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管理到治理

A. 如何認識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其中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社會治理」「政府治理」等概念中，將以往通常使用的「管理」改為「治理」，就是一大創新。深刻認識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對於深入學習貫徹《決定》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從「管理」到「治理」，雖然僅有一字之差，但其內涵與外延有了巨大變化。「治理」是特定范圍內各類權力部門、公共部門以及社會組織的多向度相互影響，是公共事務相關主體對於國家和社會事務的平等參與，是各類主體圍繞國家和社會事務的協商互動。相對於「管理」在內涵上的單打獨斗、居高臨下，「治理」的提出是理念上的一個巨大進步，有利於促進社會參與、激發社會活力，更好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並使相應的國家和社會治理創新的外延得到極大拓展。
「治理」的著眼點是促進社會參與。「治理」這一概念，強調的是社會各類主體在國家和社會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行政改革趨勢看，世界各國政府管理改革的一個基本趨勢是從一元走向多元、從單向走向互動，總的追求是公共治理。這是由傳統政府管理暴露的公共權力局限性決定的。我國正在推進的政府職能轉變，落腳點是「簡政放權」和「促進參與」，不斷創新社會參與機制、疏通社會參與渠道，促進社會各類主體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決定》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新理念，意味著今後在國家和社會事務中，各類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具有平等參與的機會和舞台。
「治理」的著力點是激發社會活力。從「管理」轉變為「治理」，就是要突出國家和社會事務的共治，並為此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平台、完善多元主體平等協商的機制，從而激發社會活力。《決定》為此設計了幾個著力點。比如，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為社會各類主體參與決策創造條件、拓寬渠道。再如，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社會組織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決定》強調加快實施政社分開和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有利於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又如，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社會參與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途徑之一。為此，需要暢通有序的民意表達渠道和公正的民權民利保護機制，健全接訪制度和司法干預程序等。
「治理」的落腳點是增進人民福祉。讓社會各類主體共同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最終落腳點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決定》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增進人民福祉，需要把公平正義、改善民生、社會和諧、社會安全等作為社會治理的聚焦點。實現有效社會治理，公平正義是根本准則，改善民生是基本追求，社會和諧是重要表徵，社會安全是底線保證。將公平正義、改善民生、社會和諧、社會安全作為社會治理的聚焦點，既明確了社會治理的目標追求，又明確了政府和社會各類主體公共參與的范疇和使命擔當。

B. 怎樣推動從"管理"到"治理"轉變

當前，治理理論已成為全球政府治國轉型的普遍趨勢。
如果說，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那麼，城市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則是城市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的集中呈現。
「政善治，事善能。」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變，折射出市委、市政府對「怎樣建設成都、建設一個什麼樣的成都」的擔當和自信。
市委十二屆三次全會緊緊圍繞中央提出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提出了成都的階段性目標——到2015年，在群眾最期盼的改革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到2017年，在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成果；到2020年，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若干領域走在全國改革前列，努力建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先進城市。

C. 從「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其內涵有何區別

「治理」是一個古老的詞語，中國歷代都講治理，並且積累了大量國家治理的智慧和經驗，但這個概念在近二三十年被賦予了許多新的內涵。與傳統意義上的「管理」相比，現代政治學和行政學等研究將「治理」拓展為一個內容豐富、包容性很強的概念，重點是強調多元主體管理，民主、參與式、互動式管理，而不是單一主體管理。我認為，《決定》中指出的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國家治理」，是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維體系、話語體系和制度體系中的一個核心范疇，是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治理」要體現四個統一：黨和政府的領導與多元主體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統一，法治與德治的統一，管理和服務的統一，常規管理與非常規管理（應急管理）的統一。
從傳統「管理」到現代「治理」的跨越，雖只有一字之差，卻是一個「關鍵詞」的變化，是治國理政總模式包括權力配置和行為方式的一種深刻的轉變。這是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必然要求。從「管理」到「治理」的跨越，說明我國將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方面，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方面，採取具有革命性的變革，把中國帶入改革開放的新階段。

D. 從「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其內涵有何區別

在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委員會於1995年對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經營管理相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機構和規章制度，以及種種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種種均由人民和機構或者同意、或者認為符合他們的利益而授予其權力。它有四個特徵：治理不是一套規則條例，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為基礎，而以調和為基礎；治理同時涉及公、私部門；治理並不意味著一種正式制度，而確實有賴於持續的相互作用。

E. 如何理解國家管理和國家治理的區別

國家管理與國家治理的區別如下：

1、主體不同

「管理」存在著主體與客體的界分，即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治理」往往指「協同治理」，強調社會多元主體的共同管理。

管理的主體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個人。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

2、權源不同

政府的管理權，在我國從根本上說是人民授權，是通過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授權方式，實現人民間接授權。治理權當中的相當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是通過自治、共治方式實現的。

公民社會不僅要自身守法，更應參與立法，推動良法建設，優化法律環境；不僅要用好社會准則，更要積極、有效地參與社會准則的立、改、廢，補上公眾社會參與意識差、參與能力低的參政議政短板。

3、運作機制不同

國家治理是制度結構的合理安排和有效協調，最終目標是實現國家秩序的和諧治理與社會經濟的持續、均衡發展，治理過程是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協調互動。

「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剛性模式，而「治理」則是包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橫向流動的多向復合型模式，更注重協調性、靈活性。

管理的運作模式是單向的、強制的、剛性的，因而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常受質疑，其有效性常難保證。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多向復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視，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5)從管理到治理擴展閱讀：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

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

F. 「管理到治理」有何不同

當前，抄治理理論已成為全球政府治國轉型的普遍趨勢。
如果說，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那麼，城市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則是城市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的集中呈現。
「政善治，事善能。」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變，折射出市委、市政府對「怎樣建設成都、建設一個什麼樣的成都」的擔當和自信。
市委十二屆三次全會緊緊圍繞中央提出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提出了成都的階段性目標——到2015年，在群眾最期盼的改革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到2017年，在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成果；到2020年，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若干領域走在全國改革前列，努力建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先進城市。

G. 從「管理」到「治理」，變的是什麼

當前，治理理論已成為全球政府治國轉型的普遍趨勢。 如果說，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那麼，城市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則是城市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的集中呈現。 「政善治，事善能。」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變，折射出市委、市政府對「怎樣建設成都、建設一個什麼樣的成都」的擔當和自信。 市委十二屆三次全會緊緊圍繞中央提出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提出了成都的階段性目標——到貳0依5年，在群眾最期盼的改革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到貳0依漆年，在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成果；到貳0貳0年，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若干領域走在全國改革前列，努力建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先進城市

H. 從「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其內涵有何區別

管理是把現有的人和物有規律有計劃地安排好，治理是把有問題的人和事處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