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治理
❶ 為什麼要對城市環境綜合整治進行總體分析
轉：治理城市環境污染的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 城市化進程加快。1978 年到2004 年, 城市數量由193 個增加到661 個, 建制鎮由2173 個增加到20312 個, 市鎮總人口由1.7 億人增加到5.4 億人, 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由17.9%提高到41.8%。如此迅速的城市化, 必將對我國脆弱的生態環境構成更大的沖擊。巨大的人口壓力、日益緊缺的資源和環境質量的惡化, 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制約因素。隨著城市化模式在全球范圍的迅速發展, 城市作為一個特殊的生態系統, 在顯示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巨大推動作用的同時,也不斷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問題。
一、存在的主要污染問題
一是城市水污染仍十分突出。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 生活污水排放量迅速增長,1998 年首次超過工業廢水排放量。2001年, 全國工業廢水排放量為200.7 億噸, 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為227.7 億噸, 其中生活污水COD 排放量比上年增長8%, 而同期工業廢水COD 排放量則減少13.8%。目前, 全國城市污水處理率只有34.3%。城市河道成了納污溝。大量生活污水直接排放使城市水環境惡化, 七大流域城市河段都形成明顯污染帶,還有一些城市的飲用水源也受到污染。
二是以北方城市顆粒物和南方城市酸雨為特徵的城市大氣污染依然比較嚴重。全國城市居民燃氣普及率只有60.2%, 相當多的城市仍以煤炭為主要民用燃料, 大量燃煤造成煤煙型污染, 二氧化硫濃度年均值達不到國家二級標準的城市佔21%。許多城市受到酸雨侵害, 城市裸露地面多、建築施工現場管理不規范、渣土垃圾粗放收運使得城市空氣中顆粒物常年居高不下。在全國重點監測的338 個城市中,63.5%的城市達不到國家空氣質量二級標准。
三是生活垃圾未得到妥善處置, 嚴重影響地表水、地下水的環境質量。全國城市生活垃圾年清運量約1.18 億噸, 僅有60%得到不同程度的處理處置, 每年有7900 萬噸生活垃圾簡易填埋或露天堆放在城市郊區、江河沿岸, 破壞城市( 特別是城鄉結合部) 的自然景觀。另外, 各城市第三產業、居民生活產生的各類廢物都是混合收集的,醫療垃圾等特殊廢物多沒有專門的集中處理設施, 普通生活垃圾的處理或堆放, 成為傳播疾病和污染環境的隱患。
四是大城市機動車尾氣污染越來越突出。我國已成為世界汽車第四大生產國和第三大消費國, 2004 年汽車保有量達到2742 萬輛。近幾年, 雖然採取了淘汰含鉛汽油、限制汽油中其他有害物質含量、新車採用電噴加三元催化、出台新的排放標准等措施, 單車污染物排放量有所減少。但由於機動車數量上漲很快, 污染物排放總量仍在增加。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鄭州、沈陽等城市氮氧化物污染較重, 交通干線兩側一氧化碳嚴重超標, 部分城市的大氣污染類型已經由煤煙型轉變為復合型。此外,道路增長與車輛增長不匹配, 現代化交通管理手段不足, 機動車行駛常處怠速狀況,也是造成機動車污染加劇的重要原因。
五是雜訊污染已成為影響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重要環境問題。交通、社會生活、建築施工是主要的雜訊污染源, 目前, 交通對城市雜訊污染佔70- 80%。在開展交通雜訊監測的214 個城市中, 31.3%的城市處於中度或較重污染水平。在開展區域環境雜訊監測的176 個城市中, 55.6%的城市處於中度或較重污染水平。一些城市在建設高架路橋改善交通狀況時, 卻往往未能很好解決高架路兩側的降噪隔聲問題, 交通干線兩側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響。
除此之外, 城市綠化、城市人口等方面因素也是城市環境面臨的重大問題, 城市生態失衡問題不斷嚴重, 「城市熱島」、「城市荒漠」等問題突出。同時, 城市自然生態系統的退化, 加劇了資源環境供給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這些城市環境問題不解決, 將嚴重製約城市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二、解決城市污染的主要建議
城市環境綜合整治要從最大限度地發揮城市整體功能出發, 運用綜合的對策、措施來整治、保護和塑造城市環境, 以達到保護和改善環境質量的目的。採取行政的、法律的、經濟的和科學技術的多方面措施, 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 防止環境污染和破壞,以求保持生態平衡, 擴大有用自然資源的再生產, 保障人類社會的發展, 以協調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建設之間的關系,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1、合理規劃, 完善城市功能。遵循生態規律, 從城市環境容量和資源保證能力出發, 制定和實施城市總體規劃, 合理確定城市規模和發展方向, 調整城市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 逐步解決城市功能區混雜問題,加快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 改善城市生態環境。
2、治理城市水污染。所有城市都要制定改善水質的計劃, 重點保護城市飲用水源。20 萬人口以上城市要建立水源地水質旬報制度, 環保重點城市要實施生活飲用水源水環境質量報告制度。採用截污、治污、清淤、保證城市河湖用水、加快水體交換、維護城市濕地等措施, 使城市地表水按功能達標。綜合運用價格、行政、科技和工程措施, 推行城市節水、污水處理及其資源化, 創建節水型城市。嚴格控制地下水開采量, 嚴禁超采地下水。
3、治理城市大氣污染。提高城市清潔能源比例, 改善能源結構, 大中城市要建設高污染燃料禁燃區, 在人口稠密的市區逐步取消直接燃用原煤。促進西氣東輸沿線城市積極利用天然氣。加快城市供熱、供氣能力建設。禁止在城市的近郊區內新建燃煤電廠和其它嚴重污染大氣環境的企業。大力發展公共交通, 鼓勵開發和使用清潔燃料車輛, 逐步提高並嚴格執行機動車污染物排放標准。大中城市以及城市群地區要綜合控制城市大氣污染物的相互影響。按照生態要求進行綠化、美化、硬化, 加強建築施工及道路運輸環境管理, 有效控制城市揚塵。建立城市空氣質量日報和重點城市空氣質量預報制度。
4、治理城市垃圾污染。加快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及綜合利用、危險廢物安全處置等城市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建立垃圾分類收集、儲運和處理系統, 在優先進行垃圾、固體廢物的減量化和資源化的基礎上, 推行垃圾無害化與危險廢棄物集中安全處置。建立廢舊電池回收處理體系。20 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醫療廢物必須全部實現安全處置,鼓勵醫療廢物集中處置。
5、治理城市雜訊污染。加強對建築施工、工業生產和社會生活雜訊的監督管理。限制機動車、火車市區鳴笛, 對造成敏感建築物聲環境超標的交通重負荷路段, 採取降噪措施, 控制交通雜訊污染。
6、做好重點城市環境保護工作。綜合考慮城市規模、性質、區域分布和環境狀況等因素, 把國家環境保護重點城市擴大到113 個, 加大環境綜合整治力度。繼續開展創建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活動, 提升模範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綜合能力。完善公眾、社區和媒體參與城市環境管理的機制, 建立城市環境污染應急響應系統。
❷ 現代安全生產治理體系概念模型一個總體要求是什麼意思
國家治理，就是黨領導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這些構成了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依託。
國家治理能力，就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能力，也就是制度執行力。這種能力體現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治理能力的關鍵是人的素質，特別是幹部素質。提高治理能力關鍵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特別是建設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高素質幹部隊伍。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國家治理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依照我國憲法，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國家治理的主體，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黨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擔負著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使命，要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須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
國家治理涵蓋現代化建設五位一體總布局和黨的建設，而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層面。必須著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一是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二是依法治理，加強法制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三是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四是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提出的全新理念，標志著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境界。
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生的社會制度，還處在實踐和發展的初期。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沒有成功的經驗，只能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過世了，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在全國執政以後，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不斷出現動亂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
同時也要看到，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主要是國家制度體系還不完善，法制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還比較突出，各級幹部的能力素質還不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社會參與、群眾自治程度還不高，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存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與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執行不力密切相關。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正在經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城市社會，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這種轉型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趨勢。長期農業、農村社會形成了深厚的「人治」傳統，而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則以「法治」為主要特徵;如果說「熟人社會」難免是「人情社會」的話，那麼「陌生人社會」則必然是法治社會。就是說，我國社會轉型已經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對時代要求的回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中國」的任務，強調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都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❸ 你如何理解「制度」和「治理」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我理解的制度和智力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是這兩個要一起運用管理。
❹ ) 根據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下列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
其實我覺得這種決定的話我們國家的大事我們要關注一點
❺ 綜合治理措施總體配置應遵循的原則
1)應根據水土流失不同類型區確定各區的生產發展方向及水土保持措施總體布局。
2)應根據規劃區不同區的水土流失特點和開展工作的需要，以小流域為單元，分期分批進行。
3)開展以小流域為單元的綜合治理，應以小流域四周分水嶺為界，進行全面規劃，建成完整的防禦體系。
4)根據流域內各類土地的適應性和發展生產的需要，確定土地的利用規劃，根據土地利用規劃，在不同利用的土地上分布配置不同相應的治理措施。
5)治理保護應與開發利用相結合，根據各類土地防治水土流失的需要，因害設防地部署各項治理措施，而各類治理措施的產品又要滿足群眾生產、生活需要，並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通過坡改糧梯等基本農田建設，解決群眾糧食問題；通過造林、種草和營造果園、經濟林，解決群眾燃料、飼料、肥料等問題，並於當地區域經濟發展規劃結合，建成商品生產基地，發展市場經濟，促進群眾脫貧致富。
6)不同類型地區的小流域，其治理措施各有不同，應因地制宜，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
7)小流域綜合治理可分別在不同水土流失類型區選取一個有代表性的典型小流域(流域面積20—50km2)，進行典型治理措施規劃。
❻ 秦漢以後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特徵以及形成的原因
秦漢以後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特徵以及形成的原因？君主集中制，秦始皇奠定了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
❼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本次兩會社科界別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以此來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沒有總體規劃，推進就容易走樣
遲福林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的戰略性、歷史性選擇。
不過，遲福林認為，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和政府過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統，比較分散和碎片化，當前，社會方方面面對此有期待。遲福林認為，當務之急就是中央盡快制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相關總體規劃。沒有一個具體的「總體規劃」，難免會把好事辦走樣。
「建議盡快出台總體規劃或總體設想。」遲福林說，提出這條建議，主要基於三方面考慮。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和迫切需求。遲福林表示，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國家治理體系轉型確實到了關鍵點，未來3-5年，如果能夠發揮總體規劃的導向作用，對深化全面改革、對後10年、20年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次，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指導思想，「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下一步的國家治理轉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設為重點，法治為先、法治為重、法治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國的新局面。」
還有一點是回應社會期待。遲福林表示，國家治理的目標是讓人民滿意，國家治理得好不好，讓人民說了算。
在國家治理方面，遲福林認為，經過60多年的摸索，已經找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發展道路的國家治理體系，比如走什麼樣的路，用什麼理論來指導，國家制度等。不過，由於我們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因為各種因素影響，還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這樣一個總體規劃，對於協調各方面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國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響。」
國家治理總體規劃要研究四大問題
那麼如何設計、出台一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規劃？遲福林認為應研究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加快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建設法制化的營商環境。遲福林說，從現在的情況看，需要採取兩個措施：首先，針對現在資本外流、社會資本不穩定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建議盡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財產權、投資收益嚴格保護的法制環境，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場監管的轉型與改革，即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型，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從各個方面看，我國已進入一個消費型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全社會的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將是一個大趨勢。現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資與消費不相適應、市場監管與消費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不相適應。為什麼監管機構越來越多，但監管的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且消費不安全問題很多，主要的問題是把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合為一體。所以，法治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是賦予市場監管的法律地位，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以提高監管的綜合性、統一性、權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開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遲福林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例如，司法體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適應，需要把經濟的審判權歸中央，建立中央巡迴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歸地方。「我認為，這樣一些方面的司法體制改革現實的需求明顯加大，條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創新進程。「綜合各個方面的情況看，社會治理轉型確實到了臨界點，未來的一個時期，這方面的矛盾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遲福林說，未來必須以發展各類社區公益組織和推進社區自治為重點，加快社會治理創新，積極穩妥地推進官辦社會組織的轉型，使其在重要時候起到關鍵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的利益機構調整。而關於利益結構與治理結構的關系。遲福林認為，橄欖形的利益結構和分配結構是我國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並且是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現實情況看，改革開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果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無論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建設，恐怕都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近些年，我們一再呼籲盡快出台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家規劃以及調整相關的政策體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現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這樣，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總體規模達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盡快形成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理論
在遲福林看來，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還需要系統的理論作支撐。為此，他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對國家重大課題的攻關。遲福林認為，如何形成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論的攻關，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關，「建議把它作為國家重大課題。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什麼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依法治國等。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並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課題，應該組織力量進行國家重大課題攻關。」
二是，推進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從我國的情況看，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經濟社會咨詢研究，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差別。」因此，遲福林建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加大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的支持力度，對一些重要的咨詢機構給予支持，並建議把對政策咨詢機構的支持列入國家社會科學資助的重要方面。
❽ 我國社會福利的整體治理思路是什麼
加快推進社會福利體系的全民覆蓋與城鄉統籌。現階段我國社會福利體系建設與發展所進入的全新階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低水平、廣覆蓋」向「共享型」和「發展型」的轉變階段。毋庸諱言，「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盡管符合社會福利水平要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根本原則，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撒胡椒面」現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現階段完成「廣覆蓋」向「全覆蓋」轉變的時機已經成熟。根據黨的十八大所設定的「社會保障全民覆蓋」的戰略目標與時間表，目前我國的社會福利體系正處於逐步走向「制度」「人員」和「服務」全覆蓋的過程之中。為此，當前需要在鞏固已有福利保障項目的基礎上，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就業、住房、教育、健康等方面的福利制度，同時通過深化戶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來實現城鄉統籌和應保盡保。
強化第三部門在社會福利社會化中的重要作用。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就開始興起了多種所有製成分和多種社會力量興辦社會福利事業的進程。結合目前社會福利社會化發展程度依然不夠理想的現實，以及觀念、體制、政策和資金等方面的困難，當前是需要進一步強化「第三部門」重要作用的關鍵時期。一是應進一步完善第三部門參與社會福利提供及社會化發展的門檻和標准，以此明確具體的服務對象、范圍和標准；二是應以社會成員的福利需求及其變化發展為導向，科學合理地規劃和引導第三部門的平衡發展和有序參與；三是加強對第三部門的宣傳與監督力度，持續提高其自主性、影響力和自律水平。
著力構建和完善社會福利服務傳遞與輸送網路。在日趨混合或多元化的福利供給與治理模式之下，社會福利服務傳遞與輸送網路的構建與完善，主要需要把握好行動能力提升、合作機制構建和輸送路徑優化等方面的具體問題。從行動主體能力的提升角度來看，政府部門的角色轉變與市場和社會組織所承擔的責任與功能的變化是同步的過程，而政府部門所設定的福利制度與具體政策，又影響和制約著市場與社會組織的活動范圍與行動方式，因此就需要各個行動主體能夠堅持創新變革和審時度勢；從合作機制構建的角度看，各個主體間的平等互信是實現有效治理的最基本前提，而進一步理順政府部門與第三部門之間的關系實現合作與共贏，則是當前有效整合多元主體和實現治理目標的關鍵；從社會福利服務輸送路徑的角度來看，多元主體的多層次參與和有效供給，是社會成員多樣化福利需求得到更好滿足的根本保障，因此應在破除角色困境和理順相互關系的基礎上，運用政策、資金和人才方面的扶持與績效評價等手段來推動和實現福利服務輸送路徑的不斷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