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未來

Ⅰ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首先，治理體系有失均衡。發達國家的經濟模式在金融危機中雖受到沖擊，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掌握著全球治理機制，主導國際規則制定權和解釋權，壟斷著全球化進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動權，因而可望通過資本鏈與貨物鏈向下游國家轉嫁危機。危機發生以來，20國集團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載體，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首次以平等地位在全球治理進程中嶄露頭角，但仍不足以抗衡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
第二，治理主體存在缺失。全球范圍逐漸形成了數以百計的政府間組織，這些組織從不同領域、不同層次推進國際治理。但是，現行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缺乏主權國家享有的排他性公共權力，因而無法有效行使話語權。
第三，治理機制缺乏彈性。此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治理機制均有待於適應全球治理新形勢。20國集團雖已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但仍停留在「臨時性政治俱樂部」階段，尚待建立和完善全球化監管機制、政策執行機制、治理主體結構，等等。
第四，治理客體存在爭議。後金融危機時期，世界各國面臨各種不同的問題，因而需要通過國際制度或非制度安排，就需要治理的領域和具體問題達成一致。然而，世界各國對各類問題的關切度不同，因而圍繞全球治理的議題設定展開激烈的博弈，圍繞治理規則展開較量。
第五，治理效果有待彰顯。缺乏監管機制的經濟全球化不具有可持續性，同樣，缺乏「同舟共濟」精神的全球治理也不具有可持續性。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受國內政治或本國利益驅使，紛紛利用其政治和經濟優勢，利用全球治理推銷西式政治體制和價值觀，維護本國既得利益，而置他國利益於不顧。
第六，治理理論存在爭議。回顧歷史，全球化主要由跨國公司推動。然而，迄今為止，全球經濟治理的理論主要停留在國家層面。進而言之，現行全球治理理論由發達國家學術界率先提出，因而有悖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
第七，需要適應國際法規。全球治理需要各主權行為體依法讓渡一定的主權，並容納更多的非主權行為體成為全球治理的夥伴。顯然，上述行為直接與聯合國憲章關於主權獨立的原則相違背。如何處理好國際法和全球治理之間的關系，已構成各利益攸關方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第八，國際社會亟待培植集體行動意識。從全球范圍看，受政治周期和經濟周期影響，各主要大國在全球治理領域各行其是傾向愈益明顯。未來，南北國家之間在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中地位失衡的狀態均難有改觀，任何新的治理機制和規則的創立，只要無法得到美國和主要發達國家的認可和支持，只得「繞道走」。

Ⅱ 什麼是"全球治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角色發生了那些重要變化

全球治理屬於多邊外交范疇，現代全球治理起始於1945年以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和附屬職能部門為中心的雅爾塔體系。這個體制形態包括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世界銀行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
20世紀70年代以後，7國集團成為主要由發達國家協調世界經濟與政治的「大國俱樂部」。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中國、印度、巴西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的力量差距明顯縮小。自2003年後，7國集團根據不同議題邀請新興發展中國家代表進行對話，逐步形成G7+5等對話機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證明，現有的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機制已經無法適應全球化新形勢，也無法破解全球化快速發展引發的新挑戰和新問題。

在參與全球治理與制度建設的過程中，中國經歷了從參與者到建設者，再到引領者的三重身份轉換。從1971年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開始，中國真正地參與到了國際制度建設之中；而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發展的利益相關者和制度建設者；2000年以後，中國努力成為國際制度建設的引領者。G20峰會在杭州的圓滿召開，體現了中國聲音、中國責任、中國擔當和中國主張，證明中國在二十國集團這樣的國際制度框架內參與全球治理的作用明顯增加。
中國的角色轉變建立在國際制度不斷發展演進的大背景下。陳岳將國際制度分為傳統型、改良型和創新型三種。傳統型是指二戰以後，在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的基礎之上建立的國際制度，例如聯合國體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改良型國際制度指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新出現的國際合作制度，以及那些對傳統型制度進行過適當改革與調整的制度，例如亞太經合組織、東盟與中日韓的「10+3」機制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而目前的創新型國際制度則是由中國和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倡導建立的。創新型的國際制度與原有國際制度的最大區別在於，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來推動新國際制度的誕生，而中國在其中應當發揮引領、主導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袁正清認為，現在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由西方國家主導，具有很強的排他性，但隨著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合法性明顯不足。當前的國際社會需要一種著眼於當前和長遠的治理挑戰，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應發揮更大作用，積極參與治理規則的制定工作，為全球治理提供創造性的中國方案，增強中國在全球治理活動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Ⅲ 如何面對進入全球治理時代的聯合國

一、進入全球治理時代的聯合國
全球化的進程已經將全球治理的任務提到當代人類面前。聯合國作為最大的國際組織，其成員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圍的廣泛性是獨一無二的。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它正在由以維護世界和平為首要任務的國際組織轉變為承擔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組織。在思考聯合國改革的方向時，一些人遵循著傳統民族國家建構的思路，希望將聯合國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頑固地堅持傳統的主權觀念，反對聯合國在各主權國家並立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中有任何積極的作為。在兩極之間，多數人認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聯合國由主權國家間的國際組織轉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的世界組織，承擔起解決全球問題的任務，各行為體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制訂國際行為准則，並監督其執行。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對聯合國的改革和今後承擔的使命具有重大責任。聯合國的全球治理是否屬於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中國在其中的角色舉足輕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種處理人類事務的方式，它能否帶來世界的和平、公正與繁榮，全賴世界人民以何種方式來參與全球治理過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於全球性的廣泛參與，當我們規劃全球治理的前景時，我們需要審視，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它的政府、它的社會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夠的准備，迎接全球治理時代的到來，面對一個在組織結構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聯合國?
通過對中國傳統和現實的考察，我們發現，聯合國向全球治理的轉變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挑戰。為了能夠積極負責地參與聯合國全球治理工作，中國有一些特殊困難需要解決。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適應全球治理的需要，聯合國在組織結構上的主要變化在於由原來單一的主權國家組織和政府間組織，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包括區域性組織、民族國家、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或企業、公民的多元復合體系。這種變革需要對主權國家政府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對其行為方式重新調整。能否適應這個變革，是對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個挑戰。
承擔起全球治理的責任，是社會發展對聯合國提出的客觀要求。聯合國如果不能承擔起這一使命，則會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可能。這是中國政府所不願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

面堅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反對拋開或繞過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如以八國首腦會議行使對世界經濟的主導權，以北約取代安理會承擔維和職能等。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的轉變心理准備不充分，且懷有重重疑慮。
中國政府的主要擔心是聯合國組織結構的改革會降低政府在聯合國的相對地位，從而使國家主權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層級和多元復合體構成的組織體系和關系網路，主權國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層級系列中的一級，多元復合體中的一員，雖然在可見是未來仍將是最重要的一級和最重要的一員。從縱向上看，國家已經從壟斷政治權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實體跌落到「全球體系——區域組織——國家——地區(和社區)——民間組織——個人」連續體的一個中間環節的位置；從橫向上看，它成為在聯合國中與區域性組織、跨國公司、國際間非政府組織並列的多元主體之一。此外，國家內的各種政治行為體以往只是通過國家進入聯合國，或由政府作為它們在聯合國的代表，今後，他們在有的場合仍以主權國家為其代表，另一些場合，則會越過主權國家，與其它國家同類組織聯合，直接參與聯合國組織協調的全球治理活動。這樣，政府就面臨新的上下左右關系，或從上下左右多種角度遇到挑戰。國家仍然是「對資源和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的主體，也以這個主體的身份參與全球資源和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體，而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容納其它行為體進入這一程序，與其它行為體合作、協商、達成一致並相互監督。
中國政府實現這樣一種角色轉變有著特殊的困難。
從歷史傳統上看，古代中國一直將國際關系理解為中國的朝廷與周邊國家朝廷的關系，只知皇權(王權)而不知國權，更不能承認除朝廷以外的其它政治實體的對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於外」和經濟上的「厚往薄來」為基礎的朝貢體製成為調解國際關系的基本模式。〖潘一禾，張麗東：《作為國際組織建設思想資源的中國文化傳統》，《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9月，第46頁。〗在這種關系中，中國的朝廷以居高臨下的態勢對待周邊國家，對它們可以採取懷柔或照顧的政策，但卻不會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紀末，當國力已遠超出中國的英國使團來到中國時，中國朝廷仍頑固地要將其納入這個朝貢體系中。〖參見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按古代儒家觀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天下」秩序就是

父家長統治的家庭關系和皇權至上的國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為中心的層層環繞的同心圓結構，周邊國家在理論上或觀念上以較為鬆散的方式被納入皇權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多元國際體系是中國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與任何國家還不存在現代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
近代中國人的世界觀經歷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說的由「天下」到「國家」的過程。〖列文森：《儒教中國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鄭大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7頁。〗然而中國人是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後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的，但在這個體系中，中國人的直接感受卻是屈辱。傳統的天朝觀念與近代屈辱的歷史的強烈反差，在中國人集體意識產生深刻影響，使之對維護民族國家主權有著特別的敏感。在傳統的天朝地位喪失後，傳統的天朝觀念雖然受到嚴重打擊，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它與現代的民族主權觀念相結合，有時會表現為頑強的國家本位、國家至上觀念，以及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拒斥心理。
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中國對主權受到侵蝕而表現出的敏感。無疑，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與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一樣，需要藉助於民族主權的人為屏障，抵擋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洶涌浪潮的沖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又需要通過擴大開放，融入國際社會的主流，來發展自己。如何在兩者之間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難題。
目前，在許多中國人的觀念中，對新的世界秩序的圖景是模糊的，甚至沒有任何概念。
在他們的觀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單一的主權國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體系，對於已經出現的全球治理的趨勢或視而不見，或輕蔑地予以拒絕。有的學者傾向於認為，全球治理是西方國家侵蝕發展中國家主權的一個陰謀，有的學者相信，將全球問題的解決訴諸於全球治理是一種幻想。
但也有一些學者對全球治理的趨勢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有的學者提出，主權是個歷史范疇，是需要不斷變化和充實的。〖王逸舟：《主權范疇再思考》，《歐洲》，2000年第6期，第4—11頁。〗還有的學者提出一種新的思路，即對「主權范疇從絕對性的理解轉向相對性的理解，從不可分割的理解轉向可部分讓渡的認識，從主權與使用權、管轄權之間的定性式統一轉向功能式區分等。」他們認為，「全球化向國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戰，但是，國家主權在受到一定侵蝕的同時，仍然是國際關系變革與發展的

基石。」「不應該抽象地為堅持主權而堅持主權，而應該為獲得國家利益最大化而體現主權的價值。」轉移或讓渡部分主權的行為不等於放棄或出讓國家利益。對主權的自主限制與合理自願讓渡恰恰是國家意志的充分表達，也是國家能力的最現實的充分表達。〖余瀟楓，賈正君：《論國家主權的當代發展與理性選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2月，35—42頁。〗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在主權國家平等原則已在西方得到確立的時代，中國人仍固守傳統的天朝秩序，結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現實的發展又告訴我們，當絕對的、排他式的主權已經過時，世界走向一體化、有機化的趨勢十分強勁，全球治理時代已經來臨時，如果仍固守傳統的主權觀念，與18—19世紀固守天朝觀念一樣不合時宜。它既會損害自身的發展，也會對全球問題的解決產生負面影響。
由於國內政治發展水平和政治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國對按西方觀念建立起來的聯合國的組織形式和運作方式有不適應性的一面。目前聯合國的組織形式源於西方文化，是西方國家在國內形成的組織文化運用於國際領域的結果，聯合國的基本理念、原則、規范、組織形式、運作方式、程序等，都源於西方，是西方社會內部結構的外化。它們與中國人所熟悉的組織形式及運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會，各種利益集團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領域展開競爭。西方政治家習慣於以協商、討價還價、妥協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西方以分權制衡為特色的政治體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權力主體間需要處理復雜的橫向關系。但中國人長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和君——臣關系的網路中，習慣於在縱向維度上處理政治關系，不善於橫向政治關系的協調。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協調平等的政治主體間關系的文化資源是非常貧乏的。
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的發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導的。由傳統的統治(governmaent)向治理的轉變首先出現在西方社會，它先被用於市政學，用於解決城市和地方問題，而後上升到國家中央政府層面。最近十幾年，西方人主導的國際組織又將他們在國內的經驗用於國際層面，處理一些全球性問題。所以在發達國家，先在地方事務和國家層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觀念，學會了治理的行為方式，養成了治理的習慣，而後應用到國際事務中。而中國政府和政治家卻沒有在國內相應的經歷。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將國內獲得的經驗用於國際組織，而中國政治家在國內的施政經驗和行為習慣卻與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遠。政府官員不習慣於與其它政

治行為體共享權力，與它們建立調和而不是支配的關系，並通過共同的參與、談判、協調活動來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這構成對政府行為方式的挑戰。
全球治理帶來的另一問題，是對中國國內政治構成的影響。中國近幾十年來，走上一條特殊的政治發展道路，雖然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國採行的政治模式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特別是在國際事務中起主導作用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同。這就特別容易招致批評，遇到來自外部的變革壓力。全球治理的進程使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相互纏結滲透，國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沒有一個國家還能堅持作為無法穿透的政治實體。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別，使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在新的國際秩序中通過全球治理手段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和滲透的前景懷有深深的疑慮。這種疑慮無疑會影響中國對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轉變的態度。

Ⅳ 中國在未來全球治理中將扮演重要的角色,你有什麼感想剪短一點，有三點即可

根本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天，亞洲人都太自私了，大到國家領導小到平民。看中國和日本，再看看德國和歐洲就相行見拙了。體制決定了一切，面對，越、菲、日。和強大的宋朝是不是一樣？

Ⅳ 如何看待全球治理中國理念和方案

中國作為二十國集團創始成員，始終在為推動該機製成熟完善和有效發揮作用而不懈努力，作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貢獻。
在拉動全球經濟增長方面，中國是名副其實的「火車頭」。據統計，2008至2013年，中國經濟維持7.7%以上的高增長，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總量的貢獻率高達37.6%。中方在歷次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宣布的一系列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切實得到落實，對外開放步伐不斷加大。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重大倡議和機制建設，致力於在亞太地區構建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開放性經濟格局，讓地區和世界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這將為二十國集團實現未來5年整體經濟增長額外提高2.1%的全面增長戰略提供更多信心保證。
在促進全球經濟治理方面，中國積極參與議題討論，不遺餘力貢獻智慧和力量。在二十國集團成員提出的近千項改革建議中，中國貢獻了約15%。在二十國集團歷次領導人峰會上，中國倡導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推動貨幣體系多元化，努力營造有利於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中國積極響應加強國際金融機構救助能力的倡議，以實際行動支持歐洲擺脫歐債危機，幫助發展中國家抵禦金融風險。作為全球貿易體系的重要成員，中國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卷土重來。中國更在各種場合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致力於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是推動全球經濟架構更加公正合理的建設性力量。
當前，世界經濟呈現弱復甦態勢，主要經濟體表現有好有壞，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難度進一步加大。二十國集團自身也處在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的關鍵階段，亟須在制度和能力建設方面取得突破。中國在布里斯班峰會上不負眾望，再次為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指明道路，帶來希望。推動會議在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加強稅收和反腐合作、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應對埃博拉疫情和氣候變化等方面發出積極聲音，以實際行動展現了一個新興市場大國的責任與擔當，樹立了在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事務中的領軍形象。

Ⅵ 談談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涵義以及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有哪些

中國隨著自己的發展越來越意識到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所以中國從兩方面貢獻自己的力量，一方面積極參與先行的國際體系，另一方面積極推行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方面，現行的全球治理是事實存在的，中國也是現有體系的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中國加大了各個國際組織的費用分攤，中國的代表成為越來越多國際組織的領導力量；
另一方面，中國不斷貢獻自己的治理方案，成立了亞投行和金磚銀行，推行了一帶一路。為世界貢獻中國的力量。
中國會越來越多參與全球治理，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希望世界越來越和平，越來越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