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後，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需求。如果不採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麼我們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統治危機和執政危機。化解治理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必要舉措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中全會《決定》就是總的指導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線圖和重大的戰略部署。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以下六點必要舉措。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我們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我們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決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換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七年內要完成這一任務，其艱巨性可想而知。實現這項艱巨的戰略任務，不僅需要堅定的決心、堅強的領導和果斷的措施，同樣也需要寬廣的胸懷、高度的智慧和正確的道路。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超越任何組織和群體的局部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著眼點；不僅要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不僅要有政治精英的參與，也要有普通民眾的參與；不僅要依靠黨組織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更要嚴格遵循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和科學執政的基本方略。
總而言之，只有沿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反過來，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⑷ 「參與式民主」理論的概念

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是一種理想的民主形式，但是在現實的中國，民主 理論與民主實踐存在較大的反差，民主化水平與經濟、社會的發展不相稱。一方面我們 把民主的地位提得很高，一直作為基本政治綱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民主的實現方式 和實現程序方面創新不足，民主實踐相對滯後。用現代民主理論的說法，我們注重實質 民主，但程序民主發展滯後。值得欣喜的是，黨的十六大報告從多方面論述了程序民主 的重要性，民主化進程得以加速。我們認為，在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今後一段時間內 加強程序民主將成為中國民主建設的重點。

一、程序民主的時代性

民主概念發源於西方，意思是「人民的統治」。對於民主的具體含義，從民主這一概 念誕生之日起人們便爭論不休。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層面上，對民主作出不同 的解釋。民主既是人類社會政治生活抽象的價值理論，又是一種具體的政治制度，還可 把民主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民主既存在於理論家的理論體系中，又存在於現實的國家 制度實踐中，還作為一種信念存在於每個人的頭腦中。如果說歷史上政治思想家們關於 民主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人民」和「統治」本身的意義的話，那麼，到了當代，政治學 家們開始把爭論的重點從「人民」和「統治」本身逐漸轉向「人民」與「統治」這兩者 的關系。一些人強調「人民」對於民主的意義，另一些人則強調「統治」對於民主的意 義，由此發展出「實質民主論」和「程序民主論」兩種民主理論。

「實質民主論」認為民主是一種政治狀態，強調個人權利的實現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 性，並主張從政治過程的後果來判斷政治體系的民主程度。「程序民主論」則認為民主 是一種過程，個人的自由權利只有在這種過程中才能實現，最重要的是民主政治的程序 。對於「實質民主論」來說，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憲政問題，憲政民主是實現個人權 利的根本途徑，憲法對於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權威，憲法的具體內容直接反映著這個 國家的民主程度。而對於「程序民主論」來說，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政治參與，人民 的參與過程是實現民主的根本途徑，參與本身就是一種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的表現，憲法 固然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不是憲法的條文內容，而是對這些條文內容的動態控制。( 參見俞可平《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24—125頁)

「實質民主論」與「程序民主論」的爭論，從政治學說史的角度看，有著深遠的意義 ，它表明政治學家們終於跳出了數千年來糾纏不清的民主的本體論，轉而把重點進入了 過程和關系，體現了現代西方民主理論演化的主要趨勢，對於推動民主理論的發展作出 了積極的貢獻。由盧梭、洛克等人表述的，以代議制論為核心的古典民主理論，為近現 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它 卻越來越難以解釋和說明西方不斷變化的社會政治現實。隨著對古典民主理論的不斷反 思、改造和修正，產生了多種模式的民主理論，呈現出現代民主理論的多樣化特徵。在 二十世紀西方民主理論的演化中，出現了以下四種主要趨勢，即從人民民主論到精英民 主論，從一元民主論到多元民主論，從政治民主論到社會民主論，從代議制民主論到參 與式民主論。在這四種趨勢中，都包含了由重視實質民主向重視程序民主過渡的特徵。

西方古典民主理論強調的是實質民主，它認為，所謂民主是國家權力或政治權力的民 主，就是由人民通過掌握國家權力來當家作主，人民民主論是其核心思想。它是近代西 方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的銳利的思想武器，是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石 ，其基本原則——主權在民，已寫進了西方各國的憲法，成為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之一。這種民主理論主要特徵是一元民主論和政治民主論。同時，由於西方近代的民族 國家領土廣闊，人口眾多，古代城邦的直接民主制不可能適應近代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 。因此，近代西方古典民主理論也是一種適合近代國家現實的代議制民主理論。

然而，隨著二十世紀以來心理學、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發展，許多深受實證主義哲學熏 陶的西方學者對「人民的統治」的古典民主理論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人們發現，現實中 不存在符合古典民主理論的民主模式，民主並不是由人民來統治，主權在民只是一種抽 象的原則，這不能不引起二十世紀西方學者對民主問題的重新思考。當傳統的民主理論 與現代的民主事實發生矛盾時，很多西方學者就放棄了傳統的民主理論，而依據現代資 本主義民主國家的現實來構築新的民主理論，力求從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運轉的現實來尋 求對民主的新的解釋，於是，精英民主論、多元民主論、社會民主論、參與式民主論等 便應運而生。

二十世紀精英民主論的最主要的代表熊彼特認為，將民主視為人民的統治的理論是不 能成立的，古典民主理論建立在「共同幸福」和「人民意志」的假設上，由於人們的價 值觀念不同，對幸福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因而所謂的共同幸福是不可能存在的，也 不可能形成為取得共同幸福的人民的共同意志，因此也就不存在由人民意志決定政治問 題的人民民主。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民主的經典定義：「民主方法是為達到政治決定 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 。」(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71、416頁)多 元民主論主張民主不只是通過國家這個唯一的權力中心而存在，而是由社會中的許多團 體來分享，是眾多團體共同參與政治決策過程。各種各樣相對獨立的團體的存在，並能 有效地參與決策過程，是維持民主政治存在的至關重要的條件。(參見[美]羅伯特·A· 達爾《現代政治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社會民主論主張不但實行政治上的 民主制，而且應實行經濟上的民主化，要確立起整個社會的民主。他們將政治民主看作 是實現經濟民主、社會民主的必要基礎，認為單有政治民主是不夠的，必須用經濟民主 、社會民主來補充。經濟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不僅是一 種國家的政治生活的組織形式，而且應該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組織方式。當代西方參與 式民主理論的主要代表帕特曼和麥克弗森認為，參與式民主能夠促進人類的發展。對政 治的直接參與，能夠強化人們的政治責任感，減少人們對權力中心的疏遠感，培養人們 對集體的公共問題的關注，這有助於形成積極的、對政治事務有更敏銳的興趣的公民。 麥克弗森指出，公民只有不斷直接地參與社會和國家的管理，個人的自由和發展才能充 分實現。

⑸ 如何推進居民自治和社區參與式治理

實現居民自治，堅持以人為本為核心，是推進和諧社區建設的第一原則。居民參與標志著對社區的認同和關愛，標志著居民既可以對社區內的利益分享，又能對社區內的責任承擔。為使社區的自治工作真正開展起來，我認為，首先要做好四方面的基礎工作：
第一，要加強對社區的歸屬感，認同感，強化社區居民「社區是我家，建設靠大家」的意識，動員和組織社區居民主動、積極、廣泛參與社區自治活動、參與社區的開發和建設。社區居委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開展工作、宣傳發動上，使社區建設的宗旨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引導社區居民樹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意識，踴躍參加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社區自治工作。一個有活動、有創造力、工作效力高的社區，都是居民參與率相對比較高的社區。
第二，要使社區服務成為自治功能的支柱。現在的社區服務實際是要社區來解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提出的問題，要落實居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和物質需求，而社區卻沒有足夠的力量，這就需要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支持，動員社區居民參與自理，讓越來越多的居民自己來協調和管理他們在社區的各種關系。如社區「老娘舅」志願者服務隊和觀前街道「金鄉鄰」服務聯盟，彌補了社區在服務功能上所存在的缺陷，為居民開展全方位的服務，使社區居民家裡事有人管，發生困難有人幫，使他們切身感受到社區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第三，近年來，社區面貌發生了較大的改變，社區居民的生活環境也有了明顯改進，但我們不能否認，當前社區建設的實際工作中，還存在居民對社區工作缺乏熱情的情況，社區建設某種程度上成為社工人員而非社區居民的事情。實現居民自治，推動和諧社區建設，關鍵是要充分調動居民的積極性，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積極參與社區建設工作。居民群眾參與社區建設，其中涉及社區知情權問題，要讓居民群眾了解社區做了一些什麼工作？近期又在做什麼工作等等，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在於社區主任。社區工作者要放下架子，自覺接受居民群眾的檢查和監督，同時社區也應定期召開黨情和社情發布會，將社區重大事項、以及難點、熱點問題公布於眾，求得居民的理解和信任。一方面調動居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社區工作的可信度。
第四，開展健康文明、豐富多彩的活動，吸引居民群眾參與和關心社區建設。每位居民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參加諸如舞蹈隊、志願者服務隊、社區教育講師隊、「編外黨支部」等，由熱心群眾工作，有一定專長的居民骨幹經常組織活動。近年來，社區在這方面進行了探索，先後成立了「夕陽紅」老年舞蹈隊、書法興趣小組、讀書讀報小組等，較好地豐富了居民群眾業余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增加了這些人員對社區建設的關心和參與，增強了社區居民自治的力度。
通過做好上述四項基礎工作，為社區居民自治提供了一個平台，但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面，我認為要真真實現社區居民自治，除抓好基礎工作之外，還應抓好社區內部的建設，使社區居民自治不僅是停留於表面，而是進一步拓展自治的空間。在這方面還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選舉配備居民群眾信得過的具有一定能力和工作水平的社區居委會成員班子。（二）實現社區工作者的述職制度。（三）實行居民群眾評議社區工作者制度。（四）、實行社區事務公開制度。（五）發揮退休工人自管小組的作用。

⑹ 如何參與式社區災害管理項目

我國屬於亞洲和全球災害多發的國家之一。全國50%的人口分布在氣象、地震、地質等自然災害影響嚴重的地區，常年受災人口在2億～3億人次，人民生命財產和經濟社會發展損失極重。2008年元月，暴風雪席捲中國，21個省（區、市）數千萬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達1111億元。2008年5月12日，四川等地發生地震災害，直接經濟損失超過8000億元。加上南方地區洪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使得2008年中國災害問題凸顯，災害的影響十分巨大。

「綠色流域」在拉市海實施了多年的參與式流域管理項目，一方面旨在解決當地流域保護和百姓生計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通過流域管理示範倡導中國小流域善治。在小流域治理過程中，「綠色流域」已經關注和著手治理流域面臨的災害。如，近十年以來，「綠色流域」協助常年受洪澇災害、泥石流、滑坡困擾的麗江市玉龍縣拉市鄉西湖村村民建立了流域管理小組，發動群眾植樹造林、治理滑坡、改造河道、建攔沙壩、發展薪柴替代能源等，使西湖村生態安全大大增強，村民災害管理的能力大大提升。2008年春季雪災，「綠色流域」趕赴當地山區彝族村寨救援，並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下與地方政府合作，幫助該地彝族社區進行了災後重建。

2008年8月，「綠色流域」申請了世界銀行第二屆中國發展市場「汶川地震災後重建項目」。2008年10月21～22日，該項目在北京國貿會展中心進行了展示與答辯，並最終從100餘個入圍項目中脫穎而出，被確定為2008年世界銀行第二屆中國發展市場援助項目，獲項目資金人民幣17萬元。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在南都公益基金會「5·12災後重建資助項目」的支持下，「綠色流域」聯合四川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於2008年8月29～31日在受地震災害影響的四川省成都市舉辦了《災害社會影響評價、災害管理規劃研討班》。研討班期間，40多家NGO通過分享和交流，初步了解和掌握了該方法，並打算在社區重建活動中進一步實踐。

2008年12月，「綠色流域」在拉市海的彝族社區及納西族社區開展了參與式社區災害管理規劃。他們幫助當地少數民族村民認識到他們所面臨的災害和災害的影響，討論應對災害的措施和計劃，協助社區制定災害管理制度。2008年年底，應民政部中國減災中心邀請，「綠色流域」完成了對四川德陽市農村社區減災能力建設方面的調查研究。

參與式社區災害管理項目的目標是通過廣大公眾的參與，建立一個能抗災害風險的可持續發展的社區。這一目標，賦予了參與救災、減災和備災工作的NGO更大的責任和更高的要求。實現這一目標，首先需要對災害的社會影響進行評價，深入了解社區需求，才能做出符合實際的社區災害管理和可持續社區重建規劃；同時，與社區居民一起討論他們應對災害的措施和資源，協助社區搭建一個減少災害和脆弱性的社區災害管理組織結構。將來一旦有災害發生，社區能夠最大程度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有效地對社區災害進行管理。中國流域面臨災害的挑戰，「綠色流域」正努力把參與式流域保護和社區災害管理相結合，集研究與實踐為一身，在構建抗風險、可持續的流域社區方面體現民間組織的價值。

參與式社區災害管理項目在2008年11月～2009年10月期間，通過對四川省、陝西省和甘肅省地震災區實地考察後，對積極參與災後重建的NGO和社區組織進行了每省約2～3天的「災害社會評價與社區災害管理規劃研討班」。

⑺ 彼得斯提出的四種治理模式是什麼

市場式、參與式、彈性化、解制型。

市場式管理：按勞取酬；運用其他私域部門的管理回技術。利用答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將企業內部上下工序之間的關系和服務與被服務之間的關系由行政關系變為等價交換的經濟往來關系。

參與式管理：全面質量管理；團隊。在不同程度上讓員工和下屬參加組織的決策過程及各級管理工作，讓下級和員工與企業的高層管理者處於平等的地位研究。

彈性化管理：管理臨時雇員。使組織系統整體能隨外界環境的改變而在一定餘地內自我調整以具有適應性。

解制型管理：更多管理自由。其基本內涵是放鬆政府規制，使政府的活動更具有創造力､效率和效能。

(7)參與式治理擴展閱讀

治理的任務目標：

1、治理的任務是設計和維持一種環境，使在這一環境中工作的人們能夠用盡可能少的支出實現既定的目標，或者以現有的資源實現最大的目標。

2、細分為四種情況：產出不變，支出減少；支出不變，產出增多；支出減少，產出增多；支出增多，產出增加更多。

3、這里的支出包括資金、人力、時間、物料、能源等的消耗。總之，管理基本的原則是「用力少，見功多」，以越少的資源投入、耗費，取得越大的功業、效果。

參考資料

網路-城市管理

⑻ 怎樣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意味著推進生態治理現代化有兩重戰略意義：
1、有助於改善生態環境狀況，促進經濟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協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2、有利於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樹立綠色發展理念，以綠色創新為發展動力。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治理秉承現代化的生態觀，要求轉變發展動力，改變傳統的依靠資源、資本、勞動擴張來發展經濟的外生發展模式，以創新作為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尤其是發揮綠色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綠色創新需要從理念和路徑等多方位全面著手，樹立創新的綠色理念，堅持「把良好生態環境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綠色創新可以通過開發綠色產品，引進和創造綠色技術，開拓綠色消費市場，採用綠色資源，升級綠色管理制度、構建完善綠色金融體系等方式，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發展。
二、 構建以法律為基礎的生態治理體系。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善的法律體系可以明晰生態治理主體的權責，提高生態治理的認可度，保障生態治理體系的運行。因此，需要以生態環境產權制度為切入點，健全和完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保護、污染防治、能源安全等重要領域的立法，完善循環經濟、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生態協同性法律。同時，還要完善監督管理體制和問責機制，引進企業、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生態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維度的生態治理制度體系。
三、不斷提高生態治理能力。
生態治理現代化，關鍵在於生態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高生態治理能力水平：
1、要加強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充分發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切實做到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齊抓共管，失職追責，並在治理過程中引入監督機制，保證治理行為本身符合相關法律規范。
2、要將地方政府競爭引導至有利於生態文明建設的方向，通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環境的收益支出比，引入生態政績考核，執行地區內統一的環保標准等把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各地經濟發展的真實競爭力，使得生態治理成為地方政府的常規性工作，從應急轉向常態，切實保障治理本身的不斷進行。
3、要不斷加強綠色發展執法保障能力。一系列的生態法律，只有得到切實的執行，才能發揮有效作用，這不僅僅意味著要按照相關法律辦事，而且意味著一旦出現違法行為，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認識得到統一，法律制定完善之後，執行力就決定著治理的實際效果，因此，加強生態執法對於生態治理現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義。
4、要建立綜合完善的生態環境評估指標，對治理結果進行第三方評估。從治理結果來看，生態治理能力的提高必須體現為生態環境的改善，這也是對治理過程的最終檢驗。因此，在生態治理中要堅持結果導向思維，發揮智庫第三方評估的作用。第三方評估在生態治理中具有獨特的作用，他們的參與是推動生態治理過程不斷完善，生態治理能力不斷提高的重要保證。
四、 促進生態治理實踐與科學技術的深度融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術就是改造自然之「器」。生態治理現代化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撐，推進生態治理領域的科學研究，利用被證實的研究成果指導治理實踐，堅持一切治理從實際出發，就能防止盲目治理，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需要重視科學技術與生態治理融合，提升改造自然，進而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能力。能源和通信技術的革新與結合，在人類經濟轉型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當前，我們正處在可再生能源與互聯網信息技術相結合的新時代，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等智能技術，不僅對生態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從長遠來看，也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
五、推進多元化主體協同共治。
西方的經驗和歷史的教訓證明，僅僅依靠政府進行生態治理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多元化主體參與式治理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鼓勵多元主體參與生態治理，重點在於不斷提高公民的生態意識，讓公民正確把握生態治理的方向，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共識的基礎上，促進多元化主體協同共治。
生態治理中的主體包括國家、企業、公民、各類社會組織等，其中國家作為主導，制定治理的政策，保證政策的貫徹落實；同時也要引導企業、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生態治理的決策，對治理過程進行監督，對治理績效進行客觀評價。

⑼ 政府未來治理模式的四種模式特點及其適應性

在學校讀書效率就是比在家的時候高很多，用一天的時間就把一本21萬字的書看完了，書名叫《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政府治理與改革系列中的一本。老實說，我對關於政府改革和創新的著作懷有極大的閱讀熱情，但卻沒有多少閱讀的信心，因為我總感覺這些書雖然提出了很多可資借鑒的政府改革模式，但總或多或少的欠缺可行性，很多都是理論上可行，但到實踐中就會碰壁，有些甚至根本就是空想，現今的政府改革研究應該在理論模型的操作化上下功夫，至於到底是什麼模型倒不是當務之急了，因為很多模型都不錯，反映了政府改革的要求和社會環境的發展要求，能解決很多存在的問題，盡管不能夠絕對的解決所有問題。我想這本書也不例外，嚴格的說本書不是提出作者自己關於政府創新的模式，而是作者對理論或實踐中已經存在的四種政府創新模式進行的比較分析，這四種模型分別是：市場式政府、參與式政府、彈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
作者在交代了政府改革的背景知識以及傳統公共行政的特點（包括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層級制和規則、永久性和穩定性、制度化的公務員制度、內部管制、平等）之後，分別從理念、結構、管理、政策制定、公共利益等五個方面對這四種模型展開了分析。市場式政府針對傳統型政府的壟斷性特點，認為應該用市場化的治理模式來實現政府治理的高效率。結構層面上強調分權，包括部門間的和中央與地方間的。運用私人部門的管理技術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這與企業家型政府或許有很多共同之處。另外一個特色在於提出政府內部的市場問題，根據市場刺激因素來進行政策制定工作。不過這里有個缺點，就是對公民角色的貶低，雖然將公民看作消費者可以提高服務意識，但卻忽略了公民的政治地位。參與式政府故名思義，就知道這種模式特別強調參與式民主的作用，這種模式主張自下而上的參與，分為兩種類型，包括基層公務員的參與和顧客的參與。因為參與的需要，又要求結構上必須打破層級制的舊形式，而主張建立扁平化的組織形式。在管理方面，引進私人部門管理中使用的質量管理模式，重視團隊合作。對話式民主的決策方式，特別強調了協商和談判的重要性。針對傳統公共行政的永久性特點提出的彈性化政府，反對原來那種穩定性和永久性的特點，主張通過僱傭臨時雇員、建立虛擬組織進行協調、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彈性處理等方式，建立靈活有效的政府治理模式。這是節省成本的需要，也是改變政府治理僵化特點的需要。最後一種稱為解制式政府，突出特點在於主張消除內部管制措施，強調去除事前控制，重視事後控制，以發揮公務員的自由裁量能力。應該說這四種模型都互相存在著共同點，但也有相互沖突的方面，這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說，四種模型都強調協調的重要性，在改革的過程中產生許多新的組織形式，也減少了很多組織形式，這就面臨著協調問題，盡管各種政府創新模型都重視引進外來因素，反對中央集中權力的干預，但在協調的過程中都不自覺地需要發揮中央政府的重要角色；而至於不同點則表現的更多，比如在對公務員制度的態度上，市場式政府模型顯然把公務員制度看成是惡棍，認為他們都是自利的，彈性方法也是否定態度，認為是良好治理的障礙，解制式改革也與市場式差不多（盡管是表面上的），而參與模式更強調的是在這個層級節制體系中的平等觀念。此外，對傳統政府形式特別強調的公共服務、廉潔等價值觀，後三種模式照樣給與特別的重視，而在市場式政府模式中則忽略了，這也是與其對市場價值觀的強調是一致的。當然，這里所說的後三種模式對傳統價值觀的重視程度與理解內涵也有所區別。
這些新的政府治理模式都是針對特定問題提出的，並進而力圖實現普遍化，但真正要實施還必須根據實際情況，結合時代背景和國家的現實國情，強求一律顯然只會造成相反的後果。另外，作者還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就是作者認為許多新的改革措施都是針對存在問題提出並加以解決，但由於新措施的實施又會很容易帶來新的問題，或是新創造出來的，或是因為舊制度的消失而使得被其掩蓋的問題得以重見天日。這或許是改革總是在消滅舊問題出現新問題中不斷循環的原因之一吧。

⑽ 鄉村參與式決策的特點

扶貧模式之參與式

參與式扶貧模式

一、概述

參與式扶貧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簡稱PRA)是指政府以招投標方式確定重點貧困村後，村民們召開全體大會，採用民主投票選舉的方式推選出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與幹部分析致貧原因，找出脫貧辦法，經相關部門和專家評估論證後，再交給全體村民大會民主表決。最後，政府根據村民意願和實際制定出全村的扶貧開發規劃，再交付村民項目小組負責監督實施。通過民主「參與」調動發揮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增強自身發展能力，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扶貧開發機制。

二、特點

這種扶貧模式表明了中國的扶貧模式從政府主導扶貧資源的傳遞和控制的單向式扶貧模式過渡到了以尊重扶貧客體意願，強調扶貧客體主動參與到扶貧活動中的一種互動型扶貧模式。其主要特點如下:

1.參與式扶貧注重農民在反貧困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參與式扶貧將農民這一貧困群體作為反貧困治理活動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性因素。首先，在參與式扶貧體系中，農民是反貧困信息的主要來源。農民對於當地情況有著充分的了解，對於自身貧困的原因也有其獨到的認識。其次，扶貧發展的主體是農民，發展的目的也是為了提升農民的生活質量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最後，在參與式扶貧中，農民是反貧困的主導力量，凸顯其「自救」地位。通過外來力量的引導和幫助，可以通過一系列手段激發貧困群體的主觀能動性，在其決定自身發展方向的前提下，通過不懈努力探尋其自身的發展道路。

2.參與式扶貧強調貧困群體在扶貧過程中的全方位介入。參與式扶貧最重要的部分是賦權。如何賦予反貧困對象以參與發展的權利，是參與式扶貧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賦權的過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絕大多數情況下，欠發達地區的貧困人群在社會經濟生活。對於扶貧的目標群體而言，賦權的過程意味著在扶貧項目中的規劃、實施、檢測和評估的全方位介入。在全方位參與的過程中，參與式扶貧將參與式農村評估、參與式規劃和設計、參與式評估等手段充分運用，使得整個參與式扶貧過程成為一個「學習」、「教育」和「談判」的過程:即在參與的過程中相互學習新的知識，技能和信息;在參與的過程中對於共同利益和興趣達成共識;在談判的過程中融合各方利益要求，增加各方對於扶貧項目的擁有感，防止決策失誤，促進當地發展的可持續性。

3.參與式扶貧需要注重內外環境的互動機制。參與式扶貧將內部力量的主觀能動性同外來援助的良性誘導機制結合起來，通過外來援助所帶來的資金，技術，先進的發展理念同發展方向的策劃與建議與當地發展熱情和發展的人員力量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使貧困地區的受助群體加入到發展進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