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宜勇法規
1. 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
公務員工資再改革 參照企業同類崗位市場價
繼2006年後，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收入分配改革，擬再出新規。
11月8日，記者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知情人士處獲悉，該部正在組織研究、擬訂完善公務員工資制度方案和深化事業單位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工作方案。
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公務員地區附加津貼制度的完善、建立職務與職級並行的制度、對基層低收入公務員群體增加激勵措施等。後者重點則放在清理整頓事業單位津貼補貼、推行績效工資制度等方面。
國家發改委社會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將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工資改革放在「標桿」的位置：「工資都由公共財政發放，關注度自然很高，在具體工資構成上也理應和社會同步，參照市場同類崗位的社會定價，進行改革完善。」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更是直言，在十二五規劃建議部署整個收入分配製度進一步深化改革、企業薪酬分配製度改革繼續推進的情況下，公務員工資制度的完善和事業單位收入分配改革的相應推進便是必然，相關政策在「十二五」期間出台實施，也自然順理成章。蘇強調，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水平調整將按照公務員法關於「定期進行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的調查比較」的要求，將工資調查比較結果作為調整公務員以及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水平的依據。
提振基層收入
此番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重點之一即提高基層公務員的收入水平，縮小系統內收入差距。
人保部工資研究所研究員劉軍勝介紹，一般而言，縣級及縣級以下鄉鎮公務員，其工資收入水平較省市一級公務員存在一定差別，工資待遇急待向基層傾斜。
一位2008年進入湖南縣級公務員系統的大學生的工資數據很有代表性。不久前，他很無奈地在網上曬自己的收入：月基本工資750元，績效工資每年13000元左右，財政工資共計1620元一月，扣除各項社保，每月拿到手的僅1420元。
他看到，這個數字，並未達到縣政府公布的人均收入已超過2000元的數字，更比不上市公務員的工資，以及縣里工業園區企業平均三四千的工資。
一位河南縣一級公務員也看到類似情況。他專門來到人民網地方領導頻道，為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寫下公開留言：過去省、市、縣、鄉級同級別公務員工資待遇差別不大，但自從財政分灶吃飯以後，省、市兩級政府由於財力更有保障，工資遠高於縣、鄉，有的地方差不多差一倍。
對於這些問題，政策制定方也在調研。蘇海南介紹，下一步將加大基層低收入水平公務員的工資激勵。同時，地區附加津貼制度也將作為一個重點推進，此舉被寄望於在一定程度上縮小公務員收入的地區差異，並促進這部分收入與當地GDP變動乃至生活成本相匹配。
據了解，「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在2006年《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即已提出，該津貼的意圖是充分反映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物價消費水平等方面的差異。但由於財力配套有限等原因，該制度並未全面建立，地區津貼制度的全國實施方案，也一直未公布。
摒棄「以官定薪」
此番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的另一個重點是摒除「單純以官銜職務定薪酬」的僵化模式，推動職務與職級並行定薪。
2006年國務院發布的公務員工資改革方案曾將公務員工資構成由四項壓縮至兩項，即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基礎工資和工齡工資調整為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兩項。
據蘇海南介紹，下一步需要專題研究職務與職級並行的制度，使之既延續以往制度的某些長處，又符合當前時代變化特別是公務員制度建立後的新特點。
劉軍勝也介紹，今後應該會有一套更加全面的公務員系統職位和職級晉升通道，「比如你職務上不去，當不了官，但是按照專業技術崗位或者相應的職稱，也可以進行績效分級，從而享受不同級別的工資」。
而至於具體實施辦法，楊宜勇介紹，可參照企業同類崗位的市場定價來為公務員定薪，「全球的公務員薪酬都是這樣定的，我國也差不多，比如一個中小企業的部門經理收入，大致相當於一個機關處長的收入水平」。
據了解，目前人保部正醞釀國家薪酬調查與信息發布制度，不僅針對勞動者進行工資報酬調查，還將針對用人單位進行勞動力成本支出的調查，除工資外，各種個人獎勵獎金、股權期權激勵都有望包含在內，並定期發布。
據參與該制度設計的中國人民大學組織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劉昕介紹，除為企業提供參考數據外，系統醞釀的目的之一，即為了將來公務員及事業單位工資和企業的掛鉤打下基礎。
清理事業單位津補貼
據本報了解，同時推進的還包括事業單位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當中的重點之一即在於全面建立績效工資制度。
蘇海南介紹，從2009年初開始，義務教育領域、基層公共衛生領域已率先實行績效工資制度；國務院確定從2010年1月1日起，在其他事業單位實施。
「現在看來，績效工資的推進還受多種因素尤其是財政資金的制約。為保證穩妥實施，無疑需要進一步的政策引導。」蘇說。
楊宜勇也介紹，下一步事業單位的改革也將緊緊圍繞績效工資制度改革這個重點。
蘇海南生動形容，績效工資改革要開前門關後門，即一方面根據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提供的公益性服務考核結果發放績效工資，另一方面需要全面清理規范事業單位的津補貼發放。
他回憶稱，早在2006年的事業單位工資改革方案中即已明確指出，事業單位實行崗位績效工資制度。「那時候條件還不成熟，主要原因在於事業單位的津貼補貼還比較混亂，跟單位和個人的績效聯系不緊密。另外，績效工資的總量如何確定，財政如何撥付事業單位的績效工資，也需要通盤考慮。」蘇稱。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教授竹立家也曾提到一個相關數字：近年來我國體制外和預算外收入每年約有3萬億元人民幣，而當中的大部分可以說是被事業單位控制，「因為事業單位管理層對這些公共收入有很大的支配權，管理層財權和用人權過大，又缺乏監督，群眾不敢監督、上級部門又監督不了，從而為腐敗、瀆職、浪費留下很大的空間。」
2. 我國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肯定會遇到象影響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小團體利益，傳統經濟，影響環保，擴大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行業差距，擴大貧富收入差距等不和諧因素的影響。
象收入差距所產生的原因，與獨家經營有關，與國家宏觀調控有關，與歷史原因有關，但是，該差距的產生和擴大，必定會影響到其他行業，對社會的穩定會產生一定的不良影響。應該如何解決。可以借鑒以下文章。
中國加快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以制度力促國強民富
2009年05月18日13:43
收入分配改革的關注點
通過制度建設，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體現到改善民生上，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
國務院常務會議近日審議並原則通過《關於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據悉，意見中提出了加快出台《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這將成為今年體制改革的重要看點之一。
與此同時，4月份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數據冷熱不均，盡管一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表現好於預期，但仍面臨嚴重挑戰，經濟復甦的過程可能要比預期中的更長。作為夯實內需增長長期基礎、增強經濟發展後勁的重要舉措，醞釀中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為社會各方面關注的焦點。
采訪中，相關權威人士向《瞭望》新聞周刊透露，在持續困擾我國的體制痼疾中，收入分配問題始終位列其間。早在2006年，有關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擬定，並一度進入徵求意見階段，在前兩年體制改革的意見中均有涉及，但因制度設計難度大、利益調整阻力大等原因，這一改革方案遲遲未出台。
「歷經兩年多的反復論證和修改，收入分配總體改革方案已基本成型，預計今年內有望出台。」該人士向本刊記者揭示了新背景下的改革深意，選擇在此時啟動收入分配改革，是為了通過收入分配調整真正啟動內需和消費，尤其解決中低收入者消費不足的問題，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注入持續動力。
加強初次分配調整
居民消費率過低一直是困擾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不協調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造成了內需不足的發展「短板」，此次金融危機中體現尤深。
「中國實際上有很強的內需，只是在內需的身上還帶著枷鎖」，采訪中，研究者將造成目前居民消費率過低的症結指向收入分配機制。「政府拿錢投資，居民拿錢消費，現在政府有錢而百姓沒錢，因此國內消費不足，經濟外向依賴程度過高。」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告訴《瞭望》新聞周刊。
「分配的問題也是發展中的問題，分配問題解決不好，發展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在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看來，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應形成良性互動，合理的分配能夠成為經濟長期增長的最根本的動力，而不合理的分配最終會因消費能力的不足而使發展動力衰減。
城鄉、地區和個人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也制約了廣大中低收入者購買力的提高。從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周天勇分析說，「社會的發展成果應由社會成員共享。但目前老百姓富裕的速度較慢，居民收入增長並未與財政收入的增速同步。」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滯後於經濟增長速度，是制約居民消費增長的關鍵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問題出在初次分配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域，十多年來，勞動者報酬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職工工資佔GDP的比重，由最高時1980年的17%不斷下降到2007年的11%。
據常修澤調研發現，在初次分配過程中存在「利潤蠶食工資」的傾向，表現為勞動者的報酬標准偏低，並缺乏工資的支付保障機制(特別是農民工)和正常增長機制。從中國與發達國家小時工資水平比較看，中國大約是0.2美元左右，歐美發達國家大體上是25～30美元。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但另一方面，也有勞動力價格低估和扭曲的問題。
社科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對本刊記者分析說，初次分配奠定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而其取決於經濟的發展模式和路徑，「我國的經濟政府主導性比較強，這導致我國經濟成為投資型、出口型經濟，造成整個經濟重化工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特徵比較強，其吸納的就業人員較少，而這就使初次分配更多地偏向於資本、偏向於政府，而非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佔份額越來越萎縮」。
他用數字解讀說，1997年～2007年，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從53.4%降至39.74%；資本收入佔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佔GDP的比重從21.23%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從10.95%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佔到了國民收入的30%。
據權威相關人士透露，目前的改革方案將對初次分配政策進行重點考慮。
改變再分配向政府企業傾斜局面
而在再分配領域，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同樣是下降的，政府和企業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常修澤分析，1992年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政府和企業收入上升16個百分點。
「政府收入上升是部分稅率偏高和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增長過快所致，企業收入上升與壟斷性行業的壟斷利潤有關，」在他看來，需逐步改變目前國民收入分配過程中「向政府傾斜」、「向壟斷企業傾斜」的傾向。
「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統一的，收入分配結構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毫無疑問要到生產關系領域去尋找。」楊宜勇認為，否則就會陷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泥潭。
從深層次原因來看，周天勇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在發展戰略上，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大企業發展太快，雖然其創造的財富較多，但容納的勞動力較少，技術代替了勞動，這使勞動參與財富分配的比例下降。而吸納較多勞動力的中小企業則發展滯後。
二是，從產業結構來看，工業佔比太大，現在三大產業的分配比例是「1:5:4」，而三產中的就業結構是「40:28:32」，產出結構是「11:49:40」，也就是說，農業中40%的勞動力只創造了11%的國民生產總值，收入分配也相應較低。而工業的情況就不一樣了，28%的勞動力創造出49%的財富，大部分財富都交給國家了。
另一方面，我國的服務業發展滯後，按照國際規律，一般一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服務業的比重可達60%，即可創造60%的生產總值，容納60%的就業率，但我們的差距仍然明顯。工業的發展主要是靠資本，服務業則是靠勞動力，服務業佔比過低導致勞動力收入分配所佔比重低。
三是，國民經濟的稅費負擔過重。我們的稅費全部加起來負擔率約為31%。盡管這些年，費有所減少但稅一直在增加。2007年國民生產總值25萬億元，而政府全部收入為9萬億元，佔36.8%。這一負擔比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明顯過重。
因此，改變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的趨勢，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個重點。
著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十七大以來，政府高度重視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重在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楊宜勇認為，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關鍵看兩個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重，二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
綜合多位受訪研究者的意見，這意味著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要進行大的調整。在初次分配中要適當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改變目前的初次分配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國家和企業收入的比重。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被多位研究者認為，是規范初次分配領域秩序的主要途徑。
其實，自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就已強調著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改革開放後逐漸形成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結構帶來的收入差距過大，使社會的許多矛盾都從分配領域反映出來。而中等收入者被認為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
按照統計局的定義，家庭年收入6萬元到20萬元是中等收入者，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戰略研究」課題則確定「家庭年收入5.37萬～16萬元、個人年收入3.4萬～10萬元」為中等收入者的標准。按照這一標准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佔全國總人口的7%左右。
要使收入分配結構能夠由「金字塔型」調整為「橄欖型」，目前面臨的困難仍然較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分配秩序混亂和分配關系不合理兩方面。
其一，分配秩序混亂。在初次分配領域，表現為：部分用人單位拖欠、剋扣勞動者工資、同工不同酬現象嚴重、特殊情況工資支付混亂、部分用人單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場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佔有一定比重等六個方面；在再分配領域，表現為：社會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夠公平、偷稅漏稅等問題嚴重、第三次分配無序等三個方面。
其二，分配關系不合理。這可以概括為「兩降四大幾不順，四低一慢兩並存」，即居民收入、勞動報酬比重兩降低，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四方面收入差距偏大，不同層級組織和部分地方行政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幾方面分配關系不順；農民和勞動密集型企業職工、私營企業職工和生產一線員工四類人員收入低，普通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偏慢；不少低端崗位人員工資偏低和某些低端崗位工資不低、部分高端崗位工資偏高與少數高端崗位工資不高兩並存。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收入分配與消費研究室主任陳新年認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再分配只是輔助手段，其作用是縮小收入差距，解決中等收入者的後顧之憂，使低收入者生活有一個基本保障。
而「擴中」的主要途徑仍是「規范初次分配領域的秩序」，即創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環境，逐步消除少部分人靠不正當手段暴富的機會；國有單位的通病是「平均主義」，所以要建立健全國有單位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公有制內部反對平均化，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強調把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在非國有單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利潤侵蝕工資」，所以在非國有單位要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
常修澤認為，「改革關鍵在於掃除體制障礙，創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環境，才能使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機會進入中等收入者隊伍。」受訪專家還提醒，擴大中等收入者，就不能忽視城鄉收入差距，要把7.5億農民包括在內，統籌考慮。
而此輪經濟調整中的產業結構升級也給「擴中」帶來了機遇。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像印度、新加坡等國，通過產業結構升級擴大了技術與管理階層，薪資水平得到提高，從而產生了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我國實施的產業升級若能引起職業結構變動，使技術與管理階層擴大，這對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將是非常有益的。
而加大中小企業的發展力度，也被多位研究者視為培育中等收入者群體的重要一環。周天勇認為，「鼓勵創業、發展中小企業，讓老百姓充分就業並參與財富的分配，勞動只有創造出財富才可能分配到財富。」
蘇海南還提醒說，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應加大政策的引導作用，並還需考慮到對勞動力的吸納，「加強教育培訓，為更多的勞動者提供成為中等收入者的機會和能力。」
以制度力促國強民富
收入分配問題直接關系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能否為人民共享，關系著整個社會基礎的穩定。「以2008年底為界限，中國新階段的第二個30年已悄然到來，中國將進行包括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生態環境制度改革在內的『五環一體』的改革，環環相扣，融為一體。」常修澤分析，未來的收入分配改革將不再單兵突進，而應從經濟、政治、社會多個領域著眼。而中長期的方向來看，周天勇認為最為關鍵的仍是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
從經濟領域來看，劉煜輝分析，短期來看，收入分配改革可對存量財富進行調整再分配，「但這其中涉及到各個利益階層，既復雜又敏感，是要真正動某些利益階層口袋裡的蛋糕的改革，難度較大。」
劉煜輝建議，要提高勞動所得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資源配置的方向，最好良方是資源向私人資本和中小企業傾斜。同時，要支持其向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延伸現代製造業的價值鏈，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路，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
蘇海南則提出要進一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規。首先，提高收入分配法規政策的層次，逐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體系。逐步將現行收入分配規章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層次，同時，將初次分配領域中的資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製度、農村分配製度以及收入分配調控制度法制化，均納入收入分配法律體系，使之具有系統性。其次，按緩急輕重抓重點立法。加快健全完善工資分配法律法規，進一步規范工資分配行為，預防和有力打擊拖欠和剋扣工資行為。再次，進一步健全收入分配調控法律法規。主要是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法，健全打擊非法收入的法律法規並增強處罰力度。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暴露了當前人民群眾對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迅速上升與政府供給不足且配置失衡，形成一個突出的矛盾。」常修澤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加強公共服務，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最突出的是解決教育、醫療衛生，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這是尋求市場化改革與社會公平「雙線」之間「均衡」的關節點。
「在國富與民生的關系方面，應通過制度建設，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體現到改善民生上，為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這方面的重點是深化收入分配製度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這是與人的發展關系最直接、最現實的一個領域。
2010：收入分配待攻堅（視窗）
2009年12月31日04:45 來源：人民網
主持人： 記者 杜海濤
嘉 賓：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鄭功成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 蘇海南
辭舊迎新算算賬，收入還是大夥兒最關心的事。
錢袋子夠不夠鼓？幹得多能不能掙得多？低收入群體有沒有受到充分關注？近段時間以來，我們連續推出收入分配專題報道，記者零距離走訪城市白領、打工者、教師、企業主、農民、環衛工人、計程車司機、社區工作者、醫院合同工……從不同角度真實反映了普通百姓收入現狀。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一項牽動全局的改革，需要上下各方共同思考，付出艱苦努力。百姓生活版祝讀者朋友在新的一年，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頭，生活更加多彩！
——編 者
■「兩個偏低」都與經濟結構有關
主持人：收入分配問題，大家普遍關心。您認為分配關系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蘇海南：分配關系不合理，從表面上看是收入問題；從根子上看是經濟結構不合理、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內容，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當前，分配結構的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偏低」：即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這都與經濟結構有關。比如，由於投資、出口、消費比例不協調，一、二、三產業結構不合理，造成勞動力結構不合理。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第三產業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佔比已從最低時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一產富餘勞動力被擠進二產，造成二產勞動力供過於求；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財富增長相對緩慢。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必須著眼於整個經濟結構，從調整相關經濟結構和深化體制改革著手，調整出口、投資、消費等重大比例關系。通過變粗放型生產方式為集約型，促進產業升級換代、推動產品由低端進入中高端、壓縮過剩產能等來提高生產效率；通過大力發展三產擴大就業，減輕二產人力資源市場過度競爭，強化產業工人協商工資增長的地位。這是一個龐大的復雜工程，也是一個長期工程。
■千方百計增「飯碗」，開辟就業新領域
主持人：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已成為制約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礙。這種現狀怎麼改變？
鄭功成：有效就業是增加勞動報酬的前提。要千方百計增加「飯碗」，開辟新的就業領域。當前，應當重視就業實際狀況，全面客觀認識當前的就業壓力。今年和去年相比，剔除特殊政策的影響，實際上就業有所下降，這是嚴峻的現實。政府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中應當考慮社會服務相關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旅遊業和服務業以帶動就業。家政公司在推動就業發展方面有積極作用，它使非正規就業正規化，保證了那些勞動者的保險和福利，值得推廣。
蘇海南：要在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和完善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基礎上，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這對廣大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來說，任務更緊迫。這些企業就業人口多，收入水平低；擴大消費，這個群體是重點。要積極推動工資集體協商，扭轉「勞方不敢談、不會談，資方不願談、拒絕談」的局面；對中小企業建立工資增長機制明確給予減免稅優惠，形成利益引導，助其減輕經營壓力。
目前，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在我國，2007年這一比重已從1997年的53.4%降至39.7%。以去年GDP總量31萬億元算，如果勞動報酬佔比提高10個百分點，就能多發3萬多億元工資，普通勞動者境遇會大為改善。
■公共財政應優先投向民生領域
主持人：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初次分配格局非調不可，但這個過程是漸進的。因此，加快二次分配改革尤為迫切，這方面改革的著力點在哪兒？
鄭功成：一是強化社保再分配功能。在「十二五」期間要強化社會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建立以社會救助、全民醫療保障和全民養老保險為主體的經濟保障體系的同時，進一步完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應該拿出更多的錢來大力發展公共服務，加大對老年人的服務保障。今年國民經濟的目標是GDP「保8」，財政收入增長8%，而投入社保的財政支出預計增長17.1%，超出1倍以上，這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改革稅收制度。加大所得稅再分配功能，首先要調高高收入者的累進所得稅率，其次要減少所得稅的累進層級，並加大各層級之間的級差。目前，壟斷行業不僅工資很高，住房公積金的比例也很高，企業年金也大都建立了。有的住房公積金和企業年金加起來超過工資收入，很不合理。以前，高公積金和高企業年金都免徵個稅，這對低收入群體來說是不公平的。近日，國稅總局發出通知，已明確企業年金要徵收個人所得稅。
蘇海南：公共財政應優先投向民生領域。在二次分配時應當從財政收入中切出一塊，用於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失業保險、社會救助等標准，企業退休人員退休金等，保障低收入群體或無收入來源者的基本生活。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目前央企每年上交稅費後，還有數千億元稅後利潤留在了企業，難免會有一部分以補助、獎金等形式進入個人腰包，這是非常不合理的。要在繼續打破壟斷的同時，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國企利潤上繳機制，用以彌補對中小企業減稅和社保基金的支出。
■注重發展社會保險和職業福利
主持人：這輪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什麼？
鄭功成：我主張建立「三位一體」的綜合性薪酬體系，即：勞動者的收入要分為工資、社會保險和職業福利三個部分，最終目標是確立一個清晰、公正、定型的收入分配秩序。
當前，由於人們無法形成清晰穩定的預期，使得內需市場畸形發展，股市、樓市才會引起那麼大的關注，這是不正常的。要重視社會保險和職業福利的發展，不能僅僅關注最低工資水平。實現穩定收入預期的目標，這是關乎所有就業者的民生問題。當然，對壟斷行業，要嚴格監管其福利支出。
蘇海南：堅持「提低」與「控高」並舉。低收入群體能否盡快增收，除了工作環境與制度因素，還與個人的技能和素質相關。比如政府應加大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力度，農民工自己也得努力提升技能。一個高素質的農民工，才可能獲得較高的勞動報酬。
對少數企業高管等人員的偏高過高收入，應加大調控力度。目前，對央企高管薪酬已有監管辦法，還要抓緊研究股份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調控措施。比如，英國規定，企業高管年終獎的50%要交納個稅。我國也應研究建立符合上市公司性質和特點的收入監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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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述「十一五」期間我國主要取得了哪些方面的輝煌成就「十二五」期間應重點解決哪些問題
2010年10月1日18時59分57秒，在全國人民的翹首盼望與熱切注視下，「嫦娥二號」沖破夜空成功發射，從而標志著中國探月工程二期拉開了序幕。那一瞬間，對於錢衛平和他的同事們來說，心中奔涌的不僅僅是欣慰與自豪，更多的是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作為2007年「嫦娥一號」、2008年載人飛船以及如今「嫦娥二號」任務測控系統總設計師，錢衛平見證了我國航天事業在「十一五」期間的飛速發展。而這不過是近年來我國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的一個縮影。
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我國在「十一五」時期宏觀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經濟總量躋身世界前三，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加速轉變，新型工業化道路引領中國工業實現新跨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續改善。更令人驚喜的是，在收獲這些成就的同時，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調整也取得積極進展，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
「『十一五』期間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90%以上的目標都實現了或者超額實現了。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經濟依然取得高增長，非常不簡單。」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評價說。
可以說，「十一五」的五年是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夯實基礎的時期，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輝煌成就的五年。
奮進的五年：在國際金融危機與自然災害的雙重挑戰下，中國經濟再次實現新跨越
讓我們先看一組數字的對比——
2006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根據規劃，「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目標確定為年均增長7.5%，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
此刻，回望「十一五」，雖然2010年尚未落幕，但前四年我國GDP已實現年均增長11.4%，比「十五」平均增速9.8%快了1.6個百分點，更比世界同期水平快8.2個百分點。而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又取得了11.1%的增長。專家預計，今年全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應不低於9.5%，這意味著「十一五」期間經濟年平均增速超過10%，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標也將超額實現。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一高速增長是在國際金融危機造成世界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負增長以及國內一連串自然災害的雙重挑戰下取得的。2008年，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經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而雨雪冰凍災害、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西南大旱、舟曲泥石流、洪澇災害等突如其來的嚴重自然災害，也令經濟運行一次次承受嚴峻的考驗。從當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經濟迅速下滑，到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一度跌至6.1%。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以及接連不斷的各種重大挑戰，黨中央、國務院果斷出台並實施了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有針對性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積極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從而使國民經濟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經濟增速逐季回升，全年實現8.7%的增幅，超額完成「保8」目標。在世界經濟一片慘淡之中，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首要推動力量。」
「十一五」的五年，不僅僅是經濟增長速度領先全球，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2009年，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的位次由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達到8.5%，比2005年上升3.6個百分點。進入2010年，這一格局再次被重寫：二季度中國GDP超過日本，從而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不僅如此，2009年，我國外匯儲備和財政收入分別達到2.4萬億美元和6.9萬億元，位居世界前列；在全世界500種工業產品中，220種產品我國產量世界第一，裝備和電子信息產業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二；當年外貿進出口總額為22072.7億美元，是2005年的1.5倍，世界排位從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額從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
面對挑戰和考驗，中國經濟再次實現新的跨越，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
提升的五年：節能減排力度前所未有，四大資源環境約束性指標有望全部實現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但粗放式發展也帶來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對環境的破壞，這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並探索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十一五」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出並明確規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資源環境約束性指標：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達到10%左右，森林覆蓋率達到20%、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10%。目標之具體、約束性之強在以往10個五年規劃中不曾有過。這些指標不僅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內涵，也對增長的質量和方式有了硬性的規定，體現了政府對由量到質的科學發展模式的追求。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總結和介紹「十一五」期間節能減排情況時表示，為實現「十一五」目標，我國在結構節能方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在第二產業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使產業內部結構進一步優化；在淘汰落後產能方面，「十一五」前四年，我國共淘汰小火電機組6000多萬千瓦，淘汰落後煉鐵產能8712萬噸、煉鋼產能6038萬噸、水泥產能2.14億噸。
對此，楊宜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十一五』各項任務中，節能減排應該是最難的。但是通過加強約束，這個目標也實現了，非常值得欣喜。」事實上，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傳統工業國家、「世界加工工廠」，一度消耗著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鋼鐵和70%左右的油氣，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盡管節能減排、治污降耗、淘汰落後已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但五年內實現「單位GDP能耗降低20%」依然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為此，中央在此期間投資2000多億元用於節能環保工程，進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而這些投入只佔全國節能環保總投資的10%至15%。
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節能減排取得積極進展，能源利用效率明顯提高。「十一五」前四年，在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3.5%的基礎上，規模以上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累計下降20.76%，累計實現節能量5.3億噸標准煤。與此同時，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下降9.66%，二氧化硫排放總量下降13.14%，為實現全國完成單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目標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目前情況看，「四項指標中後三個到年底經過努力都能實現，但完成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標，還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解振華說。但他同時表示，「一定會努力完成節能減排目標」。
惠民的五年：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社會保障事業快速推進
回望「十一五」，人們不難發現，在不斷推進的各項經濟、社會與政治改革等方面，無不閃耀著「民生」二字。
「農村改革使廣大農民普遍受益，基本公共服務改革也有重大突破。民生建設得到各級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因此，『十一五』也被譽為『民生五年』。」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談到「十一五」期間各項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時說。
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一理念在「十一五」期間每一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越來越充分地得以體現——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廣大農民從此走上減負增收的致富之路；同年，中央財政拿出1859億元投向困難群體。此後，用於民生的財政支出逐年遞增，2008年突破萬億元，2010年更是超出1.6萬億元。與此同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從2008年起覆蓋到了全國全部有農業人口的縣（市、區），提前完成「十一五」規劃目標。此外，「十一五」期間，國家重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免除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新醫改方案惠及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已覆蓋全國92%以上的人口。
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五年，也是政府惠民、利民政策不斷發力、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的五年。2006年到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1760元增長到17175元，年均實際增長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3587元增長到5153元，年均實際增長8.3%，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3個百分點。
如今，在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農村，汽車已經快步走進家庭，電腦、手機的普及率也在不斷提高，人們對精神文化娛樂的需求日益增長。數據表明，我國私人汽車擁有量從2006年的2333萬輛，增加到2009年的4575萬輛；行動電話用戶從2006年末的4.6106億戶增加到2009年末的7.4721億戶，今年上半年更突破了8億戶。與此同時，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由2005年的36.7%下降到2009年的36.5%，農村居民家庭由2005年的45.5%下降到41.0%。這一切都表明，廣大人民群眾在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生活質量也日益提高。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還需清醒地看到，盡管「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果，但制約經濟平穩運行的矛盾依然突出，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方面還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資源環境約束逐漸加大，收入分配機制改革面臨重重阻力。也正因為此，對於即將來到的「十二五」，我們充滿著深切的期待，也懷有一份強烈的責任。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道路上，我們還需奮力前行。
4. 2o23年退休政策出台
延遲退休政策並不是在2023年出台，而是在2022年正式實施。
延遲退休方案實施時間表：2015年 指定延遲退休方案--->2017年 上報中央同意並公開徵求意見--->2017年 公布方案--->2022年 正式實施
2018年退休年齡最新規定：社部今日公布延遲退休時間表，最新延遲退休方法最早2022年實施!這樣一算來對70、80後的影響很大。
四類人將受延遲退休影響最大：首先是小於等於50歲女性工人，即1972年以及以後出生的女性；其次是小於等於55歲女性幹部，即國家文件規定的黨政機關、人民團隊和事業單位中的正、副處級女幹部、具有高級職稱的女性專業技術人員；
第三是小於等於55歲的男性工人，主要是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工人，即1967年以及以後出生的人；第四是小於等於60歲男性幹部，即1962年以及之後出生的男性。
2022年正式實施，按照退休年齡改革方案：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一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直到2045年同時達到65歲。
拓展資料
延遲退休即延遲退休年齡，指國家結合國外有些國家在討論或者已經決定要提高退休年齡的政策來綜合考慮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就業的情況而逐步提高退休年齡來延遲退休的制度。2013年6月，由於就業壓力等多重原因，人社部已經擱置延遲退休的思路，僅僅從研究著手，進行學術探討。到2013年11月，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明確了頂層設計中，延遲退休政策漸行漸進。
2013年人民網聯合清研咨詢、優數咨詢所做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近七成受訪者反對延遲退休，59%的受訪者認為廢除退休雙軌制的時機已經成熟。此外，73.5%的受訪者支持實行彈性退休制。
延退政策撲朔迷離
「延遲退休」話題持續發酵數月之後，是否將納入正在研討中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引發外界廣泛聯想。多方消息來源顯示，這一議題或於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定調。
此前，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銀行等機構已陸續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社部」）提交了各自版本的養老保險改革方案。
隨後，人社部與多套方案的設計者碰頭，在養老制度上達成了多項共識，其中包括延長養老保險繳費年限和養老金實行並軌。不過，2013年10月21日，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否認了這一說法，稱會議主要是7家研究機構對養老保險改革研究成果的交流和研討，相關部門並沒有發表具體意見。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向中央遞交的「383」改革方案中，深化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被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三大突破口之一予以提出。
2013年我國男性職工60歲退休，女性職工50歲退休（女性幹部55歲退休），艱苦崗位男性55歲、女性45歲退休，均從退休時起領取養老金。
面對我國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延遲退休成為現階段決策層屬意的填補養老金缺口的首選方案之一。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的梳理，早在2004年，「延遲退休」的話題就開始被提出，自2012年全國「兩會」以來，持續延燒，至2013年未歇。
此前，人社部多次表示將在我國穩慎推進延遲退休，具體方案未定。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作為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的部門，國家發改委專家就此表態，首次提出了「溫和延遲退休」的概念。
在2013年11月2日以「養老」為核心主題的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人類的平均預期壽命會越來越長，退休年齡延長是一個早晚的事情。楊宜勇認為，延遲退休不能「一刀切」，可以每年增加一個月或者兩個月，比如從2013年開始，退休的就是60歲加一個月，後年就是60歲加兩個月，這樣溫和地延長
最低退休年齡
多為重體力勞動者 男50歲和女45歲為最低退休年齡
根據當前現行的規定，國家法定的企業職工退休年齡是男年滿60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女幹部年滿55周歲。從事井下、高溫、高空、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齡男年滿55周歲，女年滿45周歲，因病或非因工緻殘，由醫院證明並經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退休年齡為男年滿50周歲，女年滿45周歲。
按照這一規定，男50歲和女45歲是當前現行規定的最低退休年齡，可能會成為延遲退休政策的先行者。但實際上不難看出，退休年齡低的群體基本都屬於重體力勞動者，甚至是失去勞動能力的人。有觀點認為，對於腦力勞動者，延遲退休年齡可能不會對其生活造成過大的負面影響，但是對於那些體力勞動者，延遲退休的影響將更為明顯。一位工作了20多年的清潔工就曾經抱怨，年紀一大就不能繼續當清潔工了，「然而那個時候我還領不到養老金。我的生活該怎麼辦？」
有何影響
如果2022年落地實施，那麼以下三個群體將會受到退休新政的影響。
（1）小於等於50歲女性工人（1972年以及以後出生的女性）；
（2）小於等於55歲女性幹部和男性工人，主要是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工人（1967年以及以後出生的人）；
（3）小於等於60歲男性幹部（1962年以及以後出生的男性）。
由此看出，延遲退休方案影響較大是70後和80後，根據人社部方案將實行「漸進式」延遲退休，直到經過相當長時間達到新擬定的法定退休年齡。因此對於90後來說，到退休時估計已經完全趕上了新政。
支持和反對
一線體力勞動者不願延退 腦力和體力勞動者應區別對待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專家劉慶龍表示，對於延遲退休，應該先搞清楚是什麼人贊成延遲，又是哪些人反對，「在勞動一線的人沒有想延遲退休的，想延遲退休的都不在體力勞動一線上。」他認為延遲退休政策更多地顧及了腦力勞動者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未考量體力勞動者的利益，「對於一線的體力勞動者，他們根本不是八個小時工作制，在勞動力最旺盛的時候，體力全都透支，他們希望在退休時能養養身體，怎麼可能願意延遲退休？」
部長回應
2014年3月10日上午，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對於大家關注的延遲退休方案何時出台的問題作出了回應。他表示，延遲退休方案肯定會在2020年之前出台，但是，對於延遲退休政策是否如所傳的「延五用十」方案以及是否開展試點等問題，尹蔚民並沒有作出回應。
尹蔚民表示，延遲退休將是制定漸進性退休年齡的辦法，這個時間表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到的2020年前改革的一大任務，人社部肯定會在這個期間把這個方案推出。但是尹蔚民同時表示，這項政策是比較復雜的社會政策，涉及到人口的結構、勞動力的供給，以及社會保障基金的安全健康的發展。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這個決定公布以後，社會各界包括不同群體還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認識，所以我們在制定這個政策當中，會認真聽取各個方面的意見，進行充分的論證。」尹蔚民說。他表示，這個政策核心就是小步分解漸進性的推進。
2016年7月13日，2016年二十國集團勞工就業部長會議在北京閉幕，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延遲退休方案預計今年出台。尹蔚民表示，延遲退休方案預計今年出台，將會小步慢走，逐步到位區分對待，分步實施。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尹蔚民曾表示，延退方案預計今年年內會拿出方案。
人社部回應
2015年12月，一份名為《人社部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時間表》在微信朋友圈內熱傳，很多人開始對照這份表計算自己的退休時間。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金維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這份表不是真的
5. 求一篇經濟危機過後的中國經濟形式的論文
建議
[摘 要]2008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引發了更多的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對本來正處於勞資沖突高發期的我國勞動關系無疑是雪上加霜。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沖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已成金融危機背景下，黨、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關鍵詞]金融危機；勞資關系；對策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勞動關系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是我國的企業，對本來正處於勞資沖突高發期的我國勞資關系無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機背景下，如何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沖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 已成為黨、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一、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勞動關系現狀分析
勞動關系是企業內部最基本的關系。勞動關系是否穩定和諧，直接決定和影響著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為了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應當對勞動關系不和諧的表現及其因果進行探究。
勞動關系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為實現勞動過程而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為基本的社會關系。影響勞動關系的因素有許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內部因素；經濟環境、政治法律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外部因素，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就是這些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目前影響我國勞動關系大的經濟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經濟體制改革，二是當前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伴隨我國經濟體制進入了一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轉型期，我國的勞動關系經歷著由行政化的勞動關系向市場化的勞動關系的轉變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的實質是勞動和資本的結合。利潤最大化是資本的直接追求，工資最大化則是勞動的直接追求，勞動關系的矛盾和沖突即由此而來，這是影響勞動關系的內部因素。勞資沖突體現為勞動者的生存權和資本的財產權的沖突。由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居於社會經濟關系中主導的核心的地位，而勞動者居於從屬和被動的地位，所以，勞資沖突產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於勞動者一方的權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實現而致發生。
從我國目前勞資沖突的性質來看，絕大多數是由於勞動者的基本勞動經濟權益被侵害，而又長期得不到解決而致」[1]。總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勞資矛盾積累越來越多，進而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是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矛盾、勞資沖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麼造成我國勞資矛盾高發這一狀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主要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經濟的現代化、企業效率的增長，而且這種現代化和企業的效率增長，是以出口導向型工業化作為一個推進器來推動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就要把能夠去參與國際競爭的要素確立下來，毫無疑問這就是勞動價格的比較優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要靠犧牲勞動者的就業條件和勞動條件作為一個發展的代價和前提。」[2]隨著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勞動爭議不斷增多，爭議數量和涉及勞動者人數不斷上升，國有企業勞動爭議案件的絕對數已經是所有類型企業中最高的。
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相關數據顯示， 2003 年國有企業結案48771件，佔全國總數的21. 5%;其中集體爭議案件3623件，佔全國總數的33. 5%。在48771 件勞動爭議案件中， 有45613件是由勞動者申訴的，佔93. 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單位申訴，只佔6. 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個統計，在全國的群體性事件當中，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總體來看，就是勞工的群體事件佔到全國當地群體性事件總數的46. 9% ,將近一半。那麼在各種分類的統計裡面，勞資關系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響勞動關系的另一個大的外部因素是當前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一些企業訂單減少、庫存增加、資金緊張、有的企業賴賬、毀約甚至是倒閉和半倒閉。降薪、停發工資、無限期放假、裁員是許多企業無耐的選擇，一些企業主不願意按法律給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經濟補償，出現了突然逃跑等種種行為，使得勞資糾紛井噴增多，引發更多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給本來就比較脆弱勞資關系帶來不少的沖擊。
從2008年中國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來看，比起2003年增長了95% ,就是增長了幾乎是一倍。像東部地區，比如說像上海、深圳這兩地分別增長了300%和280%。根據楊宜勇研究員所提供的國家發改委的數據，去年中國共有6. 7萬家中小規模的企業倒閉，全年倒閉的企業超過了10萬家。由於長三角、珠三角大規模的企業倒閉，所以大量的民工失業，有的被拖欠工資，有的提前退保還鄉，所以導致勞動爭議和罷工的現象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頻率在增加。
其實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一種無法避免的客觀的存在，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大多數工廠採用減薪、不買社保、剋扣工資、推遲發工資、放假停工等形式轉移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不僅增多，表現也更是激烈。面對這種情況，如果對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處理得當，可以成為推動市場經濟條件發展和完善、成為幫助走出經濟困境的內在動力之一。但是如果處理不當，輕則會影響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重則要引發社會動亂以威脅社會安全，於是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沖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就成為黨、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二、和諧勞動關系的基本特徵
和諧勞動關系是指勞動過程中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和諧關系，包括人與人、人與物（自然環境勞動條件等）的關系。
什麼是和諧勞動關系？ 這是我們建立和諧勞動關系必須首先明確和把握的問題。從勞動關系本身屬性出發，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勞動關系的變化，通過對和諧勞動關系的內涵、要素、標準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謂和諧的勞動關系的基本特徵應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合同型的。
《勞動法》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一經雙方當事人簽訂，即確立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法律關系，他們之間的有關勞動權利義務通過書面形式確定下來，使之固定化、具體化、以此規范和約束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的行為，並且通過勞動合同的履行，實現雙方各自的權利[ 3 ]。任何一方違約侵害另一方權益的，都要承擔經濟或法律責任。建立和諧勞動關系，必須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加強勞動合同管理，不斷提高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的合同意識，依法簽訂並嚴格履行勞動合同，充分發揮勞動合同在調整勞動關系中的積極作用。
（二）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法制型的。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法律是調整勞動關系的基本手段，是規范人們行為的規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在構成、運行、處理等方面應當實現法制化，法律原則、法律方式應當成為調整勞動關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國已經頒布了一系列勞動法律法規，勞動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以《勞動法》為龍頭建立了調整勞動關系各個方面的法律規范，在勞動關系運行的各個環節，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這是建立和諧勞動關系的基本依據和保障。論文網
（三）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勞動關系主要包括：
（1）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應當會同同級工會和企業方面代表建立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共同研究解決勞動關系方面的重大問題，共同參與勞動法律、法規、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2）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平等協商集體合同制度是市場經濟國家調整勞動關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會從整體上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手段，對涉及職工勞動權益問題，如工資、工時、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生活福利等，由工會代表職工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用以規范勞動關系雙方的行為，體現了勞動關系的共同決定權，改變了勞動關系事務的處理由用人單位一方獨占的局面，從而提升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的地位和權利。
（3）職工民主管理制度。職工民主管理是職工依法直接或間接參與管理所在單位內部事務，其在協調勞動關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現為職工意志對用人單位意志的影響和制約，用人單位意志對職工意志的吸收和體現，從而使勞動關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我國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職工代表大會，應當加強職代會制度建設，依法落實職代會職權，使職代會成為調整勞動關系的重要機制。
（四）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救助型的。
勞動關系雙方由於價值取向的差異和看問題角度的不同，產生一些矛盾難以避免，關鍵是看有沒有一套解決矛盾和化解沖突的有效機制。我們既要正視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決矛盾。勞動爭議就是勞動關系矛盾的表現，勞動爭議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其影響范圍比較大，看似簡單的勞動爭議，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
6. 十一五期間我國主要取得了哪些方面的輝煌成就
「十一五」期間我國取得重大成就 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6日15:43 新京報
2011年3月6日14時，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朱之鑫、徐憲平，談關於「十二五」規劃綱要，並答記者問。
朱之鑫:對於這五年，我想總理有一句話講的非常精彩，我們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當時發生汶川地震的時候，曾經有的戰士講過這樣的話，「流血流汗不流淚，掉皮掉肉不掉隊」，表現出中國人民大無畏的精神。昨天，我參加了一個小組會，一個人大代表講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話，他是從四川災區來的，他說「請你們到四川去看一看，到災區去看一看，災區最漂亮的是住房，最安全的是學校，最現代的是醫院，最滿意的是百姓」。我想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共同經歷過了這極不平凡的五年。這五年，我覺得我們面臨的環境復雜多變，各類自然災害和重大挑戰接連不斷。在這期間發生了許多大事、難事、急事，應該說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所罕見的。
黨中央、國務院統攬全局，五年來審時度勢，准確判斷，帶領全國人民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我在來的路上想，是不是可以說我們大事辦得漂亮、成功，難事辦得穩妥、扎實，急事辦得及時、有效。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喜事，我看喜事辦得也是喜慶振奮。所以在這點上來說，我們的國家在這五年裡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想簡單地從五個方面講：
第一，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去年我們完成了國內生產總值397983億元，五年年均增長了11.2%，比「十五」時期年均增長速度提高了1.4個百分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4000美元。財政收入達到了83080億元，比「十五」末增長了1.6倍。
第二，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五年來，總理報告里講了，城鎮累計新增就業的人員達到了5771萬，轉移了農村勞動力4500萬人，大家都在研究收入分配，實際上這五年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去年末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都比「十五」末增長了1.8倍，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我們連續七年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平均每年增長了10%。城鄉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實現了全覆蓋。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第三，生態建設和節能減排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進展。「十一五」的時候，我們當時把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左右作為約束性的指標提出來，這是一個非常有先見的舉措。經過大家的努力，完成了19.1%。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四，體制改革在不斷向前推進。就是在這五年裡，我們實際上取消了農民的農業稅，集體林權的改革全面在推進，資源稅的改革順利實施，包括醫葯衛生體制改革，包括教育文化體制改革，整體都在往前推進。
第五，這條是大家都知道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明顯增強。現在大家都在講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居到世界第二位，我們對外貿易額去年一年是2.97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超過了2.8萬億美元，開放型經濟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特別是我們有效地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應該說這為世界經濟的復甦做出了貢獻。
我想，這五年實際上有幾條我非常有感觸，它充分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展示了我們改革開放的力量。正像剛才張平同志所說的，為「十二五」時期實現更好地發展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五年的成績來之不易，積累的經驗彌足珍貴。實際上，我們現在應該充分利用已有的好形勢，繼續把我們改革開放的事業推向前進。正像我們經常講的，我們又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
7. 求形勢與政策答案
第一個題，下面的貌似有點長，你整理下吧
肯定會遇到象影響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小團體利益，傳統經濟，影響環保，擴大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行業差距，擴大貧富收入差距等不和諧因素的影響。
象收入差距所產生的原因，與獨家經營有關，與國家宏觀調控有關，與歷史原因有關，但是，該差距的產生和擴大，必定會影響到其他行業，對社會的穩定會產生一定的不良影響。應該如何解決。可以借鑒以下文章。
中國加快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以制度力促國強民富
2009年05月18日13:43
收入分配改革的關注點
通過制度建設，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體現到改善民生上，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
國務院常務會議近日審議並原則通過《關於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據悉，意見中提出了加快出台《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這將成為今年體制改革的重要看點之一。
與此同時，4月份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數據冷熱不均，盡管一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表現好於預期，但仍面臨嚴重挑戰，經濟復甦的過程可能要比預期中的更長。作為夯實內需增長長期基礎、增強經濟發展後勁的重要舉措，醞釀中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為社會各方面關注的焦點。
采訪中，相關權威人士向《瞭望》新聞周刊透露，在持續困擾我國的體制痼疾中，收入分配問題始終位列其間。早在2006年，有關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擬定，並一度進入徵求意見階段，在前兩年體制改革的意見中均有涉及，但因制度設計難度大、利益調整阻力大等原因，這一改革方案遲遲未出台。
「歷經兩年多的反復論證和修改，收入分配總體改革方案已基本成型，預計今年內有望出台。」該人士向本刊記者揭示了新背景下的改革深意，選擇在此時啟動收入分配改革，是為了通過收入分配調整真正啟動內需和消費，尤其解決中低收入者消費不足的問題，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注入持續動力。
加強初次分配調整
居民消費率過低一直是困擾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不協調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造成了內需不足的發展「短板」，此次金融危機中體現尤深。
「中國實際上有很強的內需，只是在內需的身上還帶著枷鎖」，采訪中，研究者將造成目前居民消費率過低的症結指向收入分配機制。「政府拿錢投資，居民拿錢消費，現在政府有錢而百姓沒錢，因此國內消費不足，經濟外向依賴程度過高。」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告訴《瞭望》新聞周刊。
「分配的問題也是發展中的問題，分配問題解決不好，發展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在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看來，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應形成良性互動，合理的分配能夠成為經濟長期增長的最根本的動力，而不合理的分配最終會因消費能力的不足而使發展動力衰減。
城鄉、地區和個人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也制約了廣大中低收入者購買力的提高。從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周天勇分析說，「社會的發展成果應由社會成員共享。但目前老百姓富裕的速度較慢，居民收入增長並未與財政收入的增速同步。」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滯後於經濟增長速度，是制約居民消費增長的關鍵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問題出在初次分配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域，十多年來，勞動者報酬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職工工資佔GDP的比重，由最高時1980年的17%不斷下降到2007年的11%。
據常修澤調研發現，在初次分配過程中存在「利潤蠶食工資」的傾向，表現為勞動者的報酬標准偏低，並缺乏工資的支付保障機制(特別是農民工)和正常增長機制。從中國與發達國家小時工資水平比較看，中國大約是0.2美元左右，歐美發達國家大體上是25～30美元。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但另一方面，也有勞動力價格低估和扭曲的問題。
社科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對本刊記者分析說，初次分配奠定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而其取決於經濟的發展模式和路徑，「我國的經濟政府主導性比較強，這導致我國經濟成為投資型、出口型經濟，造成整個經濟重化工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特徵比較強，其吸納的就業人員較少，而這就使初次分配更多地偏向於資本、偏向於政府，而非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佔份額越來越萎縮」。
他用數字解讀說，1997年～2007年，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從53.4%降至39.74%；資本收入佔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佔GDP的比重從21.23%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從10.95%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佔到了國民收入的30%。
據權威相關人士透露，目前的改革方案將對初次分配政策進行重點考慮。
改變再分配向政府企業傾斜局面
而在再分配領域，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同樣是下降的，政府和企業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常修澤分析，1992年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政府和企業收入上升16個百分點。
「政府收入上升是部分稅率偏高和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增長過快所致，企業收入上升與壟斷性行業的壟斷利潤有關，」在他看來，需逐步改變目前國民收入分配過程中「向政府傾斜」、「向壟斷企業傾斜」的傾向。
「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統一的，收入分配結構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毫無疑問要到生產關系領域去尋找。」楊宜勇認為，否則就會陷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泥潭。
從深層次原因來看，周天勇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在發展戰略上，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大企業發展太快，雖然其創造的財富較多，但容納的勞動力較少，技術代替了勞動，這使勞動參與財富分配的比例下降。而吸納較多勞動力的中小企業則發展滯後。
二是，從產業結構來看，工業佔比太大，現在三大產業的分配比例是「1:5:4」，而三產中的就業結構是「40:28:32」，產出結構是「11:49:40」，也就是說，農業中40%的勞動力只創造了11%的國民生產總值，收入分配也相應較低。而工業的情況就不一樣了，28%的勞動力創造出49%的財富，大部分財富都交給國家了。
另一方面，我國的服務業發展滯後，按照國際規律，一般一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服務業的比重可達60%，即可創造60%的生產總值，容納60%的就業率，但我們的差距仍然明顯。工業的發展主要是靠資本，服務業則是靠勞動力，服務業佔比過低導致勞動力收入分配所佔比重低。
三是，國民經濟的稅費負擔過重。我們的稅費全部加起來負擔率約為31%。盡管這些年，費有所減少但稅一直在增加。2007年國民生產總值25萬億元，而政府全部收入為9萬億元，佔36.8%。這一負擔比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明顯過重。
因此，改變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的趨勢，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個重點。
著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十七大以來，政府高度重視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重在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楊宜勇認為，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關鍵看兩個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重，二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
綜合多位受訪研究者的意見，這意味著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要進行大的調整。在初次分配中要適當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改變目前的初次分配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國家和企業收入的比重。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被多位研究者認為，是規范初次分配領域秩序的主要途徑。
其實，自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就已強調著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改革開放後逐漸形成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結構帶來的收入差距過大，使社會的許多矛盾都從分配領域反映出來。而中等收入者被認為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
按照統計局的定義，家庭年收入6萬元到20萬元是中等收入者，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戰略研究」課題則確定「家庭年收入5.37萬～16萬元、個人年收入3.4萬～10萬元」為中等收入者的標准。按照這一標准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佔全國總人口的7%左右。
要使收入分配結構能夠由「金字塔型」調整為「橄欖型」，目前面臨的困難仍然較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分配秩序混亂和分配關系不合理兩方面。
其一，分配秩序混亂。在初次分配領域，表現為：部分用人單位拖欠、剋扣勞動者工資、同工不同酬現象嚴重、特殊情況工資支付混亂、部分用人單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場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佔有一定比重等六個方面；在再分配領域，表現為：社會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夠公平、偷稅漏稅等問題嚴重、第三次分配無序等三個方面。
其二，分配關系不合理。這可以概括為「兩降四大幾不順，四低一慢兩並存」，即居民收入、勞動報酬比重兩降低，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四方面收入差距偏大，不同層級組織和部分地方行政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幾方面分配關系不順；農民和勞動密集型企業職工、私營企業職工和生產一線員工四類人員收入低，普通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偏慢；不少低端崗位人員工資偏低和某些低端崗位工資不低、部分高端崗位工資偏高與少數高端崗位工資不高兩並存。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收入分配與消費研究室主任陳新年認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再分配只是輔助手段，其作用是縮小收入差距，解決中等收入者的後顧之憂，使低收入者生活有一個基本保障。
而「擴中」的主要途徑仍是「規范初次分配領域的秩序」，即創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環境，逐步消除少部分人靠不正當手段暴富的機會；國有單位的通病是「平均主義」，所以要建立健全國有單位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公有制內部反對平均化，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強調把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在非國有單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利潤侵蝕工資」，所以在非國有單位要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
常修澤認為，「改革關鍵在於掃除體制障礙，創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環境，才能使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機會進入中等收入者隊伍。」受訪專家還提醒，擴大中等收入者，就不能忽視城鄉收入差距，要把7.5億農民包括在內，統籌考慮。
而此輪經濟調整中的產業結構升級也給「擴中」帶來了機遇。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像印度、新加坡等國，通過產業結構升級擴大了技術與管理階層，薪資水平得到提高，從而產生了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我國實施的產業升級若能引起職業結構變動，使技術與管理階層擴大，這對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將是非常有益的。
而加大中小企業的發展力度，也被多位研究者視為培育中等收入者群體的重要一環。周天勇認為，「鼓勵創業、發展中小企業，讓老百姓充分就業並參與財富的分配，勞動只有創造出財富才可能分配到財富。」
蘇海南還提醒說，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應加大政策的引導作用，並還需考慮到對勞動力的吸納，「加強教育培訓，為更多的勞動者提供成為中等收入者的機會和能力。」
以制度力促國強民富
收入分配問題直接關系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能否為人民共享，關系著整個社會基礎的穩定。「以2008年底為界限，中國新階段的第二個30年已悄然到來，中國將進行包括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生態環境制度改革在內的『五環一體』的改革，環環相扣，融為一體。」常修澤分析，未來的收入分配改革將不再單兵突進，而應從經濟、政治、社會多個領域著眼。而中長期的方向來看，周天勇認為最為關鍵的仍是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
從經濟領域來看，劉煜輝分析，短期來看，收入分配改革可對存量財富進行調整再分配，「但這其中涉及到各個利益階層，既復雜又敏感，是要真正動某些利益階層口袋裡的蛋糕的改革，難度較大。」
劉煜輝建議，要提高勞動所得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資源配置的方向，最好良方是資源向私人資本和中小企業傾斜。同時，要支持其向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延伸現代製造業的價值鏈，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路，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
蘇海南則提出要進一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規。首先，提高收入分配法規政策的層次，逐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體系。逐步將現行收入分配規章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層次，同時，將初次分配領域中的資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製度、農村分配製度以及收入分配調控制度法制化，均納入收入分配法律體系，使之具有系統性。其次，按緩急輕重抓重點立法。加快健全完善工資分配法律法規，進一步規范工資分配行為，預防和有力打擊拖欠和剋扣工資行為。再次，進一步健全收入分配調控法律法規。主要是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法，健全打擊非法收入的法律法規並增強處罰力度。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暴露了當前人民群眾對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迅速上升與政府供給不足且配置失衡，形成一個突出的矛盾。」常修澤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加強公共服務，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最突出的是解決教育、醫療衛生，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這是尋求市場化改革與社會公平「雙線」之間「均衡」的關節點。
「在國富與民生的關系方面，應通過制度建設，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體現到改善民生上，為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這方面的重點是深化收入分配製度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這是與人的發展關系最直接、最現實的一個領域。
2010：收入分配待攻堅（視窗）
2009年12月31日04:45 來源：人民網
主持人： 記者 杜海濤
嘉 賓：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鄭功成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 蘇海南
辭舊迎新算算賬，收入還是大夥兒最關心的事。
錢袋子夠不夠鼓？幹得多能不能掙得多？低收入群體有沒有受到充分關注？近段時間以來，我們連續推出收入分配專題報道，記者零距離走訪城市白領、打工者、教師、企業主、農民、環衛工人、計程車司機、社區工作者、醫院合同工……從不同角度真實反映了普通百姓收入現狀。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一項牽動全局的改革，需要上下各方共同思考，付出艱苦努力。百姓生活版祝讀者朋友在新的一年，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頭，生活更加多彩！
——編 者
■「兩個偏低」都與經濟結構有關
主持人：收入分配問題，大家普遍關心。您認為分配關系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蘇海南：分配關系不合理，從表面上看是收入問題；從根子上看是經濟結構不合理、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內容，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當前，分配結構的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偏低」：即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這都與經濟結構有關。比如，由於投資、出口、消費比例不協調，一、二、三產業結構不合理，造成勞動力結構不合理。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第三產業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佔比已從最低時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一產富餘勞動力被擠進二產，造成二產勞動力供過於求；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財富增長相對緩慢。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必須著眼於整個經濟結構，從調整相關經濟結構和深化體制改革著手，調整出口、投資、消費等重大比例關系。通過變粗放型生產方式為集約型，促進產業升級換代、推動產品由低端進入中高端、壓縮過剩產能等來提高生產效率；通過大力發展三產擴大就業，減輕二產人力資源市場過度競爭，強化產業工人協商工資增長的地位。這是一個龐大的復雜工程，也是一個長期工程。
■千方百計增「飯碗」，開辟就業新領域
主持人：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已成為制約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礙。這種現狀怎麼改變？
鄭功成：有效就業是增加勞動報酬的前提。要千方百計增加「飯碗」，開辟新的就業領域。當前，應當重視就業實際狀況，全面客觀認識當前的就業壓力。今年和去年相比，剔除特殊政策的影響，實際上就業有所下降，這是嚴峻的現實。政府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中應當考慮社會服務相關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旅遊業和服務業以帶動就業。家政公司在推動就業發展方面有積極作用，它使非正規就業正規化，保證了那些勞動者的保險和福利，值得推廣。
蘇海南：要在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和完善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基礎上，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這對廣大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來說，任務更緊迫。這些企業就業人口多，收入水平低；擴大消費，這個群體是重點。要積極推動工資集體協商，扭轉「勞方不敢談、不會談，資方不願談、拒絕談」的局面；對中小企業建立工資增長機制明確給予減免稅優惠，形成利益引導，助其減輕經營壓力。
目前，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在我國，2007年這一比重已從1997年的53.4%降至39.7%。以去年GDP總量31萬億元算，如果勞動報酬佔比提高10個百分點，就能多發3萬多億元工資，普通勞動者境遇會大為改善。
■公共財政應優先投向民生領域
主持人：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初次分配格局非調不可，但這個過程是漸進的。因此，加快二次分配改革尤為迫切，這方面改革的著力點在哪兒？
鄭功成：一是強化社保再分配功能。在「十二五」期間要強化社會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建立以社會救助、全民醫療保障和全民養老保險為主體的經濟保障體系的同時，進一步完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應該拿出更多的錢來大力發展公共服務，加大對老年人的服務保障。今年國民經濟的目標是GDP「保8」，財政收入增長8%，而投入社保的財政支出預計增長17.1%，超出1倍以上，這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改革稅收制度。加大所得稅再分配功能，首先要調高高收入者的累進所得稅率，其次要減少所得稅的累進層級，並加大各層級之間的級差。目前，壟斷行業不僅工資很高，住房公積金的比例也很高，企業年金也大都建立了。有的住房公積金和企業年金加起來超過工資收入，很不合理。以前，高公積金和高企業年金都免徵個稅，這對低收入群體來說是不公平的。近日，國稅總局發出通知，已明確企業年金要徵收個人所得稅。
蘇海南：公共財政應優先投向民生領域。在二次分配時應當從財政收入中切出一塊，用於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失業保險、社會救助等標准，企業退休人員退休金等，保障低收入群體或無收入來源者的基本生活。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目前央企每年上交稅費後，還有數千億元稅後利潤留在了企業，難免會有一部分以補助、獎金等形式進入個人腰包，這是非常不合理的。要在繼續打破壟斷的同時，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國企利潤上繳機制，用以彌補對中小企業減稅和社保基金的支出。
■注重發展社會保險和職業福利
主持人：這輪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什麼？
鄭功成：我主張建立「三位一體」的綜合性薪酬體系，即：勞動者的收入要分為工資、社會保險和職業福利三個部分，最終目標是確立一個清晰、公正、定型的收入分配秩序。
當前，由於人們無法形成清晰穩定的預期，使得內需市場畸形發展，股市、樓市才會引起那麼大的關注，這是不正常的。要重視社會保險和職業福利的發展，不能僅僅關注最低工資水平。實現穩定收入預期的目標，這是關乎所有就業者的民生問題。當然，對壟斷行業，要嚴格監管其福利支出。
蘇海南：堅持「提低」與「控高」並舉。低收入群體能否盡快增收，除了工作環境與制度因素，還與個人的技能和素質相關。比如政府應加大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力度，農民工自己也得努力提升技能。一個高素質的農民工，才可能獲得較高的勞動報酬。
對少數企業高管等人員的偏高過高收入，應加大調控力度。目前，對央企高管薪酬已有監管辦法，還要抓緊研究股份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調控措施。比如，英國規定，企業高管年終獎的50%要交納個稅。我國也應研究建立符合上市公司性質和特點的收入監管措施。
8. 求一篇·申論·述評·範文
您好，中公教育為您服務。
百姓話變質土壤：
影響：過度開發侵害百姓利益 給食品安全帶來威脅
人民網網民「丁子一」：工業在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同時，排污對土地、水資源、環境等造成的破壞也是觸目驚心的!在這一系列的問題背後我們忽略了對權力的控制,使得有些人為所欲為狂佔社會資源，過度開發擠吞百姓利益。
新浪網網民「 天地外星人」：從三聚氰胺奶到地溝油，從牛肉膏到鼠肉串，從水銀刀魚到蘇丹紅蛋，從瘦肉精到鎘大米，不斷出現一種接一種駭人聽聞的化學食品，食品安全防線一步步走向崩潰，在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歪風沖擊之下，我們的道德節節敗退，走向崩潰，每位國人需要深度反思。
新浪網網民「南海環保」：鎘是一種重金屬元素，在冶金、塑料、電子等行業非常重要。數據顯示，湖南省是全國最大水稻主產區，去年水稻產量2631萬噸，佔全國水稻產量12.9%，同時湖南也是有色金屬之鄉。湖南出現「鎘大米」不僅是食品安全問題，更大程度上是環境污染問題。
措施：信息公開 完善制度
新浪網網民「種菜樂呵呵」：公開污染數據讓公眾知曉，有針對性地實施應對方案，這既是對公眾社會責任心的尊重，更是公眾不可剝奪的權利。 治理土壤污染關鍵是信息公開。
人民網網民「引丹喻理」：農村土地環境是建設美麗中國的底線，國家相關部門應建立農村土地資源狀況調查、環境影響評價、土壤生態補償制度和土壤保護預警制度，制訂有針對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標准。
百姓話黨風：
觀點一 老百姓對轉作風的認可度取決於持續多長時間
新浪網民「岸的守望」:令行禁止，中央抓得好，有利於取信於民。希望能長抓不懈，轉變作風不要成為一陣風。
人民網網民「翰烽」:好的規定能否堅持做下去是個問題。大凡一項措施，起初都還是很嚴格，可是往往到了後來，就漸漸放鬆和疲勞，自然而然重心也偏移了。這就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比如關於大吃大喝的問題，必須要從財政預算改革上著手;比如文風會風的問題，必須要從政績考核體繫上著手。不能反腐一陣風，必須堅持下去。
觀點二 狠抓典型，無論問題大小絕不放鬆
人民網網民「xy大漠飄雪」:十八大期間以李春城為代表的一干高管落馬，看作是「打老虎」，這次通報的六個典型，無疑是打「蒼蠅」。六個典型涉及的官職不大，但非常有典型性。民間常說中央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越到基層跑調得越厲害。這六起典型都是來自基層，具有廣泛代表性，這次通報對基層的膽大妄為有著很強的警示和威嚇作用，徹底打消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僥幸觀望心理。
騰訊一手機網民:無論事件大小，都一視同仁，一律對待，決不搞下不為例，決不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樣才能杜絕一切貪污浪費等行為。
觀點三 規定需嚴格執行與落實，嚴懲違紀者
人民網網民「揚起帆兮去遠航」:不掐住違規官員的脖子，他就戳廉政的脊樑骨，發現一起處理一起遠不夠，得發生一起處理一起才行。
搜狐網民「楊宜勇」:「八項規定」是改進文風會風、整治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的重要舉措。有了制度規定，沒有嚴格的執行和落實，就會流於形式，損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與形象。改進作風，必須既設「高壓線」，又通「高壓電」，建立嚴格的責任追究機制，按照「零容忍」原則，動真碰硬，嚴查嚴糾，維護「八項規定」的嚴肅性、權威性。
新浪網民「騎車上海行」:關鍵是八項規定能否執行下去，重點是如何處理違規違紀者，從重嚴懲才能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否則，不痛不癢，免職再復職只能越反越腐。
觀點四 加強群眾監督
人民網網民「翰烽」:對政府及官員的監督必不可少。建立一個常態化的監督機制，媒體和廣大群眾積極參與，充當監督角色，讓群眾成為領導幹部身邊無處不在的眼睛，才能形成足夠的震懾。
新浪網民「大漠飛虎2011」:建立監督機制，拓寬舉報渠道，才能有效抵制腐敗!健全完善的法律和監督體系作支撐，對政府職能部門形成互相制約的體制架構，並發動群眾監督檢舉揭發丑惡，加大反腐力度，真正貫徹落實八項規定精神。
百姓話兒童安全：
觀點一 對侵犯兒童權益犯罪要嚴懲
騰訊網網友 對侵犯兒童權益的犯罪行為，絕不能姑息，絕不能容忍，要依法重判!這些道德淪喪、喪盡天良的行為，應當受到最嚴厲的譴責和制裁。
觀點二 保護兒童權益需全社會共同關注
新華網網友未成年人權益受到侵害需要全社會共同關注，需要全社會的聯防。要建立未成年人防止受侵害的綜合預防體系，從社會、家庭、學校、社區的角度，開展綜合治理。讓社會群眾的保護、家長的監護、孩子的自我保護等多位一體，多管齊下。
觀點三 侵犯兒童權益易引發兒童犯罪
人民網網友 侵犯兒童權益的行為對兒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很多孩子存在嚴重的心理障礙，自閉、情感淡漠、抑鬱，甚至對家長或者老師存在逆反心理、報復心理，以至於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百姓話科學素養：
網民「舒天烈」：王林擅長玩蛇。在《山海經》中，有一種叫「委蛇」的幻想生物，人首蛇身，並且有兩個頭。這正是一些「大師」的寫照——一頭是迷信，一頭是利益，終歸會合體。而這種「委蛇」，最怕的是打雷。或許，該有法規紀律的雷聲響起，震懾一下這些妖異了。
科學力量_39353：王林事件中，馬雲、李連傑、趙薇等人的行為雖然令人可悲可嘆，但各路媒體，包括央視的焦點訪談，沒有坐等，而是及時的揭露，有相當部分的網友也持有質疑和批判的態度，顯示了一定的科學素養，這是令人倍感鼓舞的。在中國，各類大師的日子只能是越來越難過。
李斌0791：「風水大師」、「氣功大師」都是時代的怪相，這類「偽大師」們以愚蠢、低劣的手段來挑戰人類的智商、挑戰人類文明的底線，卻得到眾多無知者膜拜。沒有堅實的科學信仰只能並將不斷產生這種愚昧的現象。
開噗噗車的小Q：精神空虛，信念缺失造就了這些所謂似神似仙的道貌神棍，命運不是靠謀算，前途不是靠胡謅，與其相信牛鬼蛇神的無稽之談，不如踏實本分的走自己腳下的路。用科學信條充實精神世界，用真善美填補內心的無妄虛偽。
李斌0791：「氣功大師」的風靡中華大地及其眾多粉絲的膜拜，是對理性、科學、文明的嚴重侮辱、踐踏、褻瀆。難道要使「賽先生」匍匐在地、向隅而泣?
百姓話貧富差距：
觀點一 設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
網友「十三郎」：必須完善工資增長機制，很多地方聲稱工資逐年增長，卻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使得工資增長沒有落到實處，還有全國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收入水平，也因為監督的匱乏而不能有效落實。
觀點二 加大對隱形收入、違法收入的監查
網友「歐陽一刀」：建立完善的個人收入申報制度，防止偷稅漏稅行為的發生，這樣才能保證起碼的公平
網友「佳宜」：官員腐敗需遏制，官員的各種隱形收入超過其工資收入，政府需加大力度進行整治。
觀點三 進一步完善稅收調節的功能
網友「藍天雲」收入的調節可以從稅收方面著手，加大對高收入者的征稅，轉移支付給低收入者，對中低收入群體減稅，縮小收入鴻溝。
網友「真的愛你」：調整後的個人所得稅仍存在該減的沒減夠，該多征的沒多征，調節居民內部不同收入階層之間收入差距的作用沒有得到有效發揮。
觀點四 公務員工資制度需進行改革
網友「晴空萬里」：公務員、事業單位和社會實行兩套標准，這是我們要反對的，必須實現同工同酬。同樣的福利制度是不分對象的。大家都為國家的建設做出了貢獻，為什麼企業單位的退休人員就要比機關單位的退休人員退休工資要少很多?建議中央政府實行「單軌制」，以縮小收入差距。
觀點五 縮小同行業間收入差距 實現同工同酬
網友「沙漠駱駝」：希望國有企業加快一視同仁的人事制度改革，盡快實行同工同酬，不要把職工分成三六九等，徹底解決招聘工們「幹得多、掙得少」的問題。
其它
網友「魚翔淺底」：完善稅收體系，嚴控虛高物價。細化調資的傾斜政策，參照個人工資水平與社會人均工資水平的比差，將有限的財政資金最大限度地用於提高同層次人員中的低收入者水平。
希望可以幫到您！
如有疑問，歡迎向中公教育企業知道提問。
9. 楊宜勇的主要學術論文
《棚改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
《構建城鄉統籌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
《我國社會就業壓力與大學生就業難題的破解》
《Rezeption eines Sozialversicherungsmodells-Problemaufriss in Bezug auf die Wahl eines
Sozialversicherungsmodells in einem Entwicklungsland》
《中國收入分配理論與政策研究綜述》
《我國城市化進程與就業增長相關分析》
《加快失地農民社保體系建設》
《我國收入分配問題及「十一五」時期的對策》
《The Urban and Rural Poor in China and their Income-earning Potential》
《瑞典和德國中等收入階層調查》
《當前就業形勢分析與建議》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一項戰略任務》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現狀、問題及其對策》
《解讀分配製度改革》
《執行新政策 要有新思路》
《以小企業發展拉動就業增長》
《社區服務業，潛力巨大的就業領域》
《從戰略高度促進就業和再就業》
《積極應對勞動力市場新態勢》
《我國社區就業發展狀況調查》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新起點》
《堅持走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之路》
中國的就業形勢、問題及其對策
人民日報署名文章《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2011年 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的評論文章，在分析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時認為，既有自然因素、歷史因素，又有市場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其中重要最重要的，要算從制度和政策來看，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和因素會引發或加劇收入分配問題，比如制度規則不完善、執行和監管不到位等都會影響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並進一步指出，在初次分配領域，如果改革和宏觀調控不到位，造成資源配置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就會影響正常的收入分配。如果沒有建立合理的工資決定機制和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就難以有效緩解收入差距擴大和分配不公問題。在再分配領域，如果稅收制度不健全、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就會造成收入分配調節不力。在第三次分配領域，如果相關機制不完善、社會氛圍不濃厚，就會影響其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附：《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不斷推進，逐步將市場機制引入初次分配領域，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極大地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與此同時，收入分配領域也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如勞動者收入增長較慢，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等，引起人們強烈關注。分配問題解決不好，發展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嚴重時還會因消費能力不足而使發展動力衰減，影響經濟發展；因貧富差距擴大而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現在正當其時。
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
造成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歷史因素，又有市場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
從自然條件來看，由於我國幅員遼闊，各地自然條件的差異比較大，有些地方土壤肥沃、氣候良好，有些地方土地貧瘠、氣候惡劣。自然條件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自然條件差異是造成不同地區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不同的原因之一。
從歷史發展來看，一方面，不同發展階段對各個行業的發展需求不盡相同。總體來說，行業發展遵循著從低級的以自然資源開發和簡單勞動為主的行業向高級的資金密集、科技密集、人才密集行業發展的規律。不同行業發展快慢不同，其從業者收入水平就不同。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人通過辛勤勞動先富起來；也有少數人鑽了體制機制還不完善、法律和制度還不健全的空子，通過不正當手段積累了財富。同時，在特定歷史發展階段對一些區域和行業實行的傾斜政策、城鄉二元結構、政府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三軌並行等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擴大。
從市場機制來看，一方面，由於人們所擁有的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存在差異，因而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必然會造成收入差距擴大。另一方面，由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使得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參與市場競爭、參與收入分配，進而造成競爭環境的非公平性，從而引發收入差距，比如行政性壟斷、勞動力市場流動壁壘等。同時，資本的逐利本性尤其是投機行為也會強化財富的累積效應，拉大收入差距。應當看到，市場機制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市場機製作用下形成的收入差距能夠激勵人們積極奮斗，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但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會造成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並會形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需要進行調節和矯正。有鑒於此，我國目前應重點治理市場分配領域存在的不合理、不規范、不合法現象。
從制度和政策來看，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和因素會引發或加劇收入分配問題，比如制度規則不完善、執行和監管不到位等都會影響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這方面的問題是需要我們重點關注和避免的。具體來說，在初次分配領域，如果改革和宏觀調控不到位，造成資源配置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就會影響正常的收入分配；如果沒有建立合理的工資決定機制和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就難以有效緩解收入差距擴大和分配不公問題。在再分配領域，如果稅收制度不健全、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就會造成收入分配調節不力。在第三次分配領域，如果相關機制不完善、社會氛圍不濃厚，就會影響其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先富群體快速擴大，社會各群體收入都有較大幅度提高，為先富幫後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一定基礎。但同時，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不公平感增強問題突出。當前，我國正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對於收入分配問題，過去解決可能不具備條件，再晚解決就可能錯失很多機會甚至導致問題積重難返。因此，現在解決正當其時、勢在必行。
收入差距過大影響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主要表現在影響居民消費能力，造成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主要靠「三駕馬車」即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來拉動。在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消費需求是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強大動力和潛力。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人們越富有，消費傾向就越低。如果收入差距過大，就會嚴重弱化居民的消費能力。因為低收入階層雖然消費傾向高，但沒有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雖然有消費能力，但消費傾向低，從而造成整個社會消費需求不足。消費不足，經濟增長就缺乏內生拉動力，就難以通過消費升級和消費熱點的形成拉動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經濟發展。
收入差距過大影響社會長期和諧穩定發展。主要表現在引發社會公平問題，導致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突出，妨礙社會和諧穩定。收入分配失衡導致的社會情緒積累，容易使人們形成認識偏差，影響人們奮斗精神的發揮以及對共同富裕目標的認同。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社會階層分化，使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產生矛盾，引發社會沖突，甚至導致社會動盪和社會危機。因此，我們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加快調整收入分配關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
收入分配問題涉及面廣，既是民生問題，又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既要調整既有利益格局，又要兼顧發展和穩定；既是分配領域的問題，又須行政、市場、立法、司法等多方面配合，因而成為目前深化改革的熱點、難點和重點。
進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和調整力度
黨和政府對收入分配問題高度重視，近年來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調整分配關系、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初次分配領域，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引導企業職工工資合理增長。在再分配領域，全面取消農業稅，深化個人所得稅改革，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全面建立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積極開展城鄉醫療、教育等社會救助；不斷健全公共財政體制，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擴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規模；等等。其中，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和城鄉低保標准、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將未參保集體企業退休人員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等措施，都起到了很好的「提低」效果；重視改革發展教育事業、大力發展科技事業、鼓勵自主創新和自主創業、著力提升低收入者的素質和能力等，都是「擴中」的有效舉措；限制壟斷企業尤其是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則是「控高」的有效舉措之一。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中指出，「十二五」期間，要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作為今年的一項重要工作，這些都為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指明了方向。當前，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應綜合運用三個條件：一是財政收入持續快速增長，公共財政體制不斷健全，著力解決民生問題、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具有較為雄厚的基礎；二是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分配不公問題具有強烈的社會共識，可以轉化為推動改革的勢能；三是我們可以發揮後發優勢，借鑒國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努力做到別人「吃一塹」、我們「長多智」。
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需要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其中政府應起到主導作用。具體來說，政府可以在以下幾方面著力：在初次分配領域，堅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以縮小行業收入差距；千方百計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統籌城鄉發展，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在再分配領域，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城鄉居民的轉移性收入；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在第三次分配領域，加大對慈善事業的支持力度，通過法律法規予以規范，通過稅收優惠予以鼓勵。
應當看到，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調整收入分配關系，不是一個文件、一個政策的出台就能解決的，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應注意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關系，國家、企業、居民的關系，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關系，高、中、低收入群體的關系，進而建立健全多層次的收入分配機制，加大收入分配關系調整力度。只要我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通過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就一定能使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10. 反壟斷法出台了沒如果出了，中國的石油還是壟斷的嗎
2007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來通過反壟斷法源，但是中石油中石化的壟斷地位有自然壟斷的內涵，反壟斷法雖然提出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石油領域，但是目前國內沒有人有能力收購中石油中石化，所以他們的壟斷地位還要維持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所以法律的反壟斷不能代替自然的反壟斷
另外，我喜歡原創，討厭復制粘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