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政府治理

A. 傳統的政務採用什麼方式實施管理

傳統的政務實施管理採用的方式如下：

1、充分認識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的重要意義

創新政府服務方式，為群眾提供公開透明、高效便捷、公平可及的政務服務，是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涵構成。當前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在重大民生問題和民生需求上實現突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政務服務領域，既面臨隨著社會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群眾政務服務訴求多樣化、服務個性化、方式便利化的新形勢，又迫切需要有效破解群眾辦事「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辦證多、辦證難」、「推諉扯皮、循環證明」等老問題。這些已經難以與時代發展相適應，亟需依託新手段、新思維、新方式來構建現代政務服務體系，優化提升政府公共服務水平和行政效能，為群眾提供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政務服務，增進民生福祉，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法治整合和服務型政府。

通過實施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推進「三證合一」、「一照一碼」、「先照後證」，大大簡化了企業辦事程序，激發了市場活力。但在面向公民服務方面，目前仍處於局部、單點的探索階段，包括政務網站、網上辦事大廳、政務管理系統建設、「兩微」政務服務等，普遍存在線上比例不高、服務渠道分散、公共查找困難等問題，已經無法滿足群眾對政府服務效能提升。

2、明確提出了「三個一」和「兩年兩步走」的目標體系

在三個轉變的思路框架下，本《實施方案》結合信息惠民試點工程，提出了「擬通過兩年左右時間，實現『一號一窗一網』的目標」。

實現群眾辦事「一號」申請，服務流程顯著優化。《實施方案》提出要以公民身份號碼作為政府辦事的唯一標示，通過構建電子證照庫，實現群眾辦事
「一號」申辦，從而避免群眾辦事重復提交材料、證明和文件。「一號」申請的基礎前提是電子證照庫的建設，其核心意義在於通過公民身份號碼這個公民唯一的、終身不變的身份代碼，實現個人身份的唯一性核定，從而極大簡化群眾辦事的前置審核環節，為縮短群眾辦事流程，降低政務服務成本創造了基礎。

推動群眾辦事「一窗」受理，服務模式更加多元。《實施方案》提出要整合構建綜合政務服務窗口，建立統一的數據共享交換平台和政務服務信息系統，實現政務服務事項「一窗」受理，推動政務服務的就近辦理、同城通辦、異地辦理。這部分的核心是要構建「小前端+大後台」的政務服務體系，以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政務數據共享為前提，實現政務辦事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推動政務服務供給側改革和機制創新，從而支撐群眾辦事就近辦理、同城通辦和異地辦理。

B. 如何從傳統社會管理轉向社會治理

加強社會治理建設，努力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迸發巨大活力的同時，各種困難和問題也開始凸顯。例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依然粗放，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葯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等等」[4]。要解決這些困難和問題，必須加強社會治理建設，全面提高治理水平，努力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
第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解放思想，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具體情況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就是克服已有的經驗和模式，探索出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之路。加強社會治理建設，努力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要求執政黨充分意識到：要實現國家和社會的有效治理，就要改變原有的政府為主導的治理結構，確立多元化治理結構，實現從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對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要重新定位。摒棄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的觀念，樹立政府引導、服務社會的觀念；摒棄政府統治社會的觀念，樹立政府與社會合作治理的觀念。
第二，要形成政府、社會和公民之間的良性合作機制，最大程度地激發社會活力。政府應改變原有的主導和控制觀念，尊重和公平對待合作夥伴；要適當放權，統籌兼顧，減輕自己的負擔；要相信和理解社會，重視社會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是連接黨和人民群眾的橋梁，是連接政府、市場和社會的紐帶。要鼓勵高效的、為公民所認可和接受的社會組織的發展，「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願服務組織」[5]。
第三，支持公民在法治框架下廣泛參與社會治理。「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5]依法治理社會，要求政府全心全意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社會治理不僅需要政府承擔起部分責任，更需要公民自己負責。要在法治的框架內，建立和完善公共參與機制，鼓勵公民通過合法的形式、制度化的渠道去參與社會事務，關心公共事務，解決社會問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是實現社會公平，這種公平是社會各階層共存共生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公平。依法解決社會矛盾，特別是上訪等，要破解「信訪不信法」的困局，加強法制宣傳，強化教育疏導，引導公民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

C. 什麼是政府治理

政府治理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公共事務的治理。西方國家理論界所說的「政府治理」，是指由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結構和運作方式與過程所構成的三位一體的有機框架或網路。
政府治理有廣狹兩種含義。就廣義的政府而言，整個公共行政的發展過程可以稱之為政府治理從傳統邁向「善治」的過程。就狹義的政府治理而言，其具有不同於傳統公共行政模式的特殊含義。「大致說來，公域之治模式主要有三種：
一是由國家作為唯一的管理主體，實行封閉性和單向度管理的國家管理模式；
二是由國家與各種社會自治組織共同作為管理主體，實行半封閉和單向度的公共管理模式；
三是由開放的公共管理與廣泛的公眾參與這兩種基本元素綜合而成的公共治理模式，其典型特徵是開放性和雙向度。」
狹義的政府治理是指第三種公域之治模式，也是「政府依法律善治」之「治理」模式

D. 傳統的政府治理工具為什麼失靈

市場失靈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對經濟學家而言，這個詞彙通常用於無效率狀況特別重大時，或非市場機構較有效率且創造財富的能力較私人選擇為佳時。另一方面，市場失靈也通常被用於描述市場力量無法滿足公共利益的狀況。在此著重於經濟學主流的看法。經濟學家使用模型化理論解釋或了解這個狀況，市場失靈的二個主要原因為： 成本或利潤價格的傳達不適切，進而影響個體經濟市場決策機制。 次佳的市場結構。 市場失靈在某些經濟體的存在通常引起究竟應否由市場力量引導運作的爭論。而這也產生要用什麼來取代市場的爭議。最常見對市場失靈的反應是由政府部門產出部份產品及勞務。然而，政府幹預亦可能造成非市場的失靈。 不完全競爭市場 獨占（Monopoly） 獨買（Monopsony） 寡佔（Oligopoly） 卡特爾（Cartel） 買方寡佔（Oligopsony） 獨占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差別取價（或稱差別定價，Price discrimination） 價格吸脂策略（Price skimming） 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缺陷具體表現在下列方面： ⑴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 這是因為市場機制遵循的是資本與效率的原則。資本與效率的原則又存在著「馬太效應」。從市場機制自身作用看，這是屬於正常的經濟現象，資本擁有越多在競爭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收入與財富向資本與效率也越集中；另一方面，資本家對其雇員的剝奪，使一些人更趨於貧困，造成了收入與財富分配的進一步拉大。這種拉大又會由於影響到消費水平而使市場相對縮小，進而影響到生產，制約社會經濟資源的充分利用，使社會經濟資源不能實現最大效用。 ⑵外部負效應問題 外部負效應是指某一主體在生產和消費活動的過程中，對其它主體造成的損害。外部負效應實際上是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成本外部化，但生產或消費單位為追求更多利潤或利差，會放任外部負效應的產生與漫延。如化工廠，它的內在動因是賺錢，為了賺錢對企業來講最好是讓工廠排出的廢水不加處理而進入下水道、河流、江湖等，這樣就可減少治污成本，增加企業利潤。從而對環境保護、其它企業的生產和居民的生活帶來危害。社會若要治理，就會增加負擔。 ⑶競爭失敗和市場壟斷的形成 競爭是市場經濟中的動力機制。競爭是有條件的，一般來說競爭是在同一市場中的同類產品或可替代產品之間展開的。但一方面，由於分工的發展使產品之間的差異不斷拉大，資本規模擴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礙了資本的自由轉移和自由競爭。另一方面，由於市場壟斷的出現，減弱了競爭的程度，使競爭的作用下降。造成市場壟斷的主要因素。①技術進步；②市場擴大；③企業為獲得規模效應而進行的兼並。一當企業獲利依賴於壟斷地位，競爭與技術進步就會受到抑制。 ⑷失業問題 失業是市場機製作用的主要後果，一方面從微觀看，當資本為追求規模經營，提高生產效率時，勞動力被機器排斥。另一方面從宏觀看，市場經濟運行的周期變化，對勞動力需求的不穩定性，也需要有產業後備軍的存在，以滿足生產高漲時對新增勞動力的需要。勞動者的失業從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滿足了市場機制運行的需要，但失業的存在不僅對社會與經濟的穩定不利，而且也不符合資本追求日益擴張的市場與消費的需要。 ⑸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 市場機制的作用只會擴大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現象，一些經濟條件優越，發展起點較高的地區，發展也越有利。隨著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勞動力素質，管理水平等也會相對較高，可以支付給被利用的資源要素的價格也高，也就越能吸引優質的各種資源，以發展當地經濟。那些落後地區也會因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優質要素資源的流失而越發落後，區域經濟差距會拉大。再是因為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地區使用自然資源過程中也會出相互損害的問題，可以稱之為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負外部效應：江河上游地區林木的過量開采，可能影響的是下游地區居民的安全和經濟的發展。這種現象造成了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協調與危害。 ⑹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公共產品是指消費過程中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所謂非排它性也就是一當這類產品被生產出來，生產者不能排除別人不支付價格的消費。因為這種排它，一方面在技術上做不到，另一方面卻使技術上能做到，但排它成本高於排它收益。所謂非競爭性是因為對生產者來說，多一個消費者，少一個消費者不會影響生產成本，即邊際消費成本為零。而對正在消費的消費者來說，只要不產生擁擠也就不會影響自己的消費水平。這類產品如國防、公安、航標燈、路燈、電視信號接收等。所以這類產品又叫非盈利產品。從本質上講，生產公共產品與市場機制的作用是矛盾的，生產者是不會主動生產公共產品的。而公共產品是全社會成員所必須消費的產品，它的滿足狀況也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福利水平。這樣一來公共產品生產的滯後與社會成員與經濟發展需要之間的矛盾就十分尖銳。 ⑺公共資源的過渡使用 有些生產主要依賴於公共資源，如漁民捕魚、牧民放牧。他們使用的就是以江湖河流這些公共資源為主要對象，這類資源既在技術上難以劃分歸屬，又在使用中不宜明晰歸屬。正因為這樣，由於生產者受市場機制追求最大化利潤的驅使，往往會對這些公共資源出現掠奪式使用，而不能給資源以休養生息。有時僅管使用者明白長遠利益的保障需要公共資源的合理使用，但因市場機制自身不能提供製度規范，又擔心其他使用者的過度使用，出現使用上的盲目競爭。 市場失靈的表現還有許多，它要求人們科學地認識市場機制的作用。 市場失靈的原因 1、公共產品。經濟社會生產的產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私人物品，一類是公共物品。簡單地講，私人物品是只能供個人享用的物品，例如食品、住宅、服裝等。而公共物品是可供社會成員共同享用的物品。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非競爭性是指一個人對公共物品的享用並不影響另一個人的享用，非排他性是指對公共物品的享用無需付費。例如國防就是公共物品。它帶給人民安全，公民甲享用國家安全時一點都不會影響公民乙對國家安全的享用，並且人們也無需花錢才能享用這種安全。 2、壟斷。對市場某種程度的（如寡頭）和完全的壟斷不可能使得資源的配置缺乏效率。對這種情況的糾正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主要通過對市場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的干預來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率。這方面的干預屬於政府的產業結構政策。 3、外部影響。市場經濟活動是以互惠的交易為基礎，因此市場中人們的利益關系實質上是同金錢有聯系的利益關系。例如，甲為乙提供了物品或服務，甲就有權向乙索取補償。當人們從事這種需要支付或獲取金錢的經濟活動時，還可能對其他人產生一些其他的影響，這些影響對於他人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然而，無論有益還是有害，都不屬於交易關系。這些處於交易關系之外的對他人的影響被為外部影響，也被稱為經濟活動的外在性。例如，建在河邊的工廠排出的廢水污染了河流對他人造成損害。工廠排廢水是為了生產產品賺凶，工廠同購買它的產品的顧客之間的關系是金錢交換關系，但工廠由此造成的對他人的損害卻可能無需向他人支付任何賠償費。這種影響就是工廠生產的外部影響。當這種影響對他人有害時，就稱之為外部不經濟。當這種影響對他人有益時就稱之為外部經濟。比如你擺在陽台上的鮮花可能給路過這里的人帶來外部經濟。 4、非對稱信息。由於經濟活動的參與人具有的信息是不同的，一些人可以利用信息優勢進行欺詐，這會損害政黨的交易。當人們對欺詐的擔心嚴懲影響交易活動時，市場的政黨作用就會喪失，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也就失靈了。此時市場一般不能完全自行解決問題，為了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轉，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法規來制止和約束欺詐行為。

E. 漢語語境下的傳統治理是指「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群眾路線」對嗎

漢語語境下的傳統治理是指「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群眾路線」是對的。

解析：回

十八屆三中全會答明確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其中傳統治理則提到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群眾路線」。

(5)傳統政府治理擴展閱讀：

相關延伸：

治理模式應從傳統的統治、管理向多元治理轉變。在其中，重塑政府與市場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尊重人民群眾在公共事務治理中的參與主體地位，是新的治理模式的核心。

以人民群眾為重要參與主體的新型治理模式要求我們，「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牢牢把握依靠群眾這一群眾路線本質，充分發揮群眾在公共政策決策、執行、評估及權力監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F. 政府未來治理模式的四種模式特點及其適應性

在學校讀書效率就是比在家的時候高很多，用一天的時間就把一本21萬字的書看完了，書名叫《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政府治理與改革系列中的一本。老實說，我對關於政府改革和創新的著作懷有極大的閱讀熱情，但卻沒有多少閱讀的信心，因為我總感覺這些書雖然提出了很多可資借鑒的政府改革模式，但總或多或少的欠缺可行性，很多都是理論上可行，但到實踐中就會碰壁，有些甚至根本就是空想，現今的政府改革研究應該在理論模型的操作化上下功夫，至於到底是什麼模型倒不是當務之急了，因為很多模型都不錯，反映了政府改革的要求和社會環境的發展要求，能解決很多存在的問題，盡管不能夠絕對的解決所有問題。我想這本書也不例外，嚴格的說本書不是提出作者自己關於政府創新的模式，而是作者對理論或實踐中已經存在的四種政府創新模式進行的比較分析，這四種模型分別是：市場式政府、參與式政府、彈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
作者在交代了政府改革的背景知識以及傳統公共行政的特點（包括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層級制和規則、永久性和穩定性、制度化的公務員制度、內部管制、平等）之後，分別從理念、結構、管理、政策制定、公共利益等五個方面對這四種模型展開了分析。市場式政府針對傳統型政府的壟斷性特點，認為應該用市場化的治理模式來實現政府治理的高效率。結構層面上強調分權，包括部門間的和中央與地方間的。運用私人部門的管理技術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這與企業家型政府或許有很多共同之處。另外一個特色在於提出政府內部的市場問題，根據市場刺激因素來進行政策制定工作。不過這里有個缺點，就是對公民角色的貶低，雖然將公民看作消費者可以提高服務意識，但卻忽略了公民的政治地位。參與式政府故名思義，就知道這種模式特別強調參與式民主的作用，這種模式主張自下而上的參與，分為兩種類型，包括基層公務員的參與和顧客的參與。因為參與的需要，又要求結構上必須打破層級制的舊形式，而主張建立扁平化的組織形式。在管理方面，引進私人部門管理中使用的質量管理模式，重視團隊合作。對話式民主的決策方式，特別強調了協商和談判的重要性。針對傳統公共行政的永久性特點提出的彈性化政府，反對原來那種穩定性和永久性的特點，主張通過僱傭臨時雇員、建立虛擬組織進行協調、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彈性處理等方式，建立靈活有效的政府治理模式。這是節省成本的需要，也是改變政府治理僵化特點的需要。最後一種稱為解制式政府，突出特點在於主張消除內部管制措施，強調去除事前控制，重視事後控制，以發揮公務員的自由裁量能力。應該說這四種模型都互相存在著共同點，但也有相互沖突的方面，這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說，四種模型都強調協調的重要性，在改革的過程中產生許多新的組織形式，也減少了很多組織形式，這就面臨著協調問題，盡管各種政府創新模型都重視引進外來因素，反對中央集中權力的干預，但在協調的過程中都不自覺地需要發揮中央政府的重要角色；而至於不同點則表現的更多，比如在對公務員制度的態度上，市場式政府模型顯然把公務員制度看成是惡棍，認為他們都是自利的，彈性方法也是否定態度，認為是良好治理的障礙，解制式改革也與市場式差不多（盡管是表面上的），而參與模式更強調的是在這個層級節制體系中的平等觀念。此外，對傳統政府形式特別強調的公共服務、廉潔等價值觀，後三種模式照樣給與特別的重視，而在市場式政府模式中則忽略了，這也是與其對市場價值觀的強調是一致的。當然，這里所說的後三種模式對傳統價值觀的重視程度與理解內涵也有所區別。
這些新的政府治理模式都是針對特定問題提出的，並進而力圖實現普遍化，但真正要實施還必須根據實際情況，結合時代背景和國家的現實國情，強求一律顯然只會造成相反的後果。另外，作者還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就是作者認為許多新的改革措施都是針對存在問題提出並加以解決，但由於新措施的實施又會很容易帶來新的問題，或是新創造出來的，或是因為舊制度的消失而使得被其掩蓋的問題得以重見天日。這或許是改革總是在消滅舊問題出現新問題中不斷循環的原因之一吧。

G. 現代城市管理與傳統城市管理有什麼不同

（轉）現代城市管理區別與傳統城市管理的最本質上特徵是多主體的互動合作，現代城市管理是全社會對城市公共事務的參與，是城市政府與公民社會、公共部門與私人機構互動合作共同管理城市社會公共事務的過程，因而是一種「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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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以政府為唯一主體的城市管理活動稱為傳統城市管理。
其特徵不僅在於城市政府是其唯一主體,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表現為權力控制、行政命令、制度約束是主要手段,如「以罰代管」,管理的非人性化相當突出;在管理的范圍上,偏重於經濟建設領域,而很少顧及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導致城市發展財政不足、可持續發展能力低、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質量差、公共管理成本過高、管理效率低下、不能對外界的變化和市民的需求做出靈敏的反應等等問題。
城市管理正在由傳統的政府為唯一主體的公共管理轉變為現代並非由政府「獨家經營」的公共管理,而是由城市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共同對城市各項公共事務的「治理」。

當代各國城市管理改革的基本趨勢是走向現代城市管理。

現代城市管理與傳統城市管理的最大區別是,後者是城市政府為唯一主體的管理活動,而前者是城市中包括政府在內的各類組織和全體社會成員都發揮管理主體作用的管理活動。當然,在現代城市管理中,城市政府依然扮演關鍵角色。因為城市還有很多事宜,社會是不能很好解決,而必須由合法的、公共的機構來負責的。

H. 傳統中國的社會治理機制

歷經40年的改革、開放與發展，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GDP規模從2010年起穩居全球第二，人均GDP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居民收入差距從2008年起開始縮小，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預計到2020年能夠全面脫貧，社會主要矛盾已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相適應，我國國家治理體制也從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管理體制逐步轉變為改革開放後的社會管理體制和十八大以後的社會治理體制，黨的十九大提出了要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發展總目標，以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這是我國國家治理理論的重大創新，為順應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治理創新發展指明了目標與方向。

新時代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轉型期，也是社會矛盾積聚與嬗變的時期。過去長期發展中積累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平等、生態環境惡化、資源約束強化等各種社會矛盾逐步積聚，未來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過程中還會出現經濟與收入增速下降、收入與財富兩極分化趨勢加重、人口老齡化快速提升、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性弱化、居民訴求改變等新的矛盾與挑戰，我國崛起的外部發展環境會更加復雜多變。這一系列新舊矛盾都會成為新時代我國社會治理創新發展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特別是我國人口結構的快速老齡化，會對傳統的代際關系和家庭關系構成重大沖擊，並對社會管理服務提出日益提高的要求；經濟轉型發展會引致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結構性失業、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會對社會治理帶來傳導性沖擊；社會階層固化與流動性下降和貧富兩極分化，會導致社會矛盾多發易發；人民群眾日益增強的權利訴求也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網路社會與大數據技術正在全方位改變社會治理的領域、手段與方式，網路安全與風險問題日漸突出，線上線下交相影響，並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傳導滲透，成為社會治理的重點難點領域。

面對一系列的風險與挑戰，未來我國社會治理的體制與機制須進行持續的創新發展。

一是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要堅持德法兼治。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堅持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

二是把握未來社會發展的規律與趨勢，提高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不斷發展完善協商民主、公眾聽事議事監事、政府公益創投與購買服務、多方共建公益基金、社會組織自治、家庭家風引導機制，擴大政社互動范圍，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水平。加快社會治理領域立法，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化解社會矛盾，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更好地發揮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以聯動融合理念為引領，更加註重設施聯通、信息互通、力量統籌、資源共享，提高社會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充分發揮社會工作者、律師、「寨老」「鄉賢」等專業隊伍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加快建立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提高社會治理專業化水平。

三是全面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創新多元共治機制。要充分發揮各級黨委在社會治理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形成保障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我調節良性有序互動的組織機制。建立健全社會治理基礎制度建設，完善服務型政府建設，堅持維權和維穩相統一，推動在服務中引導社會治理。建立引領和推動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環境，以開放性架構、市場化機制吸納社會力量深度融入社會治理體系，提高公共決策的公開透明性，形成公眾積極參與社會治理的風尚。

四是完善社會治理考核激勵機制，落實社會治理領導責任。要充分發揮社會治理考核評估結果在社會治理工作中的導向和推動作用，建立社會治理領域的權力清單和責任追究制度，形成有力落實社會治理領導責任的評估和激勵機制，真正促使各級黨委和政府將社會治理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形成齊抓共管、獎懲分明的社會治理局面。

I.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面臨什麼新挑戰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的特徵事實正在發生深刻變革。與工業時代的傳統政府治理習慣以部門為中心來解決問題、各部門獨立辦事的行政模式不同，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模式必須與大數據、時效性等緊密結合。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的特徵
政府治理對象的雙重性
個人既是公民也可能是網民，組織既是實體的也可能是虛擬的，社會形態隨之分化為現實社會和網路社會。
政府治理的精細化和精準化
利用大數據技術，對這些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和關聯處理，能夠准確識別個人、組織、社群的行為特性和活動規律。政府作為「權威的一般性履行」的主體，可以制定並實施「量身定製」的公共政策，從而實現政府治理的精細化和精準化。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參與性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參與性。伴隨著互聯網的加速普及，很多人通過互聯網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意識到需要運用視頻訪談、社區論壇、微博、微信等新的網路渠道與民眾直接溝通，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建議。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面臨的新挑戰
互聯網重構了個人、組織、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顛覆了傳統的治理模式和方式，給政府治理帶來了無法迴避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
時效性
互聯網擴大了政府治理的邊界，要求政府對公眾需求作出即時或瞬時回應。互聯網不受時間和空間的束縛，按照7×24×365（7個工作日、24小時、一年365天）的時間維度運行，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表達訴求和期待，甚至可以發泄不滿和抗議。他們隨時隨地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發布於網路。那些可能讓公眾感同身受的信息，依託互聯網傳播的放大效應引發強烈的社會共鳴，從而要求政府部門及時作出回應。如果政府部門仍然墨守繁文縟節、久拖不決等陳規，或者抱有「事不關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最終就有可能導致事態的演變超出各方當事人的預期。
復雜性
互聯網的普及喚醒了人們的權利意識，相應地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難度。比如在個人信息泄露及其所對應的個人隱私保護方面，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2015年3月發布的《2014年度消費者個人信息網路安全報告》，約三分之二的受訪消費者在過去一年裡曾遭遇過個人信息被泄露或被竊取。對此，受訪消費者普遍認為政府部門應該承擔相關責任。
信息不對稱性
海量數據催生了信息冗餘，信息冗餘並不意味著能夠消除信息不對稱，相反，信息越充裕，信息處理成本就越高，信息不對稱性問題往往也就越凸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配置更多的資源去篩選和處理各類數據，以甄別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條件變數和約束變數。
隨機因素干擾
政府治理面臨的隨機因素不斷增加，放大了治理機制缺失的弊端，進而嚴重影響了公共政策和政府的權威性。互聯網所構建的開放環境一般是在「匿名」狀態下運行的，其本身無法排除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不良和不實信息，這使得政府治理面臨著很多隨機因素。如果不能及時澄清並清除這些隨機因素，很可能會釀成事端。
身份認同危機
近年來，中國的數字鴻溝一直呈擴大趨勢。中國城鄉間、地區間等的數字鴻溝，正逐步表現為寬頻鴻溝、應用鴻溝、技能鴻溝以及知識鴻溝，以至其所可能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會嚴重影響治理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從而使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不可逆轉的「馬太效應」，影響政府治理的效果。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新思維——三個「必須認識到」
首先，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是一個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平等參與的平台。互聯網就如同一個政策對話場和治理論壇，人們可以直接表達自己的訴求和不滿。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為政府提供了聽取社情民意的直接渠道。中國政府網開設的「我向總理說句話」的常設窗口，從2014年3月到2015年2月27日共收到超過12萬條網民留言，其中很多建議成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依據和民意基礎。
其次，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是一個多中心的、具有自組織功能的社會化網路。多中心特性就意味著無論是言論還是權威都帶有「去中心」「碎片化」和「去行政化」的色彩，公信力必須建立在整個社會話語和共識的基礎上，因而政府治理必須與多中心密切互動。同時，行為當事人的話語往往更加能夠引發社會共鳴和共振，因此，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有了自主治理、協商治理和闡釋治理等多元趨向。
最後，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所及之處就是治理所及之處。隨著移動互聯網、雲計算等新興信息通信技術的創新應用，網路幾乎覆蓋了物理世界的各個角落，基於大數據的分析，基本上描繪了經濟社會運行的一幅全息圖。
互聯網的出現，促進了公眾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期望值的提升，不斷對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范圍內，面向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轉型正在逐步展開。人們往往認為，互聯網所帶來的未知因素遠遠多於已知因素，而實際上，互聯網真正帶來的是探索未知因素的無窮可能性。我們既不能將現實社會的治理困境和尷尬歸咎於互聯網，也不能對互聯網所「賦予」的效率抱以幻想，畢竟互聯網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本身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對象。
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永無止境。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J. 漢語漢語語境下的傳統治理是指什麼

我個人認為，漢語語境下的傳統治理的最高境界表述應該是《論版語》中《子路曾皙冉權有公西華侍坐》篇中的曾子追求的大同世界。儒家治理社會的過程表述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這些才是漢文化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