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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治理社區

發布時間: 2021-03-14 06:42:08

Ⅰ 社區黨支部書記怎樣搞好基層治理工作

深入基層、深入一線抄、深入群眾,多為老百姓干實事,將社區政務公開。還有就是辦事處理糾紛要一碗水端平。群眾找你辦事情的時候要耐心講解政策,要細心辦理,對不能辦或者不符合政策要求的,要解釋清楚。不能讓群眾也為你是吃拿卡要!還有:你要和社區主任一起並肩作戰,不要搞一言堂!一句話就是要團結!

Ⅱ 推進社區治理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

加強社區社會管理是全面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基礎性工作,社區從開始就被定義為「小社會」,社會的一切活動都是在一個個實體的社區里進行,一個社區所面臨的許多問題,既是某一社區中單獨的存在,也是更大社會范圍內的問題的具體表現。因此,探索社區存在的一些問題,為解決整個社會普遍存在的一些現象有所幫助。
一、「社區」來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區」與「社會」兩個綜合性分析概念,來說明人類演進過程中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兩極特徵。他認為「社區是一種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種原始的或者天然狀態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統一體。」社會則是一種有目的的聯合體。在社會里人們「雖然也像在共同體里一樣,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處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結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離的。」由此,滕尼斯認為社區是由一定地域范圍內的同質人口組成的、價值觀念一致、關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撫的富有人情味的社會共同體,並強調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親密關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識以及對社區的歸屬感、認同感。隨後20世紀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區的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強調了社區的本質特徵是「地域性」的觀點。1955年,美國社會學家G.A.Hillery則認為,大多數社會學家認同的社區概念應包括社會互動、地理區域和共同關系三個特徵。
目前我國對社區的研究較有影響力的範式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此類研究將社區視為社會的代表或者國家與社會的中介,通過社區去驗證關於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某些重要論點。另外一個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區治理的具體范疇,他們認為社區是中國公民社會崛起、推動社區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區讓權、還權、授權,成為社區自治的推動力,而草根社區通過公民行動和政治參與,並對管理體制形成強大的沖擊力。
目前,按經濟結構、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規模標准分類,主要有農村社區、城市社區和集鎮社區(或城鎮社區)三種,本文探討的是城市社區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國城市社區治理存在的問題
隨著經濟發展,我國的國家和社會關系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務,各類非政府社會組織取得了一定能動性,社會管理的創新活動正如火如荼。盡管公民社會形成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結構已逐步改善,但因為公民意識尚不普遍、法制體系尚不健全、民間組織的自主性不強等原因,雖出現了不少社區自治的示範社區案例,但大多數採取的仍然是政府為主導的社區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會力量如社區法定組織與民間組織等都還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1.治理主體定位不清
我國社區自治程度普遍較低,政府往往通過行政命令和強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區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區治理中,社區的獨立性與法律賦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區成為基礎政府組織及其派出機構的「附屬物」。市、區各管理部門存在工作職能相互混淆的情況,結果往往各自為政,工作布置繁雜和重復交叉,使社區居委會這一群眾性自治組織承擔了大量原本屬於政府部門的工作任務,成為政府部門的承受層、操作層和落實層,加之工作中權、責、利的不明晰和當前考評機制的綜合因素,社區工作開展起來力不從心,疲於應付。這種社區行政化實際上形成了領導與指導兼有的雙重關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卻日益萎縮,不利於提升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也不利於提高社區居委會的威信,同時還嚴重影響了社區的承載能力。
在治理角色錯位的的同時,政府過多地干預了非政府社會組織的自主權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會承擔了一些應由非政府社會組織承擔的事務性職能,如社區文化活動、公益慈善活動、志願者活動等。由於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現了「該管的未管,不該管的強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現象,影響了社區建設的健康發展。
2.社區管理資源匱乏
我國城市社區普遍面臨資源匱乏、配套支持難以滿足社區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資源匱乏。由於編制等歷史原因,當前從事社區治理與服務工作的多是下崗職工、家庭婦女、離退休職工等,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比例偏低,大多數從業者沒有經過社會工作的專業培訓,缺乏社會管理知識,面對社區各項功能社會化服務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另外社區工作人員工作強度很大,但工資薪酬卻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質人才,社區工作者隊伍青黃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資源缺乏。社區治理缺乏相應的政策支持,很多條例過於籠統,執行起來難度較大,而政策間也缺乏有效銜接,這為注重細節管理的社區治理帶來了很多困難。具體表現在:一是街道辦事處指導下的社區居委會,對自身行政服務和管理的范圍沒有制定明確的制度規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現象;二是社區內的市、區屬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分別按各自指令行事,與社區之間的關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據,往往造成社區事務相互推諉扯皮;三是社區管理運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難以制約一些權力集中部門的工作。
3.社區參與性不強
社區治理的目標就是通過多元的社區組織實現對社區治理的參與,治理的主體既包括黨團組織和政府組織,也有非營利組織和市場組織,還有居民個人。現階段社區內居民參與和社會組織參與積極性都不高,社區活動的行政化痕跡明顯。雖然很多社區管理機構對居民的意願和要求給予了一定的重視,居民的合理化建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採納,但靠行政推動力來整合社會力量的方式很難吸引居民自覺參與。而在政府的強勢領導下,社區社會組織活動的開展很多時候處於被動地位,因為這些組織無法像政府那樣採取合法的強力手段實現公共管理和保護公民的公共安全與人權,而政府與營利組織又不能像非營利組織那樣對社區弱勢群體提供免費而又受到受助者歡迎的服務。此外,社區中存在各種各樣的社會主體,這些主體在社區活動中構成錯綜復雜的關系,但目前各組織尚未明確各自所應該承擔的職責和義務,比如社區非正式組織與政府機構之間、業主與物業公司之間的共建與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區治理的對策分析
1.創新政府管理方式
雖然我國的社區治理模式大多數還是政府主導,但是參照武漢、上海等社區管理的創新經驗,我們發現城市社區管理體制由單一行政管理模式轉變為政府與社區互動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這是構築政府依法行政與社區依法自治相結合的管理體制模式,也是架構「小政府、大社會」的創新社會管理途徑。一要明確居委會與各職能部門所擔負的職責。各職能部門必須獨立承擔的行政管理責任,對於自己職能內的事務不推給社區,如果需要社區協助應該提供工作人員和相關經費,其他如社區保障、群眾文化等社會性服務工作應從行政職能中分離出來,按「權隨責走、費隨事轉」的原則移交社區,並界定社區自治管理的職責,包括社區社會機構的管理、鄰里關照等社區公益事業建設等。二要創新社區評議的考核監督機制。對社區的考核由上級部門的單向考核,轉變為上級部門、駐區單位、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的多向考核;政府職能部門在社區建立公示制、承諾制,接受社區成員的監督和評議;考核管理社區、服務居民的內容應當以社區居民的滿意度為主,並取消考核與社區職能無關的內容,切實為社區工作減負。
2.加大人才隊伍建設
2011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社區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11-2015年)》,《規劃》指出,要積極推進社區服務人才隊伍專業化、職業化,落實「一社區一名大學生」政策,實施50萬大學生服務社區計劃。對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才,要採取公開推薦、民主推薦、群眾推薦、組織推薦、個人自薦等方式,引入競爭機制,推行競爭上崗,創造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用人環境。針對社區管理特點,要開展形式多樣的培訓活動,建立培訓登記管理制度,鼓勵社區工作者參加各種職業資格考試和學歷教育,對社區服務人員進行系統培訓,切實提高社區幹部的計算機操作、口頭表達、文字組織、矛盾協調等技能。另外,要認真落實政務公開、財務管理、民主評議幹部等規章制度,保障社區人才隊伍的穩定,從而使社區管理服務水平向規范化、專業化、制度化發展邁進。
3.提升社區居民參與
社區居民參與度的高低,決定著社區建設與城市基層民主化實現程度的高低,是創建和諧社區的基礎,也是實現社區建設自治發展的關鍵。首先,要引導居民群眾在社區民主管理中發揮作用。通過建立社區網站、張貼宣傳通知等各種方式實行居委會工作公開;開展試行社區事務聽證制度,增加社區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責任感,對影響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過召開聽證會、樓道會等形式解決。其次,開展各類豐富多彩的社會活動和互助活動,融洽鄰里關系,消除矛盾糾紛,滿足社區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並通過樹立社區活動積極典型,引導居民自覺參與社區的管理,形成和諧鄰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區風氣。
4.培育各類社區組織
社區服務組織是社區管理和社區服務的重要力量,對該類組織的設立和發展要給予必要支持,特別是對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等應簡化登記手續,降低准入門檻,減免稅收費用,對辦公場所方面也應積極配合。此外,對一些提供服務的社會組織可以借鑒香港地區的做法,試水市場化的購買制度,引導符合條件的組織或個人創辦公益性組織,擴大試點服務范圍和內容,實現社區居民綜合性服務的提供。
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正處在公民社會逐步形成發展階段中,處於這個階段的公民社會雖已形成,但還不夠成熟。作為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的公民社會,中國處在市場、社區與民間組織還不成熟的轉型時期,只有採取多種管理方式,積極加強人才培養,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培育社區公民意識,不斷提高社區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識,才能引導社區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Ⅲ 社區黨組織如何創新服務載體,拓展服務內容,引領城市基層治理。

社區是黨和政府服務、聯系居民群眾的「最後一公里「,社區黨組織應該積極創新服務,引領城市基層治理。具體來說,可以有以下三點建議:
第一,完善黨建網路體系,破解社區治理創新的核心難題。健全體系、整合資源、增強能力,這是社區治理創新中需要著力破解的核心難題。如何在傳統治理網路難以覆蓋的新興領域形成有效的自治與共治聯動機制,更是社區治理創新面臨的首要問題。可以將強化街道黨工委職能作用為突破口,將管理和服務力量向街道社區傾斜,在提高「兩級政府、三級管理」效能的同時,構建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的社區共治新格局。建立了區委、街道黨工委、居民區黨組織「三級聯動」的工作體系,在推動街道社區與駐區單位黨建協作互補、社區黨組織工作向新興領域拓展過程中,通過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完善了黨建網路體系。依託黨建網路體系,在基層社區形成以黨組織為核心、居委會為主導、居民為主體,業委會、物業公司、駐區單位、群眾團體、社會組織、群眾活動團隊等共同參與的基層治理架構,不僅促進了縱向聯動與橫向協作,而且有效解決了傳統治理網路存在盲區的問題。
第二,以黨建帶群建,統籌治理資源,不斷提升精細化治理水平和基層治理能力。黨的基層組織中蘊藏著強大能量。以黨建帶群建,把社區黨建、駐區單位黨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黨建統攬起來,就能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在價值引領、組織動員、支持服務、統籌協調和凝聚骨幹方面的作用,匯聚治理資源,協調治理行為,提升精細化治理水平和基層治理能力。
第三,從企業、高校、社區吸收優秀骨幹力量,組建有良好作風的基層幹部隊伍和社區黨支部書記隊伍。社區治理創新成效如何,基層幹部是決定性因素。應該積極在體制、身份、待遇、出路等問題上創新思路,從源頭上解決社區骨幹隊伍選人難、留不住的問題。真正使得基層幹部和社區黨支部書記來自群眾、理解群眾,具備服務群眾的能力與熱忱,在群眾中有較高威信和良好口碑。為有效開展社區治理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層組織基礎。
滿意請採納。

Ⅳ 社區如何加強基層治理

以黨建引領新時代社區治理,要完善多元共治的黨建網路體系。對於社區全靠政府管理的傳統「一元模式」,要形成以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社區居委會為樞紐、以居民為主體,社會組織、群眾團體、志願者團隊等共同參與的基層治理架構,通過建立有效的自治與共治聯動機制,實現黨的組織覆蓋。同時,要建立平台、匯集資源、整合力量,通過開展融公安網、政務網、互聯網等於一體的智慧社區建設,真正搭建起群眾參與社區治理和服務的平台,通過多元共治平台,實現黨的工作覆蓋。

以黨建引領新時代社區治理,要全力打造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社區黨組織既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者,更是社區群眾利益的代表者和服務者。社區治理創新就是要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服務,要努力構建黨建服務機制,精準對接群眾需求,創新黨組織及黨員為群眾服務的途徑和方式,開展以志願服務為特色的社區服務,整合多方社會資源優服務促發展,以此打造基層黨建品牌,努力為社區群眾打造一個舒適安心的人居環境。

以黨建引領新時代社區治理,要充分發揮黨員的戰斗堡壘作用。社區治理創新成效如何,基層幹部是決定性因素,要將社區幹部隊伍納入全區幹部隊伍建設體系,培養選拔一批黨性強、能力強、群眾信得過、治理有辦法並竭盡誠心服務群眾的優秀人才,對其建立落實鼓勵激勵機制,在幹部待遇、評價考核、職位晉升等方面改進工作思路,不斷激發社區幹部隊伍內生活力。

Ⅳ 在社會治理理念上要突出強調基層社區的作用

基層社會治理是社會建設的重大任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內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容,也是人民安居樂業的前提和保障。當前,隨著我國已經逐漸步入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問題易發多發,各種利益訴求不斷涌現,各種不穩定因素交織疊加,這些都使得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復雜,日益呈現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點。推動基層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已經成為一項重要而迫切的課題和任務。
不斷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理念。一要突出以人為本理念。要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決不能將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凌駕於人民群眾的利益至上,要杜絕官本位思想,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和思想觀念。二要突出系統治理理念。在突出黨委領導作用的同時,大力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引導和鼓勵社會各方面廣泛參與,確保基層社會治理能夠凝聚方方面面的積極因素。三是突出依法治理理念。針對基層社會治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必須要強化依法治理理念,嚴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規定辦事,樹立法治思維,創新法治方式,推動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

Ⅵ 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包括哪些內容

6月12日,新華社受權播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

  • 意見提出,要健全完善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有效發揮基層政府主導作用,注重發揮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基礎作用,統籌發揮社會力量協同作用;要不斷提升城鄉社區治理水平,增強社區居民參與能力,提高社區服務供給能力,強化社區文化引領能力,增強社區依法辦事能力,提升社區矛盾預防化解能力,增強社區信息化應用能力。

  • 意見要求著力補齊城鄉社區治理短板,要改善社區人居環境,加快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建設,優化社區資源配置,推進社區減負增效,改進社區物業服務管理。

  • 意見還要求強化組織保障,要完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完善政策標准體系和激勵宣傳機制。

Ⅶ 什麼是基層治理

基層治理是對基層地區(如城市社區、農村等)的治理。

基層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國家治理現代化離不開基層治理現代化。城市的社區治理、農村的村落治理,都屬於基層治理范疇。基層治理涉及面寬、量大、事多,直接面對群眾,在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中佔有重要位置。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基層治理是否有效,直接決定著經濟社會是否能持續發展、繁榮和穩定。

(7)基層治理社區擴展閱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

這不僅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更對新時代黨的建設和以黨的建設貫穿基層治理、保障基層治理、引領基層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大黨建引領基層治理路徑探索,對基層黨建和基層治理的發展創新,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地落實,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參考資料:人民網-新時代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思考

Ⅷ 中國城市基層由社會控制到社區治理轉變對嗎

在當代中國基層治理體系的演進過程中,有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在不斷鞏固著中國執政的基礎,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這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
對於現代國家來說,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國家中的村落、社區乃至一基層組織的治理,都不是像傳統社會那樣,是在封閉的「封建化城堡」中獨自運行的。無論是奉行自治原則的基層治理還是與國家政權體系相勾連的基層治理,都是作為現代國家建設的基石而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
基層治理與上層治理、國家政權的內部治理又是有區別的。基層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國家與社會的交接點而存在的。這樣就決定了基層治理既要依靠基層、法律、選舉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於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區認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使基層治理體系得以運轉的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融合。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要素就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這就是社區精英。基層治理要過得硬,僅僅依靠地方正式的公務人員是永遠無法奏效的。這是基層治理的特性和邏輯所決定的。因此,要想提高基層治理的質量與水平,就得依靠一支特殊的隊伍。這支隊伍就是在社區擁有強勁影響力的「社區精英」。
一般來說,社區精英的成熟度與基層治理的質量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完善的基層治理體系得益於基層管理人員與社區精英的支持與合作。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如何培養社區精英,如何提高社區精英的影響力,如何配置與基層治理要求、基層治理特性相匹配的社區精英,都決定著基層治理的水平與質量。
在當代中國基層治理體系的演進過程中,有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在不斷鞏固著中國執政的基礎,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這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以上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都是與特定時代的邏輯和特色聯系在一起的。
(一)革命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鞏固
革命型社區精英孕生於新中國建立初期,在此後一段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革命型社區精英在基層治理體系中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國城鄉社會的整合、國家政權末梢的鞏固都是與革命型社區精英的誕生與成長密不可分的。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城市和鄉村基層社會盡管都經歷了被正式體系不斷吸納的過程,但國家對社會的吸納並沒有導致基層管理人員百分之百的官僚化、脫社會化或脫社區化。以居委會為載體的城市社區精英和以村委會為載體的鄉村社區精英,都在國家與社會的連接點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溝通價值和整合作用。大量的口述史材料已經證明,盡管革命型社區精英所使用的管理工具與國家政權所使用的管理工具有著很大的相同性,但其管理成效的取得更要依靠個人魅力、人際信任、服務精神等生活化的管理要素。這恰恰說明了基層治理有著獨特的邏輯、路徑和成效標准。
(二)經驗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重構
經驗型社區精英是在改革開放時期,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單位體制的鬆懈以及國有的轉制等結構性、體制性和政策性變動而逐漸孕育出來的。就城市基層治理而言,大量國有的中層管理者因為的轉制而脫離原有組織。在隨後的歷程中,他們被吸納到社區之中,從國有脫胎而來的管理者們在其原有職業生涯中積累的管理經驗迅速轉化為支撐社區治理的寶貴資源。由此塑造了特有的經驗型社區精英隊伍。他們對改革開放時期國家治理體系的鞏固和中國執政基礎的夯實產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就是在今天,很多城市的基層治理還不得不依賴於這一類型的社區精英以及他們在社區共同體中所締造的制度傳承與文化傳承。就農村基層治理而言,在改革開放中誕生的經濟能人等填補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之後所產生的精英真空。農村新型社區精英的成長既內嵌於農村權力和經濟利益結構之中,又與正式的國家政權體系相嫁接,成為農村社會重塑基層治理體系的重要依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年齡等諸多原因,因特殊人生經歷和特殊轉型時期而誕生出來的經驗型社區精英,即將退出基層治理的舞台。中國基層社會社區精英的代際更替能否順利完成,將決定著國家治理的基石是否能夠依然堅不可摧、固若金湯。諸多跡象表明,新型社區精英的培育和成長已經成為當下中國重構基層治理體系所面臨的緊迫使命。
(三)知識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走向
伴隨著經驗型社區精英的隱退,一種新型的社區精英正在成長,這就是知識型社區精英。農村中的「村官」、城市社區中年輕的社區總支書記和居委會(社區)主任,已經成為當下社區治理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我們的調查中,農村社區基層治理中擔當大任者往往是有知識(很多是高中畢業)、有見識(很多都有外出打工的經歷)的年輕人。他們與早期革命型社區精英以及後來的部隊轉業型社區精英,在其成長路徑、個人特質、管理方法和視野上都有了顯著的不同。知識型社區精英的誕生,已經證明中國基層社會的社區治理在經歷著社區精英替代進程。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節奏,同樣,每個時代也有每個時代的主角。在中國基層治理的演進過程中,基層管理隊伍特別是社區精英的成長都有其賴以存在的歷史方位。任何一種類型的社區精英的成長也都有其特定的邏輯和路徑。從革命型社區精英向經驗型社區精英的轉變,既是與基層社會的世俗化運動密切相關的,又是與國家政權對基層管理人員的結構性配置、新型社會空間對基層管理人員的吸納聯系在一起的。對於目前的中國來說,知識型社區精英的成長已經是大勢所趨,但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基層治理質量和水平的提高僅僅依靠知識是難以奏效的,基層治理的具體化、生活化、人際化、議題化以及應對的迅速性、及時性,都對知識型社區精英提出了新的要求。基於調查,我們的觀點是:(1)知識型社區精英的發展空間應該是開放的而不是閉合的。換言之,知識型社區精英可能不是永遠沉澱於社區之中的,他們中的佼佼者很有可能成為新型高層管理者的一員。如果說以前的高層管理者大都有管理經濟和主政一方的經歷,那麼未來部分高層管理者可能會經歷社區化的洗禮。(2)知識型社區精英的來源應該是多渠道的,學校、社會、機關都應該成為向基層社會輸送知識型社區精英的源頭。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幹部」只有經受社區的洗禮和鍛造,才能成為真正的頂天立地的新型管理者。(3)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三者不是割裂的,其靈魂和使命是統一的、一體的、連續的。如果將以上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進行整體性的研究,總結中國基層治理的經驗,探索中國基層治理體系演進的規律,進一步鞏固社區精英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基石效應」和「基石地位」,則是中國國家治理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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