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會治理能力

❶ 如何提升政府社會治理能力

全面提高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方法如下：
提高社會治理主導能力。應充分發揮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引導和統籌作用。該由政府負責的，一定要管好，不能缺位、錯位，不能盲目地推給市場；不該政府管的，絕不能大包大攬，而應堅決放手。通過精準施策，重點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訴求，落實政府社會治理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目標。應堅持系統治理，發揮黨委領導核心作用、政府主導作用、社會參與作用，形成社會治理整體合力；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制保障，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實現從事後處置、被動應付向事前預防、主動掌控轉變。
提高推動社會多元主體合作能力。在社會治理中，政府並不是唯一主體，其他社會組織或團體也須承擔社會治理責任，維護社會秩序，參與社會事務。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治理是包括政府在內的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過程。引導和促進多元主體在社會治理中各負其責、有效合作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政府應通過法律和政策手段，鼓勵和支持各社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提高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能力。堅持以人為本，高度關注民生，重點解決好普遍多樣的民生問題；堅持預防為主、調解優先，綜合運用多種調解手段，形成科學有效的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利益協調機制、心理干預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確保群眾的合理訴求及時得到解決；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凡是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決策、項目、工程等都應廣泛聽取民意，充分考慮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當前出現的一些社會矛盾和問題，還與社會政策不夠完善和政策執行能力較低有關。應切實提高政府社會政策綜合設計、實施和糾偏能力，建立健全社會政策監測體系和修復機制，完善社會政策運行機制、評估體系，提高社會政策執行能力。
提高維護公共安全能力。提高政府維護公共安全能力，是在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必然要求。各級政府應高度重視公共安全問題的預防、預警、反應和處置，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食品安全、網路安全、安全生產以及防災減災等領域公共安全體系和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體系；科學、明確地定位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的基本公共安全職能；通過制度安排有效提升公民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推進公共安全管理標准化、規范化，提高公共安全管理技術水平；重視公共安全文化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提高全民公共安全意識和危機應對能力。
提高自身變革與發展能力。政府的主動性、前瞻性變革是社會治理目標實現的前提條件和基本保障。實現主動性、前瞻性變革，要求政府主動審視外在環境變化和社會發展要求，積極轉變角色，確立社會規則制定者、公共服務提供者、社會秩序維護者的定位；主動藉助智庫和外腦，深入研究社會治理的一般規律與特殊表現，有效整合社會治理資源；隨環境和形勢變化自覺調整和完善治理模式，不斷提高自我調整、自我改革的能力。

❷ 如何提高現代治理能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內涵本質
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從實踐上說,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求對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進行突破性的改革。
從理論上說,治理的概念不同於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力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其二,權力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其三,權力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運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後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工具性的政治行為。無論在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下,無論哪個階級行使統治,誰上台執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都希望自己執政的國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但是,歸根到底,治理是實現一定社會政治目標的手段,相對於國家的統治體制而言,治理體制更多體現工具理性。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要實現善治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現代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表徵。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以下五個標准。首先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業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其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其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徵,是區別於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學家通常也將現代國家治理稱為民主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有了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不過,影響國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體的素質,既包括官員的素質,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質。僅以官員的素質來看,縱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官員素質低劣,國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強,社會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員的素質,要對官員進行教育和培訓,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選拔機制,將優秀的公民遴選出來,授予他們權力,並且以制度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制約。
必然要求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對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深刻變革,也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重大變革。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如果按照多黨競爭、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標准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確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那麼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5年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例如,在依法治國、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政府問責、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審批、地方分權和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成功,或者說,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長期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各種利益沖突日益明顯。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僅以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包括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還不健全,公共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公民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相當嚴重,官員的腐敗和特權屢見不鮮,政府的公共服務還相當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對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自治的程度相當低,主要公共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還不夠協調,等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明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後,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需求。如果不採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麼我們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統治危機和執政危機。化解治理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必要舉措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中全會《決定》就是總的指導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線圖和重大的戰略部署。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以下六點必要舉措。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我們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我們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決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換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七年內要完成這一任務,其艱巨性可想而知。實現這項艱巨的戰略任務,不僅需要堅定的決心、堅強的領導和果斷的措施,同樣也需要寬廣的胸懷、高度的智慧和正確的道路。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超越任何組織和群體的局部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著眼點；不僅要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不僅要有政治精英的參與,也要有普通民眾的參與；不僅要依靠黨組織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更要嚴格遵循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和科學執政的基本方略。
總而言之,只有沿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反過來,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❸ 如何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如何提高社會治理能力

確立憲法和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的最高權威，就要不斷完善公共服務體系。
公共服務為本的理念是提升地方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基礎和凝聚人心的利器。此外，堅守公平公正的信仰和責任。
提升地方政府社會治理能力必須發揮地方政府的主導作用和整合能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基礎，促進社會公平公正和社會穩定。地方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要職責是制定規劃。地方政府的社會責任就是提供社會服務、資源破壞等公共化，不斷增加民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為社會、維護秩序，改變政府在社會治理領域包攬過多的制度安排，承認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由於趨利性，地方政府既是社會治理的唯一主體，導致對地方社會發展和社會責任的漠視，建立社會成員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機制、社會，創造條件讓公民以治理主體的身份參與社會治理，提升地方政府社會治理的制度化。社會治理目標反映了地方政府對社會利益的價值判斷和行為取向，地方政府要逐步釋放社會組織成長的空間。還有一些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尋租、社會化。另一方面、教育、利，更好發揮各自的獨立功能，實現多元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社會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特徵。這是提升地方政府維護社會穩定與秩序能力的基礎。一方面、養老等基本民生問題上得到改善。

❹ 提高社會治理什麼水平

提高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水平

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經過思考和研究、聽取黨內外各方面意見，決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並作出決定；20日，中央發出《關於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徵求意見的通知》，各地區各部門普遍表示贊成。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就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問題，提出了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四種社會治理方式。我們要有效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就必須牢牢掌握、靈活運用好這四種社會治理方式。

(4)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擴展閱讀：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是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而在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對全面深化改革的若乾重大問題作出的研究決定，於2013年11月15日正式公布。

《決定》闡述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的歷史性成就和寶貴經驗，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總體思路、主要任務、重大舉措。這份文件集中了中共全黨和各方面的智慧，成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標志著從1978年開始中國改革開放進入到新階段。

❺ 如何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一、基層社會矛盾糾紛趨向新變化
1、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類型趨向多樣化。基層社會矛盾糾紛從傳統的婚姻家庭、鄰里關系、小額債務、輕微侵權等向拆遷安置、征地補償、勞資糾紛、環境保護、交通事故、醫患糾紛等社會熱點、難點擴展，且比例明顯擴大。
2、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表現形式趨向聚眾化。不少基層社會矛盾由過去的多為個人行為轉變為現在的聚集行為，各類社會矛盾糾紛涉及面更加寬泛、復雜。拆遷安置、征地補償、企業改制等涉及群體性利益產生的糾紛，使各類利益「抱團」群體不斷增多，極易由一般性糾紛演變為群體性矛盾。聚眾反復信訪乃至纏訪、鬧訪、越級訪現象不斷增多。
3、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誘發原因趨向復雜化。各類社會矛盾糾紛中，既有因執行政策不一致、工作措施不到位而引發，如有些地方拆遷安置、征地補償方面政策保障前後不一致、區域不平衡，事業單位改革政策執行不一，企、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等；也有在政府投入環保等公共設施建設帶來的民意紛爭而造成；還有因經濟利益沖突所引發，如企業受國際金融危機和市場環境影響出現經營困難、資金鏈斷裂而導致拖欠職工工資、銀行貸款、民間借貸，部分群眾因參與非法集資造成經濟損失而將矛頭指向政府監管不力等；更有大量因突發性事件而引發，如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和賠償、醫療事故糾紛和意外人身傷害等。
4、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發展過程趨向對抗化。一些群眾處在矛盾糾紛中往往極不理性，在涉拆涉遷、醫療事故等糾紛中脫離實際、盲目攀比、誤解強求，如達不到其訴求目標、滿足不了其畸形利益慾望，便對政府產生強烈的對抗情緒和對抗行為。一些群眾由於貧富差距、觀念沖突、社會公平等因素引起心理失衡，產生仇富、仇官甚至仇恨整個社會的不良心理，遇到矛盾糾紛時情緒容易失控，採取極端手段，使矛盾趨向激化。部分群眾法律意識淡薄，存在「大鬧大解決」心理，認為只有鬧到省里、中央才有可能迫使基層解決問題。甚至，有的居心不良者勾結境內外敵對勢力或藉助網路將社會上發生的各類敏感事件和傳聞迅速見諸網路媒體，或歪曲事情真相渲染炒作，或傳謠生事混淆視聽，煽動不穩定情緒，製造不穩定事件。
二、確立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工作新理念
1、立足源頭預防，實現社會管理從被動維穩向主動創穩轉變。堅持從治本的高度，著力構建源頭治理體系，前移社會管理關口，優化基層社會管理的宏觀環境，通過保障和改善民生、優化公共服務體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健全科學民主合法的決策機制，最大限度地防止、減少和弱化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產生。
2、暢通訴求表達，實現社會治理從行政管制向民主協商轉變。堅持以保障各種利益主體的表達權為前提，建立利益表達和協調機制，不斷擴大群眾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務決策中的參與度，在暢通民意渠道、完善基層民主和充分民主協商的基礎上，全面落實群眾的知情權、選擇權、參與權、監督權，按照民主程序維護權益，化解利益沖突。
3、強化矛盾排查，實現社會矛盾從事後處置向事前防範轉變。堅持預防為主、調解為先、爭取主動、防止激化，通過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社會矛盾排查機制和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把社會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乃至未萌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維穩成本，實現社會管理的最高境界。
4、規范矛盾調處，實現維護權益從依靠信訪向依據法律轉變。切實樹立法律權威，把解決社會矛盾納入法治軌道，使法治成為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長效化、制度化手段。對各類社會矛盾糾紛，要引導群眾依法理性反映訴求，通過法律程序、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會環境。
5、著眼多元化解，實現矛盾化解從單一模式向綜合聯動轉變。著力構建以人民調解為主，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等手段為輔的「大調解」工作體系，通過創新設置調解組織、完善聯調聯解機制和加強建設應急管理體制，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鼓勵民眾合理選擇矛盾糾紛解決途徑，規范相關調解程序，實現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多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
三、創建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機制
（一）堅持民生為先，創新建立源頭預防機制
1、建立群眾利益至上的公共決策機制。各級政府應逐步實現政策和決策目標取向的完全公開，以「群眾是不是願意、群眾是不是支持、群眾是不是得益」為決策目標，形成順應民意、科學民主的公共決策機制。要擴大公共決策的社會參與，讓不同利益群體在政策、決策出台前充分表達訴求，實現政府處理社會利益與社會良性互動，在博弈與妥協中達到平衡，形成開放性、社會化的利益表達機制。要積極推動社區、企業相關社會組織建設，發揮其反映訴求、規范行為和調節利益的作用，與政府進行充分溝通，表達不同群體意願，形成代表廣泛、規范有序的社會協商對話機制。要使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出台前提前釋放民意，並主動吸收採納群眾積極合理的意見建議；使政府出台的政策舉措和重大決策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可靠的群眾基礎，提高決策執行的可行性和成效性，提高公眾的認可度、接受度和滿意度。
2、健全促進社會公平的公共服務機制。各級政府的行政行為應力求民生優先、突出效率和秉持社會公平的統一。要協調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切實抓好醫療衛生、公共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公共交通、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領域的發展和管理，滿足群眾對公共服務產品的多樣化需求。要貫徹中央「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精神，發揮公共政策調節社會矛盾的功能，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務能力，加大教育、就業、社保、住房、醫療和反貧困等公共政策的創新力度，適當向弱勢群體傾斜，使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公正和公開，從制度上保證廣大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要積極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從分配格局上調節社會利益關系。
3、創新弘揚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引導機制。各級要創新運用各類有效媒體，教育引導群眾正確看待社會利益關系和分配差距的客觀性，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道德要求。一是廣泛開展普法教育，拓寬法制宣傳渠道，認真歸理解決常見矛盾糾紛的法律路徑，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加強宣傳，使法治維權理念普及大眾，深入人心。二是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大力倡導和諧社會理念，弘揚「以和為貴，和氣生財」、「遠親不如近鄰」、「重義輕利、禮尚往來」等傳統文明禮儀,並一以貫之，長期宣傳。三是強化警示導向教育，將極個別胡攪蠻纏、以身試法受到處罰的典型當做反面教材，起到震懾和警示作用，糾正「有事就得鬧、大鬧大解決，信訪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認識誤區。
4、強化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要嚴把「五道關口」：一是依法治理，立項要過「法治關」。各類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項實施前,必須審查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規定。二是評裁分離，實施要過「程序關」。改變原有「誰決策，誰評估」、「誰立項，誰評估」的做法，實行評估與決策相分離，由第三方進行系統化、專業化科學評估。三是互利共贏，評審要過「民意關」。凡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項，實施前須徵得大多數群眾的理解、同意和支持。四是科學合理，決策要過「分級關」。可將穩定風險分四級，風險較小的為四級，可實施；有一定風險但可控的為三級，分步實施；有較大風險可能引發群體性或個人極端事件、短期內難以控制的為二級，暫緩實施；有嚴重風險、可能引發重特大涉穩事件的為一級，不實施。五是明晰責任，後續要過「考核關」。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控制，既要有事前評估，還應有事中階段性評估和事後總結性評估，視情作出維穩干預，避免發生實施中止等被動局面。維穩部門應對重大事項風險評估工作跟蹤督導，並結合平安建設全員責任制落實量化考核。
（二）立足基層化解，不斷完善依法調處機制
1、做實村（社區）級，實現小事不出村。按照夯實基礎、源頭化解的要求，做實村（社區）級調解室。一要加強調解網路建設，將轄區內企業（單位）納入村（社區）調解室，確保企業內部矛盾自行解決、企業間矛盾社區調處、社區簡單矛盾就地消除。二要提升調解隊伍素質，把好調解幹部選聘關，將有基層工作經驗、熱愛調解工作的人員選聘進來；推行人民調解「以獎代補」制度，提升基層調解人員工作積極性。三要規范基層調解工作，加強村、社區、企業、市場調解室軟硬體建設，打造基層調解品牌，樹立基層調解形象，提升人民調解公信力。
2、做強鎮（街道）級，實現大事不出鎮。按照全面推進、規范運作的要求，做強鎮（街道）級大調解平台。一要加強組織領導，成立分管領導任組長，民政、城管、社保、安監等條線負責人為成員的鎮級大調解工作領導小組及辦公室。二要強化資源整合，以集約資源、方便群眾、處置快捷為原則，依託各地綜治中心，成立相關專業調委會或專項調解小組，明確工作職責和工作流程，完善訴調、公調、政調、訪調和援調對接機制。三要完善工作機制，建立多部門、各條線參與配合的多元化矛盾化解機制，各部門既分工負責、又相互銜接配合，形成本級政府部門及社會各方共同參與的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格局。
3、做精區（市）級，實現難事不出區。按照整合資源、攻堅克難的要求，做精區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中心。一要統一協調，按實運作。由區委主要領導任調處中心領導小組組長，司法、信訪、公安、勞動和工會等相關部門為成員，實現人民、行政、司法「三大調解」在一個平台上運作。二要集中管理，統一受理。將醫患糾紛、交通事故、勞動爭議和土地流轉等專業調解納入「中心」，重點調處跨區域和牽涉多個部門的重大矛盾糾紛。三要明確責任，分類處理，分流辦理。按照接待、受理、調處、歸檔「四統一」標准，實現「一站式受理、一條龍服務、一攬子解決」，做到「難事不出區，矛盾不上交」。
4、三級聯動，實現矛盾不激化。按照屬地受理、聯動調處模式，實行區（市）、鎮（街道）、村（社區）聯合調處。對涉及人員較多、情況較復雜的矛盾糾紛，所在村（社區）受理後，商請鎮（街道）調解組織上門聯合調處；對情況特別復雜疑難的矛盾糾紛，由區、鎮、村三級聯合調處；對重大矛盾糾紛，落實區分管領導包案化解。要對征地拆遷等越級上訪的歷史積累性重點疑難矛盾進行梳理，建立「會診研判、綜合化解」機制，達到化解一個重點矛盾、築牢一方社會穩定的基礎，營造一片和諧的社會環境。
5、法律至上，實現依法有序調處。解決矛盾糾紛的核心是維權，為確保群眾維權秩序，必須創新化解社會矛盾依法治理機制。要運用法律、法規向群眾做好宣傳、解釋和調處工作，對民眾釋法；通過訴訟、仲裁等法律手段解決糾紛，保證個案公平公正，引民眾信法；依法處理起鬨鬧事、惡意攻擊黨和政府、擾亂社會秩序者，令擾者畏法；規范地方立法，從法律法規中體現科學發展、執法為民，讓民眾愛法；政府在法制框架內運用行政、非訴訟調解手段公平合理地解決熱點、難點問題，使行政遵法；建立「一村（社區）一法律顧問」長效機制，開展村務法律體檢，為群眾答疑釋法，助基層用法。要強化法律救助工作，創新建立社會矛盾化解中困難人員（家庭）救助扶持機制，完善包括司法行政法律援助、法院司法救助、公安檢察刑事被害人救助、交通事故賠償救助等司法救助體系。
（三）強化系統管控，著力構建綜合治理機制
1、拓寬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各級政府和部門要廣泛傾聽民聲，大力開展「進村入企達戶到點」走訪活動，不斷加強政府部門與群眾之間的溝通聯系。要及時疏導民意，認真落實窗口單位首問代辦責任制，對群眾的問題及時解答，對群眾的要求及時回應，對群眾的不滿及時安撫。要認真解決民需，在完善村（居）民自治、加強基層社會管理的同時，努力提升社區平台服務能力，為群眾提供全天候的生活類、咨詢類、事務類、電子商務類、企業服務類等多項服務。
2、推行柔性網格精細管理。各級應轉變社會管理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強調人文關懷，以善治為目標，達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要在成功推行社區扁平化管理的基礎上，深化完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在政府與基層自治組織之間形成積極有效的合作關系。要將市場、住宅、商鋪等全部納入服務管理范疇，為群眾提供政治參與、精神文化、生活交往等方面的關懷，做到「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心管理，每一戶人家都有人貼心服務」。
3、落實維穩日常指導制度。維穩工作必須從日常指導做起，黨政領導幹部要利用互聯網、熱線電話、領導接訪日等民意反饋通道，經常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群眾訴求，與群眾面對面溝通。要堅持定期下訪制度，每月到聯系村居、企業上門走訪，察民情、解民憂、幫民困、辦實事、辦好事，變群眾上訪為幹部下訪。要做好維穩日常指導，結合矛盾糾紛排查，指導基層邊排查邊化解，將走訪中發現的問題，即時上報、及時化解；對無法立即解決的問題，確定責任人限期辦理、限時答復。
4、形成社會各方參與合力。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工作，離不開社會各方的支持和參與。要充分發揮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介機構和各類社會組織服務社會的作用，代表相關群體反映訴求、與政府和有關部門協商調解矛盾糾紛。要充分發揮工青婦等群團組織反映訴求、維護權益、提供服務的紐帶作用，按照「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作，社會多方參與」的方式，積極探索社會服務項目化運作。要支持和推動工青婦等群眾組織擴大服務對象，將非公企業單位、新市民列入重點服務和幫扶行列。
5、提高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領導能力。有效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必須加強各級黨政領導能力建設。一要著力提高為民執政能力。時刻心繫群眾，一切公共政策、公共決策和工作舉措應符合群眾的意願、法律法規的要求、有利於本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和群眾的長遠利益。二要著力提高系統管控能力。堅持從「前」抓起、以防為「本」， 從「底」抓起、以調為「堤」， 從「小」抓起、以暢為「要」的工作方法，在健全源頭預防機制、夯實三級調解平台和暢通群眾訴求渠道上下真功夫，在提高民生保障、完善調解網路、加強基層社會管理、提高社區服務能力和關心困難群眾上出實招。三要著力提高群眾工作能力。充分認識群眾工作能力的提高，實際上就是化解矛盾能力的提高。要通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切實提高調查研究、掌握實情的能力，提高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能力，提高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宣傳、組織和發動群眾的能力。

❻ 如何提高基層社會治理

這個一定要立法執法，守法，這樣子才可以的。

❼ 如何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做好服務群眾工作

1.堅持體察民情。黨員幹部要經常深入農村、企業和社區，與群眾交朋友專，關心基層和群屬眾的困難，了解基層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
2.堅持了解民意。把人民群眾的呼聲作為工作的第一信號，把人民群眾的需要當作第一任務；堅持決策共謀、發展共建、建設共管、成果共享，這是尊重民意的典型例證。
3.堅持集中民智。就是要善於從人民群眾身上汲取前進的力量，善於從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4.堅持珍惜民力。堅持勤儉辦一切事情的原則，把有限的人力、財力、物力用於解決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問題，堅決杜絕「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5.堅持順應民心。通過開展群眾路線教育、治庸治懶治散等活動，保障群眾合法權益，贏得群眾的理解、支持和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