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治理國家

㈠ 柏拉圖為什麼要讓哲學王治理國家

認為哲學家睿智、聰慧、理性，不會暴政於民，切！這只是個夢想！

㈡ 老子道德經的道德哲學思想，可以用來治理國家嗎中國歷史上有哪些朝代最為成功過呢

老子:治大國如烹小鮮
最字怎麼說呢。
漢，唐

㈢ 柏拉圖為什麼要哲學王治理國家

柏拉圖(Plato，Πλατών，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也是整個西方文化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

柏拉圖和老師蘇格拉底，學生亞里士多德並稱為希臘三賢。他創造或發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圖思想、柏拉圖主義、柏拉圖式愛情等。柏拉圖的主要作品為對話錄，其中絕大部分都有蘇格拉底出場。但學術界普遍認為，其中的蘇格拉底形象並不完全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蘇格拉底。

柏拉圖的宇宙觀基本上是一種數學的宇宙觀。他設想宇宙開頭有兩種直角三角形，一種是正方形的一半，另一種是等邊三角形的一半。從這些三角形就合理地產生出四種正多面體，這就組成四種元素的微粒。火微粒是正四面體，氣微粒是正八面體，水微粒是正二十面體，土微粒是立方體。第五種正多面體是由正五邊形形成的十二面體，這是組成天上物質的第五種元素，叫做以太。整個宇宙是一個圓球，因為圓球是對稱和完善的，球面上的任何一點都是一樣。宇宙也是活的，運動的，有一個靈魂充溢全部空間。宇宙的運動是一種環行運動，因為圓周運動是最完善的，不需要手或腳來推動。四大元素中每一種元素在宇宙內的數量是這樣的:火對氣的比例等於氣對水的比例和水對土的比例。萬物都可以用一個數目來定名，這個數目就是表現它們所含元素的比例。

㈣ 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國家都採用法律來治理國家

治理國家並不是百分之百（全靠）採用法律來治理。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現代國家治理有五個方面的特徵：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客體的立體化、治理目標的人本化、治理方式的規范化、治理手段的文明化。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家治理主體多元化趨勢在傳統的國家管理轉型中均表現出來；現代國家治理客體已經完全立體化，「民」不再是純粹的、被動的治理客體，也是治理主體；現代國家治理目標應該是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可持續發展、自由、幸福；現代國家治理的方式則要求程序化、規范化，要求公開、透明、公正參與、協商、誠信；現代國家治理手段的選擇不僅要考慮其有效性，而且要考慮其正當性和文明性，基本手段是民主、法治、科學和文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那麼什麼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呢，或者說，現代國家治理有什麼標准、什麼特徵？相對於傳統的國家治理，無論是古代的、近代的，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甚或當下治理模式尚未轉型的國度和地區的國家治理，現代國家治理呈現出五個方面的特徵：

國家治理主體多元化

在英語中，現代國家治理一般使用Governance或Public Governance（通常譯為「公共治理」）或Good Governance（通常譯為「善治」）表述，而傳統的國家治理則使用Government（通常譯為「統治」或「國家管理」）或Administration（通常譯為「行政」或「行政管理」）或Regulation（通常譯為「管制」或「規制」）表述。

Governance相對於Government，其最大的區別就是主體不同，前者的主體是多元的，後者的主體是單一的。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開始嘗試重新配置公共權力，試圖通過向社會組織、私營部門等開放權力的方式來提高國家管理的彈性與韌性。這股潮流被學術界總結為由「統治」向「治理」的轉變。所謂「統治」，即傳統的國家治理，治理的主體只能是統治者，統治者不可能與被統治者分享統治權。

在封建專制社會，國家治理權只能為國王、皇帝和從屬於他們的國家官僚機器所壟斷，不可能吸收其臣民參與國家管理；在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治理權只能為總統、內閣、國會和司法系統所組成的政府（廣義的政府）所壟斷；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治理的主體主要是黨和政府，由於法律上缺少人民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途徑和形式，人民通常不可能成為國家治理的直接主體。

而在現代社會的條件下，由於政治文明的進步，代議制民主的缺陷日益為人們所認識，再加上科學技術，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人民直接參與國家治理不僅顯示出越來越明顯的必要性，而且展示出越來越廣泛的可能性。各種社會組織、團體一方面通過自治參與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通過法律提供的途徑和形式直接參與國家治理，或者通過國家向社會轉移部分公權力而獲得國家治理權進而成為公共治理主體（既具有狹義國家治理的性質，又具有社會治理的性質）。

國家治理主體的這種多元化趨勢在傳統的各種形式和領域的國家管理轉型中均表現出來。無論是宏觀的整體的政府管理（Government），還是僅限於行政領域的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或者是僅限於對外部行政相對人的規制管理（Regulation），其日益顯示出主體多元化的趨勢。展現這種趨勢的形式和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如聽證會、論證會、網上討論、辯論、政府職能外包、政府購買服務、志願者服務、公私合作（PPP），等等。我國目前作為國家治理主體的組織和個人，包括國家機關、政黨（其中執政黨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社會團體（如工青婦等）、行業協會（如律協、醫協、注協等）、非政府非營利性的社會公益組織（NGO、NPO）、基層自治組織（如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國家治理客體立體化

傳統國家治理以「民」為治理客體，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法家、儒家，還是近代西方國家的自然法學家或法哲學家，都認為治國就是治民，或者以治民為治國之本、治國之要。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霍布斯說，在國家按約建立時，每一個人相互約定放棄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權利，並將這些權利轉讓於作為主權者的一個人（君主）或由一群人組成的議會。

傳統國家治理以「民」為治理客體主要受舊時代統治階級統治觀念的影響，同時也與舊時代社會、經濟、政治關系相對簡單有關。封建專制時代沒有政黨，沒有市民社會、沒有完整的市場經濟。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時代，國家治理的客體雖然比古代和中世紀復雜，但也完全無法與當今的時代相比。

現代國家治理客體已經完全立體化，治理不僅指治國（國家機關），而且指治黨（特別是執政黨），治社會（社會團體、行業協會、社會自治組織等），還指治市場（商品、貿易、投資、金融等各種市場）；不僅指治社會（廣義的社會，包括國家、政黨、公民和市場），而且指治生態環境（陸地、海洋、天空等）；不僅指治現實世界，還指治虛擬世界（互聯網）等。

現代國家治理客體相對傳統國家治理客體的變化不僅是社會經濟、政治和科學技術發展進步的必然，同時也是人們觀念、理念發展進步的結果。「民」不再是純粹的、被動的治理客體，也是治理主體。「民」雖然在一定的時空中也是國家機關治理的對象，但在更多的時空中，國家機關是「民」治理的客體。

國家治理目標人本化

傳統國家治理主要追求統治秩序。例如，孔子為古代中國設計的國家治理目標是「仁」和「禮」，追求的是確立一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亞里士多德為古希臘城邦設計的國家治理目標是「中庸」，追求的是建立一種中產階級掌權的政體。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治理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主要追求的是對被統治階級專政的政治秩序。改革開放以後的一段時期內，我們在國家治理方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一些地方和部門將之推向極端，轉換為「以GDP為中心」、「以GDP為綱」，為追求GDP不惜犧牲生態環境，不惜犧牲國民的健康、自由和權利。

現代國家治理目標應該是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可持續發展、自由、幸福。無論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還是生態環境的治理，最終目標均應是國民的福祉。無論是統治秩序，還是經濟發展、改革開放，最後都應是為了人。離開了人的可持續發展、自由、幸福，發展和秩序都必然異化，就像我們當年以階級斗爭為綱、以糧為綱、以鋼為綱、趕英超美一樣，不僅沒有真正促成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而且給人民的利益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當然，現代國家治理目標以人為本，不是我們的治理應該只考慮人的利益，而可以不顧及其他生命體的生存和發展。為其他生命體的生存和發展創設良好的環境和條件，既是我們人本身生存、發展、幸福的需要，更是我們現代人理性和文明的體現。

國家治理方式規范化

傳統國家治理方式的主要特徵是專斷、恣意、多變和神秘化。如申不害主張，國君治國應「獨視、獨聽、獨斷」。孔子認為，統治者治國，只應讓老百姓按照其政令去做，而不要讓老百姓知道為什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且，孔子反對法治，反對治理規范化：「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

現代國家治理的方式則要求程序化、規范化，要求公開、透明、公正參與、協商、誠信。在現代法治國家，為了規范國家治理，一般都制定行政程序法、政府信息公開法、個人信息保護法，以法律規定國家治理行為的公開、公正、公平和國家治理行為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及其制度，如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合理預期原則、告知制度、聽取申辯制度、說明理由制度、聽證制度、調查取證制度、政府發言人制度、政務網上公開和網上徵求意見、討論、辯論制度等。

公權力運作程序化、規范化對現代國家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既是保障國家公權力和社會公權力行使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也是防止公權力濫用、遏制腐敗的要求。

國家治理手段文明化

傳統國家治理手段多採用人治、禮治或權勢術之治。如柏拉圖主張「哲學王」之治，他認為，哲學王具有勇敢、大度、聰敏、強記的天賦品質，由哲學王治理的國家是「第一好的國家」。孔子主張「德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慎到、韓非、馬基雅弗利主張權勢權術之治。慎到認為，「賢者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屈賢者也」。韓非對「術」也有幾乎同樣的解釋：「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也。」馬基雅弗利則把這種權術之治推向極致，他說，「那些曾經建立豐功偉績的君主們卻不重視守信，而是懂得怎樣運用詭計，使人們暈頭轉向，並且終於把那些一本信義的人們征服了」。據馬基雅弗利的理論，統治者選擇治理手段，只應問是否有效，而不要考慮是否正當。

現代國家治理顯然不能運用上述手段。現代國家治理手段的選擇不僅要考慮其有效性，而且要考慮其正當性和文明性。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手段是民主、法治、科學和文化。

民主包括代議制民主、參與式民主和協商式民主。早期的民主主要是代議制民主，但由於代議制民主在實際運作中產生了很多缺陷和弊病，代議機關的代表在立法和重大問題的決策中往往並不代表全體人民或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而主要代表其所在黨派的利益和某一特定利益群體的利益。因此，參與式民主和協商式民主作為代議制民主的補充，在現代國家治理過程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法治，包括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兩個方面。

形式法治主要要求國家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實質法治不僅要求國家治理嚴格守法、依法，而且要求所立所守所依之法是「良法」；不僅要求國家治理遵循法律的具體條文、規則，而且要遵循法律的原理、原則、精神和法治理念；不僅要求國家治理依硬法辦事，而且要自覺依軟法，即非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法，如憲法慣例、法律基本原則、社會公權力組織章程和自律規則、執政黨黨內法規、國家機關發布的政策性綱要、指南，以及有關公權力主體之間就公共事務簽訂的協議等。

現代國家治理相較傳統國家治理，科學具有重要得多的地位。這是因為現代國家治理比傳統國家治理所要解決的問題復雜得多。比如，互聯網安全問題、轉基因食品審批許可問題、PX工程建設選址問題、霧霾治理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傳統國家治理中不曾遇到或不可能遇到的問題。顯然，要對這些問題作出正確決策，必須在堅持民主法治的前提下，進行充分的科學論證，即同時運用科學的手段，才能獲取解決問題的最優或較優方案。

在我們過去一個時期的國家治理中，文化手段的作用並未得到應有的足夠重視。尤其是文化中軟的一方面，即塑造人的精神、信仰、靈魂的價值觀和人的理念方面 ，人們更對之有所忽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國家治理中、文化這種手段的見效往往是長期性的、間接的，「潤物細無聲」和不易為人們所察覺的，它難以滿足人們「短平快」的預期。但是，文化這種軟手段的作用在現代國家治理中卻是不可或缺的。沒有文化的熏陶，國民信仰迷失，一些人既不信馬列，也不信孔孟，也不信宗教，從而不講誠信，不講道德，不守法律，失去了做人的底線，乃至崇尚欺騙和暴力。

因此，在現代國家治理中，要綜合、平衡、協調運用民主、法治、科學和文化的手段，使之產生最佳的治理效果，以最有效地實現治理目標。

㈤ 什麼是柏拉圖的哲學治國思想

這我們需要從柏拉圖的哲學思想開始分析。
作為哲學家，柏拉圖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認為「真知」和「善」只能來自理念世界。他的治國思想，是他的哲學思想在政治領域的應用和引申。《理想國》是他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內容豐富，但主要是討論所謂「正義國家」的問題：「究竟定下一套什麼樣的原則，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措施，才能夠建立起稱得上是理想的國家？這種國家在本質上既可以克服某些城邦(如雅典)所固有的『弊病』，又可以作為一切城邦(甚至外邦)理應仿效的『范型』。」
柏拉圖在設計這種理想國時，認為這種國家應由三種人組成：首先是護國者，具有大智慧，承擔統治任務；其次是衛國者即士兵，具有勇武德性，負保衛國家之責；第三是普通公民即供養者，有節制之德，從事於生產。他認為這三種等級不同的人之間沒有矛盾，應本著互助精神各安其位，各盡其職。統治者治國有方，被統治者不犯上作亂，這樣就臻於正義，達到和諧之境。
理想國中的關鍵人物是護國者，這種人應該是哲學家，即研究理念世界得其真諦的少數超人。國家只有由哲學家統治，或者只有使國家統治者成為哲學家，國家才能治好，成為理想國亦即世界上最好的國家。
這就是柏拉圖的「哲學王」治國思想，一種典型的人治思想。

㈥ 在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儒、法、道三家的思想主張有何不同

儒釋道是中國文化的主幹。這三家雖有不同的哲學理念，但其共同點都在於強調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是三者合流重要基點。儒家以「仁」為其哲學的核心理念。 「仁者，人也」(《禮記·中庸》)， 「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 (《論語·頗淵》)，這是儒家對「仁」觀念的經典解釋。從這一解釋可以看出，傳統儒家把尊重人的價值放在了首要的、核心的位置。儒家還承認， 「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 (《孟子·盡心下》)把飲食和男女性的需求、感官的慾望，看作人的天然本性和正當權利。由此引申出「民以食為天」和以德治國的「仁政」政治思想。而其理想是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這種人權意識以樸素的集體主義或利他主義為道德規范。他們主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見利思義」，「克已讓人」，「克已愛人」。孔子甚至把「克己復禮」看作「仁政」的理想境界。可以說，早期儒家政治思想包含尊重和維護人權的積極思想因素。中國自漢代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就基本上成為中國主流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內核，並且為士大夫和民間所認可，發揮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但是，儒家思想是以承認君主制為前提的，所以．它沒有發展為近、現代的民主政治思想。它所尊重與維護的人權，局限於來自先天人性的基本權利，這首先是人的生存和自尊的權利，甚至包括部分言論自由的權利。由於儒家思想成為君主統治天下的工具，其中所包含的人權思想因素也隨著歷史的推移而萎縮，尤其是宋明理學的發展。「三綱五常」的提出與推行，君權扼殺了人性與人權，最終也扼殺了整個民族的創造力，導致東方文明由盛而衰。

西方文明經歷過漫長的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發展了古希臘文明的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傳統。由於中世紀對人性的極端壓抑和對個人權利的限制，思想家們高度重視人性的解放和保護個人的權利。在西方早期人權思想中， 「天賦人權」說認為人在本性上是利己的、自私的， 「自然」就是自私或利己，就是對個人享樂和權力的追求，人的本性在於為自己求利避害，奉行正義就是遵從這種自然規則。這種自由觀，為資產階級的私有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和道德依據，而成為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和西方人權理論的內核。洛克依據「天賦人權」觀提出」三權分立「學說。當然，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顧他人的利益，最終也將導致個人權利的損害。因此，個人權利的追求必須是理性的。斯賓諾莎說： 「所謂自由人，即只遵循理性指引生活的人」。法律因此也是必須的。對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法的學說作出卓越貢獻的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強調，法律是理性的體現， 「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而事實上，在文藝復興時期，法律就一直被看作限制王權，維護個人權利的力量。

從東西方歷史上對人權的認識可以看到，西方人權觀追求個人主義的價值，這的確推動了西方民主政治與自由的進程，為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道德、法律和文化的條件。這種人權觀尊重個人價值，鼓勵對個人慾望與利益的追求。但是，這種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人權觀，分割了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強調了個人權利，忽視了與權利相伴的義務，形成以個人為核心的思維方式和習慣，容易把個人利益視同他人利益，以個人喜好視為他人喜好，而忽視他人的利益特點、價值觀念和個人感受。而且，人對個人慾望與利益的追求往往是沒有止境的，而法律並非是萬能的。因此，實踐中容易走向極端的個人主義而侵犯他人的權利。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人權觀表現在國際政治上就是強權主義和霸權主義。所謂的「人權高於主權」，以人權為旗號干涉別國內政，無視他國經濟。文化和人權實際，以自己的價值觀取代他人價值觀，肆意踐踏其它民族與國家的人權，就是其個人主義在國際政治領域的惡性膨脹。東方古代的人權觀雖然受扼殺於君權，但其集體主義傳統，仍有值得借鑒的價值。

㈦ 什麼是哲學家治國

柏拉圖在他的《國家篇》（中譯：《理想國》）中作此闡述，認為：專
一個城邦的最屬高統治者要麼是哲學家，要麼學習哲學。 他認為只有通過學習哲學才能掌握真實的理念（即，真理）丙炔治理好國家。
通過哲學家治理國家，並且嚴格分配國家資源。並把國家分為三個階層：受過嚴格哲學教育的統治階層、保衛國家的武士階層、平民階層。他鄙視個人幸福，無限地強調城邦整體、強調他一己以為的「正義」。認為公民義務應該保衛國家。新生的小孩應交到國家（幼兒園或是孤兒院）統一管理，而不是個人撫養。

柏拉圖這一思想來源效仿了當時的斯巴達，只是區別是斯巴達是武力制度、最高統治者善戰但不懂哲學。
理想國也是早期共產主義的雛形

柏拉圖當時想在多個小國實行他的這一理論，但都被拒絕甚至遭到流放……

㈧ 只有懂哲學的人才能治理國家對嗎

不能說只有懂哲學的人才能治理國家，但是，可以說凡事治理國家的人都懂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