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基層中國

❶ 如何理解中國古代基層治理的變遷

鄉里制度是農業文明國家形態及其政治體制賴以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清人陸世儀說過： 「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始」(《保甲書·廣存》)。 目錄1概念 2鄉里制度的演變 1概念編輯鄉里制度，就是指中國古代縣以下的各級基層行政區劃的制度。 鄉村社會實行鄉里制行政管理，這是古代中國不同於中世紀西歐的地方。鄉里制度具有宗法性與行政性的高度整合， 集中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一些特殊性。歷代鄉里制度都是以對全體鄉村居民進行什伍編制為起點，以「什伍相保」、「什伍連坐」為基本組織原則的。它是君主專制主義國家政權結構中原基層的行政單位，擁有按比戶口、宣布教化、督催賦稅、攤派力役、維持治安、兼理司法的職權，被稱為「治民之基」(《周書·蘇綽傳》)。 2鄉里制度的演變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白鋼認為，中國鄉里制度大體以中唐為界分成 前後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鄉官制，第二階段為職役制。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鄉里制度的起源時期，自秦漢以來，鄉里制度經過長期的演變逐步由鄉官制變成職役制，一直到明清兩代。歷朝歷代鄉里制度在名稱上、形式上雖有變革 ，但做為鄉村社會實行鄉里制行政管理的基本形態是一直沿襲的。 中國古代鄉里制度的演變 ［ 作者：趙金 轉貼自：本站原創 點擊數：1745 更新時間：2010-9-28 文章錄入：］ 「鄉」本義指方向，在先秦文獻中常被引申為表示某個方向的地域。「里」是人類的聚居地，是人們為了生產和生活的方便而形成的社會共同體。鄉、里是中國古代國家政權的基層社會組織，是國家加強地方控制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先秦時期，原始村落是「里」的初期階段。它是隨著人類的進化，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及改造而逐漸形成的。這時的村落是人們生活、生產的中心，只具有經濟性質，不具備政治功能。夏商時期，隨著國家的出現，原始村落逐漸發展成為具有一定行政性質的社會共同體—邑或邑聚。這時的邑或邑聚則具備了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意義。邑聚作為居民的聚居點，大小不一，有大邑聚和小邑聚之分。西周時期，小邑聚逐漸發展成「里」。「里」是西周農民的聚居單位，是附著於土地的一種農村社會組織。因每「里」都設有社，故「里」作為一個地方區劃也叫里社或書社。周代宗族裡社的政治、經濟功能較之夏商邑聚得到初步的發展，隨著國家機器的強化，其基層行政組織的性質日益明顯。春秋時期，各國在自己的轄區內都建立了地域性的行政系統，並都把鄉、里作為國家政權的基層組織。這個時期，由於中央集權的確立和郡縣制的實行，國家通過行政管理、連坐制度、宗教控制、人口控制加強了對鄉、里的統治。戰國時期，鄉、里作為地方基層組織的職能已經基本形成，具有了組織生產、征派徭役、維持治安、鄉里選舉、防災防疫、婚喪祭祖等一系列社會職能。 秦漢時期，鄉、里的政治意義逐漸加大，在國家政權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鄉、里管理體制由鄉、里自治體制、治安管理體制、行政管理體制構成。這三者相輔相成，有效的構築了國家在鄉、里統治的基礎。鄉里組織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百家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則以人口的增減而變更。鄉官主要有三老、嗇夫、游徼、鄉佐；里吏主要有里正、父老、什長、杜宰、里監門等。鄉里治安由亭長、游徼負責，其治安職責有三：一是追捕盜賊，維護治安；二是協助都試；三是調解訴訟。亭作為一個地方行政機構，除亭長外，還有亭侯、亭佐、亭父、求盜等。這個時期，鄉、里的社會職能更加完善，舉凡國家的賦稅、徭役、兵役及地方教化、獄訟、治安、鄉里選舉等，無不由其承擔。 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長期分裂，戰爭頻繁，鄉里制度受到嚴重沖擊。人們為了自保避亂，紛紛脫離原來的里伍編制，以宗族或鄉里為基礎，組成了大大小小的塢壁，或稱為塢、村塢、堡、村堡等。塢壁種類復雜，主要有流民塢壁、家族塢壁、豪強塢壁。在塢壁內，塢主的產生有自立和推選兩種形式。一般情況下，豪強塢壁的塢主都是自立，且世代相襲。其他塢壁的塢主一般由推舉產生。塢主行使最高領導權，原來作為聚落首領的里長的功能逐漸淡化了。北魏統一北方後，實行了三長制，使三長取代宗主成為鄉村的領導者。三長制實行以後，村落在維護治安、生活生產和教化整體等方面仍起著重要作用。隨著這些作用的增強，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逐漸取代了三長下的黨、族、鄰組織，成為獨立的整體單位。自然村設村長、路都、三老等，統稱村司，取代了秦漢時期的里吏。村的社會職能逐漸取代了秦漢以來「里」的職能。 隋的統一，結束了自東晉以來的長期分裂割據局面，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對鄉里體制也進行了改革。規定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伍為閭，閭四為族，皆為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在鄉村事務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里正、黨長。鄉、黨、里構成了隋朝鄉村的政治體系。唐代縣以下的地方基層組織機構是鄉、里、鄰保。一般情況，每里百戶，五里一鄉。里有里正，負責一里之事，里正的職責主要為按比戶口、均田授田、催驅賦役和鄉村治安。里之下設有鄰、保。四家為鄰，五家為保，保有保長。 宋朝初期，鄉里制度大體上是後周制度與唐代鄉里制度的延續。但由於長期戰亂對鄉里制度的破壞，鄉村數量減少，使得宋代的鄉里制度與前代又有所不同。從編制上看，唐代「五里一鄉」的狀況已不復存在，而基本上是一鄉一里、鄉里合一，鄉的影響日漸淡化。從里正的職責看，由於鄉里合一，宋初的里正和按鄉配置的「鄉書手」共同「課督賦稅」。在鄉里合一的情況下，原來只是村落首領的里正成為鄉里合一基層組織的主要首領，鄉職逐漸消失，只有以書算文字工作為職責的鄉書手保留下來，但行政關繫上確隸屬於里正。開寶七年（974年）宋朝又實行「廢鄉分為管」，即廢除鄉級設置，將原來的鄉分為若干「管」。管的行政機構由耆長、戶長和壯丁組成。耆長的職責主要是「管幹鬥打、賊盜、煙火、橋道」等公事；戶長的職責主要是「督課賦稅」；壯丁的職責主要是負責州管與州縣間「解送公事」和「承受諸般判狀貼引」。管與里一樣，成為宋代鄉村基層組織。但鄉作為實施國家賦稅稽徵的單項行政建制仍然保留了下來，所不同的是鄉不再是居民村落以上的一級行政機構，而只是編制戶籍和稽徵賦稅的計算單位和實施單位。 宋朝熙寧新政時期又實施「保甲制度」。規定相鄰十家為一小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無論主戶與客戶，只要家有二丁、年滿十五歲的就編入保甲。保人共同維護保內利益，輪流巡查，共同御賊。同保之內，相互制約，一家犯法，同保連坐。後來保甲制度不斷充實，增加了「捕盜」、「弭盜」的內容，使保甲制度在鄉村統治中的職能更加完備。保甲制度的建立在全國農村形成了一個嚴密的治安網。熙寧新政失敗後，保甲制度並沒有被宋王朝廢止，而是一直延續到南宋。直到南宋滅亡，保甲制度一直是鄉村統治的基層行政制度。只是在南宋時，保甲制度發生了一些變化。鄉與都保從北宋時期的無隸屬關系發展到都保成為鄉以下的一個行政單位，保長的選任由鄉司安排。南宋時期的鄉里管理體制呈鄉—都—保的三級組織系統。 元朝入主中原前，南方在宋朝的統治下實行保甲制度。北方處在金朝的統治下實行坊里制，即農村以鄉、村為編制，置里正、主首司其職。五家為鄰，五鄰為保。村社隨戶眾寡為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元朝建立後，最初承襲金制。至元七年頒布里社法令，始在北方各地農村推行村社制，但同時里正、主首也保留了下來。村社是元代社會的基層以自然村落為基礎結成的民間鄉村組織，具有農村民眾互助和政府基層行政組織的雙重性質。規定五十家為一社，推舉年高通曉農事有兼丁者立為社長。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設社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附近村並為一社。村社的職能已有單純的勸農桑向多元發展，如鄉里教化、互助、維護治安、征辦科差等。社長和主首都是里正的助手，協助里正處理鄉村事務。這樣，元朝形成了以里正、主首、社長為首的鄉里管理組織。 明朝建立後，以人戶為中心建立了鄉、都、圖（里）的地方基層組織。始於北宋的都保在明代被都圖代替。都保以地域劃分為主，屬魚鱗圖冊系統。都圖則以人戶劃分為主，屬黃冊里甲系統。圖就是里，每圖或每里之下又置有十甲，因此這種編制被稱為里甲制或圖甲制。規定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十戶，名全圖。甲不足十戶，名半圖。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為總圖。里長、甲首的職責主要是「催辦錢糧，勾攝公務」。 明朝統治秩序建立後，作為軍事制度的衛所制度在全國各地逐漸推行，凡重要地方設衛，次要地方設所。衛設指揮，所設千戶、百戶，統領本衛所的軍隊。在這種情況下，鄉村社會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明中期以後，衛所制受到破壞，亦兵亦農的鄉兵應運而生，成為鄉村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代的鄉兵組織，因各地具體情況的不同而呈不同形式，主要有團練、義兵、宗法武裝。它們組成鄉村防禦體系，成為保護鄉里的重要力量。明代的鄉里教育十分發達，官府專門設立了許多鄉村社學對鄉里民眾進行教育。教學內容除識字和一般生活知識、歷史故事外，也灌輸綱常倫理道德觀念，以利於加強對地方的統治。 清代沿襲了宋明時期的里社制和保甲制，里社、保甲和宗族組織並存是清代鄉里組織的一大特點。清代鄉里組織的構成十分復雜，里社、保甲、宗族組織互相交錯，構築了清代的地方統治基礎。但在清代前期，保甲制不如里社組織重要。攤丁入畝後，人丁編審受到忽視，以里甲控制鄉村戶口的制度被徹底破壞。保甲制逐漸取代了里社制，成為清代後期地方基層組織制度。清代保甲制度規定，每戶發給印信紙牌一張，書寫姓名、丁男口數於上。出則註明所住，入則稽其所來。十戶立一牌頭，十甲立一保長。月底令保長出具無事甘結，報官備查。甲頭、保長由村莊內村民充當，具有半官半民的身份性質，是國家在基層立言行事的代表。清代保甲組織除延續了宋明時期的加強鄉村治安、承辦公差、鄉村教化的職能外，又增加了賑災救荒的職能。 清代鄉里的宗族組織與里社、保甲組織並存，構成了清代地方基層統治的基礎。每個宗族都有族正或族師、族長，族正在宗教組織處理族內事務上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各宗族都有嚴厲的宗規、族規。鄉紳在宗族組織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政治上，鄉紳是官吏的補充，可參與鄉里管理事務。經濟上，鄉紳享有賦稅和徭役的優免權。另外，鄉紳還是民事糾紛的仲裁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有關官吏的司法權。鄉紳成為鄉村社會最活躍的一支力量。清代的宗族組織在鄉村社會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具有治安、防範和消弭農民反抗的功能，在經濟上具有催征、賑災濟貧的功能，在文化上具有祭祠、興辦義塾的功能，是清朝加強地方統治的重要力量。

❷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處於處於什麼地位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基層治理的有效性直接決定著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繁榮與穩定。社區工作作為政府最基層的政策，直接面對群眾、最貼近群眾，在治理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特別是今年突發肺炎病毒疫情，對我國整體而言，下至基層治理，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只有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才能把組織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

社區工作者處於社區疾病防疫的第一線。他們直接面對的是社區居民的問題。他們知道，抗擊疫情是一項國家行動，人民是這場斗爭的主力軍。社區作為最基層的工作，直接面向群眾，聯系千家萬戶，涉及億萬群眾。抗擊疫情，需要共同努力，築牢群眾防治的嚴密防線。只有現在，我們才能共同努力，更有效地控制這一流行病。社區所有社工都堅持「疫情是秩序，防控是責任」的原則。他們日夜堅持防禦。在防疫一線工作中，他們為社區居民築起了堅實的「盾牌」。抗擊疫情，需要共同努力，築牢群眾防治的嚴密防線。只有現在，我們才能共同努力，更有效地控制這一流行病。要團結群眾，就要充分發揮基層社區工作者和基層黨組織的先鋒模範作用；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是基層社區工作者和基層黨組織的光榮傳統。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

基層幹部要營造良好的創業氛圍。要加強工作學習和教育培訓，建立領導與普通社會工作者談心談話機制，真正激發年輕幹部工作的積極性和活力。要加強思想教育和對行為的細致監督，健全乾部約束激勵機制，實行職級並行制度，使幹部物質上不難，精神上有尊嚴。要保持幹部工作積極性，加強幹部作風建設，把幹部優勢轉化為執政優勢。要從黨建指導、協同治理、科技支撐、法律保障等方面優化基層治理體系，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只有基層工作做得足夠完善，我們才能越來越強大。

❸ 中國古代基層治理狀況為何困難

很簡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信息傳輸的速度太慢，導致各類管理信息不能及時向下傳達，而相應的，底層的信息又難以上傳，整個治理系統容易出現脫節。這也是古代國家容易分裂的原因之一。

❹ 如何推進中國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更新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與治理雖非截然對立，但至少有如下顯著區別：一是主體不同。管理的主體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個人。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多元共治的理念。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二是權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權來自於權力機關的授權。盡管權力機關授權從根本上說是人民授權，但人民授權畢竟是間接的。而治理權當中的相當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這便是所謂的自治、共治。三是運作不同。管理的運作模式是單向的、強制的、剛性的，因而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常受質疑，其有效性常難保證。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復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視，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從一元單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結構性變化，意味著我們不僅於思想觀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於政治生態上鏟除了人治隱形存在的可能，最終使那種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法治無所依憑。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預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濟性等優勢來凝聚轉型時期的社會共識，使不同利益主體求同存異，依法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廣泛開展依法治理活動，提高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要建立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2、豐富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
秩序穩定作為治理的價值目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級價值，更非唯一價值。第一，治理應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考慮個別，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第二，治理應有助於擴大人民民主。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註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要廣泛發動各類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進行自治。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學聯、青聯、科協、文聯、記協、殘聯、貿促會等人民團體應在引導相應群體的行為、維護其權益、化解矛盾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居委會、村委會應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承擔更多責任；應培育壯大社會中介機構，強化其在維護社會信用體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應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

3、把握國家治理的戰略要點
我國轉型時期國家治理的主要內容，一是維護社會和市場秩序；二是防範、處理天災人禍等社會風險；三是調和、處置社會糾紛和沖突；四是服務和管理流動務工人員、農村留守老婦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導和監管基於互聯網的「虛擬社區」以及類似場域。這些工作紛繁復雜、千頭萬緒，如果就事論事、頭痛醫頭，只會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須分析實現有效治理的戰略路徑，找到國家治理的制高點、切入點、突破點、著力點。第一，治理的制高點是倫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於人的行為，但行為是思想影響的，所以，引導思想觀念、構建先進文化、塑造社會倫理，是更為根本的治理戰略。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力倡導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治理的制高點。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第二，治理的切入點是源頭治理。當前因土地徵用、房屋拆遷、歷史遺留等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多樣多發，除各方面客觀原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幹部在處理政府與群眾利益關繫上，沒有樹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實踐證明，只有讓廣大群眾從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中獲得實惠，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全會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現階段不可能消滅貧富差距，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因違法違規而產生的貧富差距，這就要求反對特權，推動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實現。而對於因身體缺陷、智識水平等合理差別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難群體，則應切實解決好其社會保障問題。第三，治理的突破點是群防群治。國家治理，重點在基層，關鍵靠群眾。要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善於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提高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過群眾自治，讓群眾自己組織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要健全以城鄉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的新型城鄉社區管理服務體系，努力把城鄉社區建成政府社會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託、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要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努力讓群眾更好地行使民主權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水平。要充分發揮人民團體、群眾組織、社會組織的優勢，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進矛盾糾紛化解。第四，治理的著力點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會矛盾預防化解納入法治軌道，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和諧活力的長效機制。各級領導和公職人員須牢固確立憲法至上、法律權威的意識，不斷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實把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穩定這個第一責任和依法辦事這個第一要求有機統一起來，絕不能因「維穩」而突破法律的底線，絕不能因害怕上訪而遷就個人的非法要求，絕不能因個別正義而犧牲規則之治的普遍正義。

4、解決國家治理的協調匹配
目前對於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已經有了共識，但還存在以下三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第一，國家權力在治理主體體系中處於何種地位。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是在社會組織和個人治理不能或無效時才跟進，即政府治理應居於補缺地位；也有人認為政府治理應居於主導地位。筆者認為，不宜簡單地講補缺地位或主導地位。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意味著在經濟建設領域，政府必須讓路。但社會治理與經濟建設有區別，不宜像定位政府調節經濟那樣，把政府治理社會定位於補缺。在維護秩序、化解風險、處理危機等方面，政府必須努力掌握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主動權，而不是等社會力量和個人無法處理時才出面。檢驗治理水平的高低，不僅要看緊急情況下應急處置能力，更要看常態下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效果。實踐證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關鍵在於完善矛盾糾紛排查、預警、化解、處置機制。要把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有機結合起來。與此同時，也要注意發揮基層幹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優勢。十八大以來，中央在闡述社會管理體制時，提的不是「政府主導」而是「政府負責」，這一表述啟發我們，不必糾纏「主導」的問題，而應研究功能和責任問題。第二，多元主體共治如何實現匹配、廉價合作。全會強調，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合作治理並不是新東西，我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執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所謂綜合治理，實質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綜合治理已從「社會治安」擴展到「社會管理」。但在實踐中，合作治理還存在著協調性、匹配性以及運作成本等問題。因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項，會有不同的主體牽頭。如果是政府牽頭，可能比較容易協調，但某些社會組織的匹配性可能存在問題；如果是社會組織牽頭，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同時，合作治理也要考慮成本，既要動員多方力量，又要盡可能做到廉價，合理的成本分攤機制和財務監督機制都需進一步健全。第三，社會組織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沒有效果，會不會「失靈」。失靈的問題，政府存在，社會組織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治理能力建設。首先，社會組織自身要提高水平、嚴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幫助社會組織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個人還要監督社會組織的治理行為。

5、創新國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於創新。可以積極嘗試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對抗性和「軟法」。具體要求是：變整治為疏導，變剛性為柔性。以治理城市佔道經營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採用規范設立「便民經營服務點」的方法，兼顧了市民生活便利、經營者正當權益與市容整潔，達到了多贏的效果。在軟法方面，應更加註重發揮激勵性法律規范和鄉規民約等社會自治規則的作用。第二，契約化和合作規制。具體要求是：變命令為協商，變指揮為指導。例如山東省各級公安機關在平安山東建設中，探索出政法部門與保險公司共同建立社區治安防範與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相結合的「契約式治安保險聯防」治理新機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務或社會福利。具體要求是：變監管為服務，變強制為利導。例如流動人口不願意辦理登記怎麼辦？江蘇省採取的辦法是「登記積分制」，經過一定年限，達到規定積分後，流動人員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學等待遇，最後還能成為當地市民。第四，市場化和競爭機制。具體要求是：變官辦為民營，變壟斷為競爭。以污染治理為例，環境污染行政處罰固然不能丟，但「排污權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與企業間的行政關系變成市場的經濟交易，使得企業自覺提高治污積極性，從而控制一定區域內的排污總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體要求是：變實體為程序，變「人控」為「機控」。注重採取程序化的技巧來處理實體上公正難辨的問題。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拓寬治理邊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強治理精度，排除權力、人情、金錢等因素導致的「搞例外」「走後門」現象。

❺ 中國城市基層由社會控制到社區治理轉變對嗎

在當代中國基層治理體系的演進過程中，有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在不斷鞏固著中國執政的基礎，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這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
對於現代國家來說，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國家中的村落、社區乃至一基層組織的治理，都不是像傳統社會那樣，是在封閉的「封建化城堡」中獨自運行的。無論是奉行自治原則的基層治理還是與國家政權體系相勾連的基層治理，都是作為現代國家建設的基石而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
基層治理與上層治理、國家政權的內部治理又是有區別的。基層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國家與社會的交接點而存在的。這樣就決定了基層治理既要依靠基層、法律、選舉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於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區認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使基層治理體系得以運轉的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融合。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要素就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這就是社區精英。基層治理要過得硬，僅僅依靠地方正式的公務人員是永遠無法奏效的。這是基層治理的特性和邏輯所決定的。因此，要想提高基層治理的質量與水平，就得依靠一支特殊的隊伍。這支隊伍就是在社區擁有強勁影響力的「社區精英」。
一般來說，社區精英的成熟度與基層治理的質量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完善的基層治理體系得益於基層管理人員與社區精英的支持與合作。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如何培養社區精英,如何提高社區精英的影響力,如何配置與基層治理要求、基層治理特性相匹配的社區精英，都決定著基層治理的水平與質量。
在當代中國基層治理體系的演進過程中，有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在不斷鞏固著中國執政的基礎，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這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以上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都是與特定時代的邏輯和特色聯系在一起的。
（一）革命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鞏固
革命型社區精英孕生於新中國建立初期，在此後一段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革命型社區精英在基層治理體系中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國城鄉社會的整合、國家政權末梢的鞏固都是與革命型社區精英的誕生與成長密不可分的。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城市和鄉村基層社會盡管都經歷了被正式體系不斷吸納的過程，但國家對社會的吸納並沒有導致基層管理人員百分之百的官僚化、脫社會化或脫社區化。以居委會為載體的城市社區精英和以村委會為載體的鄉村社區精英，都在國家與社會的連接點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溝通價值和整合作用。大量的口述史材料已經證明，盡管革命型社區精英所使用的管理工具與國家政權所使用的管理工具有著很大的相同性，但其管理成效的取得更要依靠個人魅力、人際信任、服務精神等生活化的管理要素。這恰恰說明了基層治理有著獨特的邏輯、路徑和成效標准。
（二）經驗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重構
經驗型社區精英是在改革開放時期，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單位體制的鬆懈以及國有的轉制等結構性、體制性和政策性變動而逐漸孕育出來的。就城市基層治理而言，大量國有的中層管理者因為的轉制而脫離原有組織。在隨後的歷程中，他們被吸納到社區之中，從國有脫胎而來的管理者們在其原有職業生涯中積累的管理經驗迅速轉化為支撐社區治理的寶貴資源。由此塑造了特有的經驗型社區精英隊伍。他們對改革開放時期國家治理體系的鞏固和中國執政基礎的夯實產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就是在今天，很多城市的基層治理還不得不依賴於這一類型的社區精英以及他們在社區共同體中所締造的制度傳承與文化傳承。就農村基層治理而言，在改革開放中誕生的經濟能人等填補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之後所產生的精英真空。農村新型社區精英的成長既內嵌於農村權力和經濟利益結構之中，又與正式的國家政權體系相嫁接，成為農村社會重塑基層治理體系的重要依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年齡等諸多原因，因特殊人生經歷和特殊轉型時期而誕生出來的經驗型社區精英，即將退出基層治理的舞台。中國基層社會社區精英的代際更替能否順利完成，將決定著國家治理的基石是否能夠依然堅不可摧、固若金湯。諸多跡象表明，新型社區精英的培育和成長已經成為當下中國重構基層治理體系所面臨的緊迫使命。
（三）知識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走向
伴隨著經驗型社區精英的隱退，一種新型的社區精英正在成長，這就是知識型社區精英。農村中的「村官」、城市社區中年輕的社區總支書記和居委會（社區）主任，已經成為當下社區治理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我們的調查中，農村社區基層治理中擔當大任者往往是有知識（很多是高中畢業）、有見識（很多都有外出打工的經歷）的年輕人。他們與早期革命型社區精英以及後來的部隊轉業型社區精英，在其成長路徑、個人特質、管理方法和視野上都有了顯著的不同。知識型社區精英的誕生，已經證明中國基層社會的社區治理在經歷著社區精英替代進程。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節奏，同樣，每個時代也有每個時代的主角。在中國基層治理的演進過程中，基層管理隊伍特別是社區精英的成長都有其賴以存在的歷史方位。任何一種類型的社區精英的成長也都有其特定的邏輯和路徑。從革命型社區精英向經驗型社區精英的轉變，既是與基層社會的世俗化運動密切相關的，又是與國家政權對基層管理人員的結構性配置、新型社會空間對基層管理人員的吸納聯系在一起的。對於目前的中國來說，知識型社區精英的成長已經是大勢所趨，但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基層治理質量和水平的提高僅僅依靠知識是難以奏效的，基層治理的具體化、生活化、人際化、議題化以及應對的迅速性、及時性，都對知識型社區精英提出了新的要求。基於調查，我們的觀點是：（1）知識型社區精英的發展空間應該是開放的而不是閉合的。換言之，知識型社區精英可能不是永遠沉澱於社區之中的，他們中的佼佼者很有可能成為新型高層管理者的一員。如果說以前的高層管理者大都有管理經濟和主政一方的經歷，那麼未來部分高層管理者可能會經歷社區化的洗禮。（2）知識型社區精英的來源應該是多渠道的，學校、社會、機關都應該成為向基層社會輸送知識型社區精英的源頭。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幹部」只有經受社區的洗禮和鍛造，才能成為真正的頂天立地的新型管理者。（3）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三者不是割裂的，其靈魂和使命是統一的、一體的、連續的。如果將以上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進行整體性的研究，總結中國基層治理的經驗，探索中國基層治理體系演進的規律，進一步鞏固社區精英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基石效應」和「基石地位」，則是中國國家治理之大幸。

❻ 簡述當代中國基層治理的形成及其邏輯

基層的混亂促使治理的形成，沒有治理就沒有章法可詢，就會導致混亂的局面。

❼ 中國是怎樣實現對鄉村的治理鄉村的自治模式是怎麼樣的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的第八部分是改善『鄉村治理機制』，對新形勢下的農村社會管理作出了重要部署。在工業化城鎮化的推動下，農村的社會結構、利益格局、組織體系、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傳統的基層治理方式已不適應發展的需要。新的形勢下，必須大力推進農村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創新，確保農村社會的長治久安、農民群眾的安居樂業。」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委員說。
那麼當前中國鄉村治理的現狀如何？中央一號文件中改善鄉村治理機制的意見，對以後鄉村治理有哪些積極的作用？對此記者采訪了部分代表委員。
農村治，天下興
「當前，農村經濟發展正在急劇變化，農村社會關系日趨復雜，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正面臨著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完善和創新鄉村治理機制，讓農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跟上經濟社會結構變化的形勢成為當務之急。」汪暉說。
湖南省慈利縣象鼻嘴村的黨支部書記向平華代表是來自最基層的幹部。「要說治理，『上面一根針，下面千根線』，基層最重要。」向平華說，「總書記參加上海團審議時也說了，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應該把基層組織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是我們手裡的武器。」
「農村治，天下興。農業是第一產業，農民是最大群體，農村是基層社區。創新農村社會治理體制，是創新我國社會治理體制的突破口和著力點，是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大舉措。」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代表認為，基層黨組織建設要靠培養新型職業農民，同時與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有關。
要把黨員幹部培養成致富能手，成為新農村發展的領頭人，從而鞏固執政基礎。村幹部是領頭人，是發展現代農業的「領頭羊」，要及時對他們進行必要的培訓。「農村發展的目標不只是賺錢，而是要被群眾們擁護，要培養村幹部最基本的道德和價值觀念。」
張曉山同時認為，在行政村一級作為基層政府派出機構的色彩越來越濃的現實條件下，要強化村民小組層級的民主自治功能，以村民小組為主體建立和健全普通農民對村幹部行使權力的有效制衡機制，將非公務員身份的村幹部的權力也能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確保普通農民的權益不受損害。
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委葛劍雄說，建設基層民主可以大膽積極試點，然後推廣，針對有的村人很少了，可以適當集中，鼓勵公務員、村官到基層，畢業生回鄉為社會服務。
廣東省農業廳副廳長程萍委員也認為，貧困地方沒有集體收入來為鄉村服務投入，未來要加大行政村與自然村集體組織力量，增加村裡的集體收入的經濟來源。
「鄉村治理是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國家實行了積極的農村發展計劃，取消了『皇糧國稅』，以推進農村的發展，鄉村治理的邏輯發生了轉變。這一方面說明鄉村與整個國家治理的關系密切；另一方面國家的戰略目標發生轉移，實現農村社會的轉型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環節。」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委員說。

❽ 什麼是基層治理

基層治理是對基層地區（如城市社區、農村等）的治理。

基層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國家治理現代化離不開基層治理現代化。城市的社區治理、農村的村落治理，都屬於基層治理范疇。基層治理涉及面寬、量大、事多，直接面對群眾，在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中佔有重要位置。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基層治理是否有效，直接決定著經濟社會是否能持續發展、繁榮和穩定。

(8)治理基層中國擴展閱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

這不僅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更對新時代黨的建設和以黨的建設貫穿基層治理、保障基層治理、引領基層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大黨建引領基層治理路徑探索，對基層黨建和基層治理的發展創新，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地落實，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參考資料：人民網-新時代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