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中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

1. 從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實際中，談談你對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

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任何具有廣泛影響的公共危機事件的爆發，都需要積極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地區「守土有責因地制宜」的雙向制度優勢。

在疫情防控的關鍵環節，中央加強了對疫情防控的頂層部署，通過聯防聯控機制加強協調調度，及時解決了防控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緊迫問題，尤其是多個省份一對一支援湖北各地的重大舉措，體現了中國危機管理的歷史傳統和巨大制度優勢。

在一些關鍵領域、關鍵環節發揮集中統籌的制度優勢在任何危機管理中都是必要的，一個有效的「中央大腦」是形成危機應對的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前提，是克服各方面信息不對稱、調動全國四面八方、各系統各部門高效協同形成「全國一盤棋」的關鍵。

但是從此次疫情的處置全過程尤其是病毒爆發初期的情況來看，在疫情防控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現有國家治理體系中強化集中統一領導同疫情防控中必要的分布式管理和臨機決策的需求之間，仍然暴露出一定的沖突和矛盾，面對危機，權責配置失衡的問題一度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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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通常是在人接觸到感染者的分泌物的時候。不管是哪種類型的口罩，防護效果都是有限的，需定期更換。當出現以下情況時，應及時更換口罩：呼吸阻抗明顯增加時；口罩有破損時；

口罩與面部無法密合時；口罩受污染（如染有血漬或飛沫等異物）；曾使用與隔離病房或與病患接觸（該口罩已被污染）。

目前，國外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對 N95 口罩的最佳佩戴時間沒有明確結論，我國也尚未對口罩的使用時間做出相關規定。對N95口罩防護效率及佩戴時間的研究結果顯示，N95 口罩佩戴 2天，過濾效率仍保持在95%以上，呼吸阻抗變化不大；佩戴 3 天過濾效率降低至94.7%。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建議：在 N95 口罩供應不充足的情況下，只要沒有被明顯弄臟或損壞（如摺痕或撕裂），可以考慮重新使用。

2. 請同學們結合當前疫情防控所取得的階段性重要成效,談一談如何深刻認識中國抗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13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宣傳司副司長米鋒介紹，截至3月12日，有2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超過14天無新增本土確診病例，6個省份超過1周無新增本土確診病例。我國疫情防控形勢繼續積極向好，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2020年4月8日零時起，中國武漢解除離漢通道管控措施。這一天，距離1月23日武漢關閉機場、火車站等離漢通道，過去了整整76天。武漢解除離漢通道管控措施的消息，引發了國際輿論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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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說，在武漢「解封」之際，中共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5日強調，武漢重啟對中國防控新冠疫情的大局具有標志性意義，但解除管控後不意味著放鬆防疫，政府將繼續加強社區防控措施。俄羅斯「第一頻道」的報道稱，隨著武漢「解封」，中國大部分地區正在恢復正常生活。

但中國並沒有放鬆警惕，自疫情暴發以來，中國已經治癒了94%的病例。同時中國正在積極復工復產，在防控疫情的同時迅速恢復經濟。報道同時說，中國在經過兩個多月的抗疫奮戰後，已經由「遏制階段」走向「緩疫階段」。

中國的經驗正在幫助其他處於抗疫初期的國家，使它們可以更好地制定應對疫情的措施。病毒不分國界、不分種族。截至北京時間6日16時，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超過120萬例，波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在這場「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危機」面前，誰也不能置身事外，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3. 受疫情影響，在國際格局演變進程加速的大背景之下，中國如何以創造性的方式來應對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

第一，應時勢變化選擇並實施契合本土情境的治理範式。通過梳理疫情期國際治理範式，我們發現，成功的社會治理模式是契合當地實際的治理模式。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對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後疫情」時期，如何基於社會治理新要求，設計「平戰結合」的治理模式，以有效應對今後可能出現的類似公共衛生事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社會治理實踐議題。防控實踐表明，現代化的社會治理實踐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亦需要社會組織和市場力量的廣泛參與。

第二，社會主要矛盾演變的現實，社會治理實踐的演化趨勢以及疫情防控的成功經驗表明，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既需承擔居於中心的「元治理」（Bell and Hindmoor, 2009）角色，也需積極吸納社會力量，尤其是鼓勵專業組織與專業人士參與疫情防控與社會治理。因此，在有關疫情防控等事務的社會治理路徑選擇之框架設計層面，需要打造「強政府」與「強社會」有機結合的治理框架。毋庸諱言，社會治理中的「強政府」角色容易實現，但時下「強社會」角色亟待加強。這一點可以在疫情防控中專業組織和人員力量嚴重匱乏等問題中得到充分印證。可以說，積極培育專業化社會組織，不斷提升社會力量參與治理水平，是「後疫情」時期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等類似公共衛生事件，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落實的工作之一。

第三，依據當前疫情發展實際，中國可以適當借鑒「國家中心關系型」治理模式。該模式下，國家由於其「元治理」角色，能夠通過資源配置和政策偏好影響其他治理參與者，而自然成為社會治理的核心，這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體現。該模式同時強調，社會、市場等非政府型治理主體也要在社會治理中扮演積極角色。在此次疫情中，大量志願者和社區網格員的參與，充分彰顯了社會力量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諸多治理主體中，政府要與社會組織、市場參與者建立互動反饋的「關系型」合作機制，使後者在治理中扮演必要的角色。綜上，「國家中心關系型」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國國情，有助於國家、市場和社會形成一種「多元協作」的關系型治理模式，從而有效提高政府公信力，提高疫情防護水平和社會治理水平。

第四，為保障「後疫情」時期「國家中心關系型」治理模式的有效運行，有力應對後續可能出現的類似公共衛生事件，有效提升社會治理水平，需要建立必要的多元化制度保障。一方面，可以通過立法等手段，在制度上保障社會、市場等力量積極有效地參與社會治理；另一方面，應轉變行政管理思維，強化多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理念，營造多方力量參與社會建設的良好氛圍，從非制度層面為社會組織和市場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提供必要的氛圍支持和平台支撐

4. 從疫情防控和應急管理視角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復雜、擴散迅速、影響深遠、危害嚴重等特徵，對一個國家常態治理體系和應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戰。應對以新冠肺炎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須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國家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升突發公共事件應對能力與水平。同時，要提升國家衛生治理能力，更好保障和落實公民憲法權利，補齊公共衛生短板，強化市場監管，加強法治建設，完善自然生態保護法律體系，完善國家儲備體系，加強組織人才工作，完善激勵問責機制，切實提高國家整體治理能力。一、全球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以新冠肺炎為代表的全球重大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復雜、擴散迅速、影響深遠、危害嚴重等特徵，對一個國家常態治理體系和應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戰。（一）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復雜性，往往暴露出現代文明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和國家治理中的各種漏洞導致重大流行病疫情發生的原因多種多樣，但其背後都指向發展價值導向的偏差與治理包容性的缺失。人類缺乏節制的慾望擴張和運用利潤尺度對世間萬物的無盡索取是各種重大流行病疫情頻發的重要原因，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在人類侵佔自然生態空間的同時也必然導致自然界對人類的拒止與反侵入。各種反常的火災地震、物種滅絕、氣候巨變、病毒肆虐都無不昭示著這樣一個無情的事實：整個地球上人與自然的矛盾與沖突已經達到了一個十分危險的臨界點。人類發展成果從外觀上看是日益現代化的高速交通與完善的公共設施、日益豐富的消費產品與不斷進步的科技創新成果、不斷壯大的城市圈與洪流般聚集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但深層次中潛藏著分配不公平、服務不完善、監管不到位、社會不安全等多種問題，使重大流行病疫情獲得了潛滋暗長的各種必備條件。要有效應對重大流行病疫情，人類必須確立發展的邊界與限度，以自然生態完全修復為標准確立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准則，完善為自然立法的各種治理制度，找到人與自然的共生點;在人類文明自身，則需要以包容性發展為基礎，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與權利保障為目標，全面完善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種必備制度體系，「抓緊制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使城市化、智能化、現代化的各種成果為了人、服務於人、服從於人。（二）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擴散迅速性，需要整個國家應急管理體系與疾病控制系統進行有效的緊急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特別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往往發生突然、傳染迅速、迅疾造成廣泛影響，如果國家應急管理體系的各個系統、各個層級和各個環節應對不及時、決策不科學、處置不恰當，就有可能導致事件迅速_化，產生群體性心理恐懼、情緒焦慮、行為改變、人格變異等惡果;如果在疫情暴發初期不能及時有效加以干預控制，疫情影響的范圍和程度往往迅速擴大升級，從局部的原始疫區向周邊區域乃至全國、全球擴散，從衛生醫療秩序的失序向整個經濟秩序的失序、市場秩序的失衡和社會秩序的失穩擴散。面對重大流行病疫情日益嚴峻的擴散形勢，只有完全的信息公開、科學民主的應急決策、高效的部門協同和應急處置，才能占據先機、贏得主動。（三）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影響深遠性和危害嚴重性，需要整個國家公共治理體系協同高效應對公共衛生應急事件特別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常常在短時間內造成感染人群大量發病和不治身亡，特別是致病人群大量向醫療機構集聚形成對衛生資源的擠兌，使公共衛生機構和醫療體系面臨巨大壓力。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疾病傳播，就有可能對經濟貿易、金融投資及社會生活造成極其嚴重的危害。例如，1918年甲型流感病毒H1N1亞型在全球引發的「西班牙流感」導致超過5000萬人死亡;1998年登革熱大流行使世界56個國家的120多萬人患病;2009年的全球性流感有超過160萬人確診;2019年的非洲豬瘟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影響;等等。顯然，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推進，重大流行病也呈現出全球傳播的明顯趨勢。但是，各國公共衛生治理水平還停留在國內常態化治理的水平，遠遠難以應對日益突出的全球重大流行病趨勢。2019年1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衛生、工程與流行病學系副教授Jennifer B. Nuzzo與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員一起發布了首個顯示全球衛生安全水平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HS Index）。這一評估全球195個國家公共衛生安全水平的指數顯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應對重大流行病疫情方面具備完全充足的資源和能力，全球整體的衛生安全平均得分僅為40.2，世界上主要的中高收入水平以上的國家平均得分也不超過50。為有效應對各種重大流行病疫情和日益常態化多樣化的危機事件，中國整個國家治理體系都要進行應對全球傳染病風險的壓力測試，從結構和功能上重塑國家治理體系，提升應對全球流行病疫情的整體能力與水平。二、完善國家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升國家整體危機管理能力應對以新冠肺炎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須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國家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升突發公共事件應對能力與水平。「非典」以後，我國不斷完善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體系和傳染病防控體系，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公共事件應對法》《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等，基本構建了應對自然災害、社會危機與公共安全事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管理體系。但是，在這次應對新冠肺炎的實踐過程中，從體制到機制等各方面卻暴露出了存在的嚴重問題。一是對於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管理依然存在分割管理的體制。即使在2018年黨政機構改革之後，自然災害、生產安全、社會危機事件由應急管理部門統一管理，但公共衛生應急事件依然由衛生部門管理。一方面，應急管理部門作為危機事件的主管部門沒有衛生應急管理的各方面權力與責任，另一方面，衛生部門承擔著對醫療機構和公共衛生機構的沉重管理責任，難以有效承擔起衛生應急管理責任。自然災害與社會危機、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職責分割管理的體制，使具有豐富應急管理經驗的應急部門難以第一時間介入啟動應急響應，衛生部門沉重的日常醫療管理工作也導致了其對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麻木和反應遲緩。來源：中國經濟報告

5. 指出這次抗擊新型冠狀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1、要研究和加強疫情防控工作，從體制機制上創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舉措，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2、要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強和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評估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

3、要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堅決貫徹預防為主的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堅持常備不懈，將預防關口前移，避免小病釀成大疫。

要健全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優化醫療衛生資源投入結構，加強農村、社區等基層防控能力建設，織密織牢第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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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

1、健全重大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建立集中統一高效的領導指揮體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統有序、條塊暢達、執行有力，精準解決疫情第一線問題。要健全科學研究、疾病控制、臨床治療的有效協同機制，及時總結各地實踐經驗，形成制度化成果。

2、完善突發重特大疫情防控規范和應急救治管理辦法。

要平戰結合、補齊短板，健全優化重大疫情救治體系，建立健全分級、分層、分流的傳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機制，支持一線臨床技術創新，及時推廣有效救治方案。要鼓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慧、雲計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發揮支撐作用。

6. 結合我國疫情防控的工作經驗,談談在常態化疫情防控實踐中,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

1、充實基層治理力量

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工作，需要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

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當下，各級黨委政府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推進社區治理創新等方面起著重要的引領作用。

2、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社會組織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和實踐者。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廣大社會組織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充分發揮其形式靈活、資源整合能力強、專業優勢突出等特點，廣泛動員各方社會力量，搭建有利於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公共平台，為疫情防控作出了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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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體現了黨在新時期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新認識。

一方面，它不僅是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目標的必然要求，也體現了黨的執政理念的新變革，不僅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深化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現代化的理論認識等理論體系；

另一方面，由於制度體系、治理體系屬於上層建築，通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使得上層建築更好的適應經濟基礎，從而更好推動生產力和經濟層面的現代化的發展，從而更好的促進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的良性發展。

7. 如何推進中國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更新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與治理雖非截然對立，但至少有如下顯著區別：一是主體不同。管理的主體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個人。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多元共治的理念。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二是權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權來自於權力機關的授權。盡管權力機關授權從根本上說是人民授權，但人民授權畢竟是間接的。而治理權當中的相當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這便是所謂的自治、共治。三是運作不同。管理的運作模式是單向的、強制的、剛性的，因而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常受質疑，其有效性常難保證。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復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視，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從一元單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結構性變化，意味著我們不僅於思想觀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於政治生態上鏟除了人治隱形存在的可能，最終使那種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法治無所依憑。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預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濟性等優勢來凝聚轉型時期的社會共識，使不同利益主體求同存異，依法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廣泛開展依法治理活動，提高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要建立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2、豐富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
秩序穩定作為治理的價值目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級價值，更非唯一價值。第一，治理應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考慮個別，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第二，治理應有助於擴大人民民主。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註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要廣泛發動各類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進行自治。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學聯、青聯、科協、文聯、記協、殘聯、貿促會等人民團體應在引導相應群體的行為、維護其權益、化解矛盾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居委會、村委會應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承擔更多責任；應培育壯大社會中介機構，強化其在維護社會信用體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應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

3、把握國家治理的戰略要點
我國轉型時期國家治理的主要內容，一是維護社會和市場秩序；二是防範、處理天災人禍等社會風險；三是調和、處置社會糾紛和沖突；四是服務和管理流動務工人員、農村留守老婦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導和監管基於互聯網的「虛擬社區」以及類似場域。這些工作紛繁復雜、千頭萬緒，如果就事論事、頭痛醫頭，只會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須分析實現有效治理的戰略路徑，找到國家治理的制高點、切入點、突破點、著力點。第一，治理的制高點是倫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於人的行為，但行為是思想影響的，所以，引導思想觀念、構建先進文化、塑造社會倫理，是更為根本的治理戰略。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力倡導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治理的制高點。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第二，治理的切入點是源頭治理。當前因土地徵用、房屋拆遷、歷史遺留等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多樣多發，除各方面客觀原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幹部在處理政府與群眾利益關繫上，沒有樹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實踐證明，只有讓廣大群眾從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中獲得實惠，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全會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現階段不可能消滅貧富差距，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因違法違規而產生的貧富差距，這就要求反對特權，推動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實現。而對於因身體缺陷、智識水平等合理差別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難群體，則應切實解決好其社會保障問題。第三，治理的突破點是群防群治。國家治理，重點在基層，關鍵靠群眾。要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善於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提高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過群眾自治，讓群眾自己組織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要健全以城鄉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的新型城鄉社區管理服務體系，努力把城鄉社區建成政府社會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託、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要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努力讓群眾更好地行使民主權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水平。要充分發揮人民團體、群眾組織、社會組織的優勢，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進矛盾糾紛化解。第四，治理的著力點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會矛盾預防化解納入法治軌道，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和諧活力的長效機制。各級領導和公職人員須牢固確立憲法至上、法律權威的意識，不斷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實把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穩定這個第一責任和依法辦事這個第一要求有機統一起來，絕不能因「維穩」而突破法律的底線，絕不能因害怕上訪而遷就個人的非法要求，絕不能因個別正義而犧牲規則之治的普遍正義。

4、解決國家治理的協調匹配
目前對於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已經有了共識，但還存在以下三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第一，國家權力在治理主體體系中處於何種地位。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是在社會組織和個人治理不能或無效時才跟進，即政府治理應居於補缺地位；也有人認為政府治理應居於主導地位。筆者認為，不宜簡單地講補缺地位或主導地位。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意味著在經濟建設領域，政府必須讓路。但社會治理與經濟建設有區別，不宜像定位政府調節經濟那樣，把政府治理社會定位於補缺。在維護秩序、化解風險、處理危機等方面，政府必須努力掌握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主動權，而不是等社會力量和個人無法處理時才出面。檢驗治理水平的高低，不僅要看緊急情況下應急處置能力，更要看常態下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效果。實踐證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關鍵在於完善矛盾糾紛排查、預警、化解、處置機制。要把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有機結合起來。與此同時，也要注意發揮基層幹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優勢。十八大以來，中央在闡述社會管理體制時，提的不是「政府主導」而是「政府負責」，這一表述啟發我們，不必糾纏「主導」的問題，而應研究功能和責任問題。第二，多元主體共治如何實現匹配、廉價合作。全會強調，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合作治理並不是新東西，我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執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所謂綜合治理，實質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綜合治理已從「社會治安」擴展到「社會管理」。但在實踐中，合作治理還存在著協調性、匹配性以及運作成本等問題。因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項，會有不同的主體牽頭。如果是政府牽頭，可能比較容易協調，但某些社會組織的匹配性可能存在問題；如果是社會組織牽頭，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同時，合作治理也要考慮成本，既要動員多方力量，又要盡可能做到廉價，合理的成本分攤機制和財務監督機制都需進一步健全。第三，社會組織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沒有效果，會不會「失靈」。失靈的問題，政府存在，社會組織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治理能力建設。首先，社會組織自身要提高水平、嚴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幫助社會組織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個人還要監督社會組織的治理行為。

5、創新國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於創新。可以積極嘗試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對抗性和「軟法」。具體要求是：變整治為疏導，變剛性為柔性。以治理城市佔道經營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採用規范設立「便民經營服務點」的方法，兼顧了市民生活便利、經營者正當權益與市容整潔，達到了多贏的效果。在軟法方面，應更加註重發揮激勵性法律規范和鄉規民約等社會自治規則的作用。第二，契約化和合作規制。具體要求是：變命令為協商，變指揮為指導。例如山東省各級公安機關在平安山東建設中，探索出政法部門與保險公司共同建立社區治安防範與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相結合的「契約式治安保險聯防」治理新機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務或社會福利。具體要求是：變監管為服務，變強制為利導。例如流動人口不願意辦理登記怎麼辦？江蘇省採取的辦法是「登記積分制」，經過一定年限，達到規定積分後，流動人員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學等待遇，最後還能成為當地市民。第四，市場化和競爭機制。具體要求是：變官辦為民營，變壟斷為競爭。以污染治理為例，環境污染行政處罰固然不能丟，但「排污權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與企業間的行政關系變成市場的經濟交易，使得企業自覺提高治污積極性，從而控制一定區域內的排污總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體要求是：變實體為程序，變「人控」為「機控」。注重採取程序化的技巧來處理實體上公正難辨的問題。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拓寬治理邊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強治理精度，排除權力、人情、金錢等因素導致的「搞例外」「走後門」現象。

8. 如何看待後疫情時代的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如何看待後疫情時代的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鄂抗疫情對社會的發展是沒有影響力的，呃，只不過是呃呃這個疫情只不過都是自然的一些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