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港治理思路的論文

1. 形勢與政策 從人大釋法看，中央對香港的治理堅持了哪些原則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對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進行了系統梳理和集中闡述，其提出的所有觀點在憲法、基本法以及中央關於香港方針政策的文獻中都能找到依據。

有一些人認為白皮書偏離了中央當初提出的基本方針政策，也有人擔心中央是否會收窄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這都是毫無根據的。

上世紀80年代中央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方針政策後，香港社會也曾出現過擔心中央的政策會變的聲音。

對此，鄧小平多次指出，「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沖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

(1)對港治理思路的論文擴展閱讀：

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要繼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進一步發揮香港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國夢作出新貢獻；

就必須繼續堅持、全面准確貫徹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不斷豐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這不僅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也是香港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實現長治久安的需要；不僅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也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因此，「一國兩制」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始終沒有改變，也絕不會作出改變。

2. 關於鹽田港港口物流倉儲方面的論文，要求寫文獻綜述，各位給點意見

到知網用關鍵詞：港口、物流、倉儲搜 研究生論文

3. 從人大釋法看中央對香港的治理有什麼意義·

對於維護「一國兩制」方針，全面准確貫徹基本法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人大釋法表明了中央政府反對「港獨」的堅定決心和堅強意志，維護了基本法的權威和香港法治，順應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完全必要，非常及時。

人大釋法均是從實際情況出發，充分考慮到國家與香港的整體利益。事實證明，人大釋法不會損害香港的法治，反而可以幫助香港解決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人大釋法涉及到國家重大利益，又是香港長治久安的關鍵之舉，實質是為「一國兩制」保駕護航，使其繼續沿著正確方向航行。

(3)對港治理思路的論文擴展閱讀：

人大釋法是慎重之舉，不會輕易進行。香港回歸以來的釋法（不包括本次基本法104條釋法），即：

（1）1999年6月26日，對基本法第22條和24條作出解釋，針對事項是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居留權問題；

（2）2004年4月6日，對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作出解釋。針對事項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問題；

（3）2005年4月27日，對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款作出解釋，針對事項是新行政長官任期問題；

（4）2011年8月26日，對基本法第十三條第一款和第十九條作出解釋，針對事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否應適用中央政府採取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策的問題。

4. 如何突破香港治理的結構性難題

民眾期待梁振英帶來香港的新時代，但梁振英能否突破香港目前的結構性困局？這無疑要看行政長官率領的施政團隊的能力，更要看中央治港的思路和策略。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梁振英所面對的難題不是新問題，而是香港回歸之後就面臨的老問題。董建華和曾蔭權未能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他們的能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因為這些問題乃是香港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結構性問題。這固然意味著我們不能對梁振英寄予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期待，但是，面對老問題，關鍵在於能不能找到新思路，找到對香港發展具有長遠意義的關鍵點。香港經濟：產業發展再出發香港社會民生面臨的首要問題乃是貧富分化問題，也是由於抓住了這個問題，梁振英贏得了行政長官選舉的勝利。但是，貧富分化絕不能理解為單純的財富分配問題，應該說香港政府在社會福利提供方面已經做得相當好，即使比不上歐洲，也不比美國差，和內地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內地許多人希望到香港生孩子，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希望享受香港優質的社會福利。然而，單純派糖的高福利政策不可能持續。香港一方面採取低稅收，可另一方面卻要高福利，政府只能依賴土地收入來增加財政，政府的土地拍賣市場無疑會影響到樓市的穩定，而樓市不僅集中了大商家的利益，而且裹挾了中產階層的利益，更是基層群眾的生活負擔。可見，僅僅樓市就裹挾了政府、商家、中產和基層的利益，牽一發而動全身。香港經濟的脆弱可見一斑。正因為如此，中央幾年前就反復強調特區政府要解決香港深層次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關鍵就在於香港要解決未來發展的問題。換句話說，香港經濟的根本問題不是財富如何分配，而是如何促進經濟發展。貧富分化的根源在於基層就業不足，缺乏穩定持久的收入，單靠政府福利無法維持體面的生活。而基層就業不足的根源在於香港的產業結構集中在金融業和服務業，這些行業只能吸納少數人才，缺乏能夠有效解決基層就業的產業。這種結構性問題不解決，單純的財富分配並不能解決香港的貧富分化。要從增加就業角度來尋求香港經濟發展，就意味著香港經濟發展不能完全依賴市場主導，而必須由政府來推動、選擇相關產業的開發。如果我們比較一下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香港和新加坡的發展路向，就會發現根本區別在於新加坡不斷致力於產業發展，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而香港卻依然停留在金融、航運和貿易領域，而這些行業過分依賴內地，以至於逐漸喪失了這方面的優勢。董建華時期就曾經對香港提出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這些發展計劃可能在當時缺乏條件，難以落實，甚至一度成為笑柄。然而十多年回過頭來看，香港恰恰錯失了發展的最佳時機，尤其是九七回歸之後內地經濟急需要香港的帶動，而香港未能抓住時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目前這些領域內地已經初具規模，而香港的發展必然面臨著與內地的競爭。無論如何，要讓香港經濟社會走出目前的停滯狀態，不能單純發展服務業，而必須發展自己的實業。因此，發展應當成為特區政府的第一要務。由此，新一屆特區政府應當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框架下，推動產業發展再出發，尤其要利用粵港合作的機會，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特區政府要把經濟發展作為未來的首要目標，就意味特區政府必須圍繞行政長官形成強有力的施政團隊。董建華時期雖然提出了宏大的發展計劃，但缺乏施政團隊和公務員的配合，致使其計劃付諸東流。而曾蔭權時代雖然提出強政勵治，但依然集中在傳統行業，並沒有新的產業發展計劃，後來雖然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了許多產業發展的構想，但政府臨近屆滿，已經難以推動發展。如果特區政府沒有強有力的施政團隊，就不可能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提升公務員政治素質：施政團隊與政策研究的互動要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施政團隊，不僅政治任命官員本身就應當圍繞行政長官形成具有統一意志的團隊，更要有效協調政治任命官員與公務員隊伍的關系。港英時期確立的公務員隊伍是香港施政的核心力量，但面對回歸後的格局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一，執行能力強，決策能力弱，缺乏研究意識。港英時期，整個決策權都握在英國人手裡，華人往往被排斥在外，英國人作出決策，華人公務員負責執行。香港回歸之後，由於中央未能填補英國人留下的決策真空，致使特區政府對政策缺乏有效的研究，難以形成有效的決策，致使回歸之後出現了一系列決策失誤。其二，專業能力強，政治能力弱，缺乏政治團隊意識。由於缺乏決策經驗和決策意識，香港公務員強調專業，而忽略對問題的全局把握和政治意識，以至於當香港從港英的精英政治向回歸之後的大眾民主時代過渡的過程中，公務員難以適應香港民主化時代的大眾需要。而對專業能力強調影響了其團隊合作意識，致使公務員長於單打獨斗，不利於圍繞行政長官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施政團隊。其三，公務員強調「政治中立」，缺乏一個明確的政治效忠對象。事實上，港英時期確立確立的公務員「政治中立」是指公務員對香港本地的各派政治力量保持中立，而不是對港英政府或者英女王保持中立。這種中立的前提恰恰是建立在對英女王和港英政府政治忠誠的基礎上。然而，香港回歸之後，由於中央未能填補英女王留下的真空，行政長官未能填補港督留下的政治真空，致使公務員隊伍缺乏政治忠誠的對象，甚至長期以來形成了公務員隊伍與行政長官的對峙局面。正是由於上述缺陷，公務員隊伍的傳統思維已經不適應香港回歸之後的民主政治格局，使得中央任命的行政長官及政治官員與公務員隊伍之間形成了潛在的結構性對峙。而香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解決思路就是擴大政治委任官員，試圖增加行政長官的政治力量來駕馭公務員隊伍，目前五司十四局的改革依然是這個思路。增加政治任命官員從而廣泛吸納政治人才無疑是必要的，但這種思路不應當導致從外部增加政治任命官員，而在無形中削弱和打擊公務員的士氣。真正改革的目標應當是如何從整體上調整和提升公務員隊伍的政治素質，調動公務員隊伍的積極性，重新打造新型的公務員隊伍。首先要加大對公務員隊伍的政治教育，培養公務員的政治意識。公務員隊伍的「政治中立」就意味著公務員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意志，而必須服從民選的行政長官和中央的政治意志。這就意味著公務員隊伍應當效忠中央和行政長官，成為中央和特區政府管治香港的核心力量。由此，公務員隊伍不僅要進行專業培訓，還要進行綜合性知識的培訓，更要進行政治教育，從而在不同專業分工的基礎上，形成統一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意志，有利於圍繞行政長官形成具有統一政治意識和共同施政理念、從而相互有機配合的施政團隊。為此，特區政府應當建立類似國家行政學院的公務員培訓學校，專門培養和訓練高級公務人員，而這樣的任務不僅要由行政長官推動，而且要由中央來積極支持和推動。公務員的綜合知識訓練和政治教育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在長期教育的基礎上才能發揮作用。但對於新一屆特區政府來說，調動公務員的積極性就在於推動公務員隊伍參與到特區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過程中。香港回歸十五年來，特區政府竟然沒有一個專門統領政策研究的機構，而各個政策局也沒有內部專門的研究人員，致使特區政府無論是經濟發展、政制發展，還是社會文化建設，都缺乏有效的政策研究。這使得特區政府無法提出相對長遠和穩定的施政目標和方向，行政長官施政也滿足於每年一度的《施政報告》，其內容是各個部門推行的政策大雜燴，缺乏內在的靈魂和共同的目標，而各個年度之間的報告也缺乏有機聯系和整體目標。這種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政局面顯然無法承擔起港人治港的重任。因此，行政長官要調動公務員的政治積極性，就要把民主成分帶入到傳統公務員的科層官僚體制中，讓他們成為參與政治決策的主人，而不能僅僅是政策執行的工具。這就意味著要加大公務員隊伍研究政策的力度，通過公共政策形成過程的調研、民主討論、相互協商，調動公務員隊伍的積極性，從而讓每個公務員理解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理解其他部門工作，從而自覺有效地相互配合來實現特區政府的整體施政目標。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要改革行政會議，提升行政會議在特區政府施政中的重要地位，使行政會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內閣會議，使得政治任命官員與公務員隊伍圍繞行政長官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同時，也應當增加行政會議的透明度，在公共政策上吸引社會的關注，從而對立法會形成某種制約。除此之外，特區政府要全面提升中央政策組，讓中央政策組真正發揮在協助行政長官統領特區政府政策研究並聯系協調民間智庫政策研究的機構。應對反對派的新思維過往特區政府施政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立法對行政的制衡，這已成為特區政府老生常談的難題。其實，所謂「有權無票」、「有票無權」的說法乃是表面現象，這個問題與行政長官是否普選沒有直接關系，因為這種制約關系的背後乃是建制派與反對派之間的政治矛盾。由於梁振英的親中政治色彩，以反中面目出現的反對派必然會不遺餘力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來反對梁振英和特區政府。這意味著梁振英面臨著比曾蔭權更加惡劣的政治環境。與此同時，「雙英對決」造成了愛國愛港陣營內部的分歧，雖然中央推動大和諧，但香港的熟人社會使得這些裂痕難以短期修復。而這兩個因素顯然不是梁振英單純依靠個人的力量可以解決的，尤其是愛國愛港陣營的團結問題，必須由中央給予梁振英強有力的支持才有可能解決。至於反對派，梁振英也應當堅持三個原則來處理：其一，也不能簡單地囿於親中與反中的二元對立思維來處理，而是要從行政長官的立場出發努力促進立法與行政的良好關系，尊重立法會在基本法的地位，尊重立法會議員所代表的民意。行政長官尊重立法會的政治立場和姿態，不僅有利於緩和行政和立法的關系，緩和反對派對梁振英的敵意，更重要的是爭取到香港中間派和廣大市民的支持。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政治策略，而必須有發自內心的行動來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這意味著梁振英不應當滿足於親中力量的支持，而應當獲得大多數香港市民的支持。其二，處理重大政策問題，直接訴諸民意，用選民來影響立法會。「雙英對決」已經帶有了行政長官普選的色彩，梁振英在深入基層、訴諸基層選民的民意方面做得非常成功。這一套訴諸民意的策略不僅應當在選舉時期，更應當運用到特區政府的施政中。尤其當特區政府符合民意的施政措施遇到立法會反對派的阻擾，行政長官應當直接將政策訴諸基層民意，動員民意給立法會施加壓力。這就意味著梁振英必須始終走入群眾，以民選政治家的姿態來動員民眾的支持。董建華和曾蔭權都曾經高票當選，曾經獲得民意的強有力支持，然而在其施政遇到困難的時候，並沒有走入基層，吸引民眾的支持。如果說香港是一個媒體左右的社會，那麼行政長官就應當利用媒體引導民眾，利用民眾給立法會施加壓力，從而使媒體的眼球從立法會逐漸轉向行政長官和形成決策的行政會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行政會議勢在必行，增加行政會議的透明度，讓民眾理解特區政府的決策過程和決策理由。一個獲得民眾支持的政府決策，很難在立法會遇到阻力。因此，改革行政會議，增加行政會議的透明，既是行政長官吸引媒體和公眾關注政府決策，從而給立法會施加民意影響、改善立法與行政關系的主要舉措。其三，鑒於梁振英的親中身份和中央對其信任，梁振英應當推動反對派與中央的溝通與和解。與反對派的溝通與和解是香港市民的普遍願望，也是香港政治的客觀需要，應當還是一國兩制健康發展的要求。「一國兩制」已經落實十五年，可是香港市民選舉的立法會議員，作為中國地方的公務人員，竟然不能回到祖國內地、不能參加國家層面的慶典，這本身就不正常。而禁止反對派進入內地，恰恰使得中央喪失了用統戰的方法來團結反對派、分化反對派的渠道，反而強化了反對派在香港的悲情，使得反對派的悲情牌在香港獲得更大的支持。由此，梁振英應當利用自己獲得中央充分信任的有利條件，促進中央與反對派的溝通與和解，假如梁振英在今年國慶節能夠率領全體香港立法會議員參加中央舉辦的活動，那無疑會促進中央與反對派的溝通，促進香港社會的和諧，有利於為特區政府的施政創造了好的社會環境。由此可見，香港進入了一個求變的時代，梁振英能不能率領特區政府應對這些變化，關鍵在於他能不能推動特區政府進入香港的新時代：這不是政府扮演守夜人的時代，而是政府積極規劃、主動謀求發展的時代；這不是一個公務員固守專業、照章辦事的時代，而是要求公務員擁有政治意識，主動服務於施政目標的時代；這不是政府因循守舊、依靠經驗的時代，而是主動研究新問題、探索新思路的創新時代；這不是相互敵對、內訌消耗的衰落時代，而是相互和解、相互信任、相互激勵開創新局面的時代。至於香港能否進入這樣時代，依賴所有香港市民的努力，也依賴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努力，更要依賴中央因應香港民情的變化，從而對其治港思路進行完善和調整，從而共同推進香港進入新時代。（未完待續）強世功，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掛職），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著名民族問題專家、法學家。代表作有《立法者的法理學》、《中國香港》等。此為作者香港觀察系列的第二篇，後續觀察將會陸續刊發，敬請期待。欲與強世功老師探討商榷請致信[email protected] ，期待你的聲音。相關閱讀強世功：香港人為什麼選擇梁振英？版權聲明：觀察者網特約稿件，請支持獨立網站，轉發請註明出處或來源為觀察者網。 強世功，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掛職），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著名民族問題專家、法學家。代表作：《法律人的城邦》、《立法者的法理學》、《中國香港》等。

5. 有關海峽兩岸關系更進一步的整治小論文

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獨特的對台優勢和工作基礎回，努力構築兩岸交流答合作的前沿平台，實施先行先試政策，加強海峽西岸經濟區與台灣地區經濟的全面對接，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向更廣范圍、更大規模、更高層次邁進。 ——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從服務、引導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出發，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構建以鐵路、高速公路、海空港為主骨架主樞紐的海峽西岸現代化綜合交通網路，使之成為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拓展兩岸交流合作的綜合通道。 ——東部沿海地區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立足現有製造業基礎，加強兩岸產業合作，積極對接台灣製造業，大力發展電子信息、裝備製造等產業，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在全國具有競爭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和兩岸產業合作基地。 ——我國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遊中心。充分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優勢，增強武夷山、閩西南土樓、鼓浪嶼等景區對兩岸遊客的吸引力，拓展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媽祖文化等兩岸共同文化內涵，突出「海峽旅遊」主題，使之成為國際知名的旅遊目的地和富有特色的自然文化旅遊中心。

6. 急求《一國兩制對香港澳門穩定和發展的意義》論文

「一國兩制」在尊重港、澳人民的生活習慣，社會價值，意識形態，延續港、澳地區繁榮穩定的基礎上，促進和加快了中國的統一進程，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做出重要貢獻。
「一國兩制」將「共同合作」超越意識形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同一國家內兩種不同所有制地區的和諧共存。
中共官方稱：「一國兩制」為解決世界各國社會很多歷史遺留問題開創了一條全新的解決道路。
中國大陸能夠給予特區援助和支持，並承諾不會由於國內困難而向港澳地區要錢，內陸和港澳日益增長的經濟來往，是香港、澳門經濟重要的推動力之一。（請參見香港經濟）
「一國兩制」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了新思路。
「一國兩制」下，港、澳等特別行政區能夠獲得或保留國際組織（非主權獨立國家地位）及運動的參加資格。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港、澳的「高度自治」僅限於內政，而外交、主權、軍權則由中國中央政府統籌管理。港、澳兩地的最高行政長官由選舉產生，但須經中央政府批准任命，港澳當地《基本法》的起草與修改需要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地最高行政長官和當地立法機構的三重核准方能發行。但港、澳在經濟領域仍然以獨立的經濟體存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與中國大陸地區混合計算，港、澳政府均有權自由參加所有隻有非主權獨立國家才能夠加入的國際組織。
「一國兩制」原則在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的實踐，基本上維護了當地的生活習慣，社會價值，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繁榮穩定與和平過渡，並且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故而得到多數中國大陸人民的支持。在港、澳地區，也有正反意見存在。然而在台灣，一國兩制的支持率仍然偏低。[6]

7.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思考論文

實現香港、澳門的回歸、台灣的統一，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歷史使命。指導我們完成這一使命的基本方針，就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這一構想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開創了嶄新的思路，成為我國處理港澳台問題的基本國策，是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也是小平同志留給我們中華民族的不配的政治遺產。 一國兩制的實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這一過程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許多挑戰和考驗，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許多法律問題。以香港為便，如何堅持基本法，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如何堅持單一制，妥善處理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系，建立什麼樣的地方政權形式，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一國內多種法律體系並存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等等。正確地顧幾和認識可能出現的法律問題，妥善處理這些法律問題，關繫到一國兩制的實施和成敗，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視。 一、堅持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大計。以「一國兩制」方針解決港澳台問題，也存在著一個依法治理的問題。這個法就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一國兩制中的法律問題，說到底就是堅持和實踐基本法的問題。 （一）基本法全面地體現了「一國兩制」方針 直到1990年4月以前，「一國兩制」還只是以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形式出現。雖然憲法第31條有原則性規定，但是它首先由香港基本法，然後由澳門基本法具體化的。這兩個基本法以庄嚴的法律形式，全面地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方針。以香港基本法為例，它以憲法第31條為依據，根據中英聯合聲明中我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在第一章總則中集中規定了「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其餘八章及三個附件，則以總則為依據，規定了「一國兩制」在政治、經濟、文教等各個領域的具體實施。基本法載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直呈中央政府，外交與防務屬中央政府管理；同時，它又享有高度自治權，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樣，基本法一方面強調了「一國」，堅持了國家的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持了單一制國家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另一方面又強調了「兩制」，堅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從而使「一國兩制」的方針獲得了一種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律規范形式。 （二）基本法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保障 法律具有國家強制實施的效力，基本法就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保障。基本法由我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制定頒行，是一部全國性法律，不僅香港居民要遵守，全國人民都要遵守，具有崇高的權威性。香港基本法序言指出，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目的在於規定香港特區衽的制度，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首先，從中央來看，基本法是中央最高國家機關對特別行政區行使管轄權的法律依據。中央既要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又要依法尊重、保護特區的高度自治，不幹預屬於特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過程中，中央只能以基本法而不是別的政策或法律為依據來處理特區問題。遇到中央和特區許可權劃分的爭議或基本法的解釋、修改等問題，更是必須嚴格遵循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毫不含糊。中央帶頭模範貫徹。維護基本法，有利於增加港澳台地區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有利於這些地區的繁榮穩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均不得干預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如需在特區設立機構，須得特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其在特區設立的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特區的法律。 其次，對內地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而言，基本法也是它們片埋與港澳關系的法律准繩。港澳地區雖然加歸了祖國，但是實行高度自治、特殊管理的地區，不能簡單視同一般省、直轄市、自治區。基本法是全國范圍內生效的法律，對內地同樣有約束力，內地不得隨意干預特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包括在港澳設立機構、派遣人員等事務，都必須嚴格遵循基本法的規定。 最後，對特別行政區而言，基本法更是具有高於特區其他法律的地位，是它們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依據和准繩，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基本法所賦予的，只能在此范圍內行使。不論是特區政府，還是港澳居民，不論處理本地區事務，還是處理和中央或外部了世界的關系，都應視基本法為其利益的根本保證，排除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干擾或破壞，自覺地堅持、維護基本法。需要指出的是，港澳特區有義務依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復中央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港進一步， 港澳特區政治性組織與外國政治性組織建立聯系。這不但是維護國家安全與統一的需要，也是維護港澳自身繁榮穩定的需要。 （三）實踐證明，基本法就能順利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香港後過渡時期，特區籌備委員會和預委會的工作所以能順利進展，它們的決議、建議所以能獲得港人的普遍支持，就在於它們排除各種干擾，堅定不移地按基本法辦事，把基本法付諸實踐。同樣，中英之間關於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斗爭，也是遵守還是違背基本法的原則問題。香港基本法頒一年來的實踐已經將將繼續證明，維護還是背離基本法，關繫到一國兩制的成敗，是實施一國兩制的生命線。不論現在還是將來，不論是中央、各地區，還是香港本身，也不論香港問題會出現怎樣的風風雨雨，處理香港及與香港有關的問題，都必須堅持以基本法為准繩，嚴格按基本法辦事。 一國兩制是一項浩大繁復的社會系統工程，而基本法正是保障其實施的法律手段。只要中央、港澳和全國各地都堅定不移地遵守、維護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宏偉大廈就將巋然屹立在中華大地上。 二、堅持單一制，妥善處理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維護國家的統一主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方針由「一國」和「兩制」兩方面組成，兩者是一個有機整體，偏一不可。如何處理二者關系，是實施一國兩制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解決好了，一國兩制也就有了基本保證。從法律的觸芭考察，一國和兩制的關系，集中表現為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許可權劃分問題。一方面要堅持中央對特區的管轄權，維護國家的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另一方面又要堅持特區的高度纂以，維護其繁榮穩定。下面分三個問題討論二者的關系。 （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們 法律地位問題是確定特別行政區與中央關系的前提。作為我國行政區劃中的一個新建置，它具有什麼樣的法律地位呢？ 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的規定，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特別行政區是我國單一制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可分離的部分。我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而不是聯邦制，特別行政區不是聯邦制下的州或邦，不具有州或邦的特徵。單一制國家中只有一個中央政府、一個立法機關、一部憲法，而不在在所謂「一國兩府」、「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問題。（2）香港特區是我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也就是說，香港不僅是我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且是我國的一個地方，不能與中央平起平坐。（3）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 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種自治權要比我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大得多，比其他單一制國家的地方自治的權力也要大，甚至在一些方面比聯邦制下的州或邦的權力還要大。盡管如此，我國的單一制國家[

8. 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提高香港的治理能力

首先一個是民生問題，下一個就是愛國教育，愛國學習，愛國能力，還有就是有更多的人去傳播正能量，這樣子才讓年輕人更加的愛國。

9. 人大釋法對香港治理有什麼重要意義

強調一國兩制中一國的重要性

10. 關於香港的議論文

關於香港的議論文可以以香港回歸作為主題，描述事情的原由到結束，最後以中國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收尾。

香港回歸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事件。

1997年7月1日當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結束長達155年的英國的統治，香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絕大部份香港華裔居民自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時間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清朝戰敗於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及鴨脷洲割讓給英國。1860年，清朝再次被英法聯軍打敗，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給英國管治。

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清朝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滿。這三份條約正本由台灣當局外交部典藏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982年，英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雖然《南京條約》與《北京條約》皆指香港島及鴨脷洲與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承認《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所有相關不平等條約，只承認香港受英國管理，而非英國屬地，並要求英國將香港島和九龍連同新界一並交還。1997年，英國政府決定將香港的主權交給中國，但同時爭取維持英國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雙方最終在1984年12月19日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1997年7月1日起，中國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開始對香港島、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新界等土地行使主權和治權。

(10)對港治理思路的論文擴展閱讀：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2-1997年間曾受英國殖民統治。二戰以後，香港經濟和社會迅速發展，不僅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更成為全球最富裕、經濟最發達和生活水準最高的地區之一。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並享受外交及國防以外所有事務的高度自治權，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眾多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國政府的基本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