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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發布時間: 2020-11-30 01:57:27

⑴ 如何認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答: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們 黨提出的全新理念,標志著我們黨對中 國 特 色社 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境界。
社會主—義是一種新 生的社 會制度,還處在實踐和發展的初期。怎樣治理社 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世界社 會主義歷史上沒有成功的經驗,只能在實踐中探索。馬 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 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 命後不久就過世了,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黨在全國執 政以後,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 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 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不斷出現動亂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
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主要是國家制度體系還不完善,法制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還比較突出,各級幹部的能力素質還不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社會參與、群眾自治程度還不高,國 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存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與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執行不力密切相關。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正在經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城市社會,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這種轉型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趨勢。長期農業、農村社會形成了深厚的「人治」傳統,而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則以「法治」為主要特徵;如果說「熟人社會」難免是「人情社會」的話,那麼「陌生人社會」則必然是法 治社會。就是說,我國社會轉型已經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對時代要求的回應。黨的十 八屆三 中全會提出建設「法 治中國」的任務,強調依法治國、依法執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都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國的改革,本質上是社 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領域改革的關聯性、互動性明顯增強,要求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更加註重從制度上解決問題。鄧—小—平同志1980年在《黨和 國 家領 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建立的社 會主義制度盡管還不完善,但是無論如何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 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 方談話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對 鄧—小— 平同志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著眼點和著力點都是要改革和完 善國家各方面制度。讀讀十 八屆三 中全會《決定》,涉及「制度」的內容何其多,可以說通篇都在講制度、講體制機制。也就是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標志著我國改革進入整體推進制度創新、制度建設的新階段。

來源:《十 八 屆三中全 會精神解讀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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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部分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要部分: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

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

關系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真正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作為治理體系核心內容的制度,其作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但是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和制度體系也難以發揮作用。

⑶ 如何推進中國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更新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與治理雖非截然對立,但至少有如下顯著區別:一是主體不同。管理的主體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個人。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多元共治的理念。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二是權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權來自於權力機關的授權。盡管權力機關授權從根本上說是人民授權,但人民授權畢竟是間接的。而治理權當中的相當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這便是所謂的自治、共治。三是運作不同。管理的運作模式是單向的、強制的、剛性的,因而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常受質疑,其有效性常難保證。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復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視,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從一元單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結構性變化,意味著我們不僅於思想觀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於政治生態上鏟除了人治隱形存在的可能,最終使那種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法治無所依憑。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預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濟性等優勢來凝聚轉型時期的社會共識,使不同利益主體求同存異,依法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廣泛開展依法治理活動,提高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要建立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2、豐富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
秩序穩定作為治理的價值目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級價值,更非唯一價值。第一,治理應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考慮個別,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第二,治理應有助於擴大人民民主。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註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要廣泛發動各類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進行自治。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學聯、青聯、科協、文聯、記協、殘聯、貿促會等人民團體應在引導相應群體的行為、維護其權益、化解矛盾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居委會、村委會應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承擔更多責任;應培育壯大社會中介機構,強化其在維護社會信用體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應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

3、把握國家治理的戰略要點
我國轉型時期國家治理的主要內容,一是維護社會和市場秩序;二是防範、處理天災人禍等社會風險;三是調和、處置社會糾紛和沖突;四是服務和管理流動務工人員、農村留守老婦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導和監管基於互聯網的「虛擬社區」以及類似場域。這些工作紛繁復雜、千頭萬緒,如果就事論事、頭痛醫頭,只會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須分析實現有效治理的戰略路徑,找到國家治理的制高點、切入點、突破點、著力點。第一,治理的制高點是倫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於人的行為,但行為是思想影響的,所以,引導思想觀念、構建先進文化、塑造社會倫理,是更為根本的治理戰略。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力倡導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治理的制高點。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第二,治理的切入點是源頭治理。當前因土地徵用、房屋拆遷、歷史遺留等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多樣多發,除各方面客觀原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幹部在處理政府與群眾利益關繫上,沒有樹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實踐證明,只有讓廣大群眾從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中獲得實惠,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全會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現階段不可能消滅貧富差距,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因違法違規而產生的貧富差距,這就要求反對特權,推動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實現。而對於因身體缺陷、智識水平等合理差別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難群體,則應切實解決好其社會保障問題。第三,治理的突破點是群防群治。國家治理,重點在基層,關鍵靠群眾。要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善於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提高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過群眾自治,讓群眾自己組織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要健全以城鄉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的新型城鄉社區管理服務體系,努力把城鄉社區建成政府社會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託、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要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努力讓群眾更好地行使民主權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水平。要充分發揮人民團體、群眾組織、社會組織的優勢,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進矛盾糾紛化解。第四,治理的著力點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會矛盾預防化解納入法治軌道,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和諧活力的長效機制。各級領導和公職人員須牢固確立憲法至上、法律權威的意識,不斷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實把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穩定這個第一責任和依法辦事這個第一要求有機統一起來,絕不能因「維穩」而突破法律的底線,絕不能因害怕上訪而遷就個人的非法要求,絕不能因個別正義而犧牲規則之治的普遍正義。

4、解決國家治理的協調匹配
目前對於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已經有了共識,但還存在以下三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第一,國家權力在治理主體體系中處於何種地位。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是在社會組織和個人治理不能或無效時才跟進,即政府治理應居於補缺地位;也有人認為政府治理應居於主導地位。筆者認為,不宜簡單地講補缺地位或主導地位。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意味著在經濟建設領域,政府必須讓路。但社會治理與經濟建設有區別,不宜像定位政府調節經濟那樣,把政府治理社會定位於補缺。在維護秩序、化解風險、處理危機等方面,政府必須努力掌握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主動權,而不是等社會力量和個人無法處理時才出面。檢驗治理水平的高低,不僅要看緊急情況下應急處置能力,更要看常態下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效果。實踐證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關鍵在於完善矛盾糾紛排查、預警、化解、處置機制。要把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有機結合起來。與此同時,也要注意發揮基層幹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優勢。十八大以來,中央在闡述社會管理體制時,提的不是「政府主導」而是「政府負責」,這一表述啟發我們,不必糾纏「主導」的問題,而應研究功能和責任問題。第二,多元主體共治如何實現匹配、廉價合作。全會強調,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合作治理並不是新東西,我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執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所謂綜合治理,實質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綜合治理已從「社會治安」擴展到「社會管理」。但在實踐中,合作治理還存在著協調性、匹配性以及運作成本等問題。因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項,會有不同的主體牽頭。如果是政府牽頭,可能比較容易協調,但某些社會組織的匹配性可能存在問題;如果是社會組織牽頭,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同時,合作治理也要考慮成本,既要動員多方力量,又要盡可能做到廉價,合理的成本分攤機制和財務監督機制都需進一步健全。第三,社會組織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沒有效果,會不會「失靈」。失靈的問題,政府存在,社會組織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治理能力建設。首先,社會組織自身要提高水平、嚴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幫助社會組織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個人還要監督社會組織的治理行為。

5、創新國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於創新。可以積極嘗試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對抗性和「軟法」。具體要求是:變整治為疏導,變剛性為柔性。以治理城市佔道經營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採用規范設立「便民經營服務點」的方法,兼顧了市民生活便利、經營者正當權益與市容整潔,達到了多贏的效果。在軟法方面,應更加註重發揮激勵性法律規范和鄉規民約等社會自治規則的作用。第二,契約化和合作規制。具體要求是:變命令為協商,變指揮為指導。例如山東省各級公安機關在平安山東建設中,探索出政法部門與保險公司共同建立社區治安防範與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相結合的「契約式治安保險聯防」治理新機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務或社會福利。具體要求是:變監管為服務,變強制為利導。例如流動人口不願意辦理登記怎麼辦?江蘇省採取的辦法是「登記積分制」,經過一定年限,達到規定積分後,流動人員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學等待遇,最後還能成為當地市民。第四,市場化和競爭機制。具體要求是:變官辦為民營,變壟斷為競爭。以污染治理為例,環境污染行政處罰固然不能丟,但「排污權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與企業間的行政關系變成市場的經濟交易,使得企業自覺提高治污積極性,從而控制一定區域內的排污總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體要求是:變實體為程序,變「人控」為「機控」。注重採取程序化的技巧來處理實體上公正難辨的問題。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拓寬治理邊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強治理精度,排除權力、人情、金錢等因素導致的「搞例外」「走後門」現象。

⑷ 怎樣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我們黨探索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是領導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和認識結晶,反映了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自覺。
改革目標的科學提升
改革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到政治體制和其他體制改革,從對內改革到對外開放,我們黨始終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不斷在實踐中深化對改革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的認識,不斷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各方面體制機制。十八大科學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經驗,根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明確提出到2020年的改革目標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這個基礎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機聯系起來,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三中全會的一大亮點,既是對各個領域改革目標的科學提煉,又是對改革總目標的根本提升。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力的集中體現。在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各個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是各個領域行使國家權力、治國理政方略的綜合體現。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使之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健全的治理體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國家有序運行、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當代中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轉化為國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有利於統籌謀劃各個領域的改革,保證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個總目標的確立,反映了當代中國發展的要求,是我國改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的根本標志,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自信自覺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社會,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先例可循,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馬克思、恩格斯曾對未來社會的發展過程、發展方向、一般特徵作了科學預測,但沒有遇到全面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並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對國家治理進行了許多有益探索和經驗總結,但他沒來得及深入探索治理社會主義社會就去世了。蘇聯探索這個問題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嚴重錯誤,最終積重難返,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教訓極為深刻。
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並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之路,建立了具有中國特點的國家治理體系,特別是創建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上積累了寶貴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指引下,總結國際國內兩方面經驗教訓,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對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進行新的實踐探索,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從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到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從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繫到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今天,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地區和國家不斷出現亂局形成鮮明對比。實踐表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我們對此要有高度的自信。
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矛盾凸顯。相比形勢任務的變化,相比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比各族人民的期待,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同時也要看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是一個不斷調適的過程。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要進行長期不懈的努力,從各個領域逐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指向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圍繞這個目標指向,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具體安排,強調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這六個「緊緊圍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思路,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路徑。
當今世界,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要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於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要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在全社會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以法治來凝聚改革共識、規范發展行為、促進矛盾化解、保障社會和諧。要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保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以想見,一個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是一個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中國,是一個社會充滿創造活力、人的全面發展得到切實保障的中國,是一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逐步得以實現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得到充分展示的中國。(執筆:林振義)

⑸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本次兩會社科界別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以此來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沒有總體規劃,推進就容易走樣
遲福林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的戰略性、歷史性選擇。
不過,遲福林認為,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和政府過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統,比較分散和碎片化,當前,社會方方面面對此有期待。遲福林認為,當務之急就是中央盡快制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相關總體規劃。沒有一個具體的「總體規劃」,難免會把好事辦走樣。
「建議盡快出台總體規劃或總體設想。」遲福林說,提出這條建議,主要基於三方面考慮。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和迫切需求。遲福林表示,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國家治理體系轉型確實到了關鍵點,未來3-5年,如果能夠發揮總體規劃的導向作用,對深化全面改革、對後10年、20年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次,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指導思想,「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下一步的國家治理轉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設為重點,法治為先、法治為重、法治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國的新局面。」
還有一點是回應社會期待。遲福林表示,國家治理的目標是讓人民滿意,國家治理得好不好,讓人民說了算。
在國家治理方面,遲福林認為,經過60多年的摸索,已經找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發展道路的國家治理體系,比如走什麼樣的路,用什麼理論來指導,國家制度等。不過,由於我們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因為各種因素影響,還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這樣一個總體規劃,對於協調各方面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國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響。」
國家治理總體規劃要研究四大問題
那麼如何設計、出台一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規劃?遲福林認為應研究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加快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建設法制化的營商環境。遲福林說,從現在的情況看,需要採取兩個措施:首先,針對現在資本外流、社會資本不穩定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建議盡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財產權、投資收益嚴格保護的法制環境,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場監管的轉型與改革,即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型,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從各個方面看,我國已進入一個消費型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全社會的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將是一個大趨勢。現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資與消費不相適應、市場監管與消費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不相適應。為什麼監管機構越來越多,但監管的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且消費不安全問題很多,主要的問題是把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合為一體。所以,法治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是賦予市場監管的法律地位,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以提高監管的綜合性、統一性、權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開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遲福林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例如,司法體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適應,需要把經濟的審判權歸中央,建立中央巡迴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歸地方。「我認為,這樣一些方面的司法體制改革現實的需求明顯加大,條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創新進程。「綜合各個方面的情況看,社會治理轉型確實到了臨界點,未來的一個時期,這方面的矛盾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遲福林說,未來必須以發展各類社區公益組織和推進社區自治為重點,加快社會治理創新,積極穩妥地推進官辦社會組織的轉型,使其在重要時候起到關鍵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的利益機構調整。而關於利益結構與治理結構的關系。遲福林認為,橄欖形的利益結構和分配結構是我國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並且是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現實情況看,改革開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果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無論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建設,恐怕都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近些年,我們一再呼籲盡快出台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家規劃以及調整相關的政策體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現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這樣,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總體規模達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盡快形成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理論
在遲福林看來,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還需要系統的理論作支撐。為此,他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對國家重大課題的攻關。遲福林認為,如何形成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論的攻關,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關,「建議把它作為國家重大課題。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什麼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依法治國等。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並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課題,應該組織力量進行國家重大課題攻關。」
二是,推進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從我國的情況看,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經濟社會咨詢研究,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差別。」因此,遲福林建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加大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的支持力度,對一些重要的咨詢機構給予支持,並建議把對政策咨詢機構的支持列入國家社會科學資助的重要方面。

⑹ 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致力於全面深化改革而提出的總目標之一,是立足於中國實踐與國情而提出的自身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

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


(6)市域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擴展閱讀: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生動實踐

在明確的國家治理思想指導下,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面臨著增強國家統一性、推進國家均等化、提高國家創新性、促進國家法治化和基層社會自治等多項重點任務。為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國家治理實踐,集中體現為整合條塊、化解失衡、供給動力、克服阻力、提高活力和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

一是加強國家整合。

強有力的國家整合能力,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基礎,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國家整合,既包括實現、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也包括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交通體系、統一的市場體系、統一的司法制度,形成一整套標准統一的規則體系和治理體系。實現這些領域的有效整合,需要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建設一支穩定的軍事力量,凝聚社會共識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增強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

二是促進均衡發展。

從社會層面而言,國家治理的目標就是實現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社會成員提供均衡普惠的社會服務和良好秩序。十八大以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則和國家治理的重要原則。在國家治理的制度和能力建設過程中,我國將進一步引導和協調更多的資源、人才、資金、管理、技術等要素投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中去,努力縮小不同群體間的實質性差距,努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三是推動法治建設。

法治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現代國家的主要標志,體現為現代國家治理的一整套規則體系和有效治理能力,具有運行成本低、實施效果好的特點。通過不斷完善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現代法治體系,建立健全統一的信用信息平台,有力提升社會整體法治意識,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進程。

四是釋放社會活力。

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顯著標志。十八大以來,各級政府不斷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放管服」改革持續推進,其本質在於政府向社會放權,釋放社會自我調節、自我約束的活力。在社會基層,網路化的社會治理模式不斷涌現,社會企業、非營利性組織成為參與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力量,社工、社區、社會聯動格局正在形成。

五是創造多種民主形式。

十八大以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得以完善發展,權力監督與制約實效明顯增強,地方被賦予更多的立法許可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制度平台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在加強政治協商、民主監督方面進一步完善制度規定,提高各個界別參政議政的能力和實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維護團結進步、促進共同發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六是廣泛參與全球治理。

習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使世界成為一個日益緊密聯系的整體,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國家治理的持續有效,為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加雄厚的基礎;而參與全球治理所帶來的紅利,成為中國國家治理不斷改善的動力。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⑺ 如何准確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和把握治理能力現代化:
首先,從治理主體角度講,有效的治理,突出強調社會公共事務的多方合作治理。過去我們的社會管理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管理主體的政府一家獨攬,市場、社會、民眾的力量比較薄弱,甚至缺席,這導致了社會治理的過度行政化,造成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通過改革,從政府與市場關系而言就是要回歸市場本位,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從政府與社會關系而言就是要回歸人民本位,讓人民群眾以主體身份參與到社會治理中去,實現自我治理,這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突破點。
其次,從權力運行角度講,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須合理定位政府職能。原來政府承擔了其他主體的許多職能,現在要通過簡政放權,放權於市場、放權於企業、放權於社會,明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權力的邊界范圍。在此基礎上,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和要求,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最後,從組織結構角度講,有效的治理,必須以科學合理的政府組織結構為基礎。重點是要優化政府職能配置、機構設置、工作流程,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制,用機制再造流程、簡事減費、加強監督、提高效能。
理順兩者的內在邏輯關系
把兩者結合起來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和理順兩者的內在邏輯關系,是推進深化改革的邏輯起點。「治理體系」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治理能力」是「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目的和結果。要想實現真正的治理能力現代化,首要任務是建立健全一套完整、合法、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有了科學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內在統一。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決定著改革的成敗。目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經到了攻堅階段,如何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破除體制機制弊端、打破思維定式等,都需要強有力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予以推進和保障。
廓清認識誤區
正確理解、科學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要避免幾方面的認識誤區。第一,政府、市場、社會組織、人民群眾在不同領域發揮治理的主體作用,這種主體性的發揮不是絕對的,單向的,而是相對的,是互動與合作的。比如在群眾自治領域,無疑需要給社會組織和群眾提供充足的空間和廣闊的平台,但還可以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等方式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各主體依法高效運轉的同時,強調縱橫交叉協作,從而形成政府間、部門間、公私間的跨界協作制度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要義。第二,治理體系的運行方式不單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既有從上到下,也有從下到上,甚至可以橫向運動。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有利於加強頂層設計,根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對抗性做法,實現政策不走樣、不變味;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有利於「摸著石頭過河」,實現地方層面的改革創新,降低改革風險與成本;橫向運動的治理方式,有利於不同主體間的互動、走訪、學習,實現協同效應、整合效應、創新效應。第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長期的過程,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全面深化改革是全國人民的大事,不僅需要黨中央的科學決策和部署、政府的推動和法律法規的規范,更需要我們每個人積極參與和主動作為,從而更好地凝聚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一步一個腳印,一步一個台階地推進改革。
(參考自:http://www.qstheory.cn/zl/bkjx/201403/t20140315_330336.htm)

另外可以參考: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128/c40531-23679623.html
(如何認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⑻ 如何看待後疫情時代的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如何看待後疫情時代的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鄂抗疫情對社會的發展是沒有影響力的,呃,只不過是呃呃這個疫情只不過都是自然的一些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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