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治理

Ⅰ 如何進行學校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政府宏觀管理，就是要轉變職能、簡政放權、創新方式，把該放的放掉，把該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學校自主辦學，就是要落實學校辦學主體地位，明確權利責任，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社會廣泛參與，就是教育質量要接受社會評價、教育成果要接受社會檢驗、教育決策要接受社會監督，最大限度吸引社會資源進入教育領域。政府、學校、社會，管、辦、評三者之間，權責邊界既應當是清晰的，又一定是相對的，既相互制約又相互支持，由此形成現代教育治理體系，不斷提升現代教育治理能力。

Ⅱ 如何提升高校的綜合治理能力

2017年歲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雙一流」方案陸續公布。方案是各高校圍繞「雙一流」建設總體目標，旨在開啟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發展新征程的具體的「路線圖」與「任務書」。

專家表示，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前列，決不是重復人家已經走過的道路，而是要走自己的路，發揮引領作用，從學習到超越、從跟蹤到引領，不僅是量的變化，更是質的飛躍。這不僅需要資源上的持續投入，更要求思想觀念的轉變、體制機制的變革和發展模式的創新。

Ⅲ 什麼是學校治理請結合實例談一談基礎教育學治理經驗。

您好，其實學校治理的話也是一個團隊的治理，只是說這個團隊比較大而已。學校的話也是分的層級管理的，校長，副校長，管理幹部，老師，後勤等等。在學校的一個治理中的話，更多的是要有一個人文關懷。

Ⅳ 大學校園社區治理存在什麼問題

在大學的校園社區治理呢，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問題，也就是說學生和教師都是在一起生活的，這樣一個問題是比較難解決

Ⅳ 大學治理體系是什麼

從起源來看，我國大學治理體系初步形成於建國後的高校院系調整時期，並在此後的計劃經濟時期得以鞏固和發展。結合當時的歷史境遇來看，我國大學治理治理體系從本質上具有計劃經濟時代的諸多特點，比如計劃管理，行政權力主導，管理過程缺乏靈活性和參與性等特徵。大學治理體系決定著大學治理的制度與結構，大學治理能力則反映著大學治理體系所具有的功能。

Ⅵ 高校現代治理體系 解決哪些問題

如何實現教育治理體系現代化
必須採取「確權」、「分權」、「放權」和「讓權」等四個重大舉措，科學配置教育行政權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權力制衡機制
遏制教育職能部門公共權力的不斷擴張，建立權力邊界清晰、權責匹配、相互制約、執行有力、接受監督的國家公共教育行政權力配置機制，多位專家表示，這是建立現代教育治理體系的關鍵所在。
「要全面推進我國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採取『確權』、『分權』、『放權』和『讓權』等四個重大舉措，科學配置教育行政權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權力制衡機制。」張志勇說。
「『確權』即確定教育行政權力歸屬，改變多頭管理導致互相扯皮、管理效能低下的局面。這主要表現在職業教育管理、民辦教育管理和校外管理方面。建議將勞動人事部門管理的技工教育、技師教育交教育行政部門管理，由門統籌管理整個職業教育。勞動人事部門主要負責制定行業標准和嚴格實施職業資格制度。另外，要將民辦教育和校外教育的資格准入交給教育行政部門統籌管理。」張志勇說。
對於教育、編制、人事部門管理許可權相互交叉、邊界模糊現象，張志勇提出，要盡快「分權」。張志勇建議，在教育人事權力配置方面，國家必須釐清各自權力邊界，將教師招聘權和職務（職稱）評審權還給縣級教育行政部門。在教育財政權力配置方面，要與教育、財政等相關職能部門建立權力清晰、權責明確、分權與制衡相統一的教育財政管理體制。
在「放權」方面，張志勇認為，加快教育管理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向地方和學校放權，是激活地方和學校辦學活力的關鍵。一方面，中央要向省級下放地方教育的統籌權，包括教育管理職能的調整，教育事業的規劃等；下放高等教育的統籌權，包括高等學校的設立權、高等學校招生考試改革權等；下放統籌推進教育改革的自主權，包括符合國家法規和中央政策的各項教育改革試點。另一方面，各級要向學校放權，關鍵是要依法確保各級各類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包括人事管理自主權、自主招生權、財政教育經費和合法募集的教育經費的自主使用權等。
「在歸還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同時，學校和學院也必須完善內部治理機制。」石中英說，從高校而言，學校要為學院發展服務，要建立學術委員會，確定以學術權力為軸心，同時要用好教職工代表大會、學生代表大會、黨政聯席會議等民主管理的，才能激發基層創造改革的活力，促進中國大學的內涵式發展。
對於一所中學來說，郭涵認為，學校要提高治理能力主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第一要全面、准確理解改革的任務，自覺地運用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戰略思維、底線思維來思考問題、謀劃思路、改進工作，要進行綜合改革，不能顧此失彼、跑偏走樣，也不能斷章取義、生搬硬套。要給學校一定的自主權，要明確學校的辦學目標。第二要廣泛凝聚共識，有所擔當。隨著形勢的發展，改革的難度和風險都在不斷加大。過去合理的做法，現在可能不適應現實需要了。以前長期有效的，可能現在失靈了。要建設學習型學校，解放思想，增強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第三要協調推進改革，在教育內部，統籌推進課程、教學、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等，從人民群眾和廣大師生最期盼的事項改起，從各個部門、社會各界、師生員工形成共識的環節改起，促公平、抓改革，加快建設現代學校制度。
北京中關村第一小學校長劉暢也認為，在放權的同時，學校也應加快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要從管理走向引領，從標准走向個性，從制度走向文化，從行政走向學術，從資源走向開放。「一方面，要激發教師的生命自覺，把各種教學自主權還給教師；另一方面，要激發學生的積極性，讓學生主動參與學校事務。此外，要帶動家長、社區一起參與學校的教育活動，構建起一個全方位的立體教育環境。」
「讓權」，即改變及其教育行政部門集權管理教育的局面，充分調動社會包括社會組織和公民個與教育管理、學校管理的積極性。張志勇說：「一是向社會組織讓權，各級可以把各種決策、專業管理、質量管理、教育改革項目等委託給具有資質的教育專業服務或者行業協會。二是向社會讓權，讓作為教育利益相關方的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各級各類教育的決策、監督和管理。」
「現在最重要的是調整的角色定位，改變的管理方式。要建立委員會制來吸收社會力量參與教育決策和教育內部管理。要真正建立和發展一批中介，特別是學術性的專業組織來參與教育的管理。要通過完善立法和學校的章程來完善學校制度。還要進一步推進信息公開。」劉寶存說。
「此外，要通過一定的手段對行政權力進行嚴格制約。」褚宏啟說，第一要通過實體立法限制教育行政權力，依然需要對學校進行監控，但應該強調服務和支持，強調間接管理、宏觀管理。第二要進行程序立法，通過信息公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行政申訴等手段限制權力。第三要實行行政問責，三者合一能讓權力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又受到一定製約，這才是現代教育治理體系的特點。

Ⅶ 高校怎麼推進依法治校

高校推進依法治校，能力、章程、治理、文化四個關鍵詞缺一不可。一是要努力提升高校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能力。提升高校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能力，就是要增強法治思維，提高「依法辦事」能力，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在學校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這樣一個制度機制和工作局面，在法治的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二是要加強以學校章程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建設。學校要以章程為核心，進一步實現制度建設的科學化、制度化、系統化。當前，學校的制度規范體系比較健全，基本上能做到有章可循，比較缺乏的是制度的實施體系、監督體系和保障體系，這是學校下一步制度建設的著力點。三是要建立健全體現法治精神的幹部考核評價體系。要把依法辦事納入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的政績考核，把是否有違法違紀的記錄作為各類考核重要指標，該一票否決的就一票否決，該扣分的就扣分。四是要努力增強全校師生員工遵紀守法意識和依法辦事習慣。要把法治文化建設作為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全方位進行法治宣傳、教育、引導。要依法解決好各種核心訴求的問題，走上按照法治要求來處理訴求的軌道，堅決杜絕「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現象存在。

Ⅷ 如何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

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措施
一、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已經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的攻堅重點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激發體制活力、促進科學發展的過程。在高等教育領域，宏觀上簡政放權、微觀上激勵搞活一直是改革的主旋律，目的是激發學校的辦學活力。為此，分別進行過轟轟烈烈的高等教育宏觀管理體制改革、高等學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目前開始著力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這一過程中，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的重要性得到凸顯。
1．體制改革 「突破性進展」後劍指何方
1978年以來，經過長達二十餘年的改革探索，我國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於世紀之交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突破條框分割的局面，建立起「中央和省兩級管理、以省級政府為主」的管理體制。之後，由於高等教育規模的迅速增長，工作重心轉移到提高質量上來。
因此，在21世紀初的幾年裡，政府與高校的關系是大的改革方向沒有變，但為了質量提高和社會穩定的需要，管理手段上加強了調控，如實施了一些項目工程、開展了檢查和評估工作等，教育主管部門甚至還回收了部分以前已下放了的一些權力；而高等學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卻在加大，如以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為代表的人事制度改革，但由於主要面向教師群體，有稱贊也有爭議，實施效果打了折扣。
那些年，發展成為事實上的主旋律，也逐步暴露出了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沖突、學術評價向數量導向偏離、辦學條件不足等問題。
2．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逐步成為熱點
現代大學制度涉及政府、社會與高校的關系及學校內部的治理結構，既涵蓋原來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也面對後來高等教育的主要問題，聽起來還比較響亮，因此自提出後特別在《教育規劃綱要》制訂前後迅速成為顯學。筆者曾經專文探討過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異同1，認為二者改革目的一致、改革內容相近、改革路徑相同、改革重點相關，但前者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重在解決權力集中問題、是政府主導下的改革過程，後者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在規范權力的結構、是政府、市場約束下的學校自我建設過程。因此，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中學校內部治理的協調、規范任務更為突出。
《教育規劃綱要》提到了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四項內容——完善治理結構、加強章程建設、擴大社會合作、推進專業評價，均涉及高校內部治理結構調整。完善治理結構包括內外部兩方面的關系，外部關系中使學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的方向是明確的，教育主管部門近期轉變職能放權的力度也比較大，而目前社會經濟的轉型又使得穩定發展的壓力突出，因此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將構成下一步的改革重點；加強章程建設涉及大學使命、目標定位、事實描述、治理結構、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內容，內部架構與運營是重中之重；擴大社會合作既針對今後辦學的方向，也包括組織機構的應對；推進專業評價是外部對學校施加影響的方式，也是學校內涵式發展的要求。以上，表明在後續工作的推進中，內部治理結構建設成為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攻堅重心。
3．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改革成敗的關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總目標中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這既是執政黨需要關心的核心問題，也是國家健康科學發展重要保障。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點開篇第一部分標題就是「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加快推進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在二級標題「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里，提出了「完善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加強高等學校章程建設，促進學校加快內部管理體制改革，制訂落實加強直屬高校領導班子建設意見，制訂直屬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指導意見，出台《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落實《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規定》」等具體內容。
制度是一種激勵，創新能力提高和創新人才培養都與制度性因素相關；制度又是一種約束，是對權力的規范與約束。高校內部治理結構要切實能對學術創新和人才成長起保障作用，並體現對外滿足社會、對內自我約束、學術創新發展、大學戰略管理、師生共同參與的多目標要求。治理方式滿足了這些要求，也就實現了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二、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的重要性得以提升的原因
完善內部治理結構重要性凸顯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改革的節點到了這里，不突破很難繼續前進，如我們的改革方向是明確的、也有許多很好的思想、但不少問題久攻未下；二是它與其它改革間的關聯性上升，相互影響和制約，如高校的特色發展、自主辦學權力的落實、創新創業人才的培養等。因此，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成為當前推進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內容。進一步闡述如下：
1．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是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的重要基礎
改革開放不僅要激發發展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構築起保障活力的體制環境和治理結構，實現持續和科學發展。高等教育改革從擴大辦學自主權、到建立高校法人制度、再到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直至目前的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科學發展的意圖十分明確。但是，我們提出的目標還沒有達到。過去每一個目標、每一段理念闡述得都很美，但缺乏具體的治理結構設計。目標不能適時轉化為制度，不能操作，只能淪為空洞的口號。例如，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95年《教育法》、1998年《高等教育法》有關學校地位、制度關系的描述和規定，至今看來仍不過時，誇張地說如果它們當時真正實現了的話，也許就不會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推進高校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提法了。這也許就是改革的深水區和攻堅期，既有行政權力行使不當的問題，也有高校在獲得更大辦學自主空間後辦學走偏的問題。
應該說經過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們在大學制度的一般規律方面還是形成了一些共識的，問題出在治理結構的不科學，很好的理念沒法用治理結構來保證。比如，不斷出現的放權收權循環、學術尋租現象、學者追逐官位、學校過於行政化、官學商通吃現象等問題，早期可能是認識上的原因，後來則完全是治理結構所致。這不利於學術發展和創新，創新需要制度來保證。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之所以成為關注的焦點，就是因為人才培養和學術創新的需求，不是為了制度而制度、為了現代化而現代化。
因此，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與擴大辦學自主權是共存的，辦學自主權須由規范的治理結構來保障和約束，要通過依法治校、按章管理使每一所學校都能有效行使自己的辦學自主權和承擔相應責任。只有當高等學校既有自我發展的自主權，又有適當的自我約束機制，並能適應和推動社會的發展時，學校的科學發展才能真正實現。
2．完善內部治理結構要著力保障教育的本質內涵
轉型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共性問題。如我國正在進行著發展方式的轉變，經濟面對著結構的調整、教育轉向以提高質量為中心的內涵式發展，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後也開始了從後工業社會向再工業社會的轉變。發展不忘本質，轉型為科學發展，如我們國家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昌盛和人民群眾的福祉、教育的發展是為了人的成長和社會的需要。
發展方式轉變的主要障礙是思想觀念問題，因為在我們的發展文化中，擴張、外延式發展深入人心，感覺地盤大了、樓高了等有形的發展才叫發展。在教育領域，大家都知道盲目升格、跑部錢進、論文唯上、官學通吃等不屬於內涵式發展的內容，可現實中這樣發展卻得到了具體實惠。發展願望與游戲規則不一致，造成了對創新文化的破壞。
內涵式發展就是按事物的本質屬性發展，完善治理結構就是要通過制度和原則保證不讓堅持內涵發展的人吃虧。要干好本職工作，不能功夫在「詩」外。教育的內涵式發展需要：2教師心無旁騖，潛心學術醉心育人；行政格守盡職，提高效率把握方向；學校面向社會，滿足需要提高質量。不能什麼都想要，什麼都占必走歪門邪道，「通吃」是內涵發展之大忌，特色是內涵發展之結果。
學校制度建設的根本是為了人，具體來說是提高質量和推動創新。因此，內部治理結構首先要能夠保證和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要遵循教育規律進行制度設計和工作安排，保證教學成為學校經常性的中心工作。學科、專業、課程建設應遵循社會需求和人的發展規律，評價、考試制度要以內涵發展和因材施教為導向，行政要切實做好服務育人工作；其次，要著力保護教師的專業發展，努力建設讓廣大教師醉心於學術工作的機制。放棄提拔幹部式的重用人才方式，杜絕以權謀學現象，讓一流人才在學術框架內成長，建立學術、行政「雙階梯」發展道路。
3．完善內部治理結構要致力推進學校治理能力現代化
推進高校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堅持依法治校、加強章程建設、實現民主管理和管辦評分離，最終目的是保證質量和創新。因此，我們在做具體的改革探索時不能忘記學校制度建設之大義，在談制度重要性時又需要務實地進行治理結構設計。
在學校自身運轉方面，要由過去主要根據上級的指令、指示、項目辦學，轉變為在國家大政方針指導下，學校依法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確立科學的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這需要健全學校議事規則與決策程序，依法落實黨委、校長職權，管理職能部門和院系設置科學有效。充分發揮學術委員會在學科建設、學術評價、學術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大教師的參與管理，實現教授治學。加強教職工代表大會、學生代表大會建設，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在高校與其它利益相關方關系方面，還應探索社會各利益群體參與治理的方式。
高等學校需要構築起有利於創新的文化，國內外已有的一些制度性創新模式，需要我們認真總結歸納，如同行評議制度、學術訪問與講座制度、跨學科研究中心、產學研結合模式、高等教育國際化、科學共同體範式等。可見，創新是問題、交流、碰撞、靈感、邏輯、範式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好的治理結構能夠孕育創新的文化氛圍，我們需要去構築這種制度性的東西。
三、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需要進行戰略性架構
應當表明，經過建國後60多年的前進探索，我國高校已經形成了一套有自身特色的內部治理結構，近些年也一直在不斷地改革完善，這一治理結構也基本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但是，隨著社會全方位的轉型及高等教育自身轉型發展的需要，原有的治理結構越來越不能滿足需求，並導致產生一些問題。高校內部治理結構來需要調整和完善，以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就需要進行戰略性架構。
1．我國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的現實基礎
我們推進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不是從零做起，至少已有以下三方面的基礎。
第一，業已支撐高校正常運轉的治理結構。如高等學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的法人制度、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學術委員會制度、教職工代表大會、院系所學術架構、職能處室行政架構等，包括機構間的運作程序，有些已經經過多年的實踐檢驗而行之有效。我們要做的是完善，是發揚優點、克服弊端，不是推倒重來，是改革而不是革命。
第二，目前正在改革完善的治理環節。如落實黨委、校長職權，健全議事規則與決策程序，完善大學校長選拔任用辦法，發布學術委員會規程，加強章程、理事會、教授會、教職工代表大會、學生代表大會建設等。這些，需要試點、完善和制度化構建，注重吸收成功的經驗。
第三，國外大學治理結構的現狀與經驗。幾十年來，改革開放一直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學界對國外大學的認識和研究已比較深入。在內部治理方面，不同國家的特點，董事會、理事會、校務委員會功能，評議會、教授會構成與運轉，校長遴選與責任，學部、學院等學術機構架構等，許多經驗都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2．完善內部治理結構需要針對哪些問題
經過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長期探索，當前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面對的問題是明晰的，而如何解決問題卻不清楚。如大的改革方向有理順高校內部領導決策體制、推進教師學術權力的有效行使、改革學術評價方式、探索多樣化的治理模式、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加強章程建設等。進一步具體歸納，問題集中為三類：
一是權力關系問題。如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書記、校長的職責分工，大學與其二級學院的職權界限，教師、員工權力和學生權力等。這類問題看上去容易解決，其實特別難，關鍵是權力邊界很難界定，常常交叉、交織在一起，而且還有利益糾紛。解決問題的出路只能是盡可能讓職責邊界清晰，甚至可以人為規定。
二是行政效率問題。如議事規則、決策程序、工作運轉、崗位責任等，也包括利益相關群體的參與治理。這類問題倒好解決，關鍵是規矩、公平、正氣、監督，避免好處都要、責任推諉現象。
三是積極性激勵問題。這類問題關乎質量和創新，涉及評價方式和機制，技術含量很高，不能簡單處置。需要關注的重點是讓學術人員有成就感，讓每個崗位都有成就感，工作要細致和有針對性。
3．當前進行高校內部治理戰略性架構的著眼點
推進高校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跳出已有的治理結構和當前大家關注的重點，進行戰略性架構。架構的基礎一是高等學校的學者共同體特徵，二是高等學校的外部責任特徵，需要把二者統起來、整合進行考慮。當前的重點是在不背離外部責任特徵前提下，使學者共同體特徵充分得以體現。也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實現學術創新，而這也就更好地滿足了大學的社會職能。
第一，正視大學的「分裂人格」現象。現代大學已成為分裂的整體，既需要相對獨立，成為人們的精神家園、學術殿堂、社會理想的棲息地，又要聯系社會，實現社會目標、國家戰略、區域發展和學子升學訴求。其實，教師、知識分子都是如此，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一直存在。因此，高等學校治理要力求滿足這雙向需求。
第二，著力新型學者共同體模式構建。大學在成立之初是行會式的學者共同體，這其實也是所謂「教授治校」的本來面目。隨著大學規模的擴大、職能的擴展，教授治校遇到困難，我們現在稱之為教授治學。所謂學術權力，其實關鍵就是學者共同體特徵的體現。英國的做法是：大學設置學術評議會、學部、學院及學院委員會等學術機構，負責安排或執行教學、科研等所有學術事務和活動，與以理事會為主的發展決策機制及校長負責的行政執行機制形成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的權力制衡格局。學術評議會是大學最高學術權力機構，享有制定大學學術政策的全部權力，是惟一和各個學部、系直接打交道的機構3；目前，教育部已出台《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如何在學校層面形成以教師為主導的學術治理機製成為關鍵。而在院系層面，可設立教授會，為院系重大事務的決策機構，即把學者共同體的管理層次降低，在基層真實構建共同體的現實模式。
第三，限定學術型行政崗位。當前，大學的行政領導人多有教授頭銜，這是有問題的，這樣會破壞學術的神聖性和專業性，因為他們真實的工作是管理而不是學術。當然，領導水平一般比較高，也許過去還是專職學術人員，但從事管理工作後職責就發生了變化。只有那些與學術工作緊密聯系的崗位可保留有關人員的職稱稱謂，如大學校長，主管科研、教學工作的副校長，教務處長、科研處長，院長及學術副院長等。這樣，高校的大部分處以上崗位人員不再擁有學術頭銜，他們是行政人員，考核的是管理才能和業績，要從領導做起。而學術型行政崗位，領導人離職後不再享有行政級別待遇。
第四，扎實進行「黨委領導、校長負責」實現機制的探索，具體界定黨委和校長的職責。黨委的職責需要落在實處，一是大事，重大事項的領導權和決策權，如保證學校的辦學方向、領導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組織章程的制定和修訂、審批年度預算決算、組織發展戰略規劃的制訂、牽頭遴選校長、會同校長決定內部組織機構及其負責人人選等。二是協調重大關系，如組織協調理事會，協調學術委員會、教授會、教職工代表大會及其他群眾團體等，發揮聯系社會、群眾等紐帶功能以及對行政的監督。三是黨務工作。這樣，讓黨委成為大學的戰略領導者、群眾貼心者和行政監督者；校長是執行者，是行政首腦，按照黨政分離的原則，校長在黨委重大決策的基礎上，獨立負責學校行政體系的運轉。不需要黨委會議審議決策的事項由校長全權負責，定期向黨委匯報。
第五，改革大學校長的產生程序。特色發展是高等教育大眾化時期對高等學校的新要求，因此大學校長的辦學理念需要與所服務高校的使命相匹配，校長需要對特定高校的發展負責。在穩妥、有序、客觀的前提下，在學校主管部門的支持下，改革校長遴選機制。為了減少日後的工作矛盾，可由黨委書記牽頭負責校長的遴選工作，再由主管組織部門予以審批。但校長一旦任命，書記和校長的崗位職責就要由章程來界定和約束。副校長實行內閣制，由校長提名，黨委審查，上級任命，可以不受行政級別的限制。校長一旦離職，副校長也同時離任，並按程序更替。

Ⅸ 怎樣理解大學治理體系

從起源來看，我抄國大學治理體系初步形成於建國後的高校院系調整時期，並在此後的計劃經濟時期得以鞏固和發展。結合當時的歷史境遇來看，我國大學治理治理體系從本質上具有計劃經濟時代的諸多特點，比如計劃管理，行政權力主導，管理過程缺乏靈活性和參與性等特徵。大學治理體系決定著大學治理的制度與結構，大學治理能力則反映著大學治理體系所具有的功能。

Ⅹ 什麼是為世界高等教育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中國智慧

國家啟動實施的統籌推進「雙一流」建設戰略，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戰略舉措，它既是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我國逐漸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過程中，我國高等教育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實力與自信，並率先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必然要求。
可以說，「雙一流」建設，是為世界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的重要舉措，它體現的一個重要價值意蘊是對當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發展模式和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超越。

「雙一流」建設不能簡單照搬「世界一流」標准

中國的「雙一流」建設，需要體現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發展道路的歷史性超越。

「雙一流」建設需要與國際接軌，用國際可比的指標來衡量。「雙一流」建設強調「世界一流」標準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從西方發達國家建設世界一流高校、一流學科經驗的視角來探尋我國「雙一流」建設道路，完全走西方發達國家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的發展模式。我們的「雙一流」建設必須超越這種發展道路。因為我國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這些決定了我國必須走自己的高等教育發展道路，扎實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因此，「雙一流」建設不能簡單地照搬「世界一流」標准，還需要以中國特色為統領，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導向，要考慮如何建立由中國主導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體系，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提供中國模式和中國方案。

美國著名學者阿特巴赫曾運用依附理論來分析全球高等教育的不均衡發展現象。他認為，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在全球高等教育系統中的中心與邊緣關系，是由世界各國的不均衡發展所決定的。位於中心的發達國家在基礎設施、學術平台、政策法規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優勢；位於中心的發達國家的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在世界科學發展、學術研究、知識體系中處於領導地位，而位於邊緣的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則依賴於和處於世界高等教育體系中心的發達國家的世界一流高校進行知識交流和人才培養。

教育部已在9月21日上午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其中，一流大學建設高校42所，包括A類36所，B類6所；原39所「985工程」高校全部入列，另新增鄭州大學、雲南大學、新疆大學3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95所，原「211工程」高校全部入列，新增25所非「211工程」院校。從這份名單看，「雙一流」建設體現了在肯定以往我國高等教育重點建設基礎上穩中求進、平穩過渡的特點，以及以學科為基礎，不搞終身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身份固化，體現了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導向，激發了建設活力。

人才培養永遠是高校的首要職能

由於「雙一流」建設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意義，因此在進行「雙一流」建設時也要防止可能出現的一些偏差和誤導。

「雙一流」建設要防止對一流大學功能作狹隘化的理解。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高校的職能不斷擴大，逐步由人才培養擴大到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與創新等。高校之所以稱之為高校，人才培養永遠是首要職能。但是因為人才培養的周期長、成效難以測量，所以在現有評價體系中往往容易被弱化甚至忽略。人才培養是我國具備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基礎的大學對國家的重要貢獻，它應該構成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特色的一個起點。「雙一流」建設要關注和提高人才培養質量，並逐步影響和發展形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標准。只有培養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夠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辦好我國高校，辦出世界一流大學，必須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這個核心點，並以此帶動高校其他工作。

「雙一流」建設要防止因過分強調競爭而加劇區域高等教育發展失衡。「雙一流」建設不搞終身制，將實行有進有出的動態調整機制，教育部等國家有關部委將根據建設周期對高校「雙一流」建設成效進行評價，並根據評價結果重新確定下一輪建設范圍。這必將進一步加劇高校之間的競爭。因此，在「雙一流」建設中，雖然強調競爭，建立動態調整機制是非常必要的，但對中西部地區一些高校和學科，可能根據世界一流的標准來衡量，還達不到要求，但是國家戰略需要，培養一流人才需要，我們仍然應該加強建設。

從歷史經驗看，我國一些一流學科甚至一流機構，有的當時甚至是一張白紙，但根據國家需要建設起來了。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仍然有許多與世界一流還有很大差距但是國家急需建設的學科領域，對這些學科我們應該加強建設。在這個意義上，從國家戰略需要出發，對中西部地區一些居於國內一流的高校和學科，可以在政策上給予重點支持和傾斜，將其納入國家「雙一流」建設計劃，並加大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以防止和避免區域高等教育發展失衡的進一步加劇。此外，在「雙一流」建設過程中，也必須考慮其與我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之間的關系。要通過「雙一流」建設，推動各地區、各層次、各類型高校和學科的發展，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整體實力。(作者陸根書
西安交通大學中國西部高等教育評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