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新要求

1. 創新社會治理的原則和措施有哪些

一、堅持以人為本，著力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推進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必須走群眾路線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也是社會治理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

二、堅持多方參與，努力形成社會治理的強大合力：社會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必須發揮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轉變政府職能，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

三、堅持依法治理，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科學化水平：首先，要弘揚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增強以法治方式推進社會治理的思想自覺，逐步培育起全社會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堅定信仰，進一步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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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基層社會治理的法治保障。當前，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基層社會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需要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的執法規范建設，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這就需要在綜治、信訪、基層自治、社會組織發展等重點領域加快立法進程。

一方面，推進基層社會治理范圍及政府職能法定，明確政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建立程序公開、標准公開、結果公開的行政執法行為規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層社會治理重點領域的法律制度建設，根據新型社會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等的發展及時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同時，注重提升群眾法治觀念，保障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事務中依法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

2. 要全面形成什麼的社會治理體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創新城鄉基層治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治理創新取得了重大進展。新時代要求我們進一步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推進國家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項極為復雜、艱巨、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中國已經從社會管理跨越到社會治理時期。既往改革基本塑造了社會治理體制的大框架，對於今後深化改革起到了指導和引領作用。更好確立多元主體合作關系，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社區自治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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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要求重視社區、社會組織等治理主體的作用，但這並不等於政府責任的弱化。負面清單、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可以確立政府與社會的新關系、新秩序。深化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切實落實政社分開，就必須擴大社會事務「負面清單」管理機制的適用范圍。從原則上講，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承擔制定規則、完善協調機制、加強能力建設等職責。

3. 當前社會治理面臨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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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糾紛不易化解。隨著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期，舊有的城鄉二元結構逐漸瓦解，新的利益群體和階層不斷產生，隨之各種新的利益訴求不斷涌現，解決這些問題不僅缺乏一些制度規范，也缺乏有效的實踐經驗，導致一些矛盾問題久拖不決。同時，隨著經濟發展的進一步加快，涉法涉訴、征地拆遷、安置補償、環境污染等問題不斷增多。

安全防控壓力不斷加大。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進一步轉變，農村的治安形勢不容樂觀，壓力不斷增大。尤其隨著農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數量的不斷增多，很多針對目標人群的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加之老人和兒童的辨別能力和防範意識有限，極易產生各種群體性問題。

提供服務能力相對不足。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權利意識的增強，需要基層社會治理提供更加多樣化、優質化、科學化和人性化的社會服務。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受資金、人員、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約，很多基層社會治理機構無法有效滿足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

人員隊伍建設難度加大。就基層社會治理的現實情況看，主要存在幹部隊伍的整體水平不高、缺乏年輕幹部、工作積極性和能力素質不足等問題，極大地影響了基層社會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損害了基層幹部隊伍的形象。

基層社會治理方式創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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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理念相對落後。當前，個別地區將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財力都放在了經濟建設上，而對於社會建設和基層社會治理缺乏足夠重視。同時，在社會治理的實際過程中，沒有真正樹立「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很大程度上把治理當管理，缺乏服務意識和理念，導致基層社會治理嚴重虛化。

治理方式創新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在進行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方式方法缺乏有效創新，運用行政干預手段過多，硬性的規定辦法過多，服務機制沒有完全跟上，沒有做到「疏堵結合」，缺乏與人民群眾交流溝通的載體和機制。同時，一些地區和部門缺乏足夠的服務意識，服務水平較低，制定政策和制度的時候，並沒有將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導致很多治理制度形同虛設，無法落實。

治理機制尚不健全。阻礙基層社會治理水平提升的另一原因在於，基層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尚不健全,導致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一些突出問題責任主體不清，職責許可權劃分模糊，很容易造成個別部門之間推諉扯皮，導致一些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化解。

突破基層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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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理念。一要突出以人為本理念。要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和思想觀念。二要突出系統治理理念。在突出黨委領導作用的同時，大力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引導和鼓勵社會各方面廣泛參與。三是突出依法治理理念。嚴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規定辦事，樹立法治思維，創新法治方式，推動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

不斷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領導和治理機制。一是以黨組織為引領。要切實把基層社會治理納入到黨建計劃之中，努力健全基層黨組織。二要以自治組織為重點。要讓村委會、社區等自治組織充分發揮作用，積極引領人民群眾主動進行自我管理、監督、教育和服務。三要以服務能力為保障。通過社會化方式，引導市場力量參與提供社會服務，努力培育多種社會服務平台。

不斷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矛盾化解機制。一要注重預防。建立長效機制，實現應急處置和日常管理並重，最大限度地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二要科學化解。對於一些偶發性問題，要及時化解，特事特辦。而對於一些周期性問題，要制定製度和辦法，通過制度來化解。對於一些長期性矛盾，要突出制度的延續性，通過持續工作，解決矛盾。三是嚴格追責。建立完善的獎懲制度，並細化責任追究機制，倒逼矛盾化解，推動基層社會矛盾的科學、高效解決。

不斷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服務機制。一要創新服務模式。要革新傳統服務方式，在一定范圍內推行網格化服務模式，推動社會服務進基層、基層事務進網格、工作責任進網格。二要突出高效服務。在完善傳統服務方式的同時，突出社會服務的科技化和高效化特點，努力構建10分鍾服務圈等高效服務網路。三是突出服務反饋。要設立完善的服務反饋機制，及時加強與人民群眾的溝通交流，及時掌握群眾的服務需求。

不斷增強基層社會治理的動力和活力。一要激發主體意識。要通過有效的宣傳教育形式，逐漸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自覺參與社會治理，激發人民群眾的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二要拓寬參與渠道。要通過村務公開和集體表決等方式，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的參與權、知情權和表決權。三要科學確定公共事務。將一些人民群眾關心、關注的事務納入到基層治理的內容和計劃中，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4. 在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上,《決定》提出哪些要求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首先要在完善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上下功夫。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基層治理體系的內涵不斷豐富。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要進一步推進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要讓基層創新的活力競相迸發，推動形成民主協商格局。近年來涌現的「民主懇談」「村民說事」「四議兩公開」等因地制宜的基層民主探索，提出了「提、議、調、督、評」「說、談、問、辦、評」等一系列相對制度化的做法，有效補充了村/居民（代表）大會、黨員代表大會等民主載體的不足，讓民眾真正參與到基層的常規決策之中。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還要用好科技支撐，以「互聯網+治理」打通政府之間、部門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壁壘，提升基層治理智能化、科學化、精準化水平。

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構建，歸根結底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以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旨歸。既要規范有序，又要充滿活力，新格局既意味著政府服務的精細化，更意味著政府責任的具體化。

5.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上,《決定》提出哪些要求

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構建，歸根結底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專題，以讓人民群眾屬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旨歸。既要規范有序，又要充滿活力，新格局既意味著政府服務的精細化，更意味著政府責任的具體化。從找准服務群眾的切入點和著力點入手，為發揮群眾主體作用，調動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可持續機制奠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創造過程，必將見證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燦然進展。

6. 完善社會管理的基本要求是什麼

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切實貫徹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堅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開創新形勢下社會管理新局面。要堅持思想上尊重群眾、感情上貼近群眾、工作上依靠群眾，把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以人民群眾利益為重、以人民群眾期盼為念，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完善社會管理的基本要求是
第一，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社會管理格局，切實加強黨的領導，強化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強化各類企事業單位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責，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加強自身建設、增強服務社會能力，支持人民團體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第二，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加強社會矛盾源頭治理，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第三，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建立覆蓋全國人口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建立健全實有人口動態管理機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政策。第四，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把人力、財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層，努力夯實基層組織、壯大基層力量、整合基層資源、強化基礎工作，強化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第五，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公共安全體系，健全食品葯品安全監管機制，建立健全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完善應急管理體制。第六，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管理，明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管理和服務員工的社會責任，推動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第七，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信息網路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第八，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設，持之以恆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增強全社會的法制意識，深入開展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增強社會誠信。

7. 如何全面加強社會治理和社會建設

在當代中國基層治理體系的演進過程中，有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在不斷鞏固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這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
對於現代國家來說，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國家中的村落、社區乃至一基層組織的治理，都不是像傳統社會那樣，是在封閉的「封建化城堡」中獨自運行的。無論是奉行自治原則的基層治理還是與國家政權體系相勾連的基層治理，都是作為現代國家建設的基石而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
基層治理與上層治理、國家政權的內部治理又是有區別的。基層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國家與社會的交接點而存在的。這樣就決定了基層治理既要依靠基層政府、法律、選舉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於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區認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使基層治理體系得以運轉的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融合。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要素就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這就是社區精英。基層治理要過得硬，僅僅依靠地方政府正式的公務人員是永遠無法奏效的。這是基層治理的特性和邏輯所決定的。因此，要想提高基層治理的質量與水平，就得依靠一支特殊的隊伍。這支隊伍就是在社區擁有強勁影響力的「社區精英」。
一般來說，社區精英的成熟度與基層治理的質量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完善的基層治理體系得益於基層政府管理人員與社區精英的支持與合作。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如何培養社區精英,如何提高社區精英的影響力,如何配置與基層治理要求、基層治理特性相匹配的社區精英，都決定著基層治理的水平與質量。
在當代中國基層治理體系的演進過程中，有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在不斷鞏固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這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以上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都是與特定時代的邏輯和特色聯系在一起的。
（一）革命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鞏固
革命型社區精英孕生於新中國建立初期，在此後一段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革命型社區精英在基層治理體系中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國城鄉社會的整合、國家政權末梢的鞏固都是與革命型社區精英的誕生與成長密不可分的。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城市和鄉村基層社會盡管都經歷了被正式體系不斷吸納的過程，但國家對社會的吸納並沒有導致基層管理人員百分之百的官僚化、脫社會化或脫社區化。以居委會為載體的城市社區精英和以村委會為載體的鄉村社區精英，都在國家與社會的連接點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溝通價值和整合作用。大量的口述史材料已經證明，盡管革命型社區精英所使用的管理工具與國家政權所使用的管理工具有著很大的相同性，但其管理成效的取得更要依靠個人魅力、人際信任、服務精神等生活化的管理要素。這恰恰說明了基層治理有著獨特的邏輯、路徑和成效標准。
（二）經驗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重構
經驗型社區精英是在改革開放時期，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單位體制的鬆懈以及國有企業的轉制等結構性、體制性和政策性變動而逐漸孕育出來的。就城市基層治理而言，大量國有企業的中層管理者因為企業的轉制而脫離原有組織。在隨後的歷程中，他們被吸納到社區之中，從國有企業脫胎而來的管理者們在其原有職業生涯中積累的管理經驗迅速轉化為支撐社區治理的寶貴資源。由此塑造了特有的經驗型社區精英隊伍。他們對改革開放時期國家治理體系的鞏固和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的夯實產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就是在今天，很多城市的基層治理還不得不依賴於這一類型的社區精英以及他們在社區共同體中所締造的制度傳承與文化傳承。就農村基層治理而言，在改革開放中誕生的經濟能人等填補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之後所產生的精英真空。農村新型社區精英的成長既內嵌於農村權力和經濟利益結構之中，又與正式的國家政權體系相嫁接，成為農村社會重塑基層治理體系的重要依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年齡等諸多原因，因特殊人生經歷和特殊轉型時期而誕生出來的經驗型社區精英，即將退出基層治理的舞台。中國基層社會社區精英的代際更替能否順利完成，將決定著國家治理的基石是否能夠依然堅不可摧、固若金湯。諸多跡象表明，新型社區精英的培育和成長已經成為當下中國重構基層治理體系所面臨的緊迫使命。
（三）知識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走向
伴隨著經驗型社區精英的隱退，一種新型的社區精英正在成長，這就是知識型社區精英。農村中的「村官」、城市社區中年輕的社區總支書記和居委會（社區）主任，已經成為當下社區治理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我們的調查中，農村社區基層治理中擔當大任者往往是有知識（很多是高中畢業）、有見識（很多都有外出打工的經歷）的年輕人。他們與早期革命型社區精英以及後來的部隊轉業型社區精英，在其成長路徑、個人特質、管理方法和視野上都有了顯著的不同。知識型社區精英的誕生，已經證明中國基層社會的社區治理在經歷著社區精英替代進程。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節奏，同樣，每個時代也有每個時代的主角。在中國基層治理的演進過程中，基層管理隊伍特別是社區精英的成長都有其賴以存在的歷史方位。任何一種類型的社區精英的成長也都有其特定的邏輯和路徑。從革命型社區精英向經驗型社區精英的轉變，既是與基層社會的世俗化運動密切相關的，又是與國家政權對基層管理人員的結構性配置、新型社會空間對基層管理人員的吸納聯系在一起的。對於目前的中國來說，知識型社區精英的成長已經是大勢所趨，但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基層治理質量和水平的提高僅僅依靠知識是難以奏效的，基層治理的具體化、生活化、人際化、議題化以及應對的迅速性、及時性，都對知識型社區精英提出了新的要求。基於調查，我們的觀點是：（1）知識型社區精英的發展空間應該是開放的而不是閉合的。換言之，知識型社區精英可能不是永遠沉澱於社區之中的，他們中的佼佼者很有可能成為新型高層管理者的一員。如果說以前的高層管理者大都有管理經濟和主政一方的經歷，那麼未來部分高層管理者可能會經歷社區化的洗禮。（2）知識型社區精英的來源應該是多渠道的，學校、社會、機關都應該成為向基層社會輸送知識型社區精英的源頭。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幹部」只有經受社區的洗禮和鍛造，才能成為真正的頂天立地的新型管理者。（3）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三者不是割裂的，其靈魂和使命是統一的、一體的、連續的。如果將以上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進行整體性的研究，總結中國基層治理的經驗，探索中國基層治理體系演進的規律，進一步鞏固社區精英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基石效應」和「基石地位」，則是中國國家治理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