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

1. 如何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規范運作水平

轉載以下資料供參考

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關於制度
所謂出資人，就是向企業投入資本的人，即企業資本的擁有者，也就是股東。任何人的財產（資本）一旦投入企業，就變成企業的法人財產，投資者就享有出資人的權利。這些權利主要包括資產受益、按照法定程序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和聘請經營者、轉讓股權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資產必須同其他所有制資產一樣，具有明確的出資人代表。同時，國有資產也應該具有一般資產的產權要素：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權和處置權。
要完善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必須進一步明確：國資委不是政府的行政機構，與所轄企業的關系也不是行政隸屬關系，更不是上下級關系，而是以國有股權為紐帶，是股東與企業法人的關系，委託與代理的關系。國資委作為出資人代表，既要做到依法行使股東的權利，又要保證不越位、越權，對所轄國有資產享有收益權、重大決策權和經營者選擇權。否則，如果還繼續沿襲隸屬關系式的行政干預，「老闆加婆婆」的現象就會愈演愈烈，就會將企業管死，退回到改革的原點。不僅如此，由於國資委比過去政府部門的權力更大了，問題也可能變得更加復雜，一旦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將更加嚴重。
完善出資人制度，還必須建立相應的責任機制。國資委每年必須向人大報告國有資產經營情況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情況。各級人大必須設立專門的審計、監督機構，對國有資本經營績效進行評估、檢查與監督。同時，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對由於決策失誤造成國有資本經營損失的，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
參與治理
盡管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理論本身並不完善，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的途徑也處於實踐探索中，但利益相關者治理已日漸成為各國公司治理發展的一種趨勢。在我國公司治理的實踐中，包括中小股東、債權人、職工等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受到侵害的事件時有發生，因此，探討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機制與可行途徑，已成為我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緊迫任務。
繼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公司股權結構合理的公司債權結構，是建立公司內部制衡機制和有效監督機制的基礎。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獨大」的狀況，控股股東極易利用其控股地位侵佔上市公司的資金，嚴重影響上市公司的經營，直接損害了上市公司和投資者的利益。必須積極推進股權多元化，改變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狀況。然而，國際經驗表明，股權過於分散也會導致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因此，我國企業產權改革必須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我國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多年累積形成的現實的產權狀況，提倡和推進國有企業之間以及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相互持股，在此基礎上實現股權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
外部監管
這些機構在日本和德國典型的是銀行，而在美國，主要是機構投資者，例如養老基金。我國的機構投資者也獲得了較大發展。但總體規模不足、種類單一，在參與公司治理方面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並沒有在公司治理改進的事業中發出應有的聲音。在中國股市中，機構投資者還只是一個「用腳投票」的交易者而遠非以公司治理為導向的投資者。因此，創造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動力機制並探索其參與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徑，發揮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我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所面臨的重要任務。
建立制度
有效的公司治理需要有良好的制度體系與外部環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要實現公司治理的目標，需要有競爭性的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活躍的公司控制權市場、管理人員的激勵與監督機制，不僅需要健全的《公司法》，還需要嚴格的審計和財務信息披露制度、嚴格的反欺詐法規以及高效率和高水平的司法系統、行政監管機構和自律性組織。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時間不長，相應的法制建設也相對落後，行政監管機構和中介組織的公信力不夠，司法系統效率不高。這些都必須從系統的角度加以改進與建設，為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2. 如何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

首先，要以組織機構的穩定性過渡或穩定性存在為前提：穩定現時的經營生產管理活動；設置的組織機構具有一定時期的穩定性；能將舊的機構平穩引到、過渡到新的機構；人員的崗位調整能順利平穩過渡到新的部門和崗位；不適應的原有崗位人員能平穩的離職，不會因為個別人員的離職而給企業帶來負面影響，不會因為個別人的離職帶走人員，導致員工對企業產生沒有信心的思想變化。穩定性是否具備取決於部門優化調整時設立是否做到了「三適」： 適應：是否適應企業發展需要和管理科學的基本要求；企業的規模、企業產品的市場佔有率是否產生了內在的調整需求，一般的表現標志是：盡管企業規模擴大、人員增加，但企業效率提升速度不匹配，企業內部不協調、推諉的事情經常發生，內部協調工作經常需要上級領導來協調。原有部門、崗位不能適應企業的發展和生存的需求，部門經理、崗位人員明顯感到工作不知為何為、不知為誰為、視而不見麻木無為、消極或積極亂為。 適時：企業是否到了不調整就不能取得更好效果的時間；是否在恰當的時機里進行調整或優化；是否在適當的提前量（相對於企業管理水準、人員心態、人員素質等）下進行；是否會因為機構調整長時間打亂企業的原由正常經營生產秩序；是否能有助於企業在今後的發展中踏上新的起跑線；是否能促進快速提升經營業績、管理水準；是否具有「退半步，進一步或進兩步」的效果等等。 適才：是否有合適的人員或機構來優化調整；是否能廣泛發現能為公司所用的人才；是否能最大限度發揮現有人才的作用；是否發掘現有人才的潛力；是否能引進企業急需的人才等等，總之，是否能最大限度合理的使用人力資源。 其次，要分工清晰，有利考核與協調： 在現有基礎上改進不協調的組織關系，預防和避免今後可能存在的摩擦關系，優化的表現結果應該是部門職能清晰、權責到位，能夠進行評價和考核，部門間的管理聯系、工作程序協調，公司的管理制度能有效實施。 再次，部門、崗位的設置要與培養人才、提供良好發展空間相結合： 優化調整部門和崗位時，既要不考慮現有人員，又要綜合考慮人員；不能為了照顧人情關系，設立人情部門或崗位；同時，又要綜合考慮現有人員的品行、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能力和潛力等，在對品行有保證，具有風險小的培養價值的前提下，有意識地將部門、崗位和人才培養相結合，「企業是個人的發展平台」的觀念通過具體的員工在部門或崗位的就職得到體現。

3. 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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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關於制度
所謂出資人，就是向企業投入資本的人，即企業資本的擁有者，也就是股東。任何人的財產（資本）一旦投入企業，就變成企業的法人財產，投資者就享有出資人的權利。這些權利主要包括資產受益、按照法定程序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和聘請經營者、轉讓股權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資產必須同其他所有制資產一樣，具有明確的出資人代表。同時，國有資產也應該具有一般資產的產權要素：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權和處置權。
要完善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必須進一步明確：國資委不是政府的行政機構，與所轄企業的關系也不是行政隸屬關系，更不是上下級關系，而是以國有股權為紐帶，是股東與企業法人的關系，委託與代理的關系。國資委作為出資人代表，既要做到依法行使股東的權利，又要保證不越位、越權，對所轄國有資產享有收益權、重大決策權和經營者選擇權。否則，如果還繼續沿襲隸屬關系式的行政干預，「老闆加婆婆」的現象就會愈演愈烈，就會將企業管死，退回到改革的原點。不僅如此，由於國資委比過去政府部門的權力更大了，問題也可能變得更加復雜，一旦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將更加嚴重。
完善出資人制度，還必須建立相應的責任機制。國資委每年必須向人大報告國有資產經營情況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情況。各級人大必須設立專門的審計、監督機構，對國有資本經營績效進行評估、檢查與監督。同時，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對由於決策失誤造成國有資本經營損失的，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
參與治理
盡管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理論本身並不完善，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的途徑也處於實踐探索中，但利益相關者治理已日漸成為各國公司治理發展的一種趨勢。在我國公司治理的實踐中，包括中小股東、債權人、職工等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受到侵害的事件時有發生，因此，探討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機制與可行途徑，已成為我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緊迫任務。
繼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公司股權結構合理的公司債權結構，是建立公司內部制衡機制和有效監督機制的基礎。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獨大」的狀況，控股股東極易利用其控股地位侵佔上市公司的資金，嚴重影響上市公司的經營，直接損害了上市公司和投資者的利益。必須積極推進股權多元化，改變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狀況。然而，國際經驗表明，股權過於分散也會導致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因此，我國企業產權改革必須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我國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多年累積形成的現實的產權狀況，提倡和推進國有企業之間以及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相互持股，在此基礎上實現股權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
外部監管
這些機構在日本和德國典型的是銀行，而在美國，主要是機構投資者，例如養老基金。我國的機構投資者也獲得了較大發展。但總體規模不足、種類單一，在參與公司治理方面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並沒有在公司治理改進的事業中發出應有的聲音。在中國股市中，機構投資者還只是一個「用腳投票」的交易者而遠非以公司治理為導向的投資者。因此，創造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動力機制並探索其參與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徑，發揮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我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所面臨的重要任務。
建立制度
有效的公司治理需要有良好的制度體系與外部環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要實現公司治理的目標，需要有競爭性的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活躍的公司控制權市場、管理人員的激勵與監督機制，不僅需要健全的《公司法》，還需要嚴格的審計和財務信息披露制度、嚴格的反欺詐法規以及高效率和高水平的司法系統、行政監管機構和自律性組織。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時間不長，相應的法制建設也相對落後，行政監管機構和中介組織的公信力不夠，司法系統效率不高。這些都必須從系統的角度加以改進與建設，為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4. 公司治理結構健全具體是指那些方面

公司治理結構，指為實現公司最佳經營業績，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基於信託責任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結構性制度安排。
主要指參與治理、建立制度、外部監管。

5. 如何建立公司有效的治理結構

「公司治理結構」的提出

「公司治理結構」（Corporate governance）最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美國提出。當時美國學術界部分學者認為大型公眾公司的經營管理體制存在結構性缺陷，主要表現為董事會職權弱化，董事未能為股東的利益勤勉盡職，公司的經營管理權集中在高層管理人員手中。1971年，美國學者瑪切（Myles L Mace）在一份著名的研究報告中揭示了董事職能減弱的客觀事實。比如，董事主要在諸如技術、金融、政府關系等方面提供專業咨詢，而在確定公司目標、策略、董事會政策方面無所作為，甚至不對經營管理者提交其批準的方案提出有洞察力的問題；經營管理者操縱了公司，董事會只是為經營管理者的行為蓋蓋章，或受經營管理者之託去安撫外面的股東；董事會會議的議程由總裁確定並控制，在會議上內部董事為了自身的利益或出於禮貌免使總裁尷尬一般不提出質詢。

為此，不少學者倡導改革董事會，將董事有能力行使的職能賦予董事會， 且必須使董事不受經營管理者控制。 艾森伯格（Melvin AronEisenberg）提出應給予董事會監控的職能，即「挑選、 監督和免除主要高層管理人員」，董事會應獨立於它所監控的高層管理人員，並應保證有充分、客觀的資訊以使董事會行使監控職能。為了抑止大公司濫用權力，解決內部董事不能有效行使職權的問題，獨立董事制度被引入公司治理結構中。1974年成立，由大型公司的200 名總裁級人物組成的「企業園桌」組織（Business Roundtable）積極認同獨立董事機制， 並建議外來董事的人數應足以對董事會決策產生重大影響。據1989年對《財富》雜志前1000家公司董事會的統計，74％的董事是外部董事，83％的公司中外來董事佔多數，這表明獨立董事在美國已形成制度。1992年5月，美國法學研究所（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頒布《公司治理結構的原則：分析與提案》，該文件規定了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職務與許可權，監察委員會等董事委員會，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控股股東的公正交易義務，代表訴訟等內容。該文件促進了退休基金、投資信託等機構投資者參加公司的經營管理，也影響到世界各國對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和討論。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制度性缺陷

我國公司的治理結構是依據公司法的規定創設的。以股份公司為例，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份公司設立股東大會，為公司的權力機構；設立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設經理，由董事會聘任或者解聘，對董事會負責；設立監事會，負責檢查公司財務，監督董事、經理的行為等。立法的初衷是建立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層層負責、各司其職，監事會履行監控職責的組織模式。但是，這種設計最本質的缺陷是忽視了應建立以董事會為中心的公司治理結構，在立法時又沒有充分研究和吸收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新近發展和經驗教訓，因此形成了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制度性缺陷。

在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這三個機構的關繫上，究竟應是層層隸屬，還是應彼此制約？這是設計公司治理結構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如前所述，這一問題在國外公司法中已基本解決，董事會處於經營管理的中心地位，不能簡單認定三機關是一種從屬關系。但我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公司法將股東大會規定為權力機構，並選舉和更換董事，董事會和監事會從屬於股東大會，對股東大會負責。這一立法模式本身無可厚非，但該種立法模式的成功必須建立在股東大會名符其實以及股東大會和董事會職權正確劃定的基礎之上。但事實上，公司法並沒有創設出一種嶄新的機制確保我國的股東大會可以避免「流於形式」的世界性趨勢，而對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職權劃分所存在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或者是互相重疊（如股東大會「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而董事會「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或者剝奪了董事會的經營決策權（如股東大會審議批准董事會的報告，年度財務預決算方案）；或者是限制了董事會的職權范圍（採取列舉方式規定了10項職權，如果董事會行使除此之外的職權則缺少法律依據）。再從對監事會的規定來看，由於沒有像德國那樣賦予監事會對董事的任免權，沒有創設監事會履行職責的程序性保障制度，也缺少監事會對董事會行為的有效制約措施，因此監事會的設置從制度上就形成了一種「擺設」。

造成董事會經營管理權縮小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經理階層職權的膨脹，而膨脹的原因源於「法定化」。公司法第119 條規定股份公司應設經理，並列舉了經理的8項職權， 這種立法例在國際公司立法中是極為少見的，因為經理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屬於經營管理人員，他應履行什麼樣的職責取決於董事會的授權，而不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從法理上說，只有董事會才是公司經營管理的主體，並由其行使經營管理權，對內管理業務，對外代表公司，經理作為董事會聘任的管理者，只能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履行日常事務的管理或操作工作。經理職權法定化引出的後果表現在，由於經理的職權董事會不能行使，不可避免地造成董事會職權空心化，從而造成經理階層在生產經營管理中享有比董事會更具體、更廣泛的權力。此外，經理階層職權膨脹的結果，在事實上已使我國出現了美國曾經出現過的高級管理人員決定董事任免資格的情況。因此，如果不對經理職權作出法律上的改革調整，經理階層凌駕於董事會之上甚至決定董事命運的狀況將普遍化。

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長1人擔任， 董事長可以兼任公司經理的法律制度，使得董事會的權力、公司經營管理的權力集於法定代表人一身，這種制度為個人獨斷專行、侵佔公司資產和利益、損害股東權益洞開了方便之門。從單獨的層面來看，如上所述，我國董事會的權力並不大，但通過董事長兼總經理這一特殊職位的設置，董事長將董事會的權力和經理層的權力集於一身，從而形成了一種非常強大的權力，特別是公司法第120條還規定：公司董事會可以授權董事長行使董事會的部分職權，這等於說董事長在一定情況下就是董事會。在股份公司的治理結構中，董事長仍然擁有傳統國有企業的廠長或總經理那樣的大權實在是不可思議，而這種集權於一身的現象在國外公司制度中也不具有普遍性。在我國，由於大多數股份公司均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國有企業是絕對控股的大股東，因此股份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大多由國有企業委派，董事長集權現象，既是一種個人專權，也是一種大股東專權，一旦董事會其他成員的任免權、升遷權均控制在董事長或大股東手中時，董事會成員在事實上將成為傀儡，他們怎麼能履行謹慎行事和忠誠等義務呢？加之我國監事會的制度設計缺陷使其在實踐中已演化成現代企業制度中的一種高級「點綴」，監事們不但不能有效發揮監督作用，反而唯董事長的「馬首」是瞻，並無可奈何地去履行召開監事會會議等例行公事。大量公司違規違法案表明，絕大多數案件均是由於法定代表人專權，而又缺少有效的內部監督制約機制所造成的。因此，按照國際慣例重新設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合理配置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的職權，是構造公司治理結構中不應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公司法雖然規定了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並列舉了11項職責，但實踐中出現的情況是，股東大會往往具有象徵意義和形式意義，實際權力操縱在董事長控制的董事會和經營管理者手中，股東大會不過是一架為了符合法定程序而運轉的表決機器而已。這種情況表明，股東大會作為公司的「權力機構」其權力是十分有限而脆弱的。盡管我們竭力想落實和強化股東大會的權力，但是有關的措施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在我看來，實際上這仍然是制度缺陷所帶來的後果。首先，如前所述，公司治理結構已經從股東中心主義發展到了董事中心主義，這是一種世界性的潮流，這個潮流背後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因素，這是無法抗拒和阻擋的，在此情況下，我們的制度設計一定要將股東大會確立為絕對高於董事會的「權力機構」，在實踐中肯定無法達到立法者所預期的效果。其次，法律上對股東大會具體職權的設置，有一些內容顯然是剝奪或限制了董事會的職權，而對董事會職權的規定，又採取了封閉式的列舉性方式，這就使得董事會在履行職責時，為了經營管理的需要，想方設法擴大和強化自己的權力，從而造成股東大會的法定職權「虛擬化」。第三，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對各個機構進行權力配置的最好標准，應當是看哪種配置更符合公司和股東的最佳利益。既然公司的經營管理是交給董事會負責，那麼董事會應有哪些職權以及如何履行這些職權將關繫到公司和股東的切身權益，如果我們從法律上剝奪或限制這些職權，實際上無異於剝奪或限制股東可能得到的利益或機會。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與創新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既源於傳統體制下國有企業內部管理模式（如廠長負責制）的影響，也是因為公司法實施後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企業組織結構的不斷演化使得既有的立法模式無法適應新的形勢。在各國均在積極探索、研究適應經濟發展的公司治理結構時，我們絕不能抱殘守舊，或者去為公司法不合理的規定進行辯解，以「證明」立法者不存在錯誤，須知，法律永遠落後於經濟，如果不作出及時的修改，過時的法律就會變成經濟發展的阻力。因此，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需要進行立法上、制度上的完善、變革或創新，我認為至少可以從以下8方面入手：

1.建立以董事會為中心的公司治理結構，擴大董事會的職權范圍。由於只有董事會才能負責經營管理活動和決策，從本質上決定公司的經營狀況，因此公司治理結構必須以董事會為中心而構建。為此，需要採取四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一，縮減股東大會的職權，將其限定在任免部分董事，審批董監事報酬，審議利潤分配方案、增資減資、合並分立終止、修改章程等方面，而將有關經營管理方面的權力移交董事會行使；其二，對股東大會和董事會之間的權力配置原則作出明確的法律界定，即股東大會只能行使公司法明確規定的股東大會職權，除此之外的其他職權，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概由董事會行使；其三，公司法不再對董事會的職權作出列舉式規定，而改由公司章程規定；其四，取消公司法對經理設置的職權條款，而授權董事會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予以處置。

2.建立多元化法定代表人制度，禁止董事長總經理由1人擔任。 根據國外的作法，公司可以設董事局主席或董事長，但他不一定是法定代表人，或不一定是惟一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可以授權執行董事在不同的業務領域作為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法將董事長規定為惟一的法人代表，就排除了其他執行業務的董事的代表權，這樣一方面限制了其他執行董事的權力，不利於及時作出經營決策，另一方面又為董事長高度專權並凌駕於董事會之上提供了條件，在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情況下更使這種集權得到了頂峰。因此，法律應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權公司章程規定，法定代表人可以是董事長，也可以是其他執行董事，既可以由1人專任，也可以由2—3人在不同的業務領域分別擔任， 董事長在作為法定代表人的情況下不得同時擔任公司經理。

3.從法律上引進和確認獨立董事制度，並允許董事會設立專門委員會。我國公司董事會之所以不能真正履行董事會的職責，或者在履行職責時忽視公司利益、損害股東利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董事會的構成單一，其成員基本上來自控股股東，在董事會的議事和決策過程中很少聽到不同的聲音，很多董事習慣聽命於由控股股東委派的董事長的旨意，對需表決的議題不進行認真的甑別、思考和權衡，也不判斷在文件上簽字可能導致的法律風險。針對這一問題的醫治良方只能是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大比例引進外部董事進入董事會。法律上應允許有關的管理公司、咨詢公司、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等向上市公司委派階段性的全職董事或兼職董事，以改變目前公司董事會基本由內部董事組成的現狀。此外，可以仿照美國模式，允許董事會設立專門委員會，如設立財務委員會、工薪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等，並主要由獨立董事組成。

4.進一步明確董事的義務。公司法中雖然也規定了董事的義務，如要求董事「應當遵守公司章程、忠實履行職務，維護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職權為自己謀取私利」（第123條）， 但這種規定過於籠統、寬泛，缺少量化標准，在實踐中很難據此判斷董事的某一項具體行為是否違背此規定。我認為，我們應該全面引入英美公司法中的謹慎行事義務和忠誠義務。在謹慎行事義務方面，應主要為董事設定「謹慎行事」的標准，即他應以一個普通董事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識、管理經驗、合理判斷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和決策，不得因故意、疏忽、懈怠等原因而給公司造成損失或損害。在忠誠義務方面，應要求董事以公司的最佳利益為履行職責的出發點，親自履行董事職責，除非法律、公司章程另有規定，不得從事任何與公司利益發生沖突的業務或活動，不得以任何個人目的侵犯或利用屬於公司的財產、信息或機會。此外，公司董事也應承擔對經理階層的監督和對社會的責任。

5.擴充監事會的權力，建立名符其實的監事會制度。我國仿照大陸法系建立的監事會機構在制度設計上就變了樣。比如，在德國法中，監事會有權聘任和解聘董事，有權監督董事會的業務經營，有權審查董事會製作的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財務報表附註、財務狀況表，並批准董事會的年度報告，即實際上監事會行使了傳統股東會的職權。我國公司法第126條主要是從消極方面賦予監事會對董事、 經理違法違章行為和損害公司利益行為的監督權，而缺少從積極方面的職權賦予，造成監事會實際上形同虛設，我認為擴充監事會的權力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將部分董事的提名權交給監事會；由監事會主席主持召開股東大會；由監事會決定會計師事務所的聘任或解聘；財務報告由董事會編制後交監事會審核並由監事會提交股東大會審議；監事會代表公司起訴違法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6.限制控股股東的權力。我國上市公司往往是作為主要發起人的國有企業持有絕對控股的不上市股份，這就造成了控股股東在上市公司中擁有巨大的權力，董監事的委派及報酬、董事長總經理的任免、公司章程的制訂與修改、股利分配、增資減資、收購兼並等，均是由控股股東一手操辦和決定。為此，法律上有必要對控股股東的權力加以限制（或授權公司章程加以限制）。比如，可以規定：控股股東不能全部占據董事、監事職位，應留出一定的比例給其他發起人、公眾股股東或獨立人士；限制控股股東的投票權；董事長、總經理、監事會主席的職位不能均由控股股東出任；上市公司子公司的負責人不能全部從控股股東委派；控股股東不得在章程和股東會決議中寫入擴大其權益而縮小其他股東權益的內容。

7.建立代表訴訟制度。代表訴訟（representative Suits）源於英美衡平法，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已被世界各國的商法、公司法廣泛採用。根據這一制度，當有權代表公司的機關或個人怠於通過訴訟追究給公司利益造成損害的董事、監事或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的責任以維護公司利益時，符合法定條件的股東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訴訟。代表訴訟制度是加強股東對經營管理者的監督，促使其勤勉盡責，防止權利濫用，防止管理層「官官相護」的有效法律機制。

8.建立幫助投資者實現訴權的訴訟支持制度。我國證券監管機關和有關行政部門每年都查處大批違反公司法、證券法及相關法規的案例，但由於這種查處主要限於行政處罰，並沒有使受到損害的股東權益或公司利益得到補償，甚至向公司所處罰款實際上分攤了股東的利益。另一方面，由於公眾股東持股額小，地域分散，取證困難，對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違法活動無法獲得充分的信息資料，因此即使他們想向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進行民事索償，在客觀上也困難重重。如果我們仿照歐美建立「訴訟支持」制度，這一問題便不難解決。訴訟支持，英文為amicus Curiae，有的譯為「法院之友」， 是指行政機構在行政程序或訴訟程序中所採用的證據，經法院許可後可以提供給私人訴訟的當事人，以對私人的訴訟請求進行證據支持。近年來美國SEC 在由共同基金股東以代表訴訟形式提起的損害賠償訴訟中， 就頻繁利用amicusCuriae制度來支持起訴人的訴訟請求。我國立法和司法制度一旦引入這一機制，證券監管部門在實施行政稽查和行政處罰過程中所獲取的大量證據，就可以合法地提供給法院和當事人，從而使投資者不再因取證困難而放棄訴權。

（http://www.lw90.com/paper/guanlilunwen/gongshangguanli/20060619/53441）

6. 如何完善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1）

作者--大山 一、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的含義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用以處理由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而產生的信託代理關系的制度安排。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就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規范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者的權責，完善企業領導人員的聘任制度。股東會決定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董事會選擇經營管理者，經營管理者行使用人權，並形成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制衡機制。大量實踐表明，當前很多大型經營機構普遍採用的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運營方式。現代企業的所有者在投入資源組建公司後，大都選擇委託誠實可信並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的經營管理者來負責公司運營。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者在進行委託管理時，通常必須在專業經營管理所帶來的預期收益和由於利益不一致而產生的委託成本及風險兩個方面進行權衡。因此，為了保障所有者的投資者利益，就需要採取法律、合同和酌情處置權等形式，既構建有利於所有者對公司最終控制的機制，又完善激發經營管理者為股東創造價值的激勵機制。這就是現代企業在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後，需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的必要性。 二、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的組成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由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由高層經理人員組成的執行機構四部分組成。其中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並將自己的資産交給董事會託管；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結構，擁有對高層經理人員的聘用、獎懲及解僱權；股東大會同時選舉監事組成監事會，負責監督檢查股市的財務狀況和業務執行狀況；高層經理人員組成的執行機構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負責公司的日常經營。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的組成基本相同，只是前者更加復雜、完善，因此，下面就以股份有限公司爲例做具體說明。（一）、股東和股東大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是公司股份（表現爲股權）的持有者。股東有在冊和不在冊之分。在冊股東是指在公司股東名冊上登記其姓名、住址和簡況的股東。非在冊股東是指沒有在公司股東名冊上進行相應登記的股東。享有平時獲得股息的優先權和清盤時優先獲得補償的優先股持有者，通常不算在冊股東；普通股持有者依法過戶後就成爲在冊股東。公司股東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股東作爲公司的所有者，依法對公司承擔義務和享有權利。股東的義務僅限於就其所認購股份額（即出資額爲限承擔有限責任）。股東的權利分爲以自己的利益爲目的而行使的自益權和以自己利益及公司利益而行使的公益權。自益權包括：股息紅利分配權、剩餘財産分配權、新股認購權、股份轉讓權等。公益權包括：出席股東大會權、表決權、請求召集臨時股東大會權等。 股東權利的行使，在公司內部，一般是通過股東大會進行的。股東大會是指定期或臨時舉行的，由全體股東組成的組織，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權利機構。股東大會的權利各國法律一般都有明確規定，一般包括：聽取股東大會召集人（一般爲公司董事、監事）報告的權利，查核公司各種報告、表冊的權利，就公司事務特別是重大事務如任免董事、修改公司章程作出決議的權利等。股東大會一般分爲普通年會和股東特別會議兩種。股東普通年會是指一年一次必須召開的股東大會。股東普通年會一般是董事會組織召開。股東特別會議是指兩次股東普通年會之間不定期召開的股東大會。股東特別會議可以由董事會召開，也可以由法定的特有一定數量股權的股東召開，還可以有由法院根據自己的動議或任何一個董事或一個有表決權的股東的動議，發布命令召開。召開股東會的通知必須採取書面形式，並在開會前送到每個有表決權的股東手，叄加股東大會的股東必須達到法定人數，才能視爲合法，通過的決議才能有效。（二）、董事和董事會。對於擁有衆多股東的公司來說，不可能通過所有股東的定期集會來經營。因而，股東大會只能議事而不能具體管理公司的事務，這就需要股東通過股東大會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有能力的少數代表來具體負責公司的經營管理。這些由股東大會選出的代表股東來管理公司的少數人就是公司的董事，他們組成的機構即爲董事會。有些國家的公司規定，法人也可以兼任公司的董事，但必須指定一名有行爲能力的自然人作爲代表執行董事的職能。各國法律一般規定，董事的人數應在三人以上。 三、完善公司法人制度的制度模式及制度安排 第一，制度安排說。英國牛津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柯林？梅耶把法人治理結構定義為：「公司賴以代表和服務於它的投資者利益的一種制度安排。」根據該理論，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包括：（1）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權；（2）如何監督和評價董事會、經理人和職工；（3）如何設計和實施激勵機制。一般而言，良好的法人治理結構能夠利用這些制度安排的互補性質，並選擇一種結構來減低代理人成本。 第二，相互作用說。庫克倫（ＰｈｌｉｐＬＣｏｃｈｒａｎ）和華廷科（ＳｔｅｖｅｎＬＷａｒｔｉｃｋ）指出：「公司治理包括在高級管理階層、股東、董事會和公司其他的有關利益人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具體問題。構成公司治理問題的核心是：（1）誰從公司決策/高級管理階層的行動中受益？（2）誰應該從公司決策/高級管理階層的行動中受益？當在『是什麼』和『應該是什麼』之間不一致時，一個公司治理問題就會出現。」 第三，組織結構說。我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所謂法人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董事會高級執行人員及高級經理人員三者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上述三者之間形成一定的制衡關系。通過這一結構，所有者將自己的資產交由公司董事會託管；公司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擁有對高級經理人員的聘用、獎懲以及解僱權；高級經理人員受雇於董事會，組成在董事會領導下的執行機構，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經營企業。」 第四，決策機制說。奧利弗？哈特提出，只要以下兩個條件存在，公司治理問題就必然會在一個組織中產生。第一個條件是代理問題，確切地說是組織成員（可能是所有者、管理者、工人消費者）之間存在利益沖突；第二個條件是，交易費用之大使代理問題不可能通過合約解決。「治理結構被看作一個決策機制，更准確地說，治理結構分配公司非人力資本的剩餘控制權，即資產使用權。如果在合約中沒有詳細設定的話，治理結構將決定其如何使用。」 參考中外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內涵界說，本人認為，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指的是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基礎上，不同組織形式的股份制企業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職工等利益相關者之間有關公司經營與權利的公司組織制度與運行機制。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從法學的角度來講，則是指為維護股東、公司債權人以及社會公共利益，保證公司正常有效地運營，由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的有關公司組織機構之間權力分配與制衡的制度體系。第五，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要求在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的制度安排上，要建立起科學的激勵和監督機制。一是機制設計要從實際出發，適應公司的行業和規模特點；二是激勵和監督要配合得當。在不同的競爭環境和企業規模下，激勵和監督機制的配置要求存在較大差異，不同的配置可導致完全不同的治理效果。只有公司的所有者、經營者、管理者、監督者恪盡職守，又不越位，才能形成良好的運行機制，使企業富有活力。因此，為了切實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就要科學地配置公司的控制權。要保證股東大會的最終控制權，保證董事會獨立決策權，保證經理自主經營管理的權力。董事會成員與經理人員不能過分重合，以確保董事會不被經理層所控制，能以公司和股東利益為取向主持公司的經營和決策；大型公司還應有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以維護小股東和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職工代表依《公司法》進入董事會、監事會，使職工以法定的形式參與公司的決策和監督；在涉及職工經濟利益的決策中要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等等。

7. 怎樣完善企業治理結構，梳理了公司股權結構，明晰了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管層的權責，使企業更高效

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一、關於制度

所謂出資人，就是向企業投入資本的人，即企業資本的擁有者，也就是股東。任何人的財產(資本)一旦投入企業，就變成企業的法人財產，投資者就享有出資人的權利。這些權利主要包括資產受益、按照法定程序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和聘請經營者、轉讓股權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資產必須同其他所有制資產一樣，具有明確的出資人代表。同時，國有資產也應該具有一般資產的產權要素：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權和處置權。

要完善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必須進一步明確：國資委不是政府的行政機構，與所轄企業的關系也不是行政隸屬關系，更不是上下級關系，而是以國有股權為紐帶，是股東與企業法人的關系，委託與代理的關系。國資委作為出資人代表，既要做到依法行使股東的權利，又要保證不越位、越權，對所轄國有資產享有收益權、重大決策權和經營者選擇權。否則，如果還繼續沿襲隸屬關系式的行政干預，「老闆加婆婆」的現象就會愈演愈烈，就會將企業管死，退回到改革的原點。不僅如此，由於國資委比過去政府部門的權力更大了，問題也可能變得更加復雜，一旦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將更加嚴重。

完善出資人制度，還必須建立相應的責任機制。國資委每年必須向人大報告國有資產經營情況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情況。各級人大必須設立專門的審計、監督機構，對國有資本經營績效進行評估、檢查與監督。同時，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對由於決策失誤造成國有資本經營損失的，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

二、參與治理

盡管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理論本身並不完善，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的途徑也處於實踐探索中，但利益相關者治理已日漸成為各國公司治理發展的一種趨勢。在我國公司治理的實踐中，包括中小股東、債權人、職工等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受到侵害的事件時有發生，因此，探討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機制與可行途徑，已成為我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緊迫任務。

繼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公司股權結構合理的公司債權結構，是建立公司內部制衡機制和有效監督機制的基礎。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獨大」的狀況，控股股東極易利用其控股地位侵佔上市公司的資金，嚴重影響上市公司的經營，直接損害了上市公司和投資者的利益。必須積極推進股權多元化，改變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狀況。然而，國際經驗表明，股權過於分散也會導致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因此，我國企業產權改革必須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我國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多年累積形成的現實的產權狀況，提倡和推進國有企業之間以及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相互持股，在此基礎上實現股權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

三、外部監管

這些機構在日本和德國典型的是銀行，而在美國，主要是機構投資者，例如養老基金。我國的機構投資者也獲得了較大發展。但總體規模不足、種類單一，在參與公司治理方面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並沒有在公司治理改進的事業中發出應有的聲音。在中國股市中，機構投資者還只是一個「用腳投票」的交易者而遠非以公司治理為導向的投資者。因此，創造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動力機制並探索其參與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徑，發揮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我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所面臨的重要任務。

四、建立制度

有效的公司治理需要有良好的制度體系與外部環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要實現公司治理的目標，需要有競爭性的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活躍的公司控制權市場、管理人員的激勵與監督機制，不僅需要健全的《公司法》，還需要嚴格的審計和財務信息披露制度、嚴格的反欺詐法規以及高效率和高水平的司法系統、行政監管機構和自律性組織。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時間不長，相應的法制建設也相對落後，行政監管機構和中介組織的公信力不夠，司法系統效率不高。這些都必須從系統的角度加以改進與建設，為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8. 我國應從哪些方面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完善不了，每個老總都有自己的治理方式，不可能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