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1. 如何認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治理理念的高度升華
治理是一門駕馭和引導社會和組織的藝術，它決定權利如何應用，決策如何做出，居民或利益相關者如何參與的結構之間、過程之間以及傳統之間的互動。治理不僅決定走向哪裡，而且也決定誰應當參與決策和以什麼樣的資格參與。國外的經驗研究表明，公共對話與政府的信任度之間有明顯關系，公共參與可以提高政府的信任度，公共對話能夠提高經濟運行效能。
在社會管理實踐中，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的制度結構或關系，不只是政府內部的結構和關系，還包括社會部門的結構和關系；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政府對於公共事務的影響只是眾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事情越復雜，政府的局限性越明顯；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相信：公共關心的重要問題，包括環境問題、信息和通訊技術發展問題，非常復雜，以至於不能僅僅依賴政府單獨決策。這樣，一個好的社會運行方式，還必須包括社會的廣泛參與，即以社會治理替代社會管理，唯此，才能充分調動社會積極性，既節省成本有效率，又能提高效能促進社會和諧。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社會管理發展為社會治理，適應了我國新時期的新特點和人民群眾在新時期的新期待。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由於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沒有徹底釐清，政府越位、缺位和不到位，人民群眾不能公平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尤其是個別官員腐敗和官僚主義，造成干群關系的緊張，甚至在很多方面極大地傷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對於黨和政府倡導的很多事情缺乏參與的熱情和活力，對於關系國家發展、民族存亡的重大問題，許多人在很多時候麻木不理、袖手旁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如果失去人民群眾的關心和參與，註定難成功。因此，如何激發人民群眾的熱情和活力，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必須直面的問題。
另一方面，社會公平問題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各個層面，表現在人們的行為和心態上，並時而通過一些突發事件表現出來，它導源於政策、法規、機會、公共資源、生存發展環境諸多方面。如何構建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實屬當下人民的最大期待。改革開放35年來，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但是，老百姓對社會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現象仍心存疑慮，各種極端行為時有發生，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不斷出現。尤其由於利益格局不合理引發的過激反應日趨凸現，諸如土地徵用、房屋拆遷、醫患沖突、環境事件，經常成為人們關注的新聞熱點和焦點。不得不承認，利益格局調整是當前社會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背景。改革難度之大，問題之多，矛盾之復雜，涉及人群和部門之廣泛，實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深化這些「難啃的骨頭」的改革，需要凝聚群眾的智慧和力量，需要完善的社會治理方式和高超的社會治理水平。
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需要改革和更新當前的治理模式
過去的35年發展中,中國社會的治理和體制結構一直在不斷變化，主要表現在:法治在替代人治；立法與執法的分離；部門之間的壁壘在打破；分權使地方領導獲得更多的權力；公眾越來越多參與立法、執法和政策制定。但是按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目前差距尚遠，改革和提升的空間很大。
提升社會治理水平，要鼓勵社會各個方面參與社會事務和公共事務。在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各種挑戰層出不窮，嚴峻危機時有發生的形勢下，探索新的社會治理模式，避免社會治理危機或通過社會治理避免危機，保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已經成為政治家、企業家和非營利部門領導人共同面臨的課題。從傳統的社會管理走向社會治理，通過社會治理提高組織效率、避免組織危機，保持組織、國家和社會的健康、持續和全面發展，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基本趨勢。
提升社會治理水平，要不斷完善決策模式。在一個日益復雜的社會格局中，如何引導社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避免曲折，避免危機？這需要新的社會治理模式。社會治理是一個國家開發經濟和社會資源過程中實施管理的方式，它同時也是制定和實施決策的過程。所以,治理不僅僅局限於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動。政府首先要意識到：重視公眾利益並不意味著要約束政府，但是政府應當與其他角色包括媒體、一些社會組織、企業組織分享共同利益，在基本的公共問題上要保持一致。
提升社會治理水平，要適應產業革命變革，不斷改革社會體制。社會治理要努力適應世界范圍內的產業革命和產業升級這一新的形勢，努力實現與時代同發展。目前，全球范圍內的社會發展正處在一個新的探索階段，主要在兩個方面醞釀突破，其一是針對社會問題，通過各種途徑和平台，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新的理念和方法，參加交流和碰撞的部門包括非營利組織、企業、政府、專家學者、職業服務供給商、創效評估人員等。其二是在傳統的金融體制內，植入社會和環境效果評價，引導私人資本進入社會和環境領域，產生了諸如社會創效證券、小額貸款、小額保險等新的金融產品和組織形式。這些創新活動依賴於社會體制改革，所以，社會體制改革與社會創新是不可分割的。當前，必須把改革與創新有機結合起來，順應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文化觀念和行政治理模式的變革。換句話說，需要更加深層次的改革。
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必須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充分激發社會活力
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改進社會治理方式，不斷滿足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對公平正義的要求，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強化司法公正，使法律成為社會公平正義、各類社會主體參與社會事務和公共事務、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堅強後盾。以下的問題是首當其沖的。
一是最大限度激發社會發展活力，必須明晰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社會各自的責任。政府要完善法律法規和通過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眾各方面權益，讓全體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使各種社會活動、居民的公共參與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內進行。社會要通過居民的參與來解決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系，形成秩序與活力統一的社會環境和氛圍。
二是要敢於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解決人民群眾在社會領域中遇到的各種切身利益問題，以及感觸最深、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敢於碰社會領域中的硬骨頭。要努力消除傳統社會和文化中長期積淀、阻礙國家現代化的障礙。在現實社會中，官本位和泛行政化趨勢是亟需改革的一個領域。官本位和泛行政化的觸角已經遍及教育、科學研究、文化藝術，甚至居民生活等領域，它使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侵蝕社會的公共生活，破壞了社會和諧和公共參與的基本價值——平等和公正，挫傷了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三是加大力度改革計劃經濟中遺留的阻礙社會和諧的因素。經過35年的改革發展，人民群眾希望看到的是富有成效，公平正義，政治清明的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進一步深化改革，就是要通過反腐敗、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群體之間的差距，完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使全體人民能夠自由遷徙，安居樂業。
四是要進一步完善居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決策機制。隨著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不斷提升，要求民主決策和自我治理的訴求會越來越高，建立和完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就要求改革和完善社會事務的公共決策機制。與改革開放初期比較，當下的改革面臨的矛盾更多，更加復雜，尤其是涉及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利益格局調整，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和人民群眾的參與。正如毛澤東同志在20世紀50年代就指出的，「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們自己來辦，我們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辦了。」在一個社會結構單一的時候，決策者可以像指揮軍隊一樣引領社會前進。當利益格局復雜、社會訴求多元以後，要把更多的決策交給社會去博弈，交給社會組織去負責，要相信社會的自治能力。

2.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兩大基本標桿是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總目標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在這一總目標中，大家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比較熟悉，而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夠了解。那麼，應該怎樣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呢？一般說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建設和制度執行力的集中體現。就我國而言，國家治理體系主要是指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這是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系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則是指運用制度體系管理國家和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治黨治國治軍、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利益、應對重大突發事件、處理各種復雜國際事務等方面的能力。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治理體系是治理能力形成的基礎，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賴於治理體系的建構；另一方面，治理能力彰顯治理體系的功能，治理能力強大是治理體系完備的表現，只有不斷提升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治理體系的效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適應社會發展新要求和人民群眾新期待的必然選擇。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不斷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國家治理之路，積累了寶貴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實踐證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適應我國基本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對此我們應有足夠的自信。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相比形勢任務的新變化、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和缺陷，還有許多亟待完善和提高的地方。要確保全面深化改革任務的完成，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國夢，就必須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在制度層面的基本要求。長期以來，我們比較強調物質文明層面、精神文明層面的現代化建設。其實，社會主義現代化除了物質文明層面、精神文明層面的現代化，還應包括制度層面、治理層面的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使國家治理體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和科學化，使國家治理者善於運用科學思維、民主思維和法治思維等，善於依靠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從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國家的效能。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提出來，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更高水平，表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項系統工程。一方面，要繼續完善制度體系。不斷改革那些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另一方面，要繼續提升治理能力。當前，我們雖然在各方面都建立了制度，但在發揮制度效能方面還存在明顯不足，很多制度雖然建起來了，但並沒有能充分發揮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更加註重治理能力的提升，努力把制度體系的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的實際效能。參考文獻：《怎樣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日報2013年12月16日07版）

3. 如何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

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從實踐上說,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求對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進行突破性的改革.
從理論上說,治理的概念不同於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力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其二,權力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其三,權力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運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後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工具性的政治行為.無論在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下,無論哪個階級行使統治,誰上台執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都希望自己執政的國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但是,歸根到底,治理是實現一定社會政治目標的手段,相對於國家的統治體制而言,治理體制更多體現工具理性.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要實現善治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現代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表徵.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以下五個標准.首先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業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其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其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徵,是區別於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學家通常也將現代國家治理稱為民主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有了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不過,影響國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體的素質,既包括官員的素質,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質.僅以官員的素質來看,縱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官員素質低劣,國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強,社會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員的素質,要對官員進行教育和培訓,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選拔機制,將優秀的公民遴選出來,授予他們權力,並且以制度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制約.
必然要求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對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深刻變革,也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重大變革.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如果按照多黨競爭、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標准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確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那麼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5年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例如,在依法治國、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政府問責、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審批、地方分權和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成功,或者說,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長期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各種利益沖突日益明顯.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僅以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包括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還不健全,公共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公民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相當嚴重,官員的腐敗和特權屢見不鮮,政府的公共服務還相當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對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自治的程度相當低,主要公共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還不夠協調,等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明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後,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需求.如果不採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麼我們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統治危機和執政危機.化解治理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必要舉措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中全會《決定》就是總的指導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線圖和重大的戰略部署.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以下六點必要舉措.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我們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我們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決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換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七年內要完成這一任務,其艱巨性可想而知.實現這項艱巨的戰略任務,不僅需要堅定的決心、堅強的領導和果斷的措施,同樣也需要寬廣的胸懷、高度的智慧和正確的道路.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超越任何組織和群體的局部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著眼點；不僅要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不僅要有政治精英的參與,也要有普通民眾的參與；不僅要依靠黨組織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更要嚴格遵循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和科學執政的基本方略.
總而言之,只有沿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反過來,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4.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哪些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這些構成了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依託。

國家治理能力，就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能力，也就是制度執行力。這種能力體現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治理能力的關鍵是人的素質，特別是幹部素質。提高治理能力關鍵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特別是建設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高素質幹部隊伍。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5. 為什麼要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們黨提出的全新理念，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境界。
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生的社會制度，還處在實踐和發展的初期。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沒有成功的經驗，只能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過世了，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後，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不斷出現動亂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
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主要是國家制度體系還不完善，法制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還比較突出，各級幹部的能力素質還不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社會參與、群眾自治程度還不高，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存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與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執行不力密切相關。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正在經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城市社會，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這種轉型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趨勢。長期農業、農村社會形成了深厚的「人治」傳統，而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則以「法治」為主要特徵;如果說「熟人社會」難免是「人情社會」的話，那麼「陌生人社會」則必然是法治社會。就是說，我國社會轉型已經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對時代要求的回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中國」的任務，強調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都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國的改革，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領域改革的關聯性、互動性明顯增強，要求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更加註重從制度上解決問題。鄧·小·平同志1980年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盡管還不完善，但是無論如何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對鄧·小·平同志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著眼點和著力點都是要改革和完善國家各方面制度。讀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涉及「制度」的內容何其多，可以說通篇都在講制度、講體制機制。也就是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標志著我國改革進入整體推進制度創新、制度建設的新階段。

6. 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

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

(6)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擴展閱讀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立足當前，從黨和國家機構職能上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提供保障；又要放眼未來，注重解決事關長遠的體制機制問題。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善於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7.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本次兩會社科界別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以此來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沒有總體規劃，推進就容易走樣
遲福林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的戰略性、歷史性選擇。
不過，遲福林認為，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和政府過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統，比較分散和碎片化，當前，社會方方面面對此有期待。遲福林認為，當務之急就是中央盡快制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相關總體規劃。沒有一個具體的「總體規劃」，難免會把好事辦走樣。
「建議盡快出台總體規劃或總體設想。」遲福林說，提出這條建議，主要基於三方面考慮。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和迫切需求。遲福林表示，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國家治理體系轉型確實到了關鍵點，未來3-5年，如果能夠發揮總體規劃的導向作用，對深化全面改革、對後10年、20年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次，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指導思想，「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下一步的國家治理轉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設為重點，法治為先、法治為重、法治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國的新局面。」
還有一點是回應社會期待。遲福林表示，國家治理的目標是讓人民滿意，國家治理得好不好，讓人民說了算。
在國家治理方面，遲福林認為，經過60多年的摸索，已經找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發展道路的國家治理體系，比如走什麼樣的路，用什麼理論來指導，國家制度等。不過，由於我們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因為各種因素影響，還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這樣一個總體規劃，對於協調各方面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國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響。」
國家治理總體規劃要研究四大問題
那麼如何設計、出台一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規劃？遲福林認為應研究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加快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建設法制化的營商環境。遲福林說，從現在的情況看，需要採取兩個措施：首先，針對現在資本外流、社會資本不穩定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建議盡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財產權、投資收益嚴格保護的法制環境，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場監管的轉型與改革，即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型，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從各個方面看，我國已進入一個消費型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全社會的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將是一個大趨勢。現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資與消費不相適應、市場監管與消費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不相適應。為什麼監管機構越來越多，但監管的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且消費不安全問題很多，主要的問題是把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合為一體。所以，法治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是賦予市場監管的法律地位，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以提高監管的綜合性、統一性、權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開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遲福林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例如，司法體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適應，需要把經濟的審判權歸中央，建立中央巡迴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歸地方。「我認為，這樣一些方面的司法體制改革現實的需求明顯加大，條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創新進程。「綜合各個方面的情況看，社會治理轉型確實到了臨界點，未來的一個時期，這方面的矛盾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遲福林說，未來必須以發展各類社區公益組織和推進社區自治為重點，加快社會治理創新，積極穩妥地推進官辦社會組織的轉型，使其在重要時候起到關鍵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的利益機構調整。而關於利益結構與治理結構的關系。遲福林認為，橄欖形的利益結構和分配結構是我國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並且是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現實情況看，改革開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果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無論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建設，恐怕都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近些年，我們一再呼籲盡快出台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家規劃以及調整相關的政策體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現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這樣，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總體規模達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盡快形成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理論
在遲福林看來，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還需要系統的理論作支撐。為此，他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對國家重大課題的攻關。遲福林認為，如何形成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論的攻關，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關，「建議把它作為國家重大課題。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什麼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依法治國等。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並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課題，應該組織力量進行國家重大課題攻關。」
二是，推進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從我國的情況看，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經濟社會咨詢研究，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差別。」因此，遲福林建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加大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的支持力度，對一些重要的咨詢機構給予支持，並建議把對政策咨詢機構的支持列入國家社會科學資助的重要方面。

8. ( 34 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