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體系主體

⑴ 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相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相比人民群眾期待，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相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是要靠制度，靠我們在國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質幹部隊伍。我們要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要更加註重治理能力建設，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於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把各方面制度優勢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第二，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全會決定提出的這「三個進一步解放」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條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的總開關。沒有解放思想，我們黨就不可能在十年動亂結束不久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啟我國發展的歷史新時期；沒有解放思想，我們黨就不可能在實踐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有效化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前進，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結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礎。
第三，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全會決定用「六個緊緊圍繞」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線圖，突出強調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就決定了經濟建設仍然是全黨的中心工作。
第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是我們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解決了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長期沒有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第五，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供了堅實物質基礎和有利條件。同時，在我國現有發展水平上，社會上還存在大量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社會不公問題反映越來越強烈。
第六，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我們的力量源泉。改革開放之所以得到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和積極參與，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們一開始就使改革開放事業深深紮根於人民群眾之中。全會決定歸納了改革開放積累的寶貴經驗，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強調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沒有人民支持和參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無論遇到任何困難和挑戰，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參與，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越不過的坎。我們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

⑵ 如何理解國家治理體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治理」思想首次進入國家高層文件，成為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總方針和行動綱領，意義十分重大。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總目標是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兩部分構成，明確和理順兩者的內在邏輯關系，是推進深化改革的邏輯起點。「治理體系」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治理體系」的目的和結果，要想實現真正的治理能力現代化，首要任務是建立健全一套完整、合法、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
一般認為，國家治理體系由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治理五大體系構成，但這種縱向治理體系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各自為政、部門化的思路，無法從根本上建構起系統、整體、協同的治理格局。根據全球「治理」思想精髓、世界發達國家治理實踐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視角來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應該包括五大基本內容。
治理結構體系：「黨、政、企、社、民、媒」六位一體。治理結構解決的是「治理主體是誰」「治理主體之間是什麼關系」兩大問題。首先，要有多元化、負責任的治理主體。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結構應該包括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國務院及各級地方政府、混合型市場企業（國有、私有；內資企業、外資企業；跨國企業、本土企業等）、各類社會組織（科技型、公益型、服務型等；全球型、本土型等）、廣大人民群眾、各類媒體（傳統媒體和新型媒體）六大主體，缺一不可。其次，要有邊界清晰、分工合作、平衡互動的多主體和諧關系。其中，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多元化治理主體之間的兩大核心關系，關鍵在於釐清各自的許可權邊界，把本應該屬於市場、社會的職能，完全交給市場和社會處理，政府重點履行好宏觀調控、公共服務、維護社會規則等職能。
治理功能體系：動員、組織、監管、服務、配置五大功能。功能體系解決的是「治理體系主要發揮什麼作用」的問題。這一體系主要發揮五大方面的作用：第一，社會動員功能。良好完備的治理體系，能夠有效發揮社會動員功能，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等各個領域的深化改革中，取得最大的社會共識，凝聚社會合力。第二，社會組織功能。即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可以把個體化、原子化的社會主體（企業、個人等），融入特定類型、特定目的的各類組織體系之中（如黨組織、單位組織、社會組織、民眾自治組織等），提高國家與社會的組織化程度，謀求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統一。第三，監管功能。即國家治理體系在幫助實現市場和社會不斷走向自由、民主、發展的同時，需要一套完備的監督手段，對各類經濟主體、政治主體和社會主體實施宏觀監控，保持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總體和諧穩定。第四，服務功能。即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和要求，最大程度地提供規模化、優質化、多樣化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多元化物質文化與精神需求，是國家治理體系保持長久運轉的基礎保障。第五，配置功能。即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應該實現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社會服務資源的社會化配置，通過建設科學化的資源配置機制，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充分挖掘國家發展的活力。
治理制度體系：法制、激勵、協作三大基本制度。治理制度體系解決的是「如何保障治理結構有效運轉」的問題。建構好治理主體、明確了治理功能後，重點要有一套完備的法律和制度體系，保障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轉。制度作為軟實力，在某種程度上，直接決定著國家治理體系的成敗。筆者以為，需要確立三大根本性制度體系：首先，法制體系。即在政黨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建設等領域，適時更新和建立成套的法律體系，把所有的政治活動、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文化活動、生態活動，全納入法律框架體系之下，嚴格執法，嚴厲杜絕非法犯罪活動的產生和蔓延。其次，激勵制度體系。通過制定科學、有效的激勵體系，最大程度地調動所有領域的多元化主體，在合法前提下，激發和釋放內在潛能和活力，促進國家各領域主體「從一般走向優秀、從優秀走向卓越」的縱向流動，協同推動個人和國家不斷走向進步。再次，協作制度體系。在強調各領域、各條線依法高效運轉的同時，強調縱橫交叉協作，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要義。為此，大到全球治理、次區域治理，小到主體功能區治理、地方治理、城市治理、特定問題治理等，需要一套完備的國際間、政府間、部門間、公私間的跨界協作制度體系，化解沖突和矛盾，在互動合作中尋求整體利益最大化。
治理方法體系：法律、行政、經濟、道德、教育、協商六大方法。治理方法體系解決的是「具體靠什麼手段進行治理」的問題。國家治理是一個綜合系統，需要多元方法和手段的協同使用。主要包括六大治理手段：第一，法律手段。這是首先需要採用的方法，對違反法律的一切行動，都要依法嚴厲打擊和制止，創建法治型國家。第二，行政手段。作為一個擁有龐大行政體系的大國，在經濟、社會等多個領域，適時採取高效的行政命令、指示、規定等措施，依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經濟手段。特別是在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更多的要採取財政、稅收、貨幣、價格等符合價值規律的經濟手段，引導宏觀經濟的協調高效發展。第四，道德手段。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並重，是中華五千年總結的有益經驗，我們要傳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德治精髓，加強社會公德建設，引導個體加強自我約束，實現社會和諧。第五，教育手段。除了正規的學歷和職業教育，更要強調各行各業開展繼續教育和民眾社會教育，讓每個個體與時俱進，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發揮潛能，激發活力。第六，協商手段。按照民主協商的總要求，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建立健全多主體協商機制，疏通利益表達渠道，擴大民主參與，促進社會公平發展。
治理運行體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橫向互動三大運行方式。治理運行體系解決的是「治理體系採取何種方式、何種路徑運轉」的問題。需要三大運作方式：首先，自上而下方式。即通常所說的頂層設計，這是大國治理必須依靠的治理方式，關鍵在於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之間的權責關系，堅決貫徹落實有益政策，根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對抗性做法，實現政策不走樣、不變味。其次，自下而上方式。即通常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諸多領域的改革創新，可依靠地方層面的先行先試，等掌握了規律、積累了經驗以後，再向全國推行和推廣，降低改革風險與成本。最後，橫向互動方式。即通常所說的「學習借鑒」，在不同領域、不同主體之間通過互動、走訪、學習等過程，可以實現協同效應、整合效應、創新效應。

⑶ 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一體系主要包括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內容主要包括：完善國家行政體制、優化政府職責體系、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

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始終是我們在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時把握的根本原則。要充分考慮信息不對稱、公共產品層次性、激勵相容等因素，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支持地方創造性開展工作，盡快構建從中央到地方權責清晰、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

(3)治理體系主體擴展閱讀：

在優化政府職責體系方面，四中全會提出，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職能，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釐清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關系。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改善營商環境，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為了保證國家的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和市場統一，宏觀事務的管理肯定要加強，不能搞地方保護主義，特別強調，要適當加強中央在知識產權保護、養老保險，跨區域生態環境保護這方面的職能。

⑷ 國家治理體系答什麼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

⑸ 國家治理體系黨，政，企，社，民，媒"六位一體什麼意思

轉載以下資料，僅供參考：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治理」思想首次進入國家高層文件，成為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總方針和行動綱領，意義十分重大。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總目標是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兩部分構成，明確和理順兩者的內在邏輯關系，是推進深化改革的邏輯起點。「治理體系」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治理體系」的目的和結果，要想實現真正的治理能力現代化，首要任務是建立健全一套完整、合法、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
一般認為，國家治理體系由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治理五大體系構成，但這種縱向治理體系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各自為政、部門化的思路，無法從根本上建構起系統、整體、協同的治理格局。根據全球「治理」思想精髓、世界發達國家治理實踐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視角來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應該包括五大基本內容。
治理結構體系：「黨、政、企、社、民、媒」六位一體。治理結構解決的是「治理主體是誰」「治理主體之間是什麼關系」兩大問題。首先，要有多元化、負責任的治理主體。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結構應該包括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國務院及各級地方政府、混合型市場企業（國有、私有；內資企業、外資企業；跨國企業、本土企業等）、各類社會組織（科技型、公益型、服務型等；全球型、本土型等）、廣大人民群眾、各類媒體（傳統媒體和新型媒體）六大主體，缺一不可。其次，要有邊界清晰、分工合作、平衡互動的多主體和諧關系。其中，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多元化治理主體之間的兩大核心關系，關鍵在於釐清各自的許可權邊界，把本應該屬於市場、社會的職能，完全交給市場和社會處理，政府重點履行好宏觀調控、公共服務、維護社會規則等職能。
治理功能體系：動員、組織、監管、服務、配置五大功能。功能體系解決的是「治理體系主要發揮什麼作用」的問題。這一體系主要發揮五大方面的作用：第一，社會動員功能。良好完備的治理體系，能夠有效發揮社會動員功能，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等各個領域的深化改革中，取得最大的社會共識，凝聚社會合力。第二，社會組織功能。即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可以把個體化、原子化的社會主體（企業、個人等），融入特定類型、特定目的的各類組織體系之中（如黨組織、單位組織、社會組織、民眾自治組織等），提高國家與社會的組織化程度，謀求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統一。第三，監管功能。即國家治理體系在幫助實現市場和社會不斷走向自由、民主、發展的同時，需要一套完備的監督手段，對各類經濟主體、政治主體和社會主體實施宏觀監控，保持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總體和諧穩定。第四，服務功能。即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和要求，最大程度地提供規模化、優質化、多樣化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多元化物質文化與精神需求，是國家治理體系保持長久運轉的基礎保障。第五，配置功能。即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應該實現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社會服務資源的社會化配置，通過建設科學化的資源配置機制，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充分挖掘國家發展的活力。
治理制度體系：法制、激勵、協作三大基本制度。治理制度體系解決的是「如何保障治理結構有效運轉」的問題。建構好治理主體、明確了治理功能後，重點要有一套完備的法律和制度體系，保障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轉。制度作為軟實力，在某種程度上，直接決定著國家治理體系的成敗。筆者以為，需要確立三大根本性制度體系：首先，法制體系。即在政黨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建設等領域，適時更新和建立成套的法律體系，把所有的政治活動、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文化活動、生態活動，全納入法律框架體系之下，嚴格執法，嚴厲杜絕非法犯罪活動的產生和蔓延。其次，激勵制度體系。通過制定科學、有效的激勵體系，最大程度地調動所有領域的多元化主體，在合法前提下，激發和釋放內在潛能和活力，促進國家各領域主體「從一般走向優秀、從優秀走向卓越」的縱向流動，協同推動個人和國家不斷走向進步。再次，協作制度體系。在強調各領域、各條線依法高效運轉的同時，強調縱橫交叉協作，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要義。為此，大到全球治理、次區域治理，小到主體功能區治理、地方治理、城市治理、特定問題治理等，需要一套完備的國際間、政府間、部門間、公私間的跨界協作制度體系，化解沖突和矛盾，在互動合作中尋求整體利益最大化。
治理方法體系：法律、行政、經濟、道德、教育、協商六大方法。治理方法體系解決的是「具體靠什麼手段進行治理」的問題。國家治理是一個綜合系統，需要多元方法和手段的協同使用。主要包括六大治理手段：第一，法律手段。這是首先需要採用的方法，對違反法律的一切行動，都要依法嚴厲打擊和制止，創建法治型國家。第二，行政手段。作為一個擁有龐大行政體系的大國，在經濟、社會等多個領域，適時採取高效的行政命令、指示、規定等措施，依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經濟手段。特別是在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更多的要採取財政、稅收、貨幣、價格等符合價值規律的經濟手段，引導宏觀經濟的協調高效發展。第四，道德手段。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並重，是中華五千年總結的有益經驗，我們要傳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德治精髓，加強社會公德建設，引導個體加強自我約束，實現社會和諧。第五，教育手段。除了正規的學歷和職業教育，更要強調各行各業開展繼續教育和民眾社會教育，讓每個個體與時俱進，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發揮潛能，激發活力。第六，協商手段。按照民主協商的總要求，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建立健全多主體協商機制，疏通利益表達渠道，擴大民主參與，促進社會公平發展。
治理運行體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橫向互動三大運行方式。治理運行體系解決的是「治理體系採取何種方式、何種路徑運轉」的問題。需要三大運作方式：首先，自上而下方式。即通常所說的頂層設計，這是大國治理必須依靠的治理方式，關鍵在於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之間的權責關系，堅決貫徹落實有益政策，根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對抗性做法，實現政策不走樣、不變味。其次，自下而上方式。即通常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諸多領域的改革創新，可依靠地方層面的先行先試，等掌握了規律、積累了經驗以後，再向全國推行和推廣，降低改革風險與成本。最後，橫向互動方式。即通常所說的「學習借鑒」，在不同領域、不同主體之間通過互動、走訪、學習等過程，可以實現協同效應、整合效應、創新效應。

⑹ 國家治理體系的幾大支柱包括哪些

國家治理體系的支柱包括：國家運行權利制約和監督體系、國家黨政關系問題、司法體系、反腐敗機制、政府處理和社會處理以及其他重大領域的治理機制。

治理制度體系：法制、激勵、協作三大基本制度。治理制度體系解決的是「如何保障治理結構有效運轉」的問題。建構好治理主體、明確了治理功能後，重點要有一套完備的法律和制度體系，保障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轉。

(6)治理體系主體擴展閱讀：

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傳統與來源進行深入剖析，是實現現代化轉型發展的起點。中國在傳統社會基礎上形成了「郡縣國家」為核心特徵的國家治理體系。

以針對中原社會的「郡縣制度」為主導，以針對邊疆社會的「盟旗制度」為補充，並以中央集權、文官制度、鄉土自治、行政區劃作為四大支柱。

過分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和意識形態化的研究立場對實質性地思考中國「政道」、「治道」問題弊多利少，必須對歷史傳統、客觀條件、時代問題等諸多背景的具體討論，才能將問題意識拉回到中國的時代真問題上來，是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所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