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代會治理

1. 省第七次黨代會(六大專項整治)是什麼

是的，河北省第九次黨代會是在2016年11月召開。
省級黨代會全國均是每五年舉行一次，比如：
河北省第七次黨代會召開時間是在2006年11月；
河北省第八次黨代會召開時間是在2011年11月。

2. 四川省黨代會 精神 "四個機遇"是指什麼

學習貫徹省第十次黨代會精神，要深刻領會、准確把握以下方面：
一要領會省第十次黨代會的主題，站在新的起點推進四川發展。大會確立了「科學發展，執政為民，為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而奮斗」的主題。科學發展是當今中國的時代主題。執政為民是當代中國人全部奮斗的鮮明主旨。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是四川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關鍵抉擇和戰略定位，是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相一致的奮斗目標。必須把握新形勢新任務，把科學發展、執政為民統一於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的宏偉進程中，加快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新四川。
二要深入領會省第九次黨代會以來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更加堅定做好四川工作的信心。深刻領會「六個必將載入四川史冊」的科學總結和歷史評價，進一步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和中國的堅強領導力的認識，善於從四川走過的極為特殊而艱難的不平凡歷程中汲取不竭的精神財富。報告總結的六個方面的經驗和啟示，既是對全省戰勝災難、重建家園、加快發展的成功實踐的科學概括，也是對省委超前謀劃、化危為機、主動作為的執政能力和領導能力的總結。要把過去實踐中形成的經驗做法堅持和運用好，根據新的實踐和新的情況不斷完善。
三要深入領會在科學發展軌道上實現跨越提升的重大部署，為實現「三個翻番」、「五個提升」的目標不懈努力。報告從四川發展的外部環境和省情特徵變化分析形勢，指出「四川正迎來大有可為的重大機遇期」，對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這一發展定位作了進一步闡述。要把握科學發展主題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線，堅定不移地走跨越提升、改革開放、「兩化」互動、統籌城鄉、富民和諧的發展之路。到2017年，力爭實現全省生產總值、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城鄉居民收入「三個翻番」和全省產業實力、城鎮化水平、開放水平、發展保障能力、社會建設和管理水平「五個提升」。各地、各部門要根據這些總體部署和目標任務，進行細化和落實。
四要深入領會「兩化」互動、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科學奠定四川現代化基本框架。「兩化」互動、統籌城鄉是立足四川實際、把握現代化規律作出的戰略決策。大會首次把「兩化」互動、統籌城鄉作為一個整體戰略來部署，引領四川走科學發展之路，是對省委近年來一系列重大部署的堅持和深化，必將對四川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要堅持以工業強省為主導，把「兩化」互動、統籌城鄉作為推進跨越發展的主路徑和主引擎，全面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城市整體競爭力和區域綜合競爭力。
五要深入領會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要求，更加自覺地建設民生。報告鮮明提出建設民生，體現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順應全省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黨委、工作最重要的職責，切實轉變職能，切實轉變機關作風，切實加強新形勢下群眾工作，不斷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能力。要大力發展民生經濟，繼續加大民生投入，深入實施重點民生工程，完善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大扶貧開發攻堅力度，讓人民群眾得到更多實惠。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加強民主法制建設，構建以人為本的現代社會治理模式，形成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的社會局面。
六要深入領會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把全省各級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要堅持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始終保持黨的純潔性，為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提供堅強組織保障。要堅持以堅定理想信念為重點加強思想建設，以鮮明用人導向為重點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以抓基層打基礎為重點築牢為民執政的基石，以聯系服務群眾為重點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以完善懲防體系為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切實把全省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隊伍建設好。

3.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是哪次黨代會上確立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版治國家」確立為權治國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1、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

2、依法治國的本質是崇尚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徹底否定人治，確立法大於人、法高於權的原則，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

3、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是保證人民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依法治國是一切國家機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4、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新方針：「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5、立法機關要嚴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備的法律體系，使國家各項事業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條件。

6、行政機關要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行使其權力，依法處理國家各種事務。它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

7、司法機關要公正司法、嚴格執法。總之，依法治國要求各級國家機關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4. 貫徹落實海南省七次黨代會精神助推陵水綠色發展的幾點建議，急要

「生態」是陵水賴以生存的生命線，是陵水發揮優勢、釋放紅利，科學發展、綠色崛起的立身之本。未來將構建生態文明，建設綠色陵水。陵水將堅持把生態作為核心優勢，堅持不懈治污染減排放、植樹造林、治理環境，全縣森林覆蓋率保持在61.5%以上；強力推進增綠護藍工程，五年內計劃投資13億元，推動新村瀉湖、黎安瀉湖水環境及岸線整治等十大項目；全力抓好城鄉環境綜合治理，以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和「國家衛生縣城」為目標，深入開展「美麗陵水·清潔家園」行動，把椰林鎮桃萬村等36個行政村打造成為省級美麗鄉村示範村。強化海洋生態環境保護；開展藍色海灣綜合治理工程，對新村瀉湖、黎安瀉湖和土福灣進行環境綜合整治、退堤還海、清淤疏浚，改善海灣生態環境質量。

5. 如何推進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

內容摘要：「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命題隱含著政治上的一元與多元、現代與後現代的內在張力。在我國現階段，最需要關注的還是政治現代化的問題，包括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多元化和一體化、代議制和官僚制等。同時，還要關注發展時序問題，正確認識和處理民主與民生、代議民主與協商民主、現代化與後現代等時序邏輯。當前中國面臨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國家的轉型以及如何應對後現代性挑戰的雙重任務，平衡好這雙重任務是對領導人的巨大考驗。
關鍵詞：治理 國家治理 政治現代性 後現代性 代議制 官僚制 發展時序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全新的命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點和亮點。過去十幾年裡，國際社科文獻中最為流行的術語之一便是「治理」。但是相關概念進入我們黨的文件還是首次。其新意有二：一是首次把「國家治理」問題提上了國家建設的重要議事日程，意義重大；二是進一步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大大豐富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內涵。本文擬從理論與實際、歷史與現實、國內與國際相結合的角度，針對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進行若幹探討。

「治理」是20世紀末開始在國際上出現的一個政治與公共管理的新術語，是相對於「統治」而言的一種政治管理的新範式。在西方語境中，「治理」意味著「去國家化」、「去中心化」，以合作替代強制。從國際政治層面看，治理主要是顛覆以現代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強調無政府的治理，或者是後國家主義的世界秩序，淡化主權國家或者政府的作用，主張「全球治理」。從國內政治層面看，強調的是「多元共治」或「多中心治理」，國家或者政府只是「多中心」當中的一個中心，這對現代以來以國家為中心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戰。在政治制度上，主張顛覆代議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提出所謂的參與民主、協商民主等後現代的民主理論。
「治理」彰顯了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沖突。它是西方後現代社會的概念，是試圖超越西方以往的現代性。西方國家已經完成了政治現代化，其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代議制和公共行政中的官僚制。對西方而言，這些結構已經過於成熟了，需要稍微做一些「解構」。這種背景下，西方一些學者關注的問題是，作為代議制主體的選舉競爭不足以充分表達民主政治的豐富內涵，人民要有更多的參與渠道；官僚制非民眾所能控制，需要對此進行改造以期行政系統對人民更負責任。「治理」的概念便應運而生，其政治背景是多元共治，打破政府的壟斷性。當然治理概念也用在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組織針對第三世界提出的一些發展措施，這就和一般西方國家提的「治理」語境有所不同。
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不過是多元政治構架中的一元，各個治理主體之間是平等的夥伴關系，而民主、法治還是承認政府的絕對優勢，只不過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而已，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進得多。一直以來，國家的事就是政府說了算，現在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的廣泛參與要形成一個多元共治的局面。但是這在西方也沒有完全做到，政府在國家事務中依然占據絕對優勢，而不僅僅是多元中的一元。比如遇到金融危機，主要還是政府在「救市」，雖然西方的確更為多元，社會自治更為強大。在中國目前的時空條件下，更不可能一下子走到這一步，包括執政黨在內的政府力量在整個治理結構中依然處在核心地位，這是中國與西方的「治理」在內涵上的不同之處。

在我國，「國家治理」概念的提出，重點應當解決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的、而我們還沒完成的那些任務，包括民主法治，完善民主代議制，樹立法治的權威，建立理性官僚制度，政府依法行政，這些方面中國的路還很長。所以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在中國首先還是解決政治現代性的問題，尤其是要建構現代國家，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國家以外。在國家制度完善的基礎上，形成市場、社會和公民參與的多中心「治理」局面。所以，中國面臨的是兩重任務，首先是把國家建設好；其次在國家建設的同時，發揮國家以外的力量參與治理。「治理」本來是側重於後者，但是我們有特殊的國情，國家自身的建設不能沒有。因此，盡管學界對於「國家治理」這個概念有爭議，因為「治理」本來應當是去國家化、去中心化的，但是在中國，要實現良好的治理或者說「善治」，首先還是要解決國家自身的治理問題和現代化問題，因此提出「國家治理」的概念還是很有意義的。
從這種語境出發，對於「國家治理」這一概念，可以分兩個層次理解：一是對國家進行治理，國家是治理的對象，這里的「國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而「治理」則可以理解為多元共治，即國際上使用的governance；二是由國家進行治理，這里國家由治理的對象變成治理的主體，其含義是國家權力，與政府大體相同，而這里的「治理」則是「統治和管理」的縮寫，與governance聯系不大，基本上還是government的含義。因此，中國語境下的「國家治理」兼具「統治和管理」與「多元共治」的雙重含義，本質上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緊張關系。

可見，「國家治理」這個概念隱含著政治上的一元（國家中心） 與多元（多中心）、現代與後現代的內在張力。在我國現階段，最需要關注的還是政治現代化的問題，是如何把國家（政府） 這個中心搞好的問題。
有鑒於此，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現代化，實現政府轉型。政府不轉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就無法起決定性作用。可以說，政府簡政放權的程度有多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就有多大。當然，政府改革不完全等於簡政放權。有些權力要放掉，但有些職能還要加強。當前政府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政府不該管的管得太多，而該管的卻沒有管好。十幾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就有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他說：中國的政府是究竟太大還是太小？答案是既太大又太小，在干預經濟和控制投資方面太大；但是在提供法治、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方面又太小。十幾年過去了，他對中國政府存在的病症，現在看來這個穴點得依然非常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現在政府依然面臨大量的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的狀況。因此，現在政府改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進行合理的職能定位，把該管的管好，把不該管的堅決放掉。
然而，光有政府治理的改善，還不是國家治理。改進政府治理只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第一個層面。從「統治」到「治理」的一字之差，最基本的差異在於，統治的主體一定是源於國家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機構即政府，也可以是市場、社會和公民。傳統的「統治」是國家或政府一個中心發揮關鍵作用，而「治理」則是多中心的，國家或政府只是治理的一個中心，市場經濟體系和公司企業是第二個中心，以非政府組織為主的社會組織是第三個中心，而公民及其直接參與則是第四個中心。這么多中心連接在一起就是一個理想的治理結構。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國家治理體系的建構，不僅要改革政府，而且要讓市場、社會和公民發揮重要功能。
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我國實際上至少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是形成國家政府、市場、社會以及公民共同參與、良性互動的治理結構，盡管這些主體的作用不是等量齊觀的，政府總體上起著更為主要的作用；第二，是改善政府治理，深化政府改革，前面主要講的是這個問題，其「政府」的含義是狹義的；第三，從廣義的「政府」含義上說，也要形成一個合理的治理結構。從廣義來說，政府治理不僅僅是行政機構，而是包括黨、人大、政府、政協四套班子在內的治理結構。除此之外，還要包括紀委、法院、檢察院三套機構，嚴格說是七套機構。當然，主要是其中的四套班子應當形成一個好的治理體系。如何把黨委揮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政協拍手的統治結構，改變為黨委執政、人大議政、政府行政、政協參政的治理結構，這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為艱巨的任務。
毋庸置疑，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說明目前我國的治理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要求。首先，現代化的政治是程序政治，而非人格化的政治，但在中國，人格化的政治結構起更大的作用，這是我國治理現代化所面對的最重要問題。現代政治更講究程序，但是中國則更重實體。政治學和法學有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民主里有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中國人的政治習慣更偏重前者，我們做過很多民調，一般的老百姓對民主的定義是：「民主就是政府給老百姓做實事做好事」，解決民生就是民主。民主更體現所謂的「為民」內容。林肯曾經把民主定義為「民有」 （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中國人側重於民享，政府為老百姓做事就叫民主。這屬於實體性的東西，是結果性的東西。簡言之，更多人把「民主」定義為「民生」，政府為老百姓做主，核心的理念是「為民」。這其實是繼承發揚了中國傳統上豐厚的「民本」思想。中國比較缺乏by the people的政治理念，by 就凸顯了程序性，你要經過人民認可，通過一個程序執政。中國傳統則是可以不經過人民，就像一個家長自然地就對孩子負責。其實在傳統政治里，「家長制」不是壞概念。家長會很好地照顧孩子，一心一意地保護孩子。但是家長為孩子好，是不需要給孩子發言權的，不需要所謂的「程序」。我讓你吃什麼你就吃什麼，讓你喝什麼你就喝什麼。傳統中國有一對很典型的政治概念，「父母官」和「子民」，這里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政治倫理要求，當官的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來愛老百姓。這是實體性的政治要求，老百姓並沒有參與權。中國實際缺的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參與和程序正義、程序民主。我們傳統政治缺這些，現在從政治文化角度講這點還是比較弱。通過民調可以發現，人民還是著重要求政府為人民服務，對選舉競爭、分權制衡等並不是很關心。黨和政府也更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其實都反映了這種政治文化傳統。但是怎麼依靠人民、通過人民來執政，我們做的還是比較欠缺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民主和專制的區別就是程序政治的區別。專制不要太多的程序，因為幾個人或者一個人說了算；民主則需要集眾人之意志，眾人之意志怎麼能夠形成？用盧梭的話來講，「公意」怎麼形成？或者「眾意」怎麼形成？如果沒有一套制度和程序，那麼到底聽誰的呢？這就要有一套程序和規則，把眾人的意志集中起來。不以一兩個人的政治意志為主。如何聚合多數人的政治意志，就一定需要程序，所以民主政治一定是程序政治，專制政治則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或者可以簡化程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建立程序和制度。
克服國家治理的碎片化狀態
我國國家治理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看起來國家權力很大，但實際上是碎片化狀態，正如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所說，中國實際上就是「支離破碎的權威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該整合的沒有整合，該制約的沒有制約。這就形成了部門主義、分散主義、地方主義尾大不掉，以及「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現象。
這種政治權威碎片化的情況確實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和公共服務領域，大家感受得非常強烈，都是地方和部門出政策，讓人感到阻礙重重，非常不方便。有的輿論就指出，這種地域和部門的隔斷，甚至讓人們懷疑中國是否是一個單一制國家。所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令人吃驚地27次提到「統一」，這還沒有把「統一戰線」等「統一」的字眼算進去，僅僅意指中央統一管理、統一權威、統一市場等含義上的「統一」，超過了眾人矚目的「治理」一詞所出現的24次。這就說明中央在關注國家治理的多元化的同時，也在關注一體化的問題，著力解決公共事務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一體化並不矛盾，是國家治理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我們要統一市場，統一政令，統一司法，只有這些方面統一了，我們才可能講均等化。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是大國，發展不平衡是一個基本的國情。資源短缺，發展不平衡，因此要統一政令也很難。就拿公共服務均等化來說，一些發達城市曾經考慮過給外來流動人口均等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但還是擔心出現「窪地效應」，最後難以承受。所以這個現實壓力———城鄉二元結構，區域發展不平衡，對於決策者而言是個現實難題。事實上，現階段中國也很難完全做到各方面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在於，現實做不到，但是口號喊得卻很響亮，把人的胃口吊得很高。這就造成了很大的社會挫折感。鄧小平搞改革比較聰明的地方，就是先給出明確的心理預期，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經濟發展水平上去了，國力提高了，再帶動大家一起富起來。這個心理預期，大家都清楚。現在的情況就是我們說的太多，實際做的又太少，成了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產生了強烈的反差。不僅是公共服務，而且民主政治也是這樣，比如我們經常講要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即「四個民主」，這比發達國家還要高得多。西方國家實際上只做到了「一個半」：民主選舉算是基本做到了，民主監督做到了半個，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則基本沒有做到也無法做到，所以他們把民主的底線定義為選舉競爭，非常貼近現實。包括「協商民主」，雖然也是少數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但在發達國家主要還是停留在概念和小范圍試驗階段，主流民主理論和實踐依然是以選舉競爭為主的代議民主，「協商民主」是西方也不敢輕易做的。我們的民主概念已經進入後現代了，但實際政治程序還沒解決現代性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梳理民主與民生的時序邏輯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理清發展時序，加強頂層設計，拿出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一步一步加以實現，先解決什麼，後解決什麼，把容易做的先做，最難的放在最後。中國目前的很多問題，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缺乏理性的設計，這樣下去很危險。
一個大的戰略性問題，是我們現在十分關注民生問題，這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民主。那麼，民生和民主，首先要解決哪一個？理論上我們先不說，先從經驗上看，有沒有一個國家，民主政治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就能先解決好民生的？政治學總結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進程，概括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打破封建諸侯割據，將權力集中到國王手中，建立專制主義國家，形成所謂的國家主權。我們國家在毛澤東時代，就是完成第一步。目前實際上還沒有徹底解決碎片化問題，該統一的還沒有統一。碎片化不意味著民主。民主意味著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意味著能建立強政府，令不行禁不止不是民主，無政府主義也不是民主。我們過去有誤解，認為民主會削弱國家能力，其實恰恰相反，民主意味著國家能力的增強，成功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有著強大的國家能力，整合性非常強。西方首先通過王權專制， 亦即專制主義（absolutism），把國家權力統一起來，英國是都鐸王朝，法國則是波旁王朝完成這個過程。統一的權力形成之後，就面臨著如何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以及集中的權力要得到更廣泛認可的問題和新興資產階級參政的問題，這就是民主化問題。這就是1640年英國革命開始，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要解決的問題，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仍然是西方各國政治發展首要的問題。到了二戰之後，民生的問題成為了主要問題。民主政治確立之後，照樣有貧富差距拉大，人民教育醫療乃至吃飯問題，這會反過來造成民主政治的不穩定。所以二戰後福利國家興起了，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成為核心問題。


所以，改革的時候一定要把順序搞清楚，先把原因層面的問題解決掉，然後再處理後果的問題。先有因再有果。我們往往是原因還沒有解決，卻集中精力去謀求相應的結果。所以，現實是因果關系和邏輯順序顛倒了，缺少一個政治框架設計。
從西方議會產生的過程中，可以進一步觀察集權與民主、經濟和政治之間的張力與關系。國家統一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召開全國性的會議，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從英國議會、美國國會，到中國的人代會、黨代會，都是如此。什麼時候台灣當局派代表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了，我們國家就完全統一了。能召開全國性的會議是中央有權威的標志。著名的法國三級會議是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次召開的，其目的是解決由於向教會增稅而與教皇的沖突，這次會議使得腓力四世得到了民眾的支持，結果是王權的加強和教會實力的削弱。而且西方最早的議會都是旨在商討稅收問題，可見政治和經濟關系的密切。政治問題不解決，合理的經濟分配也很難解決。議會雖然是國王集權的產物，但對國王也起到制約的作用。統一的王權一旦鞏固，議會對國王來說就沒有必要而且成為累贅，因此從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的專制主義時期，三級會議從1614到1789年中斷了175年。到1789年路易十六為解決財政困難不得不重開三級會議時，就點燃了火葯桶，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英國，專制君主查理一世先是停掉議會十多年，到1640年查理一世為了解決稅收糾紛和財政困難迫不得已又重開議會時，即觸發了革命。所以國王開會是國家統一的象徵，同時也把現代民主帶了進來。議會體現了王權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博弈，內含著政治和經濟的復雜關系，英法革命都肇始於國王重開議會解決財政危機，集權和民主都與議會有關。


除了代議制以外，還有理性的官僚制，這也被認為是現代政治治理的基本工具。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還無法做到把政務官和事務官加以區分，首先是因為中國沒有politician 和bureaucrat兩個系統，也就是所謂的「政客」與「官僚」的分別，其實這兩個詞彙都是中性詞，但翻譯成漢語頗有貶義。西方的政務官是選舉產生，有任期的。事務官是考試錄用，終身任職，通過功績和年資晉升。我們國家幹部的身份都是一樣的，選舉與非選舉官員之間沒有清晰界限，終身制與任期制之間的界限也不清晰，更沒有政治中立不中立之說。我們和西方政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所有的官員都被認為是「官僚」，而西方僅指那些通過考試錄用、終身任職的文官。
近些年來在中國政治研究和討論中，借用後現代的視角批評現代政治治理頗為流行，與之相仿的是，對傳統政治價值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熱捧又很多。對此要有所警惕。如果借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正、反、合的框架來分析，前現代傳統社會如果是「正」，現代就是「反」，後現代就是「合」，確實有些方面看似回歸了傳統，但不是簡單回到過去。這個回歸是在「反」的基礎上回歸，而不是拋開「反」的回歸。我們現在沒有經過「反」，而希望走向「合」，這事實上只能往回走。
以「民主」來論，古代的民主確實是直接民主，但出現了多數人的暴政和效率低下等問題，產生了很多弊端。所以現代民主政治實際上是代議政治的精英民主。西方進入後現代社會，一些人覺得代議民主還不過癮，人民的參與還不夠，又開始向「人民的統治」或某種程度的直接民主形式回歸，但是這種回歸是在代議制基礎上的回歸。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我們姑且翻譯為「協商民主」，主流理論最多認為這是在「代議制」基礎上的「協商」，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採用協商民主的方式，絕大部分問題還是要通過代議政治的過程來解決。協商民主充其量是對代議民主的補充而不是替代。再講「法治」，有人批評西方的法治有些走過頭了，既沒有人情味，也把官員都給捆死了，一點靈活性都沒有。在西方國家，確實也有人主張「松綁」，因為法治太嚴苛了，把政府「五花大綁」起來，國家缺乏能動性，政治領袖行動的空間很小，經常被批評無能。所以有人主張給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但這對於中國則不行，我們的問題是掌權者有太大的靈活性，對權力進行有效制約的這一關還沒有過去，必須要通過法治來限制官員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我們依舊處於「反」的過程，政治現代化的過程遠沒有完成，還談不上對傳統的回歸問題。


代議制和官僚制的一個很重要的後果是建立了責任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要對人民負責，僅僅是被選舉出來的政務官對人民負責。誰授權，對誰負責，這是政治運作的基本原理。你是民選官員，你就要對人民負責，然後你任命的官員，就對你負責。官僚系統對政務官負責，內閣對行政首長負責，行政首長對人民負責或者通過議會間接對人民負責。我們經常強調幹部要對人民負責，從嚴格的政治學理論的角度說這是不完全正確的。如果每個公務員都對人民負責，那麼誰對行政首長負責？誰還能對下發號施令呢？我們的責任體系不清楚，從上到下都要求每個公務員對人民負責，最後到底誰負責反而成了問題。實際的情況則基本上是都對上負責，因為你的權力是上級給的，誰授權向誰負責，這是基本的政治規律。為什麼幹部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根本就在於權力不是人民給的，同時也要明確不是所有官員的權力都應該是人民給的。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蘊含著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巨大張力。中國社會目前的情況很復雜，同時具有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特徵。雖然總體上是處於現代化的過程，但也受到後現代思潮的強大挑戰。在政治現代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對政治的現代性又提出了質疑，作為政治現代性最重要標志的代議制和官僚制也受到批評。因此，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遇到了全球化的沖擊，在現代性建構還沒完成的時候，過早捲入後現代的潮流。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政治思潮和現實運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存在直接民主壓過代議民主的傾向，公民直接介入政策制定成為潮流。其中典型案例之一就是PX項目中的「鄰避主義」現象。現在各地只要是建PX項目基本上都建不成，而日本和韓國趁著中國上不了這類項目大量地上PX項目。這裡面一個很大的悖論就是，我們被西方說成是「獨裁國家」，一個「獨裁國家」上不了PX項目，而那些民主國家可以上PX項目，這不是怪事嗎？說到底，是民主的制度不同，我們在代議民主還沒有健全的時候，過多地捲入了非制度化的參與民主。
第二，具有共識主義代替多數主義的趨勢，使決策陷入低效和困境。表面看，「共識決」優於「多數決」，因為它體現全體成員的意志，似乎更「民主」。問題是，「共識決」代價很高，難以操作，不大可行，這是現代民主制度一般不採取「共識決」的主要原因。協商民主就是主張用共識主義代替多數主義，這在西方是左翼，而在中國卻是主流。而且，「共識決」表面上很民主，實際上否定了多數人的權利，因為極少數人的否決就可以導致政策流產。中國目前已經逐步陷入到因少數人反對而政策無法實施的困境。
第三，網路參與、網路民主風起雲涌。西方的網路主要用於娛樂，而中國過多用於參政。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凱斯·桑斯坦對於網路對民主發展的影響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不少人為網路民主歡欣鼓舞時，他卻指出：新媒體有可能造成一個分裂的傳播世界，互聯網上的「群體極化」和極端主義也更容易發生，危及西方社會的民主體制。尤其在我國當下，互聯網的「放大效應」使少數派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進而轉化為「多數人的暴政」，使網路民粹主義和多數人的暴政相互助長。相形之下，西方發達國家對網路民主更為謹慎，而中國更為樂觀；國內學術界更為謹慎，而政府和社會公眾更為樂觀。這種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們的思考。
第四，NGO、NPO聲名鵲起。應該說，相比於上述幾方面，NGO、NPO的興起更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它們怎樣嵌入現行體制卻懸而未決。在西方，歷史上就有公民社會的存在，可以說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但大量的NGO、NPO出現並成為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是後現代現象，而且NGO、NPO這一概念本身是後現代才出現的。西方大量的NGO、NPO是嵌入其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基本構不成反體制力量。中國則不然，其現實政治沖擊不容小視。第五，政治傳播特別是互聯網傳播主導民意，「信息轟炸」和「信息欺騙」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甚至操縱民意。現代平面媒體的作用在中國比在西方下降得更快。

總之，中國現在面臨雙重任務。第一重任務是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即建構政治的現代性，實現政治現代化，包括建立現代的代議制和官僚制，其核心是實現現代的民主與法治。第二重任務是如何應對後現代性的挑戰，怎麼引導和釋放互聯網沖擊的壓力、公民直接參政的壓力、NGO和NPO大量涌現的壓力、社會多元共治的壓力等等。應該說上述第一重任務還是主要的，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第二重任務也無法迴避，雖然它過早地到來了。如何平衡這雙重任務，對於中國領導人是巨大的考驗。

6. 西安市13次黨代會提出優化三個環境，是指什麼

打造品質西安，要推進「環境立市」，優化「三個環境」。環境是競爭力，也是生產力，抓環境就是抓發展。以一流的環境吸引一流的人才和技術，興辦一流企業和項目，使西安真正成為人才、技術、資本等要素聚集的「福地」，成為投資創業的「天堂」。
一要優化投資服務環境，推行「行政效能革命」，開展市場環境專項治理，強化服務，當好「店小二」，為企業提供「五星級服務」；

二要優化生態宜居環境，強力推進「四治一增」，開展「煙頭革命」「廁所革命」；

三要優化生活品質環境，著力破解「九難」問題，使西安成為綠色之城、花園之城、宜業宜居之城。

7. 五亂是哪五亂

南寧五亂
12月15日下午，南寧市開展實施「城鄉清潔工程」，全面治理「五亂」百萬市民大行動，啟動儀式在民生廣場舉行。廣西壯族自治區領導郭聲琨、馬飈、袁鳳蘭、章崇任與各界代表數千人參加啟動儀式。

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常務副主席郭聲琨強調，在廣西范圍內大力實施「城鄉清潔工程」，徹底改變我區城鄉環境衛生面貌，是自治區黨委、政府的重大決策，是推進我區工業化城鎮化的重要內容，對於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優化發展環境，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在全區深入持久地開展「城鄉清潔工程」，全面治理「五亂」，必須持之以恆，長期堅持下去。要從法律、法規、制度上探索建立長效機制，使之走上制度化、法制化、規范化、經常化的軌道。要實行嚴格的問責制，對實施「城鄉清潔工程」，治理「五亂」工作不重視、不努力、不作為的單位和各級領導要追究責任，問題嚴重的要下崗換人。要加強執法力度，對「五亂」進行嚴管重罰，努力營造干凈、整潔、有序的市容環境，塑造「潔、齊、美」的區域性國際城市新形象。

下午3時30分，自治區和南寧市的領導來到民生路步行街開展宣傳活動，向市民發放宣傳資料，然後分別深入社區以及城鄉結合部調研。

各城區組織了數十萬人在各自轄區內整治「五亂」。工商系統、公安系統到江北大道、人民路交易場一帶發放治理「五亂」宣傳冊子，勸導市民自覺遵守交規，規范停車；環衛系統從民生廣場西面入口清理江北大道雜物；城管從民生廣場東面至百貨大樓、萬達商業廣場等片區開展巡查、勸導活動；團市委組織志願者到民族大道與朝陽交叉路口、朝陽廣場等處分發宣傳冊子。

據了解，當天南寧市6區6縣有百萬市民參加了這次大行動，共發放50萬份實施「城鄉清潔工程」、全面治理「五亂」宣傳冊。

1.垃圾亂丟
2.攤點亂擺
3.工地亂象
4.廣告亂貼
5.車輛亂停

8. 第一次把平安中國建設寫入黨代會報告的是在十八大嗎

是的，第一次把「平安建設」寫入黨代會報告的是在十八大。
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深化平安建設，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強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範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9. 四川省第十次黨代會會議的基本內容、精神是什麼

學習貫徹省第十次黨代會精神，要深刻領會、准確把握以下方面：
一要領會省第十次黨代會的主題，站在新的起點推進四川發展。大會確立了「科學發展，執政為民，為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而奮斗」的主題。科學發展是當今中國的時代主題。執政為民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全部奮斗的鮮明主旨。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是四川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關鍵抉擇和戰略定位，是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相一致的奮斗目標。必須把握新形勢新任務，把科學發展、執政為民統一於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的宏偉進程中，加快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新四川。
二要深入領會省第九次黨代會以來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更加堅定做好四川工作的信心。深刻領會「六個必將載入四川史冊」的科學總結和歷史評價，進一步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和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力的認識，善於從四川走過的極為特殊而艱難的不平凡歷程中汲取不竭的精神財富。報告總結的六個方面的經驗和啟示，既是對全省戰勝災難、重建家園、加快發展的成功實踐的科學概括，也是對省委超前謀劃、化危為機、主動作為的執政能力和領導能力的總結。要把過去實踐中形成的經驗做法堅持和運用好，根據新的實踐和新的情況不斷完善。
三要深入領會在科學發展軌道上實現跨越提升的重大部署，為實現「三個翻番」、「五個提升」的目標不懈努力。報告從四川發展的外部環境和省情特徵變化分析形勢，指出「四川正迎來大有可為的重大機遇期」，對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這一發展定位作了進一步闡述。要把握科學發展主題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線，堅定不移地走跨越提升、改革開放、「兩化」互動、統籌城鄉、富民和諧的發展之路。到2017年，力爭實現全省生產總值、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城鄉居民收入「三個翻番」和全省產業實力、城鎮化水平、開放水平、發展保障能力、社會建設和管理水平「五個提升」。各地、各部門要根據這些總體部署和目標任務，進行細化和落實。
四要深入領會「兩化」互動、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科學奠定四川現代化基本框架。「兩化」互動、統籌城鄉是立足四川實際、把握現代化規律作出的戰略決策。大會首次把「兩化」互動、統籌城鄉作為一個整體戰略來部署，引領四川走科學發展之路，是對省委近年來一系列重大部署的堅持和深化，必將對四川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要堅持以工業強省為主導，把「兩化」互動、統籌城鄉作為推進跨越發展的主路徑和主引擎，全面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城市整體競爭力和區域綜合競爭力。
五要深入領會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要求，更加自覺地建設民生政府。報告鮮明提出建設民生政府，體現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順應全省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黨委、政府工作最重要的職責，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切實轉變機關作風，切實加強新形勢下群眾工作，不斷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能力。要大力發展民生經濟，繼續加大民生投入，深入實施重點民生工程，完善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大扶貧開發攻堅力度，讓人民群眾得到更多實惠。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加強民主法制建設，構建以人為本的現代社會治理模式，形成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的社會局面。
六要深入領會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把全省各級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要堅持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始終保持黨的純潔性，為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提供堅強組織保障。要堅持以堅定理想信念為重點加強思想建設，以鮮明用人導向為重點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以抓基層打基礎為重點築牢為民執政的基石，以聯系服務群眾為重點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以完善懲防體系為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切實把全省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隊伍建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