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

Ⅰ 肯尼思·華爾茲的主要著作

《人、國家與戰爭》（）、《對外政策和民主政治》（1967）、《國際政治的沖突》（1971）、《國際政治理論》（1979）、《使用武力》（1983）和《核武器的擴散：一場辯論》（1995）等。
華爾茲還撰寫了許多有影響的論文，如《政治哲學與國際關系研究》（1959）、《康德、自由主義和戰爭》（1962）、《兩極世界的穩定》（1964）、《和平政治學》（1967）、《國家相互依存的神話》（1970）、《國際關系理論》（1975）、《相互依存的理論與實踐》（1979）、《和平、穩定與均勢》（1988）、《現實主義思想與新現實主義理論》（1990）、《新世界秩序》（1993）、《國際政治的新結構》（1993）、《國際政治不是對外政策》（1996）和《評估理論》（1997）。
集中體現華爾茲傳統主義觀點的是《人、國家與戰爭》。華爾茲於1959年出版的《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是在他的博士論文《人、國家與國家系統一關於戰爭根源的理論》基礎上寫成的，這是一部關於國際沖突～戰爭的理論性相當強的專著。作者圍繞「戰爭的主要根源是什麼」這個核心問題，提出了著名的關於戰爭根源的三個概念：人的本性和行為；國家內部結構問題；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華爾茲進而指出，當今世界上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找出國際沖突一戰爭的根源，然後有的放矢地加以醫治和防止」。
華爾茲在理論上最突出的貢獻，還是其在197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該書是當今國際政治研究領域影響最大，也是被徵引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Ⅱ 國際關系學微觀分析層面

一、層次分析法的起源
一般認為，層次分析法起源於國際關系理論史上的「行為主義革命」。[①] 20世紀50年代，「行為主義學派」逐步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引入國際關系研究領域, 倡導採用科學方法從事國際關系研究，將國際關系研究改造成為一門嚴謹的、實證的學科。雖然國際關系學界對「行為主義學派」的主要觀點仍存在爭議，但對「行為主義革命」在國際關系研究方法改進方面的貢獻則一致肯定。「行為主義學派」對國際關系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層次分析法，倡導在研究中辨別和區分不同類型的變數,以便在不同的變數間建立可供驗證的關系假設。[②]
學界普遍認為，與「行為主義學派」有著密切聯系的美國國際政治學家肯尼思·華爾茲首次在國際關系中明確地、系統地使用了層次分析法。1959年，肯尼思·華爾茲在《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一書中論述了戰爭發生原因的三個著名「意象」：個人、國家和國際體系，其實就是國際關系的三個分析層次。華爾茲認為，雖然國際戰爭的發生與作為決策者的個人和作為主要行為體的國家有直接關系，但國際體系的特徵對於戰爭的爆發也有著重要的深層的影響。華爾茲的結論是：若想獲得有關戰爭起源的正確認識,研究者不僅要同時注意到三種意象的作用,而且更要將這三種意象作為獨立的因素來進行考察；不同的層次涉及不同的問題，只有把三個層次的分析結合起來，才能對國際關系有比較完整的認識。[③] 華爾茲的三個意象說或三個層次說，開創了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層次分析方法。
另一位美國「行為主義」國際政治學家戴維·辛格，首次將層次分析法專門作為一種國際關系學研究方法論提出來，並加以討論。1961年，戴維·辛格在《國際關系中的層次分析問題》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層次分析法是研究國際關系的重要方法，將注意力集中到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兩個層面上。戴維·辛格根據國際政治理論模式的「描述、解釋、預測」這三項基本功能，對「體系層次理論」和「國家層次理論」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作用進行了詳細考察，認為國際系統是最全面、最具綜合特徵的層次,使研究人員能夠從宏觀上把握國際關系的規律；國家則是微觀層次,可以使研究人員分析國家政策和行為的細節。在這個基礎上，戴維·辛格得出了兩個結論：兩個層次的理論都有各自的優勢和缺陷，研究者可根據不同的需要來選擇不同的分析層次；兩個層次的理論不能相互混淆。[④] 戴維·辛格將層次分析作為國際關系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問題系統地提出來，引起了國際關系研究人員對層次的自覺和重視。
此後，國際關系學界越來越注重層次分析方法的完善和使用，分析層次越來越系統，越來越細化。沿著肯尼思·華爾茲和戴維·辛格之路走下去的有詹姆斯·羅斯諾以及布魯斯·拉西特和哈維·斯塔爾。詹姆斯•羅斯諾提出了從微觀到宏觀的五個分析層次變數：即個人、角色、政府、社會、國際系統。[⑤] 布魯斯•拉西特和哈維•斯塔爾發展了羅斯諾的層次體系，提出了從宏觀到微觀的六個層次變數，即世界系統、國際關系、國內社會、國家政府、決策者角色、決策者個人。世界系統指國際行為體所處的世界環境，如國際系統結構和進程、世界科學發展水平等；國際關系指國際行為體之間的關系；國內社會指決策者所處的國內社會環境，如社會的富裕程度、利益集團的行為特徵、社會成員的素質等；國家政府指決策者所在政府的性質和結構，如國家政治制度和政府機構的安排等；決策者角色指決策者的職務；決策者個人指決策者的性格、價值觀念等純屬個人的因素。這六個層次涵蓋了國際關系的主要方面，使研究分工更加具體、分析更加細致、研究體系也更加完整。[⑥]
總之，上述學者有關層次分析的理論正式確立了層次分析法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從而對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成熟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可以說，層次分析法為現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一個結構框架，以此為基礎衍生了大量而豐富的國際關系理論。
二、層次分析法的流變
華爾茲繼明確提出國際關系研究的三個層次之後,開始完全拋開個人層次和國家層次,把研究重點定位於國際體系層次，著手建構他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1979年，華爾茲的奠基之作《國際政治理論》問世,標志著以確立國際系統結構為國家行為主要原因的結構現實主義（亦即新現實主義）的誕生。其後，國家層次和個人層次被剝離出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領域，國際體系層次的理論一枝獨大，最終成為國際關系學的主流理論。
華爾茲的體系理論（結構現實主義）建立在對傳統理論批判的基礎上。他認為之前自稱為「體系理論」的理論根本就不是體系理論，在這些論述中，國際體系因素與國家層面的因素混雜在一起，難以形成真正的科學理論體系。在他看來，關注個人或國家層次的原因並以此來解釋國際政治事件,是還原主義理論（亦即單元理論）,其實質是通過研究個體組成部分來理解整體；而從國際層次來解釋國家行為的原因,則是體系理論。華爾茲體系理論的兩個關鍵要素是體系結構和互動單元，國際體系結構指的就是國際體系中主要大國之間的實力分配格局，而單元實際上是指在體系中互動著的國家。華爾茲體系理論以結構作為體系層次的獨立變數, 將體系結構同單元層次變數明確地區分開，其核心假設是體系結構決定單元互動。[⑦] 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體系理論將體系分析推向了高潮，在現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中長期占據重要地位。自此之後，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的主要理論突破大都是體系層次的研究成果。當今國際關系學界的三種主流理論 — 結構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溫和建構主義都是體系理論，都借用了華爾茲的思路。[⑧] 這些理論都忽略了國內層次的次國家行為體,加劇了國內政治退出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傾向。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冷戰的結束,風靡一時的結構現實主義遭遇重大的理論困境，出現了國際關系研究層次回落的新現象，即從傳統的體系層次向單元層次轉移。國際關系研究層次回落現象的出現，源於國際關系現實的變化和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的要求。[⑨] 由於高度緊張的冷戰二元結構崩潰,以相互依賴為特徵的全球化進程逐步加快,民主化浪潮興起,使得當今世界不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而是一種更多層次、更多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關系, 國際關系現實的變化促使人們重新重視國內因素的影響。[⑩] 體系理論有關國家的假定抽象掉了單元屬性的多樣性,忽略了影響國際關系的關鍵方面 — 國內政治,將復雜的國際關系現實過於簡化,丟掉了經典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豐富與復雜的內涵,限制了人們對國際關系現實的理解。[11] 因此，學者們開始全面反思體系層次的結構理論所存在的固有缺陷，特別是過度簡化國家單元層次的變數的缺陷，對結構現實主義進行必要的改進和糾正,涌現出了各種新趨勢和分支理論。這里主要簡介其中的三種，即現實主義的反思：從國際層次到國內層次的回落；自由主義的挑戰：從國際制度到國內偏好的轉向；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的導入：向國際國內層次互動的跨層次研究的回歸。
20世紀90年代,國際關系理論爭論中一個令人關注的現象就是現實主義內部的爭論,這些爭論產生了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以及新古典現實主義等等現實主義的分支理論。在這三種主要理論中,除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繼續強化結構現實主義關於國家的假定外，防禦性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都試圖從單元內層次(即國家內部)來考察國際行為規律的根源。[12] 防禦性現實主義主張,應把相關的國內因素納入到國際關系理論之中,以改進新現實主義，並主要依靠國內因素對國際事件做出解釋。新古典現實主義力圖復興以摩根索為代表的古典現實主義,將關注焦點回落到單元層次,重點考察作為體系壓力與國際行為之間中介變數的國內政治如何發揮作用,將「第一意象」(決策者)、「第二意象」(國內結構)和「第三意象」(國際體系)結合起來,以此更加全面地探討國家的國際行為。[13] 自由主義大致可以分為四個理論分支,即制度自由主義、商業自由主義、共和自由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除了制度自由主義外,其餘三支都強調,國家與國內和跨國社會的關系影響甚至決定著國家的偏好,從而塑造了國家在世界政治中的行為。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是擁有不同利益取向社會行為體的代表機構,發揮著傳送帶的作用,將個體和集團的偏好和權力轉化為國家政策。因此,國家的性質以及社會利益集團才是國家國際行為的決定性因素。國家行為的改變源於國家本身偏好的改變,而不是國際環境的改變。[14] 20世紀90年代以後,學界也跨越國際關系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的界限,尋求一種更具綜合性的解釋框架，國際國內層次互動的跨層次研究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新趨勢。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單元更加多元化,不僅徹底放棄了以國家為中心的理論範式,而且試圖打通長期分離的國際與國內研究的界限,以便在體系層次與單元層次之間構架一座橋梁。跨層次分析主要圍繞兩種模式展開，一種研究模式強調國內政治如何作為國際體系與國家行為之間的中間變數；另一種則強調國內-國際政治互動的同時性, 以及這種互動如何塑造了國家的行為方式。[15]
總之，從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來看,研究層次在理論研究中經歷了上升與回落兩個階段。所謂的研究層次的上升就是研究層次從單元、互動等層次分離，上升到結構層次的過程,而回落則正與之相反。[16] 可以說，國際關系研究層次的上升與回落構成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主要流變脈絡。需要指出的是，國際關系研究層次的回落並非對傳統體系層次的結構理論的拋棄，而是對其固有缺陷的反思、糾正和超越，是將被「遺忘」了的單元層次「找回來」，重新整合到體系理論之中,進行全面的綜合研究。
三、層次劃分的內涵和應用
國際關系研究層次的上升與回落清楚地表明，國際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的綜合體系，不能單從一個層面去研究，而必須進行多層面的綜合研究。
然而，自從層次分析問世以來，雖然層次分析的運用范圍不斷擴大，但國際關系學界在究竟存在多少層次和哪些層次的問題上長期存在嚴重分歧。加拿大學者威廉•莫爾和英國學者巴里·布贊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分歧，是由於存在著兩種不同概念上的層次劃分。一種是本體論上的層次劃分，即以不同的「研究對象」來劃分，認為層次關乎不同的「分析單元」，不同的層次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對象」所處的位置。另一種是認識論上的層次劃分，即以不同的「解釋來源」來劃分，認為層次是關於「解釋了一個特定單元的行為的那些變數類型」，不同的層次代表了不同的「解釋來源」所處的位置。[17] 這里，我們不想介入有關層次概念的繁雜而瑣細的爭論，只是想指出，上述兩種不同概念上的層次劃分可以綜合起來，組合成一個矩陣，在這個矩陣內每一個分析單元原則上包括所有的解釋來源或類型。[18]
盡管人們對層次概念的界定有爭議，盡管層次分析的運用范圍不斷拓展和深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所有的層次分析都脫不開肯尼思·華爾茲提出的三個「意象」的層次框架：個人層次、國家層次和國際體系層次。不同的是，有些簡化了這三個意象層次，有些細化了這三個意象層次。如戴維·辛格將三個意象層次簡化為國際體系和民族國家兩個意象層次；詹姆斯•羅斯諾將第一意象層次細化為個人和角色，將第二意象層次細化為政府和社會，從而使三個意象層次細化為五個意象層次；布魯斯•拉西特和哈維•斯塔爾進一步將第三意象層次細化為世界系統和國際關系，從而使三個意象層次細化為六個意象層次；此外，還有些加進了結構、進程、互動等解釋來源層次。
下面就層次分析法三個意象層次的內涵及應用做一簡要論述。所謂層次分析，根據西方國際關系學的解釋，是指將影響國家行為的各種因素進行分類，以幫助人們確定該如何去尋求國際關系問題的答案。[19] 層次分析法的主要作用就是通過層次的劃分，把復雜的國際關系現象分解成幾個相對容易界定的變數，然後再根據各個變數的發展變化，去揭示各種國際關系現象發生的原因和變化的規律。從本質上說，層次分析法旨在幫助研究人員辨明變數,並在兩個或多個變數之間建立起可供驗證的關系假設。在這種假設關系中,層次因素是自變數,是原因；所要解釋的某一行為或國際事件是應變數（因變數）,是結果。也就是說,層次分析法假定某一個層次或某幾個層次上的因素會導致某種國際事件或國際行為。[20] 換言之，某種國際事件或國際行為的發生可以從某一個層次或某幾個層次上進行考察。實際上，層次分析法的三個意象層次為研究國際事件或國際行為提供了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全方位的考察視角和維度。
第一意象層次（即決策者個人層次）是微觀層次，探討國家領導人在國際事件或國際行為中界定和追求國家外交政策目標時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也就是說，探討最高領導人的決策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決策者個人因素可以從兩大方面來考察，即決策者角色和決策者個人。決策者角色指的是決策者在政府中扮演的政治角色，也就是擔任的政治職務，主要包括這一政治角色在決策層中所處的位置和所具有的權威等對決策的影響。決策者個人指的是決策者作為獨特個體的因素，主要包括決策者的個人經歷（社會歷史背景）、信仰體系（思想傾向、價值觀念）、人格個性、領導風格（工作作風）等對決策的影響。
第二意象層次（即國家內部層次）是中觀層次，探討國家在國際事件或國際行為中的作用，也就是說，探討民族國家在國際關系中起影響作用的因素。民族國家因素也可以從兩大方面來考察，即國家政府和國內社會。國家政府指決策者所在國家政府的性質和結構，主要包括政治體制（政治制度）、政府形式、政黨制度、決策機制、官僚體制等因素。國內社會指決策者所處的國內社會環境，主要包括歷史傳統、文化傳統、社會團體、利益集團、公共輿論、意識形態、經濟形勢等因素。
第三意象層次（即國際體系層次）是宏觀層次，探討在民族國家「之上」或「之外」的外部國際環境因素如何對國家的行為產生影響，也就是說，探討國際行為體所構成的國際體系的影響。國際體系因素也可以從兩大方面來考察，即世界系統和國際關系。世界系統指國際行為體所處的世界環境，主要包括國際系統結構（世界格局）、國際系統進程（國家間力量對比變化）等因素。國際關系指國際行為體之間的關系，主要包括相關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互動等因素。
關於層次分析法的具體應用，有兩個問題需要明確：一個是層次分析法的應用途徑；另一個是各個不同層次之間的相互關系。一般而言，層次分析法可以有兩種使用方法，或者兩種應用途徑：第一種是分別考察三個層次的變數與某一國際行為或國際事件的關系；第二種是集中考察某個層次的變數與某一國際行為或國際事件的關系。在第一種方法中，可列出以下回歸方程: Y = a + b1 X1 + b2 X2 + b3 X3。其中：Y為某國際事件或行為，X1、X2、X3分別為國際系統層次、國家內部層次、決策者個人層次因素，b1、b2、b3為回歸系數。在這個方程中，事件Y是x1、x2、x3的函數,即系統層次、國家層次和決策者個人因素是原因,事件Y是結果。還可以進一步通過觀察,利用定量或定性分析的方法,確定並比較回歸系數b1、b2、b3的大小,從而發現這三個層次上的因素分別對於事件Y所產生影響的大小。在第二種方法中，可列出以下回歸方程:Y = a + b1X1。其中: Y為某一國際事件或行為，X1為國際系統層次（或國家內部層次、或個人層次）變數，X1為回歸系數。通常，一個層次可能有多個變數,這個層次上的研究對象也可能是多個變數之間的關系，而不僅僅限於兩個變數之間的關系。所以,對於一個層次上多個自變數的研究可以用下列多元回歸方程來表示:Y = a + b111 X111 + b1.2X1.2 + ⋯⋯+ b1.nX1.n。其中:Y為某一國際事件或行為，X1.1,X1.2,⋯⋯X1.n為某一給定層次上的有關諸變數，b1.1,b1.2,b1.n為回歸系數。[21] 層次分析的這兩種用法並沒有什麼實質性區別,至於究竟採用哪種用法則取決於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研究課題。
關於各個不同層次之間的相互關系，需要注意兩點。一、由於不同的層次間本質上存在著密切聯系,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中雖然可以突出某個層次變數的重要作用,但是,任何研究者都不能完全忽視其他層次變數的影響。華爾茲在討論三個意象間的關系時曾指出:「所有三個意象渾然成為一個整體。個人、國家、國際體系在努力理解國際關系中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一個分析家,無論他怎樣重視一個基本意象,也很少會忽視其他兩個基本意象。而且,過於強調一種基本意象也會歪曲人們對其他兩種基本意象的理解」。[22] 對於國際關系研究來說,無論某個層次的變數如何重要,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地排斥其他層次變數的影響,因為國際關系中的行為或事件往往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對三個不同層面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分析的層面不同，所得出的結論就可能不同。事實上，對於復雜的國際關系事件，不結合多個層面進行分析，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只有把三個層次的分析結合起來，才能對事件做出較為全面的解釋，才能對國際關系有比較完整的認識。三個分析層次的許多理論看似相互競爭，本質上是互補的，只有同時進行三個層次的綜合系統分析，才有可能得出一個較為全面何准確的解釋。
因此，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三個意象層次分析法不僅有助於將復雜的國際關系分解成三個明確的層次，避免把國際系統、國家和個人因素混雜交織在一起（就像摩根索的巨著《國家間的政治:為權力與和平的斗爭》那樣）, 使國際關系研究更加清晰化明朗化，而且也有助於避免片面強調某個層次而忽視其他層次，使國際關系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二、雖然三個層次的變數都是國際行為發生的必要條件，缺少任何一個條件，國際行為都不會發生。但是，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必要條件都同等重要，所有的層次都等量齊觀，所有的變數都發揮了同等作用。在三個層次變數的作用中，必然有輕重之別，大小之分。其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的變數，往往決定和代表國際關系事件的本質和特徵。
總之，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三個意象層次分析法不僅有助於將復雜的國際關系現象分解成三個明晰的層次，避免把國際系統、國家和個人因素混雜交織在一起, 使國際關系問題研究更加清晰化明朗化，而且也有助於避免片面強調某個層次而忽視其他層次，使國際關系問題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同時也有助於辨明發揮重大作用的變數，揭示國際關系問題的本質和特徵。

Ⅲ 肯尼思.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電子版

http://alexzpw.blogchina.com/

我看過,只是忘了,不知道在上面的網站是否能找到,希望能幫助你,

再不就是這個,http://www.siis.org.cn/web/forumpdf/0403/20Ê

Ⅳ 肯尼斯.華爾茲的全球治理理論主要觀點及內容

首先聲明一下，華爾茲的全球化治理論就是關於全球化問題的，基本觀點一共包括十點，除版了樓上的那五點之外還權有以下幾點：6全球化不僅僅是一種現實的反映，而且也是一種未來的預測，7全球化並不完全是全球的，主要是地球南北關系中的北方，8 20世紀是民族國家的世紀21世紀也是，這是全球化治理條件下的出發點，9過去的時代里是『『強者消滅弱者』』，現在的經濟全球化時代里是『『快者為王慢者為敗』』10在全球化條件下進行治理，相互依存再次與和平聯系在一起，而和平又日益與民主聯系在一起。

Ⅳ 為什麼沒有國際政治理論 讀後感

本書共分9章。第一章闡述了理論究竟是什麼，以及演繹理論較之歸納理論的優點。第二、三、四章批評了還原主義方法為什麼不能夠解釋國際政治結果，第五章闡明政治結構是如何產生的，第六章考察了無政府狀態的特性以及國家在系統中預期的可能變化，第七、八、九章則對國際政治的結構理論進行檢驗，這三章比較了不同的國際系統，並對系統結構發生變化時，行為與結果會有什麼樣的差異進行了闡述。按照作者所言，本書試圖解決三個問題。第一，試圖對已有的重要國際政治理論進行批判性考察;第二，力圖建立一種新的國際政治理論;第三，對新建立的理論進行檢驗。
讀過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後的一些感想
探析單元屬性、動機及互動對結構的影響
華爾茲在定義系統結構時，抽象掉了單元屬性把國家可能有什麼樣的政治領袖、社會和經濟制度及意識形態信仰等因素拋開，且認為結構的決定因素只是S•F•納達爾所指出的聯系的一個方面，即單元在彼此的聯系中所處的地位(即如何排列和定位)，而忽視了單元的互動。但我認為，盡管結構是根據單元的排列方式來加以定義的，並且結構是隨著單元排列方式的改變而改變的，然而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單元排列方式的形成存在及變動有其本身單元層次的原因，就是被華爾茲在定義結構時忽略掉的單元的屬性、動機及單元之間的互動。本文就單元的屬性、動機及互動是如何影響單元的排列方式進而影響結構的存在及變動這一問題發表以下幾點認識。
http://www.oh100.com/a/201202/60628.html
1盡管結構從表面看只是由單元的排列方式決定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視造成這種排列方式的原因，這時我們就不能不提到單元的性質、動機及相互之間的互動。
例如冷戰期間的兩極體系，美蘇成為世界的兩極，這已是既定事實。鑒於這一事實，我們必須承認美蘇這兩個單元呈現的這種特殊的排列方式而造成了兩極結構。但是美蘇是如何崛起成為兩極的問題，是不可迴避的，也是解釋兩極格局如何形成不可缺少的。當然一種結構的形成及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個量變的過程，期間單元屬性、行為及互動就顯現出巨大的解釋力。美蘇成為兩極始於二戰後，二戰也就成了它的直接原因，那麼二戰是如何爆發的這一問題就應被解釋。二戰爆發的原因錯綜復雜，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興崛起的德日法西斯鑒於國家利益的考慮而同老牌的殖民帝國爭奪勢力范圍的戰爭，國家利益、國家動機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視。當然其中希特勒的個人因素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單元中政治領袖的作用，而日本天皇之強大動員能力也源於大和民族中軍國主義傳統和民族性格，在二戰迫在眉睫之際，英法居然還要對德國實行綏靖政策，這其中有反共-產主義蘇聯的意識形態在作怪，而二戰後，美蘇為何由戰時盟友反目成仇而成為戰後對手，一方面是由於共同敵人法西斯的消亡，共同利益消失而導致合作的根基動搖，而另一方面，也與美蘇兩國國內各自的相互敵視的意識形態斗陣有關。
2華爾茲認為在單元排列方式發生變動時，結構會隨之變動。但是單元的排列方式為什麼會變動、在什麼情況下才會變動，這就很自然的歸因於單元層次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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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冷戰期間的兩極格局如此穩固而沒有被打破，美蘇兩大國也沒有發生直接的正面沖突。有人認為冷戰期間的和平源於水晶球效應，即核恐怖下的和平，各國都看到了一旦核戰爭爆發將沒有勝利者，只能是同歸於盡，因此各方只能剋制保持和平。但是這一核恐怖下的和平本身就是單元互動的結果，核武器的產生時源於單元間的互動，即國家間的戰爭，武器一是為了鞏固國防，二是為了打贏戰爭，戰爭的擴大導致武器的升級，美國為了減少傷亡和早日結束戰爭，而發明運用核武器，而日本長崎和廣島遭到核武器打擊之後的慘象，給這一水晶球提供了第一張恐怖畫面。
再如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假設這一危機是通過武力方式解決的，帶給人類的將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果可能是美勝蘇敗、美敗蘇勝或者是兩敗俱傷，總之這場戰爭必定會造成美蘇勢力的消長進而改變兩極格局。但很幸運這一危機得到了和平化解，其中起作用的不僅僅是各國關於國際利益的考慮和上文提到的水晶球效應，還有在戰爭一觸即發之計，兩國領導人的理性決策，這其中兩國領導人的個人作用就不得不被人重視。
3結構的靜態表現是相對的、暫時的，而結構的動態特徵則是絕對的、永恆的，這無不與單元性質動機的變動和單元互動的展開有關。
從宏觀的層面去看結構的變動和更迭是比較明顯的，歷史經歷了羅馬治下的和平、英國治下的和平、美國治下的和平。權力的轉移，霸權國家的變動，及主要單元排列方式的變動無疑會引起結構的變動。如西方比較公認的霸權國家，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荷蘭，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英國及20世紀的美國，這些霸權國的交替出現都導致了國際結構的變動，但是它們的崛起到稱霸確是以單元層次的各種因素為基礎的。

Ⅵ 國際勢力均衡論是誰 在什麼時候 在哪本書（文章）里提出

又稱均勢論。研究國際現實中勢力均衡規律的理論。勢力均衡主要指在相互競爭的國家間，沒有一個國家或集團在力量對比上佔有優勢地位的暫時均衡狀態。實際上，在尋求這種暫時均衡狀態中，每個國家和集團都要力爭有利於自己的優勢，因此勢力均衡本身就是強權政治的主要原則。

首先闡述均勢理論的是 16世紀的 N.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該書認為在法國入侵前「義大利境內的各個不同權力正在某種程度內保持了平衡」。16世紀，歐洲開始普遍運用該理論處理國家關系。1713年簽訂的打破法國獨霸歐洲局面、確立近代歐洲格局的《烏得勒支條約》中，第一次出現了「勢力均衡」這個詞，18～19世紀是均勢論的全盛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它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又逐漸流行。

國際現實中的勢力均衡有多種情況：①A、B兩國競爭出現的均勢。兩國都想取得力量上的優勢，從而使均勢只在兩種力量交替上升的動態中存在著。當 C國看到其中一國被削弱而使本國面臨強國的威脅時，即與弱國聯合，與強國形成平衡關系，這是簡單的均衡關系。②在有三個以上的大國或集團、其間又沒有固定的聯盟關系時，就可能產生一種多向平衡關系，即旋轉木馬式的平衡關系。這在18世紀的歐洲曾頻繁出現：在歐洲和海外存在著英國、法國、西班牙之間的平衡關系；在歐洲東北部存在著奧地利、俄羅斯、普魯士以及土耳其的平衡關系；法國和義大利還存在著從屬的平衡關系。這多種平衡關系彼此之間相互作用。當大國由於國際局勢的變化而造成利益的轉換時，其夥伴國也隨之變換。1718年英、法、奧聯盟反對西班牙；1725年西、奧聯盟反對英、法;1733年西、法聯盟反對奧;1740年英、奧聯盟反對法國和普魯士；1756年英國和普魯士聯盟反對法、奧。直到拿破崙戰爭時期才結束了這種多向平衡關系。1815年反法戰爭後瓜分歐洲疆域的維也納會議，在歐洲重新建立並加強了均衡體制，一直維持了近一個世紀之久。19世紀末德皇威廉二世改變了宰相 O.von俾斯麥一貫奉行的均勢政策，英、法成為主要競爭者，多向平衡又轉向簡單平衡，如法俄聯盟(1892)反對德、奧匈、意的三國聯盟；1936年柏林、羅馬軸心反對國際聯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對抗，由於它們具有核力量的相互超殺能力，西方稱這種危險均勢為"恐怖的平衡"。

均勢的實踐雖可求得一時的穩定，但只能反映國際關系中的表象，忽視了各國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客觀規律，忽視了它本身固有的不穩定性。競爭各方為預防失利都力爭優勢或有利的均勢，從而激起更高水平的戰略要求，其結果只能帶來不斷的沖突、戰亂。在實施均勢過程中，大國會要求「保護」某一或某些小國，也可能侵犯別國的利益。實際上均勢論已成為強權政治的理論。

Ⅶ 國際關系的國際關系理論範式（範式：理論群）

理論精要
主要行為體：國家，非政府團體，國際組織
對個人的觀點：基本上是善的；能夠彼此合作
對國家的觀點：不是自主行為體；具有多種利益
對國際體系的觀點：行為體之間相互依賴；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
對變革的看法：可能，受歡迎的進程
主要理論家：孟德斯鳩，康德，威爾遜，基歐漢，穆勒
思想淵源
格勞秀斯《戰爭與和平法》
洛克個人主義政治觀
亞當·斯密自由資本主義理論
康德世界和平理論
理想主義
理想主義可以被視為是第一個國際關系的理論。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浮現，主張通過成立全球性的協商治理機制以解決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狀態，克服國家在國際關繫上控制和限制戰爭的無能。早期的擁護者包括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威爾遜十四條綱領」）以及英國下院議員諾曼·安及爾（Norman Angell），安及爾主張國家互相合作才能獲得更多利益，而戰爭所帶來的毀滅註定是沒有益處的。不過自由主義的理論要直到被愛德華·霍列特·卡爾嘲笑為理想主義後才被定型。國際關系的自由主義往往被現實主義者嘲笑為烏托邦的幻想。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試圖更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他們同意新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是國際關系的主要參與者的理論，但仍認為非國家的參與者和國際組織也應該被認真看待。擁護者如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主張國家會在相對利益以外的事情上互相合作，也因此能出現互利的結果。在冷戰里對國際組織的依賴增加也使得新自由主義被稱為新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理論精要
主要行為體：國際體系，國家
對個人的觀點：追求權力；權力；敵對性
對國家的關系：追求權力；單一行為體；按照國家利益行事
對國際體系的觀點：無政府狀態；在均勢體系中實現相對穩定
對變革的看法：變革可能性小；緩慢的結構變遷
主要理論家：修昔底德，聖奧古斯丁，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摩根索，華爾茲，吉爾平，米爾斯海默
思想淵源
復雜現實主義：修昔底德
基礎現實主義：馬基雅維利
結構現實主義：霍布斯
憲政現實主義：盧梭

古典現實主義
早期的現實主義者如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主張國家都是自私的、追求利益的理性參與者；任何國家間的合作都只是意外造成的。其代表作《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是一部囊括國際關系研究諸多領域的系統工程，其研究領域之廣使後世研究者很難跨越。摩根索的現實主義六原則魅力經久不衰，至今仍指導著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的研究。愛德華·卡爾的《二十年危機》（ Twenty Years Crisis） 被視為現實主義的開山之作.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代表人物有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美國總統尼克松及其國家安全秘書基辛格。
新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學者肯尼思·華爾茲（又譯作沃爾茲）的著作《國際政治理論》被視為新現實主義流派的開山之作。沃爾茲本人將新現實主義稱為「結構現實主義」。在保持現實主義以經驗為依據的觀察上，國際關系是由互相對立的關系所組成的，新現實主義者指出這是國際系統的無政府架構造成的。他們拒絕解釋國家內部的特徵，主張國與國之間因為相對利益和平衡而不得不對抗權力的集中。與現實主義不同的是，新現實主義試圖採取科學和更為實證性的方式。
進攻性現實主義
學派代表人：約翰·米爾斯海默，其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被稱為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作。 理論精要
主要行為體：個人，集體認同
對個人的觀點：主要單位，尤其是精英
對國家的觀點：國家行為取決於精英信念、集體規范和社會身份
對國際體系的觀點：單獨國際結構什麼也解釋不了
對變革的看法：相信漸進的變革的可能性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試圖將一些後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和實體論前提與實證主義的理論結合。它的擁護者宣稱他們是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理論的綜合。社會構成主義專注於那些定義了國際系統的權力上，它的創始人—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指出無政府狀態便是由國家造成的，意味著國際架構並非只是限制在國家的行動上，事實上也包含了國家媒介的本體和利益所促成的行動。
不過，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兩派都提出了批評：後實證主義者主張專注於研究國家會造成其忽略了種族/階級/性別，使它成為另一個實證主義的理論。而（新）自由主義/現實主義的支持者則認為社會構成主義拋棄了太多的實證的假設，因此不能被視為實證主義的一種。 理論精要
主要行為體：社會階級、跨國精英、跨國公司
對個人的觀點：行為取決於經濟階層
對國家的觀點：國際資本主義結構的代言人和資產階級的執行代言人
對國際體系的觀點：高度分層；由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主導
對變革的看法：革命性的變革不可避免
主要理論家：馬克思，霍布森，列寧，普雷比什
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反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對於國家沖突或合作的觀點；相反的他們專注於經濟和物質上的觀點。他們假設經濟是高於其他一切問題的；強調階級是主要的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國際系統是結合了資本主義制度追求資本聚集的結果。也因此，殖民時期帶來了殖民地的原料，也帶來了控制的殖民地市場以供出口，而殖民地自治化帶來的則是新的依賴殖民國的形式。
馬克思主義的依賴理論主張，發達國家為了追求權力，藉由政治顧問、傳教士、專家和跨國企業滲透開發中國家將其融入資本主義體制內，以此佔用他們的自然資源，並使他們必須依賴發達國家。
馬克思的理論在美國較少受到注意，因為美國從來沒有一定規模的社會主義政黨存在過。但它在歐洲和其他地方較為常見。

Ⅷ 肯尼斯·華爾茲是國際關系理論領域的領軍人物,

B 歐共體成立1967年 北約華約成立為1949年和1955年，古巴導彈危機1962年，柏林牆修建1961年

Ⅸ 沃爾茲的沃爾茲（Kenneth Waltz），政治理論家

國際政治理論——結構現實主義（以新現實主義）的創始人，又翻內譯作肯尼思·華爾容茲。
沃爾茲認為，理論要想科學，就必須盡量減少變數。他把國際政治系統結構分為三個組成原則：系統的排列原則、單位的功能差異原則、系統中單位間實力分配原則。
沃爾茲認為，首先，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是不同的。在國內政治中，單位以等級方式組合。而在國際政治中，單位有主權平等的地位，排序原則是無政府秩序，因此他主張根據互動密度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當作兩個分立領域。其次，盡管各國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或體制上存在差異，但基本功能類似，即都履行同樣的職責，如徵收賦稅、推行對外政策等等。第三，即使一國國內發生政治分歧和沖突，也能在國內最終得到權威性解決。最後，從結構出發，國際體系結構嚴重限制了大國的行為，並迫使他們以相同的方式行動。

Ⅹ 國際政治理論的作者簡介

肯尼思·華爾茲，1924年6月生於美國密執安州安阿伯，1950年和195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分別獲得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校任教。曾擔任美國對外政策委員會委員、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等職，並榮獲「詹姆斯·麥迪遜政治科學傑出學術貢獻獎」。1994年退休，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系終身榮譽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人、國家與戰爭》（1959），《對外政策和民主政治》（1967），《國際政治理論》（1979）。其中《國際政治理論》一書自出版以來便被譽為「當代經典」，迄今為止是國際關系學界影響最大、引用率最高的著作。
信強，1975年北邯鄲人．200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兼職律師，同時兼任復旦大學外事處副處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助理。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政治、台灣問題，國際關系理論等。系中國和平與發展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及上海東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曾於2001年至2002年間赴美國美利堅大學作訪問研究，期間在美國國會眾議院實習工作近一年。專著《「半自主」國會與台灣問題：美國國會外交行為模式》被選入中央領導參考叢書目前已出版其他合著及譯著共計7部，並曾在Doshisha American STudies、《美國研究》、《歐洲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等日本、中國大陸及中國台灣、香港地區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