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艱巨

㈠ 如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加大行政體制改革力度，著力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取得顯著成效。但這項改革仍處於攻堅階段，任務還很艱巨。在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堅定不移搞放權，堅決把該「放」的徹底放開、該「減」的徹底減掉、該「清」的徹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變通；另一方面要理直氣壯抓監管，做好簡政放權的統籌謀劃，創新和加強監管，敢於監管、科學監管、善用監管，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監管同行政審批不同，監管是事中事後的行政行為，是持續的過程管理；行政審批是事前的審查管控，是一次性的源頭管理。長期以來，重事先審批、輕事中事後監管的傳統思維與做法影響深遠，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監管的認識不足、知識不足、能力不足，不願監管也不善監管。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充分認識加強和創新監管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中，既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簡政放權是要把本來屬於市場、公眾、企業、社會組織和地方政府的權力交出去，但放權不等於一放了之，完全撒手不管。簡政放權以後，政府監管必須跟進。簡政放權、放開放活是改革，實施有效監管、管住管好也是改革。這兩者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不可或缺，不能偏廢。
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環節。簡政放權，化繁為簡，是建設現代化政府的必由之路。同時，實施有效監管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只有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轉移出去，才能從制度上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也應更好履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以及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各項職能，建設法治政府、創新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順利推進改革發展的迫切需要。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是好的，但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還不夠完善，市場秩序還不夠規范。其重要原因是對市場主體缺乏監管或監管力度不夠。在繼續簡政放權的情況下，只有「放」和「管」兩個輪子一起轉，在降低門檻的同時，及時創新和加強事中事後的監管，才能走出「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搞好政府監管，一要創新，二要加強。確立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相適應，與開放、動態、信息化社會環境相適應的政府監管機制、手段和方法，確保政府監管更好地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有創造性、講求實效性。具體說來，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加強頂層設計，科學實施監管。按照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現代化政府監管體系的要求，有步驟協同推進放權與監管改革。無論是行政審批、投資審批、商事制度改革，還是職業資格許可認定、收費管理和科教文衛體等社會領域改革，凡是需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的，都應當明確監管任務、內容、標准等。健全分工合理、權責一致的職責體系，從某一項放權開始就重新明確監管主體、職能、責任，並接受社會監督，做到監管有權、有據、有責、有效，避免出現監管過度或監管真空現象，搞好分類監管、協同監管、創新監管。對今後還需要放權的領域應預為之謀，在放權之前就做好創新和加強監管的設計工作。
完善監管體制，形成「大監管」合力。一是建立跨部門、跨行業的綜合監管和執法體系，把相關部門的監管事項和規則放到統一的監管平台上。二是構建協同共治監管體系。強化行政部門監管，充分發揮監管部門的職能作用；同時，廣泛吸引公眾參與監管，充分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切實落實企業首負責任，重視發揮媒體輿論監督作用。三是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快完善市場主體信用公示系統，推進各部門、各方面信息互聯共享，構建以信息公示為基礎、信用監管為核心的監管制度。
創新監管方式，提高監管效能。一是實施陽光監管。凡是不涉及國家秘密和國家安全的，各級政府都要把簡政放權後的監管事項、依據、內容、規制、標准公之於眾，並對有關企業、社會組織信息披露的全面性、真實性、及時性進行監管。二是推行智能監管。積極運用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信息化手段創新和加強政府監管，全面開發和整合各種監管信息資源，加快中央部門之間、地方之間、上下之間信息資源共享、互聯互通。三是創新日常監管。建立「雙隨機」抽查制度，即隨機抽查監管對象、隨機指定抽查人員，既抽查公示信息情況，也抽查誠信守法狀況。發現問題，提出整改意見，及時發出黃牌警告或出示紅牌令其退出市場。
加快修法立規，提供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創新和加強監管。簡政放權的改革已全面展開，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修訂工作必須抓緊進行。應及時修改補充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簡政放權之後行使監管執法職能、規范行政監管和執法提供製度引領和保障。特別是要嚴格執法，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懲處力度，增強監管執法的威懾力、公信力，使監管對象不敢觸碰違法運行的紅線。
推進機構改革，強化綜合執法。落實「創新執法體制」的要求，加快推進統一市場監管和綜合執法模式，構建「一支隊伍管市場」的綜合執法格局，形成市場監管、執法合力。已經建立綜合監管執法機構的地方，要充分發揮執法力量整合優勢，通過市場主體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歸集、公示市場主體登記注冊、許可審批、行政處罰等信息，實現內部聯合執法。為了徹底解決目前多頭監管執法和權責交叉的問題，可以適時推進市場監管的大部門制改革。
提升隊伍素質能力，加強對監管者的監管。著力提高各級政府人員的素質能力，特別是提高責任意識、擔當精神、專業能力，使他們能夠敏銳識別並發現問題、敢於揭露並解決問題。既不能包攬過多、胡亂作為，也不能撒手不管、懶惰不為。隨著簡政放權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應加強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鎮基層的監管能力建設，適當調整職能機構，充實人員，強化培訓，增加技術設備，適應部分審批權下放和監管權增加的需要。建立對監管者的監督、評估機制，加強政府內部層級監督和專門監管。健全並嚴格執行監管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
深入研究監管理論，制定創新監管戰略。新形勢下，如何創新和搞好政府監管，是一個亟須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應深入研究新形勢下政府監管的理論問題，包括創新和加強監管的依據、內涵、原則和方法等。在推進理論創新的同時，還需抓緊研究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科學有效的創新政府監管戰略，加快建立現代化監管型政府，切實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從而更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㈡ 風沙,人類,艱巨,治理,的,任務,還,很,連成一句話

人類治理風沙的任務還很艱巨

㈢ 生態文明建設的艱巨性分為幾點

生態文明建設任務艱巨、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關於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嚴內峻形勢，十容八大報告在第八部分強調：「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即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資源約束趨緊，二是環境污染嚴重，三是生態系統退化。
在國土空間開發和保護方面，有的地方由於無序開發、過度開發、分散開發，導致優質耕地和生態空間佔用過多，環境資源承載能力下降，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
在資源總量管理和節約方面，有的地方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不合理，資源浪費嚴重、利用率不高，特別是自然資源及其產品價格偏低、生產開發成本低於社會成本、保護生態得不到合理回報的問題依然存在。
在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方面，一些地方落實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等制度不嚴格，不同程度地存在監管職能交叉、權責不一致、違法成本低的問題。
在加強生態環境治理領導和管理方面，一些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績效評價不夠全面、責任落實不到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環境保護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

㈣ 2014年「六五」世界環境日中國主題為「向污染宣戰」，旨在體現對治理污染緊迫性和艱巨性的清醒認識，倡

A．煙囪建造得更高一些，不能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會導致污染范圍更廣，故A錯誤；
B．推廣燃煤發電，消耗化石能源，可導致環境污染，應盡量使用清潔能源，故B錯誤；
C．廢舊電池含有重金屬鹽，污染土壤，故C錯誤；
D．大量燃燒化石燃料可導致顆粒物的排放，主要導致溫室效應、酸雨以及PM2.5等，故D正確．
故選D．

㈤ 如何提高現代治理能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內涵本質
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從實踐上說,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求對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進行突破性的改革。
從理論上說,治理的概念不同於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力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其二,權力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其三,權力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運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後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工具性的政治行為。無論在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下,無論哪個階級行使統治,誰上台執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都希望自己執政的國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但是,歸根到底,治理是實現一定社會政治目標的手段,相對於國家的統治體制而言,治理體制更多體現工具理性。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要實現善治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現代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表徵。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以下五個標准。首先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業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其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其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徵,是區別於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學家通常也將現代國家治理稱為民主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有了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不過,影響國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體的素質,既包括官員的素質,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質。僅以官員的素質來看,縱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官員素質低劣,國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強,社會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員的素質,要對官員進行教育和培訓,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選拔機制,將優秀的公民遴選出來,授予他們權力,並且以制度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制約。
必然要求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對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深刻變革,也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重大變革。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如果按照多黨競爭、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標准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確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那麼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5年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例如,在依法治國、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政府問責、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審批、地方分權和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成功,或者說,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長期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各種利益沖突日益明顯。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僅以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包括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還不健全,公共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公民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相當嚴重,官員的腐敗和特權屢見不鮮,政府的公共服務還相當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對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自治的程度相當低,主要公共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還不夠協調,等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明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後,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需求。如果不採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麼我們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統治危機和執政危機。化解治理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必要舉措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中全會《決定》就是總的指導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線圖和重大的戰略部署。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以下六點必要舉措。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我們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我們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決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換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七年內要完成這一任務,其艱巨性可想而知。實現這項艱巨的戰略任務,不僅需要堅定的決心、堅強的領導和果斷的措施,同樣也需要寬廣的胸懷、高度的智慧和正確的道路。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超越任何組織和群體的局部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著眼點；不僅要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不僅要有政治精英的參與,也要有普通民眾的參與；不僅要依靠黨組織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更要嚴格遵循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和科學執政的基本方略。
總而言之,只有沿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反過來,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㈥ 在治水過程中,最艱巨的工程是開鑿龍門.…為治理天下的君王.(怎樣分段)

深秋倍思春，

偶爾露崢嶸。

良宵怨苦纏，

時久愈從容。

朝噥玉枝葉，(

㈦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哪裡特別是在哪裡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

事實證明，若回想建成全面的小康社會，保證答糧食及其他重要農產品不出問題，需要人們加快建設現代農業。

為了加快現代農業建設，除了從資金、技術、物資裝備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非常重要的在於創新經營農業體系方面下功夫，激活農村和農民自身的活力。

(7)治理艱巨擴展閱讀

據了解，該任務要求源自以下原因；

1、農民群眾本身文化素質相對偏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青壯年湧入城市，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婦女和小孩，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

2、鎮、村雖然都成立了治理機構，但宣傳不到位不落實，短時期也沒有明顯的效果，因此不少地方的農村宣傳教育還僅僅停留在文件上、會議上和應付檢查上。

㈧ 談談在這場艱巨的危機中政府的制度優勢是如何轉變成治理效能的

在艱困的危機當中，政府的制度優勢是怎樣轉變成為治理效能的，這是我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體現。

㈨ 如何理解"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

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表明，社會治理具有主體多元化特徵，國家權力、地方力量、社會內組織、廣大民眾等容在其中相互交叉、彼此影響。對這種復雜的互動關系需要進行必要的規范和調整，而法治就是最有效的規范和調整手段之一。法治具有系統性、規范性、穩定性，沒有法治就沒有善治。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社會公共事務日趨復雜，社會建設任務繁重艱巨，社會治理創新十分緊迫。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必須藉助法治力量、運用法治方式。為此，應著重抓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