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治理

1. 民國時期邊疆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民國時期，最大的問題是，國內混亂，中央影響力下降。再加上周邊帝國主義的侵蝕，邊境民族的分離

2. 清朝前期是如何加強邊疆治理的

一、平定三藩。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亂；至此清廷才真正在關內完成了統一，穩定了統治權，從此之後，才建夠開始從事行政和財政經濟的調整改革，然後致力於解決邊疆問題。
二、攻佔與管理台灣。1683年，康熙進軍台灣，鄭克爽投降,，台灣重新開始由中央政-府管理。1684年，清政-府設置分巡台廈兵備道及台灣府和台灣、鳳山、諸羅3個縣，隸屬於福建省。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台灣人口已達190萬，其中多數是來自福建、廣東的移民。移民大量開墾荒地，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興的農業區域，並向大陸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陸輸入的日用消費品和建築材料等，使台灣的經濟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這個時期，台灣與福建、廣東的來往十分密切，中華文化更加全面地傳入台灣。1884—1885年（光緒十-十一年）中法戰爭期間，劉銘傳率軍重創法軍，法軍被迫撤出台灣。同年清廷將台灣劃為中國第20個行省。首任台灣省巡撫劉銘傳。
三、遏制了沙俄在東北的擴張，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1685年，康熙派軍圍攻雅克薩，俄國侵略軍投降。1686年，清軍再次圍攻雅克薩城，俄軍傷亡慘重，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俄國全部佔領黑龍江流域的陰謀破產。
四、平定新-疆判亂。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再次親征，平定噶爾丹叛亂，喀爾喀地區重新統一於清朝。同時，設置將軍和參贊大臣率兵駐守科布多和烏蘇雅台等重鎮，加強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管理和統-治。1755（乾隆二-十-年），乾隆進占伊犁，並在之後幾年內將反復發生判亂的准噶爾部族消滅。1758-1759年（乾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判亂，至此天山南北從此完全歸入滿清帝國。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土爾扈特部東歸，乾隆不畏沙俄威脅，妥善安排了土爾扈特部，成為乾隆時期滿蒙同盟的壯麗篇章，是康乾盛世的一大盛事。
五、加強西-藏管理。康熙承繼順治帝尊敬並冊封達-賴政策，並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派兵間入藏，擊敗了占據西-藏北部的准噶爾殘部。此後，清朝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協助達-賴班禪分理前後藏事務。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與1792年（五十七年），弘歷兩次派兵反擊廓爾喀（尼泊爾的一個部落）進攻西-藏，大敗廓軍，保衛了西-藏領土，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制訂《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規定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地位平等，並制定「金瓶掣簽」制度來認定達-賴、班禪的轉世靈童，加強了滿清帝國對西-藏的管轄。
六、平定西南：乾隆即位初年，撫討並用鎮-壓了苗疆起-義，之後免除苗賦、尊重苗俗、實行屯田、慎選苗疆守令，減少了苗民的抵觸情緒，使得貴州苗族地區基本上平定下來。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起，乾隆三次派兵，最終佔領大小金川。此後在這一地區廢除土司制，改置州縣。鞏固和發展了西南地區自雍正以來「改土歸流」的成果。
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努力，清朝疆域形成：東北到外興安嶺、庫頁島、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爾喀什湖、蔥嶺，北到恰克圖（貝爾加湖以南，色愣格河以北），南到南沙群島。面積達1300萬平方公里。

3. 概括美國邊疆治理的主要特徵

材料一：美國對西部的開發與治理始於獨立戰爭勝利後不久。面對廣表而肥沃的土地，獲取經濟利益成為人們長途跋涉的直接動力。政治制度幾乎同時逐步擴展到西部。西部精神是在西部開發中逐步形成的，而這種精神又推動了西部乃至整個美國的發展。在美國的邊疆治理的過程中，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大量掠奪，大批印第安人被屠殺或因疾病傳染而死亡；亞裔人和其他民族的白人後裔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或歧視。
——摘編自張健《美國邊疆治理的政策體系及其借鑒意義》
材料二：中國歷代均重視對邊疆的治理。興起於元朝的土司制度，是對秦朝至唐宋時期中央政府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羈縻政策的重大完善。這一政策主要實行在西南地區。明清承元制，雍正還發展了唐太宗的思想，主張「中國自古一統」，內地和邊疆沒有「華夷中外之分」。明清把大部分土

4. 宋太祖在邊疆治理方面有什麼措施

先是選練。禁軍選全國精壯充任，趙匡胤最初撿選強壯士兵作為兵樣，遣至全國各地，令地方照樣召募，後來改為木梃，並規定尺寸，由地方官依樣挑選送往京師。當時禁軍的標準是琵琶腿，即大腿粗壯者，車軸身，即肩寬腰細者，身高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禁軍聚集在京師，太祖親自教閱，加強訓練，並給以優於外州的俸祿。

其次是建置。禁軍約半數駐守京城及其附近，半數分戍邊境及內地若乾重鎮；禁軍每一年或兩年必須換防一次，一則習於勞苦免於怠惰，二則因統帥並不隨地易防，從而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面。

最後是軍權。聚集在京師的禁軍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和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統轄，稱為三衙。三衙只在平時負責對禁軍管理、訓練，無權調遣。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禁軍外出作戰，由皇帝派遣將帥，並由皇帝親自製定作戰方略，將領不得擅改。這樣，禁軍的選練、建置、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

統一天下

北宋建立後，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並沒有結束。在北宋北面，有強大的遼和遼扶植下的北漢。南面和西面分布著南唐、吳越、後蜀、南漢、南平（荊南）等較大的割據政權。另外，周行逢在湖南、留從效在泉州、漳州還建立著一些割據政權。

趙匡胤根據當時的形勢，鑒於南方是經濟重心，各國力量較弱，而北方契丹建立的遼政權，實力又比較強大的現實，在征詢了張永德、趙普等大臣的意見之後，確定了與後周世宗大體一致的「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戰略方針。

5. 有什麼史實能夠論證有效的邊疆治理能推動統一多民族國家

想要知道邊疆治理的具體的方法就需要對這樣的過程比如說屯墾有處分的人識。

6. 作為一名職工如何提高邊疆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作為一名職工，想要更好的提高這一類的治理能力和水平，首先必須要對所涉及到的工作方面進行有效的了解，然後針對性的實施有效的管理措施才會更好。

7. 歷代王朝是怎樣治理邊疆

對大一統帝國來說，鞏固和治理遼闊的邊疆，最大的困難首先在於邊疆各地生產方式和經濟方式有著重大差異。因為，自然環境及由此而來的生產方式的不同，必然造成漢族與各邊疆少數民族產業上的不同，並導致各自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差異。正如《禮記·王制》所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所謂「不火食」，即不吃熟食，按照漢人鄭玄「地氣暖不為病」的解釋，顯然是南方濕熱之地的自然採集生活，「不粒食」即不食五穀，屬北方寒冷地區以狩獵畜牧為主的經濟生活。司馬遷在《史記》中也注意到了邊疆各民族經濟方式的差異，並專門列了五篇民族史傳記，其中的《匈奴列傳》在敘述匈奴畜牧狩獵生活和與軍事相結合的特點之外，還對其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文化水平等予以特別注意。在《西南夷列傳》中，司馬遷又依據生產方式等的不同，將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區分為幾個不同的類型。可見，邊疆各地與中原在經濟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而農業經濟的推進，實為鞏固邊疆的關鍵。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也的確是以農業經濟的推進為前導和基礎來鞏固和安定邊疆的。從先秦時期開始，黃河中下游地區居民的生產方式逐漸分化，其中的華夏族，也就是漢族的前身，因為居住地區土質和氣候比較適合原始農業發展，開拓容易，所以最早由狩獵和採集文化發展到農耕文化，遂不斷向適於農耕的地區發展，攘卻以游牧漁獵為主要經濟方式和生產方式的部落。大致從戰國中後期以後，中原從農主牧副、兼營林漁的經濟格局轉變為單一的農耕格局，農耕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唯一產業，而「四夷」則「逐草隨畜，射獵為生」。在兩種經濟類型的競爭中，農耕文化因具有更強的經濟實力和適應能力而居於主動，佔有優勢，以畜牧為主業的部族遂不斷向周邊地區如西北和北方退卻，於是，農耕文化與畜牧文化在地理空間上日益明顯隔離。

但在「華夷」對舉的格局中，以農立國的大一統王朝向廣闊的邊疆地區推進農業並不是沒有限度的。由於地理和氣候的原因，各地的經濟形態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班固就說：「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而且，中原農業文明在向邊疆各地推進的過程中，遇到的情況也是不一樣的。在適合農耕經濟的地帶如南方、東北、西北的綠洲地區以及北方的農牧結合地帶，農業經濟因更能適應當地的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更能滿足比較稠密而且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所以推進起來就比較容易，華夏文化也表現出較強的同化力，如從楚國庄土喬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以及元明清各朝，隨著兵鋒南指，甚至不須使用武力，即可席捲南方，頃而底定，農業經濟向南方的推進幾乎沒有遇到太大的障礙。同時，伴隨著漢末動亂、永嘉南渡、安史之亂、唐末紛爭、五代十國、以及靖康南渡，數次大規模向南方移民，農業經濟從黃河流域向長江、珠江流域推進，除部分深山僻谷以外，先秦時的「南蠻」、「西戎」基本上融人華夏而不復存在。從另一方面講，游牧民族之入主中原，到了適於農業的中原，也往往迫於人口壓力，不得不放棄原來游牧的經濟方式，轉而採用具有更高生產效率的農業經濟方式，久而久之就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如秦漢以後，因為中原戰亂，游牧民族憑借強大的武力，曾數度大舉內遷，甚至入主中原。一些游牧民族的統治者頑固保持游牧固習，認為「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地以為牧也」。因而在以黃河中下游為代表的中原地區推行游牧的或以牧為主的生產方式，結果都沒有獲得成功。其間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中下游長期處於戰亂之下，人口銳減，「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游牧民族把大量荒廢農田改為牧場，一度實現以牧為主，但一俟社會安定，經濟恢復，人口增加。則很快回復到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最後，入主中原者也無一例外地被漢化。歷史上，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清朝統治者之不得不廢止「圈地為牧」，均是明證。

相比之下，農業經濟的向北擴展則比較緩慢。著名的「新月形地帶」的廣大山地高原屬於半農半牧的過渡地帶，如果說這些地區以何種經濟方式為主，主要取決於胡漢力量強弱對比的話，那麼中原王朝向傳統農牧分界線以北的地區推進農業的努力，則往往失敗。幅員遼闊的邊疆，尤其是北方和西方有廣闊的草原、沙漠地區，可供游牧民族縱橫馳騁，是從事畜牧業的優越生產環境，游牧經濟在這些地區還是有其生命力的，所以游牧民族在長城以北地區經營游牧業，是經過自然選擇的最合適的生產方式。相反，漢人既不能習慣嚴寒地帶的氣候，經營農業生產的效益又十分低，發揮不出農耕經濟的優勢。即使一些統治者挾軍事勝利將中原經濟方式一度推行於這些邊疆地區，也往往不能持久。遷入這些地區的漢人，不但不能將對方漢化，反而漸染胡風，「逐水草而居，食肉飲酪」，過起游牧生活。歷史上秦皇漢武撻伐匈奴、魏武帝征烏桓、唐太宗掃平突厥，雖然是積極防禦之舉，志不在得其地，但「得其地而不能耕」也是客觀制約因素。如秦至西漢攘卻匈奴後，在北方和西北邊郡移民屯墾，將農耕經濟大幅度推進，一直延伸到陰山腳下，使秦長城以南一度阡陌相連、村落相望，其中的「河南地」甚至被稱為「新秦中」，與關中八百里秦川媲美，但不久就不得不主動撤離。東漢以後，這些地區又復歸於游牧。

可見，向邊疆地區推行農業經濟，不是靠武力所能完成的，以農立國的大一統王朝不得不屈服於「自然法則」，承認農業經濟與游牧經濟在不同地區並存的客觀現實，並對經濟形態各異的廣大邊疆地區，採取因地而異的經營方略。

其次，邊疆地區在文化上又有特殊性。一般而言，民族宗教和外來宗教對邊疆地區影響力要大一些。如佛教在中原地區歷經漢魏至隋唐數百年的中國化，成為封建統治者「神道設教」之工具，而邊疆地區因文化落後，大多原原本本地吸收外來宗教，並與原始的迷信結合，反成為與漢文化背離的因素。而民間宗教作為對政府不滿情緒的宣洩，在中原地區受到擠壓後，也往往向儒家文化傳統淡薄的邊疆地區尋求活動空間。

此外，邊疆地區又往往是漢文化的斷層地區或者為多種文明的交匯地帶，離心力與向心力同在。如河西走廊以西之西域就處於各種文明交匯的十字路口，域外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近水樓台，使得西域不時游離於中原王朝管轄之外。歷史上，西域之庫車、焉耆等綠洲地區，印歐文明的影響就一度比較顯著，對中原曾時叛時附，這就影響到西域作為中國邊疆的穩定，甚而至20世紀40年代仍出現「東土耳其斯坦」的分裂活動。這中間當然有中央政府軟弱、實力不振等因素，但西域地處幾大文明交匯地的特殊情況，使得中原王朝經營此一地區僅憑武力難以奏效，而必以農耕文明為代表的漢文化的推進為要務。再如北魏隋唐之河北六鎮以及「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雖有政治的原因，但作為邊疆地區，此地的長期「胡化」也是不容忽視。

可見，廣闊的邊疆與內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存在的客觀差距，使不同的邊疆地區呈現出不同的區域特點，並使得邊疆經營過程中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存在嚴重的不安定因素，安全隱患重重，危機不時爆發，離心傾向不時存在，嚴重影響著大一統的政治格局。所以，開拓之後如何安定、鞏固民族成分復雜、經濟形態各異、文化傳統不一的廣大邊疆地區，安邊固防，維護大一統的政治秩序，仍然是一項十分復雜和艱巨的任務，也是歷代大一統王朝面臨的重大現實課題。

8. 簡要說明我國歷朝歷代的邊疆治理政策

我國對邊疆一般都是行羈縻政策。即先讓你從軍事上屈服，但還有很大的自主權；然後軍隊被取消，在政治上被干涉，但自主權還是有的，只不過已經從聽命於皇帝下降到聽命於大都督之類的官員了。接著政治上的一切權力被中央派來的官員接收，但是尊號、地位還保存。最後找個借口說你有罪，或被殺或被送往京城，自己原來的地盤被內地化。然後再讓軍隊進入邊疆，開始重復以上的步驟。
只不過我國各朝代都不能很好的執行下來這一系列動作，因為王朝一般都會有個三代之治，三代之後隨著皇帝目光的逐漸短淺，以及軍隊作戰能力的退化和國家實力的下降，這類羈縻政策到了第二步向第三步轉變時就停止了。

9. 清代與美國在邊疆治理的異同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歷史，而我國有幾千年的歷史背景
而西方國家只有不到三百年有歷史
對於邊疆土地的治理都是統一的，寸土不讓，保衛祖國每一份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