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新路
A. 請問我國近十年來在社區治理方面主要有哪幾種模式
中國城市社區治理模式：比較與分析
作者：何海兵 來源：《珠海潮》2005年第1期
治理是研究社會關系的新理念，強調通過合作、協商的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彌補國家和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處。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單位人」逐漸轉變為「社會人」，社會中出現了自由流動的資源和自由活動的空間，一批社會中介組織、民間團體應運而生，導致原有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單位體制和街居體制相繼失效或失靈。將治理理論應用於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的重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探討了社區治理的概念、內涵和特徵，介紹了我國社區建設中出現的三種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們的共同特徵、各自特色、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並提出了我國社區治理的最終方向和階段性過程目標。
「治理」一詞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世界政治、經濟及社會領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主要目的是為了彌補國家和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處。在最具權威的全球治理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或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徵：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1]。與此巧合的是，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啟動了社區建設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計劃經濟體制下完全靠行政權力壟斷所有的資源，社會上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2]，個人從單位體制中解放了出來，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會閑散人員」的街道和居委會體制在新形勢、新問題面前出現了很多不適應症狀，與此同時，社區中也逐漸產生了一些社會中介組織、民間團體等，居民也越來越重視自己所居住的社區，開始參與一些社區公共事務。將「治理」概念應用於社區建設的過程中，對我國社區的長遠發展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社區治理的基本理念
社區是指一定數量居民組成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體。社區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由政府與社區自治組織、非營利非政府組織、轄區單位以及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推進社區持續發展的活動。與我國過去的基層社會管理相比，社區治理的特徵在於：
1、就主體而言，由單一化轉變為多元化。我國過去在對基層社會的管理中，管理主體單一化，只能是政府。而在社區治理中，主體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國家（政府）主體之外，還有居民、社區自治組織、非營利非政府組織、轄區單位等。因此，社區的公共事務需要多元主體的參與和決策，政府與社區之間要形成積極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關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3]為目標，達至社區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過程而言，從強調行政控制到強調居民參與。我國過去的基層社會管理，不論是單位體制，還是街居體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級科層色彩濃厚。政府與單位之間、單位與職工之間都是服從與被服從的行政命令關系。市區政府、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之間的互動關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運行。而社區治理則強調居民參與，要求社區發展的各項規劃、社區建設的實施以及社區事務的處理等都必須體現社區居民的廣泛參與，與居民的要求相適應。居民不再依附於單位或街居組織，更不受它們的庇護，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關系。
3、就結構而言，由垂直科層結構轉變為橫向網路互動結構。我國過去的街居體制結構是從上級政府到街道辦事處到居委會再到居民，單位體制結構是從上級單位到下級單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關系，沒有橫向的聯系。而在社區治理結構中，社區主體多元化，街道與居委會之間、居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由單向運行轉變為雙向互動；大量社區中介組織的培育和發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間又是一道溝通和聯系的橋梁，從而將社區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會力量構築成橫向的網狀結構 [4]。
二、社區治理的實踐模式
自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我國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區建設的熱潮，民政部首先選擇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陽、武漢、青島等城市設立了26個「全國社區建設實驗區」。通過幾年的實踐總結和經驗概括，形成了幾種代表性的城市社區治理模式，本文重點介紹上海模式、沈陽模式和江漢模式的主要特徵。
1、上海模式。上海在實行「兩級政府、三級管理」改革的過程中，將社區定位於街道範圍，構築了領導系統、執行系統和支持系統相結合的街道社區管理體制。具體而言：
（1）社區管理領導系統：由街道辦事處和城區管理委員會構成。在「兩級政府，三級管理」體制下，街道辦事處成為一級管理的地位得到明確。隨著權力的下放，街道辦事處具有以下許可權：部分城區規劃的參與權、分級管理權、綜合協調權、屬地管理權。街道辦成為街道行政權力的中心，「以塊為主、條塊結合」。與此同時，為了有效地克服各塊分割，建立了由街道辦事處牽頭，派出所、房管所、環衛所、工商所、街道醫院、房管辦、市容監察分隊等單位參加的城區管理委員會。城區管委會定期召開例會，商量、協調、督查城區管理和社區建設的各種事項，制定社區發展規劃。城區管委會作為條與塊之間的中介，發揮著重要的行政協調功能，使條的專業管理與塊的綜合管理形成了有機的整體合力。
（2）社區管理執行系統：由四個工作委員會構成。上海模式在街道內設定了四個委員會：市政管理委員會、社區發展委員會、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其具體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員會負責市容衛生、市政建設、環境保護、除害滅病、衛生防疫、城市綠化。社區發展委員會負責社會保障、社區福利、社區服務、社區教育、社區文化、計劃生育、勞動就業、糧籍管理等與社區發展有關的工作。社會治安綜合管理委員會負責社會治安與司法行政。財政經濟管理委員會對街道財政負責預決算，對街道內經濟進行工商、物價、稅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導街道經濟。以街道為中心組建委員會的組織創新，把相關部門和單位包容進來，就使得街道在對日常事務的處理和協調中有了有形的依託。
（3）社區管理支持系統：由轄區內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居民群眾及其自治性組織構成。它們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如社區委員會、社區事務咨詢會、協調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主要負責議事、協調、監督和咨詢，從而對社區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上海模式還將居民委員會這一群眾性自治組織作為「四級網路」，抓好居民委會幹部的隊伍建設，充分發揮居委會的作用，推動居民參與社區管理，維護社區治安穩定，保障居民安居樂業。[5]
2、沈陽模式。從1998年下半年起，沈陽市在和平、瀋河兩區試點的基礎上，開始在全市展開社區體制改革，重新調整了社區規模，理順了條塊關系，構建了新的社區管理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沈陽模式，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採取的主要措施是：
（1）明確社區定位。沈陽將社區定位在小於街道辦事處、大於原來居委會的層面上。由於原有的居委會規模過小，資源匱乏，如將社區定位在居委會則不利於社區功能的發揮。街道辦事處是政府的派出機關，在街道層面上組建社區，則又影響社區的自治性質。因此，將社區確定在街道與居委會之間的層面上，可以避免兩方面的弊端，而有利於社區資源的利用與功能的發揮。
（2）合理劃分社區。沈陽市將社區主要分為四種類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單位的自然地域劃分出來的「板塊型社區」；二是以封閉型的居民小區為單位的「小區型社區」；三是以職工家屬聚居區為主體的「單位型社區」；四是根據區的不同功能特點以高科技開發區、金融商貿開發區、文化街、商業區等劃分的「功能型社區」。
（3）建立新型的社區組織體系。這個組織體系由決策層、執行層、議事層和領導層構成。「決策層」為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由社區居民和社區單位代表組成，定期討論決定社區重大事項。「執行層」為社區（管理）委員會，它與規模調整後的居委會實行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由招選人員、戶籍民警、物業管理公司負責人組成
，對社區成員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其職能是教育、服務、管理和監督。「議事層」為社區協商議事委員會，由社區內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單位代表等組成，在社區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行使對社區事務的協商、議事職能，有權對社區管理委員會的工作進行監督。 「領導層」為社區黨組織，即根據黨章規定，設立社區黨委、總支和支部。
沈陽模式體現了「社區自治、議行分離」的原則，符合現代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對社區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6]
3、江漢模式。這是指武漢市江漢區社區制實踐的經驗。江漢區在學習借鑒沈陽模式的基礎上重新將社區定位為「小於街道、大於居委會」，通過民主協商和依法選舉，構建了社區自治組織，即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社區居委會和社區協商議事會（與沈陽模式不同的是，江漢模式沒有把社區協商議事會作為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並明確提出社區自治的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選擇是轉變政府職能和培育社區自治。它的主要做法有：
（1）理順社區居委會與街道、政府部門的關系，明確職責，保障社區居委會的自治性。明確居委會與街道辦事處的關系是指導與協助、服務與監督的關系，不是行政上下級的關系。重新界定街道各行政部門與社區組織的職責，街道負責行政管理，承擔行政任務；而居委會負責社區自治，不再與街道簽目標責任狀，並有權拒絕不合理的行政攤派工作。同時還建立社區評議考核街道各職能部門的制度，並以此作為獎懲的主要依據。
（2）政府職能部門面向社區，實現工作重心下移。區街政府部門要做到「五個到社區」，即工作人員配置到社區，工作任務落實到社區，服務承諾到社區，考評監督到社區，工作經費劃撥到社區。
（3）權隨責走，費隨事轉。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區街政府部門需要社區居委會協助處理「與居民利益有關的」工作時，經有關部門批准，並徵得社區組織同意後，區街政府部門必須同時為社區組織提供協助所需的權利和必要的經費；二是區街政府部門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會服務性職能向社區轉移時，必須同時轉移權利和工作經費，做到「誰辦事、誰用錢，誰負責、誰有權」，從而保證社區在協助工作時或在承接社會性服務職能時，做到「有職、有權、有錢」。
（4）責任到人、監督到人。主要指為保證區街政府部門職能轉換到位，不走過場，根治過去那種「遇見好事搶著做，遇見麻煩事無人做，遇見責任『踢皮球』」的頑症，建立「責任到人、承諾到人和監督到人」的實施機制。
通過這些措施，江漢區力圖建立一種行政調控機制與社區自治機制結合、行政功能與自治功能互補、行政資源與社會資源整合、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互動的社區治理模式。[7]
三、社區治理的比較分析
上述三種社區治理模式是在我國社區建設中涌現出的典型經驗總結，既有共同特徵，又各具特色，但與社區治理的基本理念相比，還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之處。要實現社區治理的理想目標，還需要做很多的基礎性工作，並且這一過程是長期的。
1、共同特徵
（1）歷史背景相同。如前文所述，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城市社會管理出現了復雜、多樣的變化，如「單位人」逐漸轉變為「社會人」；城市的老齡化趨勢加劇，老齡人口越來越多；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城市；與此同時，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導致大量新型社會組織的產生，如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民辦非企業、各類社會中介組織等，形成了眾多的社會階層，這些個體戶、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等人士一開始就屬於無單位歸屬者，等等。面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我國原有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單位體制和街居體制相繼失效或失靈，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我國各地開展了社區管理運動，探索新型的社區治理模式。
（2）制度設計類似。在社區治理制度設計中，各城市都在社區定位、組織結構、職權劃分、運行機制等方面作了具體規定，雖然在細節方面存在差異，但在指導思想上都遵循有利於社區建設，有利於社區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的原則。即使行政色彩濃厚的上海模式，也在居委會層面成立了居民代表大會，開展了居委會直選活動，並建立了「三會一公約」制度，即社區矛盾協調會、聽證會、評議會和居民公約，這些措施都擴大了基層民主，有利於群眾自治，有利於社區的發展。
（3）動力機制趨同。在理論上，社區治理來源於兩種力量的推動，一是社區自身力量，社區居民、社區自治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共同參與社區事務的治理，實現利益的需求，這是社區建設的主要力量；二是政府的外部推動，政府利用自身掌握的資源，在社區居民的參與下，共同推動社區發展。但在我國社區建設的實踐中，制度變遷是政府主導的結果。新型的社區治理模式，是政府在新的形勢面前主動推動的產物。由於政府部門仍舊掌握著眾多的資源，城市社區建設目前還脫離不了政府的指導和支持，社區治理還主要靠政府的外力推動。
2、各自特色
上海模式的特色是把社區建設與「兩極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路」的城市管理體制改革相結合，強化了街道辦事處的權力、地位和作用，並將社區定位於街道，形成「街道社區」，注重政府在社區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強調依靠行政力量，通過街居聯動發展社區的各項事業，因此上海的社區治理模式是屬於行政主導型的。由於政府的強勢推動，近幾年上海的社區建設日新月異，社區服務、社區環境、社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涌現出一批文明社區和文明小區。上海的經驗還被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借鑒採用。
沈陽模式的最大特點是社區組織體系的建設，按照類似於國家政權機構的設置，創造性地構造社區決策層（社區成員代表大會）、執行層（社區委員會）、議事監督層（社區協商議事委員會），從而形成「議行分離、相互制約」的運行互動機制。單從組織結構來說，沈陽模式屬於自治型，因而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除了遼寧省內其它城市外，武漢、海口、西安、哈爾濱、合肥等地都學習借鑒沈陽經驗。但是，在沒有外在環境和內在條件保障的情況下，好的制度並不一定能夠得到好的實施，沈陽模式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容易出現偏離現象，即「穿新鞋，走老路」，這也正是很多學者和政府官員擔憂的地方。
江漢模式是在沈陽模式基礎上的新發展，以主動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特徵，在體制創新中體現「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不僅重構了社區微觀組織體系及運行機制，而且轉變了區、街政府部門的職能和行政運行機制，試圖建立社區自治系統與政府行政系統的共生機制，形成政府自覺依法行政、社區組織自主管理、社區人自願參與相結合的治理模式，並在制度變遷上選擇漸進式的道路，即將社區建設規劃為三個階段：近期新型社區培育階段、中期現代社區發展階段和遠期社區自治完善階段。江漢模式屬於合作型的社區治理模式，而當前我國大部分城市的社區建設都處於從行政主導型到合作型轉變的時期[8]。
3、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1）政府常常越位、錯位、缺位，仍處理不好政府與社區的關系。由於目前政府在我國社區建設中占據主導地位，又沒有有效的制約機制，再加上傳統習慣因素，政府還沒有理順自己在社區治理中的角色，導致不該管的事務管了，該管的事務沒管或沒管好，出現越位、錯位、缺位的現象。有學者指出沈陽模式在目前階段還存在政府「越位」、「缺位」問題，如「以政代社」；自覺或不自覺地將非政府的社會組織作為依附於政府身上的附屬單位或下屬單位；大多數基層政府及其官員尚不懂得或不習慣或不善於對社區自治性組織進行政策上的指導；對非政府的社會中介服務機構、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機構等第三部門社會組織的培育還不到位等[9]。在上海模式中，街道辦事處以前的下派任務繼續要居委會承擔，「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局面沒有改觀，並將居委會主任作為事業單位編制並公開招聘非本社區的人員來擔任，社區的行政性負擔很重。在江漢模式中，政府職能部門在社區設立辦事機構和人員，直接侵佔了社區的辦公空間和財政空間。
（2）居民社區參與不足，社區意識不強。居民社區參與是社區發展的動力之所在，但是在全國城市社區建設中普遍存在居民參與程度低的狀況，以上所介紹的三種典型的社區模式也不例外。上海社科院社會調查中心2000年6月的一次大型調查結果顯示，只有25%的居民表
示「樂於參加」或「願意經常參加」社區內各種活動或事務。而且分布不均勻，從年齡層次看，參與社區活動的主要人員是一老一少，「老」是指離退休人員，「少」是指中小學生。據統計，參與社區活動的人員中將近70%的人是離退休人員，中小學生佔了10%左右，中青年僅占 20%，而且如果沒有單位強制性組織參與，中青年的比例將會更低；從收入、文化程度來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區參與率越低[10]。由於社區建設的時間不長，居民還沒有擺脫單位體制的影響，只把社區當成居所，沒有很強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社區意識不強，導致社區建設的動力支持不夠。
（3）社區自治組織和中介組織比較虛弱，社區的公共資源難以整合。目前在社區中，只有政府組織和居委會組織比較成熟，由於政府組織的過於強大，導致居委會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地位被虛化。居委會過分依賴於街道辦事處等政府組織，使得其自治功能得不到實現，不能真正體現居民的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因而也就很難贏得居民的認同，社區的公共資源也就得不到有效的整合。而社區中的其他社會中介組織則缺乏足夠的資源和權威，它們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門組織居民管理公共事務。前面所述的三種模式都沒有體現對社區中介組織的重視，而社區中介組織的發展，對較好地滿足居民需要，充分發掘和利用社區資源，建立社區民主自治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4、未來的方向和目標
（1）總目標：雖然實現社區自治還存在很多困難和問題，但社區自治應是我國社區建設堅持的最終方向，因為社區自治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城市基層社會的管理，它還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關繫到黨的社會基礎，關繫到政府權威的基層來源，關繫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關繫到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當然，社區自治需要得到我國宏觀政治體制的支持。隨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隨著公共領域的形成，制約社區自治的因素會逐漸消失。因此，社區治理的未來方向是向自治型模式過渡。
（2）過程目標：在實現社區自治的路徑上，選擇漸進式的道路是比較合適的，而在這一長期過程中，需要重視幾項基礎性的工作。
其一，進一步完善社區治理結構，理順社區中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目前，各社區的制度設計操作性強、理論性弱，機構設置並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比較含糊。因此，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社區的管理體制，使社區的治理結構從單一的垂直結構向網狀的水平結構轉變，使社區中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大版塊形成真正合作的互動關系[11]。
其二，提升居民社區意識，培養社區自治能力。社區建設要不斷地增強居民的社區歸屬感和認同感，擴大居民參與的范圍和程度，要重視社區功能的開發，發展社區服務，塑造社區文化，滿足居民的各種需求。社區居委會要逐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能夠代表居民的切身利益，減少對行政系統的依賴，贏得居民的支持和合作，共同促進社區的發展。
其三，大力發展專業性的社區服務組織等中介機構。社區中介組織是聯結居民與政府組織的橋梁，對於整合社區資源、凝聚社區力量、協調社區矛盾、提供社區服務等諸多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是現代社區發展必不可少的主體之一。而目前我國的社區中介組織，尤其是專業性的社區工作組織極其缺乏。因此，政府部門應通過政策引導和資金資助等形式培育社區中介機構的發展，讓中介組織承擔起政府、企業、事業單位剝離出來的社
B. 社區如何加強基層治理
以黨建引領新時代社區治理，要完善多元共治的黨建網路體系。對於社區全靠政府管理的傳統「一元模式」，要形成以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社區居委會為樞紐、以居民為主體，社會組織、群眾團體、志願者團隊等共同參與的基層治理架構，通過建立有效的自治與共治聯動機制，實現黨的組織覆蓋。同時，要建立平台、匯集資源、整合力量，通過開展融公安網、政務網、互聯網等於一體的智慧社區建設，真正搭建起群眾參與社區治理和服務的平台，通過多元共治平台，實現黨的工作覆蓋。
以黨建引領新時代社區治理，要全力打造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社區黨組織既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者，更是社區群眾利益的代表者和服務者。社區治理創新就是要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服務，要努力構建黨建服務機制，精準對接群眾需求，創新黨組織及黨員為群眾服務的途徑和方式，開展以志願服務為特色的社區服務，整合多方社會資源優服務促發展，以此打造基層黨建品牌，努力為社區群眾打造一個舒適安心的人居環境。
以黨建引領新時代社區治理，要充分發揮黨員的戰斗堡壘作用。社區治理創新成效如何，基層幹部是決定性因素，要將社區幹部隊伍納入全區幹部隊伍建設體系，培養選拔一批黨性強、能力強、群眾信得過、治理有辦法並竭盡誠心服務群眾的優秀人才，對其建立落實鼓勵激勵機制，在幹部待遇、評價考核、職位晉升等方面改進工作思路，不斷激發社區幹部隊伍內生活力。
C. 如何運用創新社區治理的方式，擴大居民有序參與 文教
（一）、建立健全居民參與社區民主議事的各項制度。為進一步增強居民自治意識，保障廣大居民對社區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和建議權等基本政治權利，提高社區民主自治水平，應該積極推進社區居委會的直接選舉，完善居務公開、民主評議、事務聽證和社區居民代表會議等各項制度。一、建立健全社區民主選舉的規章制度，堅持社區黨組織和居委會成員依法民主選舉；二、完善民主決策制度，規范民主決策程序；三、靈活運用社區民情懇談會、事務協調會、工作聽證會和成效評議會等載體，鼓勵社區廣大居民和其他群眾性組織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公益性事業決策，實現「民主促民生」，共謀社區發展。
通過創新社區管理體制、設立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以承擔社區行政事務和其他公共事務為職責，形成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各盡其能、各負其責的社區管理新格局。積極引導駐區各單位、物業管理機構參與和諧社區建設，營造「人人了解、人人支持、人人參與」共駐共建的濃厚氛圍。
（二）、建立多渠道民主參與社區自治途徑。強化社區民主監督，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手段，結合傳統工作方式，落實「居務、財務、事務、服務」四公開制度，切實保障居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逐步完善社區工作督導機制和民意調查機制，形成「發現問題—整改落實—推進工作」的良性工作鏈。
不斷創新工作方式，暢通民意訴求渠道，組織居民有序開展與其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工作的監督評價活動，並以評價結果為工作績效的重要參考依據，保證民主監督的經常化。以人為本，重要的是暢通渠道，例如上門走訪、開設社區論壇、建立民情信息站等形式，了解民情，掌握社情，為群眾解疑釋難，密切黨和群眾的聯系。要開展形式多樣的「以人為本」社區建設系列活動，引導居民群眾和轄區單位積極參與。採取開座談會、警民懇談會等有效形式，不斷暢通外來務工人員參與居民自治的渠道。通過各種渠道了解群眾呼聲，傾聽群眾的意見，對居民群眾的情況做到「知底、知情、知心」，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使居民群眾真正了解民主自治、參與民主自治，感受民主自治。
（三）、加大宣傳力度，營造「社區是我家」的濃厚氛圍。社區是各種人群聚集的密地帶，是社會多種矛盾的沉澱區域，在「四個多樣化」的新形勢下，又是多種觀念形態相互激盪的場所。社區工作者站在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宣傳群眾的最前沿，必須做好宣傳工作，要讓社區居民了解、熟悉社區服務的各項職能，發揮好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做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傳。
通過社區宣傳陣地，宣傳社區的服務宗旨、服務內容、工作性質，特別要抓好居民代表、居民小組長、黨員幹部的宣傳教育工作。結合開展社會法律、道德、科普知識、文化藝術等宣傳活動，大力宣傳社區的一系列好人好事。通過針對性的宣傳教育、群眾性的創建活動，宣傳群眾最關心的事，讓社區居民群眾走進社區，認識社區、信任社區。
（四）、提升社區自我形象，形成「社區是我家」的認同感。以人為本，是社區建設工作最重要的原則。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為民服務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社區工作的特點所決定的。以人為本，必須「有的放矢」，這個「的」就是群眾的利益。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所急，辦人民所需，以群眾呼聲為第一信號，以為群眾服務為第一職責，以為群眾謀利益為第一追求，以群眾滿意為第一目標。要以「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人民群眾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群眾答應不答應「作為評判標准。
社區要以「民心工程」為挈機，為群眾多辦好事多辦實事，改善小區的硬體設施，創造優美的社區環境。社區要積極協助政府職能部門實施的「背街小巷工程」、「危舊房改造工程」、「庭院改善工程」等家門口的民心工程，把好事辦實，把實事辦好，全面提升小區居民的生活品質。從而使小區最廣大老百姓得到實惠，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社區要結合本社區固有的特點，聯系實際，著力解決居民反響強烈、群眾要求迫切、矛盾聚集較深的熱點難點問題。要做到深入走訪群眾，分析查找原因，及時解決問題，排解糾紛，維護社區穩定，建立和諧的鄰里互助關系，增強居民「社區是我家」的認同感。
（五）、培育社區組織，創新社區活動載體，搭造居民參與平台，強化「社區是我家」的歸屬感。
通過組建社區志願者服務隊，開展文體活動等，吸引居民參與社區活動。一方面可以整合社區資源，為社區居民提高便民利民服務，另一方面努力實現社區服務模式的多樣化，不斷開拓社區服務新領域，探索社區服務新途徑、新辦法，走社區服務網路化、專業化、市場化的新路子。
開展五好家庭創建活動，通過開展思想教育、倫理道德、科學知識、法律常識、文化娛樂等活動，使居民群眾積極參與社區工作中來。群眾覺得這些活動看得見、摸得著、做得到、能共享。通過評選網路型家庭、學習型家庭、科普型家庭、學法守法家庭等特色家庭和評選五好樓群等活動，提高居民參與創建活動的積極性。
組建社區文體隊伍，讓社區文體骨幹能有機會參與到社區活動中來，帶動更多的人一起娛樂、休閑。文化是社區的靈魂，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動是教育人、培養人的重要載體。通過在重大節假日期間進行各種文藝演出活動、群眾文化沙龍等活動。組織各類文體比賽。如象棋、畫畫比賽、社區群眾運動會、游園晚會等等，都可以為居民群眾提供參與社區的機會，為有一技之長的居民創造發揮平台。
總之，在公眾參與意識較低的情況下，應通過完善各種參與的載體來提高公眾的參與程度，推動社區從「政府主導型」向「居民自治參與型」發展，逐步實現社區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通過積極培育社區意識，增強了居民和駐區單位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著重培育社區居民的參與意識和社區居民的自治意識，社區自治是公眾參與的高級形式，也是公眾參與的制度條件之一。公眾參與社區自治是社區發展的內在動力。社區發展的根本目的就在於通過居民積極參與社區自治，幫助居民提高公眾參與的能力與水平。
D. 如何理解社區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路
社區治理現代化主要體現在網路信息化的建立和應用上面，建立是硬體的投入，應用才是能力的體現。
E. 社區治理工作新思路新方法 課程感悟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面深化改革，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上要求「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
這些論述闡明了作為社會治理基礎的社區治理不是簡單的從上到下的管理，社區工作行政化不利於推進社區治理方式的改進，需要社區治理主體職責歸位，各負其責，各司其職，多元主體、民主協商、良性互動，增強社區活力，提高社區治理水平。
F. 運用矛盾的知識應如何開創我國社區治理的新局面
矛盾具有普遍性。開創我國社區治理的新局面需要堅持矛盾分析法。
矛盾具有內特殊性，要堅持具體容問題具體分析，社區治理的特殊性矛盾，需要具體的治理手段。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聯結的，在社區治理過程中，要借鑒吸收別地先進經驗與做法。
矛盾有主次之分，矛盾雙方有主次方面之分，在社區治理中要善於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主流。
G. 中國城市社區治理模式有哪些
我國城市社區治理來模式主要有以源下幾種：
一是行政引導型模式。也有學者將其稱為行政側重型模式。行政引導型模式主要是指以政府的指導為主，對行政力量的依賴度較高，政府組織是社區治理的主體，行政管理手段是社區治理的主要方式。
二是自治型模式。自治型模式的社區通常設置了社區決策機構、執行機構、監督機構。政府將社區管理的有關職責交給社區，然後用法律和制度來規范社區運行機制，以一種間接協商的方式對社區事務進行管理，社區居民和社區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
三是混合型模式。也有學者將其稱為合作型模式。這種模式試圖構建一種社區自治系統與政府行政系統的共生機制，政府對社區的干預較少，在培養、指導社區組織的過程中逐漸將管理職責讓位於社區居民與社區組織。
四是企業主導型模式。這是一種物業管理公司在社區治理過程中發揮突出作用的模式。這種模式一般出現在資質、品牌、服務質量和企業形象都較好的物業管理公司管理的商品房小區。物業管理公司承擔社區管理和服務的主要職責，社區居民也樂於接受物業管理公司的安排，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和各種社區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