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績觀有偏差整改措施

⑴ 如何解決政令不暢，執行不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問題

關鍵還是解決下面的幹部，他們不要求，不檢查，不落實，陽奉陰違，就無法執行。必須採取高壓態勢，一級一級抓落實，不換思想就換人。

⑵ 如何樹立正確的政績觀

一、當前基層幹部政績觀偏差的主要表現形式
從問卷調查結果來看，在對待「基層幹部政績觀是否存在偏差」的問題上，23.0%的被調查對象認為「普遍存在偏差」，52.7%的被調查對象認為「存在，但不嚴重」，13.9%的被調查對象認為「不存在」，還有10.4%的被調查對象認為「不好說」。據調查分析，基層幹部政績觀存在偏差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避「實」就「虛」，熱衷於表面文章。當下，基層幹部政績觀出現偏差，主要在於太過熱衷時間短、見效快、形象好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對於一些不易凸顯亮點、不在考核范圍內的基礎性工作能拖就拖。此次問卷調研中，認為幹部「熱衷政績工程」、「喜歡玩數字游戲，弄虛作假」、「只顧領導滿意，不顧群眾滿意」分別佔49.1%、39.4%、68.5%。
二是重「當前」輕「長遠」，追求短期效應。94.5%的被調查對象認為基層幹部在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也有51.5%的被調查對象認為幹部「習慣做表面文章」，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為了短期內出成果，盲目上項目、抓工程，寅吃卯糧、涸澤而漁。一些論壇網友反映，在城鎮建設方面，一些地區實行剝皮式開發，沿路能賣的賣光、能蓋的蓋滿，即使違章用地也在所不惜；在農業發展方面，盲目搞連片開發，熱衷於搞觀摩點、造盆景，大肆舉債，往往造成「前任風光、後任遭殃」的局面。
三是重「個人」輕「集體」，醉心自我設計。在對「基層幹部追求政績，主要動力是什麼」的問題調查中，49.7%的被調查對象認為要「謀求個人職務晉升」，58.2%的被調查對象認為要「得到上級領導重視和肯定」，35.8%的被調查對象認為要「實現個人價值」，只有25.5%的被調查對象認為追求政績是要「為人民用好權、謀好福祉」。一些幹部執政掌權「以自我發展為中心」，追求個人的升遷或其它私利，重領導印象、輕百姓利益，缺乏為人民謀利益、為人民謀福祉的基本觀念。有的幹部3年不提拔心裡就有想法，有的幹部為了保住「烏紗」，報喜不報憂，掩蓋矛盾和問題。
四是追求經濟增速增量，虛抓黨建民計民生。在對當前基層幹部的政績在哪些方面最容易顯現的問卷調查中，52.1%的被調查對象認為是「招商引資」，54.5%的被調查對象認為是「重點工程建設」，僅有36.4%的被調查對象認為是「改善民計民生」，而認為是「黨建」的僅佔8.5%。一些領導幹部目光緊盯GDP硬指標，一味追求增速和增量，卻輕視民生、黨建等，工作上出現 「一手硬，一手軟」現象，影響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有的領導幹部把管業務還是管黨務分得清清楚楚，甚至以「業務型幹部」自居，忘了自己的黨員身份、黨內職務所對應的責任。
二、基層幹部政績觀偏差的原因探析
幹部政績觀出現偏差，不僅僅關系幹部個人自身成長，更直接影響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事業的順利發展。當前，導致幹部政績觀出現偏差原因較多，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幹部思想觀念存在偏差。有什麼樣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就會有什麼樣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就決定了有什麼樣的政績觀。一些基層幹部對新常態有錯誤認識，認為經濟新常態就是要慢發展，認為全面從嚴治黨新常態就是要明哲保身，加之工業用地指標萎縮、政府負債控制增長，基層幹部抓發展動力下降了，有的甚至無所適從。調查中，有58.2%的被調查對象將「上級領導和組織部門的評價」作為追求政績的出發點，工作只顧「對上唯上」，不顧「對下唯實」，對地方發展缺乏獨立的理性思考，缺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氣度和擔當。
二是部分幹部素質出現「短板」。幹部思路眼界不寬，就容易跟不上形勢；能力水平不突出，工作就容易跟不上腳步。此次抽樣調查，47.3%的被調查對象認為幹部政績觀存在偏差與幹部思想僵化、能力不足存在一定關系。一些基層幹部在工作中滿足於已有經驗，習慣於走老路，目光緊盯「指示和命令」，唯唯諾諾，修修補補，對當地所處環境的變化與特徵審視不清楚，對地方優勢與不足分析不透徹，對發展方式與目的反思不深刻，一定程度上缺乏化解發展中面臨矛盾和問題的能力。例如，在目前土地資源日益短缺的情況下，一些領導幹部不願創新思路想辦法解決問題，不能主動外出招引好項目，而是百般尋找不招商的理由。一些副職幹部產生「上面有一把手撐天，下面有辦事員具體辦事，自己高枕無憂」的惰性思想。
三是幹部政績考核機制存在缺陷。在幹部考核中，多頭考核、重復考核、繁瑣考核、「一票否決」泛化，基層迎考、迎評負擔沉重。問卷調查中，被調查對象反映幹部政績考核缺乏科學合理的體系和行之有效的抓手，集中反映在以下四個維度上：①考核指標。指標設計上，經濟發展類占絕對權重，社會事業類佔比偏少。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建設等指標比例嚴重失衡。②考核形式。形式過於單一，政績僅僅體現在數字的完成上，量化考核的同時有絕對化、數值化傾向，僅憑數字說話，容易造成數字政績、虛假政績等作弊現象。③考核標准。「一套表」，「一刀切」現象普遍，差異化考評不明顯。一方面照顧不到各地客觀實際上的差異，體現不出地區和部門工作特色；另一方面，圍繞與本單位工作聯系不緊密的「考核指標」做文章，容易造成資源浪費、消極應付和敷衍了事。④考核項目。項目過於籠統，缺乏精細化設計，部分工作達標即可，工作考核不出成效，對於副職幹部幹事創業積極性調動不足。
四是幹部選拔任用體系有待改進。165名被調查對象普遍認為幹部政績觀出現偏差與當前選人用人體制有一定聯系。一是實績考核與選拔任用脫節。實績採集—甄別—研判的過程對考核結果有很大影響，在考核過程中缺乏有效抓手，一定程度上存在考不準、考不實現象，無法作為幹部選拔任用的有效依據，無法發揮應有作用。二是幹部調整沒有嚴格按任職期限履職。客觀上刺激幹部追求政績，爭取「挪一挪地方，換一換位置」，不利於幹部在現有崗位上作長遠打算，紮根一個地方工作。三是幹部選用程序不夠透明。幹部提拔「一把手」說了算，基層幹部和群眾對幹部使用的「發言權」和「監督權」虛化，對幹部「如何提拔」、「為何提拔」無從知曉。
三、基層幹部政績觀偏差的破解路徑
關於促進基層幹部樹立正確政績觀最關鍵因素是什麼？調查問卷結果顯示，20%認為是加強對基層幹部的理想教育；16.36%認為是加強對基層領導幹部的能力培訓；56.36%認為是完善基層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機制；44.85%認為是完善基層領導幹部考核評價辦法；16.36%認為是加強對基層領導幹部的權力監督。
（一）堅定理想信念，固守黨的宗旨
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補鈣凝神要時刻抓牢。一方面要加強領導幹部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要把握重點，突出抓好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教育，真正弄清當官「干什麼、為什麼、比什麼、留什麼」的問題，從而增強轉型發展、綠色發展、創新發展的行動自覺。要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從嚴從實抓好黨建工作。另一方面要以民生改善為己任。千萬不能忘記的是發展，萬萬不能忘記的是百姓。群眾對領導幹部的政績感受最直接、最真切，也最有發言權。任何行政行為，如果不同群眾實際的需要相契合，即使是廢寢忘食、夙夜在公，也不算政績。只有經過歷史檢驗、為老百姓所公認的政績才是真正的政績。幹部要增強群眾觀念，找准自身角色定位，弄清楚「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為誰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每一個項目、每一項工程、每一個決策，都應充分徵求群眾意見，考慮群眾承受能力，看能為群眾帶來多大好處。要把有限的資源、資金、政策最大限度用到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上，盡最大努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行路、飲水、就學、就醫等難題，不能搞任何不符合群眾利益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
（二）精塑幹部能力素質，強化幹部履職能力
真正的政績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實績。正確的政績觀要靠工作來體現，靠落實來保證。在宏觀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大背景下，企業生產、銷售低迷，企業投資信心不足，擴張項目建設速度放緩；國家對土地、環保的要求越來越嚴，各地普遍面臨環保壓力和土地瓶頸制約等嚴峻形勢。領導幹部只有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微觀經濟效益和宏觀經濟效益，局部效益和全局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短期效益和長遠效益「四個相統一」，才能在此大背景下找准改革發展新路徑。一方面要著力提高幹部能力素質。要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經濟結構調整、新型城鎮化建設、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等方面知識的教育培訓力度，不斷增強領導幹部推動改革發展、駕馭復雜局面、創新實踐、依法辦事、做群眾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增強幹部的執行力。抓落實，既是工作方法問題，也是工作能力問題，更是工作作風問題，落實抓得越徹底，工作成效就越大，政績就越突出。決策一旦出台，制度一旦制定，就要一個聲音傳下去，一個調子喊出去，一個標准執行到底，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三）堅持導向引領，建立科學可靠管用的幹部考核評價和遴選機制
科學設置政績考核評價指標是政績考核工作科學化的基礎。一要科學設定考核指標體系。考核指標設置既要全面，又要合理確定各類指標的權重。要搞好分類考核，設置各有側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標，把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社會和諧進步、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建設等作為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強化約束性指標考核，加大資源消耗、環境保護、消化產能過剩、安全生產等指標的權重，尤其要增加黨建工作質效考核佔比，以往考核幹部實績主要看經濟發展指標和穩定等因素，今後要將抓黨建成效放在考核重要位置，並相應增加考核比重。更加重視人才招引、科技創新、教育文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幸福指數等方面的考核，把政府負債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防止急於求成、盲目舉債搞「政績工程」。二要創新政績考核評價機制，杜絕考核標准「一刀切」。科學的政績考核評價需要制度機製做保證，要緊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政績考核工作實際，簡化考核程序，提高考核效率，把年度考核、目標責任考核、績效考核、任職考察、換屆考察以及其他考核考察與日常考核、平時考核結合起來，精簡各類專項業務考核，多渠道、多層面、多角度考核幹部的「聲名」、「實績」。在整個指標體系的設置上，要全面反映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情況，不能片面地用經濟指標考核幹部。在經濟指標的設置上，要既重視反映經濟增長的指標，又重視反映經濟發展質量和結構的其他指標。在評價標准上，既要看反映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真實數字，又要堅決防止「幹部出數字、數字出幹部」的問題發生，同時要減少計生、信訪維穩等眾多一票否決和的問題。要穩定幹部隊伍，尤其是「一把手」和班子成員不能隨意調整，對一些重點鄉鎮，要延長「一把手」任期，不預設晉升路線圖，讓幹部能夠安心幹事創業，不致急功近利、貪大求洋、盲目求成。三要充分運用政績考核結果做好選人用人工作。「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要加強對政績的綜合分析，辯證地看待主觀努力與客觀條件、前任基礎與現任業績、個人貢獻與集體作用等等，既看發展成果又看發展成本與代價；既注重考核顯績，更注重考核「潛績」；既考核盡力而為，又考核量力而行，全面、歷史、辯證地評價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政績。要切實糾正簡單把經濟增長速度與幹部的德能勤績廉劃等號的做法，形成按照好乾部標准綜合評價幹部、憑科學發展實績選人用人的導向。要探索建立幹部實績公示、公議制度，建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公眾評價體系，進一步完善幹部實績檔案、雙向評議捆綁考核、崗位代理、末位淘汰等制度，明確考核獎懲導向，形成「干多干少不一樣、干好乾壞不一樣」的正向激勵效應，並把考核結果與幹部選拔使用、培訓教育、評先評優掛鉤。對考核排名靠前、群眾滿意度高的幹部在選拔使用、培訓教育、評先評優時予以優先考慮；對考核排名靠後的予以誡勉談話、調整崗位或降職使用，並通過跟蹤管理，定期提醒談話等措施，督促盡快改進。
（四）堅持從嚴從緊，強化問責追責監督力度
領導幹部之所以不計發展成本，敢做「三拍」型幹部，就是因為沒有真正建立起問責追責機制。要建立起責任追究制度。制定完善的問責體系，對問責的內容、原則、對象、方式、程序和處理作出具體規定。要強化監督問效力度。凡是涉及到重大問題決策、重大工程項目建設的批准，均應簽字背書，做到誰簽批誰負責，誰主抓誰負責。對不計後果亂為、「為所欲為」，並因此給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損害群眾利益造成惡劣影響的，造成資源嚴重浪費、生態嚴重破壞、違法用地激增以及盲目舉債留下一攤子爛賬的，要記錄在案，根據幹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定，及時疏通向下的渠道，並視情節輕重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已經離任的也要追究責任。要及時進行警示教育，將為官「亂為」「不為」的幹部在一定范圍內曝光，用反面典型來警示鞭策幹部，讓庸官、懶官不容易過關；要通過多種形式選樹身邊典型，努力營造功成不必在我任，一張好藍圖繪到底，一切政績為了人民的良好氛圍，積極引導領導幹部樹立「有錯是過，無為也是過；有錯要問責，無為也要問責」的政績觀。
（作者：李冬冬 閆 頗，宿遷市宿豫區區委組織部）

⑶ 愛沙尼亞、亞塞拜然、拉脫維亞如何著力糾正部分領導幹部政績觀偏差、迴避問題、愛惜羽毛、慵懶無為

我覺得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制定完善獎懲措施及評議制度，對於真抓實乾的，大家認可的給予獎勵，對於庸碌無為，大家一致差評的一律清除出隊伍。

⑷ 黨組織抓工作落實缺乏狠勁和韌勁的具體整改措施

抓落實，要有善抓的巧勁。一個「善」，一個「巧」，體現的是能力，要求的是科學的方法。「實干就是水平、落實就是能力」。

抓落實，要有常抓的韌勁。一個「常」，一個「韌」，體現的是持之以恆的作風，要求的是堅持不懈的耐力。抓落實，貴在持之以恆，也難在持之以恆。

崇尚實干、狠抓落實，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重要經驗。黨的十九大指明了黨和國家事業前進方向，為中國這艘承載著13億多人的巨輪前行立起了新的航標。有了好的決策、好的藍圖，現在關鍵在落實。

(4)政績觀有偏差整改措施擴展閱讀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如果不沉下心來抓落實，再好的目標，再好的藍圖，也只是鏡中花、水中月。在年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抓好黨的十九大精神落實作出了系統闡述。

他指出：「抓落實，是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群眾路線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領導幹部黨性和政績觀的重要標志。」他強調，抓落實就「要有真抓的實勁、敢抓的狠勁、善抓的巧勁、常抓的韌勁，抓鐵有痕、踏石留印抓落實」。

這些重要論述就什麼是抓落實，為什麼抓落實，怎麼樣抓落實給出了明確答案，對於全黨把黨的十九大精神落到實處指明了方向，需要全黨同志深刻領會，以新氣象新作為把黨的十九大精神落到實處，把宏偉的藍圖化為人民群眾的生動實踐。

⑸ 個人對政績觀，權力觀，世界觀產生問題的主要原因分析有哪些

(一)形式主義

1、理論學習不夠。對學習只是流於形式，不具體深化，不刻苦鑽研學習，導致學習時間沒有得到保障，學習內容上沒有做到系統，因而不深入、不全面，學風明顯不實。比如：只強調工作、開會、下鄉為由，存在敷衍應付的想法。

2、在反對形式主義以及對形式主義危害的認識上還存在差距。主要表現在：在實際工作中，重視宏觀多，重視微觀少，關注細節不夠。

存在以上的問題，主要源於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把握不好，認為理論學習只是形式，不深刻領會，最後導致自己的政治思想出現偏差、意識偏差，工作的方式方法欠缺。

(二)官僚主義

1、深入基層較少，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辦法缺乏經驗，解決的方式方法較少。比如：雖然也下基層走動，但主動性不強、不夠深入，或次數較少，只注重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問題，只關心生產技術指標情況，未能切實關心老百姓想什麼、盼什麼、急什麼、要什麼，沒能認真做到角色轉換，沒有真正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2、對分管工作考慮得不周全，缺乏新方法，比如：存在工作中銜接不好，有時存在上下不夠統一的現象。

之所以存在以上的原因，主要源於自己缺失工作的新經驗、新方法，工作中創新意識不強，黨性修養不夠，認為自己工齡長、經驗豐富，「官本位」思想嚴重，以個人意識代替集體意識，有時會導致工作效率低下。

⑹ 如何做到政績觀偏差，價值取向扭曲，道德行為失范

一、政府行為失范的深層原因
所謂失范最早是由迪爾凱姆在1897 年發表的《論自殺》中提出來的。他認為,當社會結構急劇變化時,社會體系各個部分因為變化速率不同而喪失原有的一體化,結果傳統的規范失效,新舊價值觀念沖突,人們陷入無規則的混亂狀態,戰爭、經濟危機和意想不到的經濟繁榮都會導致一體化的破壞,許多人難以適應這種狀態,就會產生離軌行為。
政府行為失范從行為學的角度來看,是由於該行為的主客體不規范所造成的。從制度方面看,是由體制內和體制外兩方面的綜合因素所引發的。首先表現為體制轉軌過程中的政府的雙重身份。轉軌時期,作為改革主體的政府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政府是舊制度的供給者,為了維護它的既得利益與計劃體制中「包辦一切」的職能,政府可能成為原有利益格局與原有體制的維護者;另一方面,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主體,肩負著領導構建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社會文化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重任。無疑,政府的雙重身份直接導致了政府行為的某些不規范性。
其次,政府「經濟人」角色導致的「尋租」行為。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為目標與社會公共利益是一致的。然而,政府本身又是由各種機構與政府官員所組成的,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其官員,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與行為目標,他們是「經濟人」而不是「道德人」。政府作為「經濟人」,一方面不斷利用權力加強對社會資源的控制;另一方面與私營部門的利益結合十分緊密,在市場經濟中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行動。布坎南認為,只要政府行動主要限於(即使不是全部限於)保護個人權利、人身和財產並實施自願議訂的私人合同,那麼,市場過程就支配經濟行為,並且保證出現的任何經濟租金將因競爭性的進入而消失。但這種「標准化政府行為」理論是一種理論抽象,現實生活中的政府行為很難是標准化的。政府行為范圍的擴大既有自身的原因,如追求租金最大化,也有外在的原因,如對管制的需求,還有一般選民對公共品的需求。薩繆爾森認為,許多物品都具有私有和公用特點,每一個消費者都願強調公用成分,為私人消費尋求公家的補貼。因此,人們會經常希望政府提供多於「恰當」數量的公用物品。
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或服務的過程中,採用什麼方式也是是否產生設租尋租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政府既可以指定某些私營企業提供公共品或服務,也可以通過市場公開招標來選擇某些企業提供公共品或服務。前者往往與關系、私下交易聯系在一起,因而容易形成設租尋租關系;而後者是政府公開在市場上選擇公共品的經營者,一般不易形成設租尋租關系。只要有國家干預和國有經濟,任何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尋租問題。尋租規模盡管與國家活動的范圍和國有經濟的大小有關,但不一定是一種正比關系。如經濟約束機制、權力約束機制、監督制約機制及其效率都將對尋租活動產生重要影響。
再次,缺乏權力制衡與監督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決策的正確與否取決於決策手段的科學化、決策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確性、決策過程的非利益取向等。這其中,尤其重要的前提是,必須以充分可靠、全面准確的市場信息為依據。然而,由於現代市場經濟的復雜性和多變性,政府決策的復雜性、政府機構的低效與「經濟人」行為,無形中增加了政府對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處理的難度。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都是在不完全掌握信息或信息失真狀態下進行決策的,這就很容易導致決策失誤。此外,在政策執行的博弈過程中,由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權的利益差別,地方政府為了從中央政府獲得更多的利益,會導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發生,這對市場經濟的運行產生負效應。並且,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來看,政府行為的方式、力度和時機因信息的多變性與時效性而難以把握,造成政府行為失范,在某種程度上給經濟運行帶來不穩定的因素。這其中隱含的深層原因還有行政性分權缺乏制衡監督機制這種制度保障,所造成的後果是政府對下放給企業的權力進行截留,形成了地區間的封鎖。地方政府置全局與長期利益於不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效能。政府行為失范,降低了政府推進改革的能力。
二、當前我國政府行為面臨的挑戰
目前,我國社會的轉型是一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其中包含著政治現代化的過程,還面臨著加速發展的問題,許多社會的、經濟的,包括公眾的個人問題還須靠政府以解決。同時,我國是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有責任管理數額巨大的國有資產,使其不流失,增值增效,這與發達國家有巨大的差別。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處於初創階段,政府不僅有彌補市場不足的責任,而且還有防止市場失效的責任。更重要的是,我國政府必須培育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市場規則,規范市場行為,完善市場運行機制。而西方發達國家則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國政府的任務更加艱巨。
我國政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全能政府模式。雖然這種模式在當時的經濟政治條件下,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曾經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然而,隨著經濟規模的日益擴大和經濟聯系的日益廣泛,用集中統一的計劃來指導日益復雜的經濟活動變得越來越難以奏效。這種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陷逐漸暴露出來,已不能適應發展生產力的要求。要推動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必須對這種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
當前,我國正處於轉型時期,國家和社會關系還處於重塑之中,社會民間的力量還遠未達到有效制衡政府力量的程度,再加上我國現有的公共決策機制尚不完善,這些都使得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公眾參與的程度不高。公眾參與可以幫助克服決策者試圖按照自己的價值偏好和利益要求認定政府政策的消極傾向,使廣大民眾的需求和利益從根本上得以保障。由於我國不同於西方國情的特殊情況,我國政府的行為模式的選擇應具有特殊性。根據黨的十五大強調的轉變政府職能的要求,要建立完善的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政府行政職能體系。世界銀行在《變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提出,一個有效政府應具有五項職能:一是建立法律基礎;二是保持非扭曲的政府環境,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三是投資於基本的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四是保護承受力差的階層;五是保護環境。在轉型期和變革中的中國社會,政府職能比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職能要多一些,但不能沿用過去全能政府的行為模式。我國政府要適應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需要,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轉變職能。
三、轉型期我國政府行為規范化建設的相關對策
為實現和保證政府行為的規范化,以減少政府行政管理活動中的失范行為,確保政府形象的廉潔、公正、高效,可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第一,加強政府行為的服務性。政府是為社會需要、社會利益而存在的,它必須為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服務,為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服務。因此,政府行政在理論上不能僅僅是單純的管理型行政,更應當是滿足社會和公眾需求的服務型行政。但是,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政府行政範式的最突出特徵是「命令與服從」,社會的各個主體都被鎖定在政府規定的社會位置上,很難進行社會流動。這樣,權力主體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權力所在,自然也不會對政府提出正當而合理的要求,而與此同時,政府卻最大限度地行使其權力,恰恰忽視了權力主體的權力。正因為如此,這種政府行政範式最終演變為管制型的行政。
我國的政府行政離不開國際公共行政發展的宏觀背景和時代特殊性,更何況我國政府本身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尤其在當前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在呼喚政府改變干預經濟方式的同時,也要求政府從管制行政到服務行政的轉變,這表明了政府行為的公民取向,政府應切實樹立服務意識,提高服務效率,從而達到「小政府、大服務」的理想狀態。
第二,倡導政府行為的有限性。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政府職能的實現是以政府能力為基礎的,缺乏有效能力的政府即使在法律上具有廣泛的職能,實際上也不會真正有所作為。由於政府所賴以建立的權力資源、信息資源、人力資源的限制,政府的能力必定是有限,它不能承擔無限的政府職能。所以,轉型時期的政府應盡快走出全能行政的誤區,將自己定位於有限政府,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並理性地提升政府能力。
我國過去長期在權力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下運行,政府行政取代了社會自治,政府通過計劃手段干預和操縱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這種方式,極大地抑制了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導致行政效率低下,並且由於權力過分集中,缺乏制約和監督,滋生了較為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大量腐敗現象。公共行政的科學化,必然要求政府職能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原有的「包攬一切」轉變為「做市場不能做的事情」,包括提供市場不願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保護市場競爭中的弱者等。改變過去由政府單方面行使權力解決社會問題的治理方式,致力於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之間互動狀態的構建與實現,使政府真正成為掌舵者而不是劃槳的「舵手」和「監管人」,從而達到政府行為的優化。
第三,加強政府行為的法制性。從人治社會逐步過渡到法治社會,實現依法治國,這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必然選擇。而這種過渡的成功與否,關鍵在於依法行政的實現程度。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提到了「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特別強調「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就政府的治國手段而言,政策和法律都是重要的手段。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行政機關主要依政策行政,即政府以政策為主要手段對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政府的行政行為建立在政策的基礎之上。當政策與法律發生沖突時,法律服從政策。而現代行政是依法行政,即政府以法律為主要手段對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政府的行政行為以法律為根據。依法行政並不排斥政策的作用,而只是要求政策不能違背法律,一旦與法律相抵觸,必須依法辦事。它一方面規定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依據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職責許可權,在法律許可的職權范圍內,對公共事務依法進行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通過法制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監督,並採取措施防止違法行為的發生,對不合法行為通過司法程序予以處理。可見,只有實施依法行政,才能為政府行為提供合法性資源。同時,還要協調好各種形式的監督,構建包括人大、政協、社團、新聞輿論監督在內的以人民利益為標準的監督體系。同時,應拓寬監督范圍,加大事前監督、事中監督的力度,力求防患於未然。尤其應加強人大對政府的詢問和質詢制度。還應確立監督權威,保障監督效果。
第四,加強政府行為的責任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政府行政的宗旨在於為公民服務。但是一段時期以來,政府權力的濫用現象比比皆是。這實際上是政府責任缺位的一種表現。傳統的行政是免責行政,即政府機關不僅在政治上不對公民負責,而且在法律上也不對公民承擔任何責任。對於公民而言,遭受不法或不當行政行為侵害的唯一救濟措施,便是通過申訴、上訪、上告等方式請求糾正,至於由此而遭受的利益損失,則根本得不到補償。隨著社會轉型和民主政治的發展,現代行政逐漸演進為責任行政,即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行使行政權力管理公共事務時,相應地必須承擔公共責任。如果行政機關工作人員違反了行政法或刑法,就必須受到行政處分或刑事制裁;如果政府機關不法或不當行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財產利益,就必須負賠償責任。
總之,在政府行政管理中必須逐步建立和健全行政責任制度,如行政組織責任制、行政法律責任制、行政首長負責制、行政崗位責任制和行政責任追究制等,明確政府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利、職責和義務,約束其行政行為,增強其行政責任感和使命感,依法懲罰不規范的行為,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這也是實現政府行為規范化的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