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社會治理

7. 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讀後感

評《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
林達的《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收錄了作者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表的13篇文稿.這些文章從社會學的獨特視角出發,圍繞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對改革開放20年在中國社會生活發生的一系列變化進行了系統的分析.這些文章指出:改革以來中國社會變遷意義最重大,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結構的劇烈,持續,深刻的變化.作者用:"轉型與斷裂"的概念來表明目前現象及其背後的原因,表明20世紀90年代後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不同以往,有著自已特徵的社會.從經濟的,歷史的,比較的角度詮釋了國家,民間統治精英和民眾的關系,以及農民工流動,社會穩定,市場轉型等當今中國近切需要澄清和解決的問題.

一、 中國改革理論的檢討
作為一場偉大的歷史性變革，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極為豐富的內涵。它在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的基本使命和地位是什麼?對此，人們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將改革理解為一種純經濟性變革，故此有「經濟體制改革」之說；這種理解方式無法解釋現實中大量出現的政治權力涉入經濟活動，引起改革畸變的現象。因而有人從「權威本位(轉型)觀」出發，認為改革的成敗決定於政治運行機制的轉型，從而出現了「新權威主義」與「民主先導論」等等觀念。但是，在社會自身自我組織、自我協調機制缺乏的情況下，這些把眼光盯在政治體制的轉型上的做法，必然使改革開放在「一放就亂，一統就死」的兩極徘徊的境地。因此，這些理解都未能抓住改革的深層內涵。
其實，我們在說傳統時代是政治時代時，是對以前社會的典型特徵的概括，政治取代了一切社會事務或凌駕於一切社會事物之上。同樣，我們說所要建立的經濟時代也不過是對新建社會的典型特徵的概括。無論是政治時代，抑或是經濟時代，都不過是社會的一個側面，或者說是社會是這些因素馳騁的領域，一切都在社會這個大舞台交遇。正因為如此，近幾年的改革理論中，社會學異軍突起，它們對改革問題的分析，對體制改革揭示的深度，令人耳目一新。因為我們正在經歷的絕不僅僅是政治時代向經濟時代的轉變，而是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遷。這其中既包含著政治時代的逝去，也包含著經濟時代的到來，更包括著其他如法律、文化、思想觀念等方面的變化。這種變化才是政治時代的最好的「解毒葯」。因為政治時代正是因為將政治作為支配所有社會因素的因素才成其為政治時代，經濟政治化、法律政治化、意識形態政治化、可以說所有社會因素無一不被「政治化」，如果我們現在再來一個政治經濟化、法律經濟化、思想觀念經濟化，一切社會因素都經濟化，這無疑會成為步政治時代後塵的又一個悲劇。

二、社會結構的變遷

誠然中國的改革絕不是某一方面的變革，它是一場全面的社會性的變革。社會是經濟、政治賴以生存的基礎。改革所觸動的並非僅僅在於經濟或政治，而是具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中國的改革所具有的深刻內涵還在於，它並非僅僅是體制變革，而是社會結構性變革。社會結構是經濟體制具有更深層的涵義的概念，體制不過是社會結構的某一層面。社會結構要比體制具有更豐富的內涵。
中國改革最具實質的意義在於它引發的是一場社會結構的變革。社會結構，按社會學家的理解，是指人們的社會地位及其社會關系的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結構是包容萬物之桶。不能將社會結構變革僅僅歸結到某一方面，它是綜合的、全面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都是組成社會結構的因素。也可以說，社會結構是它們賴以生存的根本。可以說，有什麼樣的社會結構，也就有什麼樣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我們說，傳統時代是政治時代，是因為傳統時代是這樣一種社會結構，政治凌駕於社會之上，一切社會因素都為政治所左右，也都由政治所決定。變革政治時代意味著打破造成該時代的社會結構。所以，我們現在進行的改革實質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同樣，代替舊的社會結構的是新的社會結構，而不是什麼經濟時代。因此，我們選擇了社會結構作為觀察、分析的視角。
毫無疑問，經過近20年的改革，中國社會結構確實已經發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我們每個人在每天都能感受到改革所帶來的或大或小的變化。我們周圍的世界陌生得使置身於其中的人都難以理解。當你遇到新的事物准備稍加思索的時候，它已擦身而過，或被什麼其他新的事物所取代。這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置身於改革中的人們不能不思索。正如一位哲人所說，追溯浪潮的源頭有時比追趕浪潮更為重要，因為我們如果不知道浪潮的源頭，就很難把握浪潮本身以及它會沖向何方。其實，撥開現實本身所籠罩的層層迷霧，中國正發生的是一場社會結構的變遷，一個中國人回溯幾千年歷史都不曾見過的新的社會結構正在改革的陣痛中誕生。理性社會的建立來自於理性的改革。我們只有把握住變革的實質，才能到達勝利的彼岸。

8. 和諧社會與小康社會是什麼關系

和諧社會應建立在小康社會的基礎上。
小康社會又會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延續以及固化。
應該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作用。

「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是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的進程中提出的、頗具本土文化意蘊的兩個社會治理方略，將成為「東方現代化」理論體系中「中國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在治理方略、基本內涵、核心價值上雖然互相包含，但各有所側重。其主要差別在於：
一、在治理方略上，前者側重結構，後者側重關系。
小康社會側重結構，是將社會視為一個系統，一種組織模式。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帕森斯認為，構成社會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相互聯結又相互制約，共同組成一個具有秩序的穩定模式。社會系統內各組成部分之間、系統與系統間通過直向互動與橫向互動而相互適應，達至系統的平衡與穩定。從這一視角上看，「總體小康」之所以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是因為還未能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人自身等諸子系統內部以及相互之間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因此，「全面小康」治理方略的提出，強調擯棄單純地將經濟增長，尤其是GDP的增長作為發展的唯一尺度，用社會系統的思維理念去促進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統發展的相互銜接、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以完成中國現代化「三步走」的戰略目標。
和諧社會側重關系，包括社會關系的和諧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兩個方面，但主要是指社會關系的和諧。經歷了帕森斯為代表的系統理論、卡羅爾·梅葉為代表的生態系統理論，發展到以蘇珊·坎普為代表的系統與生態理論，較好地體現了和諧社會「側重關系」的本質。在理念上，它以人為社會系統的核心，其「生態環境」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自然生態環境，而是一個相對於人的外部系統的社會生態環境，並且是多層面、多維度的。系統與生態理論的重點是人與這種社會生態環境的互動，它既重視人，也重視環境,，更重視人與環境的關系。雖然系統與生態理論也重視「增權」、「意識覺醒提升」等社會公正和權利平等問題，但本質上仍傾向於強調通過人和社會生態環境的相互適應達成系統的平衡。這在中國現有的制度、體制和文化處境下，與政府始終強調的「穩定壓倒一切」以及上述「在以人為本的理念下，用科學的發展觀，建立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的目標是異曲同工的。因為「和諧社會」強調的恰恰是維護人民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整合社會資源，實現社會和諧穩定。
二、在基本內涵上，前者側重處理政府與社會關系，後者側重協調社會成員利益關系。
小康社會側重處理政府與社會關系，是指政府須在公平與效率之間作一種和諧的制度安排。建立一個良性運行、協調發展的社會，要求政府在社會政策的制訂和貫徹上，不能僅僅依賴市場競爭的單一機制來構建社會秩序，「而是要全面考慮在各種社會系統運行機制之間形成一種和諧的安排」。孫立平教授認為，「就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而言，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一個困難的抉擇。從一個方面來說，面對經濟高速增長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社會公平上來是完全必要的。但從另一個方面看，目前的中國仍然處在一個經濟的時代，如果社會公平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也是不可取的。」為此，他主張發展重心的多元化，並指出這種社會重心的多元化意味著政府與市場職能的分化，意味著政府的轉型，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府轉變為以公共社會職能為中心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促進社會公平將成為政府的一種基本職能。從這一視角出發，側重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強化政府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制度安排中的責任意識，使政府首先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改變目前中國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發展模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
和諧社會側重協調社會成員利益關系，是基於均衡的利益格局是最主要的基礎，也是關涉到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根本。「和諧的對立面是失衡，而嚴重的失衡就是斷裂。可以說，盡管在理論上和諧社會涉及多方面的關系，但在中國目前情況下，和諧社會的最基本含義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一種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從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實踐和發展觀的轉變上看，增長不等於發展，經濟上富裕也並不是和諧社會發展的充分條件。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構中，能否形成均衡的利益格局，還要看財富怎樣分配，利益怎樣協調，基本的公平和正義能否保證，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像德沃金的「權利平等」學說主張的那樣，獲得同等的關懷與尊重，普遍分享增長和發展的收益。
三、在核心價值上，前者側重社會整合，後者側重社會公正。
小康社會側重社會整合，是要解決怎樣才能在一種競爭的系統中維持秩序的問題。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帕森斯，針對20世紀上半期美國「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提出了「社會整合」的思想。它將社會的各種政策、制度、規范和價值等，視為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完整系統。因而在政策層面上，它更加強調建立社會自身的調節機制，通過發展政府與市場以外的「第三種力量」，即以社區為載體的各種社團和中介組織，來替代過去單位制組織整合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以此來協調政府、市場、社會和個人之間的關系，最大限度地緩解由於社會分化而產生的對原有社會秩序的巨大沖擊，逐步改變因此而帶來的社會規則混亂、整個社會的無序狀態。從這個視角出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僅重視社會結構層面的整合，也包括社會價值層面的整合。其社會價值層面的整合主要指社會主義公民意識和良好的公民道德的形成，以及有利於社會團結和社會價值認同的形成。
和諧社會側重社會公正，是要解決在不均衡的利益格局改變中所要遵循的核心價值問題。和諧社會側重社會關系的和諧，側重協調社會成員利益關系。基於中國國情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利益格局多樣化的現實，和諧社會的構建不是要否定或削弱市場對資源的基礎配置作用，更不是追求平均主義，而是在承認收入差異和不平等存在的前提下，更看重這種差異和不平等是否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社會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社會財富和社會利益的分配聯系在一起的。作為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代表人物，羅爾斯的「公平正義」理論整合和完善了社會和諧思想，他提出在設計國家制度和安排社會組織時應遵循兩個原則，即「最大的平等自由原則」和「差異原則」，以求得社會的全面和諧。這意味著，一方面不能用犧牲公民政治自由為代價去換取社會經濟方面的增長或補償；另一方面要確保讓每一個人站在公正、平等的起跑線上的同時，承認結果上不平等，既考慮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又不失讓有能力的人更進一步地去發展。

9. 社會更加和諧什麼的小康社會

黨的十六大把「社會更加和諧」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提出來，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明確提出，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一重要論斷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豐富和發展，是我們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又一次理論升華。深刻理解和把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豐富內涵，對我們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全面進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意義重大。

黨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由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三位一體，擴展為包括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容，實現了四位一體的飛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順應歷史發展變化，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作出的重大戰略舉措，是我國處於體制轉軌、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

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過程。建立平等、互助、協調的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的美好追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關於自由人聯合體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表述，都是指未來高級的和諧社會的目標模式。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把馬克思的科學論述逐步變成現實，它完全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在新時期推進偉大事業的又一個重大理論創新。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所決定的，它既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最近目的和利益」，也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未來」利益。它完全符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進入新時期新階段，我們黨要保持先進性，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就必須努力實現人民群眾期盼社會穩定、和諧的願望。這樣，我們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社會主義才能充滿活力。

10. 孫立平的學術觀點

孫立平

――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現代化。

曾出版《社會現代化》、《走向現代之路》、《發展的反省與探索》等著作，並發表論文多篇。其間，提出現代化的時序模式、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等理論。特別是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理論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進入90年代之後，研究的興趣轉向中國社會結構變遷。

相繼發表《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合作）、《改革前後中國國家、民間統治精英和民眾互動關系的演變》等論文，並提出了「總體性社會」、「總體性資本」、「自由流動資源」與「自由活動空間」等重要概念和理論。發表在《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中近期趨勢和隱患》（合作）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轉型社會學。

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計劃「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變遷口述資料收集與研究」，關注的是作為一種文明的共產主義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運行邏輯。

另外主持的「當代中國農村中國家與農民關系研究」和「從單位制到社區制----社區建設研究」則關注於「總體性社會」向「後總體性社會」的轉型過程。

孫立平一直在倡導實踐的社會學。強調要面對實踐形態的社會現象，要將社會事實看作是動態的、流動的，而不是靜態的，如同在印象派畫家的眼中，空氣和陽光是流動的一樣。

他提倡「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目的是為了接近實踐形態的社會現象，或者說是找到一種接近實踐狀態社會現象的途徑。

社會學通常有三種語言：純學術的研究、面對政府的政策建議、面對大眾的聲音。孫立平說：「我覺得這三種語言中，我講的都算是最好的之一。」

在學術圈，他的轉型社會學影響越來越大，而且被公認要將其真正理解起來不容易；與政府談政策，他「談得還湊合」；面對公眾，他的聲音在最近的幾次事件包括「郎顧之辯」中都受到媒體的密切注意。

孫立平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做社會學研究要「要命而有趣」。「要研究中國社會學的真問題，你不能把重要的看成不重要。同時，研究中國的問題要能夠和國際學術界討論、對話。」這是孫立平的治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