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農村社區治理

⑴ 為什麼要建設農村社區怎樣建設農村社區

新型農村社區的出現不是哪一個人的想像，也不是人們的良好願望，而是有其現實的客觀基礎，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
從發展階段看，我國已進入一個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十七屆三中全會強調：「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建設新型農村社區正是這一思想的體現。通過建設新型農村社區，促進城市基礎設施加速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加速向農村覆蓋，城市文明加速向農村傳播，城市資源加速向農村流動，以城帶鄉，加速推進城鄉一體化。
從農民需求和實際支付能力看，經過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發展，農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農民群眾對居住環境、社會服務、文化娛樂、醫療衛生的要求越來越高，過上城市人生活已經成為廣大農民的熱切期盼，青年人要求尤為強烈。突出表現在住房上，富裕起來的農民首先投入的就是改善居住條件，舊房危房得到翻新改造，青年一代結婚必蓋新房，因此，農村建房的高潮一浪高過一浪，不可阻擋。抓住時機，做好規劃，因勢利導，適時地將農民建房積極性引導到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軌道上來，扭轉農村建房無序和浪費土地的現象，已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當務之急。
從發展機遇看，當前我國已把擴大內需特別是廣大農村消費需求作為應對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根本措施，為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既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擴大內需的要求。實踐證明，在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過程中，政府的一定量投資，就能拉動多倍的農民群眾投資和其他社會投資，帶動鋼筋、水泥、玻璃、塑料、木材、磚瓦等一系列建材工業的振興，以及家電、運輸、通信等行業的繁榮，有效地擴大就業，拉動國內經濟增長。
因此，建設新型農村社區正逢其時，是農村改革發展的必然。新型農村社區的建立，不僅僅迅速改變農民的居住條件，而且必然伴隨著農民生產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轉變，必然促使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土地制度、財政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說，建設新型農村社區是農村經濟社會的一場深刻變革。
但是，我們看到，各地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普遍遇到以下難題，成為農村發展進步的嚴重障礙：
1.農村環境「臟、亂、差」。由於長期缺少規劃和治理，農戶任意選址蓋房，造成有新房沒新村，村內建築參差不齊，道路高高低低，垃圾亂倒、污水亂排、糞土亂堆、柴草亂垛、雞鴨豬羊亂跑、車輛亂停亂放，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每到夏天到處是亂糟糟、臭烘烘的一片，嚴重影響了農民群眾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近幾年來盡管各地都開展了「清潔家園」活動，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農村土地浪費多。農民富裕起來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改變居住條件，翻蓋新房，青年農民結婚也必蓋新房，由於沒有統一規劃，農民一般選擇在交通便利的村頭和鄉村公路旁邊蓋房。加上一部分農民長期進城務工，全家已搬進城市定居，這樣以來老宅基地大量閑置，「空心房」、「空心村」逐步增多。另據調查，農民住房加上院落和圍村林，平均每戶佔地一畝左右，個別農戶佔用更多，建新不拆舊、一戶多宅的現象也比較普遍，這必然造成土地的嚴重浪費。盡管各地採取措施，嚴格禁止在可耕地上建房，但法不責眾，很難阻止農民亂蓋房的趨勢。
3.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大。建設新農村，必然需要對農村道路、供電、供水、通信、垃圾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進行完善，必然要對教育、衛生、文化、社保、治安等公共服務設施投入大量資金，由於村莊小而分散，現有的資金只好「撒胡椒面」，很難顧及各個方面的需求，這樣就使本來就不充裕的建設資金更趨緊張。同時，由於村莊分散、人口不集中，很多設施得不到充分利用，也大大降低了資源的利用率。
4.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難。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的工作已經開展多年，但由於多數農民還是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方式，土地零碎，決策分散，經營理念陳舊，很難形成專業化生產和規模經營，很難大面積開展社會化服務和推廣農業科技，很難轉變農村經濟發展方式，因此，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農業現代化進程。
5.農民自主投入少。一是農業產業不發達，農民生活還不富裕，沒有更多的剩餘資金投入基本建設；二是農民利己思想和狹隘觀念還不同程度地存在，對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公共服務，也不願意投資投勞；三是村民共同體日益弱化，不同利益的人很難形成共識，讓農民自發地搞水利、修路、改造農田等基礎建設不可能，自發地搞合村並點、建設新社區更不可能，這些工作只能由政府引導和推動。
要落實中央提出的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形成城鄉一體化新格局的要求，盡快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徹底解決目前農村發展的瓶頸問題，實行合村並點、合村並鎮、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無疑是最佳選擇。

⑵ 如何做好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工作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擔負著實現城鄉一體化和促進居村農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當前的建設方向並不明確，正在實施的建設行動也頗受爭議。本文以城鄉一體化為視角，分析了我國農村社區建設的制度失誤和滕尼斯式社區的「天堂」特性，認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既要去城鄉「二元化」、去「天堂」社區的「天真性」，又要留住傳統農村社區的溫馨，並且還要與城市社區對接，使生活在新型農村社區的居民能分享到與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務，並過上與城市市民一樣的社會生活。 一、問題提出：農村社區建設的路徑選擇與價值旨趣 當下中國農村，村改社區的步伐明顯加快，不僅城市郊區農村因城市空間拓展被改制為社區，一些遠郊農村甚至邊遠農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區的速度，江蘇、山東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區為「村改居」社區。這些脫胎於農村村莊的新型社區，正如有論者說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會牌子換成居委會牌子的「換牌」社區，社區的公共服務和管理、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等與行政村沒有什麼差別。如此，針對廣大農村地區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區項目或工程，學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觀點認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建設中熱衷於村改社區，其動機在於尋土地財政這個「經濟租」；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認為村改社區的方向沒有問題，改制是必要的，且遲早要發生，這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的內在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邏輯方式進行農村社區建設。首先，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區農村的社會問題凸顯，於是政府加大了對這些農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盡快融入城市社會。綜觀近年來有關城中村和郊區農村的改造或建設政策，我們不難發現，政府的主要企圖不是建設，而是通過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措施，使這些地方脫胎換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管理單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礎上進行自治型農村社區建設。這類農村社區建設主要針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社會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進行的，是村莊自覺開展的社區建設活動，如一些地方農村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志願者協會、衛生環境監督站、公益事業服務站、社會互助救濟站、問題活動聯絡站、民間糾紛調解站等，以便於更好地發展農村社區的公益事業、調節農村社區的社會關系、豐富農村社區的服務生活。 以上兩種社區建設對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社區建設不具有借鑒意義：自2006年新農村建設以來，我國農村社區建設就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不少農村，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加快了社區建設速度，如江蘇、浙江、山東、河北、重慶等省市都開展了以農民向城鎮或集聚社區集中為主要內容的社區建設。雖然有一些學者對農民轉移或集中型社區建設提出了質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這類建設行為，②但更多學者對這一實踐予以肯定，認為農民集中促使了工業化程度高的村落農民向城鎮或聚集區集中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它符合城鄉一體化引導農民到城鎮或中心社區居住的趨勢要求，「體現了對農村『就地城鎮化』的積極回應和對『村民自治』體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現代色彩，是我們可以預測的未來農村社區建設的理想模式，也是當前中部地區新農村社區建設應該重點推介的模式。」③ 我國城市化已經升級為城鄉一體化，農村社區建設不能仿照城市社區的建設邏輯，冀望把農村社區建成為類似於城市的社區，也不能承繼城鄉二元分化時期的「村治」邏輯，把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等同於社區治理。由於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發展的「頂級階段」，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強調「城鄉社會的有機融合和整合」，④體現城鄉一體化的建設取向，這既是農村社區建設的價值旨趣，更是農村社區建設的邏輯皈依。 二、追溯失誤：農村社區建設的演進與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改造了傳統共同體，所不同的是，有的國家先發展工業、建設城市，然後再吸引鄉村人口到城鎮聚集；而另一些國家則採取強制措施，迫使農村共同體的人們離開土地到城市工作，並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國近代對鄉村共同體的改造力度不斷加大，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權力全面介入鄉村共同體的改造，村莊與社會步入同構狀態。起初，國家權力通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的形式組織農民經濟合作，企圖改造村莊農民的個體性、自私性，使其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在此基礎上，國家權力又在農村建立了「政經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組織，直接從事農村「工、農、兵、商、學」等各項事業。盡管人民公社時期的村莊共同體表現為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但農民的居住、生產、生活的空間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生產隊這個最基礎的管理單位仍為村莊共同體的生產單位和核算單位，血緣共同體或家族共同體並沒有因國家權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個熟人共同體，其社會資本如信任資本、關系資本等並沒有減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讓村莊原生態共同體轉變為生產集體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體；國家實施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事務日益頹廢，最嚴重的是農村社區的生產生活設施損壞嚴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這種狀態持續時間不長，國家權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為村莊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農村不再是組織化、行政化的集體組織，而又回歸為人們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確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從表面上看，此時的農村社會共同體已經「去行政化」、「去集體化」，好像是擬單位制的隊、社重新回到社區，並且與城市社區相似。但其實不然，國家權力對農村基層的放權讓利沒有賦予農村社會共同體與城市社區同樣的發展權利，農村社區仍延續著二元固化結構前行。其一，國家行政權力上收至鄉鎮，村民獲得了更多的自治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建設農村社區，但除少數經濟發達的農村社區外，大多數農村社區「難做無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設資金；其二，「三提五統」取消後，農民的經濟負擔大大減輕，但政府並沒有像對待城市社區那樣承擔起建設農村社區的責任，村莊必需的公共產品只得求助於「一事一議」方式解決；其三，國家發展公共事業的重點沒有真正轉移到農村，農村居住環境及其配套設施與城市社區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一些地區繼續擴大。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農村社區建設落後及其公共服務水平低的制度誘因。城鄉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響並制約著農村社區建設：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時期，由於國家與社會處於同構狀態，農村社區建設和發展必須聽從國家制度的歧視性安排，不僅得不到國家的建設資金，反而還要從物質、資金上支持城市建設；改革開放後，雖然農村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國家在農村社區建設上仍延續城鄉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農村的公共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停滯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倒退，這種狀況直至新農村建設開展後才有所轉變。就此而言，國家的城鄉二元化制度安排嚴重阻礙了農村社區建設，農村新型社區建設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鄉一體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動農村社區建設。 三、新型農村社區：溫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區的概念，認為社區就是由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同質人口所組成的關系親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體」，人們在這個「共同體」中「與同夥一起，從出生之時起，就休戚與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後人在有關共同體的詮釋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體」喻為「天堂」：它是一個「溫馨圈子」，「在這一『溫馨圈子』內，人們不必證明任何東西，而且無論做了什麼，都可以期待人們的同情與幫助」；⑧人們互相依靠對方，「如果我們跌倒了，其他人會幫助我們重新站立起來」。⑨相對於滕尼斯的「社會」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體看似十分完美，「是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⑩當今中國農村正在大力推進「村改居」和社區建設，其目標是要建構一個新型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不過，這個共同體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區。對此，早有學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區已經瓦解且一去不復返。代表性觀點有兩個：一是德魯克的，他認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體，在工業社會和知識社會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鮑曼的，他認為滕尼斯的天堂社區是建立在「單純天真」基礎上的，「一旦單純天真失去了，原來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體一旦『解體』，它就不能像鳳凰涅槃一樣被再次整合為一體」。 瑏瑢盡管德魯克和鮑曼看待滕尼斯社區的視角不一樣，一個把它的消亡歸因於社會發展，認為社會發展將使「新興社會體」代替「傳統共同體」，另一個把它的消亡視為共同體「天真和原始」的失去，並且認為「再多的汗水，也永遠不會重新打開那扇通往共同體的天真、原始的同一與安寧的大門」， 瑏瑣但他們都認為滕尼斯社區是「天堂」，且已經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區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中已經瓦解且「一去不復返」，那麼，處於工業化發展中後期的我國農村社區建設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區」。 之所以如是說，不僅在於滕尼斯社區的那份「天真」、「原始」無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它並非是讓人羨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區中的人們盡管過著無憂無慮、自得其樂的生活，但這個共同體是封閉保守、循規蹈矩、清貧無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誘惑或「開化」，將在頃刻間分崩離析，並且再也無法修復。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我們需要辨證地看待滕尼斯社區，不要因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農村共同體改制中構建一個類似滕尼斯社區的「天堂」；也不要全盤否定滕尼斯社區，畢竟它蘊涵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難以割捨的、令人嚮往的「天堂」因素。 鑒於此，今天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雖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區的「天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要在社區改制或建設中拋棄「天堂」社區的「溫馨」。城鄉一體化對農村社區建設的影響是廣泛的、深刻的，以單個大型的家庭或氏族為主體型構村落共同體必然要被多異族的新興社會體所取代，傳統的人際關系也必然要被工業時代和後工業時代的人際關系所取代，血緣關系紐帶功能將逐漸式微。盡管如此，但新型農村社區畢竟起源於傳統共同體，它們有著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還將繼續持久地影響新型農村社區。這正如滕尼斯強調的：「即使這種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狀態已被改變，它依然保留並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國一些村改社區，包括城中村社區和市郊社區，在其建設過程中，雖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條件和生活環境，但新型社區的高層住宅和防盜系統已經不便於居民串門聊天，不便於居民開展互幫互助活動，尤其是社區內「公共空間越來越少，一些倖存的公共空間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區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區演變， 瑏瑦居民間的關系漸趨生疏、冷漠。對這一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引發的次生現象，社區建設者必須給予足夠重視。誠然，城鄉一體化戰略是賦予了我們改造傳統農村社區和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使命，但我們不能片面地追求農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設是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守住「天堂」社區那份溫馨。 四、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挑戰與取向 （一）面臨挑戰 從近年來農村社區建設的實踐看，我國農村社區建設面臨諸多挑戰。一是國家權力改造了傳統的農村社區，原有牢固的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網路被打破，沾親帶故的溫情關系讓位於組織化、單位化、制度化的業緣關系，農村社區共同體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盡管改革開放後農村社區不乏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但這些精英對社區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長——精英們為贏得社區控制權展開的博弈，不僅影響、削弱了精英們自身力量的發揮，而且還致使農村社區難以形成持久影響力、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務的權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達「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個人身份解決面臨的問題，「即使是在多人面臨類似問題時也很少出現一個有效的組織框架來解決此類問題」；四是市場經濟發展激發了村民的「私性」，隨之而來的是居民之間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動頻數減少、關系網路疏遠、活動空間縮小，農村社區變得越來越「陌生」。更嚴重的是，由於在比較利益驅使下，離鄉進城的農村人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村莊日漸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很難進行有效的社區建設行動。 由此觀之，眼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處理能不能建設的問題。從國家政策安排看，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和「把公共事業建設重心轉移到農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國家增加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大家電下鄉力度、提高農村居民醫療和養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級公益事業「一事一議」財政獎補等系列強農惠農舉措，為建設好農村社區提供了有力支持。從實踐過程看，盡管中國農村社區總體上仍較落後，城鄉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區農村，基礎教育、醫療衛生、飲水安全、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非常缺乏，農村社區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社區建設成功經驗已經證明，按照城鄉一體化理念建設高水平農村社區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取向 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村社區和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如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的農村社區建設速度快，整體發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過部分城市社區。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可以超越城市社區建設經驗，也不意味著可以在農村建設城市社區，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兼顧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兩個方面，遵循自身的發展取向。 1、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符合村情。 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不同，主要有：（1）城市社區成員來自不同的工作單位、不同的職業，人員結構復雜，加上日常交流少，難有共同的社區認同；而農村社區居民多數來自同一個或臨近幾個行政村，大家相互認識、彼此熟悉，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達成文化認同。（2）城市社區成員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徑庭，階層差距大，難形成共同的意志表達，更缺乏團結一致的集體行動；而農村社區成員有共同的生活經歷，加上在同一地域勞動、生活中結成的深厚情誼和真誠信任，有助於形成社區凝聚力。（3）城市社區與生產單位是分離的，社區僅是社會生活場所，其經濟功能微乎其微；而農村社區與農田相鄰，成員的經濟行為多發生在農業生產經營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經不再從事農業勞動，但他們的親戚、朋友多是農業勞動者。（4）城市社區有黨委（黨支部）、居委會、物業管理委員會、業主管理委員會、社區公共服務中心及各式各類民間組織；而農村社區的組織結構比城市簡單，尤其是改制不久的農村社區，仍延續行政村的組織建制，大多數事務都由社區黨組織、居委會來承擔。既然農村社區具有與城市社區不同的特點，那麼，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就要立足於鄉村熟人社會的傳統美德和良好慣習，盡可能多地在社區建設中守住熟人社會的「脈脈溫情」，不能讓「城市病」感染了農村新型社區。 2、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對接城市社區。 一方面，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超越傳統農村建設方式，強調與城市社區對接。傳統農村建設是農村集體組織主持實施的，主要依靠農村社會成員出資、出力進行，其檔次、規模、水平都沒有與城市社區對接或並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則要突破鄉村藩籬束縛，從節約建設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亂的村莊，即不僅要把農村建設成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更要「借鑒城市社區的公共服務理念和機制，以社區為公共平台，整合各類服務資源，推進社區公共服務事業，讓居住在農村同一區域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防止復制城市社區建設樣式。城市社區公共設施齊全，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高，這些無疑是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參照物，但城鄉一體化並非城鄉一樣化，也不是要消滅農村，建設要立足於農村發展趨勢，其目標是建設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適宜居住的美好家園。這個家園的形體特徵可能沒有城市社區「高貴」、「妖嬈」，但內在美毫不遜色於城市社區，即新型農村社區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務，又能擁有城市社區居民冀望但又很難在城市社區得到鄉土生活。 3、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著力培育居村市民。 「農村社區建設者在構建以農民為主體的新型農村社會生活共同體，能否充分認識農民對農村社區建設的認知、意願和公共需求，事關農村社區建設能否順利推進」。 瑏瑩社區與行政村不一樣，自治機構、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組織機構、生產和生活方式有較大的區別，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在加強居住區的道路、水電、路燈等公共設施建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建設的基礎上，要著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對於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鄉村城鎮社區和農民集中（中心）社區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於農民，也不同於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農村社區里的居民不再是農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從事農業勞動，但他們最終將要分化為非農職業者和職業農民，與城市市民一樣，都是居民；其次，雖然當前居住在農村社區里居民與城市社區居民仍有區別，一個居住在城市，一個居住在農村城鎮或集中居住區，享有的公共服務范圍、水平也不盡完全相同，但隨著城鄉一體化程度的提高，他們間的差距勢必越來越小，甚至相反。

⑶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如何可為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擔負著實現城鄉一體化和促進居村農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當前的建設方向並不明確，正在實施的建設行動也頗受爭議。本文以城鄉一體化為視角，分析了我國農村社區建設的制度失誤和滕尼斯式社區的「天堂」特性，認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既要去城鄉「二元化」、去「天堂」社區的「天真性」，又要留住傳統農村社區的溫馨，並且還要與城市社區對接，使生活在新型農村社區的居民能分享到與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務，並過上與城市市民一樣的社會生活。 一、問題提出：農村社區建設的路徑選擇與價值旨趣 當下中國農村，村改社區的步伐明顯加快，不僅城市郊區農村因城市空間拓展被改制為社區，一些遠郊農村甚至邊遠農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區的速度，江蘇、山東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區為「村改居」社區。這些脫胎於農村村莊的新型社區，正如有論者說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會牌子換成居委會牌子的「換牌」社區，社區的公共服務和管理、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等與行政村沒有什麼差別。如此，針對廣大農村地區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區項目或工程，學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觀點認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建設中熱衷於村改社區，其動機在於尋土地財政這個「經濟租」；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認為村改社區的方向沒有問題，改制是必要的，且遲早要發生，這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的內在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邏輯方式進行農村社區建設。首先，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區農村的社會問題凸顯，於是政府加大了對這些農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盡快融入城市社會。綜觀近年來有關城中村和郊區農村的改造或建設政策，我們不難發現，政府的主要企圖不是建設，而是通過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措施，使這些地方脫胎換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管理單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礎上進行自治型農村社區建設。這類農村社區建設主要針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社會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進行的，是村莊自覺開展的社區建設活動，如一些地方農村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志願者協會、衛生環境監督站、公益事業服務站、社會互助救濟站、問題活動聯絡站、民間糾紛調解站等，以便於更好地發展農村社區的公益事業、調節農村社區的社會關系、豐富農村社區的服務生活。 以上兩種社區建設對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社區建設不具有借鑒意義：自2006年新農村建設以來，我國農村社區建設就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不少農村，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加快了社區建設速度，如江蘇、浙江、山東、河北、重慶等省市都開展了以農民向城鎮或集聚社區集中為主要內容的社區建設。雖然有一些學者對農民轉移或集中型社區建設提出了質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這類建設行為，②但更多學者對這一實踐予以肯定，認為農民集中促使了工業化程度高的村落農民向城鎮或聚集區集中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它符合城鄉一體化引導農民到城鎮或中心社區居住的趨勢要求，「體現了對農村『就地城鎮化』的積極回應和對『村民自治』體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現代色彩，是我們可以預測的未來農村社區建設的理想模式，也是當前中部地區新農村社區建設應該重點推介的模式。」③ 我國城市化已經升級為城鄉一體化，農村社區建設不能仿照城市社區的建設邏輯，冀望把農村社區建成為類似於城市的社區，也不能承繼城鄉二元分化時期的「村治」邏輯，把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等同於社區治理。由於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發展的「頂級階段」，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強調「城鄉社會的有機融合和整合」，④體現城鄉一體化的建設取向，這既是農村社區建設的價值旨趣，更是農村社區建設的邏輯皈依。 二、追溯失誤：農村社區建設的演進與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改造了傳統共同體，所不同的是，有的國家先發展工業、建設城市，然後再吸引鄉村人口到城鎮聚集；而另一些國家則採取強制措施，迫使農村共同體的人們離開土地到城市工作，並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國近代對鄉村共同體的改造力度不斷加大，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權力全面介入鄉村共同體的改造，村莊與社會步入同構狀態。起初，國家權力通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的形式組織農民經濟合作，企圖改造村莊農民的個體性、自私性，使其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在此基礎上，國家權力又在農村建立了「政經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組織，直接從事農村「工、農、兵、商、學」等各項事業。盡管人民公社時期的村莊共同體表現為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但農民的居住、生產、生活的空間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生產隊這個最基礎的管理單位仍為村莊共同體的生產單位和核算單位，血緣共同體或家族共同體並沒有因國家權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個熟人共同體，其社會資本如信任資本、關系資本等並沒有減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讓村莊原生態共同體轉變為生產集體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體；國家實施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事務日益頹廢，最嚴重的是農村社區的生產生活設施損壞嚴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這種狀態持續時間不長，國家權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為村莊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農村不再是組織化、行政化的集體組織，而又回歸為人們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確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從表面上看，此時的農村社會共同體已經「去行政化」、「去集體化」，好像是擬單位制的隊、社重新回到社區，並且與城市社區相似。但其實不然，國家權力對農村基層的放權讓利沒有賦予農村社會共同體與城市社區同樣的發展權利，農村社區仍延續著二元固化結構前行。其一，國家行政權力上收至鄉鎮，村民獲得了更多的自治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建設農村社區，但除少數經濟發達的農村社區外，大多數農村社區「難做無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設資金；其二，「三提五統」取消後，農民的經濟負擔大大減輕，但政府並沒有像對待城市社區那樣承擔起建設農村社區的責任，村莊必需的公共產品只得求助於「一事一議」方式解決；其三，國家發展公共事業的重點沒有真正轉移到農村，農村居住環境及其配套設施與城市社區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一些地區繼續擴大。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農村社區建設落後及其公共服務水平低的制度誘因。城鄉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響並制約著農村社區建設：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時期，由於國家與社會處於同構狀態，農村社區建設和發展必須聽從國家制度的歧視性安排，不僅得不到國家的建設資金，反而還要從物質、資金上支持城市建設；改革開放後，雖然農村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國家在農村社區建設上仍延續城鄉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農村的公共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停滯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倒退，這種狀況直至新農村建設開展後才有所轉變。就此而言，國家的城鄉二元化制度安排嚴重阻礙了農村社區建設，農村新型社區建設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鄉一體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動農村社區建設。 三、新型農村社區：溫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區的概念，認為社區就是由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同質人口所組成的關系親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體」，人們在這個「共同體」中「與同夥一起，從出生之時起，就休戚與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後人在有關共同體的詮釋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體」喻為「天堂」：它是一個「溫馨圈子」，「在這一『溫馨圈子』內，人們不必證明任何東西，而且無論做了什麼，都可以期待人們的同情與幫助」；⑧人們互相依靠對方，「如果我們跌倒了，其他人會幫助我們重新站立起來」。⑨相對於滕尼斯的「社會」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體看似十分完美，「是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⑩當今中國農村正在大力推進「村改居」和社區建設，其目標是要建構一個新型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不過，這個共同體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區。對此，早有學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區已經瓦解且一去不復返。代表性觀點有兩個：一是德魯克的，他認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體，在工業社會和知識社會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鮑曼的，他認為滕尼斯的天堂社區是建立在「單純天真」基礎上的，「一旦單純天真失去了，原來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體一旦『解體』，它就不能像鳳凰涅槃一樣被再次整合為一體」。 瑏瑢盡管德魯克和鮑曼看待滕尼斯社區的視角不一樣，一個把它的消亡歸因於社會發展，認為社會發展將使「新興社會體」代替「傳統共同體」，另一個把它的消亡視為共同體「天真和原始」的失去，並且認為「再多的汗水，也永遠不會重新打開那扇通往共同體的天真、原始的同一與安寧的大門」， 瑏瑣但他們都認為滕尼斯社區是「天堂」，且已經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區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中已經瓦解且「一去不復返」，那麼，處於工業化發展中後期的我國農村社區建設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區」。 之所以如是說，不僅在於滕尼斯社區的那份「天真」、「原始」無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它並非是讓人羨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區中的人們盡管過著無憂無慮、自得其樂的生活，但這個共同體是封閉保守、循規蹈矩、清貧無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誘惑或「開化」，將在頃刻間分崩離析，並且再也無法修復。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我們需要辨證地看待滕尼斯社區，不要因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農村共同體改制中構建一個類似滕尼斯社區的「天堂」；也不要全盤否定滕尼斯社區，畢竟它蘊涵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難以割捨的、令人嚮往的「天堂」因素。 鑒於此，今天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雖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區的「天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要在社區改制或建設中拋棄「天堂」社區的「溫馨」。城鄉一體化對農村社區建設的影響是廣泛的、深刻的，以單個大型的家庭或氏族為主體型構村落共同體必然要被多異族的新興社會體所取代，傳統的人際關系也必然要被工業時代和後工業時代的人際關系所取代，血緣關系紐帶功能將逐漸式微。盡管如此，但新型農村社區畢竟起源於傳統共同體，它們有著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還將繼續持久地影響新型農村社區。這正如滕尼斯強調的：「即使這種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狀態已被改變，它依然保留並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國一些村改社區，包括城中村社區和市郊社區，在其建設過程中，雖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條件和生活環境，但新型社區的高層住宅和防盜系統已經不便於居民串門聊天，不便於居民開展互幫互助活動，尤其是社區內「公共空間越來越少，一些倖存的公共空間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區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區演變， 瑏瑦居民間的關系漸趨生疏、冷漠。對這一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引發的次生現象，社區建設者必須給予足夠重視。誠然，城鄉一體化戰略是賦予了我們改造傳統農村社區和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使命，但我們不能片面地追求農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設是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守住「天堂」社區那份溫馨。 四、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挑戰與取向 （一）面臨挑戰 從近年來農村社區建設的實踐看，我國農村社區建設面臨諸多挑戰。一是國家權力改造了傳統的農村社區，原有牢固的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網路被打破，沾親帶故的溫情關系讓位於組織化、單位化、制度化的業緣關系，農村社區共同體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盡管改革開放後農村社區不乏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但這些精英對社區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長——精英們為贏得社區控制權展開的博弈，不僅影響、削弱了精英們自身力量的發揮，而且還致使農村社區難以形成持久影響力、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務的權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達「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個人身份解決面臨的問題，「即使是在多人面臨類似問題時也很少出現一個有效的組織框架來解決此類問題」；四是市場經濟發展激發了村民的「私性」，隨之而來的是居民之間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動頻數減少、關系網路疏遠、活動空間縮小，農村社區變得越來越「陌生」。更嚴重的是，由於在比較利益驅使下，離鄉進城的農村人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村莊日漸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很難進行有效的社區建設行動。 由此觀之，眼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處理能不能建設的問題。從國家政策安排看，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和「把公共事業建設重心轉移到農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國家增加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大家電下鄉力度、提高農村居民醫療和養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級公益事業「一事一議」財政獎補等系列強農惠農舉措，為建設好農村社區提供了有力支持。從實踐過程看，盡管中國農村社區總體上仍較落後，城鄉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區農村，基礎教育、醫療衛生、飲水安全、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非常缺乏，農村社區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社區建設成功經驗已經證明，按照城鄉一體化理念建設高水平農村社區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取向 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村社區和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如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的農村社區建設速度快，整體發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過部分城市社區。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可以超越城市社區建設經驗，也不意味著可以在農村建設城市社區，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兼顧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兩個方面，遵循自身的發展取向。 1、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符合村情。 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不同，主要有：（１）城市社區成員來自不同的工作單位、不同的職業，人員結構復雜，加上日常交流少，難有共同的社區認同；而農村社區居民多數來自同一個或臨近幾個行政村，大家相互認識、彼此熟悉，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達成文化認同。（２）城市社區成員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徑庭，階層差距大，難形成共同的意志表達，更缺乏團結一致的集體行動；而農村社區成員有共同的生活經歷，加上在同一地域勞動、生活中結成的深厚情誼和真誠信任，有助於形成社區凝聚力。（３）城市社區與生產單位是分離的，社區僅是社會生活場所，其經濟功能微乎其微；而農村社區與農田相鄰，成員的經濟行為多發生在農業生產經營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經不再從事農業勞動，但他們的親戚、朋友多是農業勞動者。（４）城市社區有黨委（黨支部）、居委會、物業管理委員會、業主管理委員會、社區公共服務中心及各式各類民間組織；而農村社區的組織結構比城市簡單，尤其是改制不久的農村社區，仍延續行政村的組織建制，大多數事務都由社區黨組織、居委會來承擔。既然農村社區具有與城市社區不同的特點，那麼，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就要立足於鄉村熟人社會的傳統美德和良好慣習，盡可能多地在社區建設中守住熟人社會的「脈脈溫情」，不能讓「城市病」感染了農村新型社區。 ２、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對接城市社區。 一方面，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超越傳統農村建設方式，強調與城市社區對接。傳統農村建設是農村集體組織主持實施的，主要依靠農村社會成員出資、出力進行，其檔次、規模、水平都沒有與城市社區對接或並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則要突破鄉村藩籬束縛，從節約建設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亂的村莊，即不僅要把農村建設成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更要「借鑒城市社區的公共服務理念和機制，以社區為公共平台，整合各類服務資源，推進社區公共服務事業，讓居住在農村同一區域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防止復制城市社區建設樣式。城市社區公共設施齊全，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高，這些無疑是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參照物，但城鄉一體化並非城鄉一樣化，也不是要消滅農村，建設要立足於農村發展趨勢，其目標是建設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適宜居住的美好家園。這個家園的形體特徵可能沒有城市社區「高貴」、「妖嬈」，但內在美毫不遜色於城市社區，即新型農村社區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務，又能擁有城市社區居民冀望但又很難在城市社區得到鄉土生活。 3、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著力培育居村市民。 「農村社區建設者在構建以農民為主體的新型農村社會生活共同體，能否充分認識農民對農村社區建設的認知、意願和公共需求，事關農村社區建設能否順利推進」。 瑏瑩社區與行政村不一樣，自治機構、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組織機構、生產和生活方式有較大的區別，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在加強居住區的道路、水電、路燈等公共設施建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建設的基礎上，要著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對於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鄉村城鎮社區和農民集中（中心）社區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於農民，也不同於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農村社區里的居民不再是農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從事農業勞動，但他們最終將要分化為非農職業者和職業農民，與城市市民一樣，都是居民；其次，雖然當前居住在農村社區里居民與城市社區居民仍有區別，一個居住在城市，一個居住在農村城鎮或集中居住區，享有的公共服務范圍、水平也不盡完全相同，但隨著城鄉一體化程度的提高，他們間的差距勢必越來越小，甚至相反。 注釋 ①藍常高：《村改居」和增進城市特質》，載於《社會科學家》2006年第２期。 ②劉奇：《「滅村運動」是精英層的一廂情願》，載於《中國發展觀察》2011年第１期。 ③甘信奎：《新農村社區建設模式及政策推進》，載於《江漢論壇》2009年第２期。 ④李增元：《農村社區建設：治理轉型與共同體構建》，載於《東南學術》2009年第３期；李增元：《農村社區管理體制：在變遷中重建》，載於《江漢論壇》2011年第５期。 ⑤項繼權：《農村社區建設：社會融合與治理轉型》，載於《社會主義研究》2008年第２期。 ⑥曹海林：《農村社區治理：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載於《人文雜志》2009年第４期。 ⑦［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53頁。 ⑧⑨⑩ ［英］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安全》，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６、３、２、４、１２、１６頁。 13 ［美］彼得·Ｆ·德魯克：《社會的管理》，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頁。 14 丁元竹：《理解社區》，載於《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４期。 15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載於馮鋼《社會學基礎文獻選讀》，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6 王玲：《鄉村公共空間與基層社區整合——以川北自然村落Ｈ村為例》，載於《理論與改革》2007年第１期。 17 馬衛紅、桂勇：《社區建設中的城市鄰里：復興抑或重構》，載於《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7年第６期。 18 吳衛平：《創新公共服務模式，推進農村社區建設》，載於《鄉鎮論壇》2009年第６期。 19 袁方成、王劍虎：《社區建設中的農民：認知、意願和公共需求》，載於《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３期。 20 吳業苗：《居村農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於城鄉一體化進路的理論與實證分析》，載於《社會科學》2010年第７期。

⑷ 建設農村新社區和新農村建設的模式有哪些

發展農村社區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載體與有效途徑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新農村建設的基本內涵。
一、我國現有農村社區建設模式
從不同的視角可將農村社區建設模式作不同的歸納,實際上這些模式可能是相互交叉的。
1.從農村社區的建置及其邊界來看,主要包括以下模式:
(1)󰀁一村一社區󰀁。這是在現行的村委會的基礎上,一村只設立一個社區。該模式比較切合農村現行行政管理體制,村民的認同感比較強,有利於實施村民自治,且沒有增加管理層和管理成本。缺點是村委會和社區合二為一,社團力量相對薄弱。該模式由四川省宜賓市率先探索,目前已有226個縣市區實行了󰀁一村一社區󰀁的建置,占實驗縣市區總數的76.09%,是最普遍的一種模式。
(2)󰀁多村一社區󰀁。這是在相鄰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村中,選擇中心村或較大的村為單位設立社區,形成的農村社區󰀁村委會󰀁農戶模式。該模式的優勢在於社區服務少了行政色彩、多了專業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資源浪費。但這勢必要增加管理成本,且與村民自治的結合度不高。已有45個縣市區實行該模式,占實驗單位總數的15.15%,例如山東省諸城市。
(3)󰀁一村多社區󰀁。這是在一個村設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社區。在一些地方,由於建制村的轄區過大,故在一個行政村內設立多個社區,形成了村委會󰀁農村社區󰀁農戶的模式。該模式能促進社區服務組織的發育和成長,充分體現村民的自我服務和管理。但是該模式中的社區實質上只是農村社區村委會下設的小區或服務站(點),故無法發揮社區的發展、建設、管理的功能。已有21個實驗縣市區實行該模式,總實驗單位總數的7.07%。例如,湖北省遠安縣在洋坪鎮雙路村實行的󰀁撤組建社󰀁。
(4)󰀁集中建社區󰀁。這是在新規劃的農民集中居住的小區設立的󰀁社區󰀁。又主要分為兩種:一是農(牧)民聚居設社區。如天津、成都等地支持和鼓勵農民󰀁遷村騰地󰀁、󰀁集中居住󰀁;另一種是以甘肅阿克塞縣為代表的在人口自然聚居形成的地區設立社區。該縣將3個鄉鎮10個村整合成1個民族新村牧農村中心社區,建立牧農村社區服務中心,下設3個牧農村社區服務站,由此形成全縣設立󰀁自然村󰀁社區一中心三站󰀁的社區模式。
2.依據與城鎮的距離,農村社區建設模式分為以下三種:
(1)城市化擴張下的農村社區建設模式,也有學者稱之為城郊型農村社區建設模式。
它將城郊鄉鎮政府直接改為街道辦事處或󰀁城中村󰀁村委會直接改為居委會社區模式。該模式充分利用城鄉一體化的契機,對處於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村地區進行社區化建設和管理。例如,深圳全面撤銷鎮政府成立街道辦事處,撤銷村委會成立居委會。該模式使得城鄉社區建設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節省建設成本。
(2)󰀁就地城鎮化󰀁農村社區建設模式,也稱為集鎮型農村社區建設模式。它是以集鎮為依託,以中心鎮、中心村為中心展開社區建設。它主要包括:一是以鄉鎮政府所在地的小集鎮為中心的鄉鎮大社區模式;二是以村莊合並後的村部所在地或條件較好的自然村為中心的中心村社區模式,例如贛州模式。該模式與農村的城市化道路相一致。
(3)󰀁村民自治󰀁體制下的農村社區建設模式,也稱為村落型農村社區建設模式。它是指以行政村或自然村為基本單位展開社區建設。例如,湖北省秭歸縣楊橋鎮各行政村建立了󰀁村委會󰀁社區理事會󰀁互助組󰀁基本農戶󰀁這一新型的農村社區自治組織,實行了村小組社區自治模式。這實質是對󰀁村民自治󰀁的一種內在調整,但未對村委會和社區理事會的職責進行明確界定。
3.從農村社區體制改革角度,形成了如下模式:
(1)村落自組織模式。這是指在沒有外部強制指令的前提下,村落社區成員通過面對面協商,自發組織並管理村落社區事務。該模式以自然村落為界,邊界和受益主體清晰;以村落民間組織為主要治理主體,以自治和志願為治理機制,在行政村黨組織領導和村民委員會指導下,通過協商民主治理村落社區事務,例如江西省。該模式提升了社區的自治能力,但沒有觸動長期以來村民委員會的行政化問題,且由於村落社區自組織與村級行政的職責關系交叉,社區自組織功能的發揮受限。
(2)村社合一模式。這是指村委會與社區服務組織成員交叉任職,功能合一的社區模式。建制村與社區空間合一;村󰀁兩委󰀁下設社區服務組織,村󰀁兩委󰀁成員與社區服務組織領導成員交叉任職;村民委員會自治管理與社區服務職能合一;社區工作者隊伍專兼結合,例如重慶市永川區等地。這節省了管理成本,工作效率較高,但村民委員會與社區服務組織職責不清,人員重疊,導致社區行政色彩濃厚,削弱了社區自治的功能,且社區服務的專業化和效能面臨挑戰。
(3)村企主導模式。這是指村民委員會、村辦企業、社區服務組織成員交叉任職,功能合一的模式。首先,在組織結構上,村民委員會、村辦企業、社區服務組織負責人實行󰀁一套班子、三塊牌子、交叉任職󰀁。其次,在組織功能上,社區的自治管理、行政管理、服務職能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沒有分開。第三,村級組織是社區建設的主導者。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村辦企業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也為農民帶來了直接的利益。但村民委員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一的制度安排,影響了村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制約了村民自治的開展。這在江蘇省等集體經濟較為發達地區較為普遍。
(4)聯村建社模式。這是指介於行政村與鄉鎮政府之間,以一定服務半徑設置社區服務組織,專門承接社區行政事務和公共服務的模式。在多個建制村基礎上設置社區,建立社區服務組織和社區黨總支,兩個組織交叉任職;社區
服務組織性質定位為服務農民的平台,主要承接社區行政事務和社區公共服務。這創建於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的農村社區和一部分人口密度較大的中西部平原地區,例如舟山市。該模式可以較大程度地整合利用社區資源,但容易制約村民自治。
4.按照政府和社區之間權能關系的不同,社區建設模式可以分為以下三種:
(1)行政主導型。在該模式中,基層政府組織是農村社區管理的主體,通過行政手段發揮政府組織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的優勢,實施對社區資源和社區組織的控制,在短時間內體現出社區建設的效率。但是基層政府對社區建設的各項事宜統包統攬,限制了社會組織的發展和農民的參與,不利於社區自治能力的提高和社區建設的深入開展。在欠發達地區,由於經濟發展水平有限,農民參與意識薄弱等原因,農村社區建設可以暫時採取這種模式。
(2)合作型。該模式是由政府對社區進行間接和寬松的干預,政府部門人員與地方及其它社團代表共同組成社區管理機構,社區以自治為主,政府有關部門負責規劃和指導,並提供較多的經費支持,由社區內的社會組織履行政府原本承擔的部分職能。這利於提高農村社區自治能力,尤其是農村社區的民主選舉、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增加了資金投入的來源渠道。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村民自治得到很好地落實的地區,可以採取這種模式。
(3)自治型。該模式主要表現為農村社區自治組織真正成為社區建設的支柱力量,成為承擔社區公共事務管理與決策的自治性組織。政府與農村社區自治組織共同為農村社區提供資源。該模式使得社區內各種資源不斷進行互補,提高了農村社區整合資源的能力。但這對社區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要求較高,是農村社區的發展趨勢。在發達地區,經濟充分發展,市場機制比較發達,利益和權力多元分化,參與意識強烈,可以採取該模式。
二、以吉林省為例，新農村建設的20種建設模式：

1．美麗鄉村模式（通化市東昌區夾皮村）

2．社區建設模式（農安縣陳家店村）

3．舊村改造模式。（敦化市小山子村）

4．整體推進模式（通化縣委縣政府）

5．景觀帶建設模式（磐石市委市政府）

6．民族建村模式（和龍市光東村）

7．民俗文化模式（東豐縣紅榔頭村）

8．產業富村模式（洮南市翻身村）

9．旅遊興村模式（長白縣望天鵝新村）

10．合力共建模式（集安市上活龍村）

11．能人治村模式（公主嶺市興林村）

12．合作共贏模式（德惠市吉家村）

13．項目帶動模式（伊通縣保南村）

14．新式民居模式（扶余市廣發社區）

15．環衛下鄉模式（綠園區委區政府）

16．鎮鄉帶村模式（吉林市小白山鄉黨委政府）

17．屯務管理模式（雙陽區委區政府）

18．村規民約模式（伊通縣營城子鎮黨委政府、磐石市永紅村、公主嶺市清林村、榆樹市紅廟子村）

19．志願服務模式（扶余市委市政府）

20．服務外包模式（吉林市豐滿區建華村）
來源： 吉林日報

⑸ 如何提高農村基層治理能力

如何提高農村基層治理能力

農村基層政權是我國政權體 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穩定和國家建設的基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特別是自20世紀80年代「撤社建鄉」以來，作為農村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在落實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十多年間通過分權改革、稅費改革、機構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我國逐步建立起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地方政府管理體制。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工業化、城鎮化以及社會經濟轉型的深入推進，我國農村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農村社會結構加速轉型，農民利益訴求多元化，城鄉發展加速融合。與此同時，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穩定、不可持續的問題日益突出。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政權在現實運轉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突出地表現為：其一，鄉鎮政權的權力和責任不對等，鄉鎮政權的管理權有限，經濟能力也有限，卻承擔著無限的政治責任，「一票否決」事項過多，不必要地增加了鄉鎮政權的工作壓力和困難；其二，鄉鎮政權與農村群眾自治組織、經濟組織和社區組織的關系有待理順；其三，鄉鎮政權的民主基礎不牢，鄉鎮人大制度沒有全面落實，不能適應農民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識和訴求，鄉鎮政府往往得不到農民的高度信任。由於這些體制問題，不少鄉鎮政府將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資源放在應付上級下派的行政事務上，缺乏為廣大農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動力，難以實現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為了適應新的發展形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有必要通過改善行政體制、創新社會治理方式和落實人大制度來加強鄉鎮政權建設。
通過地方政府立法推進社會治理創新與變革
強化基層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進一步明確基層民主在地方治理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是解決和完善我國當前基層治理存在問題的關鍵。通過法律法規明確界定鄉鎮政權各權力主體的關系，包括鄉鎮人大、鄉鎮黨委和鄉鎮政府各自的職責許可權和權利義務關系。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履行職責，遵循基層政權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法定程序，使其規范運行。創新農村基層民主運行的體制機制，有效回應農村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政府權力和行為必需受到的制衡與監督，政府的公共服務和行政應體現民意，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與呼聲。
以服務型政府建設為契機，加強鄉鎮政權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要重點履行好促進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強化公共服務、著力改善民生，加強社會管理、維護農村穩定，推進基層民主、促進農村和諧等四個方面的基本職能。鄉鎮工作人員要提高思想認識，真正樹立為農民服務的理念，有效回應廣大農民對社會治安、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需求。改革目前的考核體制，嚴格控制對鄉鎮領導的「一票否決」事項，不再將推動本地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作為考核鄉鎮官員的主要指標，而是將提供公共服務、著力改善民生作為主要的考核指標。通過地方政府立法增強農村基層政府的權能和財政的完整性，並相應地建立起必要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責任監督機制，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管理創新，建立健全基層治理平台和機制，實現地方政府治理有序化、法治化、民主化。針對地方發展的差異性，給予地方治理必要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探索符合各地實踐要求的地方治理制度模式。
完善和推進基層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
鄉鎮人大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層國家權力機關，其對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具有重要作用。必須進一步完善鄉鎮人大選舉，做實差額選舉，遏止和消除選舉中的「賄選」、「虛假選舉」等亂象，使人民群眾能真正選出自己滿意的代表。實行選舉公開，改變代表候選人不透明不規范的狀況。改革人大代表成員結構，提高農民代表與專業人士的代表比重，限制政府序列的人員參選人大代表。要建立履職規范，做實人大代表的履職工作，實現人大代表聯系選民的常態化、制度化，與選民保持密切聯系，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真正為他們服務。鄉鎮人大代表和人大主席團的履職，應從會議期間向閉會期間拓展。對那些長期不履職或消極履職的代表，要通過法定程序撤銷其代表資格。同時，要充分發揮鄉鎮人大的監督職能。當前，鄉鎮人大缺乏對官員的問責和質詢，必須在財政、人事、提案質詢等方面真正履行監督職責；鄉鎮人大代表通過人大主席團依法行使權力，對犯有重大錯誤、不能勝任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員，行使罷免權。
鄉鎮人大制度的建設，必須堅持和完善黨對人大工作的領導，改進鄉鎮黨委對人大工作的領導方式。各地應根據實際，大力開展創新鄉鎮人大制度、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多樣化形式。不斷完善制度，加強自身建設，著力提高代表素質，為提高議政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加強基層社區組織建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在鄉村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方式。一是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健全村委會及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與計劃生育等下設委員會。二是要不斷完善村務公開民主管理，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拓寬范圍和途徑，豐富內容和形式，逐步建立責權明晰、銜接配套、運轉有效的村級民主監督機制，保障村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
有條件的地區要按照地域相近、規模適度、群眾自願的原則，科學界定農村社區的區域范圍，明確其定位，構建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的農村社區組織體系，探索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和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徑。首先，加強以村黨組織為核心的村級組織配套建設，明確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在農村社區建設中的職責。其次，明確農村社區建設與新農村建設、城市社區建設、村民自治、社區居民自治之間的聯系和區別，探索推進農村社區建設的不同模式、工作思路和政策措施。再次，推進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積極推進為民服務代理制度，改進服務方式，探索引導社會救助、社會福利、醫療衛生、計劃生育、社會治安、科技教育、文化體育、勞動保障、法律服務等公共服務進農村社區的機制，使政府公共服務覆蓋到農村，探索縮小城鄉差別的有效措施。最後，開展農村社區互助服務。從解決農民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入手，以社區服務中心或服務站為基礎，以志願服務活動為抓手，把社區服務逐步向農村延伸，探索推進農村社區服務的方式、方法和途徑，組織動員村民和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農村社區服務和社區建設活動，探索引導社會力量共同參與農村社區建設的有效機制。
培育發展基層社會組織，推進地方政府職能轉型
積極培育和發展基層社會組織，是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因素之一。地方政府只有通過引導農民在自願的基礎上建立各類民間社區組織和中介服務組織，探索完善農村社區建設的領導體制、工作機制和經費投入機制，才能不斷增強農村社區建設和鄉村治理的新活力。農民合作社是帶動農戶進入市場的基本主體，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新型實體，是創新農村社會管理的有效載體。鼓勵農民興辦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類型合作社，逐步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要有序發展民事調解、文化娛樂、紅白喜事理事會等社區性社會組織，發揮農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作用。要建立健全維護群眾權益的機制，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的工作體系，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推動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改革，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

⑹ 如何創新農村新型社區管理

答：要建立健全社區「兩委」班子及配套組織，理順各種關系，絕不允許社區新班子與原行政村老班子「雙軌」運行的狀況存在；要進一步細化和完善社區規章制度，特別是集中辦公、工作例會、目標責任、民主管理、考核評議等，逐步實現社區工作規范化；要切實落實好社區幹部待遇和辦公經費，解除社區幹部的後顧之憂；要健全完善活動場所，把活動場所建設成為社區幹部辦公、黨員村民代表議事、廣大群眾開展文體活動的綜合陣地；要創新農村社會管理，積極推進以全方位滲透、無縫隙覆蓋為內容的「網底工程」建設，健全完善綜治、調解、警務、民政、社會保障等功能，不斷提高社區管理服務水平。

⑺ 如何健全農村新型社區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

要建立健全社區「兩委」班子及配套組織，理順各種關系，絕不允許社區新班子與原行政村老班子「雙軌」運行的狀況存在；要進一步細化和完善社區規章制度，特別是集中辦公、工作例會、目標責任、民主管理、考核評議等，逐步實現社區工作規范化；要切實落實好社區幹部待遇和辦公經費，解除社區幹部的後顧之憂；要健全完善活動場所，把活動場所建設成為社區幹部辦公、黨員村民代表議事、廣大群眾開展文體活動的綜合陣地；要創新農村社會管理，積極推進以全方位滲透、無縫隙覆蓋為內容的「網底工程」建設，健全完善綜治、調解、警務、民政、社會保障等功能，不斷提高社區管理服務水平。

⑻ 我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積極意義包括哪些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核心是要讓農村居民享受到現代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旨在促進農村現代化發展。其意義有：
1、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農村變革與發展的內在要求。社會組織的培育與建設嚴重滯後，鄉村自治難以真正實現。面對當前農村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開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不失為農村治理與發展的一種新路徑。
2、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外在要求。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推進城鄉一體化和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的切入點。新型農村社區搭建起新的制度平台，成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抓手，表明農村和城市一樣是國家的基本單元，一起被納入國家現代化發展進程之中。
3、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節約資源、集聚發展的必然選擇。通過人口集聚、公共資源集聚和土地的節約集約利用，各社區可以充分利用其自身的資源優勢和產業特色，加快其經濟的發展，並修建配套的商業區、超市、文化體育等相關設施，為經濟集聚發展提供基礎條件。

⑼ 現在農村社區政策是什麼

一、方針：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1、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市場和農業服務體系。
2、要加大支農惠農政策力度，嚴格保護耕地，增加農業投入，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加強動植物疫病防控，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以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發展鄉鎮企業，壯大縣域經濟，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提高扶貧開發水平。
3、要深化農村綜合改革，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創新，改革集體林權制度。
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4、要 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
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億萬農民建設新農村的主體作用。
二、政策：解決"三農"問題,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1、要大力推進農村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培育主導產業，努力增加農民收入 。 首先，選准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對農業和農村產業結構進行全面的優化升級。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遵循廣開思路、廣辟渠道、多種經營、突出特色、搞活經濟、提高效益的原則，按照調高、調優、調出質量和效益的方向，充分利用區內、區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通過區域布局調整，優化資源配量，發揮資源優勢，盡快形成優勢產區和產業帶；通過產品結構調整，加快實現農產品由產量型向質量型、專用型和高附加值型、高回報率型發展；通過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和服務業，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城市轉移，廣泛合理地利用農業資源，促進農業內部結構的合理化和產業化的良性循環。 其次，積極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尤其是鄉鎮企業中的農產品加工業。加快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努力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是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也是農業發展的一大優勢和潛力所在。今後，我們應該以發展工業的理念發展農業，積極發展民營企業、非公有制經濟，按照多層次、多樣化的原則，適應市場的不同需求，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既要面向城市市場，又要注意滿足農民要求；既要發展大規模的加工業，又要發展具有地方風味和特色產品的小企業，使農產品加工業真正成為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導產業之一。 第三，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促進優勢農產品的區域化、規模化發展。 大力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把優勢農產品做大做強，集中力量培植名優品牌，以增強農業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2、積極推進城鎮化建設，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多渠道轉移，擴大農民就業和增收空間。 多年的實踐證明，把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拴在土地上，農民難以富裕起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減少農民，要繁榮農村必須推進城鎮化。因此，必須盡快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城鎮化步伐，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鄉鎮企業、小城鎮和城市轉移，逐步減少農民，增加農民的就業機會，增加農村人均資源佔有量，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發展的良性互動。一要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以縣城和具有發展潛力的中心建制鎮為重點，健全小城鎮的居住服務、公共服務和社區服務功能，增強小城鎮吸納勞動力就業的能力，正確引導鄉鎮企業向城鎮集聚、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有序流動和到城鎮就業，注重發揮小城鎮帶動經濟發展的功能；二是以農產品加工、儲藏、運輸等農村服務業為重點，大力發展二、三產業，實現農民就地轉移；三要組織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建立健全保障農民利益的法律法規體系，如防止拖欠工資，改善勞動環境，保障農工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取消所有歧視性和限制政策。在長期內，要竭盡全力搞好農村教育事業，一則要大力加強農村基礎教育，使更多的農民子弟盡快通過高考升學實現高層次的轉移；二則通過職業教育培養更多社會急需的合格的技工型人才，為實現農村勞動力第二層次轉移創造良好的條件。
3、加大對「三農」投入和服務，抓好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生產和生活條件。 要求進一步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不斷加大農業投入，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向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重點加強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灌區改造和農村飲水安全建設，加強小流域綜合治理，依法有償合理有序開發水資源。大力實施廣播電視「村村通」和「村村通電話」工程。抓好農村基礎設施、整村推進項目建設，推進以特色種養和龍頭企業帶動為主的產業化扶貧開發，改善貧困村群眾基本生產和生活條件。全面整合農業、科技、教育等部門的培訓資源，提高培訓能力，加大服務力度，促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