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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德國的環境治理

發布時間: 2021-02-24 03:28:07

Ⅰ 中國環境治理和外國環境治理的不足條件

中國環境治理,從總體戰略上看,西部地區的發展在我國社會經濟長遠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十分顯著。搞好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已成為西部開發的根本任務。要採取「退耕還林、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綜合性措施。
2015年1月16日閉幕的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透露,「土十條」已基本編制完成,將適時上報國務院。全國「土十條」出台後,與「大氣十條」「水十條」一起成為環境保護的「三大戰役」。
2015年2月,各省區市陸續召開了地方兩會,從各地方的政府工作報告來看,環境污染治理成為2015年地方兩會的一大焦點。各省區市在大氣、水、土壤三大領域紛紛出台了重磅措施,打響了環境污染防治的攻堅戰,未來「美麗中國」的實現應該不會太遠。

Ⅱ 德國在發展工業的同時,是如何保護環境,取得雙贏的效果呢

德國在發展工業的同時,是如何保護環境,取得雙贏的效果呢

------------加強法制的監管機制!

Ⅲ 中國的環境治理要花多少年的時間

根據《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報告(2014)》,中國治理霧霾污染需要20-30年。
報告指出,根據英國、日本、德國、美國治理大氣污染的經歷,中國要「從根本上而不是一時」治理好霧霾、重現藍天白雲,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技術水平,需要20-30年時間。

Ⅳ 中國與德國的關系-從近代開始

那就遠了,慢慢道來
對於中國而言,1911年至1941年間的中德兩國合作在20世紀中前期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德合作在某種程度上讓當時的中華民國與德國結成了一個聯盟。親密的合作關系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戰爭之前。從清王朝遺跡上站起來的中華民國,從其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軍閥割據,列強環繞的環境下艱難的生存著。國民黨通過北伐,在1928年從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盪之中的中國。此時,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日益昭現。鑒於此,中國迫切需要實現軍備和國防工業現代化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則需要穩定供應的原料供應。自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這種關系將中德兩國緊緊地維系在一起。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納粹當政開始到37年中日戰爭爆發結束只持續了不到四年時間。且真正意義上的工業改革從36年才開始,但中德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著深遠的影響;同樣,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國抵禦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1.早期中德關系
最早的中德貿易線從陸路經西伯利亞輾轉到達德國。為了避免俄國政府沉重的通行稅,德國早在清王朝就嘗試通過海路開拓東方貿易路線,1752年8月,埃姆登普魯士王家亞洲貿易公司(KPAC)的「普魯士國王」號在德國船長格來史克的指揮下抵達廣州,成為中德貿易史上第一艘到達中國的德國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天津條約讓諸如普魯士等眾多歐洲國家和中國建立了正常的貿易關系。

19世紀晚期,中外貿易一直受控於英國。而奧托 · 馮 · 俾斯麥則熱切希望在中國建立立足點以平衡英國的影響。俾斯麥力排眾議,為德中的航線設置了獎金。給予獎金的議案於1885年最終通過。同年,俾斯麥派出第一支德國銀行業和工業考察團前往中國評估投資機會,這最終促成了1890年德華銀行的建立。通過這些努力,德國於1896年繼英國之後成為第二大在華貿易國。
在這段時期,與英法不同,德國並沒有積極的表現出其對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國政府也將德國視作來幫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發展的夥伴。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後,袁世凱請求德國幫助他建立「自強軍」和「新建陸軍」。德國的援助不僅限於軍事方面,也擴大到工業和技術交流領域。比如19世紀80年代晚期,克虜伯公司作為中國的合同商負責修築Port Arthur(威海衛?)附近的一系列防禦工事。
俾斯麥苦心經營的德中良好關系被威廉二世的帝國主義野心所徹底改變。在中日甲午戰爭後的三國聯合干涉中,德國強迫日本讓出租界漢口和天津;1897年,德國通過「巨野教案」獲得了對膠州灣99年的租約。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時期,德國軍隊野蠻鎮壓義和團員的行為讓中德關系走到了最低點(事實上威廉皇帝激勵他的士兵們「像匈奴人般作戰」,由此,"Huns"成為了德國士兵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蔑稱)。
(譯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論: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 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們應該對不公正進行報復。象中國人這樣,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國際法於不顧,以令人發指的方式嘲弄外國使節和客人的神聖不可侵犯性,這樣的事件,在世界史上還沒有過先例...你們如果遇到敵人,就把他殺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誰落到了你們手裡,就由你們處置。就象數千年前埃策爾國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傳迄今的傳說中依然聲威赫赫一樣,德國的聲威也應當廣布中國,以至於再不會有哪一個中國人敢於對德國人側目而視。)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國協約實際上說明德國已被從政治上孤立,這使得一次大戰前期中德關系稍有改善。基於這種孤立,1907年德國希望建立一個由「德—中—美」組成的三國協約,但這個願望未能實現。在1912年,德國提供了一筆6百萬元的金馬克的貸款給新的中國民主政府換得了在山東修築鐵路的權益。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德國提議將膠州灣歸還中國,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為協約國成員加入了戰爭並開始進攻德國在中國租界,繼而佔領了青島和膠州灣。整個一戰期間,德國困於歐洲戰局而騰不出手顧及其在遠東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宣戰,並且收回了德國在漢口和青島的租界。雖然中國獲得了國聯的承諾在戰後將租界歸還中國,但是最終凡爾賽條約卻裁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半島的特權。強烈的被出賣感和數十年的壓抑導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總的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德關系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特別是從貿易方面。1913年中國有近300個德國商號,但到了1919年,卻只剩下2個。
凡爾賽和約限制了德國的工業出口,軍隊被限制在十萬人以內,軍工生產被大量削減。但即使如此,條約並不能改變德國在軍事創新上的領導地位,許多工業企業仍然保存著設備和技術以生產軍事硬體。因此為了繞過條約的限制,這些工業企業開始與國外合作,例如蘇聯和阿根廷,合法地生產武器並出售給國外。
在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跨台,全國陷入內戰,各地軍閥都企圖取得優勢。因此許多德國軍火企業開始尋求重建與中國的商業聯系,以便進入這個廣闊的軍火市場。
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中德合約都經過他手。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後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准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國民黨重組並與共產黨合作,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政府不會有正面沖突。與此同時蔣介石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仿效,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介石本身統一中國的範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
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 鮑爾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並被任命為蔣介石的顧問。1928年鮑爾返回德國並促成了一些為中國的「重建」的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介石招募一些長期顧問。不管怎麼說,鮑爾的努力並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於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以外,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再次回到中國,七個月後罹患天花去世,葬於上海。 鮑爾在中國的短時間工作為以後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他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對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他同時建議裁減軍隊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銳的軍隊,並支持中國敞開市場以刺激德國的生產和出口。
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10]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於各個利益集團的沖突而陷於困頓,但是德國工業,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發展中獲得利益。直到奉天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並不順利。奉天事變讓滿洲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並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1933年,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曾敦促德國應在近東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政府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納粹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要求徹底動員全社會,並儲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例如鎢絲和銻——這些都是當時中國能大量提供。因此,由那時開始,在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間,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到達上海,並擔任國民政府的資深顧問,為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建議。同年6月,他在給蔣介石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摒棄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統治的基礎」,以及軍隊的戰鬥力在於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於優秀的軍官團 。
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塞克特首先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於蔣介石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塞克特提議仿照德國精英團隊的架構成立「教導大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於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 。
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簽訂,中國開始用戰略性原料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直到中國因內戰和國際貸款出現巨大預算赤字為止,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一直為中德合作起著良好的促進。這個時期,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采購任何產品。這個條約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重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後,馮·塞克特將軍推薦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並於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塞克特將軍於1936年12月27日去世。
1936年,中國只有約10,000英里的鐵路網,遠遠少於孫中山先生認為在現代化的中國所應該擁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數鐵路網都位於滿洲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已落入日軍手上。中國鐵路現代化步伐緩慢的原因是列強之間在華在利益沖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銀行家在華利益的新四強公會。公會的目標在於平衡外國在華投資,四國中任何一國在對華提供信用擔保以興建鐵路前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國家由於經濟大蕭條的緣故,對華投資變得猶豫不決。
盡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南昌、浙江和貴州之間都建有路軌。鐵路得以加快發展在於德國急需有效率的運輸工具去讓中國出口原材料,和鐵路線正正符合中國政府對建設長江中南部省份成為工業重鎮的要求。再者,這些鐵路有軍事用途。舉例來說,杭州——貴陽鐵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長江三角洲的軍用運輸,即使上海和南京淪陷。另一個和它相似的是廣州-漢口鐵路網,為東岸和武漢地區提供交通連接。這些鐵路在抗日戰爭早期證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業合作計劃是1936年的三年計劃,這個計劃由中國政府的資源委員會與德國的合步樓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ckte,即「工業品貿易公司」)共同負責。計劃的主旨是在短期內建設一個工業基地以抗衡日本,長期目標則是建設一個工業中心以供長期的工業發展。計劃有幾個基本組成部分,例如對鎢和銻全部有關業務的專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設鋼鐵工業,建設發電廠和其他化工廠。正如1934年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的價格翻倍而抵消。
三年計劃同時也培養了一批受過高級教育的技術人員,用於建設這些國家計劃。三年計劃訂下了許多目標,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努力由於1937年抗戰的全面爆發而遭到破壞。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這場戰爭極大地損害了近10年來一直處於密切合作中的中德兩國關系,希特勒的亞洲政策是毀掉中德合作關系的主要原因。由於日本軍事實力的優勢,希特勒選擇日本作為其對抗蘇聯的戰友。 另外,中蘇兩國於1937年8月21日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希特勒的戰略完全相背。盡管中國政府官員和德國投資者在不斷的游說納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雖然同意合步樓公司將中國已訂購的貨物運往中國,但禁止任何人從中國進口貨物。
德國也曾經希望充當調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讓中日之間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國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8年初,德國政府承認滿洲為獨立的國家。同年4月,赫爾曼·戈林禁止一切戰爭物資發往中國。在日本的堅持下,所有德國顧問也被召回國。
由親華政策向親日政策的調整也傷害了德國的商業利益。德國從與日本和滿洲國的貿易往來中獲得的利益遠低於德中貿易。兩國人民在長期貿易往來中所結下的深厚友誼更是不可磨滅。德國人民為漢口的紅十字會慷慨解囊,在這里,德國捐款比任何一個國家甚至是中國政府自己都多。軍事顧問們也希望能繼續完成他們在中國的使命。1938年6月末,馮·法肯豪森將軍最終被嚴令回國,但在啟程之際,他向蔣介石允諾絕不會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國期間的工作內容。另一方面,納粹黨在中國的機構則聲明日本是中國抵禦共產主義的最後防線。
偽南京政府首腦汪精衛於1941年會見德國外交官實際上,德國和日本友誼並未能給德國帶來多少好處。日本希望壟斷中國北部地區和滿洲的資源,因此許多外國人在這些地區只能經營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國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獲得這個地區的資源。雖然德日政府從1938年中就開始為解決這些經濟利益問題而展開對話,但隨著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36年簽訂的德日反共產主義協約實際上變成了一紙空文,並且阻斷了德日通過對話解決經濟問題的可能。
中德之間的聯系一直持續到1941年。但是1940年德國未能實施「海獅計劃」讓希特勒的計劃偏離了軌道。 1940年底,德國與日本和義大利簽訂了三國軸心協議。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認汪精衛的南京傀儡政權,自此,德國與重慶政府繼續對話的最後可能性也不存在了。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對美宣戰,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加入盟軍並且對德宣戰。
對孫中山先生而言,或許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比20世紀30年代中德合作時期更符合他「國際性協作」發展現代化中國的理想。一戰讓德國失去了它在中國的殖民地,德國並不關心中國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國的原材料。那個時代中外關系大都是其他國家對中國懷有某種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德合作則是基於平等基礎上的經濟合作。中國迫切的需要發展工業以便抵禦日本隨時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國從一戰失敗的陰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也讓一部分中國人看到了統一中國洗刷近代恥辱的希望。總的來說,雖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並不算很長的一段時間,並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戰中損失殆盡。但是這段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產生了持續的影響。國民黨在內戰失敗後將中央政府移到台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許多政府要員、軍官、教授和研究人員都曾經在德國受訓,其中也包括蔣介石自己的兒子,蔣緯國。可以這樣說,戰後台灣的飛速發展與1936年中德合作時期制定的3年計劃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Ⅳ 德國頒布的環境保護法有哪些

在德國的市政建設中,環境保護被列為重中之重。為了盡快造就城市高標準的生態環境,德國在舊廢料場的清理、垃圾處理以及擴建和新建凈化設備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投資。環保已成為人們的習慣,並且融入了日常生活。
漫步大街小巷,花花綠綠的垃圾桶映入眼簾。每戶德國居民的住宅前面一般都有黃、藍、黑、綠4隻色彩鮮明的垃圾桶,上面貼有簡明易懂的垃圾分類圖案。其中「黃桶」專門用來裝廢棄金屬、商品包裝盒和塑料,「藍桶」「吞食」廢紙,「黑桶」裝普通垃圾,「綠桶」則收集從普通垃圾中新分類出來的茶葉、蛋皮和殘羹剩飯等生態垃圾。至於廢舊的破玻璃瓶,則要求送往指定的地點,然後認真地按不同的顏色分類投入規定的箱子里。有些大件的舊家電必須送到專收處,再做處理,如此等等。大多數德國人都能一絲不苟地按照規定去做。由於實施多年的垃圾分類回收制度,德國城市的垃圾都能得到及時的科學處理,垃圾污染顯著降低。
德國很重視對青少年一代進行環境保護的教育,使他們從小就開始樹立環境意識。現在,許多中小學生自願地走上街頭,種樹栽花植草,清理雜物。全國森林覆蓋面積已經佔了1/3,其中有11個受到特別保護的「國家公園」。
時至今日,德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擁有70萬人直接或間接就業的環保產業,為全球之冠。
在減少汽車尾氣的排放方面,德國有關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城市街道上的環保廣告隨處可見,呼籲人們減少使用私人汽車,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電視節目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公益廣告:「為了我們的環境,請您改乘公交車!」在交通路口豎著的大牌子上,寫著「當紅燈亮起時,請您關掉汽車發動機」的標語。德國城市近10年來空氣中的有害物質大幅度下降,萊茵河水日漸變清。
德國國土面積37萬平方公里,有8000萬居民,人口高度密集。德國大部分地區屬典型的海洋性氣候,類似上海。德國是有名的「綠色國度」,境內湖光山色,非常迷人,其環境保護著稱於世。南部是阿爾卑斯山和森林。有西門子公司,賓士汽車公司,寶馬汽車公司等世界大公司。著名的啤酒節每年在慕尼黑舉行。中部丘陵,有著名的魯爾區,法蘭克福機場是歐州大陸最大的機場,北部平原,有漢堡港和大眾汽車公司等。 從德國北部到南部,從工礦到鄉村,所經之處景色迷人,空氣清新。連綿不斷的森林,開闊的草地,無污染的風力發電大風車以及清澈流淌的河流,無不體現著由環境保護所帶來的祥和與恬靜。

以前的萊茵河污染嚴重

德國最大的環保非政府組織「自然保護聯盟」主席契普克告訴記者,德國 人的環保意識是通過慘痛教訓而逐漸形成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急於改變戰後落後面貌,積極發展經濟,忽視了環境保護。萊茵河沿岸企業把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河中,致使河流污染嚴重。有人形象地比喻,把照片底版扔到萊茵河裡都能顯影。柏林技術大學環保專家曲希勒教授談到,那時,在德國工業重地魯爾區,人們看不到蔚藍的天空,早晨穿的白汗衫到晚上就臟了。

到上世紀70年代初,德國發生了一連串環境污染的災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幅增加,水域中的生物急劇減少,垃圾堆放場周圍的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自然環境受到破壞,民眾深 受其害。環境災難使政府和民眾都認識到,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湖泊和河流不可能無限度地向人類提供資源。因此,人們更多地關注生活質量,而不是生活水平。環境保護成了最緊迫的問題。這一切促使聯邦政府不得不耗費巨資治理環境。當時流行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為環境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

德國現在擁有世界上最完備、最詳細的環保法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當時的西德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環 境保護方面的法律和法規。《垃圾處理法》是德國的第一部環境保護法。90年代初,德國議會將保護環境的內容寫入修改後的《基本法》。在《基本法》20條A款中這樣寫道:「國家應該本著對後代負責的精神保護自然的生存基礎條件。」這一條款對德國整個政治領域產生了很大影響。目前,全德國聯邦和各州的環境法律、法規有8000部,除此之外,還實施歐盟的約400個相關法規。從1972年通過的第一部環保法至今,德國已擁有世界上最完備、最詳細的環境保護法。

德國政府、16個州和各個縣政府都設有官方的環保機構,另外,德國還 有很多跨地區的環保研究機構。德國政府重視環保並且作了大量的工作。聯邦政府每年的環保貸款達到近百億歐元(1歐元約合人民幣10.8元),企業每年的環保投資在30億至40億歐元之間,德國因此已形成一個有近百萬人就業的環保產業,每年環保產品的出口居世界前列。

德國還設立了環保警察。記者采訪了一位環保警察,他談到,德國環保警察隸屬聯邦內政部。每名環保警察都要經過一年半的專業訓練。環保警察的任務是:發現環境污染時,立即採取補救行動。從化學毒素外泄到不衛生食品的銷售,都在他們的管轄范圍之內。環保警察行動迅 速,他們通過巡邏和使用遙測工具檢查環境的污染情況,一旦發現環境污染的現象,立即採取有效的手段,把污染控制在最小范圍內。任何一條小溪泛起泡沫,環保警察都會前往取樣;凡是已經立法的環保事項,警察在其轄區內一概嚴格執法,比如魚類死亡、垃圾箱冒煙、廢油滲漏或廢氣聚集成霧等,都屬於禁令之列。

德國人把保護環境視為僅次於就業的國內第二大問題

據最近聯邦環保部公布的民意 調查顯示,85%的人把環保問題視為僅次於就業的國內第二大問題,75%的人希望德國應該在環境政策上繼續維持在歐盟的領先地位。

2002年德國大選期間,社民黨在過去執政的幾年裡沒有搞好經濟,使德國經濟陷入困境。當時的民調顯示,社民黨再次執政的希望渺茫。這時,一場洪水襲擊了德國好幾座城市,總理施羅德抓住時機,大講環境保護的重要,並採取了很多環保措施,頗得民心,因此得以順利連任。近年來,以環境保護為綱領的德國綠黨人氣上升,在地方選舉中連連獲勝。綠黨領袖、外長菲舍爾被德國人視為最受喜愛的政治家,原因之 一就是菲舍爾長期騎自行車上下班、不吃肉食的環保形象贏得人們的好感。

德國人的環保意識經歷了從被動環保轉變為個人自覺的過程。垃圾分類最能體現德國人的環保意識。接受記者采訪的曲希勒教授同時也是柏林技術大學農業系主任,他在自家小院建立了生物循環系統,自己處理垃圾,把生物垃圾製成肥料種花,用太陽能發電,用沼氣作燃料。

應該說,垃圾分類帶給居民許多麻煩,特別是住在高樓的住戶,他們要將十幾種垃圾分別送 到樓下的分類垃圾箱中,倒一次垃圾可能要上下樓跑好幾趟。記者的一位德國鄰居不但自己認真執行垃圾分類的規定,還自覺監督別人。如果他發現有人把垃圾扔錯了地方,就會一一撿出來重新投放。

記者經常出差,在德國許多旅館的衛生間里都貼有一行醒目的提示語:「親愛的客人,環境保護從點滴做起,為了節約能源,減少毛巾的更換次數,您是否可以重復使用毛巾?」在德國城市街道上,環保廣告隨處可見。柏林有許多廣告呼籲人們減少使用私車。柏林一位市政官員曾問記者:你是否注意到,德國城市道路都很窄,一般只有兩道。這是因為德國市政 建設首先考慮的是環保因素,而不是考慮讓公路適應不斷增加的車輛。很多德國大城市有意把道路建得越來越窄,讓有私車的人找不到停車位,使他們重新考慮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全德國有90多家汽車共享協會,擁有會員近7萬人。一輛共享的汽車可取代6—10輛私人汽車。

在德國,再生紙的使用比較普及,從學生用的練習本到商店售貨員用的收據紙,從信封、郵票到各種報紙雜志,從餐館的餐巾紙到廁所里的衛生紙,隨處可見。這些紙沒有經過漂白處理,因為造紙行業對環境的污染有相當部分來自漂白過程。同時,再生紙還有不少好處,它不 含任何致敏、致癌物質或色彩原料等。據統計,2003年,德國再生紙的使用率達到了60%。

在德國,凡去超市購物的人大多會自帶購物袋。如果要使用店家提供的塑料購物袋,就要多支付至少0.25歐元,而0.25歐元在超市可以買到5個雞蛋。德國雖然森林成片,但很少有賣火柴的。當地人認為,德國樹木「不是很多」,做火柴的成本太高,不利於環保。

兩百萬人從事環保事業 < P style="MARGIN: 6px 3px 0px; TEXT-INDENT: 30px">德國環保達到今天這樣的水平,環保組織功不可沒。德國有上千個環保組織,人員達200萬左右。比如,記者采訪的「自然保護聯盟」有105年的歷史,擁有成員約40萬人。該組織每年的經費1800萬歐元,其中,1200萬歐元來自成員交納的會費,另外還有一定數量的捐贈和罰款收入。「自然保護聯盟」90%以上的成員都是義務兼職人員,他們每人每年要交納28歐元的會費,卻無償為環保事業做著大量工作。「自然保護聯盟」主席契普克談到,這些義務環保人員非常活躍,常常到處舉行宣傳活動,希望能將每一個關注環境問題的男女老少變為辛勤 播撒環保種子的人。

記者在這個組織出版的雜志中看到一則關於「無包裝」藝術表演團的報道。這個藝術團的節目旨在向人們介紹如何減少垃圾的數量。他們的表演形式深受孩子的歡迎,於是,劇團就把演出對象定位在孩子的身上,有些節目還讓孩子們參與其中。通過這樣的演出,孩子們了解了環保的重要性,同時還掌握了許多環保知識。

孩子一上學,就領到一冊環保記事本

如果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政府是通過法律等強硬手段推動了環保工作的啟動,那麼,現在德國更多的是通過宣傳教育使人們認識到環保的重要性。德國的環保教育從幼兒就開始進行。德國有關幼兒教育的法規規定,幼兒園要把教導兒童維護自己以及周圍環境的衛生作為一項重要內容。

德國一年級的小學生剛到學校報到時,會領到一冊環保記事本,用於孩子記述自己的環保活動。環保記事本的設計精心別致,每一頁左上角都印有精美的風光照片。編者告訴孩子 :要熱愛大自然,自覺維護環境。據說,德國有370多個森林幼兒園,即在森林中搭建簡易住房,讓孩子生活在大自然中,從小認識大自然的奇跡,同時了解到自己有保護大自然的責任。

在德國學生的自然常識課程里,對學生進行自然和環境保護的教育內容很具體、直接,教學內容也相對較多。記者從鄰居家的孩子那裡了解到,他們在上動物常識課《家鄉冬季的鳥》時,老師就帶他們去附近的森林裡,了解鳥類在冬季的生活特點,鳥類在冬季尋找食物的困難等等,並要求學生帶上一些堅果、麵包等食物喂鳥。

正因為有了幾十年的依法治理,全民共同參與環保運動的實踐,從小培養孩子的環保意識,德國才有了今天美麗的景色。

Ⅵ 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環境治理差距到底有多大

用什麼單位衡量差距呢?這就是差距!因為中國無法用標准判斷技術事實.

Ⅶ 在德國生活比在中國生活好還是不好,哪裡好哪裡不好比如政治啊環境之類的相比。

德國環境 福利好 但是要知道的是 天下沒有免費的晚餐 德國的消費水平是全回世界最高之一 很多額外的錢答都用來買環境治理了 還有就是德國人比較嚴謹 刻板 當然 這是我個人感覺 也不能代表所有德國人的真實性格

Ⅷ 德國在平時是怎麼保護環境

德國二戰後,只要是稱為人才的人,超過200萬,都被運往美國;凡是叫專機器的,都被運往前蘇聯;屬整個德國一片廢墟,沒有任何的政府管理、沒有任何的經濟和生活來源、電力供應,可是在極度貧困和寒冷中,沒有一個人去山上砍伐樹木用來取暖!!直到今天,德國空氣的優良,就賴於當年沒被砍伐的森林!!!大家想想,這種事情如果是在中國會怎樣???
同樣是在德國,一家人家院子里的樹因蟲蛀搖搖欲墜,主人拿了鋸子要修整,他的鄰居在窗口看到後,馬上向當地有關部門報告,五分鍾內有關部門趕到,制止樹主行為。然後請植物研究人員進行勘查,以確定該樹的情況,確定確需砍伐,相關部門給樹主開出砍伐單據,樹主繳納砍伐、運輸、衛生、處理等等相關費用後,由有關部門砍伐運走,才算是按章完工;如若就是需要砍伐而沒報告,樹主除了一分不少的繳納相關費用外,還要繳納巨額罰款和因違法而受到的行政甚至刑事處罰!

Ⅸ 中國與德國:誰的自然環境更好

這題目太大了,也太泛泛了,根本就沒法說。
就好像你問,火星好還是木星好?你讓人怎專么回答你?
中國屬與德國,自然環境都挺好的,誰更好?看你用什麼做標准了。
中國更大,跨越經度和緯度更多,漂亮的風景更多,有繁華的城市,也有荒蕪的沙漠,你說這些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Ⅹ 中國和其他國家採取了哪些保護環境的措施

中國將節能減排列入"十一五規劃",關停重污染業,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綠色產業。制定最嚴環境保護法,為環境保護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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