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轉型

A. 社會治理如何「轉型升級」

面對這些挑戰，許多地方依然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權宜性」、「運動式」社會治理方式。要麼以「右」的心態習慣於「花錢買平安」，「以妥協求和諧」，陷入「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誤區；要麼以「左」的心態將維權與維穩對立起來，把群眾利益訴求意識形態化，處置方法簡單粗暴，導致警民對立、干群對立，造成仇警心態、仇官心態，產生 「抗生素效應」。上述治理方式亟需轉型升級，轉型升級的關鍵就是創新社會治理機制。 創新社會治理機制包括創新社會管理機制、完善社會自治機制、夯實社會基礎工作三個方面。社會管理注重自上而下、以權力為主導，重在「有為而治」；社會自治注重自下而上、以權利為主導，重在「無為而治」。二者交織融合、各有側重，共同立於社會基礎之上。如果把社會看作一棵「社會樹」，則社會管理是「枝葉」，社會自治是 「樹干」，社會基礎是 「根基」，人民幸福是盛開的「花朵」。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是在黨的領導下和法的基礎上、社會管理與社會自治有機統一、和諧運行，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與創造力，增強社會凝聚力與親和力。社會治理的最終狀態是「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馬克思）。 創新社會治理機制的關鍵是：一是社會治理保健化，切實把群眾合法權益維護好、保障好、發展好，最大限度地預防社會問題和公共危機的產生；二是社會治理法治化，強化政府作為規則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調節和仲裁者的角色，強化和完善解決社會矛盾和和公共危機的法治機制；三是社會治理系統化，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理模式，把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看待，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體系；四是社會治理社會化，整合社會資源，動員社會力量，提高社會自治、自助、自理能力；保障民權、發展民主、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建設「和諧社會」、 「活力社會」。五是社會治理信息化是指要注重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尤其是信息化手段加強創新社會管理，積極提高社會管理信息化水平，形成全面覆蓋、聯通共享、動態跟蹤、功能齊全的社會治理信息系統，提高社會治理系統效能。 一、創新社會管理機制 人的健康，一靠無病預防；二靠有病治療。社會管理也是如此，只不過社會還要從個體和群體這兩個不同的層面去分析。如上圖所示，創新社會管理機制的主要任務是著力從社會個體和公共群體兩個層面以及和諧保健、矛盾化解兩個環節，構建相互支持的有機體系，防範化解社會問題，科學處置公共危機。 （一）社會保健預防機制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出現或趨向嚴重之前的保健預防，不但能大大降低社會管理成本，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最終成敗。 1、社會個體保健機制。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問題是提高群眾幸福感、滿意度。當前提高群眾幸福感的關鍵是科學地解決群眾住房、養老、醫療、教育、交通、環保、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建立適應市場機制的以保障創業就業為基礎，以解決基本需求為目標的保健預防機制。即：促進創業就業以增加個人收入，以個人收入作為「社會保障之繩」，由政府主導為其編織「社會保障之網」並負責修補漏洞，從而實現以自我保障為基礎，政府救助為托底，慈善幫扶為輔助的自助、家助、互助、共助、公助相互配合的社會保健機制。具體說來：（1）實施素質教育，提升就業能力。教育是促進創業就業的第一推動力。從教育的內涵上看，重點要提高社會個體的道德品質、法制素質和創新創造能力、創業就業能力；從教育的外延上看，重點要優化配置教育資源，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促進義務教育均衡化。（2）促進創業就業，創造社會價值。政府的職責是創造更多的創業就業機會；建立「五個機制」（促進就業、預防失業、以創業帶動就業三位一體的就業保障機制，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勞資政三方協商機制，最低保障標准與最低工資標准正常增長長效機制）；為有部分勞動能力的困難群體購買並提供公益崗位和就業崗位補貼，最大限度地使有勞動能力的人都能就業。（3）合理分配財富，完善利益格局。初次分配：著力提高就業者的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國勞動者報酬僅佔GDP40%，美國為60%）。二次分配：改「個人收入所得稅」為「個人財富增加所得稅」；遏制「三公」消費、隱性福利、灰色收入、壟斷利潤（此四項放大貧富差距1-2倍）。三次分配：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及國企利潤全民共享機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紅制度；降低通訊、物流等社會運作成本；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增強「財富國防意識」，防止各種形式「財富外逃」。（4）科學設計「社會保障網」。總的說來，創業就業等所帶來的個人財富是實現社會個體保障的基礎，個人財富既要考慮解決個人當前消費需要，又要兼顧其未來保障的需要，因此必須以政府為主導，根據個人財富的不同，合理設定一定比例，定期拿出一部分，用人單位相應出資一部分，再加上政府補助一部分，為個人設立一個保障總賬戶。此總賬戶再細分為住房賬戶、醫療賬戶、養老賬戶等，用以分別解決相應問題。當然，這些是基礎，具體問題還需具體分析。比如住房問題，當前迫切需要在「三個環節」加強引導調控：在供應環節上，切實轉變 「土地財政」觀念，保證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的提供；擴大廉租房、經適房、限價房、公租房等覆蓋面；加快城鄉危舊房改造。在流通環節上，逐步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調控的局面。在消費環節上，提倡住房「梯級消費」，鼓勵先租後買、先小後大、先舊後新。再比如養老問題，主要靠養老賬戶解決，政府重點考慮三點：一是建立個人養老金防通脹長效機制。二是政府要提供一定的 「社會福利餡餅」，但要避免掉進「社會福利陷阱」。不合理的福利容易「養懶罰勤」，抑制就業動機。更重要的是，福利制度服從於慣性機制，易升難降，經濟高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進入平穩期，而一旦形成巨大的福利負擔，政府既無法長期負擔，又不能減少福利，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如希臘、愛爾蘭的財政危機）。因此，有勞動能力者的社會保障應主要依靠自己的有效勞動來實現。三是對喪失勞動能力者提供社會救助。 2、公共危機預防體系。相對於社會個體矛盾，公共危機危害的對象具有群體性，構成了社會管理必須面對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公共危機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突發社會安全事件、經濟危機等，極大地影響和諧社會建設和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公共危機預防體系建設有兩個方面。（1）硬體建設：一是構建現代化防災減災體系。二是構建現代化能源保障體系。按照戰略儲備、應急儲備、物價調控儲備三個等級，科學儲備戰略資源。三是構建現代化環保生態體系。（2）軟體建設：法制建設。針對各類公共危機，出台和完善相關法律，依靠法盡量減少事故和災難的發生。體制建設。建設統一高效的公共危機應對指揮系統、組織機構、職能設置，尤其重視建立健全領導體制和社會動員體制，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力量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作用。機制建設。一是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針對各類突發事件建立長效預防機制：建設安全文化、加強安全法制、落實安全責任、創新安全科技、加大安全投入。二是建立應急臨戰准備制度（應急人財物、應急技術、應急宣傳、應急演習等准備），提高預案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加強預案演練。三是加強全民風險防範和應急處突能力建設。 （二）社會問題化解機制 預防無法解決所有矛盾問題，社會管理的另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矛盾化解機制。其關鍵在於：強化和完善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法治機制，防止「信」訪替代「信」法，防止「運動式治理」體制化替代法治化。法治化要求法律至上，體制化要求權力至上；法治化相信化解社會矛盾需要全社會參與，體制化必然導致過度行政。 1、社會個體的矛盾化解機制。一是針對普通的社會個體，建立健全矛盾糾紛的發現、調解、仲裁、復議、訴訟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的矛盾化解機制，盡可能緩解信訪渠道，將矛盾糾紛引流至調解、仲裁、復議、訴訟的法治化渠道去解決；二是針對違法犯罪分子，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1）發現機制。對於已經客觀存在的矛盾，如同對待身體已經客觀存在的疾病一樣，要立足於「早發現，早治療」，而不是諱醫忌疾，養癰遺患。發現矛盾和問題的，一靠主動接訪，二靠調研排查。第一、主動接訪。分為大接訪和常接訪。領導大接訪解決信訪存量，領導常接訪解決信訪增量，兩者共同拉近與群眾的時空距離和心理距離。心理距離是指在信訪過程中，通過政策普及、問題化解和情緒安撫以進一步密切黨群關系。要像重視招商引資工作一樣，設立「網上信訪大廳」和 「綜合信訪大廳」，為信訪人提供一條龍服務、一站式辦理的「綠色通道」。當前，在信訪過程中還尤其要注重依法治理的問題：一是對下一級政府不作為或亂作為而引發越級上訪，要加重處罰、嚴懲不貸，大幅減少因基層政府失職瀆職或缺位越位所引發的信訪問題；二是堅決把無理鬧訪者拉進法治軌道，推動依法有序理性表達訴求。第二、調研排查。主動針對社會管理中的熱點、重點和難點問題，進行經常性的分析排查，建立矛盾糾紛滾動排查機制。著重加強對重點地區、重點工程、特殊群體、敏感時期的排查。（2）調解機制。全面堅持「調解優先原則」，通過健全人民調解、社團調解、仲裁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橫向調解網路和市、區、鎮、社區、村與樓門院（小組）縱向調解網路，注重營造多渠道的矛盾糾紛調處新機制，著力減少社會對抗。（3）仲裁機制。調解無效的矛盾糾紛，依法「引流」至仲裁、復議渠道解決。要以制度建設為重點，促進仲裁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發展，提高仲裁效率，降低起訴率。（4）復議機制。在國外，往往呈現「小信訪、中訴訟、大復議」的格局，而我國行政復議還是偏低，遠沒有發揮解決行政糾紛的主渠道作用。（5）訴訟機制。訴訟是解決矛盾糾紛的「終點站」。要通過推動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進一步樹立司法權威。切實緩解「執行難」、「申訴難」、「打官司難」等問題。（6）防控體系。在防控對象上，加強對重點人員、重點時段、重點場所的管理，推動高危人群管理以及境外NGO、虛擬社會綜合防控。在防控方式上，一是立足信息綜合開發應用，在信息主導打防方面實現新突破，加快開發「治安信息綜合平台」；二是立足精確打擊犯罪，在打擊效率和質量方面實現新突破；三是立足動態防控，在擠壓犯罪空間方面實現新突破，加強對各種復雜警情的應變和警力調度能力。在防控組織建設上，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深入推進社區警務，啟動社區警務「平衡記分卡」考核機制。 2、公共危機的應對化解機制。（1）危機預警機制。危機預警機制是解決公共危機的第一道防線，包括危機預警的信息收集系統、監測系統、咨詢系統等等。當前尤其要重視運用信息技術建立危機爆發前的知識系統、信息系統和分析評估系統，以實現科學預警。（2）危機決策機制。在公共危機管理中，需要遵循一些不同於常態決策的原則和程序，需要建立特定的危機決策機制，需要遵循權力集中原則、結果優先原則和風險原則等。（3）應急處置機制。一是先期緊急處置，包括危機信息分類、分級緊急匯報、事態控制、先期應急救援等；二是全面啟動應急處置網路系統；三是因時、因地、因人科學採取一系列處置措施，保障安全，穩定大局。 （4）輿論引導機制。建立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新聞分類分級制度、媒體紀律約束制度、新聞發布制度、輿情跟蹤研判互動制度、網路信息安全制度。（5）恢復重建機制。一是危機後的恢復和重建，包括物質恢復、組織恢復、機制恢復、心理恢復；二是事故調查，重點是調查危機發生的主客觀因素、危機處置的成效等等；三是問責；四是後遺症處理。（6）評估提升機制。主要是危機影響評估、危機管理能力評估、危機管理效果評估等。以推動危機應對的科技進步和法律、制度完善，針對社會深層矛盾進一步加強民主法制建設。 二、完善社會自治機制 社會管理機制主要在於解決矛盾糾紛、處置公共危機、保障社會正常運轉，而要進一步激發社會活力、創造力，增強社會凝聚力、親和力，還需要創新社會自治機制。社會自治是人民當家作主、保障民權、發展民主、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社會責任感、調動公民積極性、激發社會活力的需求。社會自治橫向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城鄉社區自治、社會組織自治等；縱向包括：個人自由、家庭自主、社區自治等。 （一）社區自治機制。1、社區建設。構建新型城鄉社區自治模式，深入開展「三項民主實踐」：以居（村）民會議、議事協商、民主聽證為主要形式的民主決策實踐，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實踐，以居（村）務公開、民主評議為主要內容的民主監督實踐，推進基層自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提高社會自治水平，推動公民社會發展。2、社工隊伍。探索建立社會工作人才培養、評價、激勵機制，形成專業社工制度助推現代社會。3、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在公共管理與服務中的積極作用，發揮其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彈性作用。 （二）社會動員機制。1、社會力量整合機制。綜合運用無形之手（市場）、有形之手（政府）、隱形之手（社會），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社會人、財、物力，形成強大合力。依法有序發揮NGO、大眾傳媒等在公民社會中的動員作用，推動社會建設。2、社會主體激勵機制。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國家榮譽制度、博愛慈善文化等形成物質、精神雙重激勵機制，最大限度地增強公民主體意識、調動公民積極性、提高社會責任感，最大限度地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凝聚民心，讓全社會迸發的活力成為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最強大力量。 （三）社會互信機制。1、建設誠信政府。一是健全行政問責制，強化責任追究，樹立責任政府觀念，重點健全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二是政府公布的信息應當具有公信力，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樹立誠信政府理念。2、構建社會個體綜合信息平台。社會成員的個人信息不確定性，大大提高了社會治理總的信息成本。身份證弄虛作假、個人財產和誠信情況模糊不清等，這些使得社會保障具體措施的實效大打折扣，對實施有效社會治理造成嚴重障礙。如同醫生治病，如果所掌握的患者生理指標的數據是錯誤的，就無法做到對症下葯、有的放矢，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3、建立企業社會信用制度。經濟領域頻繁出現的假冒偽劣、商業欺詐等現象嚴重社會治理的成效，其核心問題就是企業社會信用的缺失。現代市場經濟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信用經濟，信用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之一。當前企業信用缺失成為經濟領域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造成市場經濟秩序不規范的深層次原因之一，為此，必須著力引導和建立企業對社會負責任的信用制度，努力抓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探索建立企業信用長效機制。依據有關法律法規，記錄違法違規企業和個人的行為，建立信用檔案和市場監管信息的共享機制，依法向社會公布失信企業「黑名單」，建立跨地區、跨部門和跨行業的反商業欺詐信息共享、預警監管、執法協調和社會聯防體系，從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方面遏制企業信用缺失的泛濫，從根本上鏟除企業信用缺失的土壤。二是積極推進「名牌戰略」工程。引導和支持各類企業以培育名牌、爭創名牌，以名牌產品樹立企業的社會信用形象。對獲得中國名牌產品、中國馳名商標、省名牌產品、省著名商標、綠色食品企業給予獎勵，加大對重點企業技術進步的扶持力度，鼓勵企業形成自主知識產權。通過各種宣傳，提升名牌產品名牌企業的社會信用度，使群眾認可誠信守法的品牌企業，從市場佔有率上打壓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的市場空間。三是要加快食品安全信用體系建設。加快建立農產品質量溯源標識系統；積極籌建食品安全質量實時監控中心，對生產、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食品安全狀況進行實時監控和安全預警；依法建立食品安全信用發布制度，統一發布食品安全信息；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生產經營企業和政府檢測監管兩類信用檔案。逐步形成「守信」褒揚，「失信」受懲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營造良好的食品安全信用氛圍。四是推動「誠信興商」創建活動。五是加強行業協會建設。推動建立行業協會和民間自我管理組織，引導其朝著自主辦會、自我管理與自我約束的方向發展，提高行業自律水平，依靠行業的力量遏制企業信用缺失行為。六是要建設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台帳、索證索票的溯源制度。4、完善政、群雙向信息互動機制。既要建立規范的信息公開制度，拓寬民意渠道，健全公眾參與制度，加強新聞輿論監督，推行網路議政、問政、參政；又要不斷完善重大事項調查研究制度、專家咨詢制度、公示制度。 三、夯實社會基礎工作 「社會樹」的枝繁葉茂、碩果累累，必須要有扎實的根基。社會基礎工作，從根本上講，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全面推進「五大建設」；從社會治理本身講，主要是： （一）科學規劃。包括土地、人口、產業、基本公共服務等規劃。合理安排「居住、產業、交通及公共設施、休閑」四大項目之間的用地比例以及「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生態保護」四類主體功能區規劃，加強生態屏障建設，引導產業科學布局，控制人口總量，優化人口結構，為社會有序運行提供科學合理的空間、人口、產業布局，這是從源頭上化解社會問題、支撐社會發展的客觀基礎。 （二）法治建設。法治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和靈魂，無論社會管理還是社會自治都必須依法進行。當前，法治受到來自權力、金錢、人情、關系、非理性社會情緒等的扭曲、稀釋、通融、異化，使法治權威和憲法至上大打折扣。要維護法的統一、尊嚴、權威，強化社會運行基礎規則，牢固樹立規則意識。 （三）道德教化。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社會治理的基礎。要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注重發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思想教育和優秀傳統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既要反對封建思想糟粕沉渣泛起，又要大力弘揚中華傳統美德，旗幟鮮明地反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堅決抵制西方文化中的反社會、反倫理、反道德思潮，反對以追求極端個性為理由而喪失人性，反對以追求無限自由為理由而喪失自我。1、促進自我和諧。廣泛開展個人心理健康知識的宣傳，針對不同情況開展疏導、幫助、教育，盡可能避免出現極端心態。2、促進家庭和諧。家庭是個人與社會之間重要環節，家和萬事興，家和國太平。重視「單親家庭後遺症」，強化新時期家庭文化建設，剔除封建家長作風和傳統家庭思想觀念中的糟粕，崇尚人性、人道、人倫之本和孝悌之道。3、促進網上和諧。推行網路實名制，強化網路運營商責任，完善網路監管制度，積極引導網上思潮和網上輿論。

B. 如何實現大數據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

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各領域的數據量都在爆發式增長，尤其在雲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it技術得到廣泛應用之後，數據的增長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型，大數據如浪潮般席捲而來，人類社會進入大數據時代。大數據不僅僅只是一次顛覆性的技術革命，更是一場思維方式、行為模式與治理理念的全方位變革，尤其在政府治理領域，大數據帶來了巨大的變革潛力和創新空間。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應充分重視大數據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價值，牢牢抓住大數據為政府治理提供的創新機遇，切實提高各級政府部門的治理能力。
一、大數據為政府治理理念轉型帶來新機遇
治理理念的轉型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前提，理念的轉型需要新文化、新思維的融入，大數據所蘊含的數據文化與數據思維恰好可以為治理理念轉型提供突破口，基於大數據探索政府治理的多元、多層、多角度特徵，最終實現以政府為主體的政府管制理念向以協同共治、公共服務為導向的政府治理理念的轉型。在大數據時代，政府治理的依據不再是個人經驗和長官意志，而是實實在在的數據，在過去深入群眾、實地調研考察的基礎上，系統採集的客觀數據和實證分析的科學結果將成為最為重要的政府決策依據。「尊重事實、推崇理性、強調精確」的特徵和「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理念將成為政府治理理念轉型的核心要義。
二、大數據為政府治理模式創新帶來新機遇
大數據通過把數學演算法運用於海量數據，從數據中尋找相關關系，通過這種相關性預測事情發生的可能性，這是大數據方法論的核心思想。此外，依託於大數據技術和平台，通過外包、眾包等靈活的組織方式，可以推動政府治理的組織架構從科層、分割、封閉向開放、協同、合作轉型，因此把大數據的方法和手段引入到政府治理領域，是實現政府治理模式創新的有效路徑。基於上述方法論，大數據為政府治理模式創新帶來的新機遇主要包括：從粗放式管理到精細化治理、從單兵作戰型管理到協作共享型治理、從被動響應型管理到主動預見型治理、從電子政務管理到政府2.0治理、從風險隱蔽型管理到風險防範型治理，最終實現全面數據驅動的治理模式創新。
三、大數據為政府決策科學化帶來新機遇
隨著公共事務的日益復雜，僅憑個人感知已經很難全面了解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並做出正確判斷，政府部門想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就需要把大數據思維與技術運用到政府治理與決策中，依靠大規模數據的收集來直觀呈現經濟社會運行規律，通過相應的數據挖掘來輔助政府部門進行科學決策。大數據為政府決策科學化帶來的機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決策的制定階段，大數據背景下，政府決策不再是個別領導幹部「拍腦袋」做出的，而是通過「用數據說話」，讓聽得見炮火的人（數據）做出決策，這樣的政府決策是在對客觀數據進行科學分析、充分了解客觀現實的基礎上做出的，這樣大大提高了決策的精準性、適用性和科學化水平；其次，在決策實施效果的跟蹤反饋階段，通過物聯網和社交網路的普及，大量的客觀數據能夠快速匯集給決策者，通過這些數據對決策的實施過程和效果進行實時監控，能夠更全面地掌握決策的實施效果和下一步的改進方向。
四、大數據為政府服務效能提升帶來新機遇
提升政府服務效能是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撐，也是大數據背景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關鍵所在，在政府治理的范疇下，提升政府服務效能主要包括政府部門行政審批的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務產品的質量提高兩個方面。在提升行政審批效率方面，大數據可以打通各個政府部門的信息孤島，打破各部門數據的條塊分割，通過構建統一的政府行政審批雲平台，讓數據為老百姓「跑腿辦事」，省去了「跑斷腿、磨破嘴，辦事跑十幾個部門，蓋幾十個公章」的苦惱和無奈，這樣既提高了行政審批效率，又節約了政府開支。在提高公共服務產品質量方面，大數據通過對公共服務產品數據和服務對象數據的挖掘、分析，提升公共服務產品供給的精準化、分層化、個性化；通過公共數據的開放和兼容，讓公眾參與到公共服務產品設計、提供和監督等各個環節，實現公共服務產品質量的提高。

C. 治理環保，中小企業轉型有什麼困難

很多小企業因為周邊環境敏感點，實際都選址不當，需要重新選址，有些企業設備工藝老舊，需要更新才能達標，另外環保投入是一筆不小開銷，有些企業負擔不起或不願負擔。總之是錢的問題。

D. 如何成功實現數據治理

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各領域的數據量都在爆發式增長，尤其在雲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it技術得到廣泛應用之後，數據的增長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型，大數據如浪潮般席捲而來，人類社會進入大數據時代。大數據不僅僅只是一次顛覆性的技術革命，更是一場思維方式、行為模式與治理理念的全方位變革，尤其在治理領域，大數據帶來了巨大的變革潛力和創新空間。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應充分重視大數據在治理中的重要價值，牢牢抓住大數據為治理提供的創新機遇，切實提高各級部門的治理能力。
一、大數據為治理理念轉型帶來新機遇
治理理念的轉型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前提，理念的轉型需要新文化、新思維的融入，大數據所蘊含的數據文化與數據思維恰好可以為治理理念轉型提供突破口，基於大數據探索治理的多元、多層、多角度特徵，最終實現以為主體的管制理念向以協同共治、公共服務為導向的治理理念的轉型。在大數據時代，治理的依據不再是個人經驗和長官意志，而是實實在在的數據，在過去深入群眾、實地調研考察的基礎上，系統採集的客觀數據和實證分析的科學結果將成為最為重要的決策依據。「尊重事實、推崇理性、強調精確」的特徵和「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理念將成為治理理念轉型的核心要義。
二、大數據為治理模式創新帶來新機遇
大數據通過把數學演算法運用於海量數據，從數據中尋找相關關系，通過這種相關性預測事情發生的可能性，這是大數據方法論的核心思想。此外，依託於大數據技術和，通過、眾包等靈活的組織方式，可以推動治理的組織架構從科層、分割、封閉向開放、協同、合作轉型，因此把大數據的方法和手段引入到治理領域，是實現治理模式創新的有效路徑。基於上述方法論，大數據為治理模式創新帶來的新機遇主要包括：從粗放式管理到精細化治理、從單兵作戰型管理到協作共享型治理、從被動響應型管理到主動預見型治理、從電子政務管理到2.0治理、從風險隱蔽型管理到風險防範型治理，最終實現全面數據驅動的治理模式創新。
三、大數據為決策科學化帶來新機遇
隨著公共事務的日益復雜，僅憑個人感知已經很難全面了解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並做出正確判斷，部門想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就需要把大數據思維與技術運用到治理與決策中，依靠大規模數據的收集來直觀呈現經濟社會運行規律，通過相應的數據挖掘來輔助部門進行科學決策。大數據為決策科學化帶來的機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決策的制定階段，大數據背景下，決策不再是個別領導幹部「拍腦袋」做出的，而是通過「用數據說話」，讓聽得見炮火的人（數據）做出決策，這樣的決策是在對客觀數據進行科學分析、充分了解客觀現實的基礎上做出的，這樣大大提高了決策的精準性、適用性和科學化水平；其次，在決策實施效果的跟蹤反饋階段，通過物聯網和社交網路的普及，大量的客觀數據能夠快速匯集給決策者，通過這些數據對決策的實施過程和效果進行實時監控，能夠更全面地掌握決策的實施效果和下一步的改進方向。
四、大數據為服務效能提升帶來新機遇
提升服務效能是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撐，也是大數據背景下服務型建設的關鍵所在，在治理的范疇下，提升服務效能主要包括部門行政審批的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務產品的質量提高兩個方面。在提升行政審批效率方面，大數據可以打通各個部門的信息孤島，打破各部門數據的條塊分割，通過構建統一的行政審批雲，讓數據為老百姓「跑腿辦事」，省去了「跑斷腿、磨破嘴，辦事跑十幾個部門，蓋幾十個公章」的苦惱和無奈，這樣既提高了行政審批效率，又節約了開支。在提高公共服務產品質量方面，大數據通過對公共服務產品數據和服務對象數據的挖掘、分析，提升公共服務產品供給的精準化、分層化、個性化；通過公共數據的開放和兼容，讓公眾參與到公共服務產品設計、提供和監督等各個環節，實現公共服務產品質量的提高。

E. 在推動全球治理轉型中，中國將面臨哪些困難與風險

中國作為二十國集團創始成員，始終在為推動該機製成熟完善和有效發揮作用而不懈努力，作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貢獻。在拉動全球經濟增長方面，中國是名副其實的「火車頭」。據統計，2008至2013年，中國經濟維持7.7%以上的高增長，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總量的貢獻率高達37.6%。中方在歷次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宣布的一系列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切實得到落實，對外開放步伐不斷加大。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重大倡議和機制建設，致力於在亞太地區構建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開放性經濟格局，讓地區和世界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這將為二十國集團實現未來5年整體經濟增長額外提高2.1%的全面增長戰略提供信心保證。在促進全球經濟治理方面，中國積極參與議題討論，不遺餘力貢獻智慧和力量。在二十國集團成員提出的近千項改革建議中，中國貢獻了約15%。在二十國集團歷次領導人峰會上，中國倡導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推動貨幣體系多元化，努力營造有利於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中國積極響應加強國際金融機構救助能力的倡議，以實際行動支持歐洲擺脫歐債危機，幫助發展中國家抵禦金融風險。作為全球貿易體系的重要成員，中國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卷土重來。中國更在各種場合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致力於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是推動全球經濟架構更加公正合理的建設性力量。當前，世界經濟呈現弱復甦態勢，主要經濟體表現有好有壞，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難度進一步加大。二十國集團自身也處在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的關鍵階段，亟須在制度和能力建設方面取得突破。中國在布里斯班峰會上不負眾望，再次為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指明道路，帶來希望。推動會議在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加強稅收和反腐合作、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應對埃博拉疫情和氣候變化等方面發出積極聲音，以實際行動展現了一個新興市場大國的責任與擔當，樹立了在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事務中的領軍形象。

F. 中國歷史上的兩次社會轉型對國家治理方式有什麼影響

社會轉型在人之後，失誤的是上層，治理國家也是上層領導，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那麼很難說清社會的團結穩定，治理也應該合情合理，強壓不是能力的表現，心疼哎

G. 如何運用塊數據推動社會治理轉型升級

首先是傳統運營商所提供的服務類型已經從單一的話音結合少量的數據通訊，向多媒體、iptv等多業務疊加模式演變；其次，是價值鏈的改變，運營商不得不面對為數眾多的、並且在逐步壯大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應用提供商，想自己直接經營顯然不太現實。但是，以騰訊、網路、新浪等為首的傳統互聯網巨頭認為，三大電信運營商並不會對傳統互聯網公司以及新興的移動互聯網企業構成威脅，通過合作，互聯網公司將與電信運營商實現共贏。如何處理與新興互聯網公司的關系？公司化運作、新的it技術的利用是否是其轉型的救命稻草？雲、管、端三線布局能否解決管道化的憂慮？這是移動互聯網時代，擺在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大電信運營商面前的難題。
電信運營商必須深化戰略轉型，否則將難以應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各項挑戰
據賽迪顧問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已有超過4億用戶嘗試用手機訪問互聯網，微信用戶突破3億，手機用戶上網的頻率全面提高。隨著未來以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為代表的新式移動互聯網終端的不斷推出，人們對於移動互聯網業務的需求將呈現爆炸式增長趨勢。顯而易見，移動互聯網正在孕育著一個巨大的市場商機。移動互聯網產業生態價值鏈還在重塑過程中，但機遇大於挑戰，關鍵是如何調整商業模式、戰略、策略、渠道。
然而，當電信運營商從被動轉主動開始擁抱移動互聯網所造就的數據時代時，其最強勁的競爭對手互聯網巨頭已經成為近年來發展最為迅速、靈活、並且創意無限的角色。當前，即便是世界優秀的電信運營商也面臨著艱巨的業務轉型需要和巨大的發展瓶頸。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運營商缺乏互聯網運營經驗、對終端掌控力度不足、業務創新能力落後、缺乏標准開發能力以及資源使用與管理運營支撐效率低已經成為了運營商全面增長的幾個主要的劣勢所在。從最新公布的中國移動、2013年一季度財報來看，利潤增長幾乎停滯，增長顯現出疲態。運營商的轉型之門若干年後又將重新打開，而不管是「流量經營」和「去電信化」等運營商轉型思路，賽迪顧問認為，面臨移動互聯網帶來的龐大的數據挑戰，電信運營商的轉型之路必須要圍繞海量數據所帶來的商機作深度挖掘和分析。
海量數據的出現、數據結構變化給運營商的數據管理及分析帶來高度挑戰
盡管移動互聯網時代給電信運營商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然而正如硬幣的兩面，這個時代的到來同樣也給電信運營商帶來了無限的挑戰，特別是大數據的挑戰。這個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傳統數據倉庫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業務數據所帶來的存儲、計算需求。隨著業務發展數據量的增加，應用復雜導致的數據量增加，這些數據量導致了數據存儲和處理壓力； 數據倉庫無法線性擴容，管理難度加大，成本高擴容壓力大，效率下降等。其二、傳統數據倉庫難以滿足非結構化數據的處理要求。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業務帶來的非結構化數據、半結構化數據（如網頁、聊天記錄）對分析系統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處理要求，如自然語言處理、網頁分類等。下圖描述了運營商針對不同業務所應具備的大數據處理模型特徵，是運營商急需提升的應用處理能力模型。
圖1 電信運營商大數據處理應用模型
從上圖看，准實時處理、非實時處理以及oltp/在線事務處理以及在線分析應用四個方向的能力將是電信運營商在主要大數據應用所應具備的能力，也是未來運營商大數據的重要競爭優勢的角逐。
利用大數據轉型，運營商在行動
其實，各大運營商在面向移動互聯時代已經做好了部分准備，而且在應對大數據挑戰上逐步提高了競爭意識。
中國電信很早就已經意識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並於2005年提出了戰略轉型的構想，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應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挑戰。而當前，中國電信已經提出了「智慧城市」發展戰略，其中很重要的技術結合點就是物聯網和大數據。基於以上戰略，中國電信定位成為智能管道的主導者、綜合平台的提供者、內容應用的參與者。而在「流量經營」方面，中國電信從「話務經營」向「流量經營」轉型。結合大數據技術，中國電信也將深入idc服務以及智慧城市建設，並發掘移動互聯與之結合的商機，重塑轉型之路。
中國移動數據部認為，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電信運營商需要轉型，要以開放的姿態獲取更多的合作，而中國移動的閱讀、游戲、動漫、音樂等業務都將通過開放合作的方式來尋求發展。通過開放合作平台，中國移動從「移動通信專家」到「移動信息專家」的策略轉變，就是為順應移動互聯網時代潮流而做出的改變。這一戰略的發展基礎就是中國移動針對大數據和雲計算研究所獲得的應用發展方向。中國移動在大雲1.5平台上部署了分析型paas產品，利用bc-hadoop構建大數據處理平台，同時建設了並行數據挖掘系統（bc-pdm&etl）以及商務智能平台（bi-paas）等大數據應用平台，為將來在大數據應用和服務市場做了充分准備。
中國聯通對大數據的探索源自於2010年中國聯通數據大集中策略的提出。2009年，中國聯通3g業務正式商用，提出「統一品牌、統一業務、統一包裝、統一資費、統一終端政策、統一服務標准」的「六個統一」策略。這意味著中國聯通要走一條數據大集中的路線。2012年底，中國聯通就已經成功將大數據和hadoop技術引入到移動通信用戶上網記錄集中查詢與分析支撐系統。當前，中國聯通已經新增100億投資重慶大數據計劃，顯現了其發展大數據，轉型自身業務的決心。
總體來看，運營商利用大數據來推動業務轉型將是未來電信市場的一個重要方向。電信運營商如果能夠通過技術的進步，不斷釋放其管道中龐大數據的潛在力量，將會成為未來移動互聯時代中最大的贏家。

H. 國家如何推進經濟轉型、產能結構調整治理霧霾問題

一、站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著眼全局

霧霾的成因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大氣污染物來源於我們的經濟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某一個行業、某一個區域的問題，更不是一個單純的專業問題、技術問題。從國家層面來說，治理霧霾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全民和各行各業，需要綜合治理。

在強調科學、綠色、低碳發展的新形勢下，治理霧霾解決大氣污染問題，必須變革目前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樹立起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對生態環境實行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因此，必須站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來認識和治理霧霾。

治理霧霾的根本出路是能源發展轉方式、調結構。一方面要以提高能源效率為主線，鼓勵節約用能，保障合理用能，控制過度用能，限制粗放用能。要下大決心化解產能過剩，加快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支撐作用，轉變能源生產消費方式，控制能源消費總量過快增長。另一方面，要充分認識深化改革是能源科學發展的強大動力，尊重市場規律、加快探索創新，用改革創新解決能源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要強化能源體制機制改革，理順改革總體路徑，找准改革切入點和突破口，不失時機推進能源領域改革。從能源行業角度來說，應該堅持「兩手抓」，一手抓節能降耗、包括霧霾在內的大氣等污染治理，加大工作力度，落實國務院頒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一手抓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著眼全局，確保完成「十二五」生態文明建設各項指標，到2020年初步形成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生態文明。

二、建立長效機制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治理霧霾的艱巨性。「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霧霾是長期積累形成的，驅除霧霾，非一時之效，而更徹底地治理霧霾，需要長期的、戰略性的投入，要打「持久戰」、「攻堅戰」。只有堅定不移地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從源頭治理,建立起治理霧霾的長效機制,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中國存在的大氣污染問題。否則,不管「臨時抱佛腳」的措施有多麼「立竿見影」,從長遠來看,根本保證不了霧霾天氣今後不再重現。筆者認為治理霧霾的長效機制,應該考慮以下四個方面：

（一）政府部門要倡導綠色行政,摒棄唯GDP馬首是瞻的傳統發展思路。

樹立盡量在不破壞原有生態環境的基礎上推進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理念，把環境治理同經濟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同創新驅動發展結合起來，突出抓好重污染城市治理、能源結構調整、機動車污染減排、高污染行業及重點企業治理、冬季採暖期污染管控等重點工作，努力走出一條以治理污染促進科學發展、轉型升級、民生改善，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多贏」的新路子。同時，必須改革領導幹部考核標准，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績考核,糾正部分地方和部分領導幹部的錯誤政績觀。要使政府公務人員再不能靠犧牲環境、人民健康為代價創造的GDP來實現提拔的目的。

（二）從全面科學的頂層設計入手，把治理霧霾納入到法治范疇，發揮法治的規范與引領作用，營造公平的法制環境。只有以法治理念、法治思維、法治手段，凝聚社會共識，形成社會合力，尋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最大的公約數和平衡點，建立健全由政府、科研機構、企業、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包括霧霾在內的大氣污染防治新機制，才是真正治本之策。建議盡快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同時制定並出台《霧霾防治條例》，深入貫徹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三）理順管理體制，提高監管效率。

加強清潔利用監測能力建設，從上到下形成獨立的環境監管、行政執法和環境信息公開、社會監督體系，加強環保責任相關制度建設,破除抵制環保的「地方保護主義」。有關部門應該推動污染源自動監控數據聯網共享，密切跟蹤治理情況，督促各地各部門落實目標責任，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加強清潔利用執法監督，抓好重點耗能單位、重點污染源和治理設施運行監管。提高企業污染物排放的市場准入標准,加大對企業違法排污行為的處罰力度等，解決企業違法排污成本低，守法治污成本高的問題。

（四）必須建立跨行政區域的聯動機制。

「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地區的環境治理問題，不是單個行政區塊的問題，而是整個區域問題。必須建立跨行政區域的聯動機制，追蹤污染空氣的生成和過程，綜合考慮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規劃布局，在目前人口高度集中的條件下，限制機動車的規模和排放，以及做好未來城市（群）的建設規劃等，逐步通過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能源效率提高、環保企業發展和環保設備使用，實現多種污染物排放的治理和消減。

三、加快發展清潔能源

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2013年能源消費了37.6億噸標准煤，可以預見未來能源需求還會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能源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能源行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在我國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中舉足輕重。如何在保證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需求的同時，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和諧發展呢？就是要加快能源結構調整，促進能源綠色發展。

（一）借鑒國際經驗，調整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

有關資料顯示，發達國家霧霾高發時期，無一例外的特徵是煤炭佔一次能源消費比例高；其治理霧霾的經驗也說明，有效治理霧霾需要盡快改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將煤炭佔一次能源消費比例降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我國治理霧霾也必須從調整能源結構入手，逐步改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減少煤炭消費。

但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煤炭作為主體能源的地位難以改變，並仍將繼續承擔保障能源安全穩定供應的重任。

1、從能源安全看，立足國內是我國能源戰略的出發點。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稟賦特點，決定了我國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煤炭作為主體能源的地位難以改變。從資源儲量看，煤炭資源儲量豐富，截至2012年末，全國已查明資源儲量1.42萬億噸，佔一次能源資源總量的94%。2013年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已分別達到58.1%和31.6%。必須有一種穩定、可靠、經濟的能源資源保障國家能源安全。

2、近三年來，煤炭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下降，從2011年的69%到2013年的65.7%。從非化石能源發展看，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受技術、經濟、安全等方面因素制約，未來供應能力仍存在不確定性，短期內難以大規模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為實現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兩個百年」戰略目標，保障國民經濟發展，我國能源需求還將持續增加。據測算，到2020年我國能源需求總量將達到52億噸標准煤，煤炭需求量47億噸，約佔60%。雖然煤炭消費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長期來看，煤炭仍將是我國的主要能源，目前很難判斷煤炭消費峰值何時到來，煤炭仍將承擔保障能源安全穩定供應的重任。

（二）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加快發展清潔能源

盡管這些年我國一直在大力發展清潔能源，但到2013年清潔能源消費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僅為9.8%，距離2015年清潔能源的比重達到11.4%的規劃目標，還有1.6個百分點的距離，也就是說，今年和明年兩年，平均每年必須提高0.8個百分點。到2020年，達到我國政府向國際社會作出的兩項承諾---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的15%左右，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減少40%--45%，任務仍然非常艱巨。必須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加快發展清潔能源。

（三）水電和核電應是加快清潔能源發展的重點

2013年，全國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2.47億千瓦，比上年增長9.25%。全國全口徑發電量達到53474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7.52%。其中水電、核電、並網風電、並網太陽能發電裝機分別達到2.8億千瓦、1461萬千瓦、7548萬千瓦、1479萬千瓦，共計3.85億千瓦，分別佔全國發電裝機的22.45%、1.17%、6.05%、1.19%，清潔能源發電裝機比重達到30.86%；水電、核電、並網風電、並網太陽能發電量分別達到8963、1121、1401、87億千瓦時，分別佔全國發電量的16.76%、2.10%、2.62%、0.16%，清潔能源發電量佔全國發電量的21.64%。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現階段水電和核電是清潔能源中能夠發揮優化能源結構支撐性作用的能源，是加快清潔能源發展的重點。

1、加快推進西南水電基地建設。我國水電資源豐富，具備集中規模開發條件，是供應安全、成本經濟的可再生的的綠色能源，替代煤電的安全性、經濟性和靈活性都很高，需要放在優先開發的戰略位置。要在加強生態保護和做好移民安置工作的前提下，加快核准開工一批大中型水電項目，完善水電相關政策措施，保障水資源充分利用。我國西南地區既是水電資源富集區，也是經濟社會發展較落後地區，推進西南水電基地建設既可以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清潔可再生能源，又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社會實現較快發展。

2、推進沿海核電開發建設，盡快啟動內陸核電站建設。核電是高負荷因子、大功率密集型能源。目前我國核電的發電成本已經低於負荷中心煤電成本，是煤電有經濟競爭力的替代電源，且具有低排放特點，有利於減少環境污染。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發展核電，對保障我國能源電力供應、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關鍵作用。要盡快開工一批核電項目。同時，核電投資要多元化，國家應鼓勵具有實力及相關經驗的大型發電集團參股東部沿海核電開發，培養其核電開發建設與運營管理能力並獲得核電項目開發資質，盡快使大型發電集團具備主要甚至獨立承擔核電開發建設與運營管理能力。盡快啟動內陸核電站建設。（提示：普衛欣美國進口， J@@@@D可找）

3、積極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等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和分布式能源系統。非水可再生能源開發要在充分考慮電力系統消納能力、電價承受能力以及保持國內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條件下積極推進。要積極推進技術較成熟、開發潛力大的風電、太陽能發電和生物質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發展；加快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電建設；提高可再生能源技術研發能力，掌握裝備與運行的核心技術，逐步降低發電成本，提高產業化水平。結合城鄉天然氣管道布局推動分布式冷熱電多聯供發展，提高天然氣利用效率；在有水資源、風資源或太陽能資源地區發展地區鼓勵發展小水電、小型風力發電、太陽能利用等分布式能源系統發展，加快研究應用微網技術。

（四）加快推進電網建設

為促進大型能源基地集約化開發和清潔能源高效利用，必須立足自主創新，加快建設堅強主網架，加快建設跨區域輸電通道，繼續加大投入，加強城鄉配電網建設改造，推動各電壓等級電網和一、二次系統協調發展，不斷提升電網的資源配置能力、安全穩定水平和經濟運行效率。依靠現代信息、通信和控制技術，提高電網智能化水平，適應未來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四、進一步提高煤電的清潔化水平

我國煤炭資源稟賦特徵決定了煤電具有較好的供應安全性和經濟性，在當前煤炭消費總量大，未來還將增加的情況下，必須把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與發展清潔能源統籌規劃，共同推進，才能為建設天藍、地綠、水凈的能源生態文明作出貢獻。

（一）我國燃煤發電的生產情況

2013年，我國燃煤機組裝機容量達到78621萬千瓦，比2012年增長4.86%，佔全國發電裝機的63.03%,佔比降低了2.64個百分點。燃煤發電量達到39474億千瓦時，比2012年增長6.70%,佔全國發電量的73.82%，佔比降低了0.57個百分點。同時,2013年關停小燃煤機組447萬千瓦,30萬千瓦及以上機組容量所佔比例提高1個百分點。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燃煤機組供電標准煤耗321克/千瓦時,比2012年降低4克/千瓦時。上述表明：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內煤電仍是我國的主體電源。

（二）我國燃煤電廠的污染控制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據初步統計分析，截止2013年底，具備脫硫能力的燃煤機組占煤電機組比例接近100%，脫硫設施運行可靠性水平進一步提高；近2億千瓦機組完成煙氣脫硝改造，全國脫硝機組投入容量接近4.3億千瓦,煤電脫硝比例接近55%；煤電機組除塵器加大改造力度，高效電袋除塵器、袋式除塵器的應用比例進一步提高。

由於這些污染控制裝置發揮了巨大的減排的作用，在發電量持續增長、燃煤量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全國燃煤電廠每年煙塵排放總量從1980年的399萬噸，下降至2012年的151萬噸，每千瓦時的煙塵排放量由1980年的16.5克降至2012年的0.4克；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1300萬噸降至2012年的883萬噸，每千瓦時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6.4克下降至2012年的2.26克；每千瓦時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也由2005年的3.6克下降至2012年的2.4克。2013年,雖然煤電發電量同比增長約6.70%,但預計電力行業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將分別下降約6%、7%、12%，排放總量將分別降至約142萬噸、820萬噸、834萬噸，相應的污染物每千瓦時排放績效分別下降約12%、13%、18%。同時，近20多年來除城市供熱電廠外，絕大部分純發電電廠建設在我國西部、北部地區或對環境影響相對較小的地方。當然，燃煤電廠繼續減排的空間也在縮小。

在我國新環境空氣質量標准修改以來，以減少PM2.5排放為目的的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標准和各種環保要求下，新一輪的電廠污染控制的技術改造正在進行。據了解，2013年浙能集團在全國率先啟動了「燃煤機組煙氣超低排放」項目建設，採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除塵技術--濕式電除塵技術，該項目實施後使燃煤機組的排放可達到天然氣機組的排放標准，將大幅度降低PM2.5等物質的含量。從上所述，由於發電行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控制技術成熟，單位燃煤的污染物排放強度較低，燃煤電廠對環境的影響不斷減少。

總之，要高度重視煤電的清潔高效利用，要把進一步推動煤電的清潔高效利用與發展清潔能源發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三）提高發電用煤佔比，有利於我國大氣污染防治

實踐表明，煤炭利用的清潔化關鍵是提高煤炭的集中利用程度，減少其在終端分散利用的比例。讓煤炭更集中在發電等減排優勢明顯的領域，實現集中應用，集中治理，同時，盡可能地減少終端分散利用的煤炭。這樣，能有效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這是一個國際大趨勢，據浙江大學資料介紹，2012年，我國電力行業消費煤炭占煤炭消費總量的52.8%。同一時期，美國、德國的發電用煤佔比分別高達93.3%、83.9%。說明我國發電用煤佔比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進一步提高我國發電用煤佔比，將更加有利於我國大氣污染防治。

（四）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一步提高燃煤發電的清潔化水平

建議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勵發電企業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一步提高燃煤發電的清潔化水平。在存量方面，發電企業要像浙能集團那樣，積極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對運營機組進行升級改造，使燃煤機組達到天然氣機組的排放標准，大幅度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這對我國在天然氣資源少、價格高的條件下，優化發展煤電有重要意義；在增量方面，要優化煤電布局，加快西部、北部煤炭基地煤電一體化開發，推進輸煤輸電並舉。在供熱負荷落實地區，優先發展熱電聯產。發電企業要像華能集團那樣，在新建項目中研究創新清潔發電技術，建設大容量高參數煤電機組和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機組、循環流化床機組，進一步降低污染排放。

五、重視對非電用煤行業和散煤用戶的減排治理

（一）燃煤及污染排放的簡略分析

有關研究資料表明：我國燃煤的比例大體上是發電佔50%多一點，工業窯爐佔25%左右，中小型鍋爐佔25%左右。燃煤造成的煙塵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大體上佔全國的70%左右，工業窯爐的排放大體上占其中的25%，燃煤發電僅占其中的15%左右，其餘的主要是中小型燃煤鍋爐的排放。也就是說，占煤炭消費25%左右的中小型燃煤鍋爐排放的各種污染物，佔全部煤炭污染物排放的60%以上。因此，降低燃煤消費和減少污染，要避免「鞭打快牛」之嫌，而要狠抓非電用煤行業和散煤用戶的減排治理。

（二）加強對非電用煤行業的減排控制和改造

國家對發電行業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標准最為嚴格，取得的效果也最顯著，這為鋼鐵、水泥、化工等重點用煤行業的污染物排放標准制定提供了先行經驗。同時，要像對發電行業那樣，加強對非電用煤行業的減排監管，加快脫硫、脫硝、除塵改造工程建設。實施鋼鐵燒結煙氣脫硫脫硝，有色金屬行業冶煉煙氣中二氧化硫含量高的冶煉設施安裝硫回收裝置。大幅提高焦化行業煉焦爐荒煤氣硫化氫脫除效率。水泥行業要實施新型干法窯降氮脫硝，實施煙氣脫硫改造。燃煤鍋爐和工業窯爐現有除塵設施要實施升級改造。加快採用高效低污染煤粉鍋爐替代現有低效高污染中小型鍋爐。

（三）加強對散煤用戶的減排控制和改造

我國冬季需要採暖的人口超過7億，其中至少有2億人相對分散居住，中國能源結構和經濟發展等現實情況決定了燃煤中小型鍋爐和部分居民用煤將長期存在。由於中小型燃煤鍋爐大多缺乏專業管理，存在設備和系統設計不科學、運行情況復雜而不穩定、環保設施不完善或建設滯後，加之燃煤混亂多變以及政府監管不到位，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等原因，使得其高污染、低效率和安全隱患問題十分嚴重，所以控制中小型燃煤鍋爐各類污染物的排放是當務之急。

建議國家對散煤用戶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其存在的原因、改造的成本和替代的方法；研究制定中小企業、居民盡快用上清潔能源及天然氣、以電代煤的支持政策以及政府加強監管的措施。

I. 鄉鎮如何運用塊數據推動社會治理轉型升級

總體來看，我國社會大局穩定，但面臨的挑戰絕不容忽視：從國內看，改革進入攻堅階段觸及深層利益矛盾，收入、城鄉、區域差距引發部分社會成員心理失衡，民主意識增強、思想觀念多樣化對社會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極端氣候和自然災害頻發嚴重影響公共安全，互聯網迅猛發展深刻改變當今社會；從國際看，世界格局日益復雜，國際思潮相互激盪，西方敵對勢力抓緊進行意識形態滲透。面對這些挑戰，許多地方依然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權宜性」、「運動式」社會治理方式。要麼以「右」的心態習慣於「花錢買平安」，「以妥協求和諧」，陷入「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誤區；要麼以「左」的心態將維權與維穩對立起來，把群眾利益訴求意識形態化，處置方法簡單粗暴，導致警民對立、干群對立，造成仇警心態、仇官心態，產生 「抗生素效應」。上述治理方式亟需轉型升級，轉型升級的關鍵就是創新社會治理機制。
創新社會治理機制包括創新社會管理機制、完善社會自治機制、夯實社會基礎工作三個方面。社會管理注重自上而下、以權力為主導，重在「有為而治」；社會自治注重自下而上、以權利為主導，重在「無為而治」。二者交織融合、各有側重，共同立於社會基礎之上。如果把社會看作一棵「社會樹」，則社會管理是「枝葉」，社會自治是 「樹干」，社會基礎是 「根基」，人民幸福是盛開的「花朵」。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是在黨的領導下和法的基礎上、社會管理與社會自治有機統一、和諧運行，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與創造力，增強社會凝聚力與親和力。社會治理的最終狀態是「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馬克思）。

創新社會治理機制的關鍵是：一是社會治理保健化，切實把群眾合法權益維護好、保障好、發展好，最大限度地預防社會問題和公共危機的產生；二是社會治理法治化，強化政府作為規則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調節和仲裁者的角色，強化和完善解決社會矛盾和和公共危機的法治機制；三是社會治理系統化，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理模式，把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看待，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體系；四是社會治理社會化，整合社會資源，動員社會力量，提高社會自治、自助、自理能力；保障民權、發展民主、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建設「和諧社會」、 「活力社會」。五是社會治理信息化是指要注重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尤其是信息化手段加強創新社會管理，積極提高社會管理信息化水平，形成全面覆蓋、聯通共享、動態跟蹤、功能齊全的社會治理信息系統，提高社會治理系統效能。
一、創新社會管理機制
人的健康，一靠無病預防；二靠有病治療。社會管理也是如此，只不過社會還要從個體和群體這兩個不同的層面去分析。如上圖所示，創新社會管理機制的主要任務是著力從社會個體和公共群體兩個層面以及和諧保健、矛盾化解兩個環節，構建相互支持的有機體系，防範化解社會問題，科學處置公共危機。
（一）社會保健預防機制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出現或趨向嚴重之前的保健預防，不但能大大降低社會管理成本，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最終成敗。
1、社會個體保健機制。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問題是提高群眾幸福感、滿意度。當前提高群眾幸福感的關鍵是科學地解決群眾住房、養老、醫療、教育、交通、環保、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建立適應市場機制的以保障創業就業為基礎，以解決基本需求為目標的保健預防機制。即：促進創業就業以增加個人收入，以個人收入作為「社會保障之繩」，由政府主導為其編織「社會保障之網」並負責修補漏洞，從而實現以自我保障為基礎，政府救助為托底，慈善幫扶為輔助的自助、家助、互助、共助、公助相互配合的社會保健機制。具體說來：（1）實施素質教育，提升就業能力。教育是促進創業就業的第一推動力。從教育的內涵上看，重點要提高社會個體的道德品質、法制素質和創新創造能力、創業就業能力；從教育的外延上看，重點要優化配置教育資源，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促進義務教育均衡化。（2）促進創業就業，創造社會價值。政府的職責是創造更多的創業就業機會；建立「五個機制」（促進就業、預防失業、以創業帶動就業三位一體的就業保障機制，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勞資政三方協商機制，最低保障標准與最低工資標准正常增長長效機制）；為有部分勞動能力的困難群體購買並提供公益崗位和就業崗位補貼，最大限度地使有勞動能力的人都能就業。（3）合理分配財富，完善利益格局。初次分配：著力提高就業者的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國勞動者報酬僅佔GDP40%，美國為60%）。二次分配：改「個人收入所得稅」為「個人財富增加所得稅」；遏制「三公」消費、隱性福利、灰色收入、壟斷利潤（此四項放大貧富差距1-2倍）。三次分配：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及國企利潤全民共享機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紅制度；降低通訊、物流等社會運作成本；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增強「財富國防意識」，防止各種形式「財富外逃」。（4）科學設計「社會保障網」。總的說來，創業就業等所帶來的個人財富是實現社會個體保障的基礎，個人財富既要考慮解決個人當前消費需要，又要兼顧其未來保障的需要，因此必須以政府為主導，根據個人財富的不同，合理設定一定比例，定期拿出一部分，用人單位相應出資一部分，再加上政府補助一部分，為個人設立一個保障總賬戶。此總賬戶再細分為住房賬戶、醫療賬戶、養老賬戶等，用以分別解決相應問題。當然，這些是基礎，具體問題還需具體分析。比如住房問題，當前迫切需要在「三個環節」加強引導調控：在供應環節上，切實轉變 「土地財政」觀念，保證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的提供；擴大廉租房、經適房、限價房、公租房等覆蓋面；加快城鄉危舊房改造。在流通環節上，逐步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調控的局面。在消費環節上，提倡住房「梯級消費」，鼓勵先租後買、先小後大、先舊後新。再比如養老問題，主要靠養老賬戶解決，政府重點考慮三點：一是建立個人養老金防通脹長效機制。二是政府要提供一定的 「社會福利餡餅」，但要避免掉進「社會福利陷阱」。不合理的福利容易「養懶罰勤」，抑制就業動機。更重要的是，福利制度服從於慣性機制，易升難降，經濟高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進入平穩期，而一旦形成巨大的福利負擔，政府既無法長期負擔，又不能減少福利，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如希臘、愛爾蘭的財政危機）。因此，有勞動能力者的社會保障應主要依靠自己的有效勞動來實現。三是對喪失勞動能力者提供社會救助。
2、公共危機預防體系。相對於社會個體矛盾，公共危機危害的對象具有群體性，構成了社會管理必須面對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公共危機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突發社會安全事件、經濟危機等，極大地影響和諧社會建設和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公共危機預防體系建設有兩個方面。（1）硬體建設：一是構建現代化防災減災體系。二是構建現代化能源保障體系。按照戰略儲備、應急儲備、物價調控儲備三個等級，科學儲備戰略資源。三是構建現代化環保生態體系。（2）軟體建設：法制建設。針對各類公共危機，出台和完善相關法律，依靠法盡量減少事故和災難的發生。體制建設。建設統一高效的公共危機應對指揮系統、組織機構、職能設置，尤其重視建立健全領導體制和社會動員體制，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力量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作用。機制建設。一是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針對各類突發事件建立長效預防機制：建設安全文化、加強安全法制、落實安全責任、創新安全科技、加大安全投入。二是建立應急臨戰准備制度（應急人財物、應急技術、應急宣傳、應急演習等准備），提高預案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加強預案演練。三是加強全民風險防範和應急處突能力建設。
（二）社會問題化解機制
預防無法解決所有矛盾問題，社會管理的另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矛盾化解機制。其關鍵在於：強化和完善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法治機制，防止「信」訪替代「信」法，防止「運動式治理」體制化替代法治化。法治化要求法律至上，體制化要求權力至上；法治化相信化解社會矛盾需要全社會參與，體制化必然導致過度行政。
1、社會個體的矛盾化解機制。一是針對普通的社會個體，建立健全矛盾糾紛的發現、調解、仲裁、復議、訴訟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的矛盾化解機制，盡可能緩解信訪渠道，將矛盾糾紛引流至調解、仲裁、復議、訴訟的法治化渠道去解決；二是針對違法犯罪分子，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1）發現機制。對於已經客觀存在的矛盾，如同對待身體已經客觀存在的疾病一樣，要立足於「早發現，早治療」，而不是諱醫忌疾，養癰遺患。發現矛盾和問題的，一靠主動接訪，二靠調研排查。第一、主動接訪。分為大接訪和常接訪。領導大接訪解決信訪存量，領導常接訪解決信訪增量，兩者共同拉近與群眾的時空距離和心理距離。心理距離是指在信訪過程中，通過政策普及、問題化解和情緒安撫以進一步密切黨群關系。要像重視招商引資工作一樣，設立「網上信訪大廳」和 「綜合信訪大廳」，為信訪人提供一條龍服務、一站式辦理的「綠色通道」。當前，在信訪過程中還尤其要注重依法治理的問題：一是對下一級政府不作為或亂作為而引發越級上訪，要加重處罰、嚴懲不貸，大幅減少因基層政府失職瀆職或缺位越位所引發的信訪問題；二是堅決把無理鬧訪者拉進法治軌道，推動依法有序理性表達訴求。第二、調研排查。主動針對社會管理中的熱點、重點和難點問題，進行經常性的分析排查，建立矛盾糾紛滾動排查機制。著重加強對重點地區、重點工程、特殊群體、敏感時期的排查。（2）調解機制。全面堅持「調解優先原則」，通過健全人民調解、社團調解、仲裁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橫向調解網路和市、區、鎮、社區、村與樓門院（小組）縱向調解網路，注重營造多渠道的矛盾糾紛調處新機制，著力減少社會對抗。（3）仲裁機制。調解無效的矛盾糾紛，依法「引流」至仲裁、復議渠道解決。要以制度建設為重點，促進仲裁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發展，提高仲裁效率，降低起訴率。（4）復議機制。在國外，往往呈現「小信訪、中訴訟、大復議」的格局，而我國行政復議還是偏低，遠沒有發揮解決行政糾紛的主渠道作用。（5）訴訟機制。訴訟是解決矛盾糾紛的「終點站」。要通過推動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進一步樹立司法權威。切實緩解「執行難」、「申訴難」、「打官司難」等問題。（6）防控體系。在防控對象上，加強對重點人員、重點時段、重點場所的管理，推動高危人群管理以及境外NGO、虛擬社會綜合防控。在防控方式上，一是立足信息綜合開發應用，在信息主導打防方面實現新突破，加快開發「治安信息綜合平台」；二是立足精確打擊犯罪，在打擊效率和質量方面實現新突破；三是立足動態防控，在擠壓犯罪空間方面實現新突破，加強對各種復雜警情的應變和警力調度能力。在防控組織建設上，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深入推進社區警務，啟動社區警務「平衡記分卡」考核機制。
2、公共危機的應對化解機制。（1）危機預警機制。危機預警機制是解決公共危機的第一道防線，包括危機預警的信息收集系統、監測系統、咨詢系統等等。當前尤其要重視運用信息技術建立危機爆發前的知識系統、信息系統和分析評估系統，以實現科學預警。（2）危機決策機制。在公共危機管理中，需要遵循一些不同於常態決策的原則和程序，需要建立特定的危機決策機制，需要遵循權力集中原則、結果優先原則和風險原則等。（3）應急處置機制。一是先期緊急處置，包括危機信息分類、分級緊急匯報、事態控制、先期應急救援等；二是全面啟動應急處置網路系統；三是因時、因地、因人科學採取一系列處置措施，保障安全，穩定大局。 （4）輿論引導機制。建立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新聞分類分級制度、媒體紀律約束制度、新聞發布制度、輿情跟蹤研判互動制度、網路信息安全制度。（5）恢復重建機制。一是危機後的恢復和重建，包括物質恢復、組織恢復、機制恢復、心理恢復；二是事故調查，重點是調查危機發生的主客觀因素、危機處置的成效等等；三是問責；四是後遺症處理。（6）評估提升機制。主要是危機影響評估、危機管理能力評估、危機管理效果評估等。以推動危機應對的科技進步和法律、制度完善，針對社會深層矛盾進一步加強民主法制建設。
二、完善社會自治機制
社會管理機制主要在於解決矛盾糾紛、處置公共危機、保障社會正常運轉，而要進一步激發社會活力、創造力，增強社會凝聚力、親和力，還需要創新社會自治機制。社會自治是人民當家作主、保障民權、發展民主、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社會責任感、調動公民積極性、激發社會活力的需求。社會自治橫向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城鄉社區自治、社會組織自治等；縱向包括：個人自由、家庭自主、社區自治等。
（一）社區自治機制。1、社區建設。構建新型城鄉社區自治模式，深入開展「三項民主實踐」：以居（村）民會議、議事協商、民主聽證為主要形式的民主決策實踐，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實踐，以居（村）務公開、民主評議為主要內容的民主監督實踐，推進基層自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提高社會自治水平，推動公民社會發展。2、社工隊伍。探索建立社會工作人才培養、評價、激勵機制，形成專業社工制度助推現代社會。3、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在公共管理與服務中的積極作用，發揮其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彈性作用。
（二）社會動員機制。1、社會力量整合機制。綜合運用無形之手（市場）、有形之手（政府）、隱形之手（社會），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社會人、財、物力，形成強大合力。依法有序發揮NGO、大眾傳媒等在公民社會中的動員作用，推動社會建設。2、社會主體激勵機制。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國家榮譽制度、博愛慈善文化等形成物質、精神雙重激勵機制，最大限度地增強公民主體意識、調動公民積極性、提高社會責任感，最大限度地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凝聚民心，讓全社會迸發的活力成為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最強大力量。
（三）社會互信機制。1、建設誠信政府。一是健全行政問責制，強化責任追究，樹立責任政府觀念，重點健全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二是政府公布的信息應當具有公信力，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樹立誠信政府理念。2、構建社會個體綜合信息平台。社會成員的個人信息不確定性，大大提高了社會治理總的信息成本。身份證弄虛作假、個人財產和誠信情況模糊不清等，這些使得社會保障具體措施的實效大打折扣，對實施有效社會治理造成嚴重障礙。如同醫生治病，如果所掌握的患者生理指標的數據是錯誤的，就無法做到對症下葯、有的放矢，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3、建立企業社會信用制度。經濟領域頻繁出現的假冒偽劣、商業欺詐等現象嚴重社會治理的成效，其核心問題就是企業社會信用的缺失。現代市場經濟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信用經濟，信用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之一。當前企業信用缺失成為經濟領域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造成市場經濟秩序不規范的深層次原因之一，為此，必須著力引導和建立企業對社會負責任的信用制度，努力抓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探索建立企業信用長效機制。依據有關法律法規，記錄違法違規企業和個人的行為，建立信用檔案和市場監管信息的共享機制，依法向社會公布失信企業「黑名單」，建立跨地區、跨部門和跨行業的反商業欺詐信息共享、預警監管、執法協調和社會聯防體系，從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方面遏制企業信用缺失的泛濫，從根本上鏟除企業信用缺失的土壤。二是積極推進「名牌戰略」工程。引導和支持各類企業以培育名牌、爭創名牌，以名牌產品樹立企業的社會信用形象。對獲得中國名牌產品、中國馳名商標、省名牌產品、省著名商標、綠色食品企業給予獎勵，加大對重點企業技術進步的扶持力度，鼓勵企業形成自主知識產權。通過各種宣傳，提升名牌產品名牌企業的社會信用度，使群眾認可誠信守法的品牌企業，從市場佔有率上打壓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的市場空間。三是要加快食品安全信用體系建設。加快建立農產品質量溯源標識系統；積極籌建食品安全質量實時監控中心，對生產、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食品安全狀況進行實時監控和安全預警；依法建立食品安全信用發布制度，統一發布食品安全信息；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生產經營企業和政府檢測監管兩類信用檔案。逐步形成「守信」褒揚，「失信」受懲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營造良好的食品安全信用氛圍。四是推動「誠信興商」創建活動。五是加強行業協會建設。推動建立行業協會和民間自我管理組織，引導其朝著自主辦會、自我管理與自我約束的方向發展，提高行業自律水平，依靠行業的力量遏制企業信用缺失行為。六是要建設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台帳、索證索票的溯源制度。4、完善政、群雙向信息互動機制。既要建立規范的信息公開制度，拓寬民意渠道，健全公眾參與制度，加強新聞輿論監督，推行網路議政、問政、參政；又要不斷完善重大事項調查研究制度、專家咨詢制度、公示制度。
三、夯實社會基礎工作
「社會樹」的枝繁葉茂、碩果累累，必須要有扎實的根基。社會基礎工作，從根本上講，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全面推進「五大建設」；從社會治理本身講，主要是：
（一）科學規劃。包括土地、人口、產業、基本公共服務等規劃。合理安排「居住、產業、交通及公共設施、休閑」四大項目之間的用地比例以及「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生態保護」四類主體功能區規劃，加強生態屏障建設，引導產業科學布局，控制人口總量，優化人口結構，為社會有序運行提供科學合理的空間、人口、產業布局，這是從源頭上化解社會問題、支撐社會發展的客觀基礎。
（二）法治建設。法治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和靈魂，無論社會管理還是社會自治都必須依法進行。當前，法治受到來自權力、金錢、人情、關系、非理性社會情緒等的扭曲、稀釋、通融、異化，使法治權威和憲法至上大打折扣。要維護法的統一、尊嚴、權威，強化社會運行基礎規則，牢固樹立規則意識。
（三）道德教化。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社會治理的基礎。要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注重發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思想教育和優秀傳統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既要反對封建思想糟粕沉渣泛起，又要大力弘揚中華傳統美德，旗幟鮮明地反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堅決抵制西方文化中的反社會、反倫理、反道德思潮，反對以追求極端個性為理由而喪失人性，反對以追求無限自由為理由而喪失自我。1、促進自我和諧。廣泛開展個人心理健康知識的宣傳，針對不同情況開展疏導、幫助、教育，盡可能避免出現極端心態。2、促進家庭和諧。家庭是個人與社會之間重要環節，家和萬事興，家和國太平。重視「單親家庭後遺症」，強化新時期家庭文化建設，剔除封建家長作風和傳統家庭思想觀念中的糟粕，崇尚人性、人道、人倫之本和孝悌之道。3、促進網上和諧。推行網路實名制，強化網路運營商責任，完善網路監管制度，積極引導網上思潮和網上輿論。當前，一些網站已成為叫囂不良情緒、宣揚「三俗」之風的主陣地，成為引發社會問題、放大社會矛盾的發酵粉和助推器，我們要主動利用互聯網這個平台宣傳先進文化，播撒傳統美德，了解社情民意，理順社會情緒。

J. 公共治理之於政府轉型的目標訴求

摘要：中國正在發生從舊到新的治理轉型，治理轉型實際上是一場全球性變革運動。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公共治理轉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全球治理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理論和實踐模式，為中國探索和建立更為有效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實現公共治理向「良好治理」方向的轉型提供了某些啟示。
關鍵詞：治理；轉型；全球變革
改革開放30年來，快速推進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僅引起了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也使政府的管理從理念、制度到結構和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出現了中國治理從舊到新的轉型。走向新的治理是當代各國公共治理轉型的必然結果，治理轉型作為公共治理領域發生的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過程，是一場由多種因素引起的全球性運動。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公共管理領域圍繞著加強政府能力和滿足公民意願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球性改革運動，其結果是公共管理發生了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轉型。探索更為有效的公共事務的「治理」模式，也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學研究的核心論域。這種探索將為中國的公共管理研究和正在發生的公共治理轉型提供某種可資借鑒的經驗和理論。
一、背景：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與治理轉型
在14世紀末就開始使用的「治理」，是與統治( government) 、管理(management)等政府活動聯系在一起，主要用於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政治活動和管理活動。而今天，越來越多的公共管理研究者開始認同關於「治理」概念的新解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的過程。這一定義主要是在「公共治理」的意義上使用的。它意味著： ( 1 )治理或者說公共治理與政府管理不同，主體並不是惟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種公共和私人的機構； ( 2 )治理權威的運用並不像政府管理那樣，採用單一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行政命令，而是上下互動、相互協商、彼此合作的方式； ( 3 )治理是對公共事務的網路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也是多元的，但最終的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
傳統治理受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挑戰，從而向現代「新」治理轉型，在西方國家是很早就發生的事。但治理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且有其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興起。當代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發端於西方國家，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進入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之所以首先掀起公共管理改革，源於兩個基本原因：越來越大的財政壓力和公民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普遍不滿。而改革的目的就在於「在公共支出中形成節余(經濟) ，改進公共服務的質量，使政府的運作更有效率，增加使選用和實施的政策變得有效的機會」。為實現這樣的目標，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 1)社會、市場管理與政府職能的優化； ( 2)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 ( 3 )政府內部的管理體制改革。
在20多年的公共管理改革過程中，西方各國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新模式。按照澳大利亞學者歐文·休斯的說法， 20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公共部門的管理方式已發生了變化，以官僚制為基礎的傳統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轉變為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盡管這種模式有各種各樣的名稱，如「新公共管理」、「管理主義」、「企業化政府」、「後官僚體制模式」等，但它們都表示同一種現象，即傳統的官僚制已被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模式所取代。
盡管對當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運動中出現的「新公共管理」模式還很難作出恰當的界定和全面的評價，但它意味著當代西方公共管理特別是政府管理的深刻變化，意味著公共治理的轉型，意味著傳統公共治理模式至少在西方國家的終結。而現代公共治理的發展，正如萊恩所言： 20世紀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的變化使傳統的國家治理方式成為過時的東西，「新公共管理(NPM)是有關公共部門治理方式最新的理論範式變化」 。事實上，新公共管理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公共管理理論範式的變化，也是實踐模式的革命。按照萊恩的說法，傳統的公共治理強調政治，強調公共管理與私人部門管理之間的區別，而在現代的公共治理中，公共部門的目標實現原則上與私人部門的目標實現沒有任何差異，都是通過契約制度，而契約中的提供者既可能是公共組織， 也可能是私人組織。
公共管理改革是全球性的，它在英國(開始於1979年撒切爾夫人登上首相寶座) 、美國(開始於1980年裡根當選總統) 、澳大利亞(開始於1983年) 、加拿大(開始於1984年馬爾羅尼總理執政) 、紐西蘭(開始於1984年)等一些西方國家首先發生後， 迅即席捲全球。無論是正處於經濟轉型的原蘇聯東歐國家，還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處在現代化較低發展階段的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大批發展中國家，都捲入了這場改革運動。雖然各國進行公共管理改革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有的是因為經濟危機或預算赤字如英國、美國、紐西蘭等，有的是由於經濟危機伴隨政治領導變革如日本、韓國、烏干達等，有的是期望達到歐盟要求的標准如匈牙利、希臘等，有的是期望達到國家開發組織要求的標准如馬爾地夫、肯亞、烏克蘭等，有的是因為民主轉型如喬治亞、尚比亞、南非、俄羅斯等，有的是期望效率更高如瑞士等， 所擁有的傳統公共管理模式的具體特徵也很不相同，有如彼得斯所說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拿破崙模式、日耳曼模式、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伊斯蘭模式、儒家模式、發展中國家的行政模式等七大模式， 但改革的總方向和主要措施是趨於一致的，正如卡馬克對世界123 個國家的調查所顯示的：「各國的改革努力有非常相像之處」，換言之，「各國的改革運動存在全球仿效的特徵」。不能否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現也是全球性的。如果說20世紀初開始，世界各國政府普遍按照馬克斯·韋伯的官僚體制原則建立其公共治理模式，那麼20世紀末發生的全球公共管理改革，就意味著各國在爭相超越20世紀的官僚制模式，走向21世紀公共治理新境界。
二、社會轉型與治理轉型
當代公共治理的轉型表面上看是公共管理改革的產物，本質上則是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結果。傳統的治理模式是一種與工業社會、工業經濟時代的公共管理相適應的實踐模式，當人類社會由工業化社會向信息社會或後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候，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必然會顯得越來越不適應，人類必須尋求一種與新的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相適應的公共治理模式。
轉型是事物從一種運動型式向另一種運動型式轉變的過渡過程。社會從一種類型向另一種類型轉變的過渡過程， 就稱為社會轉型。社會轉型是社會的「整體性發展，也是一種特殊的結構性變動」， 其主體是社會結構， 其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各個方面，因而它也是許多學科關注的論域。社會學非常重視對社會結構轉型的研究，經濟學學科群中甚至產生了一門被普遍認可的有明確含義的稱為「轉軌經濟學」的學科，專門研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和規律。轉軌經濟學一般都關注影響轉軌進程的經濟因素，而沒有對轉軌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即「政府的轉軌」給予足夠重視。 政府轉軌、治理轉型是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伴生物或者說是其必要的組成部分，應當是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予以足夠關注的學術領域。
所謂治理轉型是公共治理領域發生的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過程。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治理轉型並不是什麼新事物。19世紀，西方國家工業化民主體制追求的是政府目標極少的「小政府模式」，而到19 世紀末，原有的那種中央權威極弱的「小政府模式」被徹底打破，因為這種政府已經無法應對工業化民主體制中出現的許多現實問題：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城市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整個新興產業正在孕育。這些新的現象引發了許多新的需求：大型運輸系統、鐵路和橋梁，大型的城市排水和供水系統以及普及教育的體制。
在原有政府模式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的時候，創造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替代舊的小政府模式，也就成為必然。簡言之， 20世紀初韋伯式官僚制模式在西方國家的確立，是公共治理的一次重大轉型。
官僚制是適應工業社會的公共管理模式，20世紀初，西方國家政府部門對官僚制的引入使公平行政和效率行政得以實現，並使組織結構優化，層級節制的組織結構使得官員和機構都必須接受嚴格的監督，這客觀上加強了對腐敗行為的控制。在專業化方面，曾經一度由專業人員完整從事的工作被分割成了若干細小的部分，更趨近一個無縫隙的政府。而官僚組織的指揮系統大多採用統一命令的方式，信息上下雙向傳輸快捷，有利於實現政府組織的充分整合。它與早期的治理模式相比是一種進步。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官僚制的優點開始逐漸蛻變成了缺點：本位行政、低效行政和組織整合失靈， 官僚制開始受到懷疑，被宣布為一種過了時的治理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人類社會發展具有了怎樣新的特點？ 公共治理為什麼必須發生新的轉型？
首先，就西方社會來說，後工業社會(或者說知識社會、信息社會)已經來臨。這一新類型社會的基本特徵是： ( 1)服務性經濟取代了製造業經濟，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如貿易、金融、運輸、保健、娛樂、研究、教育和管理； (2)專業與技術人員階層處於主導地位； ( 3)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 4)對技術的發展進行規劃和控制，技術鑒定是可能的； (5)資訊理論、控制論、決策論、博弈論、效用論、線性規劃、計算機技術等新的「智能技術」成為制定決策的工具。其次，公共管理自身出現了危機。對政府和官僚的不信任在像美國這樣具有個人主義傳統的國家，可以說由來已久。美國人對他們的政府有兩種看法，認為他們有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但政客是腐敗的，政府的計劃是處理不當的。今天的美國公眾越來越普遍的看法是政府製造的問題比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政府的政策與計劃不僅沒有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益處，反而還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愈益顯得無能的政府導致了公共管理領域的危機。 作為傳統治理基礎的官僚製成為一種過時、僵化和無效率的公共管理體制模式，有如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所說：工業時代發展起來的官僚體制，專注於各種規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已不能有效運轉；它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它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90 年代已不能有效地運轉了。在政府越來越無能、低效的時候，私人部門卻顯得很有效率，各種稱為「第三部門」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在蓬勃興起、不斷壯大，並對社會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承擔著許多在其他國家由政府機構來發揮的功能。危機的出現預示著「作為一種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傳統的治理已經死亡」， 新的比傳統治理更具現實性和生命力的治理模式即將來臨。
三、走向良好治理： 21世紀的公共治理
「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是治理得以復興的重要原因，而治理也可能失效。在當代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成效愈來愈依靠政府與公民、社會、企業之間相互影響和良性互動， 即「良好的治理」(或稱「善治」) 。良治或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
新的治理並沒有統一的模式，走向「良好治理」是治理轉型的惟一選擇，是21世紀公共治理所應追求的目標。21 世紀的公共治理會呈現怎樣的新景象？ 當代美國公共管理學界一位多產的學者唐納德·凱特預言， 21世紀的公共治理必須有效解決公共治理中的諸多關鍵性問題和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源源不斷的新問題，主要是： ( 1)向公眾提供更多的非傳統、非政府的服務。(2)更多的公共治理的權力分散到政府機構的較低層次，權力下放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內容。( 3)服務協調的負擔增加。過去以代理為基礎的改革的一個主要副作用是政府提供的服務支離破碎、不成體系。21世紀的公共治理要求加強政府組織的能力，特別是與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合作能力，從而使得政府和它提供的服務對市民來說更完美、更透明。(4)加強公共治理中的國際合作。成長中的全球化對21世紀的公共治理發生著更為重大的影響，它使公共治理確立這樣的原則：國家政府擁有自己的主權，但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需要與國際組織和其他主權國家協商，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歐洲聯盟等國際組織必須小心地定義自身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的新角色，並為更有效地扮演這樣的角色提升能力。(5)國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扮演新角色，並需要有新能力。權力下放和國際合作使公共治理中更多的政策性問題被移交給地方政府和國際性組織去解決了，在21世紀的公共治理中，政府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它需要重點解決至少五個核心問題：一般防務和引領對外政策等作為國家主權識別性的基本職能、重新分配收入(這是低層次的政府不可能充分運作的) 、收集數據和推動信息流通、建立不同的政府職能部門與市民社會之間新的密切聯系合作的橋梁以確保公共服務的高效率、進行公眾需要的應付各種公共問題的戰略思考。
歐文·E·休斯預言，與20 世紀相比， 21世紀的公共治理可能會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徵：(1)由於更為注意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界限及改進二者之間的關系，公共服務將具有更多的市場導向性； ( 2)未來的行政將更有彈性； (3)政治性可能會增強，公共治理是政治過程的一部分； (4)行政也可能有更多的參與性；(5)公務員現在比以往能力更強，這種情況還將繼續下去。
四、當代中國：轉軌國家的治理轉型
治理轉型並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20 世紀的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波及到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從而也使當代中國的公共管理發生了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轉型。當代中國公共管理改革的發生及其引起的治理轉型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西方治理轉型向全球擴散和示範的結果，它有自身獨特的背景和動力。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快速轉型時期，進入「轉軌國家」的行列。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公共管理的主要特點和弊端是： ( 1 )全能政府。政府在整個社會中扮演著一個高度集中化的資源配置者角色，壟斷了社會的所有資源，無所不包，無所不攬，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被排斥在外。(2)管制型、人治型、封閉式行政。全能政府在體制上的政府本位和官本位，使其在運行方式上主要通過內部會議、內部文件等進行封閉式管理，「紅頭文件」、領導批示而不是法律法規成為主要甚至惟一的行政管理依據。其突出弊端是政府權力很少受到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制約，也沒有明確的責任機制，各部門間職能交叉重疊。
1978年開始的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同時帶來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動，引起了公共治理的轉型。這種轉型主要表現在： ( 1)政府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府的主要職能已不再集中在過去的政治統治或政治領導上面，而且放鬆了對經濟領域的過度干預和嚴格控制，並逐步轉向社會的公共管理； (2)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呈現一種新型關系。民間組織的數量越來越多，在提供各類公共商品以及從事公益事業和公共服務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並且承擔了一部分原來由政府承擔的職能； ( 3)政府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法律在各個領域開始發揮作用，依法行政成為政府運作的基本要求；(4)政府的權力開始逐步下放，作為政府補充物的「單位」在基層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也大為弱化，而社區的作用、社會的作用增大，福利單位化也被逐步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所替代； (5)職業化的公務員制度開始建立並得到逐步發展，專家和公眾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專家咨詢制度、公民參與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會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制度開始建立。
人類社會每前進一步，都會向治理提出新的要求，都會推動治理除舊布新。治理轉型的動力，是推動治理更新形態、與社會發展進程相協調的方向變化的各種力量的合力。這種合力來自於治理本身和治理所處環境兩方面的變化，即治理轉型的動力由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兩部分構成。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客座高級研究員唐納德·凱特在解釋何以有眾多國家在幾乎相同的時間里捲入全球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積極尋求相同的改革目標這一事實發生的原因時，指出有四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力量在其中發揮著作用：政治的力量、社會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卡馬克認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動力在於全球經濟競爭、民主化、信息革命和政府自身的績效赤字。 這都包括了對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的分析。
治理轉型的外部動力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人口和文化等多種動力。當代中國治理轉型的動力最重要的來自經濟體制的變化。我國在實現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經濟領域的許多變化最終都反映到公共治理的結構和方式上。社會發展同樣是推動治理轉型的重要力量。已經發生的中國治理轉型的歷程，表明了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轉型對治理轉型的推動作用。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如社會治安問題、就業問題、污染問題、社會不公問題等等，不僅沒有減輕，有些還有加劇的趨勢。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呼喚著政府治理職能的繼續調整，治理機制的進一步變革。政治發展對治理轉型的推動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它常常是較為直接和巨大的。經濟體制的變化帶來的社會利益結構變化導致了政治參與的擴大，造成政府決策出現了許多困境，也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有所發展。這都要求我國在政府治理中提高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效率。
中國治理轉型也有其內在動力。中國治理轉型的內在動力來自政府作用和能力不相適應導致低效無能的治理困境，來自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帶來的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重構，以及體制轉型時期政府治理行為失范而帶來的形象受損。
總之，當代中國治理轉型的動力是多方面的，這些動力目前仍然存在，有些動力甚至在加大，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以及以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建設、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全面推進，使中國公共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進入需要在實踐中尋求新突破的深層次攻堅階段，意味著中國治理轉型的腳步不僅不能停止，相反，必須加快。正在發生的中國公共治理轉型應該走怎樣的道路，至今「塵埃未定」，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探索，更需要我們從理論上去尋求突破。研究肇始於西方國家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全球公共治理轉型規律，可以使我們從中得到某些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