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審批

❶ 如何申請建立院士工作站

（1）明確申報流程

1.各省、市科協是「院士專家工作站」的指導單位，負責受理、審查建站申報材料、組織評審等建站推動工作。

2.各區、縣、功能區、集團公司科協，申報單位的業務主管單位作為推薦單位，負責本地區、本系統的建站推動和申報組織工作。推薦單位需對建站申報材料的真實性進行審核。

3.建站申報時間一般為當年4月至9月，具體時間安排請參看年度《申報通知》。請推薦或申報單位於截止時間之前報送書面申報材料，逾期不再受理。

4.書面申報材料一式四份，其中一份的院士專家與企業（單位）《共建協議》要求為原件。

（2）准備申報材料

建站申報材料包括《建站申請》、《「院士專家工作站」登記表》、《共建協議》、《企業介紹》、《項目技術需求》、《已請或擬請院士專家情況》、《建站條件》和相關附。

（一）建立「院士專家工作站」的申請

（二）「院士專家工作站」登記表

（三）共建協議

（四）企業（單位）介紹

（五）項目技術需求

（六）已請或擬請的院士專家情況

（七）建站條件

（八）相關附件

（3）申報、評審程序

• 建站企業（單位）向推薦單位提交申報材料電子版；

• 推薦單位（區、縣、集團公司科協或業務主管單位）審核；

• 申報材料電子版提交市科協；

4. 市科協審查申報材料電子版並提修改意見；

5. 建站企業（單位）報送正式書面申報材料；

6.現場考察；

7.評審。

❷ 2000年，經國務院批准，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授予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袁隆平被稱

袁隆平，北京人，漢族，運用生物科學技術，培育出舉世聞名的雜交水稻，是著名的雜技水稻之父．
故選：C

❸ 孫均院士的個人簡介和研究方面！！！！！！比較急！！！！！！要詳細的！！！！！！謝謝！！！！！！

孫鈞 （.10.23-) 生於江蘇蘇州，祖籍浙江紹興，工程力學家，隧道與地下結構工程專家。長期從事高校地下建築工程專業教學，進行地下結構理論研究，對發展地下結構流變力學、粘彈塑性理論和防護工程抗爆動力學等學科有重大貢獻。出色地完成了多項重大工程、國家基金和科技攻關任務。1976年，他在國內率先為進修人員和青年教師開設了「地下結構非線性靜、動力問題有限元法解析」、「地下結構粘彈塑性理論」及「地下結構抗爆動力學」等一批新課程和專題講座，為以後國內這一學科理論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1926年10月23日 出生於江蘇蘇州。1938-1944年 就讀於江蘇省立上海中學，高中工科畢業。1944-1949年 先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轉入上海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結構專業，獲工學士學位。1949-1951年 先後在上海華東航空處和公共房屋管理處任技術工作。1951-1952年 任上海交通大學助教。1952-1980年 任同濟大學講師、副教授、地下工程系副主任、同濟大學教務處處長。1980-1981年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NCSU）土木工程系訪問教授。1980年至今 任同濟大學教授、結構工程系系主任、地下建築工程系名譽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1年11月- 選任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現改稱院士）。孫鈞，字秉之，1926年10月23日出生於蘇州，祖籍浙江紹興。1937年「七七」事變後，隨家遷往上海，1938年，考入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初中，1944年，畢業於該校高中工科，同年9月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45年秋，轉入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1949年5月，畢業於該系結構工程專業。孫鈞出身於書香門第，更兼青少年時期接受過著名學府的系統基礎教育，自幼養成了勤奮好學的良好習慣。在大學讀書期間受師長熏陶，牢記「要趁年輕求知慾旺盛且又精力充沛，多讀幾本經典著作，做它幾千道習題，以後一輩子受用不盡」，「做學問也要像建造房屋和橋梁，先要有堅實牢固的基礎」等教誨，曾潛心攻讀S.鐵木辛柯（Timoshenko）的著作《彈性理論》、《板殼力學》、《結構穩定與振動》，以及K·太沙基（Terzaghi）的《理論土力學》，蔡方蔭的《普通結構學》等經典著作，從中汲取豐富的學術營養，為他後來在土木結構工程領域繼續深造和開展學科前沿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1949年夏，大學畢業後的孫鈞在上海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參加培訓，接受馬列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革命思想教育。結業後先後在華東航空處研究室和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處擔任技術工作。1951年秋，調至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任助教。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他又被調至同濟大學並升任講師，從事工程力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由於諳熟俄語，1954年9月他擔任了在同濟大學工作的前蘇聯橋梁專家的翻譯，學科領域隨之改為橋梁結構與施工，後來就留在橋梁隧道教研室工作。其間結合當年武漢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工程建設，曾進行預應力混凝土迭合梁和夾板拱木支架及電熱法預應力管柱生產、設計工藝等方面的研究。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0年初，國家建築工程部要求同濟大學籌辦國內高校第一所地下建築工程專業，孫鈞受命組建地下建築教研室，任教研室主任並晉升為副教授，學科方向轉為隧道與地下建築工程，並從此開始了他在地下工程學術領域從事教育與科學研究工作的漫長生涯。1980年，晉升為教授。在探索地層奧秘、開發利用地下空間資源這塊沃土上，他辛勤耕耘，以累累碩果成長為國內外該學科領域的知名學者。80年代，他歷任同濟大學地下工程系和結構工程系主任、校教務處長和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職務。孫鈞1960年至1961年，他率領部分教師和首屆地下建築工程專業學生數十人，負責了我國第一座特大型軍用地下飛機洞庫工程的建設。1965年至1966年，他作為總體設計負責人，主持了上海市第一座地下鐵道車站——迄今國內外最大的預應力混凝土氣壓沉箱工程的勘測和設計工作，並擔任上海打浦路黃浦江越江隧道工程設計和施工的技術顧問，親自參與了該隧道備用車道連續沉井的設計工作。70年代，孫鈞對我國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培養了大批學生，充實了人防工程設計、施工和科研部門的技術隊伍，而且為上海市人防工程示範性地規劃、設計了多處不同等級的人防樣板工程，包括分幾批培訓技術幹部。結合這一時期為數眾多的工程實踐，孫鈞對地下結構設計計算理論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並進而涉獵地下防護工程抗爆結構動力分析等復雜力學領域。1976年，他在國內率先為進修人員和青年教師開設了「地下結構非線性靜、動力問題有限元法解析」、「地下結構粘彈塑性理論」及「地下結構抗爆動力學」等一批新課程和專題講座，為以後國內這一學科理論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1980年至1981年，作為訪問教授，孫鈞去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NCSU）土木工程系進一步探索研究具有國際水平的地下結構學科理論，並搜集了一批寶貴的實驗、測試資料以及最新參考文獻。回國後不久，他被審批為國內首批博士研究生導師。他作為學科負責人，在同濟大學領導的「結構工程」和「岩土工程」兩個學科被雙雙批准為我國首批重點學科，並於1985年批准建立國內首批「博士後」科研流動工作站。從80年代初開始，他帶領教師和一批博士、碩士研究生，結合近20項重大工程的建設任務和國家「六五」、「七五」、「八五」重大科技攻關任務以及10多項國家與部委下達的科學基金課題，就發展地下結構流變力學和粘彈塑性理論，以及地下防護工程抗爆動力學等前沿學科進行了深入系統地研究。截至1992年底，他個人或與他人合作已發表的學術論文和研究、試驗報告有120餘篇，出版專著5部，其中1988 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地下結構》上、下冊一書，曾在1989 年莫斯科國際書展中被評為優秀圖書，並獲1992年度國家建築類優秀圖書二等獎。近20年來，他的研究成果已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三等獎3項，以及部委級科技進步一、二、三等獎6項，由國外頒發的榮譽一等獎1項，連同其他獎勵共約20餘次。許多成果經技術鑒定居國內領先地位或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1991年11月，孫鈞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院士，同時，他還兼職許多學術職務：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土建、水利、測繪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材料與工程學部土建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國家自然科學獎評委，全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管委會專家組成員，國際岩石力學學會副主席，中國岩石力學與工程學會理事長暨中國國家小組主席，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等。另外還受聘為長江三峽工程、江陰長江公路大橋（國內最長懸索橋）、北京和上海市地下鐵道工程等等許多重大工程的技術專家和顧問，以及國內若干所重點大學的名譽教授和國外一些大學的客座研究員。技術成就創建高校第一所地下建築工程專業在世界各國的文明史上，地下空間的利用可追溯到上古時代（天然洞穴），而現代地下結構工程的大量興建卻僅自20 世紀初才開始。建國初期，我國高校設置有橋梁與隧道工程、采礦工程和水工建築物等有關專業。50年代末起，國內開始規劃籌建各類大型國防和人民防空地下防護工程、地下鐵道、越江隧道、水電站地下廠房和各類水工隧洞等等，迫切需要在最具備條件的同濟大學創辦國內外都還沒有過的「地下建築工程專業」，以培養可以從事上述有關工作的專門科技人才。歷史的重任落到了孫鈞肩上，他擔任了地下建築工程教研室主任，以後又擔任地下工程系副主任和結構工程系主任（地下建築工程專業劃歸入結構工程系）。在該學科領域，地下建築工程交叉融合了工業與民用建築、結構工程、土力學與地基基礎、岩石力學以及工程地質與水文地質等學科的特色，屬於新興邊緣學科。專業創始之初，孫鈞舉步維艱，對教師們提出了「在戰斗中成長」的口號，結合參加國家重大地下工程建設的實踐，一面編寫新課教材，一面開展科學研究，並籌集經費建立地下結構實驗室。他身體力行，除主持學科建設以外，還親自開設了「地下建築規劃與設計」和「地下特種工程（防護結構）」兩門新課，同時招收「地下結構」方面的研究生。到1996年9月為止，該專業已培養本科生1500餘人，他本人已培養畢業碩士生25人，畢業博士生28人，出站「博士後」7人，（現在學碩、博士生18人，博士後2人）。這些人才遍布全國各地的勘測、設計、科研、施工和教學部門，已經或正在成長為我國地下工程建設的中堅力量。孫鈞十分重視師資培養和學科建設。 孫鈞
7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孫鈞就向全體教師提出了「認真讀一本書，在學術上趕上時代發展步伐」的求，並推薦了由C·S·德賽（Desai）編著的《有限元素法引論》。他還將書中內容分成專題，指定教師分工精讀後在教研室作學術報告，隨後開展討論。在他的倡導和推動下，教研室的學術空氣很快復甦，學術論文年出版數達到30篇以上，學術水平在短期內躍居國內領先地位。在師資力量方面，開始時教研室僅有教師12人（其中副教授2人、講師4人），80年代中葉發展為32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7人、講師10人），加上常有約25～30 名在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和「博士後」等較高層次的研究人員，使由他組建並作為學科負責人的教研室與下屬的幾個學科組逐漸成為人數眾多、梯隊級配合理、陣容齊整和十分能團結戰斗的集體。孫鈞常說，「像我們這樣的專業，一定要在所有重大研究領域都有人分兵把關，並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教研室設有設備良好的專業實驗室，並設有結構工程（地下結構方向）、岩土工程、橋梁與隧道（隧道方向）、地震與防護工程（地下防護工程方向）以及地下空間規劃與利用共5個碩士學科點，前兩個還設有博士點和「博士後」科研流動工作站。該專業歸屬的同濟大學結構工程和岩土工程兩個學科，於1987年都被批准為國家首批重點學科，在國際、國內岩土和地下工程界享有聲譽。開拓了地下結構工程力學本世紀60年代，奧地利專家L·V臘布西維茲（Rabcewicz）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用於隧道設計與施工的新技術，簡稱新奧法（New Austrian Tunnelling Method——NATM）技術。這類技術的基本要點，是依靠由多種量測手段獲得的信息對隧洞開挖後圍岩的動態進行監控與預測，並據以指導隧道支護結構的設計與施工。在支護結構型式上，新奧法技術摒棄了以整體式混凝土襯砌被動地支撐洞室圍岩的傳統做法，改由適時構築的柔性、薄壁、能與圍岩緊密貼合的錨噴網支護以保護與加固圍岩、而又以圍岩的自承與自穩能力為主體的天然承載結構，使其能以依靠自身能力保持持續穩定，從而達到省工、省料和降低造價的目的。70年代以來，國內對這類技術逐漸重視，並開始在工程實踐中推廣應用。孫鈞不僅熱心關注在國內推廣採用新奧法技術，
孫鈞
而且專心致志於以力學原理對其作出理論解釋和制定錨噴支護優選方案的研究，深入探討施錨區圍岩抗剪強度的提高等問題，並在逐步取得成果後，開拓了新的學科分支——地下結構工程力學，使新奧法技術不僅更加完美地應用於一般隧道工程建設，而且適用於大型復雜的地下廠房結構等的設計和施工。在創立新學科分支的過程中，孫鈞結合所承擔重大工程的設計和研究工作，將岩土力學、工程計算力學、地下結構與施工，以及系統分析與優化理論等相關學科交叉融合，對大型復雜地下工程結構物建立了可考慮不同工況、不同施工受力階段、逐次分步開挖效應以及相鄰洞室開挖優化步驟比選的施工模擬理論，包括制定相應的分析手段和編製程序軟體。這一重大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地下結構的理論內涵，而且為現代地下工程實用計算理論的建立、完善並使之走向規范化奠定了基礎。有關成果已於「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間在多處水電站地下廠房、隧洞和礦山井巷工程中被採用，取得了顯著的技術與經濟效益。在地下結構粘彈塑性理論方面，孫鈞對非連續岩體「隧洞圍岩——支護系統」的蠕變機理與時效應力重分布，軟弱岩體和飽和軟粘土的非線性流變屬性，滲水岩體中膨脹圍壓、滲流與蠕變的耦合力學效應及其對圍岩穩定性和隧洞支護受力影響等地下結構理論的前沿課題進行了系統深入地研究，共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教委博士點基金與上海市科委基金課題11項，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在地下防護結構抗爆動力學研究領域，孫鈞對錨噴支護的抗爆動力性能以及坑道、地道結構在核爆沖擊波作用下與岩土介質動力相互作用的力學機理與力學分析計算等開展了理論研究，建立了新的分析手段與數值計算方法。這項成果不僅得到廣泛應用或納入規范，而且對該分支學科的發展也有深遠的影響為地下工程建設默默奉獻的尖兵孫鈞歷來不做空泛的學問，反對「理論一大套，實際不對號」，他的學風嚴肅而活潑。他十分重視以理論作指導為地下工程建設事業多做貢獻，不僅多次親自主持重大工程的規劃與設計，而且總是結合在實際工程中遇到的技術難題開展科學研究。70年代後期起，孫鈞在參與雲南魯布革水電站地下廠房設計研究的過程中，承擔了國家「六五」科技攻關項目「水電站地下廠房圍岩——支護系統的粘彈塑性分析」的研究任務，並以這一工程項目為依託，完成了中國科學院基金項目「非連續岩體地下結構粘彈塑性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於1987年組織了部級專家評議，認為這個項目「研究工作學術上有創新，其理論分析部分達到了國際水平，並能注意將理論研究成果應用於工程建設，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80年代中期，他又結合天生橋一級電站的建設，積極承擔了水電部「七五」攻關項目「天生橋一級電站導流隧洞全斷面開挖的實驗與理論研究」。嗣後又陸續接受或承擔的大型水電站地下廠房和各類水工隧洞科研咨詢任務有：天生橋二級電站、天荒坪抽水蓄能電站、廣州抽水蓄能電站、青海拉西瓦電站、四川二灘電站和雲南小灣電站等等。同一期間，孫鈞還主持了國家「七五」科技攻關項目「淮南煤礦軟岩井巷預制大弧板支護研製與工業性試驗」的研究，所得成果對指導軟岩巷道掘進與礦山開采有重要價值。他的地下結構施工模擬與開挖時空效應的力學分析理論還被應用於某大型國防極軟岩坑道工程的設計與施工，取得了成功。80年代中期起，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的工程建設逐漸掀起熱潮。國內各大城市相繼興建地下鐵道、地下車庫、地下商城和商業街綜合體，孫鈞擔任了北京和上海市地鐵建設的技術顧問，以及迄今國內最大的上海市人民廣場地下車庫與地下商城工程和全國各地許多重大工程建設的技術顧問。此外，他還親自主持了青島市地下鐵道合理埋深的研究、江陰長江大橋與過江隧道的比選研究以及廣州虎門懸索橋錨碇工程質量評價與工程對策研究等項任務，為國家重點工程的建設付出了汗水和辛勞。進入90年代以來，他又作為長江三峽工程的外聘專家，為船閘高邊坡岩體的局部穩定與閘室的變形控制，多次下川江、攀上子嶺而勞碌奔波；為上海寶鋼三期工程外港建設在酷暑中伏筆書寫研究報告，肩負了一位院士應該挑起的為國分憂的歷史重擔。數十年來，孫鈞跋山涉水地趕赴一個又一個工地，進行現場勘察和調查研究，獲取從事研究工作的第一手資料。90 年代初，他曾一年中幾次在滬渝航道上奔波，為了成渝一級公路上幾座隧道設計方案的比選，為了搞清華蔭山大斷裂與地下採掘的內在聯系，巴山蜀水之間留下了多少他的足跡。為了檢查現場測試儀表裝置，他曾步入廣州抽水蓄能電站地下洞室內數公里，早年還曾踏遍了吉林邊塞地區的許多崇山峻嶺，深入淮河南北的地下深處逾千米，針對工程建設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出主意、想辦法，最終努力探求他所要求的「最優解」。80年代以來，孫鈞在結合國家重大工程建設中開展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取得的成果已產生巨大的技術與經濟效益。例如他通過對成渝一級公路4座長大隧道運營通風、出入口照明和光過渡設計所作的研究，提出了改用縱向全誘導式射流通風取代橫向通風以及採用改善洞口照明的計算機監控以取代洞外光過渡的設計構思，使得僅一座隧道就可為國家節約投資約3000萬元。
孫鈞
興趣——鍥而不舍的動力孫鈞取得上述學術成就的原因，他自己認為僅是那麼簡單而又發人深思：「幾十年來，使自己忘我以求、鍥而不舍的動力，可說只是『興趣』兩字。」「因為有了濃厚的興趣，所以當我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索學問上的真理時，就會因為有了一股莫大的、自發的熱愛情感而痴心、入迷。」「誰也沒有要求我這么做或那麼做，但老牛不鞭自奮蹄啊！這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每天要吃飯、要睡覺一樣。」孫鈞還動情地說，「不管學習什麼，只要刻苦鑽研進去，就會感到知識之廣、之深真是浩如煙海，越學越有興味，鑽研與興趣形成了良性循環。這樣，成功也就在向您招手了。」90年代是孫鈞功成名就的年代，雖然他年逾古稀，然而他卻仍然興趣不減當年，還是幾十年如一日意氣風發地率領學科組全體成員努力攀登新的學術高峰。主要論著1 孫鈞，吳逸群.岩土介質中應力波傳播問題的有限元法分析.岩土工程學報2 孫鈞，侯學淵上海地區圓形隧道設計的理論和實踐.土木工程學報
孫鈞3 孫鈞.地下抗爆結構有限元數值分析的若干課題.岩石力學與工程學報4 孫鈞，侯學淵主編.《地下結構》上、下冊（專著），北京：科學出版社5 孫鈞，章旭昌.軟弱斷層流變對地下洞室圍岩力學效應的粘彈塑性分析.岩土工程學報6 孫鈞，汪炳鑒主編.地下結構有限元法解析（專著）.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7 孫鈞，黃偉.岩石力學參數彈塑性反演的優化方法.岩石力學與工程學報8 孫鈞，蔣樹屏，袁勇，黃宏偉.《岩土力學反演問題的隨機理論與方法》9 孫鈞.《地下工程設計理論與實踐》（專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❹ 中國科學院院士會議評審什麼時候公布

我國的院士評選是從1955年開始的,在正常情況下每兩年評選一次.分別由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評選出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合稱兩院院士.2009年兩院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分別為296人和449人,其中與生物相關的包括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農業學部等,候選人當中也不乏大家熟悉的一些科學家,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些科學家 將在評選期間陸續介紹候選人的相關情況,並進行大型民意調查,歡迎大家參與. 2009年的院士增選工作開始於1月1日,候選人推薦工作在2009年4月30日結束,經過院士推薦和歸口初選部門推薦,並經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審議,5月20日確認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為296人,其中生命科學與醫學學部63人. 此次增選作了一些小的修訂.其中,要求各部門在推薦院士時進一步客觀公正地反映候選人的實質性科技成就和貢獻,而不是簡單地關注獲獎次數、等級和文章數目.這些修訂主要包括：要求歸口初選部門的初選委員會進行會議評審；明確在審核被推薦人的院士候選人資格時,要將兩院院士有效候選人年份合並連續計算,即「凡已連續3次被推薦為中國科學院和被提名為中國工程院的有效候選人,停止1次院士候選人資格」；對《院士候選人推薦書被推薦人附件材料》填寫的有關要求也有少量修改,旨在引導各部門推薦院士時不要簡單地關注獲獎次數、等級和文章數目. 根據《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中科院院士的標准和條件為：在科學技術領域做出系統的、創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貢獻,熱愛祖國,學風正派,具有中國國籍的研究員、教授或同等職稱的學者、專家,可被推薦並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院士增選採取院士直接推薦和部門按照組織系統推薦的方式,不受理本人申請.院士增選過程包括推薦候選人、通訊評審、公示、會議評審、選舉等環節,有效候選人和初步候選人名單要向全社會公布,有效候選人的相關材料都要進行公示,全部過程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

❺ 評選中科院院士必須得是博士嗎

目前來說是的。
因為博士學位是你作為一名優秀科研工作者的證明。現在國家對博士點審批回很嚴格答，只有最優秀的專業才可以設置，而且各高校也都十分看重，可以說博士道標了這個學校的最高水平，博士畢業就代表學校的臉面，所以導師要求會十分嚴格，這也保證了院士的高門檻

❻ 誰知道中國院士們的成就

中國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問題

一項國際通行的制度，何以在我國引起如此巨大的爭議？我國院士制度的症
結何在？應當如何尋求解決之道？這是我們討論院士制度所不可迴避的一些問題，
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擬從追蹤中國院士制度的由來和演變入手，分析其
得失與利弊，希望對回答上述問題能有所裨益。

一、中研院院士制的建立

中國近現代科學是移植西方近代科學而發展起來的，院士制度也不是中國固
有的產物。從19世紀中葉西方近代科學進入中國，到院士制度的建立，足有一百
余年。中國近現代科學發展如此緩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政府對科學支持不力。
清朝末年，盡管有識之士早就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西學格致救國」，
清政府中的高官也倡導「借法自強」，但直到清朝覆亡，中國並沒有建立自己的
國立科研機構，甚至也很少有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科學
發展也沒有納入政府的計劃。在中國這種中央集權的國度，社會中層組織力量極
為薄弱，如果不仰賴政府的強有力支持，科學就很難有發展的機會[郝劉祥、王
揚宗，2004]。正是因此，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蔡元培、李煜瀛等推動成
立的中央研究院（1928年），採取了法國科學院模式，是具有研究實體的國家科
學院。中央研究院通過設立一系列研究所，開展科學研究，帶動中國科學事業的
職業化；進而從全國學術精英中遴選出聘任評議員[1]，於1935年成立評議會，
使之真正成為全國最高學術機關。

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成立是中國科學建制化的一個重要成就。聘任評議員的
資格和遴選堅持了嚴格的學術標准和選舉程序，從而保證當選的評議員都是國內
的頂級學者。評議會的職能（決定學術方針；促進國內外學術合作交流；推舉院
長候選人等），使之起到指導和聯絡全國學術研究以及保障學術研究之獨立性的
重要作用[陳時偉，2003，頁191]。正是在此基礎上，由第二屆評議會主持，於
1948年完成了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的選舉。

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的選舉時值內戰正酣、民/怨沸騰之際，有識之士對於選
舉能否順利公正進行不無憂慮，然而結果則出乎意料地成功。推究其原因，或許
正是由於嚴峻的國內局勢，使來自學術之外的政治等因素的干擾反而降到了最低
限度，這是一次完全由學術界自主的選舉。同時，評議會設計了周密的推薦和選
舉程序[2]，充分體現民主和公開公正，評議員以學術貢獻為標尺，尊重同行評
議意見，從而確保了選舉的順利進行。

中研院首屆院士選舉是現代中國學術界自主選舉學術精英的一個典範，標志
著中國的學術建制已逐步走向成熟[郭金海，即出]。首屆院士的選出，使中研院
的體制趨於完善。但不久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垮台，在新中國的藍圖中，中央研究
院等舊機構被徹底拋棄或改造，來之不易的院士制度就此作廢。新成立的中國科
學院實行的乃是在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的科研體制。

二、學部和學部委員

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從一開始，人民政權就遠比舊政權重視
科學技術。在鞏固政權之後，中國科學院得到了快速發展，成為全國科學中心。
中科院與中研院在體制上並沒有本質的不同，盡管中科院更多地吸收了蘇聯科學
院的一些做法。然而在院士制度上，中科院並沒有立即仿效蘇聯，而且建立學部
和學部委員制。這是為「建立和健全全國科學領導中心，吸收優秀科學家參加中
國科學院的學術領導，使全國科學研究工作和科學事業的發展更能根據國家需要
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而採取的重要措施[3]。在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務院的批准
之後，學部於1954年6月開始籌備，1955年6月正式成立。與此同時，開始了學部
委員的推選工作。學部委員的入選資格主要有三條：學術成就、在推動中國科學
事業方面的貢獻以及忠於人民的事業。學部委員的推選雖然都經過了科學家的提
名推薦，但「最後是由中央有關黨政部門協商決定的」[薛攀皋，1999]。

大家都知道，學部委員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前身，但「學部委員」與院士的
區別是很大的。1955年，中國科學院籌備學部時，之所以稱學部委員而不是院士，
就是因為考慮到院士的稱號是很神聖的，必須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而我國科技
水平還比較落後，學科發展參差不齊，如果為了需要在各個學科領域都搞出一批
院士來，不僅難以服眾，在國際上影響也不好，因此決定稍緩進行院士的選聘。
同時，學部委員不只是一種榮譽稱號，更重要的是需要他們承擔中國科學院乃至
全國科學技術的學術領導工作。因此，一批在學術界關鍵崗位上的黨員領導幹部，
也被聘為學部委員。學部委員的資格，在學術之外，也就增加了一條政治標准。
學部委員的聘任，要報經國務院批准。凡此都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學
術界的統一領導。

學部委員的這種職責，也就決定了其數額將大大多於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名
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81人，除去人文科學組的28人，科技專家只有53人。
1955年，學部成立時，第一批學部委員為233人，不計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61
人，屬於科學技術方面的委員為172人，兩年後增聘18人，達到了190人。首批學
部委員的人數是前中研院院士的3.6倍。這個數量上的急劇增長，並不代表七八
年間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而是出於當時國家發展科學技術事業的迫切需要，
反映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對於科技事業的極大重視。學部委員制是為快速發展中
國科學技術事業而採取的舉措，如果依循舊體制，顯然難以適應大規模社會主義
建設的新形勢。這一批學部委員，在我國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大都發揮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可以說他們是現代中國科技事業的奠基人。

按照《中國科學院學部暫行組織規程》（1955年6月28日）[4]，學部是分工
進行學術領導的重要機構，分設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部
和哲學社會科學部，共四個學部[5]。各學部的主要任務，不但要「了解與本學
部有關的各門科學技術的全面情況和發展趨勢，研究並解決開展科學研究工作上
的各項學術問題」，指導所屬研究機構制訂「年度計劃、五年計劃和遠景計劃」
以及學科發展計劃等，還要負責檢查和評價所屬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人才培養等
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各學部的經常性工作由學部常務委員會領導，常委會設
主任1人，副主任1-4人，常務委員2-5人，學術秘書（非學部委員）1人。各學部
另設辦公室，由學術秘書領導。學部設立後，組織召開了許多全國性的學術會議，
參與主持了第一次中國科學院獎金的評選，特別是在制訂我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
遠景規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有意味的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和學部委員在學術方面的領導作用是很有
限的。正如樊洪業先生指出：「中國科學院學部雖然名義上說是對院屬各研究所
實行對口的學術領導，但學部常委只是在頭兩年有些『議事』，未久即形同虛設。
各『學部』的辦公室也迅速蛻變為院機關中的業務行政部門。」[樊洪業，2005]
因此，對於多數學部委員來說，「學部委員」這一稱號主要是榮譽性的。由1957
年增聘的學部委員就是以學術成就為資格標准一事也可概見。

學部委員轉變為一種榮譽稱號，並非學部和學部委員制度的設計者的初衷，
然而有其必然性。在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體制中，科學院黨組、正副秘書長和學術
秘書處（1956年7月撤銷）、計劃局等有關領導機構，具有更大的權威，在許多
具體環節，學部委員的學術領導權很難落實。比如，華羅庚雖然擔任數理學部副
主任和數學所所長，但有時對所務和學術的領導權還不如一些黨員；一些學部常
委還不如學部秘書重要。歸根結蒂，就是黨和知識分子之間還存在隔閡，前者對
後者不很信任。因此，在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之下，學部委員的學術領導作用受
到了限制。尤其在反右和大躍進之後，知識分子政策趨於極端，經過批判資產階
級科學路線和「拔白旗、插紅旗」等運動，11位被打成右派的科技專家被剝奪了
學部委員的稱號[6]，更多的學部委員受到沖擊，被當作批判對象。在這種形勢
下，學部委員的榮譽性都喪失了，更不用說起到什麼學術領導作用了。「文化大
革命」開始不久，學部「被作為所謂的修正主義科研路線的產物，專家路線的產
物，被徹底砸爛了，許多學部委員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批鬥」[7]，不少人
慘遭迫/害/致/死，學部委員的稱號也是名存實亡了。

三、學部的恢復和1980年的學部委員增選

「文革」結束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被提到了「四個現代化」事業的重要位
置。在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之後的第二年，1979年1月，經中共中央同意，學部恢
復活動，學部的原有職權也很快得到恢復[8]。此時，原有的科學技術方面的學
部委員已從172人減員為117人，平均年齡達73歲。因此，增補學部委員，以充實
和健全學部機構成為當務之急。1979年5月，國務院批准了中國科學院關於增補
學部委員的報告，增選工作隨即展開。

中國科學院最初計劃通過增選使學部委員總人數達到300人左右，也就是說
最初計劃新增約185人[9]。但在實際的操作中，為了充實學部，吸收更多中青年
優秀科學家參與學術領導工作，次年學部委員會議又決定擴大增補名額為330人
[10]（薛攀皋，1999；Cao Cong,2004,pp.64-64）。按照《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增補辦法》[11]的規定，全體學部委員會議進行無記名投票，得票超過三分之二
者可以當選，但實際上最後是以得票超過半數者當選，結果新增283名，學部委
員總人數達到了400名。

前已述及，學部制度不同於院士制度。學部委員主要承擔中國科學院不同層
次的學術領導工作，而院士主要是一種學術榮譽，一般不必擔任學術領導工作。
兩者的學術標准也是不一樣的。按照《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增補辦法》規定：
「中國科學院學部是由我國優秀科學家組成。凡研究員、教授、國際工程技術人
員、（或有相當水平者）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在科學技術研究工作方面有重要成
就與貢獻者，可選為學部委員。[12]」注意這里對學部委員的要求是「優秀」而
不是「卓越」或「優異」。

在增選學部委員的同時，中國科學院也開始著手建立院士制度。1980年7月，
中國科學院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向國務院遞呈送了《關於建立院士制度的請示報
告》和《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條例（草案）》。《條例》規定，院
士是給予我國卓越科學家的最高榮譽，是我國最高的學術榮譽稱號，為終身職稱。
《請示報告》還明確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額為200人（包括社會科學方面的院
士），也就是說還不到計劃增選後的學部委員總人數的一半[13]。由此可見，擬
議中的院士學術標准要比學部委員高出不少。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
劃被暫時擱置了。

1979-1980年學部委員的增選工作是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調動廣大知識
分子積極性的形勢下進行的。學部委員增選名額的擴大和學部職能的恢復和擴充
既是這種新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體現，也是中國科學院落實和探索學術領導的新機
制，使優秀科學家參與科學院的領導和決策的一種嘗試。

這是一次學部委員自主的、民主的選舉。1981年1月，中央中央書記處在討
論中科院報送《關於呈請審批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增補名單的報告》時認為，要
增加一些有真才實學的中青年科學工作者進入學部委員之列，學部委員的名額也
可以多一些。但當時科學院領導認為這是學部有史以來首次民主選舉產生新的學
部委員，是按照國務院批準的增補辦法所規定的程序產生的，再增補只能留待以
後解決。結果中央書記處最後尊重這一選舉結果，沒有要求中國科學院對增補名
單進行調整[薛攀皋，1999]。1981年3月，283人的增選名單被國務院批准。經過
此次增補，學部委員的平均年齡為降為62.8歲，其中55歲以下的佔到總數的14%，
50歲以下學部委員有18人，最小的41歲。女學部委員從過去的1人增加到15人。
學部委員分屬25個部門，代表的專業更加廣泛[樊洪業，1999，頁263]。

1981年5月，中國科學院召開了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明確學部委員大會是
中國科學院的最高決策機構，選舉中國科學院主席團，並由中國科學院主席團在
其成員中推選院長和副院長。這是中國科學院領導體制上的一次大調整，是體現
學部委員的學術領導權的一種新體制。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中國科學院試行
章程》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簡則》。根據這一章程，學部的職責主要包括：

1．對本學部范圍內的院屬研究機構實行學術領導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審議
各研究機構的方向、任務和科研計劃；評議研究所的工作；組織、協調、檢查重
要科研項目；組織重要的國內和國際性學術活動；評議或鑒定重要科研成果；評
定研究員和相當於研究員的高級技術人員的職稱；對人、財、物的分配方案和使
用情況進行審議、檢查和提出建議。

2．團結院內外有關科學家，通過各種學術活動，分析研究國際科學技術發
展趨勢，交流研究工作情況，增進相互間的聯系和合作；評議應予資助的基礎研
究和應用基本研究項目，推動本門學科的發展，促進人才的成長。

3．組織有關的科學家，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提出
意見或建議。

4．向學部委員大會或主席團提出年度工作報告。[14]

《章程》還規定：「各學部由本學部委員會議選舉產生學部常務委員十三至
十七人，負責本學部的經常工作。學部常委委員任期四年，連選可連任一次。學
部常務委員會推選學部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幹人。……由學部主任提名，經中國
科學院院長任命，學部可設不是學部委員的副主任一至二人，協助學部主任進行
業務、行政管理工作。學部設學術秘書若幹人，設置精乾的辦事機構。」

按照這一章程，科學院對院部機關進行調整，各學部成為院內重要的學術領
導機構，擁有很重要的職權，因此也要擔負相當繁重的工作任務。以數學物理學
部為例，該部所屬研究機構有29個，各類人員12951人，其中科研人員3700人，
工程技術人員4711人，1976年10月至1980年進行的科研課題有1289項[15]。1981
年5月至1983年，數理學部評議了物理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等4個科研機構，組
織實施了12項重大科研項目，確定了數學、力學、物理學和天文學等學科的發展
政策，審定了院內有關重點課題，還組織了部分科研攻關項目，審定了一批科學
基金，成立了學位評定委員會，初審了博士培養單位和有關導師的資格，開始編
制1986-2000年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組織召開了50餘次學術會議，此外還受國
家科委委託復審了全國自然科學獎的有關項目[16]。如此繁重的工作，使學部特
別是學部常委不堪重負，不少人幾乎成了專職的管理幹部。因此這一制度實施不
久，問題就十分突出，難以為繼。

1984年1月，盧嘉錫院長在中國科學院第五次學部委員大會上的工作報告中
指出：

關於學部委員大會的性質和任務，根據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通過的《中國科
學院試行章程》的規定，學部委員大會是中國科學院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國科學
院主席團是學部委員大會閉會期間的決策機構。但不少擔任學部常委工作的學部
委員多次懇切地提出，希望減輕他們在科學院的行政事務的負擔，更好地發揮他
們的學術專長，多為國家的科技決策提供咨詢意見。同時，在實際工作中也發現，
學部委員和主席團的成員大多數來自院外，要他們對科學院的業務管理工作進行
決策，特別是象幹部任免、經費分配等問題，都要提交主席團會議討論決定，也
確有困難。[17]

對於這些問題，國務院科技領導小組辦公室組織的調查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
經過調查研究之後，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建議：「明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大會
及中國科學院主席團不再是科學院的決策機構，學部委員則仍然是國家在科學技
術方面的最高榮譽稱號。學部委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學術評議和咨詢。中國
科學院主席團的職能是，通過學部委員大會與其他形式，組織學部委員討論研究
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科學技術問題，積極參與這些問題的制定
和咨詢，並對科學院的重大學術問題進行評議和指導。中國科學院實行院長負責
制，院長人選由國務院總理提名，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人大常委會任免」
[18]。這一建議很快得到批准。從此，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體制改為院長負責制，
學部委員大會成為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咨詢機構，而學部委員則是國家在
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榮譽稱號。雖然這一轉變主要是從理順科學院的領導體制著
眼的[19]，但從後來看，這也是由學部委員過渡到院士制的一個重要舉措。盡管
要等到1993年學部委員才改稱院士，但從此，學部委員與通行的院士制度在本質
上並沒有差別，只是稱呼不同而已。

上一世紀80年代初中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確定了我國的科學技術發展的新
的指導方針，這就是「經濟建設要依靠科學技術，科技工作要面向經濟建設」。
198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確提出，「中國科學院的方針應當是：大力加強應用
研究，積極而有選擇地參加發展工作，繼續重視基礎研究。」[20]在這種形勢下，
中國科學院何去何從都成了問題。1987年初，中國科學院提出了「把主要力量動
員和組織到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的主戰場，同時保留一支精幹力量從事基礎研究
和高技術跟蹤」這一新的辦院方針，以適應國家和社會的需求。由於通貨膨脹，
科學事業費增長停滯，科學研究工作面臨十分困難的形勢，科學家的收入相對減
少，普遍出現了「腦體倒掛」現象。據北京市統計局1988年調查，30年工齡以上
的老知識分子，收入都低於同工齡的體力勞動者[李強，1996]。社會上普遍流傳：
「搞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有的高齡學部委員甚
至不得不申請困難補助。這樣一來，學部委員這一「最高榮譽稱號」的價值也大
大貶值了。以上種種，都是學部委員在1980年增選之後又中斷了10年的原因[葛
能全，2002，頁340；Cao Cong, 2004,p.66-67]。

四、 從學部委員到院士制

到1990年，學部委員的老齡化問題甚至比1980年增選時更為嚴重，322名學
部委員的平均年齡已超過75歲。為此，曾經參與組織1980年學部委員增選工作的
錢三強先生於1990年5月給國務院總理李鵬寫信建議增選學部委員[葛能全，2003，
515-516頁]。經李鵬總理同意，同年6月，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向國務院報送
了「關於增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請示」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增選辦法」。
「請示」建議新增學部委員約200人，在增選過程中，要堅持標准，決不湊數。
為了保證符合條件的優秀中青年科學技術專家進入學部委員的行列，「增選辦法」
規定，在各學部的正式候選人名單中，年齡在60歲以下的應不少於三分之一。國
務院在批准這一報告和「增選辦法」的同時，還批准今後增選每兩年舉行一次，
逐步制度化、規范化，計劃到2000年，學部委員總人數不少過750人[21]。

關於學部委員的標准和資格，「增選辦法」提出：「中國科學院學部由我國
優秀科學家組成。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是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
具有崇高的榮譽和學術上的權威性。在某一科學技術領域做出系統的、創造性的
科學成就和重大貢獻，具有突出的科學技術水平的研究員、教授或相當於研究員、
教授職稱的高級科技專家，可增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22]」辦法還確定，
增選工作分為推薦、初選、評審和選舉共四個步驟進行，並制定了有關程序和規
則，選舉結果報國務院批准生效。此次增選歷時一年有餘。經過300餘位學部委
員和43個政府部委、26個省市自治區，共169個研究單位、181所高等院校以及近
100個一級學會的推薦和初選，共產生有效候選人1079名。最後投票選舉出210位
新學部委員[樊洪業，1999，頁339]，其中數理學部38人，化學部35人，生物學
部34人，地學部35人，技術科學部68人。1991年12月26日，增選名單獲國務院正
式批准，不久正式公布。

1990年的學部委員增選是我國院士制度建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此
後，學部委員的增選實現了制度化和規范化，確定了兩年一度進行增選。1992年，
學部大會制定了《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章程》，就學部委員的稱號、選舉程序、
外籍學部委員的選舉程序、學部的職能和任務、學部委員大會、常設領導機構等
作了規定。章程再一次明確每兩年一度進行學部委員增選，並規定每次增選總名
額不超過六十名。各學部的增選名額，由主席團討論確定。至此，由學部委員轉
為院士已呼之欲出，只剩下名稱的變更而已。

關於如何建立院士制度，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國科學院即已提出了明確
的設想。1984年12月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決定，擬在中國建立院士制度，將中國
科學院學部委員稱號改為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執行主席嚴濟慈、吳仲華、
盧嘉錫、武衡、錢學森隨即於1985年1月表示擁護並提出一些建議[樊洪業，1999，
頁360]。前已述及，1980年增選學部委員時，學部委員的學術資格要求要低於擬
議中的院士資格，當時設想第一批院士（包括社會科學）僅為200人，不及學部
委員人數的一半。因此，在學部委員轉為院士制度時，是否將現有學部委員一律
轉為院士，存在較大爭議，也設想了一些辦法。直到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國務
院作出決定，將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從學部委員到院士制
度的轉變才告完成。

應當指出，這一做法雖然避免了許多矛盾，也減少了不少事務性的工作，但
將學部委員一律轉為院士，也就決定了我國院士的規模較大，增選數額也較多，
勢必降低院士的學術資格標准。少數院士的學術表現以及院士增選中的種種問題
與院士稱號的崇高榮譽很不相符。這些問題，近年來隨著全社會對科學技術日益
重視，甚至有日益突出的趨勢。

五、院士規模的擴張與院士制的變異

學部委員經1991年增選之後，總人數創紀錄地達到了528人。此後，中國科
學院院士經過5次增選，每次增選人數都接近60人之譜，至2003年底，中國科學
院院士人數達到688人。

1994年6月，在中國科學院舉行第七次院士大會的同時，中國工程院宣告成
立，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為我國在工程技術科學領域的最高榮譽稱號。1994年，中
國工程院第一批96名院士名單公布，其中30人已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即所謂
「雙院士」)，余為新選院士。次年，中國工程院增選216名院士，院士人數猛增
至309人。1997，中國工程院增選116名新院士；1999年，再次增選113人；2001
年，又增81名院士；2003年，再次增選58名。至此，工程院院士達到了663人。
也就是說，在短短的十年之內，中國工程院院士達到了與中國科學院院士相當的
規模。

從1991年到2003年的十餘年間，我國院士的總數達到了1300餘人，是1980年
增選後的3倍多，大大超越了從1955年到1980年的增長規模。與此同時，隨著全
社會對於科技和教育的重視，院士的身價不斷上漲，院士成為各界追捧的明星。
與此相伴的是院士的官本位化現象。校長、院長和所長等教育和學術機關的領導
乃至政府部門的官員，成了競爭院士頭銜的熱門人物，頻頻當選。院士學術資格
貶值，與不斷增長的院士身價，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現行院士制度的問題日漸顯
露。院士不再僅僅是一種學術榮譽稱號，而逐漸偏離了其本身的意義。這種現象，
或許可稱之為「院士制的變異」。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院士擁有一定的特殊權利。如醫療上享受副部級待遇，這本是體現黨
和國家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照顧，不足為奇的。但在一些院士較少的省市，不但醫
療上，在其他方面院士也享受副部級副省級待遇。院士儼然成為一種新的獨特的
特權階層。至於院士在升遷、工作安排、申請經費、評獎、社會榮譽等方面享有
的
參考資料：http://blog.blogchina.com/jiangeu/4456690.html

❼ 袁隆平為何多次落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不夠資格嗎

袁隆平為何多次落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不夠資格嗎？

這個問題我一直也很好奇，後來查閱了很多資料才發現一些原因，下邊我就簡單的說一下，以下概述可能有些朋友會罵我，但是我還是想說，既然來都來了，我們看完再論也不遲。

或許正如袁隆平老師說的那樣「我不會為了評選院士而改變我的研究方向」。在我眼裡，一個每年拯救上億人口吃飽肚子人就已經是偉人了，至於院士不院士，說真的，專家和教授的名號我想或許會玷污了袁隆平這三個字!目前已經78歲高齡的袁隆平老師還在水稻科研的一線，就沖著這點，就值得我們所有人說一聲「祝福袁老長命百歲」!

❽ 要求批準的請示怎麼寫啊 會的幫忙答下 謝謝了

請示的分類

根據內容、性質的不同，請示分為以下三種：

1、請求指示性請示；

2、請求批准性請示；

3、請示批轉性請示。

請示的結構、內容和寫法

請示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組成，其各部分的格式、內容和寫法要求如下：

1、首部。主要包括標題和主送機關兩個項目內容。

（1）標題。請示的標題一般有兩種構成形式：一種是由發文機關名稱、事由和文種構成。如《××縣人民政府關於××××××的請示》；另一種是由事和文種構成，如《關於開展春節擁軍優屬工作的請示》。

（2）主送機關。請示的主送機關是指負責受理和答復該文件的機關。每件請示只能寫一個主送機關，不能多頭請示。

2、正文。其結構一般由開頭、主體和結語等部分組成。

（1）開頭。主要交代請示的緣由。它是請示事項能否成立的前提條件，也是上級機關批復的根據。原因講的客觀、具體，理由講的合理、充分、上級機關才好及時決斷，予以有針對性的批復。

（2）主體。主要說明請求事項。它是向上級機關提出的具體請求，也是陳述緣由的目的所在。這部分內容要單一，只宜請求一件事。另外請示事項要寫的具體、明確、條項清楚，以便上級機關給予明確批復。

（3）結語。應另起段，習慣用語一般有「當否，請批示」，「妥否，請批復」，「以上請示，請予審批」或「以上請示如無不妥，請批轉各地區、各部門研究執行」等。

3、落款。一般包括署名和成文時間兩個項目內容。標題寫明發文機關的，這里可不再署名，但需加蓋單位公章，成文時間××××年××月××日。

撰寫請示應注意的問題

請示的寫作首先要和「報告」文種相區別。在這個前提下，一要遵守「一文一事」的原則，主旨鮮明集中。二要做到材料真實，不要為了讓上級領導批准而虛構情況，也不要因為沒能認真調查而片面地擺情況，提問題；三要理由要充分，請示事項要明確、具體；四要語氣要平實，懇切，以期引起上級的重視，既不能出言生硬，也不要低聲下氣，客客套套。

例文一 請求批准性請示

關於建立中國工程院有關問題的請示

國務院：

近年來，我國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和有關人士，曾多次提出建立中國工程院問題。

全國政協七屆五次會議和中國科學院第六次學部委員大會期間，不少政協委員、學部委員和工程技術專家，又先後提出提案和建議。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十分重視這一建議。曾就建立中國工程院問題，多次作過批示。根據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批示精神，組成了專家研究小組，經過廣泛調查研究，聽取各方面人士和有關產業部門的意見，進行反復醞釀和討論，形成工程院的初步方案。現就建立 中國工程院的有關問題報告如下。

一、關於建立中國工程院的必要性。（略）

二、關於組建中國工程院的一些原則。

（一）關於名稱（略）

（二）關於中國工程院的性質和作用（略）

（三）關於中國工程院成員的稱謂（略）

（四）關於中國工程院與中國科學院（學部）的關系（略）

（五）關於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標准和條件（略）

（六）關於中國工程院第一批院士的產生及以後的增選制度（略）

（七）關於中國工程院的領導體制及學部設置（略）

三、關於中國工程院的籌建工作及進度安排（略）

以上請示當否，請批示。

附件：中國工程院籌備領導小組名單。

國家科委（蓋章）

中國科學院（蓋章）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例文二 請示指示性請示

關於《會計人員職權條例》中「總會計師」既是行政職務又是技術職稱的請示

財政部：

國務院1987年國發 [1987] ××號通知頒發的《會計人員職權條例》規定，會計人員技術職稱分為總會計師、會計師、助理會計師、會計員四種；其中「總會計師」既是行政職務，又作為技術職稱。在執行中，工廠總會計師按《條例》規定，負責全廠的財務會計事宜；可是每個工廠，尤其大工廠，授予總會計師職稱的人有四五人，究竟由哪一位負責全廠的財務會計事宜，執行總會計師的職責與許可權呢？我們認為宜將行政職務與技術職稱分開。總會計師為行政職務，不再作為技術職稱，比照最近國務院頒發的《工程技術幹部技術職稱暫行規定》將《條例》第五章規定的會計人員職稱的「總會計師」改為「高級會計師」。

以上意見是否妥當，請指示。

××省財政廳（蓋章）

一九××年×月×日

例文三 請求批轉性請示

關於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管理暫行辦法的請示

國務院：

隨著對外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近年來，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不斷增加，為適應改革開放形勢，加強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的管理，特製定了《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管暫行辦法》。

附：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管理暫行辦法

以上暫行辦法如無不妥，請批轉發布執行。

國家旅局（蓋章）

公安部（蓋章）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❾ 大學里碩士點、博士點、院士分別指的什麼還有重點學科是什麼

博士點，也可稱為博士學位（二級）授權學科專業點。教育部官網指出：「從1995年開始，逐步實行新的學位授權審核辦法：新增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和博士點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組織審核和批准。」

碩士點，是指碩士學位授權點，碩士點增列以應用型碩士為主。

重點學科一般是指高校或學術性科研機構，將有限的資源用於某些學科，以實現人才和技術上的突破，在激烈的競爭中佔領專科建設與發展的一席之地，這些專科被稱為「重點學科」。

(9)院士審批擴展閱讀：

一、重點學科具備的基本條件

學科方向：對推動學科發展、科技進步，促進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和國防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學術隊伍：有在所在學科學術造詣高、有一定國際影響或國內公認的學術帶頭人，有結構合理的高水平學術梯隊；

人才培養：培養博士生的數量和質量於全國同類博士點前列；

科學研究：已形成有較大影響的學術特色，取得一定數量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且承擔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的研究項目；

條件建設：教學、科研條件居全國同類學科先進水平，具有較強的與相關學科相互支撐的能力和獲取國內外信息資料的先進手段；

學術氣氛濃厚，國際、國內學術交流活躍。

二、博士點與學位授予單位區別

學位授予單位是指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依據法定職權批准可授予學位的高校和科學研究機構（包含中央黨校）。軍隊系統各級學位授予單位及其學科、專業的審定辦法，由總政治部參照本辦法，另行制定。

依據學位條例，內地任何單位要在某一學科專業授予學位必須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定並取得授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1981年2月頒布的《關於審定學位授予單位的原則和辦法》是審定各級學位授予單位及其學科、專業是否具備授予單位條件的重要依據。